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较為年长而又长期关注香港政治的人来说，上述论点并不陌生，当年林行止的多篇社论，就曾指出这点(后来结集為《香港前途问题的设想与事实》)。可是，年青一辈可能对於邓小平其实也不想收回香港，颇為惊讶。

　　到目前為止，最详细记述中国收回香港决策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就是1997年黄文放口述，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笔录整理的《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及执行》一书，只要你细读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若没有新界租约的年期框限，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可能让英国继续统治下去，因为中共一直都不愿意收回香港。黄文放(1932-2000年)於广州长大，1949年加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功能如同今日的中联办)，退休前官至该社的台湾事务部部长，并曾於1982年，由长期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领导，参与五人小组，专责研究收回香港具体安排。笔者比较黄文放，与另一位曾参与收回香港计划的港澳办官员李后(1923-2009年)的记述(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发现两者并无重大出入，所以决定据此撰文，再辅以相关史料，追溯收回香港的歷史背景及决策经过。

　　　　前传──国民政府曾致力收回香港主权

　　自清朝灭亡至1981年的三个中国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及中共，最不愿意收回香港的，是中共，相反北洋政府及国民党，都曾经尝试争回新界以至全香港，尤以国民党最為积极。中国自1920年代开始，就多次提出要收回新界(中方名為「九龙租借地」)，至二次大战结束前夕，蒋介石更认為中国将是战胜国，理应收回香港，最后因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坚拒交出香港，再加上后来国共全面内战，蒋介石才打消收回香港的念头。

　　1945年9月16日，香港军政府代表中英两国，於中环和平纪念碑广场举行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维基百科照片)

　　只反「港独」，不求短期内收回──1950-70年代中共对港方针

　　到中共上台前后，毛泽东认為留住英属香港，不但可以打破美国的包围封锁，更可以「拉住英国，分化美英」，所以决定暂不收回港澳2。(有关英属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请参阅笔者早前的文章──〈為何中国不提早收回香港?〉，而该等重要性，不但為黄文放证实，亦见诸於金尧如的回忆录──《金尧如五十年香江忆往》，金尧如曾於五十至六十年代长期参与中共港澳工作。)

　　可是，中共对港澳的政策，不时受到欧美共產党及第三世界国家质疑，至於日后和中共反目成仇的苏联，更多次公开讽刺北京是「讲一套，做一套」──一边高呼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一边就容许帝国主义者留在国境内。北京的回应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佈所有「不平等条约」无效，因此，香港的主权，属於中国无疑，可是当下并非收回香港的时机，待日后「时机成熟」，就会以「和平谈判方式」收回香港的管治权。(中共对上述立场的最详细公开解释，可见1963年3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為〈评美国共產党的声明〉)3至於，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可能连周恩来和毛泽东都不知道。

　　不过，正如笔者在〈為何英国不早给香港民主?〉一文中指出，北京极力反对香港有自己的民选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因為在北京眼中，这等同「港独」，或将香港变為「独立政治实体」。

　　因此，当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后的第二年，就要求联合国的「非殖民地化委员会」，将香港和澳门，剔出殖民地的名单外，此举完全杜绝日后香港及澳门独立的可能。可是，这不代表中共希望在短期内收回港澳，下述澳门的例子，清楚表明中共的立场。

　　葡国两次準备交出澳门，但中共拒收

　　1966年12月，澳门亲共民眾与葡人政府发生大规模衝突，史称「一二·三事件」。澳门政府和葡国驻军都无力控制大局，促使葡国使节前往北京外交部大楼，要求讨论澳门问题，最后得到的回应是：「我们不要收回澳门，你们马上离开，回澳门去!」，这是香港前英籍高官姬达(Jack Cater，1922-2006年)，在九七前夕接受英国记者访问时，忆述当年他会见前往北京的葡国使节时，所听到的消息。4最终澳门政府向左派民眾屈服，公开签署俗称「认罪书」的协议，自此澳门成為「半个解放区」。

　　在澳门被剔出联合国殖民地名单外的两年后，即1974年，葡国发生军人政变，推翻独裁政府，新政府决定让所有葡国殖民地独立，当时香港及美国的报纸，都有报导葡国準备将澳门交回中国，黄文放指出，当时葡国真有此準备，但北京為了稳定香港人心，所以「千方百计使葡萄牙政府不要提出交还澳门的问题」，最后北京透过澳门土生葡人领袖宋玉生(Carlos D’ Assump??o)，向葡国新政府传话(见该书页7-8)，最后葡人继续管治澳门，直至1999年。

　　及至1979年，北京与里斯本建交，双方协定澳门主权為中国所有，但维持现状，仍由葡国管治，直至「适当时机由中葡两国通过谈判解决」

　　　　1974年的毛泽东：九七租约期满?到时先算啦!

