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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群:基督徒胡石根/阿谅:破解国民性的密码
發佈時間: 9/10/2015 8:28:07 PM 被閲覽數: 17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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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孙立群:基督徒胡石根




2015年9月11日



     
    (参与2015年9月11日讯)
       
                       引言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弗2:10
    
    胡石根身上汇集了多种元素。
    
    他具有典型的儒家“大丈夫”人格特征;同时又受洗进入教会,做谦卑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文人;但以行动区别于一般知识分子的学术型生存。他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但北大中文系七年的学习以及北京语言学院六年的教师生涯,又使他对以汉语为表达的传统文化认识颇深。他来自底层,因“科举”进入体制,16年多的牢狱又使他回到底层,生命中加上了若隐若现的江湖元素。
    
    “我熬炼你,却不象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赛48:10)以赛亚先知这句指向以色列人的预言,也可以用在他的身上。实实在在说,他的一生,就是被上帝熬炼的过程。这个熬炼仍在继续。
    
    笔者笔力有限,现在也没有条件全面摹写胡石根多样的生命内涵。仅就几年与他一同在教会做弟兄、做同工期间的接触,写写作为基督徒的胡石根。
    
    一、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太5:3
    
    胡石根是一个虚心的人。
    
    他可能是中国得各种国际人权奖项最多的人。也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被邀请参加美国总统早餐祷告会(当然,他没有护照,没法参加)。虽然有如许的人生阅历和影响,在教会中他却一直很谦卑。
    
    胡石根是在北京第二监狱的犯人团契中接触福音的。在监牢里,他发现有一拨人和别人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一问是信耶稣的。在黑暗的监狱生涯中,福音给了他巨大的安慰和力量。但他不能承认自己是罪人。
    
    他也感恩神的保守。他说,16年零3个月的牢狱生涯,有一半时间,他被和肺结核、肝炎等各种重症传染病人关在一起。不少人以为他会很快死掉。但病人一个个死了,他平安无事。
    
    后来他在圣经经文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上帝的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时,他相信自己信耶稣、服事教会是神早就预定了的事情。
    
    关于名字,还有个小故事。他1986年研究生毕业时,本来要留北大任教,但被教育部点名禁止,就改名胡盛伦(华盛顿加拿破仑),在当时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领导的帮助下,瞒过教育部,分配到语言学院任教。所以他的语言学学术作品是以胡盛伦的名字发表的,网上还能查到1990年出版的他主编的《语言学和汉语教学》一书。
    
    上面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胡石根以前其实并不谦卑。盛伦——“华盛顿加拿破仑”——这个名字将他当时张扬的个性表露无遗。而他近乎以只手之力,向强大的凯撒发起挑战,也侧面显示出他内心强烈的自我道德肯定。
    
    的确,在很长时间里,他坚信自己是义人。不是一般的义人,是“天下唯一的义人”。很难接受圣经“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10)、“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3:23)的真理。出狱后,上帝赦罪的恩典临到了他,基督的大爱感动了他,圣灵的大能改变了他。他最终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愿意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并接受了洗礼(给他施洗的好像是袁相丞老弟兄的妻子)。
    
    他如何迈进基督信仰,心路细节我尚不清楚。曾数次期待他写写自己的信仰见证,但他一直没写。原因可能是忙;也可能是,其间的距离太大、领域太宽,信心跨越了,理性还在探索。实际上,如何有机整合内在敬虔和公共关怀,是整个中国家庭教会面临的艰难课题。但无论如何,信主后,圣灵让他的心越来越谦卑柔和。现在他常说的话是:要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诗91:1),凡事不必那么张扬。
    
    二、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林前14:40
    
    胡石根是一个规矩的基督徒。
    
    主日敬拜,只要他在北京都一定来参加,即使被“上岗”期间也不例外。
    
    近些年来,一到敏感时刻,比如“两会”或者“某某大”之类时刻,一批特定的在京异议人士都会被“上岗”——被看在家里不许出门,碰到主日,其中的基督徒就不能参加主日敬拜,但胡石根多数时候却能到教会。
    
    “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是圣经的吩咐!”他说,只要你坚持要求参加聚会,还是能够出来的。有几次是警察开警车将他送来,大家欢迎警察一起听道,但他们自己到外面去等候了。聚会结束后,胡石根跟警察联系,他们再来接他回去。
    
    他常在教会讲,现在很多教会批评“星期天基督徒”,星期天在教会时是一个基督徒,但平时该咋样还咋样。“但我们很多人连星期天基督徒都做不到哦。”我们教会很多人是公义维权人士,包括维权律师、民运人士、访民等,如何帮助这些弟兄姊妹生命改变,养成好的属灵习惯,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工。
    
