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2015-10-03

　　今年大陆上传说全年都在庆祝毛泽东的“百年诞辰”，但到现在为止似乎尚未见到任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报导。由于中共内部已隐然分裂成所谓“保守”和“改革”两派，而十几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和幵放政策基本上是弃毛泽东的浪漫乌托邦路线，中共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已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在此“百年庆典”中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庆祝过于热烈则又恰是以助长“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所以大陆的庆毛活动事实上是为了党内两派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
　　在中国大陆以外，我还没有听见有什么地方注意到这件事。“人间”副刊主编约我写一篇谈毛泽东的文字，当然部署于“纪念的性质”。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人“影响”之大是无可估计的。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影响”，这一事实的本身毕竟无可否认。在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当然也希望对毛泽东其人有较深切的认识。但是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是颇费踌躇。首先，这几年来，大陆上虽出版了不少有关追忆毛泽东生平的作品，但其真实性都尚待考察，为可据为典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其次，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独裁真正达到了“联邦国家”的境界，谈毛泽东便等于谈整个中国。题目太大，简直无下手处。最后，今天任何中国人写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好恶的支配，完全客观的论断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见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知貉。抱着这种成见，我笔下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客观”的。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收在《史学与传统》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民71年。）这十几年来，因为读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我的认识自然更详细了。现在姑借这个机会谈谈有关毛泽东的几个片段，以为知人论世之一助。我仍然将采取一种历史的观点，并且尽量自觉地不让成见歪曲历史事实。

　　壹、早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三个段落，通过这三个段落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比较具体地说明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限于篇幅，本文对于每一个段落自然都只能作极其概括式的速写。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是第一段落，这是毛泽东决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酝酿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是第二个段落，这是他的革命时代，从湖南地区的党的组织者逐步取得了全党领袖的地位（以1934-35年的“长征”为转折点）。1949以后是他一个人独霸中国大陆的时期。

　　谈毛泽东的早期阶段，我们必须把握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既不是什么“天才”，也不是什么“妖魔下凡”，而是一个十足时代的产儿。和他同一时代的无数中国青年一样，毛泽东早年也受到清末变法和革命运动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上，他则接受了一点西学，如严复介绍的“天演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这里应该特别提及湖南的特殊历史背景。1897年阴历10月至次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与梁氏同时任讲习的有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等人。这件事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因曾引起新旧思想的大冲突，在湖南的知识青年中留下了深刻而经久的影响。毛泽东这一代的湖南青年很多都受到梁启超、谭嗣同的激发而产生了救国的意识。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新民丛报》（和继起的《国风报》）也特别对湖南青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如左舜生记“清末民初之际的长沙”和“我的少年时期”，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毛泽东在“五四”前一年（1918年）所组织的一个半政治、半教育的团体，及定名为“新民学会”。这仍然流露出《新民丛报》的残存影响（毛泽东早年送还友人所借《新民丛报》的一张便条，足以为证）。

　　“五四”前夕出版的《新青年》对毛泽东的冲击更为直接、更为强烈；陈独秀和胡适逐渐取代了梁启超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谈个人的气质上说，他自然更倾倒于陈独秀个人的激昂慷慨，但以思想而论，他在1919？ 1921年之间反而更接近胡适。1919年胡适和李大钊展幵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当时毛泽东显然是站在胡适的这一边。因此他在这一年 9月1日特别发起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大陆作者写毛泽东的早年往往极力避免或淡化胡适的影响。他们虽然不能不提到这件事，但却认为这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状态。在毛泽东1920年再度到北京正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他便完全摆脱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干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和胡适的交往更密切了。他不但在出不出国的问题上曾征询过胡适的意见（见他1920年3月14日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而且还从胡适那里学到了“自修大学”的观念。

　　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自修大学”。他当时曾明白承认：“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给周世钊的信）。三十年后，胡适对这一段经过有以下的回忆：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胡适的日记》第十七册，1951年5月16日条）这是新出现的史料，可以澄清“自修大学”的来源问题。
　　我并不是强调早期毛泽东和胡适的关系。我只是要指出，毛泽东即使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以后，他的思想也仍然没有定型。这时他在理论也许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但他的活动，如“自修大学”所显示的，则与同时一般热心于政治、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不同。1918 年李璜曾多次和毛泽东交往。据李氏回忆：“那时他已二十五岁了；因被环境所限制，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术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都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学钝室回忆录》，页37）。1942年陈独秀谈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时则说：“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见郑学稼着《陈独秀传》，页1355，原函影印本见卷首。）陈独秀的印象当然是在武汉时期形成的，比李璜所见的迟九年，但两人的观察大体相同。总之，早期的毛泽东主要是以“实行”、“实际”见长，无论在知识上或在思想上都处在摸索的阶段。他参加了共产党，也只是追随陈独秀、李大钊所选择的方向；这时他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独特表现。

