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为流沙河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的演讲
各位朋友，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家不是都看过有一个戏叫《抓壮丁》吗？这是40年代编的。后来政权改变以后也还演过。但最近这十多年这个戏突然一下就红起来，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还衍生出来很多作品，比如《王保长》等。对这一批以《抓壮丁》为首、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作品，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意见。当时他们那些人在《华西都市报》楼上开一个会，商议他们的版面怎样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时我就说本人坚决要求，无论你们说《抓壮丁》这个戏、《王保长》这个戏如何了不起，要求你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期间屏幕上我看不到。为什么呢，本人认为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我发表了一个说法：这个戏叫“诽谤旧社会”！当时大家听了就笑咯。为什么这么说呢？旧社会自然不好，不好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不是说当时的人都像《抓壮丁》及其系列作品里边塑造的那个形象。那个时候的社会制度不好，但人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么丑陋、不是那么tousong（鄙婪？）。因为这一切我都曾经亲身见到过。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但是我要承认，40年代共产党编的《抓壮丁》那个戏绝对符合“革命现实主义”，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个定义叫“典型”，那时我们的“苏联老大哥”马林科夫就说过：“典型不是平均数，典型是最充分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由于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先就认定了“旧社会是反动的”，这是“本质”。哪怕只有一个 “抓壮丁”的例子，但由于它“最充分”“最鲜明”地有了“典型性”，它就是真实的；反之如果你不写这个，写了其他的壮丁自愿去的就不真实。何况我们本身从 “革命意识”出发，是“本质先于存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都还没有研究清楚，先就定性了。因此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按照这种思想指导写出《抓壮丁》这样的戏来，确实是“革命文学”的样品，而且符合他们的纲领。但是本质上这是极不真实的，这是把万分之一拿来丑化人家那个九百九十九。这是荒谬的。你怎么能想象这些壮丁上了前线会那样的英勇战斗？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 属“五类分子”被弄回家乡集中改造，“五类分子”中还有一种叫“历史反革命”的，百分之九十是老的军人。这些老军人有的在前线跟日本鬼子打，炮把耳朵都震聋了——其中有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人，当时还要叫他拉架子车。所有这些老兵，包括到过滇缅战场的，不管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的，我要告诉你们：他们都是君子，没有一个当贼的——即便在做体力劳动、那么艰难那么苦的日子里，没有听说有一个人犯了法的，他们是典型的“良民”。倒是毛死了他们还都帮到哭，全是善良之辈。比较起来我是头号“坏蛋”，因为我心头还隐藏有东西，他们没有。他们都那么老实，居然把他们搞成“反革命”，一个一个的累死。直到80年代这些人日子才有些松活，但已经快要死完了。
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 动立场”。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看了很难过。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主席”。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 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
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你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上帝啊，你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GOD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 ——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 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 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 Fort in Air[Super Flying Fortress？] ——“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
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 are “微敏”，There 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 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
许世友文革暴行揭秘：残酷远超红色高棉！(图)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许世友欲韦国清合影
一般来说，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里，我也不认为有多少“坏人”作祟，文革也不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史。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找出理由。
以叶剑英为例。他从1965年倒罗开始，就是一个造反派。造了罗瑞卿的反以后，又继续革命，造了彭真的反。特别叫人反感的是，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开文艺晚会。大多数与会干部惴惴然不知所措，叶帅却心情愉快，当场表演了评弹。转过年去，第二次批罗会期间，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又剥“将军百战身名裂”一词讽刺之。这些行为看似没有人性，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叶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会理解他的心情了。
解放初期，叶执掌华南地区大权，强调地区特点，执行后来被批评为“和平土改”的方针，被中央认作右倾、地方主义，冯白驹、方方等大将纷纷落马，叶仅以身免。在罗瑞卿、谭政文（谭力夫之父）等主持下，又罗织了一个“双陈案”，将广东公安厅长陈泊、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坤逮捕，说他们是英国特务。广东省公安厅系统逮捕700多人，广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后来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陈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年10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8年徒刑。陈泊于1961年出狱，旋被投入劳改农场劳动，于1972年病故。文革中，有造反派给他们翻案。但陈泊本人未必知道。他们到死也未看到光明。