    胡石根每次主日聚会都认真参与。认真唱诗、祷告、听道,分享时郑重发言。这些不都是一个基督徒本分该做的吗?是。但在公义维权人士基督徒中,这些也是不常见的素质。尤其刚来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时有听道时看手机、发短信,随时出去打电话,再不就睡觉。教会为此祷告,强化要求,他也发挥了好的带领和影响,教会敬拜秩序好很多了。
    
    祷告也是这些弟兄姊妹的难题。相当比例的人受洗很久,但不会祷告。“我怎么学会祷告的?蔡伯把我关在楼上,只有一本圣经,饭菜送上来,三天不许下楼,会了!很多人很惊讶:胡石根会祷告了!”蔡伯是蔡永生牧师,老一辈基督徒,胡石根一直以蔡伯为自己的属灵导师之一。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操练祷告,凡是他参加的查经,都要求每个人必须开口祷告。
    
    他也在教会反复强调,来到教会,就是认真读经听道,交通祷告,不要谈与信仰无关的事情。当然,生命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些弟兄姊妹还是免不了在聚会结束后谈论社会的事情。毕竟,对于生活在动荡环境中的人,尤其是访民,整天面对的就是与有关部门的冲突,时不时会被接访、拘捕,要安静下来确实很难。
    
    但耶稣基督的话是可信的,他论到基督徒在世上要像他一样受逼迫,然后随即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所以公义维权的弟兄姊妹应该相信自己,凭信心安静学道是可行的。
    
    三、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林前4:1~2
    
    “我本来对教会事工很不感兴趣,但主不放过我。”胡石根多次这样说。
    
    胡石根社会联系多,戏称比主席忙。微信群去年就有一百多个。邮箱里每天邮件一大堆。手机短信每天也不少。身上常带两三个手机。但外在的忙碌并不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只有在基督里,生命才能找到价值。
    
    有教会老前辈组织了一个家庭教会按牧团,包括林献羔老弟兄,李克牧师,蔡永生牧师等等。按牧团邀请胡石根接受长老按立,好服事教会,他一开始并不情愿。后来“推托不过”参加了,2012年他和来自不同教会的几个人一起被按立为长老。
    
    插一句:这些前辈为主摆上、舍命服事的一生是中国教会的财富,是教会工人的榜样。但其跨教会“批量”按立圣职的做法有值得商榷之处。
    
    按立之后,教会的各种事工也参与越来越多。最近两年,只要他在北京,我们基本每周至少见两次:主日敬拜一次(通常上午9:30到下午2:30),周三同工祷告会一次(每次两三个小时),大家一起交通、读经、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这次7月10日失联前的周三(8日)下午,我们还在一起坐了三个多小时。
    
    胡石根是一位努力遵循上帝训诲以舍己之爱来牧养饥渴慕义的人的教会牧者。我们2011年底在教会认识后,一起敬拜聚会,后来更在一起服事教会。在神学素养、教会建造、基督徒灵命造就等等方面,他也许尚与传统意义上的教会牧者有差距。但考察一个牧者最重要的,是他对神是否忠心。胡石根2012年按立为长老后的这几年,一直努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服事教会,是一个忠心的牧者。
    
    胡石根很关心人,不少人得到过他的帮助。我视力不好,走路很慢。他因长期营养不良,刚出狱时视力也很差,视物模糊,所以很理解我,每次走路都主动搀扶我这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弟兄。
    
    作为教会长老,他更理解公义维权人士属灵生命的需要,所以尽力把他们带到教会里,带到上帝面前。实在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承受过太多的不公,经历过太多的黑暗,遭受过太多的伤害,胡长老和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是经历相同的。为此他一直坚持,不论是谁,不论他神学基础如何,只要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都可以来教会受洗。
    
    因此全国各地不时有公义维权人士来教会要受洗。我和部分同工对此也有不同看法,觉得不利于教会的发展,也不利于受洗者的灵命建造,因为通常他们受洗后就离开北京了,缺乏后续稳定牧养的跟进。所以每次有人来受洗,教会同工之间都会就此争论一番。但争论归争论,教会仍照常给他们施行洗礼。这也算是教会的一个秘密吧,在这里公布一下。胡石根长老给外地弟兄姊妹施洗,其实是承受着来自教会的压力的。所以受洗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认真参加教会聚会,不学习圣经,不操练祷告,不光亏欠主,也亏欠了胡长老的一片爱心啊!
    