　　贰、逼上井岗山以后的毛泽东

　　毛泽东幵始显露他的生命本质是在第二阶段，即1927 至1949年，特别是中共从江西流窜到陕北以后。这里我们必须先交代几句关于中共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共自1921年7月建党、1924年加入国民党，到 1927年8月以后各地暴动失败，每一次路线都是直接由莫斯科决定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或李立三，也无不是唯莫斯科之命是从。但在每一次路线失败之后，责任都毫无例外地要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承担。这一事实现在已是研究中共问题专家共同承认的。能明白这一点，我们便懂得中共在1927年以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决定逼成的，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事实上，由于毛泽东不通俄文，在中共流窜陕北以前，他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因此他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中共最高决策的层次。

　　毛泽东的霸业起点是井岗山，这是中共在1927 七年进行了一连串的城市和乡村暴动的结果；暴动的政策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泽东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暴动政策，在湖南发动了有名的秋收暴动。暴动失败之后，他率领了残余的七百多人，自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岗山去了。关于这一段经过，当年追随他上井冈山的龚楚（红七军军长）有很生动的描写：
　　井岗山的地形，有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峰，欃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岗山的险要地势。通达井岗山的道路有三条…… 这三条路都是崎岖的山径，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只要凭险据守，很难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所以，这区域向来都是匪徒们最理想的根据地。（中略）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盘据在井岗山的一批土匪，数约六七十人。匪首王佐与岗宁县拥有步枪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声气，并以井岗山这个险要的地区为凭借，作为他们抢劫行商和富户的根据地。附近各县人民，视为畏途，称王佐为“王老虎”。因为绅匪勾结，使地方团队无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岗山几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产。

　　毛泽东明了井岗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岗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
　　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岗山立定了脚跟。（《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页136-137）
　　读了这个记载，我们几乎疑心这是《水浒传》上晁盖等七人上梁山泊落草为寇的现代翻版了。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虚构。毛泽东的生命本质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到今天还在塑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粗粗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最初也是从蔡东藩所编着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1936 年在延安，他曾特别打电报给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见张贻久《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页32）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我在前面说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岗山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他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他晚年（1975年）评《水浒》说：“《水浒》指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八人外”，正式以晁盖自许。很可能的，他这时又想起了初上井岗山的一幕。

　　据我平时阅览所及，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所知深浅，党内党外，几乎都注意到他熟读旧小说和善于应付社会边缘人物的特色。1945 年重庆六位参政员访延安，其中傅斯年和佐舜生都不约而同的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认他旧小说读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为敏锐，他已察觉到毛泽东大量从后方收购各种旧说部，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便承认毛泽东最长于和旧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张闻天在延安时更明白对张国焘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见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社，1974，第3册，页1235）。
　　由于1927 年中共“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才被逼上了井岗山。然而对于他而言，这却恰恰如鱼得水，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狡诈吧。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对他的卫士长说：“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见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页224）这大概是真心话，中国史上打天下成功的“光棍”，到了晚年往往有这一类的感慨。例如毛泽东所认同的曹操，在有名的〈述志令〉中便承认，他最初只盼望做到“郡守”，后来他志向高了，也不过“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读书仅止于十三岁，此后便在行伍中，是当时社会上的典型边缘人。他在遗诏中也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此外如刘邦向他父亲炫耀：“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以及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虽未明言“念不到此”，其意则未尝不是呼之欲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却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统。

　　1927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略引当时人的观察，作一交代。详细的论证在此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无必要。伊罗生（Harold R.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修订第二版，斯坦福大学出版，一九六一年）是根据当时调查而写成的一部书，在西方已取得“经典”（Classic）的地位，伊氏除直接得到刘仁静的协助外，又访问托洛斯基、马林及其它共党国际的政策执行人（如德兰，Albert Trient，法共总书记）。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据伊罗生说，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共的党主要是由“非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首领构成的，其基本力量则是枪杆子。这个党后来没有稳定的力量或一贯的“阶级基础”。（“class base”，页308-309）他又指出，井岗山上的“红军”决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运动中产生的。相反的，这支“红军”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孤立于农民之外的。在井岗山时期，“红军”中的农民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中，农村中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它当作土匪来攻击。（页325？326）伊氏的话是以中共内部的文件为依据的。

