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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美國成爲世界霸主的曲折曆程及國人的常見誤區(圖)

雅美之途



美國白宮和國會

中國同胞裏對美國常見的兩大誤解是：首先美國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的橫財才成爲世界頭號強國的，第二個誤解是美國謀取世界霸權是她一貫的國策。每當我說起美國在上世紀的元年（1900年）就是世界上最爲富有的國家的時候，常引來朋友們質疑的目光。

這篇出自北大曆史系教授王立清的新書的學術長文，爲我們更系統地闡述了美國成爲自由世界領袖的曲折曆程。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也應該是中國相關領域最好的。美國人即使在1890年成爲世界首富後也不願意出頭做世界的領袖，王立清教授稱美國爲“躊躇的霸權”。王教授甚至認爲，美國在成爲世界首富後的半個多世紀裏數次推卸成爲世界領袖的行爲，使世界沒能有效地阻止日本人蹂躏中國和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結論讓中國的反美憤青們聽著可能會不舒服的。

雖然與曾經做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威爾遜總統認爲的美國需積極參與世界事務的觀點相仿，但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施政的早期仍然是維持明顯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歐洲動蕩時羅斯福總統僅是聲援但是長期不願卷入戰爭，只是日本對美國珍珠港的偷襲才把美國全面拖下了水，美國長期對日本的姑息政策結果使火也燒到了自己的身上。這裏必須提及的是密蘇裏出生的杜魯門總統，他是一位奠定美國當今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非常重要的總統，其實裏根是在杜魯門設計的框架下結束了冷戰的。在美國贏得二戰後，杜魯門徹底把美國從立國者信奉的孤立主義變成了現在插手全球事務並且在世界範圍內駐軍的當然領袖。

美國成爲世界領袖的責任也使美國人民付出了沈重的代價。美國遭遇911襲擊後誘發的反恐戰爭，迎來的是法國人一貫的陽奉陰違，當時令美國人非常不爽。我們曾經聊天時談及過，如果美國重返基本上不會發生的孤立主義國策，少參與主義也是現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Rand Paul的部分外交政策。憑借天然海洋屏障帶來的與歐亞大陸相對遙遠的距離，美國管好自己的口岸和控制住恐怖組織可能獲得遠程導彈的能力。那麽美國防止來自中東的恐怖襲擊，總比你法國人或其他歐洲國家人防範幾乎是自家後院的恐怖襲擊來得容易吧。另一方面，美國由于立國先父們設計的政教嚴格分離的政體以及美國對宗教自由的普遍尊重，使得美國本土的穆斯林遠較他們在歐洲的同胞更容易溶入美國的主流社會，這就是爲什麽土生土長的穆斯林在巴黎的恐怖襲擊不易在美國發生的部分原因。

下面來自《美國史研討》的微信公衆號：



按：本期重點推送北京大學曆史學系王立新教授的新作《躊躇的霸權：美國獲得世界領導地位的曲折曆程》，本文已經發表于《美國研究》2015年第1期，同時，王立新教授的新書《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已經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本期將此文推送閣下，由于文章較長，以二戰爲界，將文章分爲上、下兩部分推送。爲便于閱讀，將文章注釋刪去，部分注釋放進正文。

本部分爲上部。

[內容提要] 從19世紀90年代成爲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二戰結束時美國決心接替英國領導世界，美國走過了漫長的半個世紀。在此期間，美國曾不顧其他大國的推舉，兩次拒絕接過領導世界的“權杖”。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實際上是一個躊躇、甚至不情願的霸權。這種“躊躇”與多種因素有關，包括美國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分權制衡的外交決策體制、以自由爲核心的國家傳統和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其中孤立主義者對充當世界領袖可能付出的代價的擔心和警告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不願意領導世界的最重要原因。二戰後美國爲維護世界領導地位所付出的巨大代價證明他們的警告並非杞人憂天，並值得那些豔羨和追求地區與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傾聽。

在2010年的國情咨文中，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聲稱美國不能放棄世界領導地位。然而，在80年前，美國對這一領導地位並不豔羨，盡管它完全有謀取這一地位的實力。美國甚至不顧英國的“禅讓”和其他大國的推舉，在一戰後和30年代經濟危機中兩次拒絕接過領導世界的“權杖”，直到二戰後期美國朝野才決心擔負起領導世界的重任，成爲“世界領袖”。從19世紀90年代成爲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二戰結束時美國決心接替英國領導世界，美國走過了漫長的半個世紀，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經曆了猶豫與彷徨，對扮演世界領袖角色充滿疑慮。這一史實雖然與二戰後美國人領導世界舍我其誰的態度大相徑庭，也與我們通常的印象相反，但確實是曆史上真實發生過的。本文在追溯這一曆程基礎上，闡述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拒絕領導世界的原因，並兼論美國經驗帶來的啓示。

19世紀末美國作爲世界大國的崛起

當1776年7月4日英屬十三個殖民地聯合一致宣布脫離大英帝國而獨立的時候，美國不過是由十三個獨立小邦組成的松散聯合體。1789年聯邦政府成立時，美國還是一個處于世界邊緣、對國際局勢沒有什麽影響的弱小農業國。其人口只有400萬，領土面積90萬平方英裏；而且剛剛開始“共和試驗”，這一試驗能否成功，美國的建國者們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到1890年，美國人口增至6300萬，領土面積360萬平方英裏；美國已經完成工業化，其GDP總量遠遠超出英國，成爲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1905年，美國人均收入也超出英國，並把德國和法國遠遠甩在後面。而到1918年，也就是一戰結束之年，美國的GDP總量比英、徳、法三國的總和還要多。




美國巨大的經濟實力對整個世界構成沖擊。英國著名記者威廉·斯泰德（William T. Stead）在20世紀初敏銳地感受到美國的影響力。他在1902年出版的《世界的美國化》一書中認爲美國“正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並這樣描述美國工業産品和文化對英國人日常生活的影響：

一個普通的英國人早晨從新英格蘭被單中睜開眼睛起床，用“威廉斯”牌香皂和楊基牌安全剃刀刮去臉上的胡須，在他産自北卡羅萊納的短襪上套上波士頓的靴子，紮緊康涅狄格的背帶，從口袋裏拿出華生或沃特伯裏（牌手表，然後坐下來吃早餐。……他吃著由美國大草原面粉做成的面包……來自巴爾的摩的罐裝牡蛎和一小塊肯薩斯城的熏肉，而此時他的妻子則擺弄著一小片芝加哥的牛舌，孩子們則吃著“貴格會”的燕麥。他一邊吃早餐，一邊讀著晨報，這份報紙由美國機器、在美國的紙張上、用美國的墨水印制，並很可能由一位來自紐約市的聰明記者來編輯。……在他的辦公室，當然一切也都是美國的。他坐在內布拉斯加轉椅上，在密西根圓角桌子前用錫拉丘茲打字機寫信，用紐約自來水筆簽上名字，然後用來自新英格蘭的吸墨紙吸幹後，將這些信件放入産自大急流域（Grand Rapids）的文件櫃裏。……當夜幕降臨時，他聽著最新的美國音樂喜劇放松自己，喝一杯雞尾酒或某種品牌的加州紅酒，吃兩片“美國制造”的“小肝泥片”，然後進入夢鄉。

斯泰德還對美國經濟和文化的巨大影響進行了展望，預言“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是“20世紀的潮流”，並宣稱美國的實力和繁榮程度已經足以使它“有權要求獲得英語國家的領導地位”。在那個時代，“英語國家的領導地位”其實就是世界的領導地位。

經濟實力的增加給美國人以極大的自信，一些人士相信美國的“共和試驗”已經成功，並開始思考美國的新角色。卸任不久的前國務卿理查德·奧尼爾（Richard Olney）于1898年3月2日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主張美國應該抛棄華盛頓關于不卷入歐洲事務的孤立主義原則，扮演與大國地位相稱的國際角色。他認爲華盛頓提出孤立政策是因爲美國當時“年輕而弱小”，需要利用自己“遙遠而隔離的地理位置”避免卷入歐洲的沖突之中，以便爲自己“贏得時間”，來“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制度，毫無幹擾地積累足以讓美國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實力”。而現在， “美國已經贏得了時間……它不再虛弱無力,也不再缺少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因此，華盛頓告別演說的准則“不再適用于目前的形勢”，美國不能繼續奉行孤立的原則，滿足于充當“榜樣”，“不光彩地”“逃避大國應該承擔的和崇高地位賦予（美國）的責任”。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伍德羅·威爾遜也認爲，美國的實力已經使其有能力參與國際事務，“一組在125年前擺脫英國統治的小邦，現在已經成長爲一個大國”，特別是美西戰爭“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給美國帶來“迅速的變化”。因此，美國不能繼續與世界事務“保持距離”，“繼續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則”。美國應該“富有遠見”，看到美國的“繁榮和影響正在不斷擴大”，“調整自己以適應新形勢”，“讓新世紀講述一個不同的故事”。在威爾遜看來，美國的共和試驗已經“成功”，“民主不再是一個試驗”，而是“切實可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模式。他在擔任總統後更是明確提出，“孤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不管我們如何選擇，我們都肯定要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威爾遜心中美國應該扮演的“更大角色”是領導世界。

