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从刘宾雁到熊焱

2015年5月19日

    来源：《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中国政治流亡者的漫漫回国路

     四月十一日，流亡美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熊焱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的公开信，要求准许他回国，为病危已处于弥留中的母亲尽孝送终，他又给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发去电邮，要求发给签证让他回国，但都没有获得答复。在等待了十二天后的四月二十三日，熊焱持美国护照从西雅图飞抵香港机场，在入关时遭港府扣留，三小时后被告知拒绝他入境，随即将他遣返美国。熊焱的回国、回家尽孝之路不但被中国政府、而且被“一国两制”的香港政府封堵，绝望的熊焱表示：他唯有寄望于和母亲在天国相见。站在背后就是中国的香港海关前，等待被遣返之时，熊焱写下给妈妈的一首诗：望着那边灰蒙蒙的天空/我呼喊生命垂危的亲娘/伤心的泪水混合着隐隐的悲伤/亲爱的母亲啊/你躺在病床上/已是筋疲力尽/求你宽恕不孝的儿子/不能送你临终。

    此情此景，不管是谁，只要是人性尚存，都会动恻隐之心。但香港海关，它背后的香港政府，港府背后的中共，却铁石心肠，无动于衷。

    熊焱是六四屠杀后被中国政府通缉追捕的天安门广场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流亡美国后，进入神学院修读，后入伍，如今是美军第一装甲师少校随军牧师。八九六四至今已近二十六年，中国政治流亡者的回国、回家之路也走了近二十六年，到了熊焱，仍然走不通。熊焱从二十多岁的青年走到五十岁的中年，他的母亲看着他一年一年的走，等到生命的尽头也等不到儿子回家。今后熊焱仍然可以在回国、回家的路上走下去，因为他年轻，而有些政治流亡者，经过流亡岁月的消磨，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有的已倒在回国、回家的路上了。

    今年十二月五日是中国伟大记者刘宾雁逝世十周年。十年前，刘宾雁八十一高龄，流亡海外十六年。刘宾雁甚至没有熊焱那样的幸运，还能到达与中国只隔着一个海关柜台地方，而刘宾雁的回家之路是终止在他流亡之初就歇脚的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刘宾雁与熊焱有不同的回国要求：这位一辈子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记者，只希望回北京站在马路牙子上，再看看路上南来北往的中国百姓。刘宾雁晚年身患癌症，自知时日不多，他两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要求允许他回国，并且确知两封信都送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手中，但和熊焱一样，得不到任何答复。

    刘宾雁终于倒下了，他的回国之路是他的老妻、儿女带着他的骨灰回北京而走完的。刘宾雁逝世五年后，才获准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墓地安葬。他去世前为自己拟定了一句话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被当局禁止刻在他的墓碑上，因此刘宾雁的墓碑是一座无字碑。这座在当今中国矗立的无字碑，是刘宾雁讨伐中共当局的无字檄文，那无字碑每一天都在质问中共：为什么制造这样多的政治流亡者？为什么剥夺他们回国、回家的权力？

    在回国的路上倒下的老人还有王若望、戈杨、方励之······。

    有人曾以令人悲叹的方式回去过。八九六四后流亡美国的前北京政法大学教师、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持美国护照用英文名字入关，侥幸躲过中国海关禁止入境的民运人士黑名单，得以回国探望二十二年未见的年迈母亲。回自己的祖国、见自己的母亲，要采用这种方式，这是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的事。而今年初，吴仁华通过正常渠道向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申请签证回国与母亲过春节，就被不说明任何理由的拒签了。吴仁华在接受媒体采访评述熊焱被拒回国事件时说：当代世界没有人遇到像中国人这样悲惨的故事，这是熊焱的悲剧，是中国的悲剧，中华民族的悲剧，是中共的耻辱。