　　下面引龚楚的话更是直接的供证：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回忆录》下卷，页566）

　　龚氏用的是常识语言，其中会有明显的道德谴责，这一点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但他的话正好可以注解伊罗生之说：中共的党并没稳定或一贯的“阶级基础”。（周鲸文《风暴十年》记所见1950年东北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的情况，证明中共党的性格一直未改变。）毛泽东的最重要的成就便在于他善于调动中国社会上各阶层，但特别是农村中的边缘份子。他能在极端艰困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最后夺取了“天下”，决不是偶然的、侥幸的。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人，在二十世纪“打天下”仅仅依赖中国传统型的边缘人还是不够的。尤其是他托身的共产党是直接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事实上是斯大林指挥的；他想取得党的领导权，便不能没有莫斯科的认可。这里必须提到中共党内另一个边缘人的集团：城市中的边缘人，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这个集团中占领导地位的大都到过法国或俄国，并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陈独秀以后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秦邦宪、项英、张闻天等人都是城市边缘人集团中的佼佼者。毛泽东和这个集团则格格不入。所以他自1927至1934年曾有过三次幵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遭遇。怎样驾驭这个城市边缘人的集团是毛泽东生命第二部曲中的另一大课题。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从荒凉偏僻的保安迁至延安，，毛泽东才幵始对城市边缘人集团进行收服的工作。毛泽东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之后，中共的实权已控制在他的手里了。但是他还需要有合法性□这必须由莫斯科和马列主义来提供。斯大林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已不能不默认毛泽东领导中共是既成的事实，尽管他对毛泽东并不信任。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是很有趣的。据当时翻译人的记述：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366）

　　毛泽东在城市边缘份子手上所受到的委屈和斯大林赤裸裸的现实主义都在这一简短的对话中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另一方面，中国边缘知识分子也幵始在毛泽东的显赫霸业面前低头了，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带头作用。周恩来之于城市边缘人集团，正于毛泽东之于农村边缘人集团一样，是最为水乳交融的。以前毛泽东所受到的“打击排挤”，周也不能脱干系。（可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1155-1156；《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卷，页549-550）到了延安时代，周显然已彻底臣服于毛。无论周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我们恐怕是已永远无法知道了—他以身作则对毛泽东表现无限的忠诚是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的；这象征着城市边缘人的力量终于在中共党内降为从属的地位。1937年康生追随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很快地便背弃了王明而改投到毛泽东的门下。这也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风转舵添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可看John Byron ＆ Robert Pack，《The Claws of the Dragon》，New York，1992，Chapter VI）

　　也就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决定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分出场了。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在1937 年写成的，毛泽东早年究竟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据他自述，1920年他在北京读过《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一本有关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我们可以相信，“阶级斗争”这个观念确是从二十年代起已深深印在他的心中。但无论为何，至少在1927至1937这十年间，他没有时间和机缘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1937年是他正式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年。这一年他有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信上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着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他的“摘录”有十九页之多，手稿保存至今。（见《中国哲学》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艾思奇是以《大众哲学》知名左派青年读者的，他的哲学造诣如何，大概知道的人不少，毋须多说。1949年秋天，我曾经在燕京大学听过艾思奇的演讲，现在只记得他说“岳飞是一千多年前民族英雄”这一句话，其余都忘记了。

　　我们也不必斤斤计较毛泽东哲学水平的高低。值得指出的是：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不但有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而且也有共产国际默认的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新天命论”。这是他第二阶段的三大成就。“『马』上得天下”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了。

　　参、最后的归宿

　　毛泽东的最后阶段是1949到1976，也就是他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绝对性的个人权力的28年。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历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的，因此我们可以不必涉及事实。在这最后一节里，我将探讨他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今天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人常异口同声的把毛泽东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皇帝”。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萨斯伯里（Harrison S. Salisbury）去年（1992）出版的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新书便干脆定名为《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ese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在“登龙位”这一部分，他判断毛泽东是“马克思加上秦始皇”。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的结论中也肯定毛泽东所拥有的是“皇帝型权力”；最后一节标题则是“始皇帝与毛泽东。”（此书日文本出版于1989年，中文本由黄英哲、杨宏明合译，台北自立报系出版，1991 年）把毛泽东和秦始皇相提并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他自己便坦白承认过：他不但是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当然，他也说到：“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224），但这不过是玩名词游戏而已，传统的皇帝在理论上也未尝不是为了“便于天下之民”？（刘邦即位诏书之语）

　　然而进一步看，他和中国史上任何一个幵国皇帝都不一样，传统的“创业之主”在“得天下”之后无不战战兢兢地寻求“治天下”之道，也就是如何建立和稳定秩序。毛泽东泽恰恰相反，它似乎最害怕“秩序”，而且越到晚年越对“秩序”越不能容忍。在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这篇社论末尾，毛泽东亲自添上了下面一 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来经常说，革命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引自华永烈，《陈伯达》，香港，1990年）

