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一切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体制的问题。】
   
   / 澎湃新闻
   

   

   一个大坝如同一个放大器，会把原本分散在河流各处的风险集中到一处，从支流到干流，风险将逐级放大。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风险。
   

蓄水
   2014年长江汛期平淡无奇。从6月份到8月份，长江上游来水偏枯，直到8月24日，三峡水库才第一次出现了超过4万立方米每秒的入库流量。为此，8月13日，三峡公司调度中心与湖北省气象局举行了一场气象会商。双方商讨了长江中上游夏季降雨情况，气象部门最后向客户建议，为了减轻后期蓄水压力，应该提前2014年的蓄水时间。
   这场会商8天后，距离三峡工程直线距离700公里外，位于金沙江下游的溪洛渡水库开始了二期蓄水。这座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在2014年冲击600米蓄水目标。随着溪洛渡的坝前水位不断上升，三峡水库的坝前水位也随之上涨。这种你追我赶的蓄水竞赛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小范围的注意。关注三峡工程的网络论坛上，有人逐日列出了三峡水库8月11日20点以来坝前水位的数据。这些数据汇成了一条不断上扬的水位线。从这条线来看，为了对冲溪洛渡水库蓄水对三峡水库入库流量的影响，三峡水库正在提前蓄水。
   2014年，中国首次尝试对长江上游的梯级水库群进行联合调度，目的就是协调长江和金沙江上越来越多的水库同时蓄水时可能产生的矛盾。2014年8月27日，三峡枢纽梯级调度中心负责人承认，溪洛渡蓄水时间和三峡蓄水时间部分重叠，但这位负责人否认三峡水库将提前蓄水，并称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批复，三峡水库从9月10日才开始蓄水。
   但三峡水库的坝前水位却一直上升。8月31日20时，水位上升至157.97米。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当日的预定水位。根据国家防总的批复，6月10日至8月31日间，三峡水库的水位应该低于146.5米，以保证三峡水库有足够库容发挥防洪功能。
   2014年8月底到9月初，三峡库区出现大规模强降雨，导致多个县市发生地质灾害。长江一改之前来水偏枯的态势，入库流量激增，并于9月2日迎来了每秒49000立方米每秒的汛期最大洪水。三峡大坝加大了下泄流量。由于前期水位远超历史同期水平，加大下泻流量没有降低三峡水库的水位。到9月10日夜间八点，三峡坝前水位已经升至162.62米，高出原定控制水位7.62米，为历年同期最高水位。
   由于这轮降雨，三峡工程调度中心宣布，2014年蓄水时间推迟到9月15日。
   2014年9月15日，三峡水库坝前水位达到165.42米，比2009年的起蓄水位146.93米足足高了18米多。
   由于汛期洪水含沙量更高，自2008年以来，三峡水库的起蓄水位一直定在155米以下，以防止汛期拦截过多洪水，导致泥沙在大坝前大量沉积。但在2008年和2009年冲击175米蓄水位失败后，蓄水时间就开始不断提前，起蓄水位也大幅提高。2010年的蓄水时间比2008年提前了18天，比2009年提前了5天，起蓄水位则高出2009年近16米。得益于这种做法，这一年三峡水库终于完成了蓄水至175米的目标。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起蓄水位重又下降到160米以下，直到2014年上升至165.42米的历史高位。
   这个史无前例的起蓄水位，反映了三峡水库确保连续五年蓄水至175米的决心，其背后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不得不面对的调度难题。由于长江上游不断修建水坝，如果气候条件不变，三峡水库来水量将持续减少，蓄水到175米水位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金沙江上的坝
   9月29日，溪洛渡的坝前水位首次成功蓄至600米设计水位。这座中国第二大水电站，是长江及其上游金沙江上第四座落成投产的水电站。前三者分别是葛洲坝、三峡和向家坝。而溪洛渡、向家坝、乌德东和白鹤滩这四座位于金沙江下游的的世界级水电站，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梯级电站群。它们首尾相连，总装机容量是三峡电站装机容量的两倍。
   在金沙江中游，以位虎跳峡电站为核心，还有8座梯级电站——龙盘(即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和观音岩——正在建设之中，总装机容量为2058万千瓦。这些电站选址位于中国西部最壮美的自然景观的核心地带，从规划之初就饱受争议。反对的声音曾使建设进程一度中断，但最终没能阻止这些大型电站上马。
   金沙江上游同样是8座梯级电站——岗托、岩比、波罗、叶巴滩、拉哇、巴塘、苏哇龙和昌波，初步规划装机容量898万千瓦。
   在金沙江下游的向家坝电站和三峡水库之间，还有因为饱受争议而暂时搁置的小南海电站。小南海电站位于重庆郊区。为了兴建这座电站，中国政府修改了长江上游唯一一处国家级鱼类自然保护区的范围，而这个保护区本来是为了补偿三峡水库对长江鱼类的影响而设立的。
   按照装机容量计算，有四座电站跻身世界前十，其中三峡电站排名第一，溪洛渡、白鹤滩和乌东德分列第三、第四和第八位。向家坝排名第十一位。
   这些电站的兴建与中国强劲的电力需求有关，特别是它们立项的时候，中国的供电能力和用电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缺口。到2013年年底，中国发电机装机容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达到12.5亿千瓦，其中水电为2.6亿千瓦。实际上，中国的煤电和核电投资都在下降，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规模较小，水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增长都非常可观。减排压力也是原因之一。这导致中国的能源巨头多年来一直在追逐大型水电项目。
   中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贡献超过欧洲和美国的总和。水电被看成一种绿色的可再生能源。尽管建设周期较长、施工复杂、一次性投资大，但水电的运行成本较低，回报稳定。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中国和美国政府签署减排协议，承诺到2030年非化石一次性能源要占能源总量的20%。这种国家战略也会影响国有能源企业的决定。
   但修建三峡大坝的原因有所不同。中国喜欢把三峡工程的创意追溯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这意味着三峡工程是中国现代化整体构想的一部分。孙中山认为，修建大坝可以促进长江上游的航运。1940年代，中国政府聘请美国著名水利专家萨凡奇在三峡等地勘探，以研究兴建大坝的可能性。萨凡奇的着眼点主要是利用水力发电，促进中国的工业。1950年代，特别是1954年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洪水导致数千人死亡的悲剧之后，修建三峡大坝的设想被提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面前，其主要目标已经从航运和发电转移到了防洪。毛泽东对修建三峡大坝非常感兴趣。在1956年写作的一首浪漫主义风格的词作里，毛泽东设想了三峡大坝修成后的景象。但在1990年代之前，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声音始终占据上风——技术、资金、移民甚至水利部门反复强调的防洪目标，都受到质疑。直到1992年，三峡工程才通过论证，决定在三斗坪建造181米高坝，拦蓄长江来水，并利用水力推动世界上最大的发电机组发电。
   三峡修建完成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宣布，长江中游的防洪标准提高到可防千年一遇的洪水。
   “长江的抗旱标准是多少年一遇?”陈国阶突然问我。
   

更多的坝
   74岁的陈国阶是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研究员。从1984年介入三峡问题开始，陈国阶的学术生涯中，有一半时间花在了对三峡工程的研究上。他出人意料的发问令人措手不及。
   实际上，长江没有什么抗旱标准。这条生命之河对生命最大的威胁是洪水。1870年、1954年、1981年、1991年和1998年，长江流域都发生了巨大的洪水，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也因此衍生出复杂的防洪标准。洪水占据了绝大部分注意力，人们很少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旱灾也非常常见。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一路汇集众多支流的水量，流经6300多公里，从上海的崇明岛外流入东海。以流量计算，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河流，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刚果河。长江的流域面积达到180万平方公里，其间生活着中国30%以上的人口。
   干旱与长江水量的年度分布和季节分布不均有关。自然状态下的枯水年份的枯水季节里，就可能发生干旱。水库让情况更加复杂。大坝夏秋季节蓄水，冬春季放水发电，这种调节机制理论上有助于缓解下游的洪水(主要发生在夏秋季)和干旱(主要发生在冬春季)。但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测算，如果长江上游的电站水库全部完工投产，水库总库容将达到1930.4亿立方米至2125.8亿立方米，调节库容(大致相当于电站水库在主要蓄水期的蓄水量)为1038亿立方米至1143亿立方米，是长江10月和11月径流量一倍多。要想蓄满水库，就必须提前蓄水。这意味着，一旦发生夏季干旱，下游用水需求与水库蓄水需求就会发生矛盾。
   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流入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水量减少，而随着泥沙含量较低的水流冲刷河道，导致湖口地区的河道变深，出湖水量增加。2006年、2009年和2011年，鄱阳湖和洞庭湖湖区发生了大面积干涸。
   大坝将导致更多的大坝。长江上的第一座大坝葛洲坝比三峡大坝早兴建20年，从功能上说，却是三峡水库的调节坝，目的是抵消三峡大坝蓄水和放水对长江航运的影响。三峡大坝建成后，在金沙江上修建大坝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动机：为三峡水库控沙。库尾淤积是三峡工程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最大挑战之一。随着金沙江上多座大坝的兴建，这些年长江上游来沙减少了很多。这消弭了三峡总公司的心腹大患，也为建设更多大坝提供了有力支持。
   位于三峡库区的万州和开县，就分别在三峡水库蓄水前和蓄水后修建了自己的水坝。这些水坝的规模不大，在三峡水库蓄水期间，水闸保持开启状态，水体自由交换，一旦三峡水库水位持续下降，水闸就会关闭，将支流的来水拦截在坝内，形成“水库中的水库”。这些库中库影响了三峡的库容，设计之初受到三峡总公司反对，但万州和开县别无选择。如果不修建反调节水坝，任由库区水位下降，大面积的消落带会造成城区严重的环境问题。
   三峡库区由于水位涨跌，导致库岸形成消落带。消落带区域植物由于冲刷和水淹逐渐死亡，导致泥土裸露、水土流失。
   
   另一些更为大胆的建坝计划，将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建立在三峡大坝带来的环境改变上。近年来鄱阳湖饱受冬春季干旱之苦，江西省政府于是提出，要在鄱阳湖口和长江交汇处修建大坝，以抵消长江上游来水减少与河道深切的影响，保证湖区枯水季节的用水需求。这个计划遭到几乎所有环境保护组织的一致反对，江西方面后来修改了设计方案，大坝被水闸替代。
   建闸目标是在每年11月到来年3月的枯水季节里，保持湖区水位不低于11米。这个目标水位比鄱阳湖同期多年平均水位高4米多。

尽管规模比万州和开县的“库中库”大得多，但在鄱阳湖建闸的原理与前者并无不同：水闸在汛期开启，令长江水可以流入鄱阳湖，枯水季节到来后，水闸关闭，可以阻断鄱阳湖水流入长江。
   许多机构表达了对在鄱阳湖湖口建坝或建水闸的反对，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声明中，列举了鄱阳湖的重要生态功能：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仅有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对维护长江生态意义重大。鄱阳湖是白鹤和东方白鹳等众多候鸟在冬季的主要栖息地，湖区鱼类占长江鱼类种类的三分之一，是淡水鱼类的重要基因库。将近一半的江豚生活在湖区。鄱阳湖的生态湿地于199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
   湖北天鹅洲江豚保护中心陈列的江豚幼豚标本。江豚的数量正急剧减少，科学家认为其在自然状态下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无坝方案被看作是维持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的最优选择。他们呼吁，在对鄱阳湖的生态功能进行科学研究及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得到充分论证之前，应暂缓工程建设。
   长江环境保护已经日渐陷入窘境：白暨豚已经灭绝，长江水质每况愈下，旗舰物种如江豚和中华鲟，很可能会步白暨豚的后尘，其他鱼类的数量也日渐稀少。
   “我们打了很多小胜仗，但输掉了大战役”，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江项目总监雷刚说。
   事实上，鄱阳湖干旱的成因复杂。那些明显可见的原因中，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影响。长江中下游正经历一次长达20年的干旱周期，在这个气象周期结束之前，降雨减少会导致鄱阳湖水位下降。当然，更直接的影响是江西省内五条注入鄱阳湖的大河——赣江、抚河、信江、修水和饶河——上都兴建了大大小小的水电站，上游水库导致来水减少，加上湖区挖沙严重导致湖盆不断降低，两个因素都加剧了鄱阳湖区的干旱。鄱阳湖的水文变化也与三峡大坝有关。三峡水库改变了长江的自然水文。以含沙量为例，由于泥沙沉积在库底，冬春季节，水库表层水体为含沙量低的清水下泄，流速加快，冲刷长江河道，鄱阳湖湖口地区的河道不断下切，导致湖区水位和长江水位落差变大，在枯水季节湖水流入长江，加剧旱情。
   2013年11月，江西九江，鄱阳湖蛤蟆石水域干涸的湖床。当年，鄱阳湖提前出现极枯水位。
   在湖口建坝(闸)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水质、鱼类多样性、长江江豚栖息地、候鸟栖息地以及长江下游泥沙量。泥沙量变化将一直影响到上海。
   

