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17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一次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向中常委的彙報會。在會議中間陳雲拿出准備好的講稿，一條一條地、指名道姓地批評胡耀邦。陳雲批評胡耀邦的語氣很重，有的地方用詞很尖刻。胡喬木等希望全黨都知道陳雲對胡耀邦的嚴厲批評，鄧力群在既沒有向鄧小平報告、也沒有向書記處請示的情況下，在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上傳達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趙紫陽從胡啓立那裏得知這個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麽回事，鄧吞吞吐吐。趙紫陽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怎麽還沒開會就捅出去了?立即打電話，不要擴散!”鄧小平最終決定這個關于傳達陳雲批評胡耀邦的會議不開，還說“胡趙格局不能變”，趙紫陽在天津得知這個決定。但是，開會的事已經傳開，海內外沸沸揚揚，以爲這是一次倒胡行動，是一次未遂的宮廷政變。本文摘自《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作者楊繼繩。

胡耀邦獨立思考，爲人直率，敢于直言。毛澤東逝世以後，在兩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撥亂反正，在真理標准的討論中立了頭功。二是平反冤假錯案，在他親自主持下，單是解放出來的高幹部，就有6,000多人，爲改革准備了一大批幹部。在這兩件事上他冒了很大的風險。他做好了這兩件事，使壓抑了多年的一股力量釋放了出來。這股力量是改革初期的重要推動力量。

作爲共産黨的領導人，對于反對共産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他當然不會讓步的。但他思想比較解放，對知識分子比較寬厚。因而對批判文藝作品、反精神汙染、反資産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夠堅決。正是在這一點上，黨內的一些老人對他早就不滿意。鄧小平對他也不滿意。他也有缺點，如好即席發言，輕易表態，難免有疏漏，被人抓著了不少“辮子”。知識分子卻喜歡他這樣，認爲這才是平民領袖的形象。胡耀邦逝世後，《科技日報》發表了一篇該報記者張戈非的一篇紀念胡耀邦的稿件，表達了知識分子上述看法：“甯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滴水不漏的假話”。

爲了進一步研究胡耀邦這個人，2004年6、7月間，我兩次訪問了胡耀邦的老朋友胡績偉。他是新聞界的老前輩，我們是同行，他對我談話很坦率。他認爲，胡耀邦注定要被整下台。爲什麽呢?他不僅要從“四人幫”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還要從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他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新的個人極權統治;他不僅要糾正毛澤東那一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而且還要反對打著毛澤東旗號的任何變了新花樣的假社會主義。這就越來越威脅到某些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胡耀邦最終成爲某些人推行新的專制主義的政敵。胡績偉借給我他寫的一本書：《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其中就有他說的這一段話(第304頁)。

胡耀邦雖然使一大批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平了反，複了職，但由于胡耀邦有了上述思想，有些老幹部複職後對他並不滿意。左派們不時地向胡耀邦發起攻擊。1981年初發生的“社論事件”是左派和胡耀邦的一次小小的較量。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爲《用自我批評的方法清理極左思想》的社論。這篇社論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組織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編輯們寫成的，其中有些話是胡耀邦的原話，這些話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上也講過，稿件由胡耀邦審定，先在《理論動態》上發表，再作《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可以說，這篇社論完全體現了胡耀邦的思想。

爲便于局外人理解，我對中國這個時期的“左”、“右”稍作解釋。簡單地說，傾向于資本主義的就是右，傾向于共産主義的就的左。在中國共産黨的意識形態裏，左當然是好的。在左字上加引號，表示“左”不是真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進改革者被說成右，頑固保守者被人稱爲左。中國的改革過程應當以反左爲主。這是時代決定的，也是改革的任務決定的。趙紫陽任四川省委書記時提出了“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說法(1995年趙對本書作者說“我已經改變了。”)。這就是政治上排除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傾向，經濟上排除改革開放的阻力。趙紫陽的這兩句話反映了當時一些領導人的思想和作法。胡耀邦不同，他主張在經濟上反左，在政治上也要防左，反左。

從中國改革總的要求來說，胡耀邦是對的。但他由此就處于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之上。

當時，胡喬木等人總是想把中央“以反左爲主”的方針，扭轉爲“以反右爲主”的方針。這篇社論就是批評這種傾向，闡明了多年來左傾路線影響的危害，因而觸及了左派的痛處。他們向鄧小平告狀，說這篇社論有嚴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說反左，有20多處，卻連一處反右也沒有。”“講黨的曆史只講‘左’的危害，沒有講陳獨秀右的危害，王明後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給人一個印象，二十年來一貫‘左傾’”他們認爲應該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鄧小平找一些人來談這篇社論，鄧小平說“總的說，問題不大，不像反映所說的毛病那麽大。那些同志把問題看得太重了。“”