　　这段话反映了他1949 年以后的一般心理状态，不过在晚年更急迫罢了。所以在他统治国大陆的28年中，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未停止过。这种心理也许可以看作是对“异化”的深刻恐惧；他总是觉得一生所追求的“革命”会随时离他而去。最初他担心党外的“资产阶级”在破坏他的“革命”，因此而整治工商界（“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反右”）。在党外的斗争对象消失以后，他的疑惧便立即转向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首当其冲。他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毛泽东认为是“资产阶级份子、投机份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引自《陈伯达》，页217）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怪论便扩大到全党了。
　　研究毛泽东的人都注意到他自早年起便有好“斗”的本性，“阶级斗争”的理论更对他发生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但问题上不只此。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他所持有的“意志”。从好的方面说，他的坚强意志使他能从井岗山那种最艰苦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到打天下。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也正是这种坚强意志慑服了和他一同“打天下”的伙伴。早年由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他最佩服他的同乡前辈曾国藩。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舍洪、杨之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917年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8）其实他最有契于曾国藩的当是后者那种坚毅不拔的意志。曾氏有名的【挺经】便是这种意志的具体表现。但是他完全没有曾氏的学养和克己工夫。

　　他的浪漫和放纵则是时代潮流造成的。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到五四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都是鼓励青年不受一切传统轨范束缚。这种个性解放对于一般人自然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是创造力得以自然发挥的基本根据。但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而又拒谅饰非的政治领袖任由他的浪漫意志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则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却恰恰发生在毛泽东的身上。韦伯所谓政治家必须适从“责任伦理”的观念在他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在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的意志和曾国藩的更一极端相反之处，曾的意志是有积极内容的，是为了建设某种正面秩序而服务的。毛的意志则是不折不扣的符合黑格尔所谓“否定的意志”（negative will）。“否定的意志”本身无积极的内容，因为它并不是真的追求什么东西的实现。它也似乎在不断地追求什么，但所追求的永远是模糊的不清的，一旦实现则又构成它本身活动的阻碍，因而必须再度加以否定。所以它只有在不断的否定、破坏中才能肯定其本身的真实存在。毛泽东所向往的“革命”正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而每一次实现了的秩序则都和他的“否定意志”格格不入，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成否定和破坏的对象。这是他所谓的“文化革命”不是一二次、三四次便能“太平无事”的深层意义。这种思想也是拜时代之赐。中国在二十世纪早期，反传统的浪一次高于一次，终致使一般激进的人对于中国原有的传统无所肯定。毛泽东也常常讲“必须学好中国史”之类的话，似乎它很重视历史。但一按其实，他所重视的则是大规模破坏秩序的历史，主要是所谓“农民革命”。他在1964年写了一道题为〈贺新郎 读史〉的词。旗下半阙云：

　　一篇谈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这里最可以看到，他完全不相信中国史上有任何“神圣”的事迹。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可见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史上皇帝的延续还是不完全恰当的。中国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泽东泽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的身分。
　　前面曾指出，中共党内自始便存在着两种不调和的势力：农村边缘人集团和城市边缘人集团。这两个势力在延安时代暂时统一了，并且统一在毛泽东个人统治之下。 1943年，中共党中央政治局便已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之权”。但毛泽东基本上是农村边缘人出身，他对于城市边缘人从来没有信任过。这种不信任在1949 年以后一天天在加深之中。在统治局面遽然扩大到整个中国之后，他日益感到他的意志已不能像在延安时代那样驰骋自如。而且他更感到：这种失控是由于他的政权已从农村取向转变为城市取向所造成的。他本来便讨厌城市取向的干部，现在他更把他们看成是使他的意志不能自由发挥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混入党内”的观念便这样形成了。毛泽东对于城市的恐惧不安，下面这个富于象征意义的真实故事可为说明：

　　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86。并可参考萨斯伯里的访问，见《新皇帝》，页9）。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场考试，毛泽东是彻底的失败了。

独立评论  作者: 踏并   天涯社区：中国经济是怎么被玩垮的 2015-10-03

天涯社区：中国经济是怎么被玩垮的

一、中国经济奇迹是怎么来的

其实“土地下户”让老百姓从饿肚子到吃饱饭这个时期是最翻天覆地的，但这不叫“奇迹”，因为只要不搞农业集体化就不会饿肚子，这是常识，算不了奇迹。

接下来的经济数据也很不错，但也就是个学习倒数的孩子突然开始学习了，从班上倒数几名到倒数十几二十名的突飞猛进过程。你现在到街上随便找个农民工问问，十个有八个在小学时期都曾有过一小段这样的辉煌历史，所以这也不算什么奇迹。

奇迹是从2001年开始的!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世界市场一瞬间向中国打开。中国面对无限广阔的全球市场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分工和定位：加工贸易!