　　在早前笔者介绍的1969年英国外交部报告中，英国官员已强调1997年租约期满将至，伦敦及港府都必须开始认真处理此问题，否则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将出现极為严重的信心危机。此后，英国人很想知道中国对「九七大限」的态度，以早作应对。相反，中方虽然知道租约期满将至，但却採取「拖字抉」，不愿即时处理。

　　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记录，1971年10月，前任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访问北京，在一次「私人对话」(private conversation)中，周恩来说：「在新界租约期满前，中国无意收回香港」5。1974年5月，刚卸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希思(Edward Heath)访问中国，在同一场合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问周恩来，距离新界租约期满，还有多久，周回答说尚有二十三年，毛泽东就对希思说：「到时候怎麼办，我们再商量吧」，然后就指著邓小平说：「是他们的事情了。」6

　　上述可见，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仍基本上维持一贯的方针──待「时机成熟」才谈判香港问题，可是，同时又事实上承认新界租约的年期(虽然中共官方宣称不承认「三条不平等条约」)。总之，就是「到九七年先算啦!」

　　北京之所以有此态度，是因為当时中国内外交困──内有文革高峰期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和党内斗争，外有强邻苏联的军事威胁，相比之下，香港前途问题，遥远而不重要，可是这个问题若要认真处理，就非常棘手。很可能强如毛泽东，都非常不愿意做「衰仔」(「丧权辱国」)──公开确认租约期满后，英国人仍可继续管治香港，再加上当时毛泽东身体越来越差，自知命不久矣，谁会同你搞无迫切性但又超级麻烦的事?

　　　　邓小平：不愿续约，但又想维持现状

　　其实中共一向都视「统一台湾」為首要目标，因此在1979年提出的「一国两制」，本来是為台湾而设，只是后来不得不解决香港问题，才将此用於香港。

　　根据黄文放的回忆，直至1981年4月，中国政府还未作出决策，还期望英国不要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不要逼中国表态。相信不少人都知道，新界租约问题，是 1979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主动向邓小平提出的，当时麦理浩要求邓小平，同意港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有效期可以超越1997年，邓小平拒绝;同时，亦明确告诉麦理浩，中国关於九七问题，现在未有政策，而且希望英国人不要太早提出这个问题。邓小平又说，到了九七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是中国收回，另一个是维持现状。但不管怎样，中国都会採取特殊政策，充份照顾香港的特殊情况，请投资者放心。及至1981年4月3日，英国外相卡灵顿勋爵(The Lord Carrington)访问中国大陆，再向邓小平询问中国如何处理九七问题，最后邓小平回应：「对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说更多的话」，事后，邓小平终於指示有关部门，研究香港问题。(见该书页3-7)

　　黄文放解释，所谓有关部门，就是由廖承志，召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连同调查部 (中共官方情报机关)、对外经贸部和中国银行，开会研究如何处理香港前途问题，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主张以「澳门方式」维持香港现状──即中英两国确定香港主权属於中国，但仍维持英国管治，而港澳办则準备两个方案──收回香港主权和维持现状。随后，邓小平向廖承志说：「再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我们就都变成李鸿章，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垮台。」最后，廖承志领导港澳办及新华社香港分社草拟报告，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议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但要同时保持香港的自由经济制度，并保留香港政府的原有官员。到了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拍板，决定九七年收回香港。(见该书页9-13)黄文放又提到，在上述的中央会议，最后赵紫阳讲了一句话：最衰是英国人，如果等中国国力更强大才谈这问题，不是更好吗?(见该书页13)

　　之后，邓小平指示廖承志须在三个月内，交出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方案──即如何制定特殊政策，俾能做到既收回香港主权，又能维持香港的长期繁荣，从而继续為中国所用。1982年1 月廖承志成立小组，研究上述政策，黄文放亦是成员之一。(见该书页13-14)之后，北京确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的方针，往后的事，都是众所周知了。

　　1984年香港政府出版的《中英联合声明》及其三个附件草案全文封面

　　「一国两制」是「办法中的办法」，但可行性是。。。

　　黄文放在忆述上述过程后，随即指出：

　　「这是至今中国的决策方式。科学的决策是经过详细考虑、验证后作出决定，但中国最民主的决策方式也只是首长碰脑袋，几个领导人开个碰头会，脑袋一碰作出决策，然后回过来去考证是否行得通。」(见该书14)

　　相信黄文放是暗示，科学的决策，应该是先研究收回香港又同时保持繁荣的可行性，之后才决定是否真的收回香港主权，而非先决定收回香港，之后才去研究收回香港后保持繁荣的具体方法，从而证明中央领导的决策是正确。

　　对於邓小平来说，若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非1979年后中国对澳门的名义主权)，但又要维持香港的繁荣及国际地位，「一国两制」可说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当时不少论者，已质疑没有了英国管治，香港赖以成功的各种制度，究竟可否维持?即使这样也可维持，中共又能否自我约束，不破坏香港原有的运作模式呢?

　　1、此书属「内部发行」，但在香港多间大学的图书馆可以找到。此书有香港版，名為《回归的历程》(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但内容比大陆版，是有所删减，此书在各大康文署图书馆可供借阅。

　　2、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页237，转引自高望来：《大国谈判谋略──中英香港谈判内幕》，(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页44

　　3、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页40-41

　　4、白莎莉、胡德品著，林蔼纯译：《说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95-96

　　5、Beijing to FCO, no.1076,19 October1971, FCO21/855,转引自MARK, CHI-KWAN,‘Development without Decolonisation? Hong Kong’s Future and Relations with Britain and China,1967–1972’,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ume24, Issue02, April2014), p333

　　6、《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页602-606，转引自高望来：《大国谈判谋略──中英香港谈判内幕》，页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