孙中山在天安门广场
    
    　　然而孙中山如今的待遇，只怕比鲁迅还要不堪。台湾已经进入孙中山设计的宪政时期，设计者却被束之高阁、冷藏、遗忘。易智言导演的电影《行动代号：孙中山》，以孙中山为名，其人却非主角，只是一尊废弃的铜像，沉寂于学校的储藏室里，两个国中生试图将其偷出去换钱。这一幕，正有些政治隐喻的意思，不啻是现实的写照。
    
    　　在大陆，孙中山的处境则非清冷，反遭热议。在史料与观念的双重夹击之下，镀金的圣像渐渐褪色，露出凡胎的一面，甚而被指包藏祸心，一身病毒。就我所见，时人谈孙中山，正以贬损为主流，“一国国贼”、“千古罪人”、“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等，加诸孙中山身上，与“国父”、“先行者”的巍峨高冠恰成对照。
    
    　　为什么前后不足百年，孙中山的形象却遭遇冰火九重天?这一方面，可归因于史料的发掘和普及，使孙中山身上的阴暗面，由遮蔽而至曝光，由模糊而至清晰。譬如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当中，孙中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此前我们只知此事与袁世凯有关，成就了他卖国的一大罪名，实则正当袁世凯与日本人苦心谈判、博弈之际，孙中山却在背后补刀：该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人犬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签署《中日盟约》，其内容虽仅十一条，向日本应允出让的国家主权与利益，则超过了《二十一条》。对于盟约真伪，学界尚有一丝疑虑，不过彼时孙中山与日本人勾结，请其提供武力与财力支持以反袁世凯，殆无疑义。1915年2月15日，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在上海《正谊》杂志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对外，有“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之言，似在暗讽孙中山。
    
    

    孙中山在邮票上
    
    　　史料之外，观念的开化，对孙中山形象的反转，更具决定作用。如对手段的反思，对共和的反思，对革命的反思，对苏联的反思，对袁世凯的重估，对清末新政的重估，对陈炯明的重估，对“联省自治”的重估等，皆在一寸一寸弱化、消解孙中山的光芒，甚至动摇了他的根本。盖在一些论者看来，无论革命还是建国，孙中山都功不及罪，辛亥革命的烽火点燃中国之时，孙中山这个美国人(1904年孙中山曾获得美国国籍，这一节，正为批判者所讥评)还在丹佛市一家餐馆打工，他匆忙回国，才是“窃取革命果实”，才是“窃国大盗”;民国肇建，若非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屡屡与袁世凯为难，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也许民主共和早已实至名归，故而言之，孙中山不是民国之源，而是民国的乱源，不是国父，而是国贼。
    
    　　这样的结论，便属矫枉过正。把孙中山从神坛拉下，却不该一脚踹进粪坑，打碎了被神化的正面，却不该在背面妖魔化。矫枉过正的结果，依然是一个片面的孙中山，一个僵化的孙中山，一个单向度的孙中山。
    
    　　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例。他与武昌起义，关系的确不大，然而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翌年发动广州起义，此后十余年间，其人为革命摩顶放踵，奔走万里，坚忍一心，屡败屡战，如此功绩，岂能忍心抹煞。诚然，他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一来规模有限，二来皆归于失败，但是，除了不以成败论英雄，这里还有必要引用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一个精辟论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重要。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劳，即在造势，形成“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的社会心理。革命之势，不仅造就了革命，同样在滋养改革，我们切忌把革命与改革完全对立开来，两者有时正相反而相成，没有革命的压力，哪有改革的动力呢，清末的孙中山们与袁世凯们，恰是一体两面，体制内的改革派(如善耆、端方)，对体制外的革命派甚至不无资助和保护。
    
    　　论及势和造势，不妨说说该如何评价一位政治家。德行、才具、事功等，皆可作为论定的标尺，不过却是枝节，政治家的根本，端在对世界潮流的预判与顺应。正如陈寅恪论学，提出“预流”之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政治亦然。顺潮流而动，尺寸之功，可成伟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图，尽归尘土。
    
    　　伟大的政治家能够“预流”，最伟大的政治家则可开创潮流。老话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还有一种人，可造时势。这正是孙中山所长。他不仅预见了浩浩汤汤的民主与宪政潮流，还为他的国家规划了通往民主与宪政之路。他囿于门户之见，行事不择手段，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推行恐怖，出卖主权等，这些过错与罪责，毋庸讳言，皆可非议，然而就其大节而言，开一时之风气，引一国之潮流，虽九死犹未悔，历百折而不回，正不失为一代伟人。
    
