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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舜/胥志义:谁最可能做汉奸?/胡少江:贬值治疗中国经济病
發佈時間: 8/15/2015 1:53:39 AM 被閲覽數: 24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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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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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谁最可能做汉奸?



2015年8月14日



    曾有著名将军说,中国是一个出汉奸的国度,抗战时就有几百万。中国有各种特色,按这位将军的意思,出汉奸也是中国特色之一。
    
     这就涉及国民性。抗战时人为什么做汉奸?我想他一定不是对中华民族有仇,而是追求权力或暴力带来的荣华富贵。汪精卫力量不够,斗不过蒋介石,又想做主席,日本人一来,依凭日本人的武力,终于荣登大位,一时风光无限。抗战时的汉奸,说是日本人的走狗,可哪一个不吃香喝辣,狐假虎威,高中国其他人一等?所以做日本人的走狗,实际上是做以暴力为支撑的权势的走狗,与民族不民族,并无关系。只要权势能带来好处,管这种权势是日本人的,还是满清人的,抑或中国人的,谁给好处听谁的。对上是奴才,对下耀武扬威,正是中国人的劣根。  
                       
     那么,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做汉奸?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搞科学搞技术的,都是靠劳动,靠本领谋生致富,大致不容易做汉奸。一,他们只想好好过日子,不想荣华富贵。二,他们也想过好一点,但那是靠自己,而不是靠权势。他们害怕权势,总是自称“良民”,战战兢兢而又无可奈何。最不可能做汉奸的,一定是那些对欺压民众说不的人,他们追求正义而又具有反抗精神。欺压民众不一定完全是外国人,也有自己人。凡是对国内运用权势欺压民众说不的人,一定不会做汉奸。因为所谓的侵略,其实是对民众的欺负和掠夺。一个对欺压民众时时说不的人,怎么可能做汉奸?只有那些不是靠自己劳动本领谋生,却又喜欢“出人头地”的混混,或“见风使舵”的政客,或本身就喜欢对他人横行霸道,以逞威风的,大抵一定会做汉奸。
    
    假若现在再来一次抗日战争,谁最可能做汉奸?首先要看日本人在武力上占不占上风,能不能占领大半个中国,一旦武力占上风,汉奸忽剌剌就是一大片。比如现在说上访者99%是精神病的教授,那时很可能做汉奸。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对上访者做过大样本的鉴定和统计,缺乏尊重事实的基本人格,只是献媚权势以求取功名利禄胡乱说的。如果日本人同样给他功名利禄,日本人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一定会说“这是共同发展”。再比如平度放火烧人的暴徒,一定会做汉奸。给一点好处,便去放火杀人,正是这类混混的特色。侵略者正要放火杀人,他难道不懂收买的手段?靠杀人放火而不是靠劳动本领挣钱的暴徒,“有乳便是娘”。哪有什么正义不正义,人性不人性,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做不出来?只要做汉奸有钱挣,能不去做汉奸?
    
    专制政权需要并且培养奴才,而奴才就是潜在的汉奸。专制政权欺压百姓,侵略者也欺压百姓,专制政权制造谎言,侵略者也制造谎言,专制政权有大批打手,侵略者也要大批打手。奴才没有独立人格和正义意识,可以为专制政权服务,也可以为侵略者服务。中国正是一个有着大批奴才的国家。这些人常常高喊爱国的口号,是因为专制者常常说他就是“国”,奴才高喊“爱国”是向专制者表忠心。可一旦战争打起来,并且侵略者占上风时,一定“识时务者为俊杰”,转为侵略者服务。所以,中国确实是一个出汉奸的国度,因为中国是一个出奴才的国家。
    
    “汉奸”关键是这个“奸”字。“奸”并不是一种对族群,或组织,或团体的脱离。“汉奸”不是脱离中国或汉族。移民不是汉奸;不信孔孟,而信上帝,也不是汉奸;说美国民主制度好,要求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更不是汉奸。“奸”是邪恶,或助纣为恶。汉奸是汉人中的“恶”人。汉人欺负汉人是“汉奸”,汉人帮助外族人欺负汉人也是汉奸。但我们往往把“汉奸”理解为一种族群背离。
    