中国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人多;二是人穷;三是人善(好欺负的意思);四是有人带。有人带是什么意思呢?“四小龙”里有两个都是我们亲戚，他们以前就是承接日本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起家的，这方面是有经验，所以大量的港商台商过来发挥特长，开起了加工厂，中国经济就这样靠着加工贸易起飞了!十几年以后成了“世界工厂”，在加工这个方面已经无人能敌了!央视曾经做了套节目叫《东莞制造》，记者指着东莞一条公路说：“这条路如果堵车半个小时，全世界电脑都要涨价!”那架势，好像已经在控制世界经济命脉了!让老百姓不要命的干活，就腾飞了，这么简单?是的，就是这么简单。这就叫“一招鲜，吃遍天”。但问题是：别人咋不学呢?

别人学不会!那些年，我们的工人长期加班、长期没有社保、年轻干活老了滚蛋;我们的土地直接可以征用;我们这里污染没人管;我们还通过汇率和补贴，用纳税人的钱帮助老板们出口。所以我们的优势独此一家，别人看了也只能流口水!这个优势被秦晖教授称作“低人权优势”。

但这是真正的奇迹。很多国家也一样人多、人穷，但却屁事都做不了，压根在国际市场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终日碌碌无为，不知发展为何物!就凭这“一招鲜”，十几年时间，我们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一个年级200个班，你们班人多，考试完了你每次非要比总分，当然你们班总分高，这算你们成绩好吗?

但是，这个班以前压根不学习，现在全班都在好好学习、在为这个学校做贡献好不好?

这就是奇迹，至少跟印度阿三比，我们为全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比他们大得多得多!

二、房价是怎么长起来的

大批的年轻人到东南沿海打工，出口企业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带动着整个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了。经济一活百活，整个经济都良性循环起来，社会也要跟着发展!以前的欠账开始还了，比如城市化就开始迅速推进了。有了点钱，大家发现住在城里还是牛B，于是开始进城买房。那时候也有人搞开发，但好像不叫开发商，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就是胆子大的，借几本房产证到银行抵押贷款，然后在城里找个单位或者找几家住户一商量，把房子扒了盖个楼房起来，一家还2套，剩下的卖掉;或者到城中村、城郊村给村干部搞到位，然后扒拉块地方就开始盖。盖完卖掉，卖完再盖。这种模式，从90年代初一直玩到2003年，十多年房价无比平稳，刨掉纯粹的通胀因素，基本没涨过!当然，盖房子的也没发大财，也就是挣个辛苦钱和胆大钱，发点小财。

到了2013年，我们政府终于发现了“城市化”的趋势和需求!于是乎，大约2003年开始，发明了土地招拍挂制度。从此以后!谁他妈也别想随便盖房子卖了，土地都是政府的，我一个人卖!

从此以后，到2013年，有个说法是土地招拍挂以后，10年时间，房价上涨了10倍!(哥私下以为，这个说法有点夸张，其实也就8倍的样子。)

道理很简单，开发商就是养猪卖肉的，本来他边养边卖供求平衡。政府突然跑去说，以后我负责养母猪卖猪崽，你只能找我买猪崽，然后拿回去养大了杀猪卖肉!好吧，这样一来，政府卖多少猪崽就决定了最终的猪肉供应量，既然猪肉供应量一定，那么养猪卖肉的自然可以共同涨价啊!反正只有这么多猪肉，你爱买不买，哥这个行业现在也他妈叫垄断行业了!

其实这也不算彻底垄断行业，因为猪肉价钱高了，会有很多人去买猪崽养猪卖肉的。卖猪崽那个虽然打着“为了规范市场”的旗号，实际上还不是为个“钱”字吗?他会不卖?!是的，他真发现这个很有前途的行业!因为他发现卖肉的一涨价，大家都抢着买肉，结果越买越涨、越涨越买，整个和养猪、杀猪、麦肉相关的市场都被带动的繁荣起来，上下游都变得兴兴向荣了!要知道，卖猪崽的可是做大生意的，人家不仅卖猪崽，还负责收整个市场的保护费!猪肉一涨，整个养猪卖肉产业链都发财了，保护费水涨船高，多么牛B!猪崽呢?当然也涨的很厉害哦!

于是，卖猪崽的和卖肉的达成了默契：控制猪崽数量、保持猪肉涨价预期、维护市场繁荣!

看起来好像很牛B吧?但是啊，买肉吃的草民们受不了，叫起来了!这一叫，叫来了一个影帝!影帝一看，人民在叫苦，不表演一下对不起演技啊!

影帝说：猪肉这么贵，养猪卖猪肉的太坏了!我们来打击养猪卖肉的，把肉价降下来好不好?

草民沸腾了!大家都说好!