    　　评论历史人物，第一贵在持平，如胡适所云，“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恶一人而不掩其功，爱一人而不饰其过，是非曲直，功过分明，才是论史的第一要义，矫枉过正，显然有违持平之义，本意还原真相，最终却成偏见;第二则在拓宽历史的视界，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把眼光拘泥于一时，而当放眼一世，不要把得失计较于一城一池，而当纵观一天一地，明乎此，即可“预流”，此后再来论史，便不至失之狭隘、偏颇，便可知百年兴亡，大浪淘沙，哪些人，眼下权势熏天，不过沐猴而冠，哪些人，一时惨遭埋没，终将为公正的历史所铭记。
    
    　　就此而言，孙中山在台湾的落寞，如胡适在台湾的落寞，正是他们的成功所在，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俯身化作历史的基石。倘若“总理遗嘱”天天挂在世人嘴边，毋宁是孙中山的失败。
    
    来源：中国经营报

     
     (公大电脑系副教授　李德成)
    
    

    ■美国联邦法院早前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国皆合法，有支持者上街庆祝。资料图片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划时代的判决，在全美国把同性婚姻合法化。笔者作为一名左胶，当然是绝对欢迎。而不出所料，这宗新闻引起本地保守宗教界人士和右翼分子的不满，其中当然以明光社和城邦派的反应最为激烈。
    
    同性婚姻在先进国家逐渐成为事实，绝对是文明的指标，因为婚姻是个人权利，也只是两人的事。容许同性婚姻，绝对没有影响任何人的权利。明光社在面书有以下的言论：「9个法官投票，决定3亿人的婚姻制度······由司法改写婚姻制度，你又觉得香港离开这一日有多远呢？万一在3亿人中有一个bb出世，哪种婚姻制度最理想地保障他？是亲生父母？还是一对陌生男人伴侣？还是妈妈与后母？还是未婚妈妈？还是任何形式无分别？其实讲多嘥气。法官的决定，边到我们这些弱势小市民说三道四，对不对？」
    
    这段文字包藏不少谬误，首先，这九个法官的决定并没有影响三亿人的婚姻制度，因为当中大部份异性恋人士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们还是可以用固有的制度去完成婚礼。即使据同性恋人士最进取的估计，大概有十分一人有同性恋倾向，这个决定最多影响三千万人的婚姻制度。而实际上反对同性婚姻的，大抵都是异性恋人士，而同性恋人士，从来没有表示要反对异性婚姻。
    
    文中同时提到未婚妈妈，可见他们对未婚妈妈也不表赞同，如果依照他们反对同性婚姻的做法，似乎应该要鼓吹未婚妈妈刑事化才成，又或起码要剥夺未婚妈妈对其子女的抚养权。而反对同性婚姻在香港从来不是弱势，否则同性婚姻不会未能在港实行，但这种趋势的确在逆转，正如赞成奴隶制的人会越来越少一样，人类文明还是要进步的。
    
    精英政治与民主的结合
    
    有人说这九位法官创制了新的婚姻法，那我们就要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次法官是依照《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判决于1996年通过的《捍卫婚姻法案》违宪，该法案限制婚姻只可适用于一男一女之间。第五修正案源于英国《大宪章》，主要指任何人不可在没有法律程序下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主审法官认为结婚是自由的一部份而《捍卫婚姻法案》把这种自由无理剥夺了。所以重点是同性婚姻是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因此美国大法官并没有创制法律，而只是基于同性婚姻是否与生俱来的自由作出裁决，这和我们的人大在没有立法程序下以释法创制法律是完全不同。
    
    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国制度的优点，首先，他们由议会议订和修正了一份接近完美的宪法，再由一班精英法官去解释和保护宪法，而这班法官的独立在于他们不会由解释的结果获益，再加上法官终身制令他们无后顾之忧。以精英去保护解释宪法，在于可以保障少数人的利益，如今次的同性婚姻。这种制度，是人类千百年来进化的最高境界，是民主和精英政治的结晶品，我们的制度和他们一比，简直是天国和地狱之别。
    
    来源：苹果日报

    
    1957年的春天，树木欣欣向荣，河水涓涓淌流，南雁北来，众鸟争鸣，大自然异常平静。毛泽东的存在、人们不会安宁，也不可能安然无事，他是一个制造事端、制造祸灾的能手，运动一个接一个使中国万民无一宁日。
    

    他策划让人们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引诱人们发出肺腑之言，以言获罪，划成右派，制造大型的灾难，目标对准了知识分子，不惜一切的下了毒手，造成数百万右派份子，无限制的伤害，死亡之多，令人发指。
    
    一，好心帮助党整风招来大祸
    
    1957年6月8日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提意见协助共产党整风，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多是高智商、高学历、高才能、有专业技术的人士，他们很高兴轻信毛泽东共产党整风的鬼话，为了来日国家的美好、强大、富裕的生活，发出了肺腑之言，真知灼见的协助共产党整风。
    
