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此文爲王康先生在《浩氣長流》華府地區展覽開幕式上的發言文稿。】
尊敬的陳壮飛博士，尊敬的洪慧珠公使，尊敬的各位嘉賓和媒體記者：
2300 多年前，孟子忽然宣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是氣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塞于天地之間；700多年前，文天祥作《正氣歌》：天地有正氣，杂然赋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窮節及現，一一垂丹青。100多年前，孫中山題書“浩氣長存”祭黃花崗起義；70多年前，民族大畫家张善子繪制《正氣歌像傳》；10年前，50多名義工聚于中國抗战首都重慶，聯袂繪制一幅國畫《浩氣長流》。没有人料到，五年後《浩》畫會跨過台灣海峡，出展台北國父紀念堂；更没有誰預見到，十年後會越過太平洋，在新大陆大華府地區與諸位照面。
傑出的中國作家鄭義認爲，世上伟大文學藝術作品都源于某種巨大而持久的熱情，真正的藝術家犹如燃燒並傳遞火種于黑夜的燃燈人。《浩》畫源自什么熱情，要傳遞什么信息？答案是，1，016公尺畫幅，1400多個人物，只是我們對抗战英烈先贤遲来多年的追怀與悼念，只是中國抗战這座無形紀念碑的磚石一角，只是這條在驚濤駭浪中引領中國即將到達彼岸而觸礁沈没的方舟一隅。浩畫無意闡述70年前經纬萬端的曆史，我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爲民族先烈写实造型，樹碑立傳，保留中國的火種和性靈，以敬獻我們卑微的感念與祭祀。
我們没有紅头文件和政府撥款，純系民間立場，没有钟鳴鼎食，只有粗茶淡飯，但是我們背後站着三千余萬罹難同胞，三百余萬陣亡官兵，三百余名殉國將領，以及在八年抗战中危而不亡、巍然屹立的抗战陪都重慶。以重慶爲中心的抗日大後方，曾經接納了2000余萬不愿做亡國顺民的同胞，接納了中國東部沿海1400多家工礦企业，接納了近一半中國高等院校，接納了中華民國政府整個政府機構，接納了同盟國家所有外交使团、軍事代表团和新闻機構，接納了韓國臨时政府，經受了日本飛機五年半“無差別”轟炸，國際與論視重慶爲自由中國、战鬥中國之象徵。顺便说一句，法兰西共和國在德國六個星期轟炸下便投降，日本飛機從来没有轟炸過近在咫尺的延安。重慶抗战勝利紀功碑碑文有載：國與天地，必有與立。後世史家，循流溯源，深究中國复兴之故，將知重慶之于國家，实不止于八年之獻效已也！
浩畫就是這循流溯源的後来者，我們巨大而持久的熱情即来源于此。
我們还有婁山的犧牲（他是我們团隊最年輕的畫家，爲創作《風雨同舟》沤心瀝血）；有欧治渝的失明，他爲創作《血肉長城》几乎畫瞎了一只眼睛（他本来打算死在畫布前）；有國內海外許許多多慷慨高尚的支持者。今天，浩畫有了新的知己和新交：在場各位。没有亚太二战浩劫紀念會會長陳壮飛博士的率先垂范，没有谢啓宇、闫文鼎、熊园傑、蔡德梁、饶世勇諸先生的全力以赴，以及華府華僑文教中心的大度支持，浩畫不可能乘桴浮于海！作家北明、教師吳放、詩人一平、哲學家陳奎德以及我的老同窗秦新地、麗娃夫婦和抗战大畫家张善子的外孫晏良爲長期無私加持，非言語所能盡述。很遗憾，因爲種種原因，浩畫主創团隊大部分成员未能赴展，請允許我在此莊严場合提及他們的大名：秦效侃教授、江碧波教授、欧治渝教授、馬一丹教授、张春新教授、牟群教授、张詩亚教授、郭方颐教授、李犁、李育教授、韓子渝先生、韓平藻先生、王真先生、苟文级先生、王土火、王强、劉慶豐、戴前鋒、陳雪梅、李炜淩、宗宏崗、朱曉麗、樂柏廷、劉蔚榮等人。《浩》畫的感谢名單也許有成百上千之衆，遗憾的是，因爲政治和时間關系，我不能在此一一致谢。一言以蔽之，浩畫十年風雨，是中國人十年命运的一記橫切面，華盛頓展覽則是两岸中國人一次推心置腹的成功合作。
《浩氣長流》的創制团隊
爲写《浩》畫死而後已的年輕畫家婁山先生（1962-2013）
爲《浩》畫几近失明的畫家欧治渝先生