躊躇的霸權：美國對世界領導地位的追求與拒絕

一戰不僅削弱了曾經主導世界事務長達數個世紀的歐洲列強的實力，也沈重地打擊了歐洲的自信心。一戰本質上是歐洲內部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自然使人們懷疑，相互之間進行了人類曆史上最可怕、也最具毀滅性戰爭的國家有何資格自稱“文明”和“先進”？1918年夏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一書的出版似乎成了這種自信心下降的注腳。而美國在戰爭中展現的巨大實力，特別是橫跨大西洋投放軍隊的能力和戰時工業生産能力震駭了歐洲。戰爭結束時，西歐大陸廢墟成片，特別是法國和比利時遭到巨大破壞，整個歐洲等待美國的救助。一戰也導致歐洲主導的舊的國際秩序傾覆，而威爾遜提出的以“十四點”爲核心的新國際秩序計劃不僅得到交戰國領導人的認可，更是受到民衆的熱烈歡迎。備受戰爭蹂躏的歐洲民衆渴望威爾遜能夠利用美國的力量帶來持久的和平，讓歐洲擺脫幾百年來不斷陷入戰爭的宿命。歐洲各國的廣場、街道、車站和公園都出現了威爾遜的名字，牆上的海報則寫著“我們希望威爾遜式的和平”。在意大利，士兵們甚至跪在威爾遜畫像前。“在人們眼中，威爾遜不再是一個普通的政治家，他成了彌賽亞”。英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成員、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對美國的聲望和威爾遜的影響力做出這樣的觀察：

當威爾遜總統離開華盛頓的時候，他在全世界享有曆史上無與倫比的威望和道德影響力。他大膽而深思熟慮的言辭傳到歐洲各國人民的耳中，甚至蓋過了其本國政治家的聲音。敵國的人民相信他會履行與其簽訂的契約，盟友國家的人民不僅把他視爲一個勝利者，還幾乎把他視爲預言家。除了這種道德影響之外，權力的現實也掌握在他手中。美國陸軍無論人數、訓練還是裝備都處于曆史的頂點。歐洲完全依賴美國的食品供應，金融領域美國更是處于絕對支配地位，歐洲欠美國的債務不僅已經超出了其支付能力，而且只有給其進一步的大規模援助才能把歐洲從饑餓和破産中拯救出來。曆史上從未有一個哲學家擁有如此多的約束這個世界上的君主的武器。……我們是多麽好奇、渴望和夢想看一眼這個天命所歸之人的模樣和風度，他從西方走來，將給作爲其文明發源地的古老的父母之邦遭受到創傷帶來撫慰，爲我們奠定未來的基礎。

毫無疑問，一戰結束時的美國在歐洲乃至在整個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用當時一位中國人的話說，“無論政治、經濟、實業、社會、宗教等方面，美國于今已爲歐亞各國之良好模範”，“美國遂成爲天下之救世國”。

而爲了防止德國可能的東山再起，英法領導人也希望美國放棄孤立主義政策，加入歐洲的安全結構中去，成爲遏制德國陣營中的一員。他們擔心的不是美國的力量進入歐洲，而是美國對歐洲的抛棄，也就是重新回到孤立主義路線。法國總理克裏孟梭在接受美聯社記者采訪時呼籲美國人民“放棄遠離（歐洲事務）的傳統做法”，與法國結盟，來共同保衛民主國家的安全。美國擁有的巨大實力和威望以及歐洲的讓權使威爾遜決心爲美國謀求世界領導地位。

在威爾遜看來，美國應該承擔起領導世界維護戰後持久和平的責任。他告訴美國人，美國是唯一有資格擔當領袖角色的國家，“因爲它從世界每一個文明民族中吸收血液，並且因同情和理解而能夠明白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權利、渴望和命運”，因此“是唯一能在組織和平方面對世界進行富有同情的領導的國家”。而且，整個世界也盼望美國的領導，美國如果“不給予這種領導”，“就將是世界上最不負責任的民族”。“世界將會經曆一次情感的倒退，並做出極度心灰意冷的反應，從而導致普遍的犬儒主義”，因爲“人類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指望”。也就是說，美國不僅具有領導世界的能力和資格，同時也具有世界領袖的威望，所缺的不過是決心。威爾遜聲稱，“上帝正在幫助我們”，世界人民在“追隨我們”，“我們應該去領導”。如果美國不去領導，“那麽美國的全部榮耀都會失去，美國的力量也會消散”。直到去世前三個月，威爾遜仍然勸說美國人“抛棄自私的利益，重新制定具有最高遠理想和目標的國際政策，並以此來行動”，並稱“這樣，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回到美國真正的傳統”。

在威爾遜心中，國聯是美國領導世界的工具，通過這一工具，美國可以提供一種全球性的領導但又不會再次卷入歐洲的戰爭中去。不僅如此，通過國聯美國還可以獲得物質上的利益和實際的好處。他在1919年9月聖路易斯的演講中說：“如果我們加入國聯，我可以預言，我們將是國聯的高級成員。金融領導地位將是我們的，工業優勢將是我們的，我們還可以獲得商業上的好處。世界其他國家將指望我們的領導和指引。”一戰結束後，是否支持美國加入國聯在當時成爲是否願意接受領導責任的試金石。

但是，威爾遜讓美國加入國聯、領導世界的抱負遭到孤立主義者的堅決反對。孤立主義者的代表是聯邦國會內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參議員，這些人構成國聯辯論中的“不妥協分子”，其領袖人物是來自愛達荷州的參議員威廉·博拉。他們相信歐洲是一個滋生腐敗、陰謀和專制主義的地方，一直對歐洲抱有深深的警惕，決心恪守華盛頓關于美國不要卷入歐洲政治的准則，擔心國聯那樣的國際組織會成爲歐洲和美國東部親英的金融資本家的工具。博拉強烈反對美國加入國聯那樣的國際組織，認爲組建國聯是將美國置于“歐洲政治風暴中心”的陰謀。加入國聯就是“把自己卷入歐洲所有利害關系之中”，“成爲歐洲動亂和沖突中的一員”。在博拉看來，美國恰當的國際角色是充當“自由的燈塔”，而不是介入外國的紛爭。他堅持認爲喬治·華盛頓的對外政策仍然是美國“國家計劃、目標和使命中至關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放棄它就是對美國人民的背叛”。 “不妥協分子”也反對威爾遜促進民主的目標，認爲這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詹姆斯·裏德（James A. Reed）稱“讓世界民主化是從人嘴裏說出來的最沒有意義的事情”。實際上，博拉等“不妥協分子”爲美國規定的角色是繼續遠離國際政治舞台，僅僅充當世界的道德榜樣，而不是“世界領袖”。國聯大辯論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亨利·卡伯特·洛奇雖然並不反對美國參與國際（歐洲）政治，但堅決反對美國承擔起國聯盟約第十條規定的“保證國聯會員國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義務，稱“美國人民還沒有准備來履行這一任務”，實際上也反對威爾遜追求的通過國聯領導世界的目標。國聯大辯論的結果是美國國會拒絕批准《凡爾賽和約》，拒絕加入國聯，實際上也就是拒絕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



(國聯盟約的遭遇）

在20年代，美國擁有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實力，“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感受到美元的力量，也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在重要關頭可以把美國排除在考慮之外”，它實際上“贏得了英國在滑鐵盧戰役至1914年間以及法國在此前一個世紀時間裏所擁有的那種相對地位”。但是，在整個20年代，共和黨政府奉行有限的國際主義政策，拒絕充當領導世界的角色。沃倫·哈定總統在1921年3月的就職演說中指出，美國“在物質和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彪炳史冊的進步，這本身便表明，我們曆來奉行不介入舊世界事務的政策確屬明智之舉”；美國“渴望在對文明進行道義領導方面獲得崇高的地位”，但是美國不會承擔確保其他國家安全的集體安全義務，美國不會“加入任何永久性的軍事聯盟”，“不能做出任何政治承諾”，美國“對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充滿信心”，但“並不謀求左右舊世界的命運”。在哈定看來，美國恰當的國際角色是充當國際社會的道義領袖而不是政治領袖，作爲“代議制民主的殿堂”，“爲全人類的自由和文明樹立了一個令人鼓舞的榜樣”。哈定稱，他也“認識到隨著進步帶來的各國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世界出現了新秩序”，但是新秩序不是集體安全，不是類似國聯那樣的“世界超級政府”( world supergovernment)，而是裁軍、國際仲裁、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國際法院。哈定後來更是公開宣布其政府“明確地、決定性地抛棄一切加入國聯的想法，……無論是從邊門、後門還是地下室的門”。哈定的就職演說實際上確立了整個20年代美國共和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基調。接替哈定的柯立芝總統在1925年3月4日的就職演說中稱，盡管美國會參與一系列維護和平的措施，但美國將繼續“保持政治上的超然和獨立”，“不會與舊世界的任何利益有牽連”

1929年10月華爾街的股票暴跌引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伴隨經濟危機而來的是極權主義的興起和戰爭。面對這一形勢，美國更是極力回避領導世界走出危機和遏制極權主義擴張的責任，美國對外政策從20年代有限的國際主義滑向全面的孤立主義。

