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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爆炸/天津重演深圳清水河大爆炸/朱德死亡内幕
發佈時間: 8/16/2015 2:36:42 PM 被閲覽數: 24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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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电影 超清天津大爆炸视频





2015年8月16日

    
    来源:网络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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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权力寻租 天津重演深圳清水河大爆炸




2015年8月16日



    深圳含泪问天津:22年前发生在我那儿的清水河大爆炸,是主管消防安全的公安局副局长王九明利用权力寻租,他亲任董事长的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公然违反规定储藏危险品。这一悲惨事故已经作为经典案例,写入《中国特大事故警示录》,成为危险化学品经营业的必读教材,你们为何还走我的老路?
    
    ——谨以此文纪念深圳与天津两次大爆炸中丧生的亡魂
    
    从各种信息来看,8.12天津滨海大爆炸,几乎是1993年深圳清水河大爆炸的重演,连造成悲剧的主因都一样:权力寻租庇护之下,企业违规经营危险化学品。
    
    第一声爆炸的震波传到了香港。当时我家邻近文锦渡海关,门框窗框都被震动,嗡嗡声绵延几分钟不绝,大地都在发抖。意识到出大事之后,我曾循着火光立刻赶往现场,但现场已经封锁,虽是远观,但爆炸声此起彼伏,随着爆炸声气浪翻转,火球冲天而起,清水河仓库区后面的青山笼罩于一片浓烟火光之中,警卫人员劝围观者立即离开。
    
    事后我们才知道,如果那天刮风,如果那根穿透煤气储藏罐外层的钢筋再深入一点,穿透第二层,深圳特区将从地图上抹去。
    
    当年深圳清水河爆炸发生在仓库区,离居民小区较远,加之抢救时3000武警在烈焰炙烤中筑了一条水泥防火带,及时阻止了爆炸波及到其他危险品储存库区,人员伤亡数字虽然远超官方所公布数量,但还是比天津要少。天津爆炸事件的严重性,加上微信时代的传播效果,造成的社会恐慌及引发的愤怒,均远远超过深圳清水河大爆炸。
    
    从种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这场事故的起因及事后救应,反映出来的问题几乎与22年前发生的深圳清水河大爆炸基本相似。从1993-2015年这22年间,中国经历了加入WTO、标志“和平崛起”的经济繁荣,以及“世界工厂”的崛起与衰落;世界经历了1989年后短暂的对华经济制裁,再到热情拥抱中国,如今又开始露出冷落苗头。这22年间,中国出产了上百位亿万富翁,足迹遍布天下。唯一不变的是体制,以及越演越烈的权力寻租。
    
    不可否认,石油重化工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动力之一。重化工业当中不少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生产布点需要经过环境评估;生产经营则需要经过公安局审批。中国的环境评估早就成为腐败重灾区,危险品经营权审批也是寻租重地。目前,中国共有2489个类似的化工项目分布在居民区,相当于2489个定时炸弹。也就是说,中国人已经无处可逃,时刻处于这些“定时炸弹“的威胁之下。
    

天津8·12大爆炸背后的权力身影
    
    天津滨海大爆炸事件后,最让人产生疑问的是以下问题:
    

一、瑞海国际的仓库选址明显违规。
    
    2001年国家安监局正式颁布《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其中明确规定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仓库应与周围公共建筑物、交通干线、工矿企业等至少保持1000米距离。据媒体披露,瑞海国际这块占地面积46226平方米的堆场,距离500多米处就是公路主干道海滨高速、津滨轻轨,600多米处则是万科海港城3期居民楼。从时间上看,瑞海国际的跃进路堆场改造成危险品堆场,是在2014年,在这之前,周边的海滨高速路、万科海港城、津滨轻轨等项目均已竣工。
    
    上述事实,本身就说明瑞海国际的堆场改造工程,从选址所需要的环境评估这第一道程序就在违规操作。据《天津瑞海物流环评文件》显示,为瑞海公司做环境评估的是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二、瑞海经营危险化学品业务明显违规。
    
    瑞海并不在天津市安监局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名单(2015年)》中,其许可经营原本是“在港区内从事仓储业务经营(危化品除外)”,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其业务范围是在港区内从事装卸、仓储等工作。央广网曾采访瑞海国际一名装卸工人,坦言自己从未接受过危化品培训。也就是说,天津港航局为瑞海国际颁发港口经营许可证,让不具备资格的瑞海国际仓储危化品,本身就违法。
    
    能够绕开1000米的安全红线通过环境评估,能在经营执照允许范围之外长期违法经营危险品业务,当然是无所不能的权力在起作用。国内媒体称,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瑞海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8日,注册于天津自贸区的东疆保税港区,注册资金为1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名“只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共有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李亮和舒铮。
    