“這篇社論沒有大錯”，但是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這就實際上給左派以口實，以便他們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來取代中央的“以反左爲主”的方針。胡喬木等人像得到了尚方寶劍一樣，決定馬上向全國通報。表面上是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實際上是批評胡耀邦。通報強調反右，還說“要注意，右的方面的東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動的言論一起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給《人民日報》社社長胡績偉打電話，要他承認這篇社論錯了。並勸胡績偉不要說這篇社論是胡耀邦主持撰寫的。胡績偉理解爲，這是要他承認錯誤，以便證明胡耀邦錯了。胡績偉想：當時中央已經研究撤銷華國鋒黨的黨中央主席，改選胡耀邦繼任。如果胡喬木把這個通報發到全黨，必然使大家認爲胡耀邦在大政方針上出了錯誤，可能影響對胡耀邦的選舉。因此，胡績偉給胡喬木和鄧力群寫了一封信。

信中說“這個通報牽涉較大，搞得不好會不利于安定團結，希望三思。”後來這個通報沒有發，是不是這封信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社論風波”就此停息。

進入1983年，農村的聯産承包責任制出現了明顯的成效，但城市改革的動靜不是很大。要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將改革向城市全面推進?鄧小平主張改革可以向城市推進。陳雲陣線的意見認爲，還應繼續貫徹“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全面總體改革應放在“七五”計劃期間。胡耀邦按照鄧小平和意見，千方百計地將改革向城市推進。

1983年1月20日，他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一報告，題目是《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講話提出“從實際出發，全面而有系統地改革，堅決而有秩序地改革”。“什麽是全面而系統地改革?全面，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防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胡耀邦在講話中還強調：“總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于國家興旺發達，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爲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志。”

1月21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公開發表了這篇講話摘要。

這個講話觸怒了陳雲和他的追隨者。盡管胡耀邦傳達的是鄧小平的意見，但在組織上他被人抓住了辮子。當時黨的另一重要領導人趙紫陽出訪未歸，而涉及這樣重要問題的講話，他又沒有和其他人協商並取得共識。胡耀邦這個講話引起了一場爭論：是改革服從調整還是調整服從改革?

按常規，作爲黨的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應當以黨的文件全文發下去。但胡喬木不同意發。習仲勳對胡喬木說：“黨的總書記在有中直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有關同志參加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如果不形成文件發下去，黨的史會留下一個空白，怎麽向後人交待呢?”胡喬木仍然堅持不發。爲什麽胡喬木敢這樣堅持?他認爲講話全文沒有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向鄧小平談了這個意見，鄧小平說：“這麽重要的講話爲什麽沒有四個堅持?這個稿子不能發。”後來，經過胡喬木修改，加上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胡耀邦的講話還是發下去了。

2月16日(大年初四)，胡喬木讓當時《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總編輯秦川和副總編王若水去他家中，對胡耀邦這個講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批《人民日報》宣傳了這個講話。胡績偉回憶說：“喬木的談話那樣聲色俱厲，好像把他對耀邦的不滿都傾吐出來了。”胡喬木說：“對中央負責同志個人的批示、談話，不要馬上忙于宣傳，弄得過份不好。”“中央同志有些講話是在個別場合說的，根據這些講話作宣傳更要注意。”“中央的某一次會議，哪一個人的某一次講話，不能作爲宣傳中心。”“紫陽同志在耀邦同志離京前，曾當面和耀邦同志談過，改革要有步驟，不能一轟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稅。改革要堅決而有秩序地進行，不能一下子都去搞承包。”他還說：“耀邦同志在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請我修改，我改了一次，臨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還是有問題。現在還沒有定下來，但文件已經發到縣上去了。當然，整個講話是好的。問題是，全文與十二大沒有聯系，有的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開了才幾個月，十二大還算不算數?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對大家施加政治壓力。但耀邦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十二大要宣傳共産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他說胡耀邦的報告“把個人利益強調得過份”，“把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利益放在一邊。”聽了胡喬木的批評以後，胡績偉認爲：“一個書記處書記能夠對總書記進行批評是很好的事，但最好是對總書記當面講，或者有總書記參加的高層會上講。而這次，卻是背著總書記講的，而且是專門向自己直接領導的下講的。這位一再強調黨性的同志這次什麽也不在乎了。胡喬木同志不只批評全面改革，批評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而且給耀邦的講話扣了一個違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責人民日報根據總書記的講話進行宣傳是頭腦發熱。這是一個多麽危險的征兆!”(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胡績偉說的“危險的征兆”變成了危險的現實，並由此引發出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

