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吃皇粮人数6400万/习近平空城计演砸了/『社会进化』问题的三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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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9/17/2015 10:48:14 AM 被閲覽數： 35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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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中国“吃皇粮”人数6400万 比英国人口多



2015年9月17日


     政府行政层级多，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加大了税收负担，政府层级多，基层政府千头万绪，但人手少，精力顾不上，工作服务难以到位，基层政府的官僚主义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抑制。
    
     “审批难”涉及政府职能、部门利益、操作技术、监督考核等问题，既非孤立存在，也不能单独解决，特别牵涉到的是行政体制性问题，诸如行政效率与透明度的问题，本身就具有全局性意义。只有形成合力，破解“审批难”才不致沦为一句空话。  
                       
     凭借准入门槛和经营资格的垄断，出租车行业一直把自己隔绝在真正的租车市场之外，在司机叫苦叫穷、市民难以打车过程中，出租车公司坐收巨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日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表示，针对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建议今年中国政府加力推进以下四项改革。
    
    加大推进四级政府建设的力度
    
    陈剑表示，政府行政成本是政府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行政投入或耗费的资源，是政府行使其职能必要支出。中国政府层级多，人员多，行政成本自然就高，再加上政府花钱少有节制，因而导致行政成本持续升高。例如，目前大约是23个纳税人养活一个财政供养人员。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995年的40：1相比，财政供养人员的比重攀升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第三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财政部201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估计准财政供养人员总人数超过1000万。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量。中国行政成本之高，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
    
    行政成本高，必然是赋税重，企业压力大，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这无疑也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之一。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可以有多种手段。但在诸多降低行政成本中，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可能是影响最大，也是最持久的举措。
    
    首先，减少政府层级。陈剑表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层级只有三级，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中国政府目前是五个层级。即中央、省市区、地市、县市区、乡镇和街道。中国五级政府削减到三级，短期不现实。削减一个层级，分四级设立，通过努力有实现的可能。政府行政层级多，国家行政体制形成了头重、肚大、脚轻的怪状，中间层密集重叠臃肿，造成行政资源浪费，政府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加大了税收负担，政府层级多，基层政府千头万绪，但人手少，精力顾不上，工作服务难以到位，基层政府的官僚主义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抑制。
    
    其次，调整机构设置。陈剑表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设置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国务院的行政机构已经有7次以上的改革。现有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一些部委仍有调整的余地和空间。中共中央所属系列的机构也应当精简。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分类实施
    
    陈剑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并不是所有类型和所有行业的国企都适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建议对不同功能的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改革。对公益类国企，应加大国有资本投入，增强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尽快改变目前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同时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以改善生态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需求。
    
    对保障类国企，应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对竞争类国企，应取消包括贷款在内的一切优惠，使之与其他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陈剑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不可能一“混”就灵，必须制定政策细节，需要配套推进。
    
    首先要调整优化国资布局，国资主要集中到价值形态，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从一般的企业实体中退出。
    
    其次要优化国资监管方式，创建和形成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发展混合所有制，国家重在资本运作，不要去管企业内部的事。加强监管，重要的是规范运作，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下运作。一方面，从国企自身来说，要进行国有资产审计、评估，要按程序进行，搞清账目；另一方面，从中介机构来说，要公平、公正，按照规则进行。为了防止有人借发展混合所有制侵吞国资或民资，要严格把好资产评估关、价格确定关、交易透明关、资金到位关，做到规范运作、一视同仁。
    
    第三需要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在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够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对干部管理体制、用人和分配机制进行改革等。通过员工持股等制度设计让企业管理者的命运与企业捆绑在一起，会有助于所有者缺位问题的解决。
    
    最后要合理分配国资收益。国企多年不上缴红利，有当年“放水养鱼”的历史背景，但鱼养大了食利自肥，国有资本的收益成了国企高管和职工的红利了。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实行价值形态所有权与实物形态所有权的分离，故此，价值形态所有权的收益必须相应明确，只有这样，国企分配的问题就容易解决。
    
    进一步破解“审批难”
    
    陈剑表示，“审批难”涉及政府职能、部门利益、操作技术、监督考核等问题，既非孤立存在，也不能单独解决，特别牵涉到的是行政体制性问题，诸如行政效率与透明度的问题，本身就具有全局性意义。只有形成合力，破解“审批难”才不致沦为一句空话。要完全破解审批难的问题，除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五大要求”之外，还应当大力推进改革，在以下几方面下工夫：
    