所以知道了这些历史典故，我们再看叶剑英在文革中的表现，就可理解了。可以想象他在1965-1966年心情如何舒畅。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
但是，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有两个恶人我永远不能原谅，就是许世友和韦国清。本文只说许世友。
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很早就介入了地区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7月份，他派遣大批军区干部参加驻南京大学的工作队。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还担任了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但是，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他指使梁杜吴三人于11月份反戈一击，揭发了工作队整师生黑材料的内幕。此举后来受到张春桥的表扬。此后，许还多次揭发了江苏省委的“罪行”。1967年“二月逆流”后，谭震林被批判。使其雪上加霜的是在南京军区有人揭发他是“叛徒”，而被打倒。许世友对这一揭发是支持的，因为我在当时的小报上看到，江青有一次说，许世友同志又立了新功，揭发了谭震林的叛徒问题！
江苏一二六夺权，受到以许为首的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当日出动四个连的兵力予以支持。31日造反派召开夺权誓师大会，军区派副司令员饶子健出席并讲话。
夺权之后，军队正式介入文革，许世友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突出，加之以“镇反”等问题，造反派于1967年夏进行“倒许”运动。这些矛盾与冲突很难说谁对谁错，可视为造反派的内战。
现在将上海“一月革命”说成是“反革命夺权”（徐景贤被判刑的主要罪名就是这个）。如果上海夺权是反革命性质的，江苏的夺权也应是反革命性质的，许世友就是反革命后台。当然我不这样看，也不能说是许世友政治投机，他是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许多干部都是这样做的。不能对许的行为予以特别的指责。当然也不能像许多书籍和回忆文章所描绘的，将许说成是反抗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干了别的干部没有干的事。一件是抓五一六分子，另一件事是下放城市居民。由于掌握材料关系，本文主要叙述前一件事。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为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运动动员面在百万人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 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恢复了原貌。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南京市志》）
南京一百万人口，抓了27万。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江腾蛟后来也成了五一六分子。（黑雁南：《十年动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中山陵林业学校90%的人都是五一六。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数的40%以上。
《近看许世友（1967-1985）》这本书，除了歌颂许世友外，还讥笑那些在被诬为五一六的人，说什么“奇怪奇怪真奇怪，‘五一六’帽子争着戴”。是的，谁愿意戴那顶“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帽子呢？这背后的故事，书中讳莫如深。知情者言：“许多人之所以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大多是逼供讯的结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南京市的重点清查单位是南京大学和734厂。这两个单位由省的“深挖宣传队”接管，他们叫嚣：“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一网打尽！”。734厂打共了一千多名五一六分子。在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杨世杰虽然与所谓“五一六”并无关系，却被“隔离审查”， 被打得很利害。他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钱新民，被“批判斗争”，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天文系教师朱耀新在溧阳农场劳动期间，被“隔离审查”并遭到毒打。他在夜间试图逃亡，结果不慎跌入水塘死亡。（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惨遭杀害。
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在1967年夺权后，她所在组织属于好派。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理阶级队伍”。李香芝当时有病，也被揪到牛棚关押，并被批判为“地主分子”、“假党员”、“反党乱军”。直到1970年5月20日才宣布解除隔离，但在审查材料中说她犯有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解除隔离没几个月，从1970年8月份起，她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遭到残酷迫害，使她精神失常。最后，审查者抓住她说的疯话上纲，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这一案件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只凭当时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两则文字不通的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8月2日）和“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8月23日）（《南京女演员因写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这里所说的副主任，应指负责清查五一六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李文卿的书上说他“厚道、正派、做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吴大胜忠于许世友，许世友忠于毛泽东。除去忠于他心目中的皇帝毛泽东以外，许世友很像红色高棉。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司令赵俊一直在劳改，这次又被打为五一六。许世友亲自审问四次，每次一开头都是破口大骂。审到第四次，赵仍不肯承认是五一六，许世友就喝令他滚回军区，接受批斗。
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也被诬为五一六的黑后台，被投入监狱。
