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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普京/苏联垮台是因为中国?/曾经的十大富豪/福山再論中國壞皇帝/邓小平晚年悔愧
發佈時間: 10/1/2015 10:02:16 AM 被閲覽數: 13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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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专访普京全纪录:一日克格勃 终身克格勃?(视频)


观察者

自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十余个月以来,普京28日首度与奥巴马在纽约会晤。就在美俄首脑会面的前一天,9月27日,美国CBS老牌时政节目《60分钟》播出了对普京的专访。他坦率承认支持阿萨德政权,并解读叙利亚危机的根源。此外,面对记者“一日克格勃、终身克格勃”、是否干涉乌克兰、其个人是否专制等质疑,普京均予以正面回应。

采访是在普京赴美以前,其位于莫斯科的住所进行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节目剪辑,播出的访谈内容可能并不连贯。

观察者网翻译访谈全文实录如下:

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以下简称“美国记者”):你想和美国一道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列?这是你(军队)到那儿的原因之一吧。有人觉得,这或许是你派兵的原因之一,你想解救阿萨德政权,因为政府军大势不妙。于是你们去帮他们。

普京:你说的对。我们支持叙利亚合法政府。我真诚地认为,一切试图推翻合法政府的行为都会事与愿违,其他国家、地区都是如此,例如现在的利比亚,所有的政府机构荡然无存。我们在伊拉克见到了类似景象。除了巩固政府机构、帮助他们对抗恐怖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解决叙利亚危机。但同时,也要敦促他们(阿萨德政权)与理性的反对派展开正面对话,并实施改革。

美国记者:你知道,(反恐)联盟中有些伙伴希望阿萨德先下台,然后他们才肯配合。

普京:我想给他们一个建议。他们应该先去问叙利亚人民。只有叙利亚人民才有权决定谁、以何种方式统治祖国。

美国记者:你支持阿萨德,那么,你支持他在叙利亚国内做的事情吗?你认可叙利亚人民的现状吗?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数十万人遇害,其中许多是他的军队干的。

普京:那你告诉我,有些人为了推翻阿萨德政权而去支持以恐怖组织为主的反对派,由此造成整个国家机构荡然无存,你觉得这些人是好是坏?今天你反复说阿萨德与叙利亚人民为敌。但你看看,叙利亚60%的国土是在谁的手里?要么是“伊斯兰国”,要么是其他——

美国记者:努斯拉阵线?

普京:努斯拉阵线,还有其他的恐怖组织。这些都是美国、其他国家以及联合国都承认的恐怖组织。

美国记者:如果为了打击“伊斯兰国”的需要,你会派战斗部队去叙利亚战场吗?

普京:俄罗斯不会在叙利亚或任何外国境内动武。至少目前没有这个打算。但我们准备加强与阿萨德和其他国家伙伴的合作。

美国记者:回到许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觉得阿萨德在帮助“伊斯兰国”。恰恰是他对民众实施轰炸等残暴行为,成为“伊斯兰国”招兵买马的宣传手段。如果他下台,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更好地打击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或其他极端组织。

普京:我可以告诉你,按照情报机构的专业术语,这种判断是阿萨德政敌的“主动出击”(即先置人于不义——观察者网注)。这是反叙利亚的宣传话语。

美国记者:很多人解读说,这是俄罗斯试图重新领导中东地区的手段,代表了你的新战略。是这样吗?

普京:不太准确……不对。叙利亚境内有来自俄罗斯和前苏联加盟国的2000余名(极端组织)武装分子。他们回国的威胁一直存在。所以,与其坐等他们流窜回国,不如帮助阿萨德在叙利亚境内消灭他们。所以,最重要的是给阿萨德提供帮助。无论如何,希望该地区实现稳定。

美国记者:但你的爱国情怀意味着,你希望俄罗斯在世界舞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这只是例子之一。

普京:这不是目的本身。我为俄罗斯感到自豪,这没问题。我们拥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但没必要痴迷于在国际舞台扮演超级大国。

美国记者:但贵国之所以是大国,原因之一是你们拥有核武器。别人动手前都得掂量掂量。

普京:希望如此。我当然希望是这样。否则我们造核武器干什么呢?

(画外音:亚努科维奇下台并逃往俄罗斯后,美俄关系急转直下。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导致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俄施加严厉的经济制裁。)

普京:乌克兰对我们而言是另一个重要议题。她是我们最亲近的邻国。我们总是说,乌克兰是我们的姐妹国。不单是同为斯拉夫民族,而且,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宗教,等等。我坚信,在前苏联加盟国通过颜色革命、政变、以违宪的方式实施政权更迭,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行为。完全无法接受。我们的美国伙伴支持了推翻亚努科维奇的反对派。

美国记者:你认为,美国与亚努科维奇下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普京:我当然确定。

美国记者:你怎么知道呢?

普京:我清楚乌克兰国内的人。我们有着无数联系。我们知道谁、在哪里、什么时候、与谁见面、与谁合作推翻了亚努科维奇,合作的方式、塞了多少钱、如何训练,在哪些国家训练、教官是谁。我们掌握所有细节。

(话外音:目前,美国政府否认牵涉参与推翻乌克兰领导人。)

美国记者:你尊重乌克兰国家主权?

普京:当然。但我们希望各国都相互尊重主权,尤其是乌克兰的主权。所谓尊重主权,就意味着不允许违宪行为和政变,不认可推翻合法政权。

美国记者:那按照你的标准,什么叫合法的政权更迭呢?怎么实现?俄罗斯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普京:俄罗斯从未参与、将来也不会参与推翻任何一个合法政府。

美国记者:你在乌克兰边境部署了军队。有人甚至说,过去乌克兰境内就有过俄罗斯军队。

普京:贵国在欧洲部署了军队,没错吧?

美国记者:没错。

普京:没错。

普京:美国在欧洲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别忘了这个事实。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贵国占领了德国,或者说,贵国驻扎的军队改编进了北约?如果我们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军队,地点靠近某些国家,你觉得这叫犯罪?

(画面切断……随后进入节目下半段)

美国记者:你经常谈到美国。经常提,频率超过……

普京:也许这是因为美国人没别的事儿干,老是谈论我。

美国记者:不,不,大概他们是好奇心使然吧。也许,因为你个性有趣——就是这个原因吧。他们知道有个当过克格勃的人,回来进入圣彼得堡政坛,当上副市长,然后进军莫斯科。有趣的是,他们看到你赤裸上身骑马的画面,然后评价说:“这个人在仔细经营自己的硬汉形象。”



普京:你知道,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处在我这样的位置,都必须以身作则,对民众作出正面示范。只要力所能及,他就必须亲力亲为。

美国记者:你享受工作,享受代表俄罗斯,你曾经是情报人员。情报人员知道如何解读他人心理。那是工作的一部分,是吗?是吗?