    一是加快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步伐。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只有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政府的主要精力用于提供公正法治的市场环境，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上来。大量的行政审批，是由中央政府相关部委确定的，中央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着力破解行政审批项目太多、范围太宽、程序过繁、标准过细等弊病。
    
    二是各部门应当向全社会公布政府的“权力清单”，并规范运行。对一些政府部门而言，行政审批权就是控制、配置相关资源的权力，手中掌握的行政审批项目越多，意味着利用资源的空间越大，寻租的机会和权力变现的渠道越多。所以政府要规范“权力清单”，做好顶层设计，遏制行政权力扩张行政审批的冲动。这其中的关键词是“规范”。
    
    陈剑表示，规范运行意味着，各部门要对承担的每项审批事项制定工作细则，明确审查内容、要点和标准等，不能够随便再乱画圈圈。严禁擅自抬高或降低审批门槛，避免随意裁量。不规范的行政审批流程容易产生寻租现象，滋生腐败土壤。所谓规范审批流程，其核心理念就是依赖法治，依赖制度建设，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三是要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办事效率，探索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办法。要打造透明政府，意味着政府的各项行政行为，都应当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运行。较之“审批多”，“审批难”更多地反映了审批程序繁复、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对此，各地应该探索“并联审批”等有效方式，减少合并审批环节，提高办事透明度和办事效率。
    
    四要社会监督的力度，把行政审批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体系，各级应切实加大考核力度，对那些阳奉阴违、拒不落实的行为加大查处，严厉追究责任。要通过加强人大、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制约，真正将行政审批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规范、高效的行政审批制度和充满活力、富于人性的办事制度。这其中，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督应扮演愈益重要的作用。因此，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改善行政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是解决“审批难”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大环境构建。
    
    改革出租车业
    
    “2014年，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出租车司机罢工或上政府讨要说法的事件。出租车司机的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也时有报道。很多媒体多年来对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作了报道，但时至今日，这个行业的问题依然如故。对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 陈剑说。
    
    陈剑说，特许经营制度是政府管制的一种。一般来说，如果一个行业需要政府管制，表明该行业是很重要的。城市的出租车业务属于城市公用事业的组成部分，按照建设部2004年出台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公用事业一般宜用许可制度。这是出租车实行特许经营的一个法律依据。但在私人汽车已大行其道的今天，还对出租车进行政府管制，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陈剑认为，政府对一个不重要的行业实行管制，会因缺乏有效监督而致使各种寻租行为的发生。出租车市场的寻租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即对政府管制结果、政府自身的管制权力以及管制收入寻租。凭借准入门槛和经营资格的垄断，出租车行业一直把自己隔绝在真正的租车市场之外，在司机叫苦叫穷、市民难以打车过程中，出租车公司坐收巨利。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彻底突破各行业的垄断门槛。在出租车行业这池不浅的水中，滴滴和快的就是两条最活跃的鲶鱼。滴滴和快的一度猛烈竞争，其白热化程度从侧面显示出，出租车行业的改革空间多么大，以往种种迟延改革的托词多么苍白。
    
    陈剑认为，出租车行业涉及一些法律问题。将这个行业的问题纳入法治框架解决，才是既解决问题，又取信于民、避免行业震荡的正道。他说，出租车的数量和运价管制实际上限制了公民的劳动权、创业自由和企业的经营权。出租车的数量和运价管制涉及反垄断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等法律问题。启动这方面的诉讼是激活法律处理机制的一种方式，但目前这个通道基本上是封闭的。
    
    “出租车行业改革，在中国全面改革的格局中，属于很细微行业改革，但由于涉及到市民日常生活，对出租车行业的改革的呼吁，前后有10多年时间，就是迟迟没有动静，这也说明改革的艰难。”陈剑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主管部门，交通部或各个城市的交通委应给人民一个交代。应当在进一步研究出租汽车行业定位、经营权管理、运价形成机制等各种因素后，尽快形成改革指导意见，加快推进行业法规制度建设，尽快出台出租车行业改革方案.
    