    手机通讯的方便，使得熊焱每天都能看到从家乡湖南娄底医院传来的母亲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照片。外人无法如熊焱一样，切身感受与母亲生离死别却不得相见的痛楚。难以言状的痛楚从二零一三年便已开始：那一年熊焱打电话给母亲，母亲不认识他了，当年四月熊焱向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回国被拒；二零一四年熊焱的母亲病情恶化不能说话，熊焱再向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再次被拒。一向插科打诨为中共领导人捧场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表署名“单仁平”的文章：说“那些当年带着突出政治标签流亡国外的人，不应指望自己能带着同样的政治标签大摇大摆回来。”接着“单仁平”为熊焱指出了一种获得签证的可能，就是像八九六四后辞国的画家范增那样，写一篇悔过的“归国声明”。不过“单仁平”忘记了，熊焱是熊焱，他不是无良而无耻的画家范增。

    从范增始，写一篇悔过书、或者向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发表一篇与海外民运脱离关系、划清界线的声明，而获准回国者，的确大有人在，我所知道的就不止一个两个。这些人如今多数在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他们的共同处境是羞于见人：不仅羞于见海外过去的民运战友，也羞于见国内的亲戚朋友。六四后他们选择流亡，他们虽然失去了在中国拥有的一切，却获得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和一个富有价值的人生——为延续八九民运的壮举，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与中共抗衡。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拥有这笔财富，而他们却随着一纸悔过书和划清界线的声明，将已经拥有的财富丧失殆尽。回自己的祖国，探望自己的亲人，是天赋人权，是堂堂正正，但是用悔过换取的回国，却是下贱而猥琐的，就如范增之流。

    熊焱要求回国尽孝、为母亲送终而被中国最高当局拒绝的事件，引起了美国主流舆论和国会议员的关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对事件做详细叙述；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表示要与中国高层协商，让他们给熊焱回国的机会。但是至今并无下文。史密斯在美国的国会议员中，是对中共了解最透彻的一位，但他对中共当局的人性与良知仍做了过高的估计。史密斯或许知道，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热爱自己的家庭、珍惜自己的亲情，却不知道，他们在逼迫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后，又都以摧残不同政见者的家庭、亵渎不同政见者的亲情为能事。熊焱说，他等待奇迹发生，但奇迹不会发生。

    在中国的政治流亡者的漫漫回国路上，还会有人倒下，就像刘宾雁一样；在中国政治流亡者的漫漫回国路上，还会有人前行，就像熊焱一样。

     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博讯

中国女性掀起拜金狂潮

2015年8月18日

    众所周知，拜金主义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学说，拜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这种丑恶社会物慾横流、道德沦落的明显特徵，但是，据美国《世界日报》调查显示，正冉冉升起地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却是全世界上拜金主义与腐化思想最严重的国家，与中国拜金主义氾滥形成鲜明对比，欧美国家的人们却普遍认为，金钱并没有那麽重要。在美国，仅有33%的人把金钱视为成功的象徵，远不及中国，甚至比许多受调查国家都还低。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价值判断并非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而是得到了中国人的普遍赞同的观点。最直接的证据便是近些年来那些对女性道德伦理构成巨大挑战的社会事件。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中国的相亲节目对女性传统择偶观造成的巨大冲击。马诺，一个家境并不富裕，毕业于普通大学的平面模特，2010年在由江苏卫视主办的《非诚勿扰》节目中赤裸裸地表明自己的物质需求，节目中一位爱好骑自行车且无业的男嘉宾问马诺：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麽？马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宁愿坐在宝马车裡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句话其实篡改了帕特里齐亚·雷贾尼（Patrizia Reggiani，Gucci创办人Maurizio Gucci之妻）的名言，她的原话是“我宁愿坐在劳斯莱斯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马诺俨然成为了中国的Snooki（美国真人秀节目《泽西海岸》的成员，以行为放荡不羁出名）。

    当然，这样的表达引起观众的反感，马诺因此被指为“拜金女”。2010年5月17日《今日美国报》网站在一篇题为《中国人被电视相亲征服了》的文章裡提到马诺时说：“这个女孩很诚实，但也很浮浅。”