經濟危機爆發後，作爲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和世界金融中心，美國是唯一能在危機中承擔領導責任的國家，實際上世界各國也對美國領導世界經濟走出危機寄予厚望。胡佛政府在經濟領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允許歐洲國家暫緩向美國償付戰債一年，呼籲召開國際會議、通過國際合作來應對危機，但是其經濟政策的主要指向是把美國從世界經濟中脫離出來，“以便讓已經在美國啓動的有助于經濟複興的力量擺脫來自國外的阻礙性影響”。胡佛政府拒絕了歐洲提出的由美國政府向歐洲國家提供貸款的建議，也拒絕了有關放棄保護性關稅的要求。面對日本以武力占領中國東北、破壞《九國公約》和巴黎《非戰公約》的行爲，胡佛政府的反應與在經濟領域的反應一樣：拒絕在維護遠東國際秩序中承擔領導責任。盡管國務卿史汀生從國際秩序完整性的視角來看待日本的行爲，認爲日本的行爲破壞了國際秩序，並主張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以捍衛條約的神聖性，但胡佛總統反對采取制裁措施，認爲遠東危機“主要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沖突”，應主要由國聯而不是美國來應對這一危機，美國的政策是與國聯合作。胡佛稱“這是美國政策的限度”。

1933年上台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曾是威爾遜的追隨者，在擔任總統前被普遍認爲是一位自由國際主義者。與威爾遜一樣，羅斯福相信集體安全和自由貿易原則，認爲美國應該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一戰後曾積極活動，推動國會批准《凡爾賽和約》，加入國聯。但是，作爲一個精明的政治家，羅斯福深知，在美國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和孤立主義深入人心的情況下，國會和民衆強烈反對美國卷入國際事務。他上台後不敢推行國際主義路線，在經濟和外交領域延續胡佛的政策，拒絕通過多邊合作的方式緩解危機。1933年6月12日，由國聯發起的世界經濟會議在倫敦舉行，這是國際社會試圖通過多邊合作拯救世界經濟的重要嘗試，成功與否主要取決于美、英、法等國能否合作，恢複金本位，穩定各國貨幣和國際彙率以及降低關稅，以阻止國際貿易的進一步混亂。當美、英、法代表將要達成穩定彙率計劃時，羅斯福向會議致信，宣稱“對一個國家的繁榮而言，健全的國內經濟體制是比其貨幣與其他國家貨幣兌換比值更爲重要的因素”，“暫時的彙率穩定”不是緩解經濟危機的“正確答案”。這封被稱爲“晴天霹雳般的信件”實際上導致了會議的失敗。1934年2月，美國財政部宣布美元貶值，由每盎司黃金兌換20.67美元降到每盎司35美元，以保護本國工業和刺激出口。同時，美國政府還拒絕削減關稅。這表明羅斯福政府並不想領導世界共同應對經濟危機，而只想通過對經濟和貿易的管制單獨走出蕭條。

經濟史學家同意，華爾街股票的暴跌可能是無法避免的，但大蕭條的深度和危害的程度並非是不可控制的，華爾街的股票暴跌導致曆史上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蕭條在相當程度上與國際社會錯誤的應對有關。美國最根本的失誤是拒絕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承擔領導世界共同走出經濟蕭條的責任。很顯然，在世界經濟越來越一體化的形勢下，國際社會要想走出30年代的大危機，必需有強有力的領導國家來提供公共品，穩定世界經濟。換言之，要想世界經濟穩定，必須有起穩定作用的國家，就像一戰前英國曾經做的那樣。但是一戰後，世界經濟的繁榮主要依賴美國的資本和市場，衰落的英國已經無力發揮世界性的領導作用，願意把制定世界經濟計劃和領導世界走出經濟危機的角色留給美國去扮演。但是，作爲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卻拒絕扮演這一角色。著名經濟史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對此評論說：

這次蕭條波及面這麽寬、程度這麽深、持續時間這麽長，是由于英國沒有能力、美國又不願意在三個方面承擔責任以穩定國際經濟體系，致使該體系處于不穩定的狀況。這三個方面是：一，爲跌價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較開放的市場；二，提供反經濟周期的長期貸款；三，在危機時期實行貼現。……除非某些國家，像英國在十九世紀和截至1913年時所做的那樣，采取行動去穩定世界經濟體系，否則這個體系就不可能穩定。在1929年英國沒有能力這樣做，而美國則不願這樣做。當每個國家都轉而保護它自己的國家私利的時候，全世界的公共利益就遭受到被抛棄、被損害的命運。而這時，所有國家的私利也就隨之受到損害。

如果把世界經濟比喻成一輛車的話，30年代世界經濟體系的不穩定不是因爲英美爭奪駕駛權，“不穩定性看來是因爲一個司機越來越虛弱，而另一個司機對開這輛車又缺乏足夠的興趣。”

在政治和安全領域，面對極權主義的興起和日、德、意等國對國際體系的挑戰，羅斯福政府在第一個任期內與胡佛政府一樣繼續采取鴕鳥政策，拒絕捍衛戰後國際和平機制和幹預德、意、日的擴張行爲。在中日沖突問題上，羅斯福表示贊同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延續了胡佛政府的政策和立場，盡量不觸怒日本，避免外交上的麻煩影響其國內改革計劃。當1933年5月日本開始蠶食華北、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請求美國調停中日沖突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提出這一角色應該由國聯或英法而不是美國來扮演。在歐洲，面對逐漸惡化的局勢和戰爭危險，國會于1935―1937年通過一系列的《中立法》，規定美國對一切交戰國實施武器和軍需品的強制性禁運，禁止美國船只向交戰國運送任何物資，禁止美國人搭乘交戰國船只旅行，禁止向交戰國貸款。《中立法》的目的是通過限制美國的國際商業與金融活動來減少美國卷入歐洲戰爭的危險。

從1937年10月發表“防疫演說”開始，羅斯福開始嘗試改變對國際事務的不幹預政策，試圖通過對公衆的教育帶領美國逐漸擺脫孤立主義，走上通過國際合作制止侵略和維護和平的道路，但收效不大。羅斯福對其演講撰稿人塞缪爾·羅森曼（Samuel Rosenman）說，“當你正在試圖帶領人們往前走的時候，你回頭一看卻沒有人跟著你，這真可怕。”針對1939年的捷克危機，羅斯福雖然呼籲召開國際會議進行討論，但他並不想參與捷克危機的解決。同大多數歐洲人領導人一樣，羅斯福對慕尼黑會議對捷克問題的解決有一種解脫感。

大體言之，在德國入侵波蘭、歐洲大戰爆發之前，除了在拉美實施的“睦鄰政策”外，羅斯福在歐洲和東亞幾乎沒有任何新的外交倡議。盡管羅斯福堅信國際主義理念，但其公開場合的言行更像是一個孤立主義者。亨利·盧斯評論說，在執政的前七年，羅斯福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孤立主義者”，“比赫伯特·胡佛和卡爾文·柯立芝更是一個孤立主義者”，其政策導致“美國未能在國際合作方面實施有效的世界領導”。盧斯的批評雖然有些尖刻，但基本上是符合史實的。

一戰後美國籌劃建立的國際秩序只維持了20年，這與維也納秩序維持一個世紀相比顯然是一個巨大的失敗。維也納會議後國際秩序的穩定不僅因爲歐洲均勢的建立，還由于英國作爲霸權國家對國際秩序的維護。愛德華·卡爾這樣描述英國在19世紀發揮的穩定國際秩序的作用：

19世紀，英國海軍的艦隊不僅保證不發生大規模戰爭，而且也管轄著公海，爲所有國家提供平等的安全。倫敦貨幣市場爲幾乎整個世界確立了一種單一貨幣標准；英國的商業使世界各國普遍接受了自由貿易原則（盡管是不完善的弱勢形式）；英語也成爲四大洲的通用語言。這類情景既是英國霸權的産物，也是英國霸權的保障。它創造了一種世界社會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幻覺，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創造了這樣一種事實。于是，國際秩序運行的假定就被一個強大的國家創造出來。

但是一戰後，衰落的英國已經無力承擔領導世界、維護秩序的任務：英國艦隊已經失去了海上霸權，無力阻止日本對美國的進攻；英國的經濟和金融實力已經不允許其扮演信貸提供者和全球市場的角色，英國自己也轉向貿易保護主義；英國制定國際議程、提供國際制度、組織國際社會解決國際問題的意願和能力也大大降低；在文化領域，美國的大衆文化而不是英國的紳士文化開始在全球傳播並提供了全球文化消費的標准。簡言之，只有美國可以充當世界秩序維護者和全球經濟領導者的角色。而在1918年，“在幾乎一致贊同的情況下，世界領導權被交付于美國。”威爾遜總統也很願意從英國手中接過世界領袖的權柄，但是美國人民和後來的幾屆美國政府卻把這一權柄視爲燙手的山芋而加以拒絕。如亨利·盧斯所言，“在1919年我們擁有一個黃金的機會，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機會去承擔世界領導責任――這是一個放在天下聞名的銀盤子裏遞給我們的黃金的機會，但是我們並不理解這一機會，威爾遜錯誤地處理了它，我們拒絕了它。” 特別是在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盛行，經濟混亂和國際秩序動蕩不安的30年代，世界急需一個發揮團結、協調和領導作用的中心，但美國卻擁抱孤立主義，不願成爲這一中心，導致國際領導角色的缺失。其結果就是經濟危機的加深、國際秩序的混亂和世界大戰的爆發。





美國西點軍校和五角大樓

下面來自《美國史研討》的微信公衆號：



按：本期重點推送北京大學曆史學系王立新教授的新作《躊躇的霸權：美國獲得世界領導地位的曲折曆程》，本文已經發表于《美國研究》2015年第1期，同時，王立新教授的新書《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已經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本期將此文推送閣下，由于文章較長，以二戰爲界，將文章分爲上、下兩部分推送。爲便于閱讀，將文章注釋刪去，部分注釋放進正文。

