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美于昨，明日复胜于今。”在中共掀起反腐风暴以来，其长期掌控的中共政法系统引起大震荡。今年当局宣布周案的落幕，亦是将这一黑幕划上了句号。不过，公安系统该如何摆脱“周永康时期”的影子，是现今中共需要思考的事。

　　连日来，公安部长郭声琨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上不止一次表示要“推进深化公安系统的改革”，大陆媒体相继刊文给予报道。更有观察者指出，在即将临近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公安以及国安等政法系统将有大改组的趋势，分析认为，一方面是机构改革，另一方面时主管人事将会发生变动。

　　郭声琨

　　反腐重灾区传闻更迭

　　由于周永康过去掌控的政法体系长期拥有极端特权而得到庞大的利益，因此政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和谐的声音流传而出。早些前，港媒披露称，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与副书记兼公安部长郭声琨之间分歧严重，但是对分歧究竟如何严重却未再多言一二。

　　有分析人士认为，近两年来公安高层治警不力，而公安系统向来积弊已久，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制度不断的完善。2012年“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局风起云涌，以至于到后来不断有薄熙来与周永康结盟准备发动政变的传闻。

　　中共十八大后，原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出任政法委书记，同年，原广西省委书记郭声琨接替孟建柱出任公安部部长。2013年，郭声琨已成为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其实，在2002年至2012年这十年间，中国大陆公检法之间相互制约的监督机制因政法委越位干预而崩溃。外界有评论认为这是政法系统的警权失控，导致各个部门和民众矛盾不断加深。2015年9月24日，孟建柱在出席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讲话时，强调要深入推进警务机制改革、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和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等。而郭声琨讲话时谈到了有关公安厅行政管理改革，提升行政管理效能，推进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警察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等问题。

　　这似乎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中共现已着手开始要彻底肃清周永康在政法系统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公安系统改革

　　从公安部到地方各省市公安机关，再到基层所队，每一个部门、警种都要拿出具体的改革任务。像是侵财案类案件，比如非法集资、网络诈骗等，会成为公安工作的重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城镇化带来的大量人口迁移和人口结构变化，公安机关如何保障人口有序流动，如何建立动态的人口管理模式，这也将会现今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首要改革任务。

　　有分析认为，公安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要明确职责，清晰事权划分。分析称，公安部门现在事权不是少，而是太多，一些非公安的事权，可能会交给政府其他部门或社会组织，更加凸显公安机关的专业性。只有事权明确之后，组织机构改革就是必然的。

　　此时，也需要谈到关于公安队伍的正规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建设，重点是完善警察分类管理。来自北京的一位政经观察者指出，在过去，公安机关总是受困于国家一般行政人员的局限，那些县级公安机关也只是行政科级单位，无论管理模式、工资待遇、职业保障，还是职业心态调式，很难调动民警积极性。分类管理一定会凸显警察职业自身特色实现警察职业保障。

　　这里以香港警察的分类管理为例，警察与公务员有所区别。公务员为49级，而警察为59个等级，等级与工资福利、退休养老等挂钩。也就说明，职位管理分类改革就是要基于职业特点，即使在基层，民警退休拿到的待遇也可能和行政机关处级、厅局级收入没太大差别，这也是基层民警一致反映和期盼。

　　纵观而今，在周永康的政法帝国坍塌之后，中共如何走出“周永康的政法阴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今后的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三类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应该是同步推进的。

　　今年10月15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也即将召开，如何抓住司法体制改革以及整体推进的部署，以及如何抓住《人民警察法》正在修订的机会，是中共必须正视的关键所在。

　　荥经原县委书记蔡中

　　蔡中的老上司徐孟加

　　10套别墅组成的办公房

　　蔡中，荥经原县委书记，曾买过十套别墅办公，接受副县长四次送钱。

　　作为雅安窝案中首位落马的官员，他的最后一次“重大立功”也泡汤了。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四川荥经原县委书记蔡中，作为雅安窝案中首位落马的官员，在徐孟加被判刑之后终于尘埃落定。

　　九派新闻记者近日获得的判决文书显示，蔡中收受24人贿赂达300余万，鉴于蔡中自首并检举揭发包括一名副厅级干部在内的两人的犯罪行为，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没有徐孟加就没有蔡中

　　蔡中出生于四川南江，1990年进入四川水产局系统。1997年1月，孟加主政四川省水产局，官居副厅级。正是在这里，蔡中结识了上司徐孟加并与之共事三年。

　　公开资料显示，徐上任数月后，蔡中从水产局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升任水产局科教科科长。2000年年底，徐离开水产系统，前往攀枝花担任市委副书记。他走后五个月，蔡被提拔为副县级。八个月后，蔡离开水产系统，这是他从政以来首次脱离水产系统。