今天是2015年8月15日，70年前的8月，曆史急速演變，中國和東亚成爲世界的重心。6日、9日，两顆原子彈落在廣島、長崎；8日，蘇聯對日宣战，150萬蘇軍根據《雅爾塔（秘密）協議》在華西耶夫斯基和馬林诺夫斯基两名元帥统率下先後入侵中國東北；10日，日本政府通過瑞士、瑞典两國向同盟國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4日，中華民國政府和蘇聯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约》（以图保持抗战勝利成果，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日皇裕仁簽署《终战诏書》，同日，蔣中正電邀毛澤東赴渝“共商國是”；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國抗战终于落下帷幕。
站在70年前抗战勝利的终點展望，中國成爲亚洲自由、民主、文明與和平的堡壘，應是曆史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將在文明與道德上再次教化日本，中美两國將攜手合作，太平洋將成爲名副其实的和平时空，東西方文化的正面融彙將把人類帶到軸心时代以来新樂园的大門口。但是，70年過去，曆史發生惡性逆轉和變異，最大的變局是，領導中國抗战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党和蔣中正在战後蘇美主導的冷战格局和國共內战中，成爲最大犧牲品和失敗者。以致中國抗战的巨大犧牲和全部成就付之東流，400萬中國人倒在抗日舊战場，中國人付出比八年抗战更慘重的代價，數千萬人死于非命；以致中美两國兵戈相向，先後爆發韓战、越战；以致我們始终没有一個真正洗心革面的東鄰日本；以致大陆至今爲外来馬列主義意识形態和斯大林政治制度所籠罩；以致台灣至今爲日據统治的余孽所苦所累，東亚情势撲朔迷離吉凶難蔔。
70年過去，我們才爲时已晚地意识到，没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党和蔣中正先生領導中國人民艱辛備嘗、艱苦卓絕的奮鬥，中國早已淪爲日本殖民地，中華民族的人民、土地、资源將效命于日本帝國征服亚洲和世界的狂妄野心，中國的獨立、自由、尊严和文化將化爲烏有，世界很可能在東西方法西斯的统治下苟延殘喘；70年過去，我們才爲时已晚地意识到，否認和塵封中華民族政府、中國國民党和蔣中正領導抗战的豐功伟績，就是否認和塵封中國曆史、中國精神，就是侮辱中華民族！也就必然喪失中國修好亚太各國，協和萬邦的资格，也就抽去了中國現代复兴和终極统一的基石！
曆史不存在“如果”，但世界不能永远忽視“應該”。19天後，北京將舉行抗战勝利70周年阅兵式，我愿借此機會呼籲中共当局，21世紀中國的最深智慧、最大善意和最高愿景是，以神聖抗战的深重犧牲和伟大贡獻爲基石，承認、緬怀、頌揚、永世銘記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党以及蔣中正先生堅持民族大義並領導抗战勝利的不朽功勳，並以數千萬國人無谓死亡的时代悲劇和禮崩樂坏人倫道喪的現实危機爲警戒，摒棄冷战意识和內战陰影，撫平民族創傷，彌和曆史鴻沟。以國家民族爲重，以15億中國人的自由、幸福與生命價值爲重，以中國人對世界應盡的責任爲重，真正复兴中華，再造共和。我愿以最大的善意，希望聽到，在9，3阅兵式上，习近平先生有新的語言，新的意向，新的胸怀，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趁此機會，我愿再報告两件最近發生的跟本次展覽有關的私事。
7月下旬，我到賓州兰城某鄉下一座巨大百年工棚，爲两位義工做下手。他們自帶各種機器工具，義務爲展覽設計並制作全部木架，还貼上汽油和午餐費。我看見他們揮汗如雨，從早到晚，心想，浩畫跟他們原本八竿子打不到一起，他們却当成自己的事做，放下一切。他們是：黎瑾和石霄先生！免費提供工棚的美國紳士是Tom！几天前，黎瑾、郭恩揚夫婦在負荷浩畫工作时，險遭不測。一個千斤頂橫空飛臨，砸碎車窗和車箱，他們却安然無恙，繼續堅持跟虞群、邵教授把168個木架运到現場。我不應忘記提及，黎瑾父親曾參加過台兒莊、昆侖關會战，並远征印度。米開朗基羅、達芬奇等欧洲文藝复兴巨匠曾得到羅馬教廷和佛羅倫薩富豪洛倫佐•美第奇家族巨款支持，而浩畫的贊助者是木匠，是生死與之的高人、義士！我們不敢自诩“得道多助”，但《浩》畫确实勞師動衆，几乎無远弗屆。