    2014 年9月11日，苹果公司推出的新品iPhone6，这部手机的出现让人们领略了什麽才叫女人的疯狂。10月13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昨晚深夜突现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子，全身赤裸三点尽露在马路裸奔。据网民称，该女子之所以裸奔，是因为在“朋友圈”跟友人打赌，如果脱光赤条条绕城一圈，便送她一部苹果新手机 iPhone6，结果该名女子真的褪去身上所有衣服，尽情裸奔。

    10月18日，浙江金华第一百货商场举办接吻大挑战，40多对年轻人为争夺iphone6奖励，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得难分难捨，甚至还有陌生男女现场“速配”，引来围观者惊呼。不过最精彩的应该不是用时最久的冠军，而是两对女女和一对男男搭配。比赛一开始，观众便用手机不停地对着“好基友”、“好闺蜜”拍照并马上发微信圈，每当他们出现一点点要被淘汰迹象时，现场观众都会大呼，“小心啊”、“加油！”······一对女性为赢iphone6而拥吻在一起。

     来源：《名星》

访王友琴：“红八月”49周年再谈“文革”

2015年8月18日

      *今年8月5日是“文革”中被女学生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遇难49周年忌日*

     今年8月5日是“文革”中北京最早被学生殴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卞仲耘校长遇难49周年忌日。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卞仲耘校长的先生王晶垚几十年来坚持追问卞仲耘之死真相。

    王晶垚先生在2013年92岁高龄接受“心灵之旅”采访时说：“‘文革’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但是现在没有人谈‘文革’······希望你们电台能够继续发出声音。希望女附中的老师、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大家不要忘记这一天，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期。后来的学生也不要忘记，都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惨案。”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保存遗物、坚持追求正义，是“文革”受害者家人中的一个楷模*

    去年的8月5日我打电话给王晶垚先生，家人说他身体不太好，不方便接受采访。今年8月5日前后，我几次拨打王晶垚先生的电话，都没有打通。

    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经历了“文革”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王友琴今年暑假带学生去北京上语言课，近期返回美国，我向她了解王晶垚先生的近况。

    主持人：“每年的8月5日我都会给王晶垚打个电话，去年家人说他接不了电话，今年打不进她家的电话，我知道您刚刚带着学生从大陆回来，能不能先讲一讲您所知道的王晶垚先生现在的情况？”

    王友琴：“好。49年以前的8月5日，卞仲耘校长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被‘红卫兵’打死。那时候她的丈夫王晶垚先生45岁，今年他已经94岁了。王先生在保存死者的遗物、坚持不懈的追求正义方面，是所有‘文革’受害者的家人中间的一个楷模。

    在（得知）卞校长被打死的当时，他就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把当时的情状全部拍下来，甚至包括火葬场的青烟。他也保存了所有的遗物，包括卞校长当时身上穿的血迹斑斑的一件衬衫，上边还用墨写的‘打倒’的字样。也包括当时在他身上用来堵伤口的纱布块和棉花球，也包括当时被打以后大小便失禁弄脏了的裤子。还有她手上戴的手表，特别让人震惊的是手錶的錶带是钢的，那钢带都看得出来一个撕裂，也就是说，这是用金属类的东西才打成那个样子。”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现在的太太李云老师帮助王晶垚先生保存遗物、照片等”

    王友琴：“在卞校长去世八年以后，王晶垚先生跟一位叫李云的老师结婚了。李老师是一个慈爱、勤劳、开朗的人，她帮助了王晶垚先生保存这些遗物和一直坚持来不懈的为卞校长讨回正义。在他的家里可以看到卞校长年轻时代的照片，还有他们全家，包括他的子女和孙子辈的照相，他们纪念卞校长的这些照相。李云老师和王晶垚先生相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他们都显得非常健康年轻。