     来源：中国日报网 

韩尚笑：习近平空城计演砸了？



2015年9月17日
    
    
     习近平的美国国事访问，就在近日。可也就在最近，美国从奥巴马到其主要慕僚，均对对中共的态度一天比一天趋于强硬。无论是网络黑客攻击，还是南海争端问题。  
                       
     今天，奥巴马更公开将网络窃取贸易机密、盗取公司的专利资料，称之为侵略的行为，必须停止！（详见BBC周三16日的报道）
    
    照理说，会察眼观色，应“拎得清”的中共高层，本该“识相” 而“杀猪不吹蔫退了”，取消这次将会是十分尴尬的访美之行。然而，中共又故技重施，“死猪不怕开水烫”。楞是装傻，装呆，装聋做哑看不懂。让我十分震惊，也十分钦佩这种中国梦的始作佣者的智商。
    
    从大阅兵习近平呆滞的表情，到行左手礼的灾难性的表现，我第一次真正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下习近平。我的印象，比我第一次得知自己智商结果时的反应还大。
    
    我的测试结果只是一般，也就是不出色的意思。根据百分之九十九汗水和百分之一灵感的天才定义，通过多付出，我也并非前途黑暗，完全无望。事实是，我仍在可望。
    
    可习近平的智力和前途，的确堪忧，已没有了瞭望。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教育的专家，我不认为我这次会误判。曾一度，我怀疑过自己的判断。比方，中共从毛泽东始，我一直倾向于麻袋变草袋，一袋不如一袋。
    
    习近平前段时间的打虎，我觉得可能习近平是个例外。说不定会大智若愚。中国人，习惯了指望别人。古时靠天吃饭。现代盼望明君。盼望太久，不仅颈部会产生“金属疲劳“，脑部也同样会出现幻觉。
    
    我倒是真希望，习近平例外的开明，可以作为中共进化论的有力证明，同时也证明我麻草袋恶化评估的错误。
    
    天津大爆炸，炸出了中共发展就是硬道理那膨胀的虚弱，那无尽的疲惫，那混吃等死无奈的愁怅。那对生命的漠视，冷得令人不敢直视。
    
    抗战大阅兵，阅出了法西斯的色厉内荏。与其说是武力武器的展示，不如说是一场诸葛亮空城计的演示。不仅演砸了，而且，整个的东施效颦，从头至尾。想想看，真正的强者，会总在空中乱挥拳头吗？
    
    中共驻美大使，近日又放出习访美会有惊喜。笑话，除了以钱开路，大签合同订单，会有什么惊喜？这种小儿科的把戏，是想圆了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成功。可以说，这与中共历来宣传的共产主义理想，如出一辙。到头来，望梅止渴一场空。
    
    习近平的这次访美，很有可能，最后一刻宣布取消。假如仍能成行，据我的观察和判断，中共最大的意愿是达成一个挖空心思的协议。这个协议，或备忘录就是，“建造新型的大国关系”。
    
    这或许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美国的智力，一定比中共高吗？我不知道。因为过往的中美交手，我并不认为美国更胜一筹。不过，也说不定，美国这次，完全也有可能，政治上开始了进化。
    
    英语说，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中文恰巧也有对应的说法，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
    
    美国会识破习近平的黔驴技穷吗？
    习近平惊喜的空城计还会演砸吗？ [博讯来稿]

『社会进化』问题的三条思路

社会进化问题的三条思路

严家祺 ：《普遍进化论》第12章 第11-12节

纽约明镜出版社2009年出版

    如何减少人类社团因人的动物性而造成的弊端？如何使人类社会日益完善美好？几千年來，有着兩條不同的思路。第一条思路是自上而下规划蓝图、按照蓝图、计划改造社会的思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尓的《乌托邦》（注1）、康帕內拉的《太阳城》（注2）、摩萊里的《巴齐里阿达》（注3）、圣西门的“实业制度” （注4）、傅立叶的“法郎吉”到马克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都属于这一思路。
    第二条思路是自下而上、使社会逐步规范化的思路，這需要确立若干规范、规则或规章，使民众在这些规范、规则或规章的约束下而使社会逐步形成新的秩序。摩西十戒；孔子的“仁”、“义”、“礼”、“智”、“信”；
   
   


   （图12·11·1）托马斯·莫尓和乌托邦地图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对“个人”和“人性”的肯定；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论”；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近现代的宪政、人权学说；迈克尓·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保守主义等等都属于第二条思路。
   