    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县政府部门、民主党派、各学校、医院和其它事业、商业单位，工厂和其他的单位，很多、很多知识分子，纷纷开会写大字、小字报向共产党提建议，共产党人多次招开会议、大会、小会透导、逼廹人们说出心里的话。
    
    有人说：
    
    ⒈ 我国新闻媒体报导的消息欠真实、刊登很多假广告、特别是假医、假药，伤害人们的健康与生命。更甚者报纸刊登载的虚假新闻，他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心声。
    
    ⒉ 我们地方共产党员干部队伍，作风霸气、凌驾一般人之上、搞一言九鼎，不允许群众说话， 更让人讨厌的事，认人唯亲，拉小集团，互相捧吹，多吃多占，好处全让领导得了。
    
    ⒊ 我们村里共产党支部书记不是好人，他有作风问题，不是一般人的作风问题，霸占许多个农民妇女，按他自己的话说：村里的半数孩子是他生的，群众反应多次，上级不予处理。
    
    ⒋ 共产党员高人一等，入了党才能当官，当了官处处占便宜，生活作风很多处与众人不同、压制他人不敢提意见，严重破坏了共产党风的廉政建设和共产党的纪律。
    
    ⒌中国現在社会人性越来越薄气，道德观念丧失了，更谈不上孝悌忠信。有些家庭连父母也不奉养，甚至于千法百计把父母亲赶出家门，他占了父母的住房，当今社会上有不少这种家庭。
    
    ⒍ 我国城乡差别大，广大基层民众多数是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吃不饱、穿不暖，更谈不上学读书了，这个现象特别明显，村民常说：富人的孩子像个宝，穷人的孩子像个草。
    
    ⒎我国许多山区和穷苦地方的农民、衣不避寒、食不充饥，在夏天任凭蚊虫叮咬，身上多处生疮，严冬常见他们的脚手冻烂了，春季青黄不接，不少的家人外出乞讨，生病也没钱就医，有的人小病待成大病，谁死该谁倒霉。
    
    ⒏我国行政部门办事太慢，拖的时间太长，一件小事也会拖拉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特别是法律部门，不但拖拉时间，还有逼供信的事例，提意见人举出一个例子：东村—个智障人、误当杀人犯抓起来、在监狱关了六年，因问不清楚案情，没有执行处决。真正的杀人犯、因其他案情抓到了，才把他以无罪稀放回家了。
    
    9，共产党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行政管理不懂技术，经常在技术部门瞎指挥，造成许多损失事件，如不懂农业技术，在农村瞎指挥种殖，造成农业大面积减产，农民生活极度困难。
    
     10，许多积极份子就是共产党的侦察情报人员，经常无中生有的打小报告，伤害他人，特别是打击知识分子，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方式方法不同，毁灭中国的文化也够标准了。
    
    11，共产党专制独裁，说你有罪就有罪，没罪可以屈打成招，要人死就死，可以避死你，要人活就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谁敢反对，马上给你个处罚看······.
    
    12，东市，晚秋的一天，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说：”真冷、最近看不到晴天，天气总是阴沉沉的。”（其实他说的是当时的天气，硬说他含沙射影供攻击共产党说阴沉沉的天，应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这些话定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劳改三年。
    
    13，前天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位老太太在街上被汽车闯倒了，无人去扶她。 一位老师说：现在社会缺少道德观念，是见死不救的现象。(这话成了攻击共产党的反动言论。)
    
    14，—位老师说：我们有一些学生入大学后闲气农村父母亲土气。另一位老师接着说：那是轻的，有的老人顷家荡产把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入了党、当了干部以后再不和父母亲来往了，简单说这些人没有孝心。这本来是说闲话，结果给他们上刚上线，说他俩人攻击新社会，划了两个右派。
    
    总之，大家所提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内心的话、是善意的、畅所欲言的、是针对毛泽东领导的这个共产党和他所创建的这套社会制度。 提出批评建议，明确说，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贪腐堕落、道德沦丧、人性丧失、缺少民生意识，这种情况确实的存在，任何人不能否认。
    
    那能想到是诱人上当，结果提意见者却遭到完全相反的结果，最后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鬼点子，己上他的当。 事实给中国社会留下—代人的虚偽，说假话成灾，贪婪无厌，造成中国社会各层的贪污腐化。谈到到劳改场，她回来后告诉说：反右派的情况各所单位都是大同小异，劳改场就是鬼门关，80%的右派死在那里，能活命的右派们太幸福了，以上情况是我划右派同学的陈述。
    
    二，我幸免于难
    
    这个时期我参加农村的医疗队下乡去了，当时我离开了医院是最大的幸运。他们开会提意见的情况，是回来后听说的。我没机会参加任何会议，没有提意见的机会，幸免被划成右派之苦，否则我这个心直口快的人难以幸免。
    