普京:我过去是。那是过去了。现在我是在做另一份工作,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美国记者:俄罗斯有人告诉我,不存在什么“前克格勃人员”。一日克格勃,终身克格勃。

普京:你知道,我们的经历、知识、经验,终身难忘。我们总会以某种方式发挥出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说的没错。

美国记者:一位中情局人员曾告诉我,你接受的训练项目之一是掌握受人喜爱的技巧,因为你必须吸引陌生人。你必须吸引人,你必须,是的,诱惑他们。让我——

普京:好吧,如果中情局是这么告诉你的,那就是真的,他们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美国记者:你在俄罗斯拥有世界上任何一位政客都会艳羡的支持率。为什么你这么受欢迎?

普京:我与俄罗斯民众有着共通之处——热爱祖国。

美国记者:我们当中许多人都被二战时期俄罗斯做出的牺牲所感动。有这样一幅照片是,你含着热泪凝望着父亲。

普京:我家在二战中遭受重创。我父亲有5个兄弟。我想,其中4个都死了。我母亲这边的家庭也是如此。俄罗斯经历了苦难。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不应该忘记。不要怪罪于某一个人,但我们应该防止未来重演历史悲剧。

美国记者:你曾说过,上个世纪最糟糕的事件是苏联垮台。那些关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人觉得,你不想重建苏联帝国,但你的确希望重建某种影响力,因为存在着某些历史纽带,你觉得俄罗斯理应享有某种地位——为什么你在笑?为什么?

普京:你把我逗乐了,因为,我们总是被怀疑有某种阴谋。他们总是想歪曲事实。我的确说过,我觉得苏联垮台是20世纪一大悲剧。你知道为什么吗?

美国记者:为什么?

普京:因为,首先, 2500万俄罗斯人一下子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国外了——虽然他们本来一直生活在苏联境内。然后,突然之间,苏联垮台——真是一夜之间。前苏联加盟国有 2500万俄罗斯人。他们本来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突然之间,变成了外国。你看,这是一个大问题。首先,这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家庭骨肉分离、社会、经济问题,说都说不完。你觉得2500万俄罗斯人突然变成外国人,这正常吗?俄罗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分裂国家。这难道不成问题?好吧,也许你不这么看。但对我而言这就是问题。

美国记者:许多人批评俄罗斯,我想你也有所耳闻。他们说,俄罗斯愈发专制,民主程度降低。他们说,(你的)政敌和记者被刺杀或监禁。他们说,你的权力不受挑战。他们说,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你怎么看这些对俄罗斯大环境感到忧虑的人?

普京: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这是必须铭记的一点。说到这些悲剧事件,例如记者遇害,很不幸,每个国家都会发生。但如果发生在我国,我们会尽全力缉拿凶手,将其绳之于法。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将继续改革政治体制,让每一位公民参与市政生活、国家、社会事务,使得政府机关对选民负责。

美国记者:如果你作为国家领袖要求法治,如果你追求正义,如果你……因为你手握大权,要消除那种误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普京: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成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美国发展民主制度花了多少年?从民主的角度,你觉得美国样样完美吗?如果尽善尽美,就不会发生弗格森骚乱,也不会发生警察暴力执法。话说回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美国记者:所以,杀害涅姆佐夫(俄反对派领袖)的凶手会被绳之以法吗?

普京:是的。我说过,这是本国历史的耻辱,凶手必须接受指控和惩罚。

美国记者:你对美国感兴趣吗?是不是最感兴趣的国家?

普京:当然,我们关心美国状况。美国对世界总体上有着巨大影响力。

美国记者:你最欣赏美国哪一点?



普京:创造力。

美国记者:创造力?

普京:处理问题的创造力。开放性,开放思维。这可以释放民众的潜能。所以,美国在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三部分)

美国记者:我再问个问题,你觉得奥巴马怎么样?如何评价奥巴马?

普京: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来评价奥巴马总统,那是美国人民的权力。

美国记者:你觉得外交活动反映了他的弱项吗?

普京:我不这么看。应该这么来看,在任何国家,我觉得在美国更是如此,外部政治因素被用来当作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美国)又要大选了,所以他们就会打出俄罗斯牌,或者别的什么牌。

美国记者:好吧,那我这么问,你觉得他听你意见吗?

普京: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互相听取意见,尤其是那些无关是非对错的事情。

美国记者:在你看来,他是否如你所愿,把俄罗斯——虽然你自己不承认俄罗斯是超级大国——当作旗鼓相当的对手?

普京:(笑)你去问他啊。他是你们国家的总统,我怎么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

美国记者:你关注共和党辩论吗?

普京:我不会每天去看。

美国记者:马克•卢比奥正在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然后,他说你像个流氓。

普京:流氓怎么能进克格勃?得了吧,根本说不通。

美国记者:俄罗斯人民怕你吗?

普京:不怕,我觉得。大多数人在选举中投了我一票,他们信任我,这是关键。我肩负重担,同时,也十分感激人民的信任,我有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

美国记者:你知道,有人叫你沙皇。

普京:那又怎样?他们有各种叫法。

美国记者:符不符合呢?

普京:不,不符合。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叫你什么名字无所谓。重要的是你怎样为了俄罗斯利益付出,作为俄罗斯总统如何回报人民的信赖。

(画面切换)

美国记者:在美国,你知道,关于同性恋权利有些争议,最高法院宣布。你同意美国最高法院的说法吗?你觉得把同性婚姻视为宪法赋予的个人权利是个好主意吗?

普京:我觉得同性恋群体并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例如,其中有些人怀着非传统的性取向,反对同性恋收养孩子,他们群体内部就互相反对,所以,你觉得,与支持收养孩子的同性恋相比,反对收养孩子的同性恋者就不那么民主了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但这些只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俄罗斯的性别政治问题被外界毫无根据地刻意夸大了,而这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

美国记者:请解释。

普京:我跟你说,众所周知,在美国有四个州,同性恋是犯罪。这是对是错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最高法院的判决,但这个问题在美国还没有完全解决,美国司法制度还没有撤销(那四个州的法律),而我们没这个问题。

美国记者:所以你会谴责那四个州。

普京:当然。我坚信,不应该指控或侵犯这些人的权利,无论基于种族、民族、宗教或性取向等原因。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苏联刑法第 120条,规定了基于同性恋问题提出指控。我们把它废除了,根本没有迫害同性恋,非传统性取向的人可以正常地工作、生活、受到嘉奖,我本人也亲自为他们颁过奖状。我认为,应该给孩子创造安宁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成长、认识自我、决定如何生活。他们自我认同是男人、女人,男性、女性,想要正常、自然的婚姻还是非传统婚姻?这是我想讨论的。我认为俄罗斯并未侵害同性恋群体的人权,问题被人刻意夸大了,他们出于政治目的,试图营造俄罗斯的敌对形象。这是攻击俄罗斯的诸多手段之一。

美国记者:攻击从哪儿来的?