以五一六和其它罪名，江苏省的多数领导干部被长期关押，遭受残酷迫害。省委交通部部长王治平和统战部长高啸平在关押地点被斗死。（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972年许世友派吴大胜送中央政治局中负责清查五一六的纪登奎一包材料，揭发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江苏五一六的总头子，说1967年2月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交给他任务，在江苏发展五一六。还说江苏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是在中南海戚本禹办公室接受任务的。这都是很离谱的材料，因为1967年2月还没有五一六，而戚本禹根本没有办公室。（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当然识字不多的吴大胜未必能认识到其中的矛盾。
杜方平被作为江苏省五一六的重要头目长期关押审查。在监狱中，他受尽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中组部给杜方平摘去了五一六的帽子，落实了政策，送回南京军区安排工作。然而，前往北京迎接杜方平的小车并没有将杜送回南京，而是把他挟持到安徽省的一个县人武部软禁起来。他总共被监禁近10年。（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遭遇的一次浩劫，那么清查五一六就是江苏省在浩劫中的浩劫。许世友的种种恶行，不仅是残害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反党乱军。但令人可悲的是，直到如今，这个作恶多端的人物仍被肆意美化。将种种恶行解释为对毛泽东的忠心和他“疾恶如仇”的性格。
像许世友、韦国清这样的横行不法、反党乱军、草菅人命、作恶多端的地方军阀势力，只能在他们调走或去世后，真相才能澄清。1973年底，许世友调往广州军区，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4年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领导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等人接见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叶剑英、纪登奎等严厉批评了江苏深挖五一六犯的严重错误。叶剑英说南京军区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特别是五一六搞这么多，是同中央对立的。“过去你们南京军区，谁敢讲话，水都泼不进，谁讲一句反话，就打成五一六。”此时许世友已调走，吴大胜等人成了替罪羊，很快一蹶不振。（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中央首长讲话在江苏传达后，江苏各地的支左军代表都撤回了部队。此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苏各地群众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深挖五·一六运动和许世友、吴大胜等人，一时间各地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举行批判控诉大会，广大群众心中的火山爆发了。南京与各地市县被抓被关的五一六分子大部分相继出狱。
江苏省清查五一六事影响深远。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他还谈到：“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年5月29日）
江苏的问题在文革结束前就出现转机，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决策，二是许世友不仅造反派和普通群众中抓五一六，而且迫害了很多干部，包括高层干部。朝中总有人为这些干部说话。如果仅仅是造反派和普通群众受到迫害，其结果要悲惨得多。
许世友在文革里干得第二件坏事是大批下放城市居民。这一点使得他也像红色高棉，或者准确地说他是红色高棉的老祖宗。
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号召学习甘肃会宁经验。当时许多城市组织干部下放农村，但是大部分采取五七干校形式。只有江苏省强迫大批城市居民下放农村。我的一位朋友，父亲是南京市内一位普通理发匠，也被下放。全省涉及人口近三千万。他们在农村没有根基，对农村生活也不习惯，农村也没能力接待如此多的城市居民，所以他们生活都很艰难甚至悲惨。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大批下放居民返回城市，主要是南京，却居无定所，到处搭棚子，靠讨饭为生。直到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居民居住在城墙上挖的洞中，成为南京区别于其它大城市的特殊风景。
不管文革如何定性，许世友和韦国清是永远应被诅咒的两个坏人。韦国清的主要罪行是他命令军队屠杀了将近十万造反派。但我只说许世友不说韦国清是因为至今还有很多人在尽力美化许世友，为其涂脂抹粉，将其说成是反文革的英雄，李文卿的书就是典型。
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反文革成为露脸的事。但是许世友哪一天反文革了？从文革开始那一天，他就派出军区人员参加工作组进驻南京大学。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以后，许世友和造反派暗通款曲，指使梁杜吴临阵倒戈，置江苏省委于难堪地位，后又大力支持江苏省一二六夺权。哪一件事是反文化大革命的？
更重要的是，许世友所办的两件大事：抓五一六和下放居民，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如果是，他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参与者，而且是许多罪行的制造者，而绝对不是在反对文化大革命。
拿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来说：李文卿的书和其它许多回忆录站在什么立场上肯定许世友？他们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肯定许世友的。许世友无限忠于毛泽东，盲目的忠，愚蠢的忠。我不是毛的粉丝，也不愿完全否定毛，但是，现在已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用是否忠于毛来判断是非了。江苏省千万被诬为“五一六”的群众、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更多的被驱赶的普通城市居民，他们的悲惨经历都放在历史天平上，和“忠于毛”比较，孰轻孰重呢？
梦露经典裸照曝光 22岁时因生活所迫被逼脱光(图)
梦露经典裸照
据台湾媒体报道，已故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的一辑被认为早已散佚的经典裸照，原照最近首度公开曝光。照片将于美国多座城市巡回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梦露其他照片，预估这批原照价值达数百万美元。
时间回溯到1949年。当时只有22岁的梦露刚结束跟两家电影公司的合约，没有工作且囊中羞涩。她被摄影师凯利（Tom Kelley）说服，以50美元（约310元人民币）的代价拍摄一辑裸照。照片中梦露曝光了两点，仅以借位的方式巧妙遮住第三点。梦露曾表示，当年愿意祼身，纯粹是因为被生活所逼，她认为“好女孩不会去拍裸照”。
这辑照片以同一姿势总共拍了21张。凯利后来连同底片和分色片以900美元（约5588元人民币）卖给一家公司。1951年时，该公司把照片印制在月历上。但由于当时法律规定邮寄品不能包含祼露色情。因此月历照片上的梦露，被多加了（后制）一件衣服。
当时梦露已开始成名，越来越多人认得她。翌年，“梦露拍过裸照”一事被媒体踢爆。当时她才刚刚跟“二十世纪福斯”电影公司签约，尽管公司要求梦露否认此事，但梦露最终选择了坦白。反而赢得大众的同情，星运也越来越亨通。上述裸照后来登上了《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创刊号的封面。
这辑照片的原稿一直以来被认为已经遗佚。直到2009年才在当年负责印刷月历的公司档案里再度被发现，让世人有机会再睹性感女神的经典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