    这显明了公义维权人士牧养的困难。这些弟兄姊妹流动性太大。而教会作为上帝的家,其重要特点就是弟兄和睦同居,爱的生命要在长期而稳定的关系中建造。由于他们的特殊背景,在家乡他们也很难被当地教会接纳,因为接纳他们就意味着警察经常要来找麻烦。他们也很难融入当地教会。
    
    当然,相信这里面有神的美意,通过我们这样“非典型”的服事,使更多“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赛42:3)能得到神的爱和安慰。这些弟兄姊妹大多遭受各种难以想象的苦难。和他们一起聚会,让我真正知道了约伯的苦难是真实的,不是编造的故事。也相信神会亲自保守带领他自己的这些儿女。
    
    为更好服事外地弟兄姊妹,本来教会打算在8月办一个为期一周的退修会,内容就是《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和个人灵修。但刚开始筹划,律师大抓捕开始了,环境突然紧张,再后来胡石根长老也失联了,只好作罢。祈求主特别开恩,给这些弟兄姊妹预备生命成长所需要的牧养。
    
    四、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林前2:2
    
    讲道毫无疑问是教会事工最核心的内容。加尔文谈到真教会的三大标志,第一个就是合乎圣经的真理的传讲。作为教会长老,胡石根也参与了讲道服事。不过他在我们教会讲道不多,几年下来不超过十次。
    
    十字架主题是他最喜爱的讲道内容。这首先当然因为十字架是福音真理的核心信息。此外应该还有两个原因:中国家庭教会普遍喜欢讲十字架道路,讲为主受苦,这是与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被逼迫、受苦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而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正是一个为社会公义被重判20年、坐牢16年多的人。主耶稣一生的受苦、受死,为罪人背负十架、代受父神公义的咒诅和审判,其中的艰难和苦楚,猜想他会比一般基督徒有更深的体会。
    
    所以,胡石根最喜爱的经文中,就有路加福音18章29、30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或马可福音10章:29、30节)因为他实在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并且要带着盼望更坚定地走下去。
    
    同为北大79级中文系的学生,他的同班同学大多在当官,另一位姓胡的同学还进了政治局、成为封疆大吏;不当官的也在做教授。而他为了一个公义社会的理想,遭受了巨大痛苦,付出了身家前程,换来的是世人眼里的牢狱之灾、妻离子散、孤老赤贫。其生命遭受的巨大伤痛,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中,才能得到彻底的医治;其痛苦中蕴含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也只有在跟随耶稣基督走十架窄路的真理亮光中才能被彰显和接纳。
    
    耶稣基督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路16:15)。世界的荣华都属虚浮,唯有从神来的永生奖赏真正宝贵无价。所以相处几年,听他说过深感亏欠妻女家人的话,但从没听他讲过后悔的话。
    
    有个相关的事。8月初(6日)住地北京高碑店派出所民警曾约我谈话。不是传唤,我有权不去。但去了,基督徒与官方进行必要沟通是合宜的。基督徒也不反对政府,但反对错误的使用公权力。结果有些意外,市局国保大队的两个警察在朝阳区分局国保陪同下出场,,要我为“教会的事情”作证人。我拒绝了这个要求,不看也不签笔录。因为警方的要求明显违法,他们无权干涉讲道、牧养和治理等教会事务。其间他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胡石根讲道有没有“讲政治”?我答复他是“讲圣经”。
    
    我很尊重警察的人格和职业,或者,按照主耶稣的命令,甚至也爱他们(虽然他们未必相信;我自己也在这方面有很大不足)。但他们实在应该改进自己的工作。都21世纪了,居然还想从讲道入手将基督徒入罪,还是典型的控制信仰良心、辖制思想自由的封建专制套路,毫无法治精神可言。政府要实现依法治国,切实尊重公民的信仰自由权是最基本的前提。
    
    其实,每个人都是“传道人”,时时刻刻在有声无声地传讲自己知道或不知道的“道”。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真道,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离开这个“道”,人一切的理想、政治、荣辱,都没有根基,都是“虚空的虚空”(传1:2)。胡石根的属灵生命无疑还有不少缺点,但他是一个在教会中用生命传真道的人。
    
    五、
    
    “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
    
    ——林前16:13
    
    认识胡石根的人,都钦佩他的勇气。认识他的前辈基督徒也很爱他。比如林献羔先生,见面既与他良久长谈。作为晚辈,我也非常敬重他身上的大无畏气质。真的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几乎绝迹的儒家大丈夫精神的彰显。市侩、犬儒、自私充斥的今天,他这样的人真是比大熊猫还少了。
    
    今年6月在温哥华举办的“王明道与中国家庭教会”研讨会上,90高龄的王永信牧师引用上面的经文,向华人教会发出呼召,希望华人教会能多出“大丈夫”,他说,在王明道先生、宋尚节先生身上看见了大丈夫的气概。今天的华人基督徒,“小丈夫”、“中丈夫”很多,大丈夫太少。这是教会的一个大问题。有些教会,有些牧者“胆小如鼠”。
    
    王永信牧师也引用了孟子那段著名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形容王明道先生。但胡石根的经历显明,他具备这样的大丈夫人格。
    