本部分爲下部。

[內容提要]從19世紀90年代成爲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二戰結束時美國決心接替英國領導世界，美國走過了漫長的半個世紀。在此期間，美國曾不顧其他大國的推舉，兩次拒絕接過領導世界的“權杖”。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實際上是一個躊躇、甚至不情願的霸權。這種“躊躇”與多種因素有關，包括美國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分權制衡的外交決策體制、以自由爲核心的國家傳統和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其中孤立主義者對充當世界領袖可能付出的代價的擔心和警告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不願意領導世界的最重要原因。二戰後美國爲維護世界領導地位所付出的巨大代價證明他們的警告並非杞人憂天，並值得那些豔羨和追求地區與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傾聽。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美國決心謀求世界領導地位

二戰的爆發極大地警醒了美國，也使羅斯福決心帶領美國走上國際主義的道路。但是羅斯福政府提出的援助英國和蘇聯的政策倡議遭到以“美國第一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爲代表的孤立主義勢力的堅決反對。從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國際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圍繞美國是否應該援助英國和蘇聯、幹預歐洲的戰爭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孤立主義者仍然相信美國優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其安全，歐洲戰爭不涉及道義問題，美國沒有必要進行幹預，援助英國和蘇聯只會把美國拖入戰爭。日本偷襲珍珠港宣布了孤立主義的破産，威爾遜的自由國際主義思想獲得了主導美國對外政策的“第二次機會”。到戰爭後期，美國領導世界重建國際秩序的主張開始爲美國民衆廣泛接受。1943年3月，“全美基督教會聯邦理事會”（Federal Council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又到了選擇其國際角色的關鍵時刻，“如果我們選錯自己將要扮演的角色，那將比以前更是全人類的不幸”。而新的國際角色就是“世界領袖”。聲明稱：“只有美國承擔起領導責任，新的國際秩序才能建立起來，因爲美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有能力對世界局勢的塑造産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要想讓未來不重演過去，美國必須承擔責任，采取與其實力和機會相一致的建設性行動。”1945年12月19日，杜魯門在致國會的特別咨文中明確提出美國要充當世界領袖：“不論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大家都必須承認，我們贏得的勝利已經把領導世界的持續重擔放到了美國人民身上。世界未來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是否表現出真正有決心繼續在國家間發揮領導作用。”《生活》雜志一位普通讀者的來信也表達了類似的思想：

“美國人民現在已經意識到，我們對永久和平與經濟穩定的根深蒂固的希望要求我們接受在國際陣線中承擔世界領袖的責任。我們已經做好准備接受這一責任，並准備好用源自我們開拓精神的遺産中所有的勇氣和堅定來履行這一責任。”

這說明朝野在美國承擔起領導世界的責任方面已經達成了共識，美國最終確立起領導世界的決心。這一轉變無疑與美國實力地位的變化有關。戰爭結束時的美國擁有無與倫比、首屈一指的巨大實力。人類曆史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從未出現過這一局面：一個國家像巨大的磁鐵那樣吸引了全世界的智力、財富和目光。軍事戰略家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Wolfers）1946年的一番話概括了當時美國的國際地位：

“這個國家在世界各國中間處于獨一無二的地位――事實上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地位。如果說，這個國家由于具有海空軍的優勢，因此在原子彈發明以前就已經在極大程度上可以免遭進攻的話，那麽對這一威力無窮的武器的獨家擁有已經讓整個世界的城市和生産中心，包括強大的蘇聯聽憑我們和平意圖的擺布。曆史上從未有過所有其他大國如此依賴一個主要大國的時代。”

《時代》周刊引用丘吉爾的話說：“在這一時刻，美國站在世界的頂峰。”



?(1941.12.07 珍珠港)

但是，光有實力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運用這一實力的願望和決心。一戰後美國也具有世界其他國家無與倫比的實力，英、法等歐洲大國也甘願把領導權交給美國，但是美國卻拒絕接受，因爲美國國會和民衆缺乏領導世界的意願。二戰後美國領導世界的決心的確立與二戰的經驗和教訓密切相關。

首先，二戰改變了美國的國家安全觀念，新的安全觀要求美國必須通過參與國際事務以塑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來保障美國的安全。在二戰前，美國用“國防”（national defense），而不是“國家安全”來指稱安全問題，其含義是保衛美國本土、海外屬地和西半球免遭外國的軍事進攻。而二戰後，“安全”的含義不再僅僅是軍事意義上的免遭進攻，還包括保衛美國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完整以及國際貿易、金融和能源體系的穩定，因爲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二戰的爆發即源于大危機、經濟區域主義和國際金融與貿易體系的崩潰。同時，安全的地理範圍也擴大爲全球性的，世界任何地區發生的事件都關系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因爲美國卷入二戰這場全球性沖突本身已經使美國的利益“全球化”了。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在戰時曾言，“過去我們滿足于西半球防禦作爲我們安全的基礎，現在再持有這種想法似乎就行不通了，我們現在關心整個世界的和平。”在這種安全觀指導下，使用美國軍隊的地理界限不存在了。海軍部長詹姆斯·福裏斯特爾（James V. Forrestal）在1945年衆議院作證時說，美國決心使用美國的“力量”去應對“世界任何地方出現侵略”。美國實際上“是用一個無限的、意識形態化的和去領土化的美國安全定義來代替一個基于國際體系權力分配之上更加傳統的安全概念”。當二戰把美國的安全從單純的國土安全擴展到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安全的時候，它就不能僅僅通過國土防禦和避開國際事務來實現，而需要美國動員其全部的資源參與國際事務，影響海外事態的發展，並建立一個有利于美國制度生存與繁榮的國際環境，而改變和塑造國際環境當然需要美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和領導。

其次，二戰醞釀和爆發的曆史使美國相信，世界上會出現企圖征服和奴役世界的狂妄獨裁者，對美國的自由和安全構成威脅，而對這些獨裁者的侵略行爲不能姑息，必須予以堅決的遏制和回擊。希特勒、墨索裏尼和東條英機被美國視爲威脅美國自由的專制惡魔，他們的出現使美國深切地感受到自由和民主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安全。二戰被視爲討伐獨裁者的戰爭，是一場善惡之戰、民主與專制之戰，美國承擔著消滅專制惡魔、捍衛自由的責任。美國人慣有的黑白二分的摩尼教式思維方式極大地塑造了美國對二戰的理解，同時二戰的經曆又強化了這種黑白二分的世界觀。既然世界上存在自由的敵人，那麽美國就不能袖手旁觀。由于英法在慕尼黑會議上以犧牲捷克領土爲代價的讓步不僅沒有帶來和平，反而進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擴張欲望，因此美國領導人在二戰後堅信，獨裁者和侵略者是不能姑息和綏靖的，對任何侵略行爲都必須給予堅決回擊。于是，妥協和讓步被同于放棄原則和綏靖，而強硬幹預，包括軍事幹涉則被視爲美德。此即“慕尼黑教訓”。慕尼黑教訓極大地激發了美國戰後領導世界和實施對外幹涉的意願。

第三，二戰給美國留下另一個深刻的曆史教訓，那就是中立無法使美國遠離戰爭，孤立主義無法保證美國的安全。二戰後，美國輿論普遍相信，美國沒有加入國聯，拒絕通過國際制度和機制與愛好和平國家合作，間接導致了30年代極權主義的興起和二戰的爆發，犯下了大錯誤。爲了避免30年代悲劇的重演，美國必須承擔國際義務，通過參與國際合作，甚至領導世界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早在1941年2月，亨利·盧斯就提出：

“在國家政策領域，美國的根本問題過去一直是而且現在仍然是：當他們的國家在20世紀成爲世界上最強大、最重要的國家時，美國人卻未能從精神上和實際行動上使自己適應這一事實。因此，他們沒有能夠扮演作爲一個世界性強國的角色――這種失誤給他們自己和整個人類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挽救這一失誤的辦法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我們作爲世界上最強大、最重要國家的責任和機會，並隨之爲了我們認爲合適的目的，使用我們認爲合適的方式，向世界施加我們的全部影響。”

1942年5月30日，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在阿靈頓國家公墓演講時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美國人民在上一次戰爭結束的時候被賦予了通過參與國際組織分擔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以實現其偉大理想的機會……但是這一機會被拒絕了。……在1920年及其以後的歲月裏，我們作爲一個民族不僅經曆了物質上極端自私的時期，而且令人難以置信地盲目。……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我們正在收獲由于我們自己的愚蠢和缺乏遠見而帶來的苦果。……我們能做什麽來糾正過去20年的錯誤？……眼前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們必須堅決徹底地消滅邪惡之人以及他們設計的罪惡制度……並（在戰後）領導世界建立一個可以保障不虞匮乏的自由的世界秩序。”

羅斯福在1944年1月11日的國情咨文中提醒美國人絕不能“重複鴕鳥式孤立主義的悲劇性錯誤”。

在1945年1月20日發表的第四次就職演說中，羅斯福再一次指出美國“用可怕的代價換取了若幹教訓”，其中之一就是必須參與國際事務，通過國際合作來保障美國的安全和利益。



(富蘭克林·羅斯福像)