我個人四天前接到一位老朋友的信函，轉達重慶有關当局的“正式決定”。措辭明晰：第一，要求王康停止畫展馬上回國；第二，否則就不許回國。还有一句富有人情味的话，你已六十好几，總不至于流亡異國客死他鄉吧。我立即“步其韵”奉复：浩畫美京展覽爲諸多台灣朋友與我共同舉辦，旨在紀念抗战勝利暨台灣光复70周年，天經地義，任何人不能阻止；至于我個人，中國在我心中，我到哪裏，家鄉就在那裏。
浩畫是一個憨小子，今年十歲。浩畫团隊已風流云散，浩畫將流行到哪方，傳布到何时，無人知曉。一幅畫，承載了如此沈重的曆史，蕴藏了如此豐沛的意象，得到了如此廣远的加持，在中國和世界美術史上都算一件稀罕事。本人有幸忝列其間，真是與有榮焉。任重道远也好，昙花一現也罷，《浩》畫畢竟是一次開端，一次試筆，一次遲滞多年终于起程的跋涉。
最後，請允許我代表《浩》畫這哑巴孩子，感谢各位叔叔阿姨爺爺奶奶莅臨垂顧。
愿各位周末愉快，吉祥如意。
2015年8月15日
布衣王康
（本文首發于《縱覽中國》，文中图片均爲CND編輯所加））
□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二七〇期（cm1508c）
鄧小平破口大罵 汪東興黯然辭職（圖) 2015-08-22
鄧小平破口大罵 汪東興黯然辭職（圖)
汪東興：“我決定還是自己辭職比較好，這樣對你們更好地執行你們的路線，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礙或阻力了。這未嘗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本文選自2007年9月30日袖手人520的博客。
文革期間，汪東興在中共中央警衛師黨代會上講話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汪東興的心徹底涼了。在政治局召開生活會的時候，汪東興指著剛剛發下來的《關于劉少奇的複查報告》，發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這麽匆匆忙忙地就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講他過去有甚麽問題，來個冷處理。現在這個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當初我就在中央項目組，有些揭發的核實明明就是我們一些很好的領導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這些人身上去，容易産生種種的誤會，反而對我們現在的政策不利。將來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呢?”
“我!”隨著一聲大喝，鄧小平站了起來，“汪東興幾乎每一次開會都要出來唱唱反調，已經充當了我們中心工作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絆腳石了。對任何問題都要說三道四，好像你汪東興什麽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爲當時就在項目組，所以你必須對當時一些問題要負一定的責任。這個責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幫’定的他們才應負責，就是在他們錯誤影響下所做的壞事也應該由他們來負。這個道理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從來就是這樣的。當初你們批判所謂劉鄧路線時，不也是把別人幹的事情算到我們頭上去了嗎?這有甚麽奇怪的?還要你汪東興如此著急地說明!”