    他确实具有传统儒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者气质。不讲坐监了。2008年8月出狱后,有朋友给他找了奥运闭幕式门票。入场时,瓢泼大雨。鸟巢好几个通道,却只开了一个(或两个?我记不清了)。无数人,老人小孩,在大雨中排队,缓慢入场。刚坐完16年多狱出来没几天的胡石根,挣脱家人的劝阻,冲出队伍,指着武警大声斥责,要求他们打开更多通道。一时间全场寂静,只有滂沱大雨中,一个白发老者,单挑森严的守卫。最终,更多的通道打开了······
    
    胡石根智商很高。他两次参加高考。1978年报考清华,因工作单位极左因素作梗没有如愿。1979年报考北大,语文江西文科第一,也被拦阻,幸亏北大招生的老师排除阻力招他入学。
    
    他也是一个勤奋的人。在监狱里虽环境恶劣,仍大量阅读,写了两三百万字的东西,多数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他开玩笑说自己在监狱里至少读了四五个博士。
    
    近两年,他开始学习改革宗神学,尤其对王志勇牧师以基督教文明论为框架的雅和博经学思考颇多。前两个月,他还说想安静下来,整理自己的思想,写点东西······
    
    虽然他个人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关怀,但在教会里他总是反复强调,教会的事工就是传福音、救灵魂。到教会来,就要认真读经,认真听道。要靠主的大能帮助我们实现生命的改变。
    
    胡石根一直在求索社会和人生的真道,付出了巨大代价。人生的真道他已经在基督里求得了。社会的道路他仍在寻求。
    
    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异常复杂。就像胡石根生命中的内容一样,古代、现代,东方、西方,中心、边缘,体制、江湖,都混杂在一起。这个沉重的转型,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宣教开始算,已经整整二百多年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也已经一百多年了。但目标仍未达成。
    
    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太7:7)对此应许,相信胡石根长老会以《使徒信经》的开篇词来回答:
    
    我信!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愿上帝的灵继续带领胡石根的道路。也愿上帝的灵赐福中国,早日顺利、和平地转型为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宪政国家。
    
    后记:凭记忆写成,某些细节可能有误。愿主使用这篇文字,使阅读的都蒙祝福。也请有感动的肢体一同代祷。 博讯






阿谅:破解国民性的密码



2015年9月11日



    “地理决定历史,历史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化,文化决定伦理,伦理决定文明”这是我认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因果关系和简单多因果关系。
    
     对国共内战的惨烈我多少还能理解,因为打天下时不这么干不行。但1949年以后,在和平时期接连不断的的政治运动,单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就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样的仇恨要中国人,特别是同是汉族的中国人那样互相残害?  
                       
     鲁迅学日本人骂中国人骂了很多,比较有典型的:“ 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鲁迅骂得看似合理,其实是以偏概全,一杆子打了一船人。中国人里优秀的人很多,只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中国社会中如何可以鉴别出哪些是良币,哪些是劣币,如何能够终止这种现象从而使中国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这对于中国的当政者来说是最重要的课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只承认人类有阶级性而否定民族型,共产主义讲究“无产阶没有祖国“,所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已经高度融合,汉族有个内涵无限大的问题,很难说哪个人是纯种汉人,所以探讨民族性没有多大意义,不如探讨国民性来得实际。国民性属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范畴,然而在1952年,心理学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在同一时期,中国宣布人类学与社会学是资产阶级学科,相关科系均遭到裁撤直到1981才被恢复,中国那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来指导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
    
    对于血型的研究,我认为不论国外还是国内长期以来直至今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欧美国家人口主要是由A型和O 型人口构成,这两种血型约占总人口的90%左右,所以对于欧美国家,他们更关注种族和宗教的研究,另外欧美国家反对歧视,过多渲染血型的区别容易造成社会割裂因此也比较忌讳这类的话题。日本则非常重视对血型的研究,因为日本有22%的B型人口。而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国家则千方百计阻挠对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血型的研究,认为对血型研究是“形而上学”,不是科学。
    
    中国古代认为人的性情思想是由一定的器官承担的,并且其活动会在器官上反映出来,如“心之官则思”(《孟子》),“人精在脑”、“头者神之所居”(《春秋元命苞》)。“神形合一”、“形神相印”等思想在《黄帝内经》等涉及医学心理的著作中有很多阐述和应用。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上述认识是不对的。我通过对血型的研究,我认为人的性情思想是由血型承担的,这直接表现在个体的伦理道德观念,而血型的分布则决定一个国家的国民性。
    
    我认为科学的本质是归类,即找到单一因果关系或简单多因果关系,再加上可检测和可量化,于是成为被实证的知识,检测是指通过物理或者化学或者生物手段,或者物理化学生物手段任意两个或三个一起进行检测; 量化则是通过数学手段经过运算得出的量化,因而我认为血型决定性情和思想是符合科学特征的,而以阶级划分社会阶层,并且宣扬无产阶级天然地道德高尚,而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阶级天然道地德败坏恰恰是不科学的,这个单一因果关系是漏洞百出的,可以举出无限多的反例证明其荒谬,如中日战争是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蒙古人灭宋,满清灭明又算哪门子阶级斗争?
    