系统风险
   这些问题包含两个系统性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涉及到鄱阳湖和流入这个大湖的河流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矛盾则关系到长江上游和长江中下游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矛盾都是由越来越多的水库和大坝引起的。
   水库的蓄水和放水活动会互相影响。对这些水库的蓄水和放水活动进行调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尽管修建水库的目的是防洪和灌溉，但一旦调度不当，就会适得其反。特别是上游和下游同时处于极端气象条件的时候，水库之间的矛盾就会爆发：上游水库在下游防洪最吃紧的时候泄洪，在下游旱情加剧的时候蓄水。
   大坝越多，调度的难度越高，不可控事件的风险就越大。在鄱阳湖口兴建大坝或水闸将汇总和放大这种风险。
   “如果五条河同时发水，又不能合理调度，所有的水将汇入鄱阳湖。水闸建成后，鄱阳湖通往长江的出口处最窄可能不足3千米，加上400米的桥墩产生的阻水效应，湖区发生洪水的风险会大大增加”，雷刚说，“鄱阳湖区一旦发生洪水，又会增加长江干流的调度困难”
   一个大坝如同一个放大器，会把原本分散在河流各处的风险集中到一处，而支流上的大坝将风险指向干流，干流的风险又指向干流上的大坝;风险将逐级放大。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风险。雷刚认为，中国并不具备管理这种风险的能力。原因之一是分布在各地的大坝在设计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整个流域的调度需要，而管理各个大小不一的水库运行的权限，又分散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利益相关方手上。
   以长江干流为例，由于金沙江的汛期早于长江汛期，金沙江上的水库开始蓄水的时候，长江的汛期还没有到来，如果三峡至向家坝之间区域的夏季降雨量较少，三峡水库的上游来水就会大大减少，三峡水库的起蓄时间必然提前——这正是2014年发生的故事，三峡总公司称之为“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
   同样的事情将变成常态。如果2009年和2011年长江中下游的干旱气候重演，三峡水库将再次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保证下游地区用水，意味着水库蓄水不但达不到175米的最高水位目标，甚至连2009年的最高水位也达不到。这也意味着损失发电量。如果三峡水库为保证发电而坚持蓄水，又会导致下游旱情加剧。
   

三峡两难
   系统性风险的实质是对水的争夺。长江和金沙江上连绵不断的水库群，导致长江中下游来水持续减少，三峡水库的蓄水时间将不可避免地持续提前。不断增加的调水工程将令形势更加严峻。这些调水工程分布在金沙江、大渡河、汉江、乌江等长江流域的主要支流上，每年将几百亿立方米水量调往其他地区，其中，仅向北京等地供水的南水北调工程，每年就拟从长江流拟调水几百亿立方米(中线每年448亿立方米，东线148亿立方米)。
   陈国阶预计，在未来的枯水年份里，长江中下游夏秋季节的旱情可能会更加频繁。而且，随着中下游城市扩张，工业和生活用水持续增加，水库蓄水和城市用水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升级。
   由于缺乏全流域管理和协调机构，长江下游特别是上海，将成为争夺战中最大的输家。近年来，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因为上游来水减少，咸潮入侵的时间提前，持续时间变长。咸潮入侵不但影响上海的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还会导致地面沉降。对这座城市里不断刷新高度记录的高楼大厦来说，这是非常不好的消息。
   由于大坝阻断泥沙下泄，泥沙沉积在出口海造就陆地的地质进程已经延缓。此进彼退，海水侵蚀还会让已经形成的陆地重新消失。长江流域的污染最终也汇流到长江，流往上海，影响上海的城市供水安全。
   上海正呼吁中国成立一个系统的长江流域管理机构，以协调这类系统风险。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姚同海说，上海70%的自来水来自长江。目前长江的水质评价中剔除了磷和氮的指标，导致一些名为二类水的水体实际上磷氮超标，上海长时间的咸潮入侵，也与长江水氮氧化物超标有关。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头签署提交了一份议案。这份议案希望全国人大能通过一部《长江法》，并在此基础上成立长江流域管理委员会，对整个长江流域进行协调管理。这意味着从头建立一个水资源管理系统，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大坝带来的系统风险。
   

鱼

   人类显然比其他物种更懂得大仲马所说的“等待和希望”。随着时间推进，那些不善于等待的物种已经灭亡，或正走在灭亡的路上。通往灭绝之路
   十几年前，我乘坐轮船在长江安徽段航行的时候，在池州和铜陵一带的江面上经常看到成群的江豚浮出水面呼吸。它们远离船只，在靠近江滩的水中嬉戏，或远远地沿着与轮船航道平行的方向快速前进。随着沿江高速公路网络变得更加密集，长江上不断出现新的桥梁，如今长江下游几乎没有客运轮船，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货轮。对人类来说，这只是生活方式的小变化，但研究江豚的科学家却发现，江豚的命运因此跨过了一道危险的界线。江豚已经非常少见。在走向灭亡的物种名单上，它们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
   系统已经亮起了红灯。这是另一个系统——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曝光机会比水资源调度系统多一些，但大多是镶嵌在政府公文或媒体报道中的陈词滥调。对少数有机会深切理解何为何生态系统的人们来说，他们正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实：长江的生态系统正在崩溃。江豚的命运只是这个系统错误的一部分。
   2012年，在枯水季节的鄱阳湖，科研人员发现渔民与江豚集中在一小块水域，冲突变得非常触目。他们在一个小时里看到了48条用电打鱼的渔船。在场的长江天鹅洲白鳍豚国家保护区管理站负责人高道斌说，那一年鄱阳湖里的江豚“瘦得像鬼”。 对鱼的争夺只是一方面，渔船的发动机会干扰江豚的声呐系统。渔船如此频密，江豚根本没有时间进食。
   江西省政府认为，在湖口建闸，提升枯水季节的水位，有助于改善江豚生存环境，但科学家指出，大闸阻断江湖联系和江豚洄游，可能导致它们的基因交流受阻，江豚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也许不会有人比中科院水生所淡水鲸类专家王丁和他的同事们更懂得什么叫“绝境”。王丁是世界上少数长期研究过白鳍豚的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基地中科院水生所白鳍豚馆在武昌城的一个角落里，不大的院落中间放置了一尊雕像，几只不锈钢白鳍豚欢快地游向天空。这种长江流域特有的淡水鲸类，曾经广泛分布于宜昌到上海之间河湖之中，它们在水里的矫健身姿正如雕塑所示。然而，真实世界里已经没有白鳍豚了。
   曾有一条白鳍豚在白鳍豚馆里生活了23年，是王丁及其团队的主要研究对象。它被命名为“淇淇”。“淇淇”是世界上最后一条人工饲养的白鳍豚。在三次为它寻找配偶进行繁殖的尝试失败后，“淇淇”于2002年在孤独中死去。2006年，中美等六个国家的科学家发起联合调查，在长江宜昌至上海段搜寻“淇淇”的同类，结果一无所获。2007年，科学家宣布，长江白鳍豚已经“功能性灭绝”。
   中国科学家认为，白鳍豚属于鲸目齿鲸亚目下特有的白鳍豚科，而这些有着深浅不一的灰色皮肤的江豚，属于鲸目齿鲸亚目下的鼠海豚科。
   白鳍豚馆里如今生活着7条江豚。它们是1995年到2011年间从长江流域捕捞而来的。和其他小型鲸类一样，白鳍豚和江豚似乎都拥有某种激起人类本能的保护欲的特殊能力。白鳍豚馆里的7条江豚显然已经适应了室内人工饲养的环境。到了饲养员前来投食的时间，它们快速而轻盈地游过来靠近池壁，准备进食。碧蓝的池水沿着江豚光滑的流线型身体向后分开，叫声随着它们的游动忽远忽近。
   自从告别了在长江上乘船旅行的生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江豚。除了金鱼，我还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一种生活在水下的动物。只要行动轻缓，不要高声喧哗，江豚似乎很容易适应人类的存在。它们的好奇心非常旺盛。很快，几条年轻的江豚开始轮流快速靠近我脚下的池壁，然后加速游开。后来我们进入地下室，那里位于池底，有几个巨大的玻璃窗。江豚发现了我们的行踪，纷纷潜入池底，游到玻璃窗前，在那里停留片刻。我意识到它们在用突出的吻部触碰另一侧的玻璃。

 它们已经学会了用眼睛和人类交流。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江水浑浊，江豚运用眼睛的机会不多，它们主要利用完备的声呐系统理解环境。人工喂养一段时间后，江豚的眼神不再像刚来到的时候那样呆滞。这给人类一种错觉，以为江豚和人类一样拥有高度发达的智力，并且能够和人类进行情感交流。
   “这只是人类经验和情感的投射”，中科院水生所的郝玉江博士解释说，“的确，江豚非常注意人类的行为，能够及时做出反馈，但这种机制和一般宠物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圈养状态下人类和江豚之间微妙而亲切的情感，无法延续到野外，那里的生存法则要残酷得多。根据2012年调查的结果，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大概仅有1000头左右，其中长江干流仅余500头左右，干流江豚数量每年的下降速度达到13.7%。如果按目前的下降速度，它们将在10年内从长江干流中消失。
   可能导致江豚种群衰退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各种人类活动对长江生态环境的破坏。江豚是长江的旗舰物种，也是长江健康状况的最重要的指示生物。
   有些科学家认为，白鳍豚灭亡之前，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2200万年。在这段漫长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江豚是长江里的顶级捕食者。江豚进食量大，代谢快。郝玉江说，“食物资源的减少是造成江豚种群快速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人工喂养环境下，夏季每天进食3公斤小鱼，冬天要3.5到4公斤，平均进食量占体重的10%。近年来鱼类资源的快速枯竭减少了它们的食物来源。
   