鄧小平剛說完，胡耀邦就開了腔：“大量的事實證明，汪東興這兩年來基本上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左’的路線上踏步不前，經過了許多人的幫助甚至批評，仍然沒有足夠的認識。我覺得，他繼續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經遠遠地不適應了。我建議在合適的時候是否調整一下他的職務。再說，這些日子來，揭發和反映汪東興問題的材料和報告源源不斷地到了中組部和中紀委。考慮到汪東興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有過功勞，我希望他還是應該慎重地考慮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動措施……”
這話，汪東興馬上意識到了——與其讓別人把自己趕出去，不如自己主動一些。于是，他等別人紛紛把話講完以後，自己又開了口：“事情已經很清楚了，在即將辭職的時候，我還有幾句話想對大家講一講，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見嘛……”話一出口，滿座頓時安靜下來，眼睛全部轉向了汪東興。
“不錯，我作爲多年跟隨毛澤東的警衛官員和後來一直擔任中央辦公廳的主要職務，我接受毛澤東的教育和思想很深，這也大概就是我遲遲不能接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以及現在你們一直主張的要爲少奇徹底平反等意見的主要原因。我的觀點和思想與你們的許多意見格格不入，彼此很難統一。因此，我決定還是自己辭職比較好，這樣對你們更好地執行你們的路線，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礙或阻力了。這未嘗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汪東興的意見一說出來，只見鄧小平看了華國鋒一眼，扭過去又和葉劍英、陳雲咬了咬耳朵，顯然是在交換什麽意見。半晌，他才正了正身子說：“好吧，汪東興剛剛提出他的辭職意見，我們還需要研究。不過，我個人認爲他的這個意見是好的。我們黨內允許一個黨員或官員保留自己的意見，這也是堅持真理的一種方式。有些問題我也不能保證我們就是完全的真理，就不需要接受檢驗了。但是，我們黨從來就有這麽一個規矩，那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的意見被否決以後，必須擁護多數人的意見，除了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外，不允許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但是，如果你自己認爲幹不下了，可以像汪東興這樣地提出辭職。這同樣是黨章黨規所允許的。不過，這個問題需要在全會上決定。如果沒有甚麽特殊的情況，我建議把汪東興的這個意見拿到會議上去。”
這時，吳德、陳錫聯、紀登奎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
汪東興號稱警衛毛澤東三十年的內廷唯一行走，他除了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之外，還是北京衛戍區三人核心小組負責人、中央軍委警衛局負責人，十一大上更是成爲華國鋒之下炙手可熱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而紀登奎素來以毛澤東的“老朋友”爲外界所共知;吳德在董必武死後，成爲中國人大的實際當家人，朱德死後，他成爲中共全國人大黨組書記，權攝人大達三年之久;陳錫聯是毛澤東晚年在軍內非常倚重的“少壯派”，這位當年最爲年輕的野戰軍縱隊司令員是接替葉劍英的第一備用人選。
以上四人都是毛澤東晚年須臾不可離開的寵臣，而鄧小平掌權後，他們也只能選擇默默離開了。
汪東興與胡耀邦決戰 中南海短兵相接（圖） 2015-08-22 19:01:45
汪東興與胡耀邦決戰 中南海短兵相接（圖）
作者：戴煌
汪東興說：中央專案組的第一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是“文革”剛起步時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華國鋒同志和我們三個人（指汪本人和紀登奎、吳德）直接負責的。這兩個辦公室的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定的。“六十一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還有彭德懷、陶鑄等人的問題，也不能隨意翻過來。所以，關于這些案子，還是原來的那句話：結論材料可以交給組織部，而文書檔案不能交。另外，關于一、三辦的所有其他案子，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給組織部；屬于敵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1978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發出通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研究如何處理日益增多的申訴信和上訪人員，如何落實政策才算執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這個會議，是胡耀邦剛到中組部時就向中共中央建議舉行的。汪東興遂讓胡耀邦主持會議，並在開幕式當天作主要講話人。明眼人看得出：這將是一場面對面的決戰。
文革期間，汪東興在中共中央警衛師黨代會上講話
擴大突破口時的激烈較量
一天，耀邦向主管中央級重大案件的汪東興和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寫信提議，是不是把一些重大案件統統轉交中組部複查處理的時候，汪東興等人仍然不以爲然。他們說：只能把中央專案組第一、第二、第三這三個辦公室對一些案件的審查結論交給中組部，而有關的旁證材料、審訊記錄、被審查人的申訴等等的文書檔案，仍由中央專案組保管。1978年6月9日，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找耀邦與陳野蘋談話。那次談話，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的幾個人也在座，他們單刀直入地談了“六十一人”問題。