    以下来自百度百科:“血液有不同类型是奥国病理学家、免疫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一八六八~一九四三)在一九零二年提出的。他曾从自己和五位同事身上取得血液样本,合成三十个样本,进行观察研究。他发现有的样本成功混合,有的却发生凝结(黏在一起)。他于是领悟,每个样本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有两人的样本,红血球上有一种称为「Anti-gen」(抗原)的物质,他于是以「A」作标记;另外两人的样本,另有一种「抗原」,他依字母顺序,以「B」作标记;只有一人的样本,A抗原和B抗原都没有,但血清中却有两种抗体,他自己的血液也是如此,他于是以「O」(表示无抗原)作标记。后来,他发现有一群人的血液,既有A抗原,也有B抗原,他便叫它做AB型。
    
    成因推测
    
    美国科学家皮特·达达莫博士认为,人类的血型是由进化决定的。
    
    我们的4种血型——O型、A型、B型和AB型——并不是在所有的人身上同时出现,而是由于不断进化和人们在不同气候地区定居下来后逐渐形成。在寒冷的年代,由于草原上可供吃用的东西匮乏,游牧部落不得不去适应新地形所能提供的新食物。由于新的饮食结构出现,人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也会随之有所变化,紧接着血型也会有所变化。
    O型血的历史最为悠久。它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万至4万年之间,当时的尼安德特人吃的是简单的饭食:野草、昆虫和从树上掉下来猛兽吃剩下的果实。而4万年前出现了克鲁马侬人,他们以狩猎为生。在猎光了所有的大野兽后,他们从非洲向欧洲和亚洲转移。
    
    A型血出现在公元前2.5万年至1.5万年之间。当时,我们的以果实为生的祖先逐渐变成杂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成为住在现今欧洲土地上的人们的主要生产方式,野禽野兽开始接受驯养,人的饮食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就是现在,绝大多数A型血的人都居住在西欧和日本。
    
    B型血出现在约公元前1.5万年至新纪元之间。当时东非的一部分人被迫从热带稀树干草原迁徙到寒冷而贫瘠的喜马拉雅山一带。气候的变化便成了催生B型血的主要因素。这种血型一开始出现在蒙古人种身上,随着他们后来不断向欧洲大陆迁徙,结果今天有很多东欧人都是这个血型。
    
    人体的4种血型中最后出现的为AB型,它的出现还不到1000年的时间,是“携带”A型血的印欧语民族和“携带”B型血的蒙古人混杂在一起后的产物。AB血型的人继承了耐病的能力,他们的免疫系统更能抵抗细菌,但他们易患恶性肿瘤。
    
    很快会出现第5种血型。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新血型,比如说C型。只有这种有新血型的人才能在人口过于稠密、自然资源所剩无几的严重污染世界上生存下来,因为这时原先那4种血型,也就是说,有好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人将抵挡不住这种日益加剧的生态灾难,他们会很快消失.这就是皮特.达达莫博士得出的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9日在北师大视察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医学家发现血型对人格会有影响,并问陪同他视察的校长董奇,其具体影响何在。 很欣喜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习总注意到了血型与人格的问题。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特别希望习总能够看到这篇文章,作为他治理国家的一个参考资料。我在1980年代读大学时对心理学尤其对精神分析产生浓厚兴趣,我还自创一套字迹分析的技术,因为从字迹的结构,力度,笔势,灵活程度基本可以准确地分析出书写者的性格,甚至于推测出书写者的家庭情况,比如父母的情况和兄弟姐妹的情况,我试图从字迹中分析血型,但基本不能成功,所以我认为血型不是性格的决定因数,性格是由于生长环境决定的,而且性格是可以改变的。
    
    在群体中,个体的性格可以相互抵消,而由于血型造成的道德伦理观念却会显出一致性。如果我拿红豆,黑豆,黄豆,绿豆各一个给人看,所看到的是他们的个性。如果我把四种豆子一样一斗混在一起,所看到的只能是他们的共性。不同血型在血液成分上是有区别的,我不能肯定血型造成性情思想上的区别,但血型是个很重要的特征。比如黑人的智商不如白人或东亚人,智商不是黑色素造成的,但色素是一个重要特征。不同的血型的人,很难理解别的血型的人。因为他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对方,这四种血型的性情和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在《阿谅:四种血型与四种国家》 (游俄国杂感)中写道:
    