『社会理想主义』思路

    第一条思路是按人的一种理想 ，按照总体设计改造人类社会的思路，可以称为“社会理想主义” 思路。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想，有想像力，有设计和創造的能力。所以，当我们談到“设计”时，就想到要凭人的智慧“自上而下”地进行设计，设计理想社会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位思想家的理想社会，自成体系。托马斯·莫尓虽然受到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但他构思的乌托邦体系不是柏拉图理想的发展。傅立叶的“法郎吉”是一种理想的生产消费协作组织，是按人的不同请欲和形形色色个性组建起来，使每一个人在其中可以找到他所爱好、并适合他做的工作。傅立叶的理想社会是他一个人头脑设计出来的，当然与早他300年的托马斯·莫尓大不相同。社会乌托邦体系是一种理性体系。每一体系的创建者都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依靠人的理性，人们会接受这种理想，并付诸实行。

『 社会规范化』思路

    第二条思路，只是指明了人类社会不同系统的规范，这些规范有的是先验的、绝对的，有的是可以根据经验不断修改的。曼德勃罗集和形形色色的“分形”图案是由非常简单的规范自动形成的（参见§10·5）。不同物种的生物体的复杂性是由“DNA规范”自动、自发形成的（参见§10·8）。每一种“分形”图案、每一种生物体的复杂结构都是一种“秩序”。人类社会组织也是“生命体”，社会秩序事实上也可以靠若干规范、靠教育和观念的普及、“自下而上” 自动、自发形成。这条思路可以称为“社会规范化”思路。
   
    “社会规范化”是一种不断积累、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过程，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实际进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社会理想主义”只是一种凭借理性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思，就象设计一栋建筑物那样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一切细节。由于人类社会不是普通建筑物，而是生命体，因而象设计一栋建筑物那样设计未来理想社会往往会导致失败。人类社会是一个动物园，要通过这个动物园中的一个或几个“个体”头脑中的“思想”、“计划”“方案”來改造社会，如同一个人企图凭借头脑中的观念改造自己头脑中的“基因”一样。人虽然有高度理性，但任何人的理性都不完善。一个人能够设计一栋大楼，但不能“自上而下”地设计一个新的“人类社会生命体”。人有意志，有自主性。一栋大楼的每一塊砖、每一根柱子、每一塊玻璃都没有意志，没有自主性，它们可以听凭建筑师的安排放置在特定的位置，而一个人构思的理想社会，即使象傅立叶的“法郎吉”那样已考虑到每一个人的请欲、爱好，但“法郎吉”的安排对每一个人來說，都是接受外来指令。如果“自上而下”地设计了一个新的“人类社会生命体”，为了实施设计方案，就必须按方案推行一个个指令。宗教、道德、教育都有助于推行这些指令，但往往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强制。
   

社会理想的变质

    如果强制过度，或者长期实行强制，必然会使社会理想变质。更严重的是，一些大权在握的人，以伟大理想和建设美好新世界的名义行使权力时，他为个人、家族、小集团牟利成了他的实际目标。在人类历史上，那些贪赃枉法的首脑、大人物不乏其人，为“伟大理想”奋斗反而给人民带來灾难。
    许多团体在创建初期都充满生命力，然而，时间一长，只要团体缺乏最基本的规范——首脑人物没有明确任期，没有规范化的更迭机制，没有权力制衡，它们必然走向腐败，就连宗教团体、道德倡导组织、“反腐败”机构都难以幸免。腐败的后果不是组织的解体，就是革命、革新或变革。国家作为一个地域中有“垄断性武力”的最大团体也不例外。所以，所有团体、所有国家的历史总是充满着各种矛盾、各种冲突、各种事件，历史就是这样 永无穷尽。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改革，就是為人類自己創造良好的“活環境”。好的政治制度就是承认政治动物大量存在，要用权力來制衡权力，使任何大权在握的政治动物的权力受到明确的、严格的限制，选举、分权、任期、法治都是限制权力的根本原则。与此同时，人类还需要描绘未来的理想社会，需要乌托邦，需要指明远景、指明前途和方向，只是不能依靠暴力和强制來推行，而只能依靠教育和观念的普及、依靠“自下而上”的“社会规范化”道路來实行。
   