普京:从攻击的人那儿来。我们看得到都是谁干的。

美国记者:所以,按照你的说法,俄罗斯高度承认同性恋权利、同性婚姻,和美国差不多?

普京:我们不但承认,而且还维护他们的权利。俄罗斯公民人人平等,包括非传统性取向的人群。

(画面切换)

美国记者:甚至你的伙伴们都在担心俄罗斯经济,第一个原因是制裁,还有石油价格下跌,全球经济危机,是否对你是一大挑战?

普京:你知道,制裁是非法行为,违背世界经济原则、世贸组织和联合国的精神,因为只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才能实施制裁。你知道,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单边行动。这个暂且不谈,制裁当然是有害的,但这不是俄罗斯经济下滑或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国际市场的原油、天然气等俄罗斯传统出口项目价格下跌。这当然是主要原因。制裁进一步加剧了问题,但不会对本国经济造成根本性影响。

美国记者:你们能克服制裁?

普京:不用说,很明显,毫无疑问。(制裁)还有积极的一面,你知道吗?我们过去习惯用石油美元来购买高科技等产品,但制裁来了以后,我们一方面买不到,另一方面也怕某些产品功能被锁住。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自己展开研发,制造业、基础科学等领域不一而足。这是总有一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但以前很难下决心,因为国内市场充斥着外国货。但由于制裁,现在投资家都跑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开发的机会。



苏联垮台 是因为中国做了西方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情?


老高的博客

回顾中苏论战、对抗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如果说苏联是被人谋杀的话,那么凶手之一今天正穿着白大褂带着口罩和手套站在解剖桌旁忙活。这个真凶假装无辜,不但一本正经地向世人宣布他已经找到“凶手”,还危言耸听说自己现在成了这个“凶手”的下一个谋杀目标。

老高按:中秋佳节来临,恭贺各位网友!

今年中秋,适逢月亮与地球相距最近、以最大最圆的形象高悬穹苍,最适合观赏。但是却赶上月全食!熟知中国文化者是否油然而生关于“盈则亏”“满招损”“天道好还”等等之类联想?

由此也想到了人类社会。

前几天我介绍了中国学者丁东对《阎明复回忆录》的读后感,不由得边读边回想起幼年到青年时期,眼看着中苏关系从如胶似漆到兵戎相见的惊心动魄的全过程。

两年前,上任不久的习近平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句冷峻讥嘲“更无一人是男儿”,引发了成千上万篇对这个红色庞然大国一朝覆亡原因的探讨——左右、朝野,说什么的都有。前天我读到美国德拉瓦大学华裔教授、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及其转型的专家程映虹的一篇文章《中共也是苏联瓦解的推手》,证诸我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亲身感受,深感他说的符合历史实情。我相信,凡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不论现在是左派、右派,都会承认这一点吧。

此前读到过,沈志华、杨奎松等多位历史学者都曾论述过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对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的强烈牵制,极大地压缩了苏共调整路线和政策的空间,使他们处境困窘尴尬,危机加重难以自拔。程映虹的这篇不长的文章,则一针见血地直接点明:中共对苏共的猛烈批判,正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此推荐程映虹的这篇文章,盼望习近平及其左右的智囊幕僚们,反思一下中共在苏联垮台中,起了什么作用?承担什么责任?

中共也是苏联瓦解的推手

程映虹,新浪博客

自从苏联瓦解以来,这个历史事变在中国官方和形形色色的左派那里成了一具被翻来覆去再三解剖的死尸。官方和左派以死者家属自居,认定死因是他杀,背后有一个惊天大阴谋,凶手是西方的和平演变加上戈尔巴乔夫的叛变所造成的里应外合。各种书籍、文献和纪录片竭力要让人们相信这个验尸结论。

然而,苏联瓦解的最根本原因是制度。这不但是指那个完全失去了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且更是那个难以维持的多民族国家。在苏联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努力后,那个国家制度就蜕变成了一个过时的大帝国的框架,无法适应20世纪的世界,迟早会崩溃。所以苏联的死因可以说是老年综合症和并发症的结果。 但是,就算我们按照中共的逻辑,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出那么一个政治集团,那么一批人,他们一心一意要搞垮苏联并最终成功的话,那恐怕首推毛和邓的中共。这个中共恩将仇报,背叛苏联,在它后背插上一刀,不但分裂国际共运,而且迫使苏联兵分两路。不但如此,这个中共还在国际上大声疾呼,要西方警惕苏联,不要和它搞缓和。更有甚者,这个中共还把越南当作苏联的走卒,出兵教训,不惜将自己多年援助的成果毁于一旦。追随中共的那段历史,可以说它做的一切,都是唯恐苏联不亡。

恩将仇报,分裂共运

站在国际共运的立场上,应该说五十年代是一个兴旺发达的时刻。尽管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导致了波匈事件,但毕竟社会主义阵营有一个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和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十几个仆从国,再加上1959年革命成功的古巴,就和西方对比的政治实力而言是大有可为。但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起了向苏联的挑战。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个人权欲,毛泽东向苏联的叫板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用中共的话来说,做到了西方帝国主义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究竟有什么使得中苏非得分家不可?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中共党内对苏强硬派邓小平1989年对戈尔巴乔夫的一番话已经很说明问题了。邓说当时我们两家都说了一些空话,其意就是那场争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现在中共内部对那场争论找出的唯一理由是民族主义,说那场争论反对的是苏联老子党的态度,大党大国主义。这纯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算苏联态度有一些傲慢,但和在所谓的“帝国主义威胁”面前保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大局相比,孰轻孰重应该一目了然。何况,中共夺权、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这些都离不开苏联。1949年建政后苏联又给予中共方方面面大量的援助,甚至导致了所谓的全盘苏化。

毛的中共挑起和苏共的争论,在当时受到绝大多数国家共产党的质疑和反对。站在它们的立场上,这纯粹是无事生非,不知毛究竟搞的什么名堂。真正跟中共态度完全一致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它除了意识形态的极端化,还有赫鲁晓夫的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的宿敌南斯拉夫修好这个原因。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北越和北韩,则被迫在中苏之间骑墙。尽管他们国内政策和毛的中共类似,但在国际上还是希望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中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古巴也是如此,但最后它不得不清除了党内亲华的格瓦拉,完全倒向苏联。

从整个国际共运来看,由毛挑起的中苏冷战不但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宣告了共产主义革命这条道走不通。由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起的国际共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周折,总算迎来了一个全球范围内四处开花的大好局面。但在毛看来,这不是大好局面,而是最危险的时刻,所以要大张旗鼓地反苏。这等于是说在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之后,领路人却告诉你走错了地方。这种自我拆台的事,只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才干得出来。