生与死的分界线
   整个长江共有400种鱼类，350种为淡水鱼类，其中156种为长江特有鱼类，绝大多数分布于长江上游。历史上曾在金沙江监测到143种鱼类，2013年的一次调查只发现了其中17种。长江淡水鱼以鲤科为主，其中包括被中国人普遍养殖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1960年代，“四大家鱼”在长江上有36个产卵场，每年鱼苗径流量有1000亿尾左右，宜昌江段的产卵场规模最大，鱼卵数量数十亿枚，占总数的5%到7%左右。曹文宣院士在2011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如今这里每年仅有几千万枚鱼卵。
   鱼卵在水中漂流发育，鱼卵和一部分孵化后的鱼苗顺流而下，漂流至长江中游，在较缓的水流中逐渐长成成鱼，完成生命周期。2003年三峡水库坝前水位达到139米之后，泄流槽成了上游鱼苗通往长江中下游的鬼门关。湍急的水流中氮气过饱和，鱼苗至此大量死亡。2008年，坝前水位达到156米，3.16亿尾鱼苗通过大坝下泄，生存下来的只有2%。对鱼而言，长江已经被分割成两段。
   这个过程从1971年开始修建葛洲坝就开始了。尽管葛洲坝是一座低水头的径流式电站，而非三峡工程那样的高坝，但对有些鱼类而言，这仍然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10月下旬，我们在武汉看到危起伟的时候，这位世界上最知名的中华鲟研究专家正在和同事开会，讨论监测2014年中华鲟产卵情况的计划。不久前，危起伟公布了一条悲伤的消息：2013年没有发现中华鲟在自然环境下产卵。
   中华鲟，这种一亿五千万年前遗存至今的古老鱼类，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类，传统产卵场位于金沙江。每年10月，中华鲟幼鱼孵出后沿江而下，在长江生活10个月左右，第二年8月进海洋，性成熟后再返回长江和金沙江进行繁殖，在那里生活18个月左右，直到完成产卵。历史上在重庆至雷波之间观测到16个中华鲟的产卵场。这些产卵场分布在600公里长的河道里。
   葛洲坝建成后，因为无法逾越大坝洄游至金沙江，中华鲟在长江里的活动范围缩短了1000公里。
   危起伟说，这种减少对中华鲟的影响至今没有弄清楚，尽管这种古老的鱼类对新环境表现出了巨大的适应能力。中华鲟在葛洲坝下开辟了新的产卵场，但由于长江古老背以下河道缺乏硬质河床，中华鲟只能在葛洲坝下5公里的河段里开辟两个新的产卵点。鱼多的年份，产卵点的鱼卵堆积如山，大量鱼卵被其他鱼吃掉了。
   如今洄游到长江产卵的中华鲟，都是葛洲坝建成后出生的，“数量比以前少得太多”，危起伟又补充说，“少了两个量级。”
   1980年代，科学家每年可以观测到2000尾左右成鱼洄游，2000年以后这一数字减至200多尾，2011年只观测到100尾左右。2013年是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尽管研究者在2014年年初已经初步得出结论，2013年未见中华鲟在自然环境下产卵，但危起伟还不死心，他组织研究团队，沿江走访渔民，直到坏消息被确认。
   中华鲟未能如期产卵的原因可能是三峡水库的存在导致产卵场的水温过高。水库蓄水导致水温分层现象：上层水体受太阳照射温度较高，下层水体因上层水体隔热效应温度较低。
   随着水库水位下降，温度较高的上层湖水先行下泄，导致坝下河道的秋冬季水温高于自然状态，影响鱼类秋冬季节的产卵活动，温度较低的深层湖水后下泄，又导致河道春季水温低于自然状态，影响鱼类春季的产卵活动。
   三峡水库的蓄水时间不断提前，中华鲟产卵的时间则不断推后。2013年之前，由于水温达不到条件，中华鲟产卵时间已经从10月中旬推迟到了11月中旬。2013年偏热的天气似乎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产卵期水温比常年高出了好几度。
   4月12日，隶属于三峡集团的中华鲟研究所在向长江放流了3000尾中华鲟。在它们1700公里的长江游过程中，水污染、繁忙的航运、鱼网拦截都可能使这个过程戛然而止。过去30年，该所累计放流57次约500万尾中华鲟，绝大部分无法到达长江口。新华社图
   由于大多数中华鲟成鱼生活在海里，只要中华鲟能够在2014年或2015年恢复产卵，这个种群就会延续下去。2015年，人们的确在长江口发现了野生中华鲟鱼苗。但和江豚研究者说起江豚一样，危起伟对中华鲟的命运感到非常悲观：“情况恶化到今天，不可逆转，只能加剧”。
   尽管中华鲟努力适应新的系统，但新系统并不稳定。中华鲟保护区的范围不断缩小，葛洲坝下不断增建各种工程，破坏了新的产卵场地。中华鲟的出生畸形率在上升，雄鱼数量锐减，精子活性下降。和江豚的遭遇一样，误捕也许会给数量急剧减少的中华鲟带来巨大的种群风险。
   为了让鱼类休养生息，也为了给高级猎食者如江豚和中华鲟保留食物，并防止误捕，鱼类学家呼吁在长江干流实施为期10年的禁捕，而中科院水生所的生态学家蔡庆华说，长江干流应该永久禁捕。
   “保住了大熊猫，意味着大熊猫生存的环境也保住了，生物链就保住了”，蔡庆华使用了一个比喻，“和大熊猫一样，鱼也是其所在的生物链上的旗舰物种。”
   导致鱼类减少的原因也正是导致江豚趋于灭绝的原因：水污染、栖息地丧失和过度捕捞，其中水污染包括农业污染和工矿业污染，导致栖息地丧失的原因主要是围湖造田、水电工程、桥梁和码头的建设、江湖阻隔、采砂以及航运。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原因中，通过禁渔解决过度捕捞的问题是最容易做到的，因为长江干流上的渔民数量在不断减少，沿江各省的渔民总数加起来不超过15万人。如今，在长江上捕鱼的投入越来越大，但收获仍然越来越少。蔡庆华认为，通过提供经济补偿让渔民退出捕鱼，成本不高，但可以获得极高的生态收益。
   

水

   水体富营养化的成因有工农业污染、生活垃圾，以及蓄水后新出现的水流变缓、土壤养分析出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整个系统的转换。

逆流而上
   1984年，陈国阶从美国访学归来，开始研究三峡工程的移民问题。同一年，蔡庆华从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被分配到和武汉大学一墙之隔的中科院水生所工作。
   时任水生所所长伍献文是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为新进员工进行所史教育时，从一个苦涩的故事开始了自己的讲述。1972年修建葛洲坝时，各方为是否需要修建鱼道争执不下，最终决定不修，以节省3000万元投资。大型水利工程对鱼类和生态环境的漠视，给鱼类学家和生态学家造成了长久和巨大的心理创伤，也加剧了工程学界和生态学界的观念分歧。
   对蔡庆华来说，他至此才明白，葛洲坝工程是为三峡工程做准备的。1990年代后期，他作为新一代的生态学者接触三峡问题，也是从研究移民开始的。和1980年代前期不同，这时候的问题不是移不移，也不是怎么移，而是移民能不能稳得住。科学家奉命想办法让移民富起来。蔡庆华的任务是教宜昌县移民示范区的移民养鱼。
   “养鱼很简单”，蔡庆华说，“但鱼一养起来，水体就会出问题。”
   这在预料之中。三峡工程建成后，三峡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型水库。在此基础上会演化出一个新的系统。这个系统包含湖泊、河流和陆地，气候变化和人的行为将不断地对系统造成扰动。养鱼会加剧水体富营养化。生态学家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库区会爆发大范围水华。
   有时候历史自己会说话。从武汉乘船经过葛洲坝去宜昌，一过船闸就是长江支流黄柏河。由于流水环境变成相对静水环境，这条被葛洲坝工程堵塞和托举的河流又黑又臭。三峡的堵水效应和葛洲坝不是一个量级，蔡庆华想，库区支流的命运会怎样?那里的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变化?
   1999年，蔡庆华利用移民研究的机会，开始对香溪河进行调查。正如黄柏河之于葛洲坝，香溪河是三峡大坝上游第一条主要支流。它发源于神农架，流经湖北兴山县和秭归县，在秭归香溪镇注入长江。香溪河全长97.3公里，流域面积3099平方公里，是三峡库区8条流域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支流之一。每年春天，桃花盛开的季节粉红色的淡水水母会出现在香溪河口，它们如同一张一翕的小伞，悬浮在水中，又像飘落在水中的桃花花瓣。蔡庆华担心，随着三峡工程建成，三峡水库蓄水，这条河的遭遇很可能和黄柏河一样。
   三峡水库蓄水到175米之后，香溪河将成为库区一部分，回水区最远达到距离河口40公里处。如果要观察大坝蓄水对支流生态系统的影响，这条河的位置很理想。它够大，是三峡湖北库区最大的支流，也够复杂，从源头到河口的海拔高差超过3千米，生态多样。
   蔡庆华的团队对香溪河的观测已经超过15年，这是中国同类观测中时间最长的一个，但要理解河流生态，这还远远不够。
   1999年开始的早期采样包括浮游生物、水草、底栖动物、动物和植物等方面的数据，3年后，中科院在蔡庆华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了系统与流域生态学实验室。采样周期不断缩短，从季采和月采变成年采、季采、月采、周采和日采结合。这个实验室和其他两个实验室合作，把研究拓展至水体环境、水动力学和沉积物等领域。
   2003年，水华如期爆发暴发。三峡地区春天的温度、光照和养分条件都适合水华生长，只是长江急速的水流使浮游生物无法聚集。水库蓄水后，水流变缓，土壤中的养分析出，利于水华发生。从这一年起，桃花水母消失了。第二年春天，也即蓄水至139米之后，水库回水从香溪河口延伸至上游23公里处，库湾和香溪河里的水华已经非常严重。

这一时期爆发暴发的呈酱油色的水华属于无毒的假藻水华。蔡庆华认为，如果三峡水库的水位每天下降20到30厘米，就可以有效减少这种浮游生物的大面积繁殖。他在香溪河的实验证明这个方案是有效的。但三峡公司内部的专家怀疑香溪河的经验能否在水库复制。2007年，假藻水华更为严重，三峡公司开始在葛洲坝试验蔡庆华的方案。2008年，水华大面积暴发。据环保部监测，11条河流上共发生13处水华。有毒蓝藻从香溪河口向上游延伸，一直到距离河口24公里的硖口镇。那里是蔡庆华的实验室所在地。
   2009年，三峡水库冲击蓄水至175米失败，2010年卷土重来，终于获得成功。水华继续暴爆发，但规模并没有扩大，随后严重程度开始下降。在蔡庆华方案的基础上调整而成的人工潮汐方案随后出现。这种方案要求更加复杂的调度方式。白天藻类光合作用活跃的时候，增加下泄流量，加大支流和库区的水体交换，增加对藻类繁殖的扰动，夜晚则减少下泄流量，弥补蓄水损失。据多份相关论文测算，坝前水位降低50厘米，香溪河、大宁河和乌江河口的水位也会有明显变化，可以有效抑制水华繁殖生长。
   正如江豚走向灭绝是一个系统事件，水华爆发也是一个系统事件。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因素包括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垃圾，以及三峡水库蓄水后出现的新的因素：水流变缓、土壤养分析出，等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整个系统的转换，而科学家却只能从最容易操作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禁渔或是制造人工潮汐。
   

理解系统
   为了理解这个系统，蔡庆华、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已经进行了连续15年的观测和记录。每天三次，他们驾驶着一只铁皮小船，到位于河弯处里的取样点采集水样、记录数据，乘面包车或渔船在另一些采样点进行每周、每个月、每个季度或每年一次的采样。这些采样点分布在神农架幽暗的森林和水电站林立鳞次栉比的香溪河上，分布在钢筋水泥的公路桥梁和古老的、晃悠悠的吊桥下，分布在垃圾遍地的城镇旁边，并从那里向香溪河汇入长江的河口地区延伸，一直延伸到距离三峡大坝所在的三斗坪只有一公里远的水库湖面上。
   从香溪河口至库尾50多公里，分布着20多个取样点。一次例行的月采，每一处采样点，取3个断面采集藻类，5个断面采集动物。他们掀起石头，小心翼翼地用一个圆形瓶盖扣住底栖生物附着的地方，刷掉其他部分，然后把瓶盖下的部分刷进水盆，统计其形态和数量。或是用索伯网采集水底底栖生物。这需要穿着橡胶长裤站到深水中。
   工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远远超出任何学术资助的周期。很多开销——比如租用汽车和船只的开销——不符合学术项目的会计要求，成了实验室的财务负担。但15年的观测对了解一条河的生态系统而言还远远不够，尽管这已经是中国科学家对一条河所做的最长时间的监测。
   作为水生所历史上最后一名数学系毕业生，老一代鱼类学家和生态学家的本意是希望蔡庆华利用数学工具，为生态学理论建立数学模型。但蔡庆华很快就发现这一设想只是空中楼阁。除了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也缺少针对水体进行的连续观察和记录。没有数字就无所谓数学模型。
   时间也是一条河流。蔡庆华、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将为后来的学者能够溯流而上留下地标。数据必须积累够久够多，才能有效地帮助人们理解一个流域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不但包含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和支流的关系，还包括水体和陆地的关系。有一些系统错误已经发生并且无可挽回，比如淡水水母的消失，有一些系统错误发生后有所缓解，比如曾在香溪河和其他三峡水库支流上泛滥成灾的蓝藻。有一些机制，科学家相信有助于预防系统错误的发生，比如把香溪河上的蓝藻监测系统接入三峡水库的调度系统，以及减少香溪河上的水电站数量，或至少改变这些电站的工作方式，不要让河流断流，以修复这里的生态系统，特别是让鱼类重新回到香溪河中。但要让这些设想中的机制成为现实，需要调动另一个系统——那个驱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运作的系统转变，才能实现。
   