汪東興說：中央專案組的第一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是“文革”剛起步時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華國鋒同志和我們三個人（指汪本人和紀登奎、吳德）直接負責的。這兩個辦公室的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定的。“六十一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還有彭德懷、陶鑄等人的問題，也不能隨意翻過來。所以，關于這些案子，還是原來的那句話：結論材料可以交給組織部，而文書檔案不能交。另外，關于一、三辦的所有其他案子，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給組織部；屬于敵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耀邦明白：這實際上是開他的批判會。他先洗耳恭聽，然後才開始答辯。他說：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第三辦公室的案子，幾乎都是“叛徒”、“特務”之類的敵我矛盾，哪有什麽人民內部矛盾？爲了對黨對同志負責，我們的意見還是交給組織部複查，還是統統交。
當然，這個要求不可能被汪東興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帶來這樣一個大難題：這許多所謂的“結論”，無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當年設下的框框，仍然肯定這些人是“自首變節分子”，是“叛黨”、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組織路線的一部分”，全都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給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費，已被迫害而死的就聽其死去。
考慮到汪東興、張耀祠和中央專案組的這種態度，胡耀邦沒有再對他們說什麽。因爲不少人都知道，中央專案組是由怎樣的一些人組成的。耀邦他們更知道，一些專案人員在辦“專案”過程中，是如何殘酷迫害許多老幹部的。別的不說，單以賀龍元帥專案組爲例，在這個“主案組”之下，還設有十幾個“分案組”，其中絕大部分是賀龍統率的紅二方面軍、八路軍一二〇師和晉綏軍區的老幹部。另有一位是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據說就因爲秦基偉的夫人曾是西南軍區的保衛幹部，是賀老總爲他們牽線做媒的，秦基偉也由此而被關押在一個部隊農場長達七年之久。
這些專案組，其凶殘冷酷狡詐猶如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刑訊、逼供、誘供和制造僞證成了公開的秘密：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的專案人員在他的床頭吊了一個三百瓦的大燈泡，不交代“賀龍乞降通敵情況”，就折騰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覺；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被整天罰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謂的“賀龍罪行”；裝甲兵副司令員頓星雲拒絕參與指證賀龍和許光達，被專案人員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通宵達旦罰跪，半邊臉被抽打得黢青烏紫，骨瘦如柴，便膿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員譚友林被連續幾晝夜地突擊審訊，險些死于獄中……
一位將軍被打得通身劇痛實在沒法忍受，被迫接過紙筆，按專案人員的口授，寫下了賀龍在洪湖根據地大部分失手後，曾與蔣介石派去湘鄂川黔邊區誘降的“特使”熊貢卿“議妥”叛變的條文，盡管賀龍當年及時做了彙報，並當衆公審槍決了熊貢卿，根本沒有所謂的“議妥”叛變的影兒。數日後，又有一位賀老總當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證明”賀老總當時之所以叛變未遂，是因爲遭到紅三軍廣大指戰員的強烈抵制和反對，出于無奈才殺了熊貢卿。
在所謂的賀老總“現行問題”上，賀老總的一位老部下也未能忍受住專案人員的殘酷折磨而信口胡謅，說賀老總爲研究“兵變”先後八次召開“黑會”，著重研究如何在各大軍區和各軍兵種安插親信奪取領導權，以及掌握控制部隊等問題，並將兵變時間確定在10月1日，第二天這位骨頭欠硬的人翻供，專案組便對他進行更加凶狠的批鬥，叫做“打他的態度”；這位軟骨症患者幾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專案組非要他“假話真說”不可。接著專案組按他的“坦白交代”提審了另外兩個所謂“參加黑會”的人。酷刑之下，這兩位也分別承認到“會”了，但參加會議的時間和地點，都與那位軟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捏不到一塊兒。
但主案組“分析”認爲：肯定開過“黑會”。這麽大規模的兵變計劃，不開會各軍區、各軍兵種怎麽統一到位？因而要求所屬所有分案組一律以那位軟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爲准，“兵變”時間統一在10月1日。