背后插刀 包围苏联

毛的中共和苏联分家后,十年内两党关系很快从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到政治对立,又从政治对立到军事对峙。

中共在国内猛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把毛的反对派作为苏修的代理人挖出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揭露苏修的真面目,到处拆苏联的墙角,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反修斗争甚至搞到莫斯科红场上。这一切迫使苏共做出相应反应,认为中共的真正意图是要搞垮自己,于是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国际政治上,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国家行为。 本来,五十年代中苏边境太平无事。苏联全心全意在欧洲对付西方。现在,中共的反苏迫使苏联兵分两路,这很像苏德战争初期苏联时刻要担心德日同盟,日本会从远东发难,从而将很大一部分兵力留在远东地区那样。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毛的中共简直就是在冷战中自发地配合西方帝国主义,从背叛自己到在自己背后猛插一刀,和西方一起形成对苏联的东西合围,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60年代末开始,冷战的格局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今天很多研究冷战的学者都没有把它纳入东西方对峙的整个格局来衡量。这就是究竟如何看待中苏分裂给世界政治带来的后果。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说,中苏分裂第一是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第二是迫使苏联兵分两路。这两个后果,西方都是直接受益者。所以,毛泽东不但是国际共运的叛徒,而且是西方国家送上门来的意想不到而又求之不得的同盟者。这个历史事实,今天那些毛粉和左派们应该搞搞清楚。

大声疾呼 警惕苏联

到了70年代,中共和西方以及国际反共势力缓和关系,全力对付苏联。当时苏联和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提出“缓和”的口号,在核武器和其他问题上举行谈判。苏联和西方国家也发展了经济贸易和各种文化关系。如果翻阅一下当时中国的报章,可以看到中共的反苏在此刻又有了新的重点,从苏联修正主义到苏联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向世界、首先是西方不遗余力地揭露苏联以缓和为名、行扩张之实的真面目。当时中国的所谓世界大战的预言,基本上都是把苏联想象为进攻的一方的。

毛泽东和复出的邓小平在70年代会见了很多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要,尤其是那些被它认为是对苏软弱或是存有幻想的政治家。在谈话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客人不要相信苏联,苏联霸权主义是如何危险,如何阴险,如何不择手段,和它搞缓和是上当受骗,是绥靖,是纵容侵略,你们迟早会发现吃大亏的,等等。唯恐西方对苏联不狠。相反,对西方那些极端反苏的政客则是待之以上宾。

今天中共想联俄反日,对俄日之间的所谓“北方领土问题”不置一词。但70年代时这个“北方领土问题”在中国报刊上是被大肆渲染的,好像成了中国自己的领土问题一样,中共唯恐日本人忘记,唯恐他们不敢向所谓的新沙皇追讨,要中共出面。

不但如此,中共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成了它在全球区分敌我友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政治上再反共独裁的人也可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两个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古巴则成了苏联的走卒。越南甚至被称为是“东方的古巴”。中共领导人就是如此向美国证明自己“教训”这个昔日小兄弟的正当性的——你就把越南看作是另一个古巴好了,它是苏联的走卒,我替你揍它一顿。

苏联瓦解 假装无辜

明了这段历史,就可以发现,如果说苏联是被人谋杀的话,那么凶手之一今天正穿着白大褂带着口罩和手套站在解剖桌旁忙活。这个真凶假装无辜,不但一本正经地向世人宣布他已经找到了“凶手”,还危言耸听,说自己现在又成了这个“凶手”的下一个谋杀目标。

今天澄清中共在苏联瓦解中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必须强调,苏联的瓦解符合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价值,但这并不是说,凡是为苏联的瓦解出过力的政治势力都是进步的。中共主动迎合西方反苏势力,配合西方的冷战,为苏联的瓦解出力极大,也付出了政治、经济和道义的代价。但它当时用来批判苏联的那些意识形态教条和口号,比苏联当时奉行的离人类普世价值更远。如果说当时苏联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中共则站得比它更远。今天它用来解释苏联瓦解的那些历史原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前车之鉴:中国曾经的十大富豪 下场令人感叹不已(图)


千趣网

  他们曾在商界呼风唤雨,对资本运作得心应手,商业运筹时气势如虹;他们腰缠数亿,是《福布斯》上的常客,被无数中国青少年当作奋斗路上的偶像。然而,由于体制漏洞,由于资本原罪,由于诚信缺失,由于个性使然,最终等待他们的却是锒铛入狱的无奈结局与不可弥补的生命遗憾。

  黄光裕

  (个人财富估值 430 亿元)

  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传奇名字,2004、2005、2008 三次问鼎胡润 " 中国大陆富豪榜 " 榜首,身家达到 430 亿。他 17 岁随兄弟至京,白手起家,贷款 3 万元进行家用电器经销,经过十几年的浴血打拼,一手打造出中国目前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位居全球商业连锁 22 位。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国内 88 个城市以及香港地区拥有直营店近 330 家、员工 40000 多名的国美集团,成就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财富神话。



  然而,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黄光裕却因涉嫌经济犯罪于 08 年 11 月 23 日被北京警方拘查。据报道,黄光裕名下秘密往来的可疑资金约有 700 亿元,涉嫌股价操纵、洗钱、行贿、空壳上市、偷税、漏税等七起犯罪行为。据说案情异常复杂,牵扯面甚大甚广。一代传奇人物,最终落得如此境地,不能不让人扼腕。

  郭建新

  (个人财富估值 :100 亿元)

  89 年哈工大毕业后,郭建新就成为了国内易货贸易的 " 鼻祖 ",用一笔 30 万元的纽扣换回 180 万元的小径木。

  91 年末前苏联的解体,郭建新抓住了二手船贸易的契机,随后的钢材贸易,直接做到哈萨克斯坦最大钢厂在亚洲最大的代理经销商。95 年去了南非约翰内斯堡成立了 " 圣约翰投资基金 " 人工养鸵鸟。短短 5 年间,易货贸易鼻祖 " 郭建新 " 依靠国家鼓励和前苏联解体等各种机遇,积累了约 1 亿现金资本。

  从 96 年起,将全部精力财力投资做荒漠化改造项目 " 高杆菠菜 ",只用了 2 年,疯狂兼并的郭建新控股的沃地莱集团旗下已拥有 14 家农场,一家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耕地超过 10W 亩,草原 7800 平方公里,员工总数达到 1.1 万人。是在国内除了新疆建设兵团,黑龙江农垦集团以外的第三大农业集团公司,拥有中国最大的独立养鸡企业,苹果梨加工基地,沸石加工公司,集团覆盖资产超过 150 亿元人民币。