   

中篇：《向下的力量：故乡、搬迁与滑坡》

   
   
   滑坡的成因很多。2014年8月，在重庆市奉节县，大雨引发了大范围的严重滑坡灾害。我们见证了大雨和雨后救灾过程。
   位于三峡西部入口的山城奉节，如今是三峡库区柔软的腹心，其地势像一只->状箭簇，又像一架纸叠的飞机，南北山区如同机翼，从两个方向朝中间的沟谷倾斜，长江从沟底流过。这里的地质构造异常破碎。
   

大雨
   201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奉节考察滑坡防治，他警告说，对滑坡进行勘察、监测和防治，保证辖内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应该成为各级官员的“军令状”。没人想到，仅仅过了一周时间，这条军令状就到了需要兑现的时候。
   8月30日，奉节县气象局发布了一条等级为“重要”的天气预报，预测该县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降雨主要发生在北部山区。大雨是从8月31日下起来的。9月1日零点至9月2日零点，也就是奉节气象局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彻夜不眠，不断刷新暴雨预警的那一天，县城西北部一个镇的降雨量达到了334.4毫米。这是历史最高纪录。
   当然，有记录的历史并不长。奉节县气象站属于国家基本站，按照规定，需要年复一年24小时不间断地记录当地的气象资料。但三峡工程中断了资料积累。2002年，奉节气象站搬站，许多观测点被淹没，导致如今可以比对的数据序列非常短。
   大雨试探了奉节面对滑坡时的底色。雨后地质灾害接踵而至，北部的乡镇无一幸免。山体滑坡、岩石崩落，通往县城的道路损毁中断，供电和固话网络以及无线通讯基站随后遭到破坏。
   几天后，我们向奉节政府询问灾情时，初步统计显示有17人死亡，4人失踪，6000幢农房垮塌，超过2万幢房屋受损，2万人无家可归。最严重的损失都是滑坡造成的。
   

滑坡
   在距离县城以北57公里处的大树镇，我们看到了滑坡的后果。和位于重庆东部连绵不断的高山上那些集镇一样，这里的房子一部分紧靠陡峭高山，另一部分建在较为低平的河滩上。靠山的楼房都被滑坡摧毁了。废墟背后，一面接近90度的峭壁在暴雨中垮塌了一半。
   2014年9月4日，重庆奉节遭遇连日暴雨，泥石流和滑坡造成奉节大树镇出现多处山体大面积滑坡，傍山而建的房屋几乎被倾泻的泥石流全部冲垮，只剩一幢四层小楼孤立在山脚下。
   40岁的田玖成望着远处的家。这位中年人2013年刚刚花了7、8万借款在大树镇买了房，不料这场暴雨后的灾难令他一无所有。匆忙逃出来之前，田玖成抓了两把钥匙，一把家门的钥匙恐怕已无用处，另一把是为老板开车的车钥匙。家没了，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变得更重要了。
   一辆摩托车被掩埋在泥石流之下，连接大树镇与安置点梅子中学之间的道路完全被沿途崩塌的石头和滑坡阻断。
   镇政府的抢险救灾人员不得不先行用挖掘机和推土机辟出临时道路，保障灾民和救灾人员、设备的出入。
   当灾难来临时，黄启英老人并不想离开自己的家，家住关山村的她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房子不会被洪水冲垮。她的儿子硬是将母亲和自己绑在一起，才骑摩托车一起下山避难。
   9月1日当天约有900名居民被疏散到几公里以外的梅子中学。灾民先是被安置在学校的会议室和两间空教室里，两天后，又在学校操场上搭建了38顶救灾帐篷。安置点内设有临时医务室，医务人员24小时为灾民发药、治疗以及心理疏导。
   女孩乐乐(化名)跟着父母撤离到了安置点，不过对于4岁的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之中，存在的危险和生死。
   大树镇是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镇政府所在的场镇共有183间房屋被毁，全镇建筑均因进水而由不同程度受损。而滑坡的危险仍如悬在居民头上的利剑，不曾解除。
   由此往北20公里处，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滑坡，据估测，总共有600万立方米的山体发生了崩滑，造成5人下落不明。再往北，滑坡堵塞溪流，形成了堰塞湖。2014年9月5日，我们经过那里的时候，在山腰上看见500米外的谷底，一辆大型挖掘机停在一条河边作业，不断地把泥土挖出来移走，试图拓宽一条泄流槽。堰塞湖正对着山脚下的岔河村。武警水电部队八支队在堰塞体上24小时不间断作业。这里已经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奉节县竹园镇太平桥2号堰塞湖。
   沿路险象环生。高山受到的创伤非常明显。几乎每座山峰都留下了滑坡的痕迹：表层土石崩塌后，植被消失，留下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的黄色泥土，像是一块块没有愈合的伤疤。
   我们经过的那些乡村公路 ，是2009年大规模刺激计划的产物。但这些道路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很有限。新开挖的地段特别容易发生路基崩塌，司机只能用尽全力，小心地让车子贴着路面内侧的山崖行驶。路边随处可见从山上崩落的石头、泥土和树木混合物。
   当时中国发起了“村村通”工程，中央和地方放政府提供财政补助，帮助各地乡村升级道路等级。大量土路或砂石路被混凝土公路代替，改善了乡村地区的交通状况。
   

堰塞湖
   宋勇刚比我们早两天抵达这里。听到奉节的滑坡形成堰塞湖的消息时，他和武警水电八支队正在奉节以西的云阳县两河口救灾。同一轮暴雨形成的滑坡危及云阳一座煤矿的职工宿舍。8月31日夜间，惊慌的工人冲出宿舍，四散奔逃，但为时已晚。滑落的山体吞没了11名工人。9月2日早上，为了处置竹园镇的堰塞湖，水利专家、武警水电部队的地质和工程技术人员被紧急从云阳调往奉节。连接云阳-巫溪-奉节一线的群山间的道路损毁不堪。这支队伍一路往东，边走边修路，先头队伍于2日下午抵达岔河村。夜间，后续队伍才陆续赶到了现场，随身还带着小型挖掘机和冲锋舟等大约90种设备。
   勘测的结果是，滑坡体足足有3公里长，崩落的土石总计200多万立方米。滑坡体阻断岔河，形成两个堰塞湖。在现场指挥的重庆市水利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冀春楼说，滑落的山体含土量特别高。松软的泥土使得机械无法登上堰塞体，而只能沿着河岸作业。挖斗中那些稀烂的泥浆延迟了工作进度。
   更让他们忧惧的是，滑坡并没有结束。最不可测的是1号堰塞体上游还有1000万立方米摇摇欲坠的土石。冀春楼说，它们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滑坡。他用疲惫的眼神看了一眼山谷里的挖掘机，指着远处看不见的下游说，如果再下暴雨，有可能形成泥石流。那将是最糟糕的情况，因为“河道两侧30公里内都会被洗白”。

 在冀春楼划出的范围里，首当其冲的是岔河村，而在距离2号堰塞湖不足1000米的河滩上，岔河村一个新规划的社区正拔地而起。一半楼房已经结构封顶，另一半正在粉刷外墙。工人甚至等不及上游的堰塞湖险情解除，就已经回到了工地上。
   这里没有人亲眼见过泥石流，尽管也没有人见过几天前这种规模的大滑坡。生活就在废墟边上继续着，灾难并没有促使人们重新评估风险。
   堰塞湖所在的奉节县竹园镇有1人因灾死亡，840多户房屋垮塌。该镇党委书记说，全镇18个村都有灾情，受灾人口超过总人口一半。
   竹园镇总共发生41处滑坡，堰塞湖一带的滑坡规模最大，也最危险。冀春楼说，如果不发生次生灾害，这一带的救灾和初步整治，也要到2015年汛期来临前才能完成。
   我们去过竹园镇另一个受灾严重的村子草坪村。汽车从县道岔出去，经过一座没有护栏的石桥，穿过人工开凿出来的山洞，开进一条狭窄的山谷。这个山洞显然是将整个山谷包围起来的高山山体上最薄弱的地方。草坪河，这条默默无闻的小溪把大山下切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在高处俯瞰河流令人头昏目眩。一路上摇摇欲坠的山石，剥蚀的石灰岩和岩石上随处可见的洞眼，都显示这一带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层很薄，山体渗水性强，正是这些地质因素导致了频繁的滑坡。
   草坪河流入长江支流梅溪河后，河水拐了一个急弯。梅溪河左岸的大山里隐藏着一座煤矿。这样的大型工程往往加剧滑坡的严重程度，甚至直接引发滑坡。但地质学家们认为，最容易引发滑坡的人为因素还是水库，尤其是三峡工程这样的特大型水库。
   

地

   早在三峡大坝修建之前，滑坡就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奉节。如今，库区水位的周期性变化，加剧了对奉节周边那些破碎的山体的扰动。
   关于滑坡，我们听过许多悲伤的故事，有个幸运的故事值得一提。8个来不及撤离的岔河村村民，一度被包围在滑坡中的孤岩上。他们最后都平安得救了。
   可惜，幸运的故事太少了。早在三峡大坝修建之前，滑坡就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奉节。如今，库区水位的周期性变化，加剧了对奉节周边那些破碎的山体的扰动。许多山体正在看不见的力量牵引下从基岩脱离，并滑向谷底。在突然或日复一日的下滑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这8个村民那么幸运，能够绝处逢生。
   

滑向长江的小镇
   在奉节北部的大树镇和竹园镇看到了强降雨引发的滑坡，在和奉节县城隔江相望的安坪镇，我们很快看到了水库引发的滑坡。这两种滑坡的形态有着明显不同：前者是很短时间内发生的，而后者旷日持久，在危险的边缘线久久徘徊，令人倍感折磨。
   藕塘与奉节县城相距12公里，是安坪镇的“场镇”，也即镇政府所在地。这个位于三峡水库175米水位之上的小镇只有三条不长的街道，分布在相当陡峭的山坡上。从表面上看，藕塘和三峡库区那些选址艰险、地面崎岖不平的集镇没有什么分别，但在肉眼看不到的地下，整个藕塘，连带附近的乡村，正缓慢但不可遏制地滑向长江。
   官方对此事的解释如下：
   藕塘滑坡……为距今14万年前形成的特大型基岩古滑坡，滑坡体平面形态呈“古钟”状，前缘高程90-102m，后缘高程705m，总面积171万m2，厚度10-70m，最大约114m，总体积7510万m3(含后缘面积38万m2、体积约960万m3的变形山体)。滑坡现有居住人口4059人，其中前部安坪集镇人口约3500余人，房屋建筑面积17.76万m2;中后部农业人口约600余人，耕地面积约1446亩。
   2002年三峡库区二期地灾治理项目中，由奉节县移民局委托相关单位对滑坡进行了局部工程治理，治理主要措施为两排抗滑桩+护坡工程+地面排水。2009年7月受三峡水库175m实验性蓄水影响，滑坡前缘地表出现了较多的变形迹象，严重危及了滑坡上的生命财产安全。2009年11月，重庆市三峡地防办委托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该滑坡的勘察设、监测与防治研究工作。根据该公司的勘察结论，滑坡目前出现了明显的整体深层位移变形，整体深层变形体体积6650万m3(占滑体总体积的88.5%，西侧前缘一带约960万m3未出现滑动变形)，地表变形具有广泛性、持续性和速率递增的特点，深部变形具有顺层性、多层性和持续性的特点，且两者均未见收敛和减缓迹象，不排除产生大规模突发失稳的可能性。
   