    中国抗日战争,本质是反法西斯反掠夺的斗争,只是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对抗,所以抗日的“民族”英雄,应该是反法西斯反掠夺的英雄,抗日中的“汉奸”则是法西斯掠夺者的帮凶。用“民族”英雄和族群背离的“汉奸”,来表达反抗压迫者与帮助压迫者的行为,都不能体现其行为正义与邪恶的实质意义。为正义而抗日是真正的人民英雄,抗日战争中的“汉奸”受到惩罚,也非他们背叛民族,而是他们背叛正义。我们不是抵抗日本这个民族,而是抵抗压迫和掠夺。把反抗压迫的英雄说成是“民族”英雄,只把他看作是维护族群的一般勇士,贬低了英雄追求正义的道德高度,把助纣为恶的人说成是族群背离的“汉奸”,则把他们帮助践踏正义的邪恶,当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族群背离。践踏正义有罪,族群背离则无罪。为什么?因为追求正义忠于正义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准则,与民族或团体并无关系。
    
    如果我们把做“汉奸”,理解为进行非正义的,或帮助非正义的一种行为,则中国可能做汉奸的人多矣。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胡少江:贬值治疗“中国经济病”



2015年8月15日

    
    
     本周二,中国人民银行突然下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调幅度为百分之一点九,人民币汇率当天在离岸市场的贬值幅度更大,曾经一度达到百分之三点一四。这是自从一九九四年时任总理朱镕基主导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最大的单日下调。在随后的两天里,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三天的累计跌幅达百分之四点六六。  
                       
     国内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反应总体还算平静。股市在当天的反应呈现负面,但是在随后的两天内基本上消化了贬值的影响。贬值对国际市场的直接影响基本是负面的。贬值当日,由于担心人民币贬值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英国富时指数下降了百分之一点一;美国道琼指数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九。那些与中国有关联的奢侈品牌的股价也都应声下跌。
    
    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虽然紧张关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可能带来的影响,但是官方的反应都十分谨慎。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监测中方如何落实汇率市场化的措施,继续敦促中国推进改革步伐,包括采取额外措施推进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这份声明还警告说,“改革道路上的任何倒退都将是令人困扰的发展”,谨慎的措辞不无显示出它的担心。
    
    为了平息国际市场的不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专门召开了记者说明会。易纲表示,此次贬值实际上是汇率机制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过去人民币汇率被允许在官方规定的中间价上下在一定幅度内波动,但是中间价并未反应前一日的的实际成交价。新的汇率决定机制将更多的反应市场的供求关系。
    
    针对人们对中国政府通过货币贬值来挽救日益困难的出口制造业的观点,易纲专门解释到:“说人民币要贬值以促进出口,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易刚的态度,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贬值可能触发的“争相贬值本国货币”的贸易战的担心。
    
    其实,易刚的解释有不少漏洞,也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假如此次人民币贬值是推进汇率改革的一部分,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市场“均衡”汇率,那么这无异于表明,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关于它“没有干预市场”的说法其实是谎话;显然,中国政府选择过去由政府直接决定汇率,而在当前这个时候由政府来“推进”汇率市场化,是有著特殊考量的。
    
    从中国政府选择的时机看,贬值与促进贸易无关的说法并不诚实。中国政府此次贬值的主要目的的确是为了促进中国出口,并以此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表明,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的出口在今年前七个月中有五个月呈现下降局面。最新数据更表明,今年七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八点九。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以政府投资为增长主要推动力的增长模式导致投资效益低下、环境破坏严重等严重后果;而由于分配体制的不合理,普通民众没有能够合理地享受经济增长的福祉,导致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严重不足。在此种情况下,外贸的下滑意味著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引擎全部出了问题。
    
    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也有可观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也远远高于它的主要国际经济伙伴。从历史上看,同时存在贸易顺差、大额外汇储备和高经济增长的国家的货币通常是升值而不是贬值。可是中国的货币却不得不贬值。这种违反常识的政策背后的原因假如不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太愚蠢,就是说明中国经济的确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以至于不得用货币贬值的毒药来治病。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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