1983年3月17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財經小組向中常委的彙報會。由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和副主任宋平彙報。小平主持，陳雲等老人都參加了。沒想到，在會議中間陳雲拿出准備好的講稿，一條一條地、指名道姓地批評起胡耀邦來了。如，胡耀邦曾說過，財政赤字是假的。陳雲在發言中說：“國家財政赤字是確實的，不是假的。耀邦。”陳雲批評耀邦時，每批評一件事，後面總是像老師對學生的口氣，親切地稱呼一句“耀邦”。陳雲還批評了胡耀邦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看法，“說‘一五’時期搞156項是走了彎路，這種看法不是史唯物主義，是唯心主義。”他憤慨地說：“連’一五’都要改?”還問胡耀邦：“還要不要十二大決議?”因爲十二大決議中有“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對陳雲的批評，胡耀邦沒有辯解，不停地點頭認錯。看來，陳雲憋了一肚子話，這次一吐爲快，一共講了條(《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中說陳雲講了十條)。陳雲還明指胡啓立暗指胡耀邦地說：“應該下放到財政部或國家計委去學習鍛煉。”陳雲批評胡耀邦的語氣很重，有的地方用詞很尖刻。鄧小平沒有想到也不願意陳雲會這樣批評胡耀邦，有點不高興，說：“今天主要是聽彙報。”胡喬木等希望全黨都知道陳雲對胡耀邦的嚴厲批評。會後，胡喬木找陳雲商會議記錄、發言整理出來，然後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進行傳達和討論。陳雲同意胡喬木的意見。。趙紫陽等就准備開一個會商量這件事。趙紫陽說：“書記處可以准備，准備。這件事到底怎麽講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講。”開會的事胡喬木從陳雲那裏領來了令箭，卻沒有向鄧小平請示報告。鄧力群說，這是胡喬木“可能有點疏忽”但是，鄧力群在既沒有向鄧小平報告、也沒有向書記處請示的情況下，在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上傳達了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這次會是1983年過年後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的。當時我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在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大概是3月17日下午)，說是中宣部長鄧力群要接見與會代表。我們乘車到中南海。等了一段時間以後，說鄧力群來了先合影，再聽報告。我們在院裏排了一個半園形的隊伍，爲照相作准備。不一會，一輛高級轎車從中南海西門開了進來，一直駛到我們這個半園形隊伍的當中。鄧力群一步也沒有走就站到了爲他安排的中心位置。當時站在第一排的人看到汽車直沖自己而來有點緊張。合完影後就進到裏面作報告。這次國內工作會議由徐占琨負責簡報工作。記錄當然也是他的事。他也讓我作一份記錄。記錄交上去以後，再沒有退回來，也沒讓向下傳達。正是在這次會上，鄧力群傳達了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他在《紅旗》雜志聯絡員會上也傳達了這個內容。廣東省委副秘書長李言年把《紅旗》會上的這份傳達記錄稿送到了中央，胡啓立才得知此事。

趙紫陽從胡啓立那裏得知這個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麽回事。鄧吞吞吐吐。趙紫陽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怎麽還沒開會就捅出去了?立即打電話，不要擴散!”就在中央還沒有最後定是否要開這個會的時候，胡喬木、姚依林竟然向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發出了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萬裏看到通知問習仲勳，習仲勳說不知道。又問胡啓立，胡啓立也說不知道。習仲勳認爲，在總書記、常務書記、中辦主任都不知情的情況下，竟然有人發出召開批評總書記會議的通知，這是很不正常的。習仲勳和萬裏認爲黨內危機迫在眉睫，共同向鄧小平報告並作了工作。鄧小平決定這個會不開，還說“胡趙格局不能變”。趙紫陽在天津得知這個決定。但是，開會的事已經傳開了，海內外沸沸揚揚，以爲這是一次倒胡行動，是一次未遂的宮廷政變。