苏师傅的三套房
   苏师傅66岁，在藕塘下街上开理发店。苏师傅的工具、技术和他的顾客一样老。理发店平时生意很冷清，中秋节才略好一点。几年前，苏师傅花了16万多元，在藕塘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这是他这辈子拥有的第三套房子。
   苏师傅的第一幢房子如今沉睡在水下。苏家属于三峡工程二期移民。1999年，苏家就地上靠，在175米水线以上修建的第二幢房子：一幢两层的楼房。
   为了建房，苏家用掉了所有移民款(每人一万元出头)，还借了7万多元外债。儿子全家、两个女儿和老两口一度都生活在这幢有10间房的小楼里，它至今坐落在奉节通往藕塘的路边，但苏家已经搬走了。一对修理摩托车的父子住在这里，每年给苏师傅600块钱作为房租。
   这笔象征性的租金说明了房子的现状。苏师傅带我们走下楼梯，不用指示，我们立刻看到一楼房间的后墙上裂开了许多大缝。再一细看，每一堵墙上都遍布这种不规则的裂缝，墙体与地面分离，大门移位，门外用木料对二楼挑出的部分做了支撑。实际上，根本不应该有人住在这里。这幢房子随时可能会倒塌。
   裂缝是在2008年之后出现的。那一年，三峡水库进行了156米实验性蓄水，200多亿立方米水对库岸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汛期来临之前，为了腾出库容，为即将到来的长江洪峰做准备，加大了大坝的下泄水量。随着库区水位快速下降，水库岸体承受的巨大压力随之减弱，在水下浸泡了几个月的山体纷纷松动、崩塌，三峡水库沿岸各地的滑坡数量急剧增多。
   水压的急剧变化也引起了地表深处的变化，一些沉睡数万年甚至更久的古老的滑坡被激活了，藕塘滑坡就是其中之一。在苏醒的古滑坡向江中缓慢移动的过程中，不规则的力量传导至地面，造成房屋结构错位。
   大家庭随之星散。苏家大儿子带着全家住在奉节县城，二女儿嫁到外县，小女儿在重庆打工，老夫妻住在一公里外的藕塘。如何处置这幢房屋成了巨大的难题：能不能得到赔偿?谁来赔?赔多少?什么时候赔?
   2013年底，一位藕塘居民向重庆市政府询问这些问题，得到的唯一答复是迁址地点已经确定，但搬迁时间和赔偿标准并没有现成依据，正在“等待上级文件”。
   对苏师傅来说，这是个坏消息——他的第三套房也保不住了。
   

整体搬迁
   
   安坪镇的整体搬迁已经不可避免。奉节县于2013年3月成立了藕塘滑坡搬迁工作领导小组。迁建地点确定为下坝村。选址、实物调查、编制规划以及审批、搬迁的前期程序已经走完。这些几乎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在藕塘，尽管每个人都听说过搬迁一事，却没有任何人知道和此事相关的细节。
   搬迁范围统计完毕，包括“居民981户4059人、机关事业单位11家、小型企业6家、微型企业21家、个体工商户208家，房屋总面积17.76万平方米，规划生产安置人口1744人。”
   人们态度不一。安坪镇市民广场(显然是藕塘最大的一块平地)是古老的藕塘滑坡被激活的铁证。那里裂缝纵横，有的裂缝有两指宽，长度超过十米。在奉节县电视台播放的一档新闻节目里，奉节县委书记来藕塘调查滑坡情况时，地方官员向他展示了这些裂缝。
   镇上居民对此嗤之以鼻。所有的一切，根据他们的说法，都是工程质量问题。换言之，房屋和广场开裂，是因为地基没有打牢。他们反对搬迁，对近在眼前的滑坡视若不见。移民的经验让移民变得畏惧移民。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不可避免的搬迁将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利益受损。
   和情绪激昂的邻居们相比，苏师傅显然生活在对再次移民的畏惧和损失得到补偿的期待之间。
   藕塘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是苏师傅这样的水库移民。他们将不得不经受更多折磨。和兴建三峡工程时那种命令式和运动式的移民方式不同，奉节县的官员们已经意识到，藕塘的搬迁可能会拖上很久。虽然整体搬迁已经于2014年5月启动，但官员们对按期完成任务明显信心不足。该县宣传系统的一篇稿件说，奉节官员已经不止一次组团前往三峡库区的其他区县，学习整体搬迁的经验。稿件说，在所有亟待学习的经验中，最重要的是为搬迁找到“政策依据”。
   “我搬怕了，这辈子都不想搬了”，老人摸着那些撑住房子的木柱，仿佛它们是一次又一次搬迁中被遗弃的生活的废墟。他嘟嘟囔囔地补充说，“二辈子不搬都要得。”
   

人

   
   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奉节新埔村极有可能发生秭归千将坪滑坡一类的悲剧。2003年7月，千将坪上2000万立方米土石突然滑入江中，造成24人死亡。
   

故乡摇摇欲坠
   2014年9月底，一场大雨再次袭击安坪镇，藕塘和新埔发生多处滑坡。大水在山坡上四处漫流，苏师傅的二层小楼所在的新铺村3社，有些房子看上去随时会倒塌。
   余阔海家的五间平房修建于1999年，现居6人：余阔海的妻子、余阔海的老母亲、岳父岳母和两个孩子。大孩子15岁，正上初三，13岁的小孩子2014年刚上初中。妻子刚刚从东莞回家陪孩子读书。余阔海本人仍留在东莞务工。
   余阔海家的房顶与墙壁分离严重，从缝隙中渗下来的雨水把墙壁淋得斑驳不堪。西侧两间房子的墙壁无法托举屋顶，两根钢梁穿墙而过，临时接替了墙壁的承重功能。采取这个大胆的临时补救措施的时间并不长。为了安钢梁，墙壁上打出四个大洞，至今没有填补好。
   登上余阔海家的屋顶，可以看到水泥预制板的接缝处用各种材料修补过多次。余阔海的妻子说，最早用沥青修补，后来改用黄泥，这些材料无法有效隔绝雨水，却堆积在接缝上，把屋顶分割成一个个水洼，导致雨水滞留，反而加剧了漏雨。
   余永成的四间平房修建于1995年，现居6人。余永成40岁，腰和腿曾严重受伤，落下残疾，妻子有智力障碍。两个孩子，大的10岁，上小学5年级，小的上幼儿园大班。孩子由余永成父母照顾。
   由于墙壁严重变形，余永成家的房门关不上。余母说，家里从来没有锁过门，下雨了也不敢住在家里。
   余国才的4间平房修建于1997年。从室内的家具和电器看，余国才家境殷实。去年农历腊月，他重新粉刷了房子，在堂屋和卧室的墙壁上挂上了大幅精心装裱在玻璃框里的十字绣品。但在这些喜庆的装饰品上方，白色涂料已经悄悄爬满了裂缝。这些裂缝从墙壁与屋顶的接缝处一直延伸到较低的墙面上。

 在新铺村3社这些地基变形、墙壁开裂以致结构受损的房屋中，余国才家的房子状况最好。这得益于他建房时地基打得更深，并采用了混凝土脚桩，即便如此，仍然需要每年数次用沥青仔细浇填屋顶预制板接缝，才能保证房子不漏雨。
   和这栋得到精心维护的砖混结构的房屋不同，余国才的邻居是一位独居并且已经失聪的老太太，她住的土砖房实际上是一堆经过简单处理后堆砌起来的泥巴。这座房子倒塌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一座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的地质灾害测量仪安置在老太太家门外;只要下大雨，村干部就会把老太太接到别处去。
   余永海的平房里住着祖孙三代六口人，一家人正在堂屋吃午饭。堂屋西侧墙壁外又加了一堵墙。这堵起扶垛作用并分担主墙承重功能的新墙保证楼顶不会掉下来，但占去了一大块面积，让堂屋显得非常拥挤。
   新铺村3社位于两道南北走向的山谷之间。如果从较远和较高的地方观察，山体向下方长江河谷运动的趋势肯定更为清晰。但即使是眼前的景象已经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新铺村极有可能发生10年前秭归千将坪滑坡一类的悲剧。
   千将坪位于秭归沙溪镇，2003年7月13日，也即三峡水库蓄水至135米六周后，2000万立方米土石突然滑入江中，造成24人死亡。
   村民们迫切地想搬离脚下不稳定的土地，主要的——某种程度上唯一的障碍是费用。根据政策，如果纳入三峡水库地灾防治移民计划，每人可获两笔一次性补偿，房屋和附属建筑补偿另计;如纳入重庆市搬迁避让工程，只能获得每人5000元的搬迁补贴，土地、建筑、林木得不到任何补偿。
   这并不是新铺村特有的窘境。重庆市政府的网上信箱中，大量信件都在咨询滑坡搬迁的补偿方案。在2013年12月1日的一则回复中，奉节县政府表达了爱莫能助的态度，“主要的要你们自己努力解决根本问题”。
   余永海说，按照现在的建材和人工价格，盖一栋两层4开间的楼房，需要20万元。大多数人家拿不出这样一大笔钱。即便有能力盖新房，也不见得能一劳永逸地解除房子变形甚至倒塌的噩梦。这些位于山腰的房子，大多建于1990年代中后期，所用的砖块是村民自己烧制的。小砖窑的炉温较低，用来制砖的泥土黏性似乎也不足，砖块呈浅灰色。从这些房子的屋顶向上方山顶方向望去，可以看到一些建筑年限较短、有些是崭新的楼房，使用的是机窑烧制的红砖，在碧绿的脐橙园周围显得分外醒目。新房属于新铺村3社的地质灾害移民。它们如今面临另一种不确定性。
   柴成军1992年盖5间平房位于山腰以下较低的位置，水库水位向175米冲刺的过程中，这些房子被看不见的下滑力拉扯成危房。2009年，奉节县和安坪镇将他纳入安坪镇地质灾害三期移民项目。一年后，柴成军选择在靠近山顶的地方盖了现在住的6间平房。老房子的补偿价格为每平方米180元，相对于前两期移民，补偿标准已经有所提高，但仍不足以支付建新房所需。
   问题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制作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新铺村3组位于一个规模达到3380.4立方米的特大型滑坡上。在滑坡上更换建房地点，让柴成军和他的邻居们避免了迫在眉睫的灾害，但长久价值值得怀疑。
   最近的搬迁记录发生在2013年11月下旬。根据奉节县政府公开发布的信息，该县财政安排21.83万元资金，用于搬迁安坪镇的6户居民。如无意外，他们和柴成军一样，并没有离开危险的滑坡体，而只是从较低的位置搬到较高位置。
   滑坡的破坏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完。如果房子会说话，它们说出的故事一定比旁观这一切更令人心惊。古老的地质运动将其力量传导至地面，房子上的裂缝只是可见的结果之一。这种力量足以令大地分崩离析，让山体倾颓，填塞水面，迫使河流改道。
   柴成军应得的搬迁补偿款中，有5000块钱要等房产证办下来才能拿到手。如今这笔钱成了一件悬而未决的事。由于房子盖在滑坡体上，迁建到高处的地灾移民没有拿到用地许可证。没有用地许可证，就办不了房产证。换句话说，撕裂房屋的力量也撕裂了政府机构的行事逻辑：一些政府机构为村民指定了搬迁目的地，另一些政府机构随即否定这样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滑坡上的城市
   在前往奉节前，我们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拜访了地质灾害专家乔建平。乔建平曾经参与了三峡工程地质灾害和高切坡防治规划的论证及审查工作 。
   在1980年代的三峡工程前期论证中，中国科学院参与了大多数相关课题的研究。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投票形式通过了上马三峡工程的决议。科学家们开始和建设方合作，试图利用专业知识减轻工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乔建平的任务是研究三峡地区滑坡的条件、成因，根据危险度对不同的滑坡体进行分级，对水库可能引发的滑坡进行预测。
   20年中，他的研究范围自东而西，沿江上溯，与水库逐渐扩大的影响范围重叠。1986年，他交出了关于秭归仙女山断裂的滑坡预测报告。92年，三峡大坝围堰开始修建，他的工作重心也西移到巫山至云阳一线。2000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后，乔建平选择在库岸线最长的万州进行滑坡监测。监测系统完工后，可以在成都接受信号，据此对万州的江岸做滑坡风险评估。
   这些工作经历让他对科学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乔建平曾建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的管理，又向另一位副总理曾培炎建议，应该在三峡库区建立地质灾害预警机制。两位副总理都在他的信件上做了长篇批示。但地质学家们对奉节新县城选址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
   专家曾建议奉节县城迁至老城以西20公里的长江支流朱衣河畔。距离河口不远处的朱衣镇地势较为低平，规划中的沪蓉高速公路将从这里经过。奉节县官员反对这一方案，主要原因是新址远离了那些使奉节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地理方面的元素。朱衣镇远离白帝城。地方官员认为，一旦离开长江干流，奉节在水上运输和商业的优势，以及古夔州作为三峡入口的文化吸引力，都会大打折扣。
   在长达十几年相持不下的争执中，奉节新城数易其址。先后提出来的备选地址包括朱衣镇、宝塔坪、莲花寺和三马山。奉节是三峡库区最后确定搬迁地的县城。奉节人倾心的选址被逐一否决，原因无一例外，都是选址区域地质不稳定。
   现址三马山是各方妥协之后的产物，但争议并没有就此停止。1996年，奉节新城开工建设。之后的数年中，国土部门、水利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就奉节现址是否位于特大型滑坡上争执不休。长江水利委员会曾断然否认三马山一代有滑坡存在。直到三峡开始蓄水，众所周知的考验即将来临，理性才重新回到多数人的头脑。从那时起，奉节新城位于滑坡上，就成了人所皆知的事实。
   2003年5月20日，奉节县近20名民间音乐爱好者在历史悠久的老县城依斗门旧址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以此纪念即将被淹没的拥有2300多年历史的老县城。
   