    国内网络上广泛流传,瑞海公司总裁只峰是天津副市长只升华的儿子,实在是中国制度环境下必然产生的怀疑。那篇《媒体追问:天津爆炸的涉事企业到底什么来头?》,发出的疑问就是梗在大多数中国人心头的疑问。
何清涟:权力寻租 天津重演深圳清水河大爆炸

    目前只峰真实身份还未揭盅。澎湃新闻发表《只峰是天津原副市长只升华的儿子?只升华同族叔叔称没这回事》,援引只副市长的族叔说法,只升华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香港《苹果日报》则从另一位大股东李亮身份入手,在《大爆炸仓库违规经营 老板是李瑞环姪》一文中,援引“内地消息”称,瑞海国际大股东李亮之父李瑞海,是曾主政天津多年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之弟,所以该公司一直得到“方便”,而天津警方亦没有对此否认。据工商纪录,李亮还是另一家公司天津山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而其工商登记则是具备储存危险品的资格。
    

1993年深圳清水河大爆炸背后被掩藏的真相
    
    1993年深圳清水河大爆炸的罪魁祸首,就是公安局副局长王九明任董事长的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清水河危险品仓库原本是储藏干、鲜果品的仓库,并不适宜堆放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但据说国安部和外经贸部合办了这个安贸公司,并聘请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九明为该公司董事长。王九明主管安全消防与危险品运营业务审批,有这位地头蛇罩着,所谓安全检查形同虚设,一座并不合格的干、鲜果品仓库就成了储藏危险品的仓库。爆炸之后,还有更为惊悚的传说流传:该仓库储藏的其实是国安部准备出口到东南亚以及非洲的武器、炸药、地雷、弹药,8月份持续高温导致这些物品自燃引发了爆炸。
    
    不管哪种传说是真,王九明利用权力寻租,导致危险品(或军火)不合格储存是爆炸元凶,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1993年9月21日,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王众孚在“深圳市安全生产动员大会”上,宣读国家劳动部《关于“8·5”特大爆炸火灾事故调查结论的请示》以及国务院的批示,公示的调查结论是:事故责任涉及深圳市政府、市公安局以及深圳市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等部门和单位。
    
    权力肆虐之处,必然是真相的湮灭。22年前,王九明带着的真相随着他身死而湮没于烟尘之中,深圳人只知道三位英雄称号得而复失,得时轰轰烈烈地大规模宣传,深圳市委宣传部那“拿着丧事当喜事办”的劲头,让人不得不服;失时只通报了新闻媒体不要再宣传烈士事迹,却不说明原因。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是:两位公安局副 局长办公室存放的巨款,家属不敢要,因为面临说清巨额财产来源的难题;笋田派出所副所长曾志德有两位“妻子”,其中一位从未现身的“妻子”抱着孩子到政府机构,要求继承遗产与烈士待遇。
    
    王九明本人死于抢险现场,知晓内情的人士见解一致:幸亏王九明死了,如果不死,可能也得献出项上人头。
    
    如今,天津那爆炸物当中有什么种类,外界同样不知道。8月14日下午3时许,河北一家化工企业的老板带着一群技术人员赶到天津港,找到公安部“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指挥部,称其公司有700吨氰化钠在发生爆炸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里。但这氰化钠,并不在天津市政府公布的危险品清单内。当局管控媒体依然如同22年前的深圳市当局,只是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管控失灵,天津大爆炸的真相渐为世人所知。
    
    写下这篇文章,希望中国当局藉由灾难的启示,寻溯灾难之源,停止继续制造灾难。频频发生的人祸,绝非兴邦之由,每发生一次,满布创伤的中国社会就被再撕裂一轮。22年前深圳清水河大爆炸未能成为中国危险品行业的镜鉴,才会有今日天津之痛。正如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旁宫赋》里所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中国政府与其担心“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清理整顿NGO,严厉管制媒体,不如将人力物力花在清理整顿遍布中国的危险品仓库。
    
    来源:美国之音





儿媳口述 朱德死亡内幕




2015年8月17日




    (中新网)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但之前竟没人通知。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医疗组,但康克清说:“医疗组工作人员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谁也没有料到,朱德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本文摘自2012年第7期《同舟共进》,文章系朱德儿媳赵力平口述、周海滨整理,原题为《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
    
        2011年11月20日,北京玉泉路国防大学对面某公寓,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出现在自己的住所外。她就是朱琦的夫人、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女士。在寓所楼下,赵力平见到朱德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袁存建,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赵力平虽然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此时她正忙于筹备12月1日举行的朱德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  
                       