  郭建新 98 年与澳洲诚信基金签订 " 科尔沁草原改造荒漠化建立生态城 " 的项目,澳方投资 30 亿美元,但因亚洲金融风暴,澳洲诚信基金轰然倒闭,空亏一篑,引发了郭建新集团的资金链断裂,致使郭建新与其合作伙伴合作关系破裂,已致被叛入狱,辉煌一时的郭建新就这么倒下了。

  杨 斌

  (财富估值 75 亿元)

  荷兰籍华人杨斌创造了从孤儿到富豪、从穷留学生到特首的神话。据说,因杨斌向北韩献金,被朝鲜金正日认为义子,内定为朝鲜打开国门的第一个 " 新义州特别行政区 " 长官。

  杨斌少年时靠奶奶摆茶水摊赚钱抚养长大。18 岁参军,25 岁移居荷兰,27 岁创业,38 岁列中国富豪榜第 2 名,仅次于希望的刘永好,39 岁被金正日认为义子,40 岁成为阶下囚。

  2003 年 7 月杨斌因金融诈 骗等六项罪名,遭到沈阳法院判处十八年重刑,距他跻身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不过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定北韩新义州特首更不满一年。

  可以说,杨斌大起大落的悲剧,是中国特殊政经环境的必然产物。

  仰 融

  (财富估值 70 亿元)

  仰融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 年年仅 46 岁的他领导的华晨在纽约、中国香港和上海三地拥有六家上市公司,在 2001 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仰融以 70 亿元的资产名列第三,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鳄。

  顶着 " 财技高超 " 和 " 汽车颠覆者 " 的头衔,从资本市场的行家里手,到中国汽车业的重量级人物,仰融游走于金融和产业之间。2001 年仰融被央视评选为十大经济风云人物。

  2002 年 10 月 23 日,《上海证券报》披露了仰融被捕的消息。申华控股公告,公司于 10 月 21 日接辽宁省公共安全专家厅通知,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辽宁省召集国家计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部门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将华晨部分资产由财政部划归辽宁省。至此,仰融的梦想完全破灭。

  周正毅

  ( 财富估值 30 亿元 )

  早年周正毅开过点心店、服装店。八十年代后期他去日本和美国淘金,虽然在那里没赚到钱,却学到了如何做生意的本领。回到上海后,他在股市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旗下有 4 家上市公司,其中两家在香港,两家在上海。周正毅大多数的业务都在上海,包括农业、房地产、高速公路、贸易以及金融。周的农凯集团 02 年有 4000 名员工,销售收入达 5.40 亿美元。

  03 年 5 月,周正毅因涉嫌操纵证券交易、虚报注册资本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07 年 1 月 21 日周再次被捕。被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判处其 16 年徒刑,处罚金 335 万元。

  顾雏军

  ( 财富估值 20 亿元 )

  顾 84 年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生毕业,85~88 年在热能研究所搞科研,88 年 9 月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并于 90 年在英国成立首家分销公司,三年后业务拓展至美国。

  95 年,顾成立格林柯尔中国公司,2000 年 7 月在香港上市。01 年 10 月顾收购科龙电器,03 年 6 月顾拥有全资股份的顺德格林柯尔成功入主上市公司美菱电器,成为其控股一大股东。03 年 12 月顾宣布出资 4 亿余元入主亚星客车,04 年 4 月顾又入主襄阳轴承。04 年 8 月郎咸平指责顾雏军在 " 国退民进 " 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

  08 年 1 月顾被指控虚假注册资本罪、虚假财会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四项罪名。顾雏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有可能成为世界级企业家的顾雏军就这样倒下了,而他曾经创造的商业奇迹令人难以忘记。在最辉煌的时候,顾雏军一人就掌控了多达五家上市公司,并购的其他企业更是不计其数,外界也形象的称这些公司为 " 顾氏帝国 "。

  唐万新

  唐万新 64 年出生于乌鲁木齐市一个支边干部家庭,86 年大学肄业的唐万新干了许多小本生意,但均遭失败。直到 95 年,唐万新成立了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从此德隆由一家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 1200 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

  德隆涉足行业之多令人称奇,从番茄酱、水泥到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再到种子、矿业、等等不一而足;而其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手段控制的金融公司同样令人感叹,从信托、证券、租赁再到商业银行,所有的金融工具几乎一一囊括,但他的野心却吞噬了自己也吞噬了德隆。

  04 年 12 月 17 日,作为近几年在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核心人物,唐因公开对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罪被正式拘捕,这个 40 岁男人的一生或许就此暗淡。

  牟其中



  原南德集团总裁,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曾用罐头食品从前苏联换回了飞机。

  1989 年,中苏贸易日益频繁。当时苏联极度缺乏轻工、食品等生活用品,而中国的轻工业品过剩。当年十月,牟其中与前苏联达成了购买 T-154 客机的协议。随后,用五百车皮罐头食品换回了四架 T- 154 客机。

  1995 年 2 月,《福布斯》将牟列入 1994 年全球富豪龙虎榜,中国大陆富豪第四位。其在海内外拥有二十多家企业和七家研究所,94 年总资产二十亿,净资产九亿。其牟的财富超过 20 亿元 "。据此把牟定为 " 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 " 和 " 大陆超级富豪之首 "。96 年 3 月,牟因被举报经济问题而被扣留护照,最终未能跨出国门。2000 年,中国法院终审因犯信用证诈 骗 罪,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

  张 海

  ( 财富估值 10 亿元 )

  张海,74 年 5 月出生,河南开封人。2000 年始,扬名国内资本市场。当年 4 月,凯地公司借收购深圳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之机,入主由上市公司中国高科。

  次月,张海任中国高科董事长,成为 " 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其时,外界已对其语焉不详的资历不无质疑。02 年,张海以浙国投名义 " 闪电收购 " 健力宝,执掌国内最大饮料厂家,时年 28 岁。媒体称之 " 亮出轻狂的资本面孔 "。张主政健力宝前期,多有 " 大刀阔斧 " 之举,亦曾力推饮料主业。后期,转以健力宝品牌展开资本运作。两年间,主业经营频频失策,而资本运作亦劳而无功。

  健力宝日渐衰颓。至 04 年 8 月,被股东联手逐出。05 年 3 月张海被捕。检方指控其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健力宝集团 1.21 亿元,挪用健力宝集团资金 9473 万元。后获罪 15 年。

  周益明

  (财富估值 10 亿元)