通過參與國際合作和承擔國際義務來促進美國安全和世界和平在當時不僅是民主黨的主張，很多共和黨人也開始服膺這一思想。共和黨領袖、1940年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大力宣傳“天下一家”（one world）的觀念, 並于1943年4月出版了同名書籍。在該書中，威爾基提出交通和通訊技術已經打破了空間的距離，世界各國人民是休戚相關、相互依賴的，都渴望和平和繁榮的生活，美國必須放棄孤立主義和帝國主義，爲國際合作樹立一個典範。他認爲美國領導世界的時機已經成熟，美國不能規避對世界的領導責任。威爾基在書的最後指出，美國面臨“有史以來最具挑戰性的機會――幫助建立一個世界各地的男人和女人們都能在獨立和自由的鼓舞下生活和成長的新社會”。該書被認爲是那個時期最能代表威爾遜國際主義思想的著作，出版後四個月就發行達150萬冊，成爲當時美國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連續四個月高居紐約時報最暢銷書籍之首。

與威爾基《天下一家》同年出版的另一部暢銷書是沃爾特·李普曼的《美國外交政策：共和國的盾牌》。該書從另一個角度――地緣政治和現實主義的視角論證了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性。李普曼在書中雖然對威爾遜主義提出了批評，認爲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維護共和國的安全，而不是進行十字軍式的道德討伐和輸出民主，但該書同時也激烈批評孤立主義思想。李普曼指出，19世紀美國以孤立求安全是一個幻覺，“這個國家一直生活在虛幻的孤立狀態”，自以爲門羅主義保障了這種孤立，沒有認識到門羅主義的施行和西半球的安全實際上是“依賴于英國海上力量的支持”。他指出，“長達一個世紀的不勞而獲的安全（unearned security）對我們國家的思想習慣造成一種影響，就像曾經懶惰地享受不勞而獲的收成對一個勤勞祖父的後代産生的那種影響一樣，它使我們忘記了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贏得安全和自由，就像人不得不靠自己的努力去謀生一樣。”戰後美國需要加入“大西洋共同體”(Atlanticcommunity)，成爲其中的一員以維持歐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敵視美國的國家控制西歐。李普曼試圖告訴美國人，任何國家控制整個歐洲都是對美國安全的致命威脅，美國“在歐洲的首要利益是歐洲不能出現有能力進攻歐洲大陸以外地區的強權”。戰後美國必須通過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和大國合作，包括與英國和蘇聯結成“核心同盟”（nuclear alliance），來保衛美國的安全，“世界秩序的維護依賴于這一核心同盟”。該書發行50萬冊，在當時廣爲流傳，《讀者文摘》雜志稱其是“爲一代美國人撰寫的最重要的書籍”。他的大西洋共同體觀念、美國安全與西歐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思想開始被接受。在主張美國積極參與事務和領導世界方面，現實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殊途同歸。

二戰結束前後，參與國際事務、加入國際組織已經爲絕大多數民衆所接受。在1941年5月，只有37％的美國人支持加入戰後類似國聯那樣的國際組織，而到1945年3月，這一數字上升到是81％，而且基本上沒有地區差異，同時83％的受訪者認爲美國加入國際組織非常重要。1920年美國參議院在對國聯盟約最後一次表決時，投票結果是49:35比批准條約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少了7票。而25年後的1945年7月28日，參議院在表決《聯合國憲章》時的投票結果是89:2。由此可見美國人觀念的變化和國際主義的勝利。正如副總統亨利·華萊士所言，“現在，世界各國終于有第二次機會建立持久的和平體系――那種伍德羅·威爾遜曾試圖建立，但由于世界沒有做好准備而沒有建立起來的體系”。

太平洋戰爭前的堅定孤立主義者、資深共和黨參議員阿瑟·範登堡思想的轉變深刻地反映了美國人國際思想的變化。範登堡1945年1月10日在參議院的演講中說：

“坦率地講，我過去一直是相信美國可以依賴自己保障安全的人之一。……現在，我不再相信今後任何國家僅僅依靠自己的行動就可以免遭攻擊。……我們的大洋已不再是能夠自動保護我們這一城堡的護城河。……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幸到來的話，那麽它將開啓可怕得難以想象的死亡實驗室，我建議在我們的能力所及範圍盡一切努力讓這種實驗室永遠關閉。我希望最大程度的國際合作……以確保敦巴頓橡樹園基本理念的成功。”

《生活》雜志稱，範登堡思想的改變標志著“美國作爲世界大國時代的來臨”。

簡而言之，二戰後，在美國社會，不分職業、地域、政黨、宗教和族群，形成一個共識：孤立主義結束了，國際主義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指針，美國將是國際事務的完全參與者，並將運用其巨大的力量去領導和影響世界。這成爲美國外交思想的“新正統”（new orthodox）。美國因此由“大國”（great power）變成試圖塑造世界局勢和領導世界的超級大國（super power）。

美國爲什麽躊躇？

如上所述，與二十世紀後半期頻繁的對外幹涉和全球主義外交不同，美國在1942年以前實際上並沒有執行與其實力相稱的積極的對外政策，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是相當有限的。美國經過半個世紀的躊躇和搖擺，才把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爲全球性的政治權力，確立起領導世界的決心。美國在面對世界領導地位誘惑時的“躊躇”與多種因素有關，包括美國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分權制衡的外交決策體制、以自由爲核心的國家傳統、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以及對領導世界可能付出的代價的擔心。

在美國看來，不卷入歐洲紛爭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使美國在1812年美英戰爭後享受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免費的安全”（free security）。雖然20世紀軍事和交通技術的進步已經使兩大洋作爲美國安全屏障的價值大大降低，但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多數美國人仍然相信美國遠離歐洲的地理位置使美國不用卷入歐洲的事務就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而當總統試圖推行積極的對外政策、讓美國承擔國際責任的時候，通常是國會對總統的政策構成掣肘。從一戰時起，國會就成爲孤立主義的大本營，來自中西部的共和黨參議員具有強烈的地域主義傾向，看不到美國參與國際政治的必要性，把總統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視爲東北部銀行家的陰謀，利用參議院的享有的外交權力多次挫敗總統的外交倡議。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反國家主義（anti-statism）觀念和自由的傳統使聯邦政府長期以來比較弱小，限制了聯邦政府推行幹涉主義政策的能力。沒有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美國實際上是無法扮演領導世界的角色的。自獨立以來，美國人就把美洲新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分離開來，把自己描繪成自由、民主、平等和進步的“新世界”，而歐洲是“舊世界”，盛行君主制、貴族制和等級制，充斥著貧富分化、階級矛盾和無休止的戰爭，是美國的對立面，純潔無暇的美國不能卷入歐洲的紛爭中，與腐敗、墮落的“舊世界”同流合汙。這種獨特的自我認知支持美國與歐洲主導的國際體系相分離， “一直使美國像是一個倦怠的巨人，……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一個完全的、積極的角色”。30年代後期，當歐洲再次陷入危機、爭鬥、混亂和戰爭的時候，厭憎歐洲的情感和不管歐洲閑事的心理變得越發強烈。

從這一時期孤立主義者的言論來看，他們最大的擔心是充當世界領袖可能付出的代價。這裏的代價不僅是美國人的生命損失和物質付出，還包括卷入外國紛爭和充當“世界警察”對美國民主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可能帶來的損害和威脅、民衆稅負的加重、國家權力的膨脹、公民自由的喪失以及外國對美國的嫉妒和仇恨。

在孤立主義者看來，充當世界領袖，過多地卷入外國，特別是歐洲的事務會導致“舊世界”的腐敗和墮落腐蝕美國民衆的品德，使美國卷入外國的陰謀和羅網之中，從而威脅美國的民主制度。早在1793年，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就曾警告說，“對一個共和國來說，外國的影響是希臘人的木馬。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地把這種影響排除掉。不能設想這種影響只會采取直接賄賂的粗放的方式。它會影響我們的感情，塑造我國的偏見，制造我國對某國的偏愛，以贏得支持，而這是最危險的。”在1919年的國聯大辯論中，博拉認爲美國加入國聯、卷入歐洲政治的結果將是失去自己的美德和自由的精神。他說：

“你不可能把一個真正共和國的那些傑出美德與舊世界嘈雜的、毀滅的力量混合在一起後還能保持這些美德。你不可能把一個以自由爲根本原則的政府與一個以武力作爲首要法則的政府捆綁在一起的同時還希望保持前者。此二者永遠是相互沖突的。……你很快會消滅自由的氛圍，消滅對大衆自治能力充滿信心的環境，而只有在這樣的環境裏，民主才能夠生長。我們可能成爲世界上四大獨裁者（指國聯理事會的四大常任理事國美英法日――引者）之一，但不再是我們自己精神的主人。如果我們去尋求對世界的主導，與其他國家分享控制世界的榮耀，但卻失去作爲民主之魂的對人民的信任感，我們作爲一個民族能得到什麽呢？”

洛奇在國聯大辯論中也稱“美國是世界的最佳希望，但是如果你讓美國因與其他國家的爭吵而陷入利益的紛爭之中，如果你讓她卷入歐洲的陰謀詭計之中，你將會消滅她擁有的善的力量（powerful good），威脅她的生存。”

孤立主義者普遍相信，卷入國外的紛爭，“過多地幹預霍布斯式的國際政治世界會腐蝕和破壞美國人民在國內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的秩序”。 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獨立日演說中那段著名的警告被孤立主義者奉爲金玉良言：

“（美國）一旦投入到其他國家而不是自己國家的旗幟之下，……那麽她就會卷入因爭奪利益、陰謀、個人的貪婪、忌妒和野心而導致的、卻以自由的名義或盜用自由的標准而進行的戰爭之中，……她可能會成爲世界的獨裁女王並失去自己的精神。”