妥协看不到头
   为兴建奉节港开挖山体和回填土方的过程中，地质灾害开始不断发生。这块名为猴子石的地点后来成了三峡库区治理难度最大的一处滑坡。2001年，按照常规做法，向水中抛下73万立方米石头压脚，对将浸泡在水中的坡面进行护坡治理。5年后，又在滑坡体的三个不同高度开挖出施工洞口，沿此向山体掘进400米，形成与山体垂直的横洞，然后，每个横洞中打38排竖井，灌入混凝土，在山体内部形成立柱。立柱长度从10米到20米不等，总数达到130根，将滑坡体钉在基岩上，以遏制那种无休止的向下滑落的地质力量。
   工程设计新颖，但施工难度极高，最终不得不请铁路建设部门承担建设任务。花去了几年时间和几亿资金后，猴子石的治理效果仍然难说万无一失，因为滑坡治理作业紧张进行的同时，滑坡上正以更快的速度盖房。不断增长的新建筑(或者用地质学家的话说“新增加载”)，使评价滑坡防治的效果变得非常困难。
   如今的奉节，是一座山高坡陡和高度拥挤的城市。建筑不但覆盖整个山坡，也填满了沟谷。在自然状态下，这些沟谷能够把降雨形成的洪水排入长江。奉节城的人工排水措施未来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不管如何习惯于见缝插针，破碎的地质构造仍然限制了城市进一步扩张。6.8平方公里崎岖不平的奉节城区里，生活着接近20万人。最终的解决措施出人意料。2007年，当地官员决定回到原点。一度被抛弃的朱衣镇最终被确定奉节新区。政府机构将率先离开长江，远离白帝城以及带给奉节光荣的三峡门户，以寻找更平坦、开阔和安全的生存空间。
   从1983年讨论县城搬迁方案至今，30年过去了。在和那种看不见的向下滑动的自然力量对抗的过程中，奉节已经精疲力尽。对新埔这样的村庄、藕塘这样的场镇、奉节这样的县城而言，人们花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花费，仍然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对滑坡的恐惧里。
   在长达5000多公里的三峡水库库岸线上，奉节并不是唯一深受滑坡困扰的地方。巫山县和巴东县也是滑坡的重灾区。频繁发生的滑坡让水库蓄水至175米的时间至少推后了一年。据国务院三峡办地质灾害防治办公室掌握的数据，库区实施工程治理的滑坡355处，监测5386处(其中实施专业监测的仅有210处，其余全部采取“群测群防”)。2010年，该办公室主任柳源说，三峡库区还将为此搬迁10万人。
   2011年10月，一处可能的滑坡险情导致长江航道被封闭。2012年，柳源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显示，随着三峡水库水位上升，地质灾害次数不断增加。三峡水库蓄水至175米后一年中，地质灾害次数是135米水位时期年均数量的3倍多，是156米蓄水位期间年均数量的两倍多。滑坡的等级也在提升，大型和特大型滑坡数量明显增加。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大坝源自人们克服和利用自然的雄心，但无穷尽的滑坡是不可能克服的。妥协远远看不见尽头。在人力和自然力的消长里，是无数具体的个人动荡的生活。因为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因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和许多不大不小的错误决定，搬迁将贯穿其中一些人的一生。故乡摇摇欲坠，他们可能毕生都无法安居。
   
   

下篇：《过三峡：水与路、城与乡、寺与塔》

   
   
   130年前立德的商业风险主要来自中国不稳定的政局，战争破坏，以及官僚腐败导致的衰退。现在的问题是变化太快，三峡的游戏规则已发生了巨变。
   

蒸汽时代
   我就地站在河水切割成的一个岩石平台(这样的平台有许多)上观看忙碌的苦力队伍为庞大的帆船船队装货卸货，帆船上满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各种物产。一队队搬运工人，辛苦地背着未压实的棉花的白色巨大坤包，登上长长的阶梯，十分引人注目，远看就像一大群蚂蚁背着自己的蛋一样……眼前的情景与自己这许多日子身临其境的宁静的大自然景色又形成了强烈对照。

——阿尔博尔德.约翰.立德，1883年4月7日
   
   20世纪30年代的长江三峡江段。如今，三峡的自然景观已经发生根本改观。
   阿尔博尔德生活的时代里，他是极少数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乘坐小船穿越长江上游的欧洲人。1883年，他乘船从上海出发，逆流而上，于3月18日抵达三峡的东部入口，开始了渴望已久的三峡之行。那段辛苦的旅行费去了整整三个星期，立德夫妇和船员倍尝艰险，才于4月7日抵达目的地。英国人当天在日记里生动地记载自己到达重庆港口那一刻看到的景象和复杂心情。
   131年后，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我们从重庆郭家沱码头登上了一条滚装船。这是一艘载重量超过3000吨的庞然大物。在四层楼高的客舱前部，可以俯瞰近30米长的超级卡车一辆接一辆在码头上排成长队，然后在船员的指挥下，依次通过一块让人捏一把汗的跳板，驶入船舱，停在指定位置上。卡车上停满了重庆长安汽车厂和美国福特公司合资生产的轿车。滚装船上将走一条和立德相反的路线，从重庆直下宜昌。抵达三峡大坝后，这些门上贴着变形金刚图案的货车将驶出滚装船，从那里沿着长江中下游平原上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把福克斯和蒙迪欧轿车送到南京或上海的长安福特4S店。
   2014年9月2日，重庆市一处滚装码头。一名货车司机在船上查看自己的货车。
   集装箱等货车正往船上运载。
   宜昌至重庆间的大型滚装船到2006年之后才出现，这直接得益于三峡水库三期蓄水，不少船主敏锐地抓住了商机。
   从重庆开往宜昌的滚装船。
   2014年10月21日，秭归滚装船码头。
   宜昌秭归，一辆卡车满载着小轿车。这里的路特别宽，当地人称道路是由左边的山填埋部分长江水体而建造起来，这里将建设一个物流中心。
   完成第一次三峡之旅后，立德两次发起造船计划，希望设计出适合在三峡和川江航道上进行商业运输的轮船。1898年，他驾驶蒸汽轮船“利川”号驶往重庆。这是三峡航道上出现的第一条蒸汽机船。
   如今，乘坐滚装船从重庆到宜昌的下水航程只需要36个小时，上水航程耗时也不过50个小时。立德生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象这种速度。1898年，他驾船从宜昌前往重庆的实际航行时间为11天，加上通过各种关卡时耽误的时间和修理船只的时间，总共耗时21天。即使是装有蒸汽发动机的新式轮船，遇到滩险流急，也需要纤夫拉纤上摊。为“利川”号拉纤的纤夫最多达到300人，而绞滩一直持续到三峡水库蓄水前。
   1898年初，立德夫妇驾驶“利川”号蒸汽轮机木船从宜昌上溯至重庆，开辟了三峡现代航运业。
   所谓绞滩，是用粗绳牵引上水船只，利用设置在江岸上的绞盘收紧绳索，带动船只逆水驶过水流湍急的浅滩。今天的乘客完全无法体会这种困难重重的行程。从宜昌到重庆的航道，已经变成了水流缓慢、深达一百多米的河流型水库。
   立德生活的时代里，工业革命的成就已经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产生了一种持续进步的豪迈情绪，让自然界为人类的福利服务的观念日渐流行。但无论如何，那个年代的想像相对于人类在20世纪获得的技术能力而言，仍然是极其有限的。立德不可能设想这种场景：修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库，淹没三峡周边的所有乡村和城镇，以造就一条深水航道;他也不可能相信，狭窄、艰险和困难重重的三峡航道，有一天竟然会通行载重量达到几千甚至上万吨的货船。
   