  周益明出生于 74 年 5 月,03 年以 10 亿身家跻身于《福布斯》内地富翁榜。

  93 年,周益明只身一人 " 北漂 "。96 年,周投资研制防雾灯,并在公共安全专家部公开招投标时中标,从而获得他人生中的第一笔财富 1000 万元。97 年,周南下广东,结识 " 资本大鳄 " 三九药业的董事长赵新先,学得了不少资本运作的方法,并以 1000 万的价格购买三九电脑公司,更名为明伦光电公司。成立之后的 02 年 8 月,周收购香港联交所联大集团 75% 的股权;次年 3 月,再次投入 3.8 亿元收购了明星电力,使明伦集团成为明星电力第一大股东,为制造购买明星电力资格,他用 11 万做出一份总资产 27 亿元、净资产 12 亿元的 02 年度资产审计报告,同时与银行周旋,以企业流动资金的名义,从深圳、广州等地银行获得了 3.8 亿元收购资金。

  07 年 4 月初,四川省高级法院作出了终审裁定。周益明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第一个以 " 合同诈 骗 罪 "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上市公司老总。



和王岐山談法治後,福山再論中國壞皇帝問題


        2015-09-26




VOA


中國商店出售的一副“中國夢”衆官圖撲克牌,習近平是“大王”,但英語這張牌是JOKER,也就是“小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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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洋

 



習近平成爲中國繼鄧小平甚至毛澤東之後權勢最大的領導人,他權力穩固後,是要大膽推動改革呢?還是成爲一名暴君?這是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在一次研討會上提出的問題。


2014年9月,福山出版了他的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在書的一開始,他就引用了美國開國元勳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的名言:“對一個好政府來說,執行力是第一位的。他可以使得一國免遭別國的入侵,他可以保證法律的有效執行。不管一個政府基于什麽樣的法理基礎,如果缺乏執行力,它都是一個壞政府。”




弗朗西斯·福山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邁克爾·曼德巴姆在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的一個研討會上。(美國之音斯洋拍攝)弗朗西斯·福山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邁克爾·曼德巴姆在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的一個研討會上。(美國之音斯洋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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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邁克爾·曼德巴姆在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的一個研討會上。(美國之音斯洋拍攝)
弗朗西斯·福山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邁克爾·曼德巴姆在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的一個研討會上。(美國之音斯洋拍攝)

1989年初,在柏林牆倒台前,福山發表著名文章《曆史的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在文中,他斷言,民主制將“成爲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隨後幾個月柏林牆的倒塌,福山聲譽鵲起。


後來福山研究人類政治秩序。他認爲現代政治秩序的起源與發展有三個重要基石,那就是:國家建設、法治和民主問責。他說,一個國家只有同時具備了這三個條件,才能夠維系穩固的政治秩序。


然而,曆史似乎沒有就此終結。中國共産黨鎮壓了六四民主運動,抵制了“蘇東波”民主化潮流,卻創造了經濟奇迹,並以中國模式挑戰著西方經濟資本主義加政治多黨民主的模式。而俄羅斯在強人普京領導下正試圖恢複昔日蘇聯的強勢。


福山2014年的新書出版後,可能是因爲這段有關國家執行能力的論述,有些人認爲他可能已經改變了他對民主的認識。


據稱,福山也因此得到中國共産黨的關注。2015年4月23日,福山和其他兩名學者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邀請,在中南海與其見面。福山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多次強調,他的基本觀點並沒有産生變化。他強調,政治發展的三要素中,需要有一個平衡。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前夕,福山在華盛頓出席了一個研討會,再次談論他對人類政治發展的看法。他同時談到“中國模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及他所說的中國體制中無法解決的“壞皇帝”問題。


習近平是好皇帝還是壞皇帝?


弗朗西斯·福山說,中國政治目前最大的危險是習近平聚集了太多權力,且不受限制。


他說,習近平是繼鄧小平以來中國最有權力的領導人,他甚至還可能是繼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力的領導人。但是,這正是中國體制的“阿喀琉斯之踵 (弱點)”, 因爲所有的一切將取決于習近平的意圖。他是好皇帝還是壞皇帝? 很多人希望他能夠在擊敗所有的對手後,鞏固權力,然後欣然轉身,改革經濟和政治體制。但是,他也有可能成爲一個暴君(tyrant)。這一點人們還不清楚, 不知道會是哪種選擇。


中國模式和壞皇帝


福山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但是他認爲這個模式很難在東亞之外的地區被複制。他說,這種模式的基礎就是中央集權的(centralized)、非個人化的( impersonal) 官僚體制, 這個體制可以追溯到2300年前的秦朝時期。這個體系依賴于一個強大的高質量的國家,同時來取代法治和很多其他的東西,但是這是一個非常不平衡的體系。


他認爲,關于這樣一個專制體系的真相是,它可能會引出非常好的結果,也可能會引出非常壞的結果。中國的毛主義就是一個壞的結果,沒有限制的獨裁。 文化大革命時期,所有現行體制都被摧毀一旦。


福山說,中國1978年之後的領導層就是著力恢複這些真正的制度,而且他們取得的成功也是令人矚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確保經濟發展獨立于黨的領導。他們恢複了政府的職能。


福山說,中國現在有某種程度的制度,其中最大的一個優勢就是他們的威權政府有任期。他提到,中國的領導層已經經曆了三個十年的輪換。如果烏幹達總統穆塞韋尼和埃塞俄比亞領導人梅萊斯·澤納維以及其他非洲領導人都這樣,這些國家會好很多,我們對他們的看法也會更肯定一些。他說,中國實行的是一種通過官僚體系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制度運作的“極權主義”(absolutism),雖然談不上法治。


開明專制和好皇帝


福山說,這種體系最大的一個負資産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昏君”問題。 如果有一個好皇帝, 有鄧小平或是李光耀,你就可能比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采取更多的行動,因爲他不需要虛心面對各種說客、各種工會、各種纏繞不休的媒體和總是批評指責的反對黨。福山說,想想鄧小平爲中國開放所做的一切,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領導人可以在那樣的時間內對自己的社會推行那樣迅速地根本的結構性變革。他成功了,因爲他是個獨裁者,而這恰恰就是中國的負資産( liabilities)。


福山同時指出,中國對領導人的權力沒有限制,10年的任期也沒有寫進憲法,這就意味著可能被更改。福山提到,如果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領導人,極富個人魅力,他可能說,10年任期不夠, 我很有很多事情沒有完成。福山提到,這也是薄熙來帶來的問題,所以中國的集體領導層就讓他出局了。


政治發展三要素 中國不平衡


福山談到政治發展的要素: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問題。他說,中國政治發展並不平衡。


他說,理解政治發展,有一個比較簡明秩序框架,其中有三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他相信現在政治體系應該依賴這三個獨立的支柱。


第一就是國家能力,國家就是一個權力的壟斷。就是國家合法地産生,利用權力來執行法律,保護國民免遭來自國、內外的暴力,提供公共産品和服務包括教育、健康、基礎設施等諸如此類的東西。