不僅如此，奉行對外幹涉的國際主義路線，特別是卷入外部的戰爭還會使總統和行政部門獲得無限的權力，從而破壞美國的憲政體制，威脅美國的公民自由；領導世界和對外幹預需要一支規模龐大的常備軍，從而大大增加軍人的權勢和影響；而維持常備軍、卷入外部的戰爭和承擔國際義務都會導致高稅收、巨額國債和財政赤字，增加人民的負擔。參議員阿瑟·範登堡在1941年3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當（關于租借法案的）投票結果宣布的時候，我感到我正在見證共和國的自殺”，租借法“意味著美國將增加成百上千億美元的公共債務”，“意味著我們民主制度的終結”。羅伯特·塔夫脫則在1941年5月警告說，卷入歐洲的戰爭將會導致總統和行政部門被“賦予無限的權力”，“在目前已經巨大的債務負擔上再增加巨額戰債”，最終將“非常可能摧毀美國自由賴以建立的整個自由企業制度”和“美國這裏的民主”。珍珠港事件前最有影響力的孤立主義者、航空英雄查爾斯·林白則在1941年9月的演講中直接抨擊羅斯福“利用戰時緊急狀態在美國曆史上首次獲得第三任總統任期”，利用戰爭增發數十億美元的國債，“利用戰爭限制國會的權力，爲總統和他任命的人實施獨裁權力尋找依據”。

珍珠港事件後，一些孤立主義者雖然支持美國的戰爭努力，但仍然警告美國不要充當世界領袖，卷入外國的紛爭中去。1944年12月19日，資深參議員傑拉爾德·奈在向參議院發表的告別演說中指出美國應該把戰爭打下去，直至獲得最終的勝利，但他警告說，這場戰爭不會把美國帶入一個“黃金時代”，而是會給美國帶來沈重的負擔和種種麻煩：“我們的人民將承受數目巨大、甚至可能超過3000億美元的債務負擔；我們將擁有一支由權力欲望沒有止境的軍官指揮的常備陸軍，這只陸軍將駐紮在首都各處並使我們國家整個教育體制軍事化；我們將擁有一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占據海洋並消耗巨大的花費；我們將卷入盟友間的每一次爭吵，因爲他們深知有必要利用我們的力量在爭吵中占據上風，同時我們與他們之間也會發生直接的矛盾；而當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們從一開始就會卷進去。”

孤立主義者還警告說，一旦美國成爲“世界領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就會紛紛通過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來尋求美國的支持，拉攏媒體、賄賂政客、對美國政府進行遊說，把華盛頓變成各種陰謀詭計的策源地，美國也會因此卷入外國的陰謀中去。美國將不再是“山巅之城”，而是“奧吉亞斯王的牛廄”（Augean stable）；不再是自由的燈塔，而成爲帝國的首都。正因爲如此，美國絕不能充當世界的領導者。範登堡在國會演講中稱：“我們對世界各地遭受外國和本國暴行的受害者充滿同情，並感同身受，但是我們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的保護者或世界警察。”而通過樹立民主的典範、不受歐洲各種弊病的汙染、保持美國的純真與超然，美國就可以對世界進行道義的領導，爲和平與進步做出貢獻。比爾德1940年指出，美國“長期以來被認爲是世界各地被壓迫者的避難所”，“爲勞苦大衆提供了一個沒有龐大常備軍、巨額債務和高稅收的國家的典範”, 美國應該繼續充當這一典範，“滿足于對人類進步事業提供忠告”的角色，“在任何情況下避免以任何方式與外國結成聯盟，幹預或卷入外國事務”。

後來的曆史證明孤立主義者的擔心並非是杞人憂天。戰後美國以“自由世界領袖”身份進行的幹預雖然沒有帶來暴政，但確實導致了行政權力的急劇擴大、龐大常備軍的出現和民衆稅負的加重，而龐大的軍事-科學-工業複合體的興起對美國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構成嚴重威脅。冷戰時期，美國出于維護美國領導地位和領袖信譽的需要，卷入多場有限戰爭，導致美國付出巨大的物質代價和生命損失，特別是對越南的幹涉不僅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的實力，損害了美國的國際聲望，而且導致美國國內社會的巨大分裂。對外幹預也使美國卷入國內外的各種陰謀、欺騙與羅網之中，美國國內政治生活遭到嚴重腐蝕，聯邦政府的道德在尼克松時期幾近破産。水門醜聞所揭露出的總統對權力的濫用和對公民權利的踐踏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沈重打擊了美國人對美國政府乃至其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和價值觀的信心，美國已經處于約翰·昆西·亞當斯所警告的“失去自己的精神”的邊緣。冷戰後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維護極大地加重了民衆的負擔。根據美國卡托研究所1997年發布的一項報告，美國1995年的軍費開支是2650億美元，相當于每個美國人每年承擔1000美元的軍費開支。而在這2650億美元軍費開支中，北約的開支約爲600-900億美元，美國用于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盟友的開支約爲350-400億美元，美國用于波斯灣地區盟友的開支約爲400億美元，合計在1350-1700億美元之間。也就是說，美國超過一半的軍費用于承擔全球範圍內的安全義務，也就是用于維護美國的領導，這些安全義務實際上與美國自身的安全並沒有直接的關系。而其他國家只關注自身的安全，軍費開支很少。1995年法國的軍費開支是405億美元，德國是340億，英國是345億，日本是538億，韓國盡管面臨朝鮮的直接威脅，其軍費開支也只有143.6億。美國的軍費開支比這些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在美國國家安全和至關重要利益沒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265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無疑是美國爲維護全球領導地位而付出的高昂代價。而這一代價還不包括美國卷入海外戰爭、充當所謂的“國際警察”和實行人道主義救助（如在索馬裏）導致的美國人生命損失。實際上，基地組織對美國發動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以及伊斯蘭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區對美國的仇恨在相當程度上與美國作爲世界資本主義中心和西方世界領袖的身份有關。而伊拉克戰爭造成的美國人的生命損失和經濟衰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爲其世界領導地位付出的代價。

結語

世界領導地位無論對個人還是對一個國家而言都是極有誘惑力的。而對一個新興強國來說，這一誘惑幾乎難以抵禦。正如美國曆史學家孔華潤所言，“一國一旦獲得向世界遙遠地區投射力量和幹預其他民族事務的能力，那麽至少在其領導人因災難而變得清醒抑或其能力消退之前，這種施展力量的誘惑幾乎難以抗拒。”但是，領導地位從來不僅僅意味著權力和榮耀，它還意味著責任和負擔，以及成功的領導所需要的眼光、能力和品德。而莽撞和傲慢的領導則可能會給領導國帶來孔華潤所說的“災難”。1953年10月，卸任不久的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這樣闡述美國作爲“自由世界領袖”的責任：

“領導一個自由國家的聯盟需要制定足夠寬廣的目標和政策，以兼顧整個集團的利益，或至少是集團至關重要的根本利益。領導者還需要具有最深切的道德責任，他應該是一位受托人，其利益既不能只局限于個人，也不能過于狹隘，而必須包括他所領導的所有國家的利益。……領導地位還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它意味著領導國的政治家要想贏得其他國家的信賴就不能屈從于國內政治的需要。……領導地位的本質是對問題的成功解決和目標的成功實現，只有這樣才會讓被領導者感到你非常重要。領導地位還需要謙遜和禮貌。……這或許是命運爲我們准備的對我們美利堅文明的最高考驗。”

從一戰到二戰，美國人把這一“考驗”推遲了四分之一世紀。二戰後，美國人相信自己已經做好了迎接這一挑戰的准備。但即使如此，領導世界仍然讓美國在冷戰和後冷戰時代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在當代，領導國至少需要扮演三重角色：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國際警察、提供資本和發展援助的國際銀行家以及在發生危機和災難時提供救助的國際慈善家。其中的任何角色都需要領導國做出物質上的犧牲，甚至生命的付出。盡管孤立主義者未能阻止美國在二戰後追求世界領導地位，但他們對領導代價的警告仍值得那些豔羨地區和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傾聽，美國的教訓更值得汲取。

全文完

黃永勝之子談當年中南海最大的鬥爭 組圖

作者：黃春光
 
中央高層到底是怎麽回事?要注意什麽?周恩來說：正確對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潛台詞是，對待江青的態度，就是對待毛的態度，就是對待文革的態度。後來總理跟黃、吳、李、邱講的，處理好毛、林、江的關係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應該說，對于毛和江之間的關係，總理還是比較明白的，中南海外邊的人就不清楚了，總覺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黃永勝與妻子項輝芳
 
黃春光，湖北鹹甯人，1943年出生于晉察冀根據地。文革前爲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1968屆畢業生。文革中，曾擔任西安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後入伍，先後任參謀、副科長、副團職副主任。其父黃永勝由廣州軍區司令員調任總參謀長後，黃春光與聞並接觸了文革前期軍隊高層的一些情況。「九一三」事件後，黃春光被作爲重大嫌疑人關押四年。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視角，對人生和親曆、親聞、親見的一些曆史片斷做一回顧;同時參與訪談中的邱會作的兒子邱路光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也作爲插話收錄其中，對研究那段曆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小時候，我跟在父親身邊生活了4年。當時都是父母帶著，跟隨部隊行軍打仗，從晉察冀到延安，從延安到東北。戰爭年代，條件很不好，父母格外心疼我。再加上我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都夭折了，有次行軍中我還差點被丟了，所以父母對我挺偏愛的。這事連周恩來都知道。又因爲我是長子，還經常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所以父母對我也很信任。男孩子嘛，對政治也總是比較感興趣，父親也願意跟我談一些事情。即使父親不說，母親也跟我說一些。1980年代初，父親在青島期間，我又跟他核實了一些曆史情況。父親當年寫給我的信，後來的談話錄音我都保留在身邊。從我父親進京任總參謀長，到「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受到牽連，父親及家庭的命運像被迎空抛起的一粒石子，劃出一條直上直下的軌迹。我也是這段曆史的親曆者，清楚地看到這期間發生的一些事實的真相。我將這段往事以我的見聞爲主，談談那些年從部隊這個角度發生了些什麽。邱路光也了解不少這段時期的事，我們互相可以印證。
 