    李老师一个星期以前很有信心的告诉我，她现在每个星期三次和保姆一起用轮椅推着王先生去公园，或者到超市去买王先生想要吃的东西，她说他很健康，一定会活到明年，‘文革’五十年的时候，他还会参加活动。”

    王友琴：“他就是迟钝，去年我跟他讲话，他已经说话都要想好半天才说呢。”

    *1966年8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红卫兵——宋彬彬 *

    王友琴：“这几年来，王先生发表过他对女附中‘红卫兵’以及对宋彬彬他们一些行动的看法。”

    王友琴博士在这里提到的宋彬彬，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大都熟悉这个名字，就在卞仲耘校长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后的第十三天，也就是8月18日，“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请听当时纪录片片段——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广场音乐：“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众欢呼呼：“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去年起有些迟钝，请年轻人帮助打字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继续听王友琴博士讲述王晶垚先生在年事已高的最近两年如何表达自己的看法。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他的声明和讲话是有一个比他年轻一辈的朋友帮他打字，这个打字者特别跟我说，王先生思想敏锐，看法清楚，他提到三个很有意思的具体事情。

    第一个是在2007年12月王晶垚先生写了一封给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也就是当年的师大女附中）校长的公开信。在这个信里王晶垚批评了北师大实验中学在庆祝九十年校庆的时候，选出了九十名所谓‘荣誉校友’进行表彰，其中有宋彬彬，还展览了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晶垚先生很尖锐的指出‘在献给毛泽东的这个袖章上，浸透了卞仲耘的鲜血’。这个打字者就告诉我，这句话是王晶垚先生反复强调了写上去的。

    第二个例子是在2013年的1月27日王晶垚对宋彬彬他们到师大女附中作‘道歉’这件事情作了评论。王晶垚先生拒绝接受这种虚伪的道歉。在他的声明当中······打字者告诉我，原来他打字的时候写上了‘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打死了卞仲耘以后，还说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这是丧心病狂’。王先生看了马上就指出‘这个地方不应该用丧心病狂，这些人没有发狂，他们没有病，只是他们丧尽天良做这样残忍的事情，也不真的认错’。现在你可以看到声明上的‘丧尽天良’是王先生特别指出了以后改的。

    这位打字者还指出另外的一个要点，就是后来在《南方周末》的记者访问王先生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指出，他说‘是，宋彬彬没有动手打卞仲耘，但是她们是一伙儿的’。至于什么叫‘一伙儿’，这个其实我想王先生他知道的，在法律上是有很清楚的解释。所以他也把这个事情指出来，这个责任。

    *王友琴：经历“文革”的女附中学生后有三位在校任教，拒绝参加宋彬彬“道歉会”*

    王友琴：“女附中‘老三届’里在师大女附中经历了1966年‘红八月’的学生中间有三位后来在这个学校当了老师。2014年1月宋彬彬在学校召开‘道歉会’的时候，邀请了大量的媒体，也邀请了这三位老师，但是最后她们拒绝参加。她们认为，在没有对事实进行说明、没有对罪责进行说明的时候，作这样一个空洞的‘道歉’是不适当的、是虚伪的。”

    *王友琴：否认“红卫兵”暴力和“红卫兵”杀戮的“否认派”*

    主持人：“现在您带着学生在暑假到了中国，在您今年所接触的人中，提到‘文革’，有哪几种说法，特别是引起您注意的一些说法？”

    王友琴：“你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从2006年开始，就有一些人他们想在重新的讲述1966年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也是想要否认‘红卫兵’暴力和‘红卫兵’杀戮。对‘文革’暴力迫害的‘否认派’、对1966年‘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否认派’他们整个的对‘红八月’的卞仲耘的被打死以及在北京有几千名受难者被打死这样一个事件作了否认性的报告。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今年我们再来纪念卞仲耘校长被害49年的时候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在49年之后还在继续发生。”