公路改变历史
   航行于宜昌和重庆之间的大型滚装船到2006年之后才出现，它们直接受益于三峡水库三期蓄水(坝前水位至156米)。长江上游的航运业由此经历了一段非常特殊的发展时期。运力增长之快、获利之丰，在中国内河航运的全部历史上恐怕也属罕见。2008年之前，3000吨级别的滚装船造价为900万元左右，船主两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惊人的赢利能力吸引了大量资金，新船不断下水，投资者蜂拥而至——我们乘坐的大船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但重庆到宜昌段的水运价格今非昔比。船到丰都的时候，两位管事和一干水手在驾驶舱里大发牢骚。9月1日，也就是我们上船当天，郭家沱码头再次调低了运价，导致这一趟下水航程的收入比上一趟减少了2万多元。滚装船的运价正迅速逼近赢利和亏损的临界点。但船东们别无选择。千万吨级的轮船耗资巨大，一旦下水，即使面临亏损，也必须保证航行，以免错过下一个赢利周期。
   船上的管事和水手大多是中年人，许多人以前在从长江中上游航行的客轮上工作。他们见证过时代兴衰，深深知道何为新陈代谢：在短短15年里，有几千年历史的三峡和川江客运就完全败落了，其地位被公路运输所取代。
   尽管重庆境内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到1995年才通车，但到2013年底，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达到了2312公里。到2017年，这个数字预计将达到3000公里。这些高速公路以重庆为中心，构成了环状、放射状和南北走向的跨省通道。
   立德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野心勃勃，不屈不挠。立德夫人同样富于冒险精神，她曾在中国发起不缠足会，鼓励女子打破禁锢。立德夫妇写作了数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书中照片大多是立德夫人拍摄的。
   在1883年的旅行中，立德一路考察沿江的官道和山间小道。前者年久失修，成了帝国丧失治理能力和进取精神的象征，后者的险峻数次令他在山间陷入进退两难的绝望境地。当地水手回头寻找他，牵着他的手，才将他一步步从峭壁上重新带回停泊在江边的帆船上。立德赞叹水手们的敏捷，感谢他们的忠诚。但到了1887年，立德准备驾驶蒸汽机船“固陵号”进入三峡时，正是因为湖北的船老大和水手抗议而不得不放弃。人们担心开辟轮船航道会导致帆船船主、水手和纤夫失业。9年后，立德驾驶“利川”号上行的时候，沿途不断遭到攻击。清政府派出一艘炮船、一只救生船和12名士兵、6名水手护送“利川”号。在巫山和云阳，立德两次遇险，几乎葬身火海。特别是云阳，“利川”号被当地船户包围，突围时撞翻两艘渔船，导致6人死亡。
   现代轮船和传统木帆船之间的职业竞争导致的悲剧，为立德的成功蒙上了阴影。在他之后的100多年间，长江上游的航运一直受制于地理环境和当地就业市场的双重影响。任何试图开辟和发展现代航运的尝试，都必须小心处理与本地和传统航运业的关系。但高等级公路的出现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外部因素，彻底扭转了水上运输内部的竞争格局。
   重庆和宜昌之间的水上客运，现在萎缩到只剩下极少数游轮和快艇。货运目前还有一定优势。开着长达30米的大型货车在长江两岸的高速公路上行驶，让人精神高度紧张。幽深的隧道、超长桥梁、急弯和超过10公里长的下坡路段随处可见，如果碰上雨雪天气，最有经验的司机也视之为畏途。相比之下，只要不赶时间，对伙食不过于挑剔，滚装船堪称舒适。对从事跨省运输的长途司机来说，选择乘船，不但可以节省1000元左右费用，还有难得的两天休息时间。
   在公路之外，中国还试图沿长江构建东西向的高速铁路走廊，但三峡的地理条件再次成为天然险阻。成都至重庆之间的高铁已经开通，重庆至万州的高速铁路预计将于2016年通车，但2010年通车的宜昌至万州段铁路，运行时速只能达到120公里至160公里。宜(昌)万(州)线从1909年开始修建，詹天佑设计的线路沿江筑路，全长160公里，三峡蓄水后，现线路放弃了沿江路线，改为取道湖北恩施，穿越鄂西山区，全长337公里，其中228公里为桥梁和隧道。由于施工难度太大，这段线路修建时间长达7年。
   相对于这条铁路线长达100年的修建历史，7年时间已经快得令人瞠目结舌。但在过去15年里，中国人已经适应了一种全新的、高速运转的生活。令人目眩的快速变化变成了生活常态，就其规模而言，也许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
   立德面临的商业风险主要来自中国不稳定的政局，战争带来的破坏，以及市场分割和官僚腐败导致的普遍和严重的衰退。古老的市场体系也不能为先行者提供冒险的资金和其他支持。在1883年漫长的三峡之旅当中，立德反复抱怨，这种危险的航道随时可能导致货船倾覆，而商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有限，赔付的条件也相当苛刻。换句话说，立德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缺乏变化。这个问题如今不复存在。相反，现在的问题是变化太快。随航运之利迅速扩张的是古老的商业风险。三峡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巨变，并且仍然在快速的变化之中。
   

城与乡

   
   三峡的巨变突然带来了一个拥有无限机会的年代，一切都像眼前的城市一样，在混乱中野心勃勃地生长。任何人都可以凭着胆色和运气起家。
   就这个国家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勤劳的人民而论，情况本该是这样。目前缺乏这种正常条件，是由于下列人为障碍造成的：
   (1)闭塞、落后的交通状况;
   (2)采矿和其他企业令人沮丧的经营状况，如果引进先进方法，可以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3)重叠的内地税收关卡。
   ——阿尔博尔德.约翰.立德，1888年，《扁舟过三峡》序言
   

城市在群山间扩张
   立德笔下的三峡沿岸城市给人的印象主要是衰败和凄凉。太平天国战争摧毁了好些城镇，四川的人口和经济都损失严重，到1883年，这个地区还没能恢复元气。公共设施缺乏有效的管理，纤道破败倾颓，却无人发起维修。地方士绅的精神萎靡不振，受过教育的官员和商人阶级似乎将在鸦片烟雾中耗尽心力，而底层社会受制于贫穷、饥饿和疾病。
   大坝修建后，立德看到的三峡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改观，随之改变的是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和行为。水上航行不再惊心动魄、耗时长久，位于西陵峡中部的三峡大坝坝前水位常年保持在145米以上，由此向西660多公里的航道两岸，高峡和峭壁已经消失，航行变得沉闷无聊。浮现在水面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山顶，两岸的群山间则是持续扩张的城市。
   2014年10月，万州长岭垃圾处理场的污水。随着城市在三峡两岸的群山间扩张，城市基础设施也出现在山谷间。
   在万州，一位建筑设计师说，开发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打地基和建护坡，这部分工程最多可能占到开发成本的四分之一。即便如此，城市仍然不断扩张。2012年，万州城区人口已经超过60万，城市规模超过130平方公里。考虑到当地的地形崎岖不平，适合建筑的大多在河流两岸的狭长地带，这已经相当惊人。
   扩张并不限于万州这类区域中心城市。县城和乡镇也在艰难却不断地从高山和河流的夹缝中获取土地。挖掘机挖开山体，然后用泥土填平斜坡，造出一块又一块大小不一的平地，以兴建更多的高楼和工业园区。
   凤鸣镇距离云阳县城约10公里，谭言琼正在那里盖宾馆。那天下午，他在大雨中穿过一片泥泞的空地，站在宾馆未来的大堂门口，指着空地上一个入口说，这里将修建广场和地下商场，宾馆对面和左侧是大片已经封顶的公寓楼，右侧是从云阳通往湖北省利川县的公路。利川县位于神农架，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宾馆将为途经凤鸣镇的旅游团提供住宿。

谭言琼个头不高，穿着内地中年男人身上常见的淡灰色西裤和条纹短袖polo衫，腰带上别着一串钥匙。他的话不多，看上去颇为内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开着一辆黑色的国产SUV，下雨的时候习惯性地把裤脚卷到脚踝以上。
   谭言琼的宾馆目前还是堆满装修材料的工地，到处都露出粗粝的水泥立柱，但他成竹在胸，边走边仔细介绍一楼门面的用途，装修的风格、材料和造价，以及大理石地面和钢窗的品质。在三楼一间带有露台和麻将房的豪华套房里，他突然蹲到地上，用手摸了摸钢窗的缝隙。雨水从那里渗进室内，在墙面上留下了一块潮湿的痕迹。
   当着我们的面，谭言琼立刻拨打了一通电话。就在电话接通的一瞬间，这个温和的中年男人的状态突然完全变了。他提高声音，愤怒地斥责装修工程的质量，就像我们不在场一样。他的语气和眼神会提醒我们，他在这个世界上取得的一切，都是日复一日不屈不挠的争取、计较、坚持和斗争的结果。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决心，随时准备捍卫自己的利益。
   谭言琼的发家史充满了偶然。他解释说，对像他这样没有背景和资源的人来说，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只能靠吃苦”。所谓“背景和资源”，他进一步解释说，就是“家里有人当官、做生意，起码是在外面工作”。
   年轻的时候，谭言琼离开云阳故乡，像个流浪汉一样，在广东、湖北、江西、浙江各省打工，到80年代末，他已经发现，靠出卖体力为生难以有出头之日。四处打工的经历告诉他，逆转命运的唯一出路是做生意。他回到老家卖米豆腐。这种拌上红油和葱末食用的米粉凉皮，至今仍然在三峡地区流行不衰。在重庆、万州和各个县城的街头巷尾，总能看到一些中年人，带着米豆腐担子，或站或坐，等待顾客上门。
   如果没有后来的机遇，谭言琼本来是他们中的一员，很可能会以卖米豆腐终其一生。但只过了一年，三峡的变迁开始在他的个人经历中扮演关键角色。
   1990年，谭言琼把多年来的积蓄借给一位跑船的亲戚，跟他到宜昌去搞汽油。到了石油公司门口，亲戚让谭言琼在门口等，自己进去办货。汽油运到云阳后，谭言琼很快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次分红：300元。接着是第二次：200元。他不但立刻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也很快表现出决断和精明。他向别人借了几千块钱作本钱，很快自立门户。
   他的生活因此变得像一场冒险。买家不断扩大，不但包括私人，也包括企业和政府机关。交通限制了三峡地区的能源供应。1992年，全国人大代表表决通过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库区县市开始移民搬迁，汽油紧缺，连公安机关也必须向私人买油。
   谭言琼的生意越来越好。装在200升大铁桶里的汽油，从宜昌、武汉、潜江、荆门，不断运往三峡各县。很多年之后，谭言琼才知道这种运输方式有多么危险。在艰难的三峡航道和颠簸的公路上，汽油在油桶里不断碰撞，随时可能发生爆炸。
   回顾起这段往事，他突然笑了，“那时候只想挣钱，也不知道厉害。现在绝对不敢了。”
   他说得很随便，有一种苦尽甘来的轻松。生意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钱。不管他的汽油卖多么贵(这很容易招来不满)，大家不得不承认，如今他不再是卖米豆腐的小贩，而是个“有资源”和有本事的人。
   

体制在闭合
   25年来，谭言琼的所有生意都是三峡工程巨大辐射效应的一部分，尽管他本人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他从卖汽油起家，后来卖润滑油、卖挖掘机配件。在持续十几年的三峡工程建设期间，移民-清库-搬迁-重建，一期接一期，土建工程几乎没有穷尽，进度很快，链条的每个环节都绷得很紧。如果你正好在这个链条上，就像谭言琼这样，就会发现改变命运的机会。
   如果没有三峡工程带来的巨变，谭言琼可能不会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而是以做小摊贩为生。
   如今，谭言琼的事业重心再次从水上转移到地上。他在老家凤鸣镇修建的这座宾馆高4层、拥有50多个房间、总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
   一个多世纪之前，立德乘船沿着三峡溯江而上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在中国人对财富的态度里，土地和建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多次接受邀请，在峡谷两岸的山坡上参观富人的宅院，欣赏其中四时常青的盆栽和美味的柑橘：这些庭院寄托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成功和幸福的理解。谭言琼并不轻视资本，但在他看来，钱是靠不住的，坐落在故乡凤鸣镇上的这座宾馆，对家庭和财富的传承而言更为重要。他用一种规划人生的口气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留一点资产给子女”。
   在初秋的大雨中，宾馆周围那些没有完工的新式小区陷入泥泞当中，但小镇并不因此显得萧条。所有商品房都预售一空，买家不但来自本镇，也有县城居民。
   仅仅10年前，人们还无法想象，长江两岸群山中的小镇上会有这么多高层电梯公寓楼。至少在外观上它们与大城市里的公寓楼没有任何区别。城市生活方式普及的速度令人瞠目。对此，谭言琼的态度非常矛盾。
   社会资本——也即谭言琼口中的的“背景和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商业模式。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确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例外。
   谭言琼遇上了一个混乱和野心勃勃的时代，规则和桎梏突然都消失了，体制的缝隙无处不在，他这样没有“背景和资源”的农民，也可以凭着胆色和运气白手起家。和100多年前那个决心要驾驶蒸汽机船在三峡上航信的那个英国人一样，谭言琼执拗、坚决、野心勃勃，但他绝没有立德那种一往无前的历史观念。
   立德相信人类会不断进步，未来总是比现在更文明、更进步，很多人都有一种正在通往黄金时代的信心，而谭言琼甚至同情地认为，他的孩子不可能再碰上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个时代。那个拥有更多可能性的时代，只是昙花一现。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自己的努力将足以保证他们过上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
   物质层面的改善只是第一步。和我见过的很多有过类似经历的中年人一样，尽管正值年富力强，谭言琼已经在考虑财富的传承安排。他有三个孩子，对他们的未来，他的设想很简单：会读书就去从政，不会读书就去经商。他用略带羡慕的口吻提起大女儿：她目前在一所985大学读书，有一批往来密切、同样优秀的同学。在谭言琼的眼里，当她离开校园的那一天起，必定将拥有他自己终生歆羡却无法得到的“背景和资源”。
   