    四种国家的形成取决于不同血型的主导:
    1.自由法治国家, 如英,美和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允许除非法律禁止“:O型略占上风的A+O型国家。
    2.民主法治国家, 如日本,德国,新加坡,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许:A型主导的A+O型国家。
    3.法律溃败国家, 如印度,拉美国家,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允许包括法律禁止”:O型主导的B +O型国家或A型严重不足的O型国家。
    4.集权专制国家,北韩,越南,古巴及一些阿拉伯国家,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许”:B型主导的对A型和O型采取隐性异族统治的国家。
    
    我认为A型是理性思维,O型是逻辑思维,B型是感性思维,AB型是混合思,然而文盲都是感性思维,所以各种思维方式也不是绝对不变的,教育会提升思维的水平,经验技术是感性的,科学是逻辑的,哲学和神学是理性的,通过学习真正的哲学和神学,任何血型的人都可以具备理性思维能力,除非异族统治采用愚民政策,输灌一些非理性极端思想。在极端意识形态或极端宗教理论的煽动下O型和A型也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比如以严谨理性著称的德国人,在二战中犯下暴行。
    
    现代中国是一个B型主导的国家,宋代以前中国是A型主导的国家。中国在宋以后就不再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被游牧民族统治的殖民地国家(元朝和清朝)或异化的农耕民族国家如明朝和本朝。
    
    优质的A型:
    
    A型就是通常所说的右派,A型是荣誉驱动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A型血人口比例超过40%的国家都是目前人类社会发达的国家,或某一地区最发达国家, 如英格兰在英伦三岛,德国在欧洲大陆,日本在东亚,土耳其在中东地区, 美国在美洲。 共产党所划分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农,右派分子,走资派,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知识分子臭老九应该主要是A型构成, 如果有学术机构去做一个社会调查,历届高考的高分者,重点大学的学生中,现任政府高级官员中,专业人士中,实业家中,一定是A 型人口比例最高,其次是O型 。
    
      A型的特性如果向良性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日本和德国之所以能迅速上升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实力国家,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如果A型掌握主导权,那么B型和AB 即使在同样的A型+O型的社会中,也会表现为强烈的集团归属感、重视原则、抑制个性、尊重规律、富于牺牲精神和坚持不懈等A型品质。 儒家学说就是A型的学说,儒家实际上是精英政治主张,国家主义。是A型的统治理论,像美国的共和党和英国的保守党属于右派,是A 型的党派。
    
    A型的缺点是太保守和传统,刻薄冷酷,在接受极端思想以后,也会变得非常极端。
    目前在中国A型是最受打压的一种血型,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在中国A型血的人多消极被动、退缩保守,很多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对于中国来说,何时中国由A型主导,何时就是中国的强盛之时。
    
    直白的O型:
    
    O型就西方所说的左派,在中国则是中间派,O型是利益驱动型。
    
    O型是自然人属性,O型普遍公平直白。O型崇尚自我意志、竞争和坦率等等。 军人,警察,工人,公务员中O型比例应该最高。O性的优点是乐观,勇敢,凡事都从好的方面考虑。O型的最大弱点是不抗诱惑,忍耐性和自律性差,我行我素,容易惹是生非,暴力犯罪中O型比例最高,但O性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如果如果O做了坏事,他们一般不会花言巧语地文过饰非,而坦然接受由此导致的后果。
    
    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就是O型的党。
    
    A型和O型是农耕民族的基本血型,这两种血型已经高度融合互相适应,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并不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你死我活地斗争,相反劳资双方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妥协的。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尽管产生于西欧,但西欧却没有发展出一个原创的共产党国家,反而在远东,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一个工业落后的农业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
    
    腐败的B型:
    
    B形是游牧民族特有血型,如果我说游牧民族不讲究“礼义廉耻”应该不会有异议,如果我说蒙古人当年极端野蛮残暴应给不会有中国人对这一点有不同意见。
    
    B型就是西方所说的极端分子,所谓的革命的左派,B型是欲望驱动型。从世界范围来看,以B型血为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取得成就的世界名人也没有B型血的人。
    
    曾作为日本驻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剑峰在《太阳》四卷五号上写道:“支那人秉性之恶端业已为世人所知晓:过于自尊,过于保守,国家意识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啬,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识趣,兼加注重虚礼,娴于辞令,且一般不厌脏乱。”这其实说的是中国人里的B型人群。
    