第二個支柱是法治。這個有很多的定義,但是他認爲,從政治上來講,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套透明的制度,而這個制度必須同樣適用于整個政治系統中最有權力的人。如果總統或是總理可以隨意改變這個制度,這就不是法治。所以法治從根本上說,就是對權力的限制。


第三是民主問責。福山說,我們現在通常是通過自由和公正的多黨選舉這些程序來定義民主,但是這些程序的重要一點就是保證政府真正反映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顯示了統治精英階層自己的利益。


這位學者指出,這三者之間其實是有矛盾的。國家是制造和使用權力,而法治和民主問責是對權力進行限制的,這中間必須有一個平衡。他說,你不能只是具有其中之一。如果只具備國家能力,中國現在基本上是這樣一個狀況,有有限的法治,沒有民主,這就容易産生暴君。另一方面,如果只限制權力卻沒有國家能力,這種國家也不成功。福山說,在這方面,極端的例子是伊拉克和敘利亞,這兩個國家甚至都沒有有效的政府,不能控制自己的領土。福山還說,尼日利亞的例子可能更有代表性。這些國家有民主選舉,有一定程度的法律,但是國家能力太弱,不具備實施能力,高度腐敗等等。


王岐山告訴福山:中國不會有獨立司法


2015年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南海會晤福山和另外兩位學者。中文網絡後來流傳出有關會晤的細節。


美國之音記者問福山的談話感受,福山這樣回答:“我是與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會晤了,我一直沒有在公開場合談論過, 我唯一能告訴你的是,我總算是問到他一個問題 ……我問他,你能想象到中國法庭獨立的時候嗎? 他的答案是:絕對不可能,這永遠不會發生,這必須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 在這一點上,他是是毫不含糊的 (笑)。”


福山在華盛頓的討論會上還談到中國的經濟成功。他認爲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建立了財産權等一定的制度。



姚监复:鲍彤谈话录:邓小平晚年悔愧交加



2015年8月04日

    
    姚监复曾问鲍彤:“你怎么知道邓小平晚年悔愧交加?”鲍彤笑答:“几年前,他女儿在国外答记者问,说:‘六四’,没有经验,死了人,是个悲剧。这种阅尽沧桑、老气横秋的话,哪里是年纪轻轻的人所能想得出来的?恕我武断,我认为这是女儿在复述老父病榻上的遗言。老人回首前尘,悔愧不已,女儿耳熟能详,遇到采访就脱口而出。‘没有经验’,是愧;‘死了人’,是悔;‘悲剧’,是对六四重新定性。十八年了,定性相持不下。老百姓认为是领导人‘镇压’,领导集团则倒打一耙,说是老百姓‘暴乱’,‘动乱’;后来又蓄意要人们在记忆中抹去,改口为轻描淡写的‘风波’。邓氏父女的‘悲剧’二字,倒是又准确又含糊,既有规定性,又有伸缩性,无论从哪方面看,不能否认是个悲剧。现在的领导人如能尊重邓家的意见,把‘风暴’、‘动乱’、‘风波’定性为‘悲剧’,我看能够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达成‘悲剧共识。’”“既然是悲剧,就应该按悲剧来善后。”本文摘自2007年8月26日《华夏文摘》,作者姚监复,原题为《鲍彤破解邓小平晚年“悲剧共识”》。
    
    姚监复:鲍彤谈话录:邓小平晚年悔愧交加


    
    2015年1月14日,赵紫阳的前助手鲍彤抱着赵紫阳的照片,纪念他逝世第十周年
    
    2007年6月我(姚监复)在美国参加了在东岸普林斯顿大学、西岸加州大学两地召开的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外归来见到了鲍彤先生。7月17日是在饭店见面。因为原来批准给我的到鲍彤家的“会友权”,没有获得批准,但愿这不是对大陆参加反右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们进行“清查”的信号。但是,我毕竟能继续同鲍彤先生见面,体现了有关当局仍愿表现和谐社会的形式,令人期望民主、自由、人权能有新进展。
    
    鲍彤深情怀念远方友人
    
    鲍彤一遍又一遍地、一张又一张地凝视着我在美国拍的一些照片,他努力辨认照片上与我合影的人是谁。我故意不说出这些曾经在赵紫阳直接领导下同他朝夕共事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同事的姓名,我相信他会一眼认出“谁是谁”。但是,令人遗憾也令人难过,相别18年的历史沧桑,让鲍彤竟然不敢确认照片上的熟人了,同他记忆中的当年形象大为不同了。他只认出或者是估计出一位老人:“这是苏绍智。”而对其他老朋友、老同事都不敢确认,我告诉他以后,他还盯着照片上稍显苍老的人像问我:“这是严家其?白头发的是高V?”“这是陈一谘?”“这是吴国光?”在看了两遍以后,他又一遍从前到后重新翻看着、端详着,仍然不相信18年以后的照片上的“老人”是当年与他共事的充满精力、热情与幻想的中年学者。“这是谁?”“哦,这是······,你刚才告诉我了。”
    
    鲍彤一点也没有动盘中的食品,全神贯注地深情地一遍遍地看着照片上的昔日友人。照片上的远方流亡者也真情地向鲍彤微笑着,我也转达了他们对鲍彤的问候与祝福。照片,在此时此刻使远隔千里的老朋友的心在交流。鲍彤盯着我的眼睛,严肃而动情地对我讲:“你一定要写一篇稿子。题目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他以带有希望的眼神对我讲:“我真想有机会同你一样飞过太平洋,在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来回穿梭,会见这些老朋友。”
    
    鲍彤对我、也是对照片上的远方朋友说:“我真希望在北京同他们见面。”但愿奥运会的历史机遇能让鲍彤的希望成为现实,而不是一个梦想的泡影。
    
    鲍彤回忆“厂桥旧侣”
    
    我谈到在美国东西海岸的大学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举行“反右派斗争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情况。鲍彤不胜感慨地说:“什么是反右?反右是中共领导人践踏中国的法律,斗争中国的公民。毛泽东是主帅,邓小平是次帅。已经过了五十年,还不准在中国大陆开会纪念!什么时候,大陆也能开这样的会,就好了,中国老百姓就自由了。”他说:“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得自由,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谈到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等地的学术性活动中,遇到了严家其、陈一谘、吴国光等多位学者、教授,他们都要我转达对鲍彤的问候。鲍彤回忆道:“我们是厂桥旧侣。”
    
    “厂桥?”我问道。
    
    “厂桥不是桥,是中南海外西北方向的一块地,五十年代那里有华北局办公的平房,后来归中央办公厅,盖了个招待所。十三大前的‘政改办’(‘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人员是从各单位借调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一通过,十三大一召开,除了继续留‘政改研究室’工作的人员以外,大家各就各位,回原单位。家其回政治学所;一谘回体改所,国光回《人民日报》评论部。”
    
    “吴国光后来继续是‘政改研究室’的成员?”
    