寺与塔

   
   我一直记得2014年9月初的某个早上的场景。我在祈福塔下眺望长江和远山，一个灰衣僧人匆匆向我走来。他拒绝了在摄像机前陈述往事的邀请，却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盖着红色圆形公章的文件。
   穿过一段短短的峡谷，便进入万县山谷。峡谷上方有一座美丽的寺庙钟鼓楼，登上寺庙的平台(供流动剧团做敬神演出用)，看见一座三层的亭子，整个寺庙建筑精良，四周特别干净。从阶地再向前，便可见到城镇及下面繁忙的港口。
   ——阿尔博尔德.约翰.立德，1883年3月29日
   

钟鼓楼
   立德对中国人的宗教精神感觉很矛盾。他隐约觉得，迷信和强烈的世俗性格同时制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繁杂多样的神祇表现出不加区别的敬畏，同时又强烈抵制西方传教士(很多是立德的同胞)宣扬的基督教义。经济的衰败导致寺庙失去经济来源，出家人逐渐丧失了为普通人提供精神抚慰和指引他们从超越性维度来看待生活的权威。为了维持生活，他们有时候甚至与骗子和乞丐无异。这让立德对寺庙和道观的印象不佳，但位于宜昌和重庆之间的万县钟鼓楼似乎是一个例外。万县秩序良好，经济比三峡地区的其他城镇稳定，寺庙仍然能发挥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传统功能，并与世俗生活保持合理得当的距离。
   我们在一个傍晚进入万州。那里有一座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坐落在城市北部高山的山顶上。黄色的琉璃瓦和高耸的宝塔如此醒目，以至于很难不把它与立德笔下那座美丽的寺庙钟鼓楼联系起来。
   第二天，我们被告知，北山顶峰上的寺庙是弥陀禅院，其前身正是钟鼓楼。和不断扩张的万州新城一样，弥陀禅院是一座新庙。七层高的巨塔雄踞殿堂一侧，是整个万州最为醒目的建筑。从远处望去，塔和寺庙相依而生，融为一体，俯瞰着长江和江边不断生长的高楼。
   如果说这幅和谐的风景中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那就是庙和塔的所有权分属两个不同的实体所有。说起这件事，程泽芬没有预兆地哭了起来。她拍着自己的腿，几乎是喊着说，“以前我那么漂亮，现在都成老太婆了”。
   陈泽芬夫妇和万州政府及弥陀禅寺的纠纷已经持续十年以上。
   难以想象15年前的程泽芬是什么样子。她和丈夫从1985年开始经商，到1990年代末，他们已经是万县小有名气的房地产开发商。尽管财富不能让人永葆青春，但要不是卷入到钟鼓楼搬迁以及随之而来的经年累月的纠葛当中，程泽芬夫妻应该还在继续着房地产商的人生，并且从三峡后时代快速增长的城市规模中获利。程泽芬也许会显得年轻一些。
   1999年，也即三峡二期移民开始三年之后，当地政府的一位官员到程泽芬夫妇家里看望他们。这是一次充满感情的、个人色彩浓厚的拜访，目的是说服程泽芬夫妇承接钟鼓楼搬迁项目。
   一系列政府公文提到当时搬迁钟鼓楼面临的巨大困难。搬迁评估中，钟鼓楼获得的补偿仅为85万元，加上中国佛教协会另外资助67万元，远远不敷重建所需。重建地址选在北山观。这里曾经是一处著名的道教寺观，当时是万县福利工厂的所在地。仅购买地皮，就需要240万元。在程泽芬夫妇介入之前，万县市政府曾为此项目招商，但未成功。
   这次拜访之后不久，2000年3月，程泽芬夫妇答应出资开发弥陀禅院(钟鼓楼如今的名称)。作为回报，程泽芬夫妇将获得寺庙若干年的经营权，以及在寺庙内兴建一座祈福塔，用于开发塔葬。
   投资远超最初的估计，最后花去了3000多万元。但塔葬的生意开局不错。程泽芬相当满意，她甚至觉得，卖骨灰格位比卖房子好，市场很稳定，不会受制于政策变化，后续服务还会源源不断地带来收入。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至135米，万州老城被淹没。寺庙和城市的关系随之被割裂。
   2003年，135米水位线下的库区人口搬迁完毕。一座新的城市在老万县城背后的山顶上初现轮廓。移民搬迁最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万州区政府突然提出，要把祈福塔陵园迁出城区。这个剧情逆转的故事代表了三峡搬迁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幕。
   政府态度的转变在文件中显露无遗，但立场前后矛盾，令人迷惑。程泽芬保留的十几份政府文件中，仅有两处提到搬迁原因。2011年的一份文件说，“千福塔陵园修建于万州区北山居民区的显著制高点，不符民风民俗，已严重影响到城市景观和当地的人居环境”。但民政局2003年致区政府办公室的公函中，却称陵园“既不占用耕地，又不影响城市景观”，在列举了北京、上海、香港、纽约等城市在闹市区亦有骨灰安葬陵园的案例后，文件还说，万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年关于殡葬改革的议案、提案近30件，但没有一件要求祈福塔搬迁。作为万州民政局的上级，重庆市民政局也反对搬迁，在答复前者的咨询时，重庆市民政局以不容商议的口吻说，“完全没有必要搬迁。若当地政府硬要搬迁，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当地政府承担”。“正是基于重庆市民政局的这种态度，万州区民政局在公函中明确说：“我局意见倾向于不予搬迁”。

 上述2011年的文件称，除购地款外，程泽芬夫妇名下的协发公司共投入3740万元，用于建设弥陀禅院和祈福塔陵园，其中2500万元来自万州商业银行的贷款，至今尚欠本金2495万元，利息2500万元。
   千福塔及其裙楼中共有两万多个安放骨灰的格位，已有600多人安葬于此，加上预售，总共卖出去5000多个格位。塔葬的生意已经今非昔比。2003年下半年，陵园要搬迁的传闻不胫而走，这里从此门庭冷落。因经营状况不佳，2008年，陵园与寺庙发生冲突。在政府和佛教协会的协调下，协发公司获得了弥陀禅院30年的旅游经营权，程泽芬夫妇拥有千福塔陵园的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权。
   克果法师被重庆市佛教协会派来处理庙塔之争。达成协议之后，克果法师留下来暂时住持弥陀禅院，本拟找到继任者就回重庆市佛教协会。由于千福塔陵园搬迁事宜长期悬而未决，他至今无法脱身。
   作为一个出家人，克果法师对寺庙和本人的处境，表现出与身份匹配的耐心。但他也向我们出示了一份文件。文件说，弥陀禅院原规划有斋堂和佛教工艺品厂，但由于移民时间紧、资金紧张，未能兴建，现欲申请三峡库区移民后续项目建设资金3209.4万元，增建两处建筑，以增加寺院自养能力。文件的落款是弥陀禅院管委会。
   弥陀禅院中的巨大佛像俯瞰万州市貌。这座寺庙位于万州周边的制高点上。
   所有人都希望能够终结寺与塔的分离与争斗。克果法师希望弥陀禅院能够恢复其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本色，以接续和弘扬钟鼓楼和弥陀寺的传统。他觉得，这一切要以寺庙摆脱经济上依赖于千福塔陵园的局面为前提。程泽芬夫妇同样无心恋战，他们希望迁出陵园，远离此地，从头再来。他们面前的唯一障碍是迟迟无法与区政府达成搬迁补偿协议。
   2011年万州区民政局的搬迁方案提出，把弥陀禅院30年经营权和千福塔陵园及其附属资产打包，由政府先行托管，在对外招商或拍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搬迁，不足部分由财政补贴。文件甚至设想，如果招商不利，可由政府投资平台(公司)接管。
   程泽芬夫妇拥有的资产和权益评估价值为1.8亿元。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万州听取关于此事的报告后，曾指示万州区以2亿元的价格了结此事。由于薄熙来不久后落马，搬迁一事再次搁置。
   3年又要过去了，克果法师和程泽芬夫妇还在等待最后的决定。
   

尾声

   7000万年之前，燕山山脉抬升，形成巫山和一系列褶皱山脉。这些山脉由西南-东北走向转向东西走向，地势由南向北逐渐降低，与巴山之间形成一个相对低洼的地带，古长江沿此东流，切割那些石灰岩、页岩和砂岩构成的山体，最终形成三峡。
   1883年，立德第一次乘坐帆船游历三峡，4年后，他在英国购置的“固陵”号在上海组装完毕后，驶入宜昌，等待进入三峡的许可。由于湖北和重庆船帮的反对，他驾驶蒸汽机船在三峡的首航时间推后了12年。1891年，重庆开埠，立德创办了重庆第一家外商洋行，创办猪鬃厂，第二年，创办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1898年他驾驶“利川”号达成夙愿，6年后又取得江北厅50年的煤铁开采权。到1908年，立德才返回英国故乡，并于两年后去世。
   1992年，中国决定兴建三峡工程，5年后，一道堤坝按照计划将长江从中截断。2003年，仍然在不断升高的大坝放下闸门，开始蓄水，2006年，大坝建成，又过了3年，坝前水位上升至175米。将近100年来，在长江上建大坝的设想一直充满了争议，三峡工程建成并没有终结争议，反而使争议变得更为尖锐。三峡改变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命运，让一些人梦想成真的同时，让另一些人陷入了幻灭。
   立德在中国度过了冒险家的一生。很难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评价他这样充满野心、探索欲望和执著精神的人物。和立德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样，如今，整个世界都重新处在一个一切都在进行之中、一切尚无定论的时期。用来衡量这个时代好坏的标尺如此之多，但能给出圆满答案的却几乎没有。
   对一座寺庙而言，人事倏忽即逝。能缘法师、宁安师太、克果法师乃至程泽芬夫妇，他们和在钟鼓楼留下匆匆一瞥的立德一样，都只是时间中的过客。佛法把兴盛、衰败和纷争都归之于因缘和合，水陆兴替，城乡消融，塔寺争端固然如此，沧海桑田也不例外。
   我一直记得9月初的某个早上的场景。我正在祈福塔下的平台上眺望长江和远处层层叠叠的高山，一个灰衣僧人匆匆向我走来。他拒绝了在摄像机前陈述往事的邀请，却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盖着红色圆形公章的文件。
   如今的三峡航道波澜不兴，人事兴革则给人随波逐流的印象。立德想象和争取过的一切，已经加倍变成现实，谭言琼的苦涩记忆和艰难的创业过程，也得到了回报，但他对现实的不确定性所怀有的忧惧，某种程度上正体现在程泽芬夫妇的遭遇上。但又该怎么解释克果法师的遭遇呢?他本来是四川自贡粮食系统一名普通员工，出家时已经四十多岁，2001年才在峨眉山受戒。这个和尚来到万州不但是一个偶然，简直是一个谜。
   “我前生大概是钟鼓楼里的小和尚，”他开玩笑说，“因为修行不力，此生才又来到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