    *王友琴：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越来越多关于事实的报告和关于否认行为的反对*

    王友琴：“但是，我们看到同时，有另外一种声音也正在加强发出，只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传统媒体的支持。但你会看到特别是在中国广泛的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在‘微信’上边，大家正在发表越来越多关于事实的报告和关于否认行为的反对。

    在北京的地铁上你可以看到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智能手机在说话。最近这个月在‘微信’群里，一直在传我的一篇文章《恐怖的‘红八月’》，是2010年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甚至因为在传的过程中把我的名字拿掉了，所以好几次都传回到我这儿来。有人跟我说‘你看看这儿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你一定要看一看’。

    这个事情说明大家都在关心，而且大家会在自己的新的传播渠道和传播领域里边发表看法。

    我特别还想讲到的是有三个退休的老师，她们跟我联络，甚至请我在一个很贵的饭店吃饭······我当时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但是三位老师告诉我说，我们看了你的书《文革受难者》，在你的书里面有两个老师是我们在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她们三位都是196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们说‘你的书里已经写了两位，可是我们还有一位，这位叫廉秀文，是北京地安门中学的老师，在1966年的‘红八月’被‘红卫兵’抄家和斗争以后自杀了。所谓‘自杀’都应该打引号的，因为这根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杀。

    而另外两位已经写在我的书里的是活活被打死的，一个是北京师大二附中的老师叫靳正宇，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老师叫张辅仁。

    我问她们‘你们的班有多少人？’她们说‘三十多人’。因为她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大多数人都是当了中学老师。”

    *王友琴：陈秋颖老师告诉我，1966年“文革”习近平小学六年级，被斗被打被游街*

    王友琴：“请我吃饭这三位老师中间有一位名叫陈秋颖，她接着还告诉我，1966年她是习近平的老师，当时习近平小学六年级，因为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在当时是‘有问题的人’，所以习近平在学校里边遭到了‘红卫兵’的斗争，甚至被打了，还被游过街。因为‘红卫兵’的所谓‘阶级路线’、‘组织路线’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如果你的爸爸是‘有问题的人’，那么你就是‘狗崽子’，你就会遭到斗争和打击。

    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陈老师的看法非常明确‘我们反对这样一个迫害人、虐待人、斗争人的理论和实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新的传媒的发展，像‘互联网’和‘微信’的广泛使用，这一、两年来在那些文革‘否认派’越来越活跃的同时，也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告诉我们‘文革’的真相。这两年来我收到的关于‘文革’受难者和‘文革’血腥迫害的材料就多于以往。”

    *王友琴：“文革”研究两方面——文革事实与文革理论，关系到认识历史与建设未来*

    王友琴：“现在对于‘文革’的研究，我自己想，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关于事实的，或者说是关于历史的。主要的争论就在‘否认派’他们说‘你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他们甚至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故事不是历史》。但是我说，事实到底是什么，大多数的人，有良心的人会讲给大家听，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更重要的是49年以来，这些隐瞒历史的人不说。

    卞仲耘已经被打死49年了，如果去上大学，可以毕业12次还多，为什么有人还在说‘这是一个谜啊’、‘这是一个弄不清楚的事啊’，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卞仲耘的案子不是一个个案，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那个八月里边，以打死卞仲耘开头，在北京有一千七百多个人被打死了。如果我们否认了这个大的图画，否认了这个大的背景，那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历史事实到底是什么。

    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打死过第二个人，但是现在‘红卫兵’们绝口不提第二个人，更绝口不提在别的学校、在整个北京有多少人被打死。

    第二个方面，我自己想是理论方面。人们会对‘文革’的理论进行越来越多的思考。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每一个认真严肃的经历过‘文革’的人再重新来思考‘文革’的理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是错的，或者为什么它是对的。我觉得如果能有机会来进行这样的讨论，那么对我们不光是关于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对我们怎么来建设我们的未来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王友琴：多数年轻人渴望知道历史，却没有人告诉他们。浪漫化“文革”也很可怕*

    主持人：“您这次暑假带学生去中国······”