『全球大脑』和『新乌托邦』

    社会进化的第三条思路是在全球电脑和互联网系统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把上述两条思路结合起来。现在的全球性电脑和互联网系统只相当于水螅神经系统，没有大脑。随着全球电脑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当在全球范围內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大脑”、出现了遍布全球的“自主神经系统”后，一些（不是全部）全球性、全国性重大事务，如气候暖化控制、金融风暴控制、战争控制、全球性的海洋开发、太空开发，需要把“自上而下的规划蓝图”和“自下而上的规范化”结合起来，一种新的、有可行性的“社会乌托邦”就会形成。当然，更新、更好、更易实行的“社会乌托邦”因人类对理想、完美的追求的本性仍会不断提到人类面前，而在建立这些“社会乌托邦”的过程中，由于人性的不完美性，又必然充满各种矛盾、冲突、曲折和挫折。人类历史的曲折离奇、变化万千就象“分形”图案那样，“自相似”而又永不重复。
   
   
   
   
   
   
   
   
   
   
   
   
   
   
   
   (图12·12·2)无限复杂的“分形”图案，
   它的“秩序”有简单规则形成
   
   

   

    §12·12 涌现特性

『整体论』『还原论』『涌现论』

    對我們周圍世界各個層次的現象，有兩種解釋和描述方式，一是還原論（Reductionism），二是整體論(holistic view)。還原論主張把高一級層次的現象還原為低一級層次的現象，用低一級層次的現象來解釋和描述高一級層次的現象。整体论是指一个系统（高一級層次的結構、現象）并不能被其组成成分（低一級層次）之組合所解释或决定。事實上，還原論和整體論都包含著部分真理。如果考慮到“涌现現象”，就可以克服還原論和整體論的片面性。当低一层次的多种不同“个体”以不同的、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时，高一层次的“个体”就会“涌现”出低一层次“个体”所没有的特性，這就是“涌现現象”。水是由氫和氧组成的。水具有不同于氫、也不同于氧的特性。对氫和氧來說，水在常温下呈液态就是一种“涌现特性”。巨量气体分子聚集在一起时，气体的温度、压强就是“涌现特性”，这是单个气体分子所没有的特性。金属原子的巨量聚集，会产生出“硬度”这一“涌现特性”。生命是许许多多特定的巨量大分子以特定的空间构象结合在一起、并以特定的程序運動而产生的“涌现特性”。主权、国家实力、战争能力是巨量“个人”以一定方式结合成“国家”时形成的“涌现特性”。
    人脑会思维，有想像力，也是一种“涌现特性”，这是由人脑中数百亿个神经元以极其复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时产生的“涌现特性”。
   从分子进化和生物进化过程中可以看到，进化过程是把低一级层次中反复出现的结构、程序、反应方式转变成高一级层次中的规范过程，也是高一级层次中产生“涌现特性”的过程。这样，在高一级层次中，低一级层次中结构、程序、反应方式就“模块化”了，低一级层次中所有“模块化”的步骤就会自动完成。高一级层次中，在无须再为低一级层次中各种复杂变化而操心了。人类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和分层结构、思想体系中的概念、理论，都具有这种“模块化”特征。“模块”就是配件、构件，而配件、构件可以由更小、更基本的配件、构件组成。由模块拼接、组装起来的整体可以成为更大整体的配件、构件。世界的层次结构，使高一级层次比低一级层次有更多的、新的“涌现特性”。
    在生物界，“進化”是大自然對物種一代又一代的、“逐代修改”(遺傳變異)的歷史過程（§11·8）。在世界的各個層次，同樣是“逐次修改”、規范化，加上高一級層次的涌現特性使我們的周圍世界呈現出普遍的進化現象。而所有這些進化，都離不開能量對系統的持續輸入。在規范世界里，無需能量的輸入，迭代過程就能造成演化——進化、退化、循環變化（§10·7）。從數學上看，“迭代演化”都可以“非歷史化”（§11·8）。現實世界（物質世界和觀念世界）中的進化不過是規范世界“迭代演化”的表現而已——這就是“多層次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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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托马斯·莫尓（Thomas More，1478---1535年），1515年写出《乌托邦》一书，该书全称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1523年莫尓当选为英国下院议长，1529年任英国大法官，成为英王之下第一人。1533年因拒绝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首领而被捕，1535年被处死刑。

（注2）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年），意大利人，因反对教皇和西班牙统治者，被囚禁30年。《太阳城》是他在监狱中写的著作，书中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
   （注3）摩萊里，Morelly是笔名，本名不详，法国人。1743---1755年间曾出版6本著作，其中《巴齐里阿达》是摩萊里描写理想社会的作品。此书出版后遭到攻击，摩萊里又写了《自然法典》（1755年出版）作了反驳和回应。
   （注4）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是马克思以前的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