     以下为赵力平女士对往事的忆述——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义。
    
    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在昆明认识。肖妈妈的爸爸原来在昆明搞了个货栈,而肖妈妈是个师范生。爹爹从上海到昆明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养伤。肖家父母后来觉得爹爹勤劳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两人就这么在一起了。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丈夫朱琦,但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取名“保柱”。保柱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进步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康妈妈曾讲过她在抗大学习时和爹爹一起打篮球的故事。爹爹的篮球打得很漂亮,常到女生队里打篮球赛。本来爹爹和康妈妈是分在两个队里。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康妈妈看到球传到了爹爹手中,就大喊一声:“老总,把球传给我!”爹爹看也不看,就把球扔给了康妈妈,让对方得了分。
    
    与爹爹一队的队员很不满意,埋怨起来:“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了康克清?她不是和我们一边的。”“啊,我忘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爹爹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可下一次,只要球在他手里,康妈妈再大喊一声“把球传给我!”他又把球飞速传了过来。大家都哈哈大笑。
    
    康妈妈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相互间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
    

  贺龙终于完成“特殊任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不然早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到了延安,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国家干部,但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有人说爹爹:“你就这么一个儿子,还送到前方去吗?”“我的儿子不当兵谁当兵啊,到前方打日本鬼子去吧!”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甲等残废,于是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调查,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第二天,顾玉玲问我:“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当时一直没同意,因为觉得家庭差距太大。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工作了。
    
    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将军找到我,劝我同意这门婚事。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讲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
    
    贺龙说:“我们要进张家口了,你们结婚吧,不结婚不方便,结吧。”我说:“日本鬼子打败了,全国解放了再说吧。”他说:“不行,先结吧,多大了?”我说:“二十。”
    
    “20岁还不结啊,人家小姑娘16岁就生孩子了,考虑得怎么样?”然后,他就拍着桌子,说“结吧!结吧!”
    
    我说:“官太大!”
    
    他说:“官太大?共产党的官也不会打人,也不害人。”
    
    后来,我们文书科的一个女科长刘香(音)对我说:“赶紧结吧,不结天天跟你谈话,你也烦,领导没完成任务也交不了差。”在延安的时候女生太少了。
    
    贺龙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说完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他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朱德定调:儿子不当官,从工人做起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我们到达河北与刘少奇、爹爹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聚合。但还没来得及同爹爹和康妈妈见上一面,我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那时候跟百姓同吃同住,我和邓颖超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两口子,黄华两口子,邓颖超的秘书,周恩来的秘书,七八个人。大约1948年8月份土改工作快结束了,邓颖超说,咱们工作快结束了,你们也回去看看总司令吧。
    
    第一次见他们,爹爹非常高兴。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康妈妈忙着招呼我们坐下,刚坐定,爹爹便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说:“还没想好呢。”
    
    爹爹说:“现在整个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需要建设,部队好多同志需要转下来。”
    
    我说:“没意见,到哪都可以。正好银行招生,我到银行去吧。”
    
    后来我考上了,去了石家庄人民银行(后被调到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院长)。朱琦想去铁路。总司令说,那好,你去铁路吧,到铁路不能当官,从工人学起,就给他定调了。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于是先当练习生,学习技术,后来又当火车司炉。朱琦腿有残疾,三年后他由司炉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我很奇怪,问:“在哪里?”朱琦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爹爹看见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朱琦早逝,朱德十天后才知道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爹爹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1974年6月10日,朱琦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对他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爹爹很担心,整整一个星期睡不好觉,总是问情况怎么样,还需要什么药,得到的答复也总是“还在抢救”。
    
    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他:“抢救无效,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他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爹爹曾说:“假如我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财产,房子是国家的,还有这个桌子,全部交给国家,你们要不上。但是我有一部分书是自己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发的,你们可以看,可以拿去学习。我的会客室有一个主席像,这个你们可以拿走。”事实也是这样,康妈妈病逝以后不到24天,中央管理局就把家具全拿走了。朱琦病故后,当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对康妈妈说:“你看朱琦病逝了,可是力平一个人在天津,把她调到你们身边,对你们本身也是个照顾,对力平也是个安慰。”当时我也在场,康妈妈没说话,爹爹说:“力平在天津工作这么多年了,有群众基础,工作也不错,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还是在天津好吧。”一句话否定了。(离休之后的1996年,我才调到北京。)秘书抱不平说,总司令太正统了,从来不为孩子说句话。
    