    B型最大的优点是能忍耐极端艰苦的生活,“且一般不厌脏乱。”我之所以用腐败来形容B型,因为B型是以个人为中心,最不讲究原则的一类人。我特别强调:我只是说B型腐败,主要是指B 型的统治阶层,不是说普通人,特别不是说B型女人,因为对于普通人,如果不拥有权力,腐败也就无从说起。实际上B型普通人在B型统治下,在传统的A型和O型社会中处境最悲惨。他们生产干不过A,打仗打不过O,必沦落为最贫穷的一部分人,当年中国和俄国就是因为有巨大的B型人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导致共产革命的成功。 但在A+O型这种发达社会中,B只是散漫不愿意受约束和不愿意从事生产性工作,他们还有别的出路,如经商从事服务业,现在的电子信息时代,B型从事演艺,艺术和创意类职业是很合适的。B型在A+O型社会中却很少闹事,如果闹事,O型就会和他们讲逻辑而不会去同他们讲辩证法,,比如在美国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就完全没有机会。所以B 型中的野心家在农耕民族中唯一的机会就是外敌入侵。当外敌入侵时,当A 型顾此失彼是,B型就会乘势而起(特别是在外部势力支持下),等到A 型和O型同外敌打得两败俱伤时,再夺取政权。
    
    B型娴于辞令,最可怕的地方是把自己的所有行为都赋予崇高的色彩,而对别人在鸡蛋中都能挑出骨头,对别人的主张要么说别人是不科学,要么说别人不严谨,而那里不科学,那里不严谨他却说不出来。比如我写的关于血型的文章就有人攻击我是种族主义者,那么他是什么主义?大概是马克思主义? 就算种族主义再不靠普也好过马克思主义。B型是感性思维,其判断是建立在主观感受上的,不关心对错是非,只关心存在,“存在就合理的”。
    
    《解放军报》曾刊发整版文章,剖析抗战期间的“汉奸现象”,文章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这些伪军,我认为主要是B 型,特备是冯玉祥的部队投降的最多(凤凰网:《国军投日将领调查:冯玉祥张学良旧部做汉奸最多》),冯玉祥和张学良都应该是B型,冯玉祥是著名的倒戈将军,是用“兔子驾辕”的高手(注: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发生了中原大战。结果蒋介石胜利,阎、冯失败。晋军失败后,大部分撤回山西,而且内部相当团结,为阎锡山再起奠定了基础。而冯玉祥所部失败后,缴械的缴械,投降的投降,竟然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其失败之惨,大大出人意料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问题。1928年何基沣在一次闲谈时感慨地说:“冯先生净用兔子来驾辕,早晚非倒霉不可。”何基沣这个预言,竟不幸而中了。)
    
    B型的特征之一,一旦处于被动地位,就巧言令色,高举爱国,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以无辜受害者的面目,争取广泛的同情, 而一旦处于主导地位就绝对不能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对反对派,甚至异议者一定取斩尽杀绝的办法, 结果是整个民族一起完蛋。比如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就说过:“新闻法、出版法是我们夺取政权时与国民党斗争的锐利武器。现在是我们掌权,难道要制定一部束缚我们自己手脚的法律吗?难道我们要绞尽脑汁为反对我们的敌对势力提供锐利的武器吗? 不制定法律,我们怎么做都行。一旦制定了新闻法、出版法,就是授人以柄,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让敌人狠狠地打击我们。”
    
    B型的特征之二,思想极端绝对化 凡是他们提出的思想都天然具有正义性,都是所谓“宇宙真理”,决不许别人提出任何质疑的,如有人胆敢提出质疑,就会受到:1。贴标签:“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走狗”,“外国间谍”等等 2。在道德上找瑕疵,不外乎在政治上背叛,经济上贪污和男女关系上腐化,对别人有极高的道德要求,而自己穷奢极欲,却心安理得地自认为道德高尚。3。不许别人辩解,只能老老实实认罪伏法。
    
    “一个当年二十四岁的中国人在德国哲学家 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 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他的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他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他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 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他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他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他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照这种观点,“良心”只是为他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他不以为然, 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他的意思, 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摘自某海外作家之著作),这就是所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都应该是B型, 华夏民族是父系社会,在血统上不像其欧洲民族那样讲究,从春秋战国就应该有同胡人混血的可能, 那时的B型主要来自母系。而欧洲很少与异族或异教徒通婚。 俄国B型血多,主要是匈奴人,蒙古人强加给斯拉夫女人的, B型主要来自父系。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隋炀帝,明太祖等等应该是B型,元朝的蒙古皇帝基本可以断定是B 型 ,还有如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这种杀人魔王应当也是B型。 而开国明君则多是O型,如唐太宗,宋高祖 。爱民的君主如汉文帝,汉景帝,包括崇祯帝应该是A型,崇祯帝应该是极端的A 型。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个中国人都是B型。
    
    AB型人口所占比例较小, AB型一般性情温和尤其擅长“和稀泥”,是A 型和B型都能接受的一种血型,但AB型不同于O型的直白,AB型是唯强者马首是瞻,原则性并不强,比如周恩来很可能就是AB型。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到2012年,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全世界有15个国家正在建造共有68个民用核电反应堆,其中,中国已有25座核电站正在建造,并且计划建造更多的。美国有近一半的核反应堆的证书被延长到60年,并且认真考虑建造十几个新核电站的计划。德国决定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而意大利禁止核电站。继福岛之后,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到2035年要减半新增加的核能发电能力。
    
