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何清涟爲美國之音撰写的评論文章。這篇特约评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来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不能让李嘉誠跑了”這個话題鬧得沸沸揚揚，至今余烟袅袅。從话題的挑起者，直到李嘉誠本人通過長实地産年中報告的表態，再到《人民日報》那篇顯示大方的《遇到困難李嘉誠不能共度難關 不必挽留》，不僅突顯了中國人至今對國際资本的流動規則还處于機會主義的認识水平，更突顯了權力與资本之間日趨緊张的關系。
有關爭論可以看作是權力與资本之間的“代理人战爭”，至少揭示了現階段资本在中國的三重困境。
第一重困境：港资在中國名外实內的身份困境。
当年鄧小平确定改革開放政策时，“開放”這一翼上書“吸引外资”四個大字。直到90年代，港资都是外资中的重中之重，台资次之。当时，從事中蘇两國改革比較研究的學者一致認爲，世界各地的華人资本成就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香港的地理位置與其特殊的經濟作用，決定了当时中國將港资作爲外资對待的政治考量。我曾在《中國地區治理危機的起源：經濟篇》中，分析了香港地理位置爲其帶来的优势，在中共建政後，主要是爲中國大陆充当“國際掮客”，在中國面臨西方全面封鎖时，既是中國對外的“國際通道”，还是從國外引進资金技術的渠道，更是開展進出口贸易的基地。1979年以後，中國對外改革開放，香港商人不僅成爲投资中國大陆的主體，还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引路人與桥梁。当时，引進外资中，港资占比爲70%，接下来才是台资與日资。
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香港逐漸喪失了中國轉口贸易的地位，離岸金融业務漸漸劣质化，淪爲中國權貴官僚的资本外逃中轉站與“大陆洗錢的後花园”，並化身爲港资。我在《人民日報“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後的秘密》中，指出該報2013年8月12日的文章“外资並未大規模撤離中國”所附图表“中國大陆的十大外资来源地”揭示，其中来自香港的投资爲397.15億美元，在全部外资中占比爲65%。
如果说1978年至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前，中國將港资当外资看，是因爲香港当时还未回歸及回歸初期，出于政治考量必須這樣做。那么，2001年之後，則出于中共政治集团內部人的利益考量，香港在經濟上被視作外资，對利益集团来说，是洗錢、轉移资本的重要管道。
至今，超级港商與在港中资都是與中共血肉相連者，白手起家的中小港商或是在他國另起爐竈，或是破産收山。但“李嘉誠們”與中共血肉相連者的身份困境及其撤资，却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话題。
第二重困境：外资眼中，资本許進不許出意味着资本流動受限。
“李嘉誠們”的故事，中國人都明白，但外國人不明白。今年中國股市中政府强令托市，最後以“做空中國”的罪名抓人，普遍被視爲政府對资本市場的不当幹預，是政府惡意限制资本自由流動。國際投行界從中嗅到危機，開始用“狗嘴裏的肉包子”形容投资中國股市，《不能让李嘉誠跑了》這個话題在外资疑慮时適时出現，更让國際投行界産生怀疑，認爲中國政府可能會管控國際资本流動。
所谓國際资本流動，是指资本在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轉移，具體包括投资、貸款、援助、輸出、輸入、買方信貸、賣方信貸、外彙買賣、證券發行與流通等等。按照资本跨國界流動的方向，國際资本流動可以分爲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在加入WTO之时，主要成员國美欧各國等要求中國將来開放金融，允許外國资本進入。但因爲在WTO成员國当中，基本没有资本准入不准出，即欢迎外资進入却限制资本流出的事例，也因此從未考慮過這種情況下的應對之策。今年中國政府管制资本流動算是让國際资本長了見识。
這種見识让國際资本多了一重擔忧，萬一哪天中國限制资本流出了怎么辦？因此，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奉行完整的资本流動規則：不僅欢迎资本自由進来，还應該允許资本自由出去。
第三重困境：中國私人资本對自身安全的擔忧。
中國的私人资本，一直被輿論視爲有“原罪”。從民間視角看，大部分民營企业都依靠權力，通過官商結合在“灰色地帶”活動，才能將企业做大做强，其財富並不幹净。從官方来看，也認爲政府給予的方便造就了私企主這群“國王”，逃税、偷漏税、做假帐是企业通例，辮子一大把。平时政府不缺錢，私企主與政府官员關系好时，這些辮子就不是问題。但政府一缺錢，或者私企的官府靠山因反腐入獄，退休走人，私企主們就不安全了，這几年川商、晉商成批倒下，那情景让私企主人們産生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
2014年《深化國有企业改革的指導意見》與《關于完善公有制实現形式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公布，動员私企參股。不少私營企业家已經感到党的那只“巨靈神掌”已經罩向头頂，不少私企主感到政府可能會“關門打狗”，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早就開始大量從事“海外投资”，導致外彙儲備急劇減少，今年8月中旬有那么几天，每天交易量高達500億美元，北京痛感外彙儲備迅速縮水（據《經濟學人》9月28日文章稱，约6000億美元外流），因而加强外彙管制。因爲“做空中國”罪名被抓的已經有几十位券商，權力與资本的關系逐漸進入緊张状態。
李嘉誠集三重困境于一身
爲什么面對资本跑路，輿論選中的目標是李嘉誠？這是李嘉誠资本特點決定的。
李嘉誠是港商，而且是港商中與北京最高權力走得最近的巨賈。李嘉誠作爲香港商界頂尖精英，曾受到中共曆屆領導人接見。自鄧小平于1978年及1990年两度接見李，让他受到最高權力的“加持”，李嘉誠在香港與大陆可谓通行無阻，其特權超過任何太子党成员。羅天昊發表《別让李嘉誠跑了》一文，说“鑒于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质，似乎不僅僅是商业那么簡單，……地産的財富，並非完全来自徹底的市場經濟。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盡管曆屆領導人都對李嘉誠表示過期望，這種期望本是對官商的，但李嘉誠本人却自認外商與私企，爲了资本安全，李嘉誠過去几年從香港、內地撤资逾千億。盡管《人民日報》發表《遇到困難李嘉誠不能共度難關 不必挽留》，故作大方，但另一篇《曆任中央領導人對李嘉誠提了哪些要求》，谈的仍然是這個问題：李家资本是中國政府用政策與特殊待遇喂養的名外实內的资本，本應“與國同休”，如今國家經濟困難初露，李家就攜財外遷，实在是大大辜負了党的殷切期望 。國內媒體不敢明说的是：李嘉誠撤资表明“沈船效應”露头。
9月17日晚間，李嘉誠透過旗下的長实地産發布2015年中報預計表示，稱看好中國經濟，將繼續發展位于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的核心市場，持續增加投资物业所得經常性收入，优化土地儲備以平衡稳定及增長。已經撤走逾千億资本的李嘉誠如此表態，说明他對本身资本壮大的秘辛有自知之明，还不想也不敢與北京徹底翻脸。
其实，港资撤離中國，不止是一個李嘉誠的问題，因爲外资当中有65%就是在香港的中资，這些中资的资本積累之道，大致也與李嘉誠差不多，都需要借助于與權力的關系。
中國的衰落迹象初顯于2009年，资本觀望了几年之後，终于跑路。“李嘉誠跑路”這個话題掀起的千重浪，突顯中國現階段權力與资本關系日趨緊张，這種緊张關系與习近平的执政特點有關，更與中國經濟黃金时期結束有關。
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