  中南海的一段快乐时光
    
    1949年之后的10年间,算是爹爹一家最幸福的时光。没有战争,家庭稳定。
    
    1950年,我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10个月后,援朝被送到爷爷那里生活。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三八线附近已在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此爹爹为他取名“和平”。和平刚8个月,被送进了中南海。和平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参加活动,听见有人喊“世界和平万岁”,就问奶奶他们怎么老喊我“和平万岁”。奶奶说:“你算老几啊,不是喊你,是世界和平万岁。”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无力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过完春节,爹爹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孙子、孙女们,陆陆续续送到北京。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康妈妈又按照爹爹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如此一来,有十五六个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因为爹爹家里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在西楼小餐厅吃饭的几家的厨师,各有绝活,我家的厨师邓林长于川菜,刘少奇家的郝师傅却长于湘菜。如果谁家做了拿手的菜,就招呼其他人家一起来品尝。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爹爹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的餐桌,跑到爹爹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子里的,拈点那个盘子里的,嘴里一面嚼一面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杨尚昆比爹爹小21岁,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康妈妈和他开玩笑:“杨主任,你吃饭我可是要记账的!”杨尚昆笑着说:“从井冈山起,我就老吃你们的饭,你要记账,我可是付不起了!”说着,又指了指自己的儿子杨小二说:“以后,就由他帮我付······”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爹爹和康妈妈把住房附近的空地开垦出来,动手种上蔬菜和杂粮,有空就带领孩子们去劳作。由于精耕细作,菜地总是丰产丰收。有一次竟结出了一个75斤重的特大冬瓜,被送进了中国农业展览馆展览。
    

  与董必武比长寿
    
    1969年10月,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由,80多岁的爹爹和一批老同志离开北京,他被指派到广东从化,康妈妈随行,所有消息被封锁,不得离开住所。这样的状况直到1970年7月才结束。为了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爹爹和康妈妈回到了北京,住在北京万寿路的“新六所”,再也没有回中南海的住处。爹爹说:“既然出来了,就出来吧,不必回去了,孩子们人多,进进出出也不方便。”
    
    我和丈夫第一次到“新六所”看望他们,带上了几张大字报给他们看,刚张口说:“你们在广东的时候,听说······”话还没说完,康妈妈连忙用手示意我不要讲下去,指指桌子底下,附在我耳边说:“别说了,说多了不好。”我才明白她担心家里安了窃听器。
    
    至于是否真的有窃听器,我们并不清楚,但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来由。爹爹身边的秘书全部被赶走或打倒,由林彪办公室重新安排了工作人员。1976年6月21日,爹爹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的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他只好在休息室等候。工作人员急得四处打听,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了,但之前竟没人通知。爹爹一直等到外宾来,坚持到会见结束才回家。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
    
    当时中央专门为爹爹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爹爹一次。妈妈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大夫说反正现在正在抢救,情况不太好。
    
    刘湘屏和江青去看望爹爹。江青说:“总司令好!”总司令没吭气也没抬手,没反应。后来江青又说,“总司令,毛主席让我来看你。”她一说毛主席,总司令举了举手。我的女儿是医生,跟奶奶提出来,说爷爷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康妈妈就跟医生说这个药是不是换换,他们不听,说是专家组织的意见。7月初,爹爹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看他,爹爹本来是闭着眼睛的,听说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爹爹缓缓地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7月5日这天,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来医院,康妈妈贴着爹爹耳朵告诉他,他吃力地睁开双眼,想和
    
    他们说话,但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想和他们握手,但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抬起来······
    
    其实,爹爹平时身体很好,不吸烟也不喝酒,喜欢运动,每天还做自编的体操,自己吹着口哨掌握节奏。谁也没有料到,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
    
    我想起当年爹爹和董必武先生之间的一个玩笑。董必武晚年不大运动,基本上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甚至整天不出门一步。董老不出门,爹爹不免担心,就去看望。两位老人见了面,没有多余的客套,爹爹“开拳便打”,说:“老进士,你,不行啊,生命在于运动啊!”“老总,你怎么知道我不运动?”董必武举举手中的毛笔,“我一刻也没闲。”
    
    爹爹摇摇头说:“写字和运动怎么一样?这样吧,我教你一个在家便能做的运动,肯定能助你长寿。”爹爹放下手杖,开始吹口哨,演练自编的那套体操。练完后说:“怎么样,进士?”“嘿嘿!”董必武笑了,“我看戏可以,演戏不行。”
    
    “唉,我担心你活不到90岁。”
    
    “我们比一比嘛!”
    
    “不比不比,横竖你活不过我。”爹爹摇着头告辞走了。
    
    爹爹每天做他的体操,吹他的口哨,董必武每天练他的大字,各自持之以恒。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逝世,享年90岁。1976年7月6日,爹爹逝世,享年也是90岁。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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