曆史就是這樣被強行編造的。從此各分案組競相大打出手，只求目的而不擇手段。一位瘦小體弱的將軍已被罰站二十三個小時了，渾身一軟便栽倒了。一個塊頭很大的專案人員走上前，擰住他耳朵將他拎將起來，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攤泥似的癱軟下去。一旁的好幾個專案人員沖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滿地亂滾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聲“我交代”，那疾雨般飛踢來的“翻毛腳”才收住勁。一個專案人員將一枝筆往他手裏一塞，誘供說：“好好坦白，那天是個節日！”
“五一？”
“媽的，不對！”
“那就是‘七一’？”
“還不對！再想想，是個很大的節日！”
“那就是‘八一’了！對，‘八一’建軍節，我們軍隊的重大節日！”
“還是不對！不過差得不很遠了，再給你三十秒鍾考慮！”
“難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說！”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寫下來！”
專案組人員認爲這是“鬥爭的需要”，不以爲恥！
被迫害得最苦最慘的是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那些打手故意將面條倒在樓梯上，逼迫許大將趴下去舔了吃，並放肆地呵斥說：“你中央委員有什麽了不起？你大將有什麽了不起？我們想什麽時候鬥你就什麽時候鬥你！”他的專案組組長、裝甲兵保衛部的某位副部長，在審訊時攥緊拳頭帶頭朝許光達當胸一拳，打手們紛紛赤膊上陣，幾次打得許光達心髒病發作昏死了過去。在場的醫生將他弄醒，打手們接著再打，直打得他內傷累累，卻不見出血。打手們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個狗熊般粗壯的漢子飛起一腳，將許光達連人帶椅踢翻，然後又把他揪將起來扔回椅子裏，鮮血浸透了他的白襯衣和被強行扒掉領章的軍裝。
專案組還對許光達施行車輪式滾動審訊。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個姓黨、一個姓都的兩個大塊頭，一左一右地反擰住許光達的胳膊，將他的腰摁彎了九十度，主審人硬要他承認是“賀龍兵變總參謀長”，許光達據理力辯，堅決不承認，那個姓黨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許光達的腹部，邊打邊狂叫：“我幹脆讓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算了！”
姓黨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樣邊打邊叫罵：“你過去說我是小貝利亞，老子今天就打你這個老家夥！”直打得許光達口中的鮮血順著嘴角往外流。
許光達的身體終于被徹底摧垮了！1969年5月31日，即許光達悲辭人世的前三天，人已臥床不起，專案組還將他拖下地向毛主席像請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時二十分，許光達在既無醫護人員看護、又未獲准親屬陪護的情況下，慘死于病房廁所的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年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樣的賀龍元帥于上午八時送到三〇一醫院，于下午二時也離開了人世……
這些，都是如此這般專案組的罪惡記錄！！
時至1978年的此時此刻，耀邦斷然決定：對這些重大案件複查平反，中組部只能另起爐竈！
另起爐竈，兵貴神速
耀邦一回到中組部，立即把幹審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人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說：“有個案子，你們敢不敢翻？”
“實事求是。”人們都這樣回答。
“可是要擔大風險的喲！”
“再大的風險，”有人說，“還能超過‘四人幫’的？”
耀邦說：“對，要有這份勇氣！”
耀邦說：按照黨的一切工作都要實事求是的原則，就是對偉大領袖晚年搞錯了的事，也應該予以糾正。有些人硬扛著“兩個凡是”牌子不放，堅持一錯到底。針對這種態度，我們能不能這樣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請大家議議行不行？”
大家說，應該這麽辦，這既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精神，又簡明有力。這時，耀邦才向大家談了這次與汪東興等人的正面交鋒，並下達了准備“另起爐竈”的動員令。
但爲穩妥起見，耀邦覺得有必要首先取得葉劍英、鄧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負責人彙報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工作時，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許多人及死者親屬要求複查的強烈願望，並表示中組部准備進行複查。
不久，鄧小平又接到了有關“六十一人案”的兩封申訴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實事求是問題。”7月4日，華國鋒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複查，向中央寫個報告。”耀邦隨即指定幹審局副局長賈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這項工作。一切似乎進展得一帆風順，但是耀邦明白：問題遠不是那麽簡單。
中南海裏的短兵相接
1978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發出通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研究如何處理日益增多的申訴信和上訪人員，如何落實政策才算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