    在80年代，我被聘为文史馆馆员，(馆员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多数馆员有过被划成右派的经历，他们不敢说，如，抗日英雄耿谆，他在各种运动中受到了很多折磨，反右派斗争中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他很怕事，对有关政治事务只字不提。
    
    但是在开会时，大家聚集在一起，多是说的官方爱听的话，晚上有时有些馆员评说一些反右时期的故事。一位原国军连长，他那个连参加洛阳反日军入侵的战役，一天他无意中说：“抗战时期，日本军队进攻洛阳三进三出，已发生了巷战，剌刀見红，双方死人很多，打死不少汉奸，可谓杀人盈城，洛阳保住了。 我们连队守卫洛阳的黄河渡口，战争打了一夜，终于把日本军队击退了。双方死了很多人，黃河水已变成了红色。早上吃饭时、全连只有四个健康人活着，有人已负伤了，我中了一个弹壳，伤势不重，现在这颗子弹壳还在我臀部的肌肉内。其他人都死了，大家很痛心、开始泪流满面、后来大家哭成泪人，饭也没有能吃进去。”
    
    这段话本是抗日历史的事实，在反右派时硬说他美化国民党军队，虚谈成绩，是反动言论。把他划成右派劳改三年，受尽了各种折磨，与他同时进劳改场的人多数死亡了。直到毛泽东死后，他才得到改正，后来聘成河南省文史馆员，按处级待遇。这位文史馆员古文水平不错，我和他谈过中国的历史、文化、经典、古文等知识。也说明当年的国军、军官不是大老粗，更不是盲流伪装的假货，他们确实有真才实学。我在此记录他的一首诗：
    
     “杀 人 狂”
    
    天苍苍 地茫茫，杀人如麻太猖狂，黃河滚滚水色黄。
    
    风潇潇 雨滂滂 受害人们恨断肠 何日清楚杀人狂。
    
    豫西的一位馆员说得更离奇，西安交大有位学生说：“交大迁到西安干什么？在这里大家生活很不习惯。”这本来是无意的闲谈，于是给她上纲上线，说她反对党的迁校政策，反对学校西迁就是反革命，她的话成了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
    
    凡是戴上了右派帽子之后的人有四种处理：处死刑、劳动厂所改造、开除回农村原籍劳动、降职降薪在原单位留作。
    
    三，无知自投右派祸灾里
    
    说话可以招来被划成右派之祸，有人没发言、自我报名成为右派份子，更令人费解，但有一些人就是这类右派。一天河南宁陵 县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李喜阁哭着对我说：俺爹是小学文化，1949年他托人找了一份乡村投递员的工作，我妈和大哥都搬进了城内，二哥、三哥、后来两个姐、和我都出生了，我最小。
    
    反右派时县邮局分了一定数量的右派名额，当时邮局书记找不够这个数目的右派分子，书记问我爹：”老李，咱邮局的右派数目不够，你算一个吧？”我爹很老实又没有文化，他不懂啥叫个右派。我爹说：”党说咋办就咋办。”于是第二天我爹就变成了右派分子，大会斗小会批，有些积极份子对我爹拳打脚踢，这时才他知道这就是右派分子，从此全家人抬不起头来，把我们全家都赶到了农村老家去了，到了农村监督劳动，学校不收右派的子女，哥哥姐姐们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里干活，我爹说：”死活就这一堆了，没有进劳改队劳动改造，够幸福了。”
    
    后来我爹摘了右派帽子，我进入了小学，1978年他的右派得到改正，那时我上初中二年级，我爹退休了，我来接班、到了县邮局营业所，作了一名营业员，这个奇怪到来的右派害了我们全家20多年，是我爹无知带来的祸殃也是人生的最大教训。
    
    在我记忆中右派是人見人怕，孤身只影，重活、赃活、累活要他来干，多数右派出现家庭矛盾，迫于政治压力夫妻离婚，生活苦不堪言，死亡者众多。例如1958年夏季，郑州有个叫吳xx (我记不清楚他的名字) 他听说自己被划成右派分子，给妻子和组织上各写了一份遗书，申明我死了，也拥护共产党、拥护共产主义······当夜服毒自杀，因发现的早、抡救及时未死。众多右派们，直至毛泽东死后，才重見天日，这是历史上巨大的灾难。李喜阁哭着写了一首诗：
    
    痛苦的回憶
    
    太陽發射出痛苦的光茫，月亮為右派群體悲傷，
    
    眾星晨閃爍出憤怒的光。狂風吹不走毛氏的祸殃，
    
    暴雨洗不淨社會的恶狂，冰雪的历史永远不会觀望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