    王友琴：“是我们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暑假的强化语言课程。”

    主持人：“此行您的见闻中，涉及到‘文革’、‘红八月’还有些什么比较难忘的事情？”

    王友琴：“我觉得年轻人对‘文革’比较少了解，或者有些人他们就误会了，有的年轻人以为，‘文革’就是反对贪官污吏的革命。但是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其实渴望知道历史，却没有人告诉他们历史。

    我也遇到年轻人，他们学习自然科学，他们也关心历史，有时候他们的知识使我惊讶。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误解，因为误解‘文革’所以可能会导致对那样理论的一种浪漫化感觉，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纪念英国大宪章签署800周年

来源: 山哥于 2015-06-19

纪念英国大宪章签署800周年

刚刚过去的6月15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英国《大宪章》签署800 周年纪念日。800年前，在英国国王约翰和贵族们尖锐对立的时刻，德高望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出面调解，双方终于在妥协中议定和签署了这一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文件。

今天我们纪念《大宪章》800周年对中国人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至今还未走上宪政民主的人类主流文明之路，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和信仰原因，无论是左派还是右翼中国人从来都只是从世俗的意义看到这个历史事件，使多数国人处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愿我们的祖国永远告别无法无天的漫漫长夜，拥有光明和平，长治久安的美好未来。

作者: 郭庆海基督邮报：英国教会庆祝《大宪章》800周年：基督徒功不可没 2015-04-19 05:09:51

英国教会将庆祝《大宪章》签署800周年，着重基督徒对这份文件的影响。

英格兰主流教会和其他教会同工都呼吁英国铭记教会参与《大宪章》创作的历史。

圣公会圣奥尔本斯教区主教阿兰·史密斯(Alan Smith)牧师一月致函，表示担心人们在大肆纪念1215政治里程碑时教会的作用被忽略。

史密斯写道，“有趣的是，关于《大宪章》这么多讨论中，几乎没有对教会核心作用的讨论，特别是对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所起作用的讨论。”

“国王约翰(King John)在困难和复杂的过程中被迫做出一些让步和承诺时，这位主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史密斯并不是唯一一位努力指出基督徒在《大宪章》制定和签署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

英格兰教会领导层和总议会(General Synod)去年七月份展开辩论，教会的肢体采取行动对抗社会普遍将历史事件世俗化的事实。

议案中的一段简报表示，“在法国大革命前，数世纪以来英格兰的教会是法律和人权发展的中心，现在，连同启蒙运动，被认为是人权的起源。”

“教会在《大宪章》制定中的至关重要作用在2015年不能被一扫而空很重要，正如基督徒在反奴隶贸易的庆祝活动中的作用。”

《大宪章》的拉丁语为《Magna Carta》，由英格兰国王约翰在1215年6月15日签署，以回应来自世俗和宗教领袖对君主长期滥用法律和习俗的压力。

根据网站History.com的一个条目信息，《大宪章》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有效的成文宪法。

History.com继续表示，“有63项条款，主要是关于关贵族和其他强大公民的财产权利，这表明制定者的意图有限。”

“1776年，叛逆的美国殖民者把《大宪章》看成是要求不受英国统治的一个模型。”

《大宪章》的原文使用拉丁文，有四处引用了上帝，其第一条表明了英国教会享有的权利。

开头语表示，“首先，我们感谢神通过宪章向我们自己和我们万世万代的后代证实英国教会需要自由，充分拥有所有权利和完全的自由。”

“我们还给予在王国中的我们还有万世万代后代以下列举的自由，坚持并将这种自由传承给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直到永远。”

历史学家和著名法律官员已表示了《大宪章》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力。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在联邦主义者协会(Federalist Society)2014年举办的全国律师会议(National Lawyers Convention)上介绍了《大宪章》的历史教训及其对美国法律系统的影响。

斯卡利亚指出，“美国想象中持有的许多最神圣的理想，起源于或者是最初致力于800年前的这一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