這個會議，是胡耀邦剛到中組部時就向中央建議舉行的。汪東興遂讓耀邦主持會議，並在開幕式當天作主要講話人。
明眼人看得出：這將是一場面對面的決戰。
正因爲這是一場面對面的決戰，曆來不愛宣讀講稿，而習慣于旁征博引、嬉笑怒罵皆文章的胡耀邦，這次卻特別請來政研室和幹審局的一些同志研究並協助起草講話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兒呢，你還送到門上去？”
耀邦說：這正是廣泛動員平反冤假錯案的最好時機，是踏破鐵鞋也難找的最好講壇，我們絕不能放過。我們永遠記住這八個字：堅持真理，旗幟鮮明。尤其在有關黨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贊成什麽，反對什麽，更要明確表明自己的觀點，那種不講原則，“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氣，是同我們黨的性質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兩個不管”去針對“兩個凡是”，我想大概都有這樣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個人崇拜了。我相信我們的黨總有一天將會作出這樣的曆史性決議：永遠永遠地嚴禁個人崇拜。因爲一搞個人崇拜，就根本談不上什麽民主，談不上實事求是，談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複辟。其危害之烈，莫此爲甚！
耀邦說到這兒，在座的有人說：您說的都很對。但是現在，人家既然一直強調“兩個凡是”，就會說我們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標准”文章出來時就已經這樣大說特說了。對這種謬論的反駁，我們也得想得周全些。
這次談話後，一連數日，在中組部的部長辦公室，耀邦都抽出一點時間，向政研室的苗楓林等同志口授全國信訪會講話的主要內容，委托苗楓林起草講話稿。
對耀邦的這個講話，苗楓林認爲非同小可，很可能引發一場激烈爭論。因而在起草過程中，他盡量把觀點闡述得十分周密而無懈可擊。等把稿子弄好送給耀邦過目時，他又一次勸阻耀邦：“最好等時機成熟了再講。”耀邦一聽，不免有點氣，說：“你們這些人就是謹小慎微。”苗楓林請耀邦再考慮一下，耀邦義無反顧地說：“怕什麽！就是下油鍋，也總得有人下嘛！”
9月18日，全國信訪工作會議如期開幕。耀邦從從容容地走上了懷仁堂講台，並發表了那篇講話。台下掌聲連連。他一回到中組部，一直提著心的苗楓林，急忙迎上去問耀邦的秘書張耀光：“講得怎麽樣？”張耀光回答了三個字：“很對勁！”耀邦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還是出了事！按規定，大會秘書處應該立即把耀邦講話全文登上會議《簡報》。但是，等《簡報》發下來，許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講話的精髓——用“兩個不管”針對“兩個凡是”的內容——被刪得一字不剩。接著，續出的《簡報》連篇累牍，借用某些會議代表之口，對耀邦的講話進行了一系列批評指責。其中據說是來自河南省的代表說：胡部長的講話也太離譜了！連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負責會議日常事務的，是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按說，他沒有權力刪改主持會議的中組部部長的講話。耀邦遂找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問：“你這是何用意？爲什麽要刪去這句話？”這位同志說：“這是汪（東興）副主席讓刪的。”耀邦轉身就走，沒說第二句話。
會議閉幕，汪東興作了會議總結講話。他又直接面對全體代表宣告“兩個不管”的說法不妥。散了會，9月25日，耀邦找汪東興等人討論這句話究竟有何不妥。被詢問的同志中有人反問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麽辦？”
耀邦說，“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還健在，也會恢複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所以對他老人家過去批的定的被實踐證明了的冤假錯案，我們都應該平反改正。”
對方又有人說：“‘不管什麽時候、什麽人批的定的’，這說法未免太大而無當了！如果這說法可以成立，那麽國民黨時代定的冤假錯案，難道也得由我們去平？”
耀邦即刻把這種挑釁也頂了回去：“國民黨都被我們推翻了，他們搞的冤假錯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對方啞然。
過了些日子，中組部的《組工通訊》發表了耀邦的講話全文，完全恢複了“兩個不管”。
“兩個凡是”的主陣地終于被突破
經過耀邦一系列委婉加強勁的鬥爭，“兩個凡是”的陣地越來越狹小，“兩個不管”的洪流節節壯大。到最後，汪東興等人不得不把中央專案組管轄的所謂“大案、要案”，全都轉交中組部重新複查。1978年11月20日，中組部向中央報送了《關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這《報告》列舉了大量經得起檢驗的曆史事實。
1978年12月16日，作爲中國共産黨又一個重大曆史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向所屬全體黨員和黨外群衆廣泛傳達。
隨之，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對爲數寥寥的“兩個凡是”論者作了最後沖刺之後，一向對黨對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懷元帥的“廬山沈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鑄等人，也從“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來……
來源：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