    德国的体制是保守体制,所谓保守就是右倾:是指凡是有争议的,而且没有明确隐患产生原因的,无法保障绝对安全的,一概禁止。
    
    英国和美国的体制是积极的体制,如我们做产品设计,最后一项是风险评估,找出危险的情况,如何防止危险的发生,在发生危险的情况如何补救,通过各种安全防护设施充分确保健康和安全。
    
    中国的体制则是激进的体制,即是左倾:只要对自己有利可图,就大干快上。在战争时为了加官进爵则轻启战端,无限扩大事态。 在经济建设上一有巨大项目,就会有人如同打了激素一样拼命鼓动,但弊端呢?利弊相较哪怕利益微不足道也照干不误,反正升官发财是自己的,损失则由政府和国家来扛,至于造成的灾难,“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B型接近30%左右,这个国家和地区就不能有效治理。而中国总体是B型人口最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东北,东北不论工业基础,自然条件,还是人力资源都是中国最好的。 辽宁省计划经济时代被称之为“辽老大”,但东北直到现在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缓慢的地区去之一。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张学良将军要求东北军力避冲突,未行军事抵抗,导致东北沦陷,此时蒋公令东北军固守锦州,但张却弃守锦州,带领东北军约40万人退入关内,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全境。关於这场事变,全世界都感到匪夷所思——為什麼2万日本关东军7个小时就打跑了30万中国东北军及15万警察、民团、佔领了瀋阳?东北军260多架德国战斗机,3000多门大砲,1万多支步枪,5800挺机枪,一夜之间,就落入日军手裡?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张将军在东北不抗日,在华北不抗日,到了西北后方,竟然开始抗日了。-这种人都是中国的内在敌人。
    
    而以A型为主的四川,深处大后方,远离抗日前线,抗战时期,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的足迹遍布了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在抗战时期的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1/5,居全国之冠!
    还有A型居多的湖南,在对日作战中,湘军是最剽悍,作战意志最顽强的中国军队。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他恬不知耻地说随时愿意为国家而死,然而却他活了101岁。他认为自己是爱国的,那么他就是爱国的,而且无比真诚地相信,感动了别人,更感动了自己,这是左派的最本质特征 - 左派干革命流别人的血,右派干革命流自己的血。
    
    曾国藩说过的: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
    
    1.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2.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 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3.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
    这三种前兆就是B型当道,“兔子驾辕”的典型表现。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天下大乱,优秀正直的共产党干部遭难,那时的中国由伟大领袖毛主席赶大车,由“四人帮”等驾辕,其中的王洪文因家贫自幼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只念过3个月的私塾,在1973年8月年仅38岁时,在毛的授意下中共十大上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其排名僅在毛澤杔及周恩來之後,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他还一度成为毛的接班候选人。中国那时可真是形势大好-去年比今年好,今年比明年好!,就是好!就是好!好得“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
    
    而当国家由A型主导时,如日本和德国,社会风气就会变得令行禁止,善良的人们从容镇定,对国家有用的人自信谦和,国家治理清正廉洁,那么这个国家必然繁荣强盛。
    
     1987 年4 月30 日,邓公对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说:“我们说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邓选》ⅢP. 229)
    
     1987 年7 月4 日,邓公与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谈到:“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邓选》ⅢP.249)
    
     1992 年南巡谈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选》ⅢP.375)。
    
     左比右危险,不在于它们的后果有什么不同(左和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也不在于左在历史上造成的恶果令人后怕,更不在于邓公三次受委屈均来自左的危险,而在于:左比右顽固,难治,反左比反右难度大。
    
      为什么左比右难治?邓公说这是因为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根子很深,要纠正很不容易。
    
    正常社会的演变,最终掌握政权者,主要还得是靠实干上来的,慢慢国家的高层会最终被A型和O型把持,所以斯大林死后,苏共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解体只是早晚的事。苏联这种体制要想突破70年之痒,除非采取北韩式的权力世袭,但金家王朝还能走多远?为之捏把汗。
    
    我们无法改变地理和历史,但我们可以改变政治,从而改变我们的文化,使中国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发达国家。现在对于中国,关键的是能否抛开意识形态,由哪种血型主导社会的问题。中国的民族融合已经是即成事实,不论什么民族,什么血型都应该和睦相处,要警惕左派的野心家,防止左祸的再次发生。中国人当以理性为共识,共同推动国家的进步。中国当以俄国为镜,吸取苏联的教训;以日本为师,学习日本保持文化的独立,恢复我华夏农耕民族的优良文化,形成以A型为主导的A+O型国家,中国有巨大的A和O型人口,如果能够这样,中国一定可以在20-30年内成为高度文明的一流强国,而这符合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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