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这个字眼被我经常用来骂街上偷人钱财的贼，或是比喻性地用来揶揄在生活中剽窃他人知识的道貌岸然者。万万没有想到今生今世我会在自己的故乡上海揽上了这个词。我当然要千方百计撇去抹去擦去这个词掷在我身上溅起的任何污秽。我必须要为自己正名，要讨回我一个光明磊落浩然正气的上海人之名。
晚上八九点钟的新华路上人们乘凉正酣。这时，打牌的人，着象棋的人，搓麻将的人，谈三海经的人都放下手上的活，涌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我们围住，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出街头活报剧的演出。那个摩登女郎还是主角。因为几张半裸的相片象针尖剌扁了她身上的那几个神气活现的圆球。用上海人的话说，她现在是象洩了气的皮球瘪塌塌了。警察撑着腰的手放了下来，松了一下紧绷的弦，似乎不经意地再次问摩登女郎：你来过这里？她点点头。警察又问：多少时候？女的说：只是走过这里。警察继续问：你刚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女的似乎有难言之隐，话开始说得不连贯了：二条横马路以外，散步走过这里，伊还要...女的话戛然而止。她细长的眉毛斜了下来，不算难看的面孔变丑了不少。警察明白了，仍追着问：他姓什么？女的傻了眼，回答不出。警察又问：住什么地方。她的大嘴巴张开着，吐不出一个字。警察穷追不舍问：你们是朋友。她索性闭紧嘴巴，把她脸上唯一可以炫耀的白闪闪的牙齿藏起来，她似乎变成了哑巴。她原本红润的脸色苍白了不少，高发髻的头颅低了下来，似乎在等候发落的样子。
因为这事关系到为我正名，我的思想集中在警察与摩登女郎的一问一答中，我的视线也牢牢地盯着摩登女郎的一举一动。在美国十多年的执法生涯练就了我犀利的目光。我注意到女的手臂总是没有离开过她腰间的口袋。我判断她要护着的这个秘密应该和皮夹的失落有内在的联系。但是，警察到目前为止至多发现面前这位摩登女郎是从事女人最古老行业的那种人。他应该还没发现关于钱包丢失的任何线索。
这时他转向大包头，目光中增添了许多严厉。刚才警察和摩登女郎的对话已明显地可以给大包头按上一个违法的条规。在中国买春和卖春都属违法，轻者拘留，重者判刑。这轻和重的惩罚标准由当事的警察判定。我一下子明白了警察的用意。这敲山震虎一着，的确把大包头的气焰打了下去。警察顺水推舟地问大包头：你凭什么怀疑他们偷你的皮夹子？大包头的回答已经缺乏了底气：他，乡下人。“嗯？”，警察沉下了脸，厉声训斥道：乡下人，怎么啦？你爸爸妈妈，你爷爷奶奶过去都是乡下人，他们都是小偷？土匪？强盗？你这个人也太妄了，太不讲道理了。警察一席话象子弹那样射向大包头，几乎把他打趴了下来，他低声下气地说：我错了，警察先生。我刚才错看了这位先生。他指着老李说：这么大年纪的人，再怎么看也不象小偷，你要我怎么样。警察狠狠地回答：先陪礼道歉。
大包头悻悻然走到老李跟前，把头垂得很低很低地说：兄弟，对不起了。老李五分钟之前还是乡下人，现在变成了他的兄弟。警察从皮夹里抽出了他的身份证，对了一下他的脸问道：皮夹里有多少钱？大包头答道：三千五百六十五元。我下午才从银行里取的。警察把皮夹还给了他说：检查一下，看看里边还少什么东西。大包头数了下钱，连声说：不用，不用。然后他拿出一张十元和一张五元，犹豫了一会决定给哪张。接着他看起来很慷慨地递给老李一张十元钱。人丛里一片摇头，一个年轻人高声喊道：侬特个上海人太小气啦！这时老李眼里的火还没熄灭，他接过钱，把钱揉成一团，嘴里喷出“呸”地一声，把钱掷在大包头脸上。这声“呸”尽管很给力也很解气，但是它不是句号。我的职业理性告诉我事情还没有结束。皮夹是怎么跑到梧桐树下的？那摩登女郎腰间口袋究竟藏着什么？我必须要探个究竟，弄个水落石出。可是，这时警察看着我似乎认为皮夹的纷争已解決，意示我们可以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