但是，趙紫陽卻對這件事的性質持不同看法。他1995年12月16日對本書作者說：“當時，的確有不少人對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作法有意見。我也有意見，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時並不是想把耀邦搞下來，包括陳雲。也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趙紫陽認爲不是什麽“宮廷政變”，但他對自己的這個看法也沒有說死：“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趙紫陽從天津回來後，胡耀邦到趙紫陽家看望。胡對趙說：“那個會不開了。”還說：“外面對開擴大會很擔心，以爲中央要出什麽事了。”趙說：“這些只是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不要想得太複雜了。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只是個助手人才，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我也不認爲喬木和力群有非分之想。我們是在一條船上，同舟共濟。”事後，胡啓立對趙紫陽說：“耀邦對你說的同舟共濟很高興。”(以上關于1983年批評胡耀邦的情況來自趙紫陽同本書作者的談話，見本書“附錄”)

情況可能不像趙紫陽說的那麽簡單。胡耀邦回憶說：“1983年有一天，喬木突然跑來，哭訴著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我當時到非常詫異，不解其故。喬木反映過來後，破涕爲笑，談別的了。”(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第38頁)胡耀邦還說：“1983年那次會是准備“換馬”的，是鄧保護了我。”(同上，第43頁)

就在陳雲批評耀邦前後，姚依林和宋平聯名給中常委和鄧小平寫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計委工作很難做。這封信沒有什麽反應。小平確定不開省委書記會之後，找姚依林談了一次話，說：“你那封信有股情緒。”姚說：“我也承認有情緒。”趙紫陽曾向本書作者談了他和胡耀邦的關系。他說，在改革的問題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們的意見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個報告，講“包”字進城，把農村承包簡單地搬到城裏來。趙認爲城市經濟比農村複雜，要慎重。在經濟發展問題上，他們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趙主張不要追求速度，胡主張提前翻番。這是他們的根本分歧(從胡耀邦對李銳的談話來看，胡耀邦認爲增長速度在4%-5%之間，不可能實現國民經濟翻兩番，只有7%才能實現這個目標，胡的這個看法是對的)。在陳雲批評胡耀邦之前，小平找紫陽、耀邦、喬木一起到他那去談了一次話。小平說：“今後經濟工作由中央財經小組和國務院主要決策和發言，不要政出多門。書記處只管大事。”客觀地說，經濟工作應當由國務院管，胡耀邦管得過多是不合適的。他曾找國務院的幾十位部長一一聽取彙報，並即席發言，這些即席發言，部長們當作指示。由于他不是主管經濟的，情況不是很清楚，他的有些指示使部長們爲難。1983年初胡耀邦主張“包字進城”也有過粗、過急的問題，趙紫陽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圍繞那次陳雲批評胡耀邦經濟彙報會引起的風波，是不是一次未逐政變?是不是要胡耀邦下台?這要有分析。從趙紫陽等國務院這個角度看，的確是經濟問題的爭議;而在左派那裏，是不是要借此機會要胡耀邦下台?是有這種可能的，但還要有新的史料證明。吳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中，對這次批胡事件，用“拆台”二字，我覺得在現有的資料情況下，比較妥當。吳江認爲，這件事明顯地暴露了在改革問題上兩股勢力的較量，胡耀邦首當其沖。

胡耀邦得罪陳雲那股力量由來已久。“黨校事件”中已見端倪。在經濟問題上，胡耀邦和陳雲看法不一致。陳雲認爲胡耀邦不懂經濟，胡耀邦認爲陳雲還是堅持老套套、老框框不放。1980年末，在中央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討論1981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問題發生了一次爭論;1981年底，又在同樣的會議上，又爲1982年的速度發生過一次爭論。胡耀邦在同李銳的談話中提到了這個問題。胡耀邦說：1981年、1982年的爭論：經濟上尖銳些，關鍵是速度問題。說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于是引起陳雲、紫陽誤會。生産目的問題，並非批評什麽人。

翻兩番問題。1980年夏，在武漢討論經濟，到2000年翻兩番。紫陽、姚依林心中無數。小平問：怎樣達到兩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點二，力爭百分之七，不能少于百分之六。姚說只能百分之六，1984年爭五保四。我發急了，講了難聽的話，並非對誰過意不去。這時互相不能說服。于是每到地方時，我就在下氣。在起草十二大報告時爭論爆發。有人告狀，說我在下講了要百分之十，向喬木反映，喬木向小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找我去問：1，是否搞高指標?答未超過百分之七。2，是否說不要搞重點建設?答無此事。3，不要整黨?答要整，是文件怎麽寫的問題，實際上報告中寫了。

胡耀邦這裏說的生産目的討論，是指1979年10月，《人民日報》在胡耀邦的支持下，開展了社會主義生産目的的討論。其意是在發展生産所前題下，要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有人誤認爲這是針對某人的，也有人說胡耀邦主張“高消費”。

來源：炎黃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