　　接着，蔡中在乐山市担任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2002年9月，蔡被调任至雅安雨城区担任副区长。在雅安，蔡认识了比他晚来三个月的上司蒲忠——雅安雨城区副书记，自此，蔡渐渐卷入雅安“窝案”的核心。

　　在雅安时，蔡中最初仅被任命为雨城区副区长。2005年7月，蔡中的老上司徐孟加空降雅安，成为雅安市委书记。

　　徐孟加入主雅安后，蔡中的权力之路似乎开始驶入快车道。

　　公开资料显示，蔡于2006年7月成为雨城区宣传部长，一个月后成为雨城区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0月成为区委常委兼纪委书记。

　　2013年雅安地震，时任雅安市委书记的徐孟加接受记者采访，这位“官话太多”的书记随即被央视主播打断。

　　该采访不仅成了徐落马的导火索，还牵出一桩雅安官场“窝案”。

　　得益于徐提携的蔡中成为窝案中首告落马的官员。

　　2013年9月，蔡中被立案调查。

　　两个月后，时任雅安市副市长的蒲忠被四川省纪委带走，与其同时接受调查的还有时任雅安市委书记的徐孟加。

　　买十套别墅办公

　　根据四川省纪委通报的消息，蔡中最初之所以被查，是因为他提议并决定由荥经县国资公司以每套360万元的价格购买某房地产公司的10套别墅，经装修后，这些别墅被用于荥经县13个部门办公。

　　这10套别墅位于荥经县新城区的鸿林新城，而该项目正是由四川鸿林建设有限公司建造。

　　四川鸿林建设有限公司隶属于鸿林集团，成立于2002年1月12日，法定代表人汪济湘，注册资本6356 万，主营各类工程施工。

　　该公司简介上写着，“历年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达100%，优良率达85%，公司通过了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曾连续四届获雅安市建筑工程质量最高荣誉‘雅州杯’奖”。

　　雅安地震之后，这10座办公大楼受损，此处的办公部门只好又搬回了老城区的政府大楼。

　　向蔡中行贿的并非只有鸿林建设有限公司。

　　自2008年起，蔡中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多次收受24人的贿赂，最大数目为112万元，最小数目为1.5万元。送112万元给蔡中的是四川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某，该公司给蔡中行贿过7次。

　　向蔡中行贿的人员中，以房地产、矿业、林业等商人居多，当然也不乏诸如原荥经县副县长这样的官员。

　　判决文书显示，蔡中曾四次收受原荥经县副县长、公安局长骆某某送的现金共计8万元，七次收受原荥经县人民政府防汛办公室主任、荥经县水务局局长王某甲送的现金共计3万元及价值共计2万元的购物卡。

　　此外，蔡中还收受荥经县水利局党组成员、荥经县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徐某乙送的现金人民币3万元。

　　“重大立功”泡汤

　　今年3月24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纳溪刑初字第68号刑事判决，“蔡中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15万元，其受贿所得赃款赃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蔡中及其辩护人认为，蔡中检举二人犯罪事实属实，被检举对象属于全省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包括一名副厅级干部，应当构成重大立功。

　　其不服一审判决，向泸州中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依法从轻改判。

　　泸州市检察院则称，关于蔡中的检举情况有省纪委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证明，经查证属实的仅有“检举一名副厅级干部”的部分事实；其次蔡中检举并查证属实的案件不属于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原判认定其构成立功，但不属于重大立功适用法律正确。

　　泸州中院认为蔡中在接受调查期间，主动交待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揭发两人的犯罪行为，经查其中一人不成立、一人部分成立，属于立功，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蔡中揭发他人犯罪并查证属实的部分，不属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在全省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不成立重大立功。

　　6月11日，泸州中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落马牵出官场窝案

　　据《东方早报》报道，雅安政界人士认为，以蒲忠被移交司法为标志，雅安建市以来第一次涉及地方一把手的窝案逐渐浮出水面。

　　蔡中案暴露出的“一把手”腐败案已经不是新鲜事。

　　去年，中纪委公布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时，曾发文指出，“官商勾结”、“‘一把手’涉案”、“苍蝇式腐败”、“山头主义”“拉票贿选”已经成了五大突出腐败问题。

　　文中提到，“巡视发现，前些年四川一些领导干部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的职务晋升和经济利益，形成官官勾结、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

　　文章还说，“‘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数量多、危害大，而且呈现上升趋势。这些‘书记’‘市长’‘董事长’‘总经理’，或利用手中大权设租寻租谋取私利，或借职务之便非法侵占国有资产，或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受贿卖官，与一般的腐败案件相比，往往性质更恶劣、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