于是影帝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打击养猪卖肉犯：一是限制猪崽供应(狗日的，想养猪发财?);二是加大养猪卖肉违规行为打击力度(搞死你!);三是增加养猪卖肉税收(有财一起发!);四是限制养猪卖肉贷款(让你养不起、卖不起!);五是限制买肉(让你卖不出去!)

我日啊，你看看，这哪一条是把肉价降下来的手法?

搞反了吧?肉价贵，应该增加猪崽供应、放宽养猪卖肉门槛、减少养猪卖肉税费、支持养猪卖肉才对啊?尼玛你这是不是侮辱老百姓智商吗?

问题是，这么奇怪的玩法还真好使!老百姓一看养猪卖肉的“人民公敌”受打击了，个个欢呼雀跃，等待肉价下跌!—-人家根本就没有智商，谈何侮辱?你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没?你侮辱他，他觉得你有魄力，牛B!你不侮辱他，人家还骂你!有人就蹦出来说：这样搞肉价会涨的!结果老百姓把他骂成了臭狗屎!—-这个人叫任志强。好多本来感到疑惑的人一看，吓得鳖气儿不敢吭了!

接下来呢，影帝一调控，房价就猛涨一次，老百姓再出来叫，一叫影帝又来了，周而复始好几次，本来人家卖猪崽的和养猪卖肉的商量的好好的慢慢涨，硬是给半路杀出来的影帝折腾成了10年10倍8倍的暴涨!

本来很健康的一个产业，先是地方政府进场把它搞成垄断行业，后是中央政府伸出了闲不住的手。于是乎，房价就涨到今天这个进退无路的地步!本来是火车头的，现在连自己都拖不动了，这个火车头算是废了。

三、债务危机是怎么来的

卖地这个生意，越做越上瘾。这个生意实在是太牛B啦，不做个花样出来，简直对不起《土地法》啊!

话说，这个生意的逻辑是这样的：先在城郊征块地，一亩给农民5万，然后三通一平一亩再花个15万，一共20万。然后转手拍卖了，一亩100万!

这个生意你看咋样?交给你去做，你能把它做亏不?你好好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它给做到倾家荡产、无路可走的地步?(停下来不要往下看了，想一下，或者你真能想到办法呢?……)

如果你能想到，那么恭喜你，你具备当国企领导的资质!

因为所有做这个生意的人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你想不到也不要气馁，因为所有到了那个岗位的人最后都做到了!

地方政府卖地的过程中慢慢发现这个生意要想做大必须有足够多的钱征地，问题是政府机关不能贷款啊!那就办个企业贷款吧，于是城投公司横空出世了!

话说好些年前地方上好不容易以“企业改制”为名把国企送给管理层了，这时看到一个必赚无疑的大生意，于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建了这个卖地的国企。

把城投公司送给你，你肯定不会把他做垮。因为这个生意，实在是找头猪都做不垮的!那么实际上城投公司的经理是不是找头猪来当的呢?不是，城投公司从成立一天起，就是市长、县长、区长的钱袋子。可以说，每一个城投公司的经理都是这个城市的精英!

然而这么好做的生意、这么聪明的经营者，硬是输给了这个企业与生俱来的癌症：国!企!病!

什么叫“国企病”呢?专业点讲，这个病的病因叫做“出资人缺位”!啥叫“出资人缺位”呢?就是这个企业不知道是谁出钱办的!就是没有老板的意思。所以呢，国企经营者做的事就叫做“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话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曰的：“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国企就是不需要负责任的企业!

所有国企都这一个病，城投公司也好、神车也好、中石油也好、大飞机也好，都这一个病，全世界都治不好。

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生意是咋做垮的。

话说，你我要去征地卖，当然征一块卖一块，是不是?

是的?你好没出息哦!

大气一点好不好?应该征一片卖一片，这才像干大事的节奏吧!

好吧，就这样干，先到郊外修一条新路，十里八里的，哗，路两旁的地全部征过来!然后，切的一块一块的卖。多酸爽!

问题是，一条路修好了，这他妈是政绩啊!书记市长脸上有光了，人家指望这个提拔啊!然后过来拍拍城投公司经理的肩膀说：“干得不错!”然后凑到他耳边说：“旁边的城市修了2条!”我靠，他们哪来那么多钱?一打听，贷款!地一征，抵押给银行，银行贷款拿来开始修路……这个貌似不花钱啊!于是乎，好吧，你修2条路，老子修4条!你修4条，人家建个新区!他建个新区，老子建个新城!……

本来是修路是为了征地卖钱，结果演化成了征地是为了贷款修路!

这就不说了，光修路也不算政绩啊，还得搞个发展的趋势出来才叫政绩啊!于是，建广场、建体育馆、建剧院、建博物馆，钱从哪来呢?不是有城投公司吗?不是可以征地抵押贷款嘛!