父親進京任總長
 
1967年的7、8、9月，楊成武作爲代總長陪著主席在南方巡視。在這期間，武漢發生了震驚全國的7.20事件。當時，各地群衆一般分爲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對待軍隊和軍管的關係上，造反派一般都反軍，保守派一般都擁軍。而毛澤東當時到武漢讓陳再道調頭，支持造反派。不支持擁護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對自己的，陳再道轉不過彎來。7月19號，王力、謝富治向「三鋼」、「三新」等造反派又說了一堆支持的話，就把百萬雄師這些所謂保守派群衆給得罪了。他們強烈不滿，于是把矛頭指向王力等人。
 
毛澤東原本想的是，以我這麽高的權威，親自出馬，抓一個典型，就把兩派的矛盾給緩和了，做到大聯合了，說明我毛澤東的權威。沒想到，王力一煽乎，把百萬雄師給惹火了。當群衆運動真正起來以後，其實沒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萬雄師那兒去講話，百萬雄師也一樣反她。這時再罵陳再道，罵那個師長，群衆和戰士們也不聽你的了。最後，陳再道說：我管不了了。其實，別說陳再道，就是毛澤東當時也管不了。最後，陳再道等人被打倒。
 
就在主席巡視期間，8月17號，中央決定，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組成軍委臨時看守小組。實際上，吳法憲很早就跟葉群、林彪走得很近，葉、林對吳法憲也很信任。所以，這個小組實際讓吳法憲來負責。9月23號，楊成武跟著主席回到北京。9月底，就成立了軍委辦事組，楊成武任組長。但是這個局面沒能維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父親正在主持廣州軍區的常委會，總理親自打電話來，讓我父親連夜去北京，並說已派了飛機去接，飛機一到立刻來京。母親還想讓父親稍微睡一會，父親說飛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動身了。23日上午8點多，我父母乘專機到了北京。一下飛機，他們看到了吳法憲和邱會作來接，感到很奇怪。之前都是軍委辦公廳或總參服務處來個科長、處長接，這次怎麽是吳、邱親自來接呢?他們感覺不大正常。接著，吳法憲就陪著我父親去了人民大會堂，邱會作送我母親去京西賓館。父親到人民大會堂時，總理他們都在，就把楊成武帶進來了。總理一臉嚴肅地對楊成武說：楊成武，你犯了嚴重錯誤，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攤兒工作交給黃永勝，回去做檢查。此時，父親才知道楊成武出事兒了。
 
實際上，在羅瑞卿被打倒之後，楊成武已上升爲軍隊的一顆政治新星。爲什麽楊成武會成爲軍委辦事組第一任組長呢?一方面，在軍隊的山頭中，毛主席主要依賴的就是「雙一」，即：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林彪曾是紅一軍團的軍團長。所以，長期以來紅一軍團的幹部受到重用，就是因爲這是毛最嫡系的人。另一方面，楊成武聰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對他都很信任。毛通過7.20事件也感到，必須要保持軍隊穩定，才能保證文革的進行。因此，毛對楊成武保持軍隊不亂是滿意的，對軍委辦事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說了。此後，軍委辦事組替代了已經癱瘓的軍委辦公會議，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包括軍事、政工及幹部的任命等等。
 
後來我才知道，楊成武的倒台，是因爲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說了一些讓林彪傷心的話。據吳法憲回憶，楊在和他鬧矛盾時，泄露了天機。楊說：如果咱們談不攏，就到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談，到江青同志那兒去談。軍隊的事兒，他不說到林彪那兒去談，這話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應該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比楊成武跟林彪的關係更近一些兒。國共內戰三年，楊成武沒有跟著林，黃、吳、李、邱是跟著林的，林對這幾個人更了解，對他們的工作能力也是認可的。
 
另外，黃、吳、李、邱從小跟著毛、林，從瑞金一塊兒走過來的，曆史上也沒有辮子可抓。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對黃、吳、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同時，這幾個人沒有羅瑞卿和楊成武那麽高的地位，也沒想到自己能到這麽高的位置，對上面來說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楊成武被押走後，總理跟父親談，要調他來北京當總長。父親表示不願意，他說：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資曆不行。總理卻說：這事兒我說了不算，這是主席、林副主席決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從組織。父親又去找林彪談，說自己幹不了。林說：這是主席親自定的，我改變不了，誰也改變不了。就這樣，父親勉強接受，當了總長，並接替楊成武任軍委辦事組組長。但他開始時不參加中央文革的碰頭會，如果涉及到部隊文革的事兒，就叫他去一下。
 
爭奪對部隊的控制權
 
我父親是軍委辦事組組長，副組長是吳法憲，相當于軍委秘書長和副秘書長。辦事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九大時沒有設軍委常委，只有軍委副主席。老帥們都是軍委副主席，有朱老總、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陳毅。1967年「二月逆流」以後，主席讓老帥們靠邊站，文件也不讓發給他們，實際上都不管事了。
 
父親剛來北京那會兒，也經常到主席那兒去。因爲我時不時看到父親回來，拿著小的便簽紙，上面記著主席和他的一些談話內容。主席言傳身教，對他進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給予一些指導啓發。主席的特點是喜歡講典故，讓你回去翻書，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圖，看你的悟性高不高。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給自己留有馀地。如果說錯了，就當是講個典故，開個玩笑。
 
如果你沒按照他的政治意圖辦，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聰明。典故都告訴你了，你怎麽還沒明白?應該說，主席本來對黃永勝是抱以厚望的，但黃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試中沒有及格，是主席拉著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軍委主管，包括葉帥、聶帥、陳老總等，他們有一個共識：中央文革不能插手軍隊，不能讓江青他們把手伸進軍隊，不許搞亂軍隊。這是一條主線、一條紅線，一直貫徹著。
 
當時，林和這些老帥們看得很清楚，政府亂、省市黨委亂都還好辦，只要部隊不亂就能撐得住。文革剛開始時，中央文革提出，部隊包括基層連隊都要開展「四大」。那時葉帥是軍委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堅決頂住了，後來變成軍以上單位可以開展「四大」。真要是軍隊的軍以上機關都開展「四大」，那也夠嗆呀!實際上有一陣，總部和各大軍區都出現了亂的苗頭，也出現了一些造反派。如廣州軍區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機關幹部造軍區黨委的反，渖陽、濟南、福州等軍區都有一些幹部要起來造反。林彪、葉劍英等軍委主管，堅決頂住，沒有讓這些人得逞;後來楊成武當辦事組組長，也堅決維護了軍隊的穩定。父親當總長後，也堅持著這一條紅線。
 

當總長時期的父親和我
 
父親進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軍隊已經很深了，軍委的文件都要報中央文革圈閱。那時候，部隊調動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裡，一個星期也簽不下來。但部隊又不能不調，怎麽辦呢?就把部隊拆散調動，今天走半個班，明天再走半個班。後來，父親終于借機向主席彙報：現在軍隊調動的文件，傳閱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應付不了突發情況，三影響部隊工作安排和行動。如果打起仗來，將會上下不通氣，影響戰備。主席說：你寫個報告吧。父親向主席反映這個情況，一方面是怕耽誤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讓江青他們插手軍隊。結果，這個報告主席批了。以後軍隊的事情只報五個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陳、康。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發了很大的火，說我父親封鎖她。軍隊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讓秘書把她的軍裝退給了我父親，表示不穿這套軍裝了，給你點顔色看。從這之後，江青和父親的矛盾開始尖銳化。之後，中央決定我父親去阿爾巴尼亞訪問，江青就是不讓去。而且還停止了父親和吳法憲參加中央碰頭會。結果是總理到主席那兒說了這事，主席拍板說：還是黃永勝去，碰頭會也要參加。江青他們就不敢吱聲了。從林彪到葉帥，到楊成武，再到黃永勝，軍隊不能亂是個大局，不讓江青一夥兒插手軍隊，軍隊裡不能有江青的人，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後，張春橋管軍隊，部隊成什麽樣了?思想工作怎麽樣，部隊戰鬥力怎麽樣，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屆十一中全會前，林彪主要管軍隊，和江青之前並不來往。林當了接班人後，由于工作關係，和江青的往來才逐漸增多。開始時，葉群往江青那兒跑得很勤，常把江青的話當聖旨來聽，認爲江青的話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則始終堅持一點，只要你不插手部隊，其他事都好說，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是中央文革的權力越來越大，開始直接插手軍隊的文革，支持軍隊的造反派，妄圖把軍隊搞亂。江青也更加頤指氣使、飛揚跋扈，林彪就開始對江青不滿了。
 