    “是的,是特邀研究员。1986年我向人民日报请援,胡绩伟和范荣康先生盛情送来了吴国光。但有君子协定,‘只借不调’。1987年‘政改办’结束,我当然履行前诺。不过,‘政改研究室’仍请他常来常往。所以他那本《赵紫阳和政治改革》,包括了十三大以后的一些史料。紫阳赞赏那本书,因为它记录了一段历史。”
    
    我说:“我不认识范。”鲍说:“范先生是吴国光的导师,八十年代《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五六十年代的主力记者,他的采访基地在厂矿,不在农村,所以你感到生疏。范夫人是《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子女是梁左,梁天,梁欢,该知道了吧!”我豁然开朗,知道了,也记住了。
    
    我告诉老鲍,国光现在潜心学术,在加拿大一所大学任教。老鲍很赞成,说,学术是学者的本行,中国需要学者。
    
    鲍彤呼吁:解除禁令
    
    “前年刘宾雁患癌症,想回国治疗未获批准,不幸去世了。现在,苏绍智、严家其、高V、陈一谘身体不好,都希望回国治病。但有关部门下了禁令,不准他们回国,或者只准回原籍。回到农村怎么治大病?”我说。鲍说:“什么年头了!还不把禁锢流亡者的禁令解除?流亡是‘悲剧’。陈一谘参加起草的三所一会‘六点声明’内容,敦促学生结束绝食,呼吁各界维护秩序,要求公开决策分歧,建议召开人大特别会议,都是爱国之论,哪一条算得上“罪”?碰上黑暗年代,爱国者们很容易被错当罪人。1989年的‘悲剧’,是过去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制造的,流亡者,死难者,都是受难者。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就不应该‘按既定方针办’。维持那些亲痛仇快的禁令,徒然叫腐败分子称快!“
    
    为什么不能让这些年过六十的患重病老人回国治病呢?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方针也应当落实到这些坚持民主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身上。
    
    忆天涯故人的学者——严家其
    
    严家其送我一个巴黎圣母院模型的微型纪念品,我转送给鲍彤,因为我理解他们之间的友情很深。“这是天涯故人所赠”,老鲍说,郑重其事收入口袋后,回忆道:“我认识家其是在1979年初的务虚会上。他发言要求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有些领导人批评他。家其面对高压,坚持自己的结论。在同年9月的建国三十周年理论座谈会上,他重申前议,殷切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次,我和家其编在一个组,他发言后,我响应。
    
    “打小报告是邓力群的特长。1987年,邓小平废黜胡耀邦,发动反自由化,邓力群认为机会到了,向中央告状,说,严家其搞自由化,他怎么能搞政治改革?邓力群要求把严家其调回社科院批判。紫阳制止了,说,严家其在这里工作得不错,不能走。邓力群没有成功。
    
    1989年6月,“机会”真的到了。国务院委托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作“平暴”报告,无中生有,捏造了全部内容。其中说,严家其是因为鲍彤向赵紫阳推荐而得到重用的。这个情报,纯属虚构。
    
    “真相是,1986年9月,赵紫阳受邓小平委托,准备向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赵紫阳请胡乔木介绍一位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参加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胡乔木提名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在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赵对薄一波、胡启立、田纪云说:“办公室需要学者,严家其是位学者。”
    
    “报上登出陈希同代表国务院欺骗人大常委的那个假报告时,我早已身在狱中,很为严家其处境担忧。我向专案组声明,向赵紫阳推荐严家其的,不是我这个囚犯鲍彤,而是邓小平的助手胡乔木。胡乔木当时尚在,不难核实。”
    
    鲍彤郑重地对我说:“严家其是一个没有官气,不追求权力与金钱的学者。他是一位书生气十足的学者,绝不是政客。”
    
    严家其的“非程序更迭”预言
    
    我告诉鲍彤,有人认为,严家其研究“非程序更迭”;这刺激邓小平采取了镇压行动。鲍说:“邓小平是景岗山的老虎。套毛泽东的话,刺激是这样,不刺激也是这样。用邓小平自己的话,大气候决定了,小气候也决定了,为了保卫一党专政,反正铁定邓小平非调动几十万解放军来镇压老百姓不可。”
    
    “‘非程序更迭首脑’是政变的主要形式。中国二十世纪史,可以说是首脑的非程序更迭史。这是严家其从文革以来关注和研究的课题。邓小平对这种研究无疑反感得很,那是邓自己的选择。政治家可以不喜欢学者的课题和观点,但无权因反感而发动反人民的浩劫。对学生悼念耀邦,对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邓小平统统反感之极。但是,无论学生,无论学者,无论赵紫阳,都毋须替邓小平负担罪责。大政治家应该百分之百对自己的独裁行为负责。把邓的罪恶归因于学生请愿、学者的议论、赵紫阳的抗命,无论道义上、法律上,都没有根据。邓小平自己明白得很,他是在悔愧交加中度过余年的。
    
    鲍彤说:邓小平晚年悔愧交加
    
    我问鲍彤:“你怎么知道邓小平晚年悔愧交加?”
    
    鲍彤哈哈大笑:“我可没有刺探情报手段,也没有捏造事实的本领。我只是以他女儿的语言为素材,用常识分析了一下。几年前,他女儿在国外答记者问,说:‘六四’,没有经验,死了人,是个悲剧。这种阅尽沧桑、老气横秋的话,哪里是年纪轻轻的人所能想得出来的?恕我武断,我认为这是女儿在复述老父病榻上的遗言。老人回首前尘,悔愧不已,女儿耳熟能详,遇到采访就脱口而出。‘没有经验’,是愧;‘死了人’,是悔;‘悲剧’,是对六四重新定性。十八年了,定性相持不下。老百姓认为是领导人‘镇压’,领导集团则倒打一耙,说是老百姓‘暴乱’,‘动乱’;后来又蓄意要人们在记忆中抹去,改口为轻描淡写的‘风波’。邓氏父女的‘悲剧’二字,倒是又准确又含糊,既有规定性,又有伸缩性,无论从哪方面看,不能否认是个悲剧。现在的领导人如能尊重邓家的意见,把‘风暴’、‘动乱’、‘风波’定性为‘悲剧’,我看能够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达成‘悲剧共识。’”“既然是悲剧,就应该按悲剧来善后。”“你说该怎么善后?”
    
    我想处理善后至少要经得住历史检验;要让死难者灵魂得到安息;要让受难者的亲友和国内外的舆论能通得过。按“悲剧”定性“六四”,作为善后处理工作,这是构建和谐社会非走不可的重要而关键的一步。
    
    来源: 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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