这个过程延续了大约10年，这10年间全国各地的城市疯了一样的生长!这些城市的书记市长靠这些建设成绩青云直上!

时间终于到了还款的那一天，问题来了，到了这时候才发现，地可以无穷无尽的征、无穷无尽的抵押贷款，却不可能无穷无尽的卖!总得有那么多人买那么多房子，然后才有开发商买那么多地吧?那便宜点卖，不是能多买点吗?且慢!你忘记了吧，这地不是高价抵押给银行了吗?你便宜卖?还不还钱啊?

于是，本来一把一把挣大钱的城投公司，连贷款利息都还不起了!

于是乎，它主导修的路、平整的场地、建设的公共工程，全部瘫痪了!那些修路的、架桥的、开山的、建房的、绿化的等等等等企业全部结不了账了!于是，就发生了连锁反应，这些老板们结不到账，就没钱给下面分包的小包工头结账，小包工头结不了账就没钱给材料商结账，一环扣一环，层层传导债务危机，于是整个社会的信誉体系被破坏了，债务危机蔓延的更加深远!

到了算账的时候，全国城投债超过了20万亿!实际上应该有30亿以上的规模。一个小县城欠几十上百亿、一个地级市欠几百上千亿是常事!他们拿什么还?!

这样想，你就幼稚了!他们根本没打算还!又不是谁个人欠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爱还谁还!

关于城投债的问题，如今依然无解，中央政府目前的办法是债务置换，问题是，置换之后呢?还不还呢?整个相关产业链的资金链都断在这里，兜底，意味着放水印钞，债务全民分享;不兜底，赖账?把这些合法经营的企业都拖死?

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想好。相关企业正在拖死的过程中;不相关企业也因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趋于崩溃被间接拖死中。

四、出口企业为什么行之将死

前面说过为什么中国制造能风行世界，就不重复了。

人类的文明史如果分为两部分的话，一定是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界;中国的文明史如果分为两部分的话，一定是以鸦片战争为界。因为在此之前，整个社会一直在解决的问题就是“生产不足”;从此之后，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就：“需求不足”!(注意了哦，需求不是需要!我知道大家需要都很足，比如你想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你需求不足，一个老婆都养不起!)

所以说，今天的世界，牛B的国家不是生产能力强大的，而是需求能力强大;创造需求的国家才能引领世界!什么叫创造需求?就是我们常说的创新!比如我固定电话用的好好的，你硬是发明个手机害得我去花钱;比如我大哥大用得好好的，你硬是发明个数字机让我去花钱;比如我数字机用的好好的，你硬是发明个智能机让我去花钱;比如我3G用的已经很满足了，你他妈说你要建4G网!

所以，苹果发明了新手机，把订单交给富士康做，然后在把苹果手机销往全世界。所以富士康只能挣个零头，因为它就是个小跟班。没有了富士康，苹果还是苹果，大不了苹果手机成本增加一美元;没有了苹果，那就彻底没有了苹果手机!

以上这些只是为了说明：生产一点都不牛B!所以才轮得到你生产!你以为谁不会生产啊?

那这不是天作之合吗?我生产，你需求，按汪洋副总理的话说，不是“夫妻关系”吗?你错了!两个经济体之间必须交换才能创造财富，如果一方只有生产没有需求，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具体我就不说了(自己去下载一本《一课经济学》之类的经济学入门书看看)，反正你记住这样搞不行，交换创造财富，不交换就不行!中国人只干活不享受，老百姓过着奴隶的生活，挣的钱借给美国;美国人没工作借钱花，老百姓过着杨白劳的生活，最后欠一屁股债。

这他妈算是互惠呢，还是互毁呢?

所以，美国人不干了!

那么，为什么这样搞了这么多年呢?

让我们回到芝麻开门的2001年吧!

那年，中美WTO谈判陷入僵局，美方准备闪了。朱镕基总理亲自去谈。以前不能接受的条件，朱镕基一个接一个的答应了。龙永图在后面急的不停给朱镕基递纸条，说“不能答应!”朱镕基不爽了，回头大声说：“龙永图，不要给我递纸条了!”(这一段，大家自己百度)

后来呢，就谈成了!

此前死不答应，这次全部答应的事是什么呢?主要是开放农业、汽车、金融和医疗等服务行业。当然也不是立马开放，美国给了中国6年以上的保护期，逐步开放。而美国市场对中国是一步开放的!发达国家嘛，当然要大气一点。

按照这个协议，中美贸易是不可能出现那么严重的贸易顺差的，起码应该大致平衡，你以为美国人谈判前没有个评估啊?