邱路光插話：林彪不是不願意和江青打交道，准確地說，他是不願意和任何人打交道。林彪除了工作上的事兒，他願意談;至于其他的，像聊聊天、吃頓飯什麽的，想都別想。羅瑞卿主持工作的時期，林彪就是這樣。陳小魯給我講過一個事，很客觀地反映了林彪的這種個性。陳毅原來是林彪的上級，有次他有事去林彪那，談完話林彪跟陳毅說：我這個地方可沒有飯給你吃。林彪就是這麽一個人，不善于與人交往。但他善于思考，言簡意駭，善于抓綱。林彪曾對這幾員大將說：怎麽對付中央文革?就一句話，要支持總理的工作。一下就說到點兒上了。他從不會婆婆媽媽、兒女情長地去談一些具體的事情。
 
應該說，當時知道林彪對江青不滿這一情況的範圍是非常小的。只有黃、葉、吳知道林的一些想法，開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因爲黃、葉、吳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時，對于全國的工作，他們會在一起議論。在探討工作的過程中，他們難免要議論到江青。這樣，林的一些想法，父親他們就知道了。林彪也明確交代，要支持總理的工作。
 
文革前，我父親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觸，對她沒有多少了解。父親在廣州時，江青去過幾次。當時是中南局書記陶鑄負責接待，讓她住在給主席准備的房子裡。她嫌院子裡樹上的知了太吵，就對陶鑄抱怨。陶鑄跟我父親說：怎麽辦呀?父親說：好辦，派警衛部隊去黏。于是，就派了警衛戰士拿著竹竿黏知了。黏了幾天，多數都黏走了，不叫了。但江青又提意見了。因爲她住的那個小島靠著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來會鳴笛，江青又嫌鳴笛吵。于是，趕緊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許鳴笛。可有的船是從廣西過來的，不知道啊，又鳴了笛。結果，江青又找陶鑄鬧。最後，只要江青住在那裡，珠江乾脆就禁航了。後來，一直到丁盛當司令員，江青去廣州還是如此。
 
那時候，父親就覺得，她的要求太過分了。那是航道呀，怎麽連汽笛都不讓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這樣呀!比主席還難伺候。父親不高興，就跟母親說。母親就跟我唠叨：江青這個人真難伺候，連船都不讓人家走，多耽誤人家運輸呀!那時候，父母對江青的感覺，就是覺得這個人太特殊，太難侍候，其它的倒也沒有什麽接觸。應該說，父親對江青態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盡量照顧的。因爲她畢竟是主席的夫人!父親對主席特別崇敬，或者說特別擁戴，怎麽說都不爲過吧。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對江青尊重，但是敬而遠之。
 
其實，我父親那個層級的幹部，跟主席的生活還是隔得太遠，也不了解。父親只有在開會的時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門，給主席敬個禮，主席問一問而已。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況，更不知道中南海裡邊的事情，也沒人跟他們講主席和江青關係這些事情。軍隊的人住在中南海裡的，只有朱老總和陳老總兩個人，軍隊的大部分幹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內，對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對于他們的政治關係就更不了解了。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親沒有進入軍委主管層之前，對江青出于禮貌是尊重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之後，報紙上就開始宣傳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這個帽子是誰給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給戴的，能夠上中央的報紙，應該是中央的負責人。江青既然當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主管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們對她就另眼相看了，覺得她不簡單。
 
隨著陶鑄、王任重的問題出來後，父親就感覺不能理解了。出于對主席的熱愛，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卻怎麽也跟不上。對造反派沖擊公檢法、國防部、中南海，把老幹部往死裡整等等，父親都看不慣、不贊成。第一次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鬥彭德懷、黃克誠、羅瑞卿等人時，幾個老帥和楊成武、肖華等都出席了，也讓我父親一塊去了。他回來對我說：太殘酷了，怎麽能這樣呢?!都是革命幾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錯誤也不能這樣啊!他看了之後心裡很不舒服，以後再有這樣的批鬥會，他就拒絕出席了。
 
父親是軍人，性格比較直，面對江青的飛揚跋扈，有時他敢于頂撞。「二月逆流」前，在京西賓館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江青也在會上講了話。會上，各總部、各大軍區和軍兵種的高級幹部對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對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沖擊軍隊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觸情緒。父親就說了：江青同志應該聽毛主席的話，中央文革應該聽毛主席的話。甚至爲此還拍了桌子。
 
邱路光插話：黃永勝剛當總長的時候，我從部隊回來去看他。那次他剛起床，在院子裡做操。我的小名叫胖子，他突然對我來了一句：胖子，你反不反對中央文革呀?總長那麽嚴肅的人，軍隊的主管人，冒出這麽一句話，我就不敢回答了。你知道黃永勝怎麽說?他說：反也不要緊嘛。然後，他自己就在那兒笑。
 
父親之所以敢頂撞江青，是因爲他有自信。他16歲就跟毛主席上井岡山，就像項羽的三千江東子弟一樣，是鐵杆兵。況且，毛主席當時還沒3000人呢。多年來，他對毛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辦的任務，都是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地完成。而且，父親不僅忠于主席，對主席的感情也很深。1945年主席去重慶談判，因爲擔心主席的安全，父親到延安機場送主席登機時，還流下了擔憂的眼淚。主席對他當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剛進城時沒那樣，後來變成這樣的，有一個發展過程。江青爲什麽在黨內、在文革中能變成這樣，是值得深思的。父親對江青的一些所作所爲非常不滿意，也非常不恥。在父親看來，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個老婆嘛，和這個黨、和中央，以至和毛澤東是兩回事啊。
 
其實，對于毛和江，外人只知道他們是夫妻，沒人知道他們感情的好壞，對毛澤東和江青的政治關係更缺乏了解。我父親愛的，甚至包括林彪、楊成武這些人，我覺得都沒看清楚。對于江青霸道的禀性，至少主席是早就知道的。讓陳伯達當中央文革的組長，明知道江青不會聽陳的，那不就是將大權交給江青嘛!是不是覺得她這個角色是必須的，能起到別人起不到的先鋒作用?江青到處打擊幹部，到處搞特殊化，主席是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說?有時批評江青幾句，甚至讓她檢討，是真心批評她，還是她鬧得太不像話了，不得已而爲之呢?主席又是怎麽想的呢?在我看來，主席就是利用江青在文革發動時沖鋒陷陣，自己在後面。
 
據說陶鑄文革初期調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況，就問總理：中央高層到底是怎麽回事?要注意什麽?周恩來說：正確對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潛台詞是，對待江青的態度，就是對待毛的態度，就是對待文革的態度。陶鑄沒悟透，多次和江青對抗，得罪了江青，導致自己倒台。這和後來總理跟黃、吳、李、邱講的，處理好毛、林、江的關係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應該說，對于毛和江之間的關係，總理還是比較明白的，中南海外邊的人就不清楚了，總覺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後來，軍委辦事組和江青的矛盾不斷加深，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汪東興的誤導。因爲汪是毛澤東身邊的大總管，他傳過來毛和江的關係和一些事，並曾說：「毛和江是兩回事」。林彪、葉群包括我父親他們都很相信他，實際受了他的騙。可以說，對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的判斷，直接決定著人們的政治命運。
 
父親被公審後，他才真正明白了江青和主席的關係。他說：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們的。
 

九大名單之謎
 
我當兵之後，去了雲南的蒙機場。按照規定，大學畢業生到部隊應先下放鍛煉一年，參加過四清的學生，可以減少半年。這樣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軍報到。吳法憲說：現在太忙，要開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開完九大再說。
 
這段期間，我幾乎天天在我爸起床之前，熘到他辦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爲只有這個時候他辦公室沒人去。其實我上初中以後，就常帶著好奇心，有機會就翻看父親的文件。父親屬于比較粗心的那種人，他打開保險櫃拿了文件，有時就忘記關了，保險櫃的門虛掩著。我的智商還算可以，看到那個數字後，就開始琢磨，正轉幾圈，反轉幾圈，很快就把密碼琢磨出來了。所以，父親的保險櫃對我來說根本不保險。我還翻看過他的內部參考。那時內部參考傳閱的範圍很窄，一個大軍區好像就一份。有次，父親發現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說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麽?!你是怎麽拿出來的?我說：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實，那次是我從保險櫃裡拿出來的。
 
這樣，我當時看到了一份讓我印象極深的文件，就是關于九大中央委員的醞釀名單。當時籌備組組長是總理，籌備組寫了一份對張春橋曆史問題和姚文元父親姚蓬子曆史問題的報告。在九大預備會議期間，這報告給主席報送過三次，內容是向主席反映：張春橋有叛變、反魯迅的曆史問題，姚文元的父親是托派、叛徒、漢奸，他們是否適合進中央委員會?主席三次都沒有表態，而且壓住不發。那三次的報告，內容一樣，我都見過。我還想呢，這個報過了呀，怎麽又報上來了?後來發現，每次的信封不一樣，信封上劃了圈和沒劃圈也不一樣。
 
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幫時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樣。這樣的處理說明了些什麽?
 
還有就是關于政治局的名單，開始有江青，沒有葉群。報到主席那兒，主席劃掉了江青，加上了葉群。文件到林彪那兒，林彪劃掉了葉群，但沒有加上江青。過了一天，又看到新的名單，有江青也有葉群，但主席又劃掉了江青，林彪則又劃掉了葉群。最後的政治局名單，是既有江青也有葉群。不過，名單上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主席卻一直沒有劃掉過。
 
我很不理解，主席爲何三次對上報的材料都不表態?!
 
來源：光環與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