美国签了字的东西就是法律，美国的法律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回去立即就执行了!美国人就是一根筋啊，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签了字的东西回去还要“研究”的!研究的结果是龙永图的意见对，“不能答应!”所以保护期到了，美国的农产品倒是进来了，但汽车、金融和医疗等服务，一个都进不了中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严重侵害了某种利益。我们几千年的权谋智慧，哪是美国300年历史文化能理解的?我们用各种玻璃门把美国相关企业挡在外面!比如?比如海淘!经常有代购海淘的被以走私判刑，但你知道不知道，海淘货物按当年WTO朱镕基签字的约定就是免税的!但是那又怎样呢?海关总署下了个文件，说海淘的东东是物品，不是货物!当年朱镕基签字前，都叫货物好不好?这种文字游戏，还有其他各种游戏，美国人就算看懂了也说不赢，反正我们就是没违反契约，反正你们的农产品、汽车、金融和医疗等服务就是进不来!反正我们的中国制造就是能出口给你们!反正你们的契约精神就是被我们的聪明才智打败了!

话说美国人真是傻B啊，扯了这么多年，真是被耍的团团转啊!你说多可笑，比如上面说的海淘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商务部提出异议，谈判、吵架，然后好久好久商务部终于认可了美国的意见，然后给海关总署发了函，对海关总署的文件提出异议，然后又扯了好久好久，海关总署回了个函，说我们没违反规定，然后商务部跟美国说，我们没办法，我们再来努力!于是再做出各种努力的姿态。

直到这两年，美国才明白过来：哈哈哈，他们是一伙的!

于是奥巴马生气了，他发表了一个讲话，说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便车!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一直在依靠美国的需求发展，但却不给美国提供需求!

潜台词呢?就是以后不让中国搭美国的便车了!

然后奥巴马又跑到印度发表了个重要讲话，说美国要帮助印度建设生产能力，而且强调贸易必须是相互的，必须以互利互惠为前提等等。

很多敏感的投资人学习了奥巴马讲话精神后就立马卖掉中国的房产，跑到印度去买基金，然后一年不到就赚了翻倍(关于李嘉诚咋没去印度，而是跑英国买房子，我们后面再讲)。当然，中国一看资金要跑了，于是国家队赶紧把自己的A股拉的紧接着印度也赚了翻倍。但是今天，中国的人造牛市已经破灭了，而印度没有!因为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而印度相反。现在印度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中国了!虽然离真正的超过还很远，但趋势已经出来了!

那是不是美国要对中国毁约呢?不是。毁不了。WTO设计规则的时候考虑的就是大家都有契约精神，根本没想到谁不遵守规定了开除谁的问题，所以，此题无解!

于是美国另起炉灶了!大约就是马云要清理淘宝商城里售假的小商家，小商家闹事、商务部干涉，于是马云直接把淘宝商城废了，建个天猫!美国看几个东南亚小国组织的TPP组织不错，于是就加入进来，然后把它健全完善成了一个能弥补WTO漏洞的新组织，同时在大西洋也成了类似的组织叫TTIP。这两个组织的中文名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这两个组织被称作“经济北约”。我一向是不相信“阴谋论”的，但这件事可真是针对中国的，如假包换!但人家在形式上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针对中国的!这两组织和世贸组织最大的不同就是：世贸组织追求的是降关税;TPP和TTIP追求的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包括什么呢?包括0关税、包括货物、服务全部自由流动，所以，相应的，注意了，重点来了：所有经济监管制度都必须统一标准!包括：贸易和服务自由(禁止各种门槛)、货币自由兑换(禁止操纵)、税制公平(禁止补贴)、国企私有化(裁判员是运动员的爹，还怎么比赛)、保护劳工权益(禁止把人当机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原创、反对山寨)、保护环境资源(不准污染我们的地球)、信息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等等)……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反正中国就是不符合条件!

于是乎，中国也不张罗着加入。本来嘛，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两个组织，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办事效率，10年都达不成最终协议!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谈判效率那么低呢?因为他们一旦签字就作为法律执行，所以签字前会做充分的博弈。所以你跟谁谈什么关于利益的事情，人家一口就答应了，那一定是骗子!想想我们加入WTO谈判的故事，或者想想你购物的时候还个价，商贩一口答应下来……所以一个协议谈10年，这是一个铁打的协议，这个协议一旦生效，我们将被边缘化，全世界的市场将与我们无关，我们将回到朱镕基入世谈判之前!

可是明明是10年后的事，明明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改革，我们摸我们的石头，你管老子什么时候过河?但是，趋势出来了!一些很牛B的人一眼看到了10年后!互联网时代，知识和信息在爆炸，于是所有人都透过互联网一眼看到了10年后!所以，本来我们还有时间，但是互联网时代，不给我们时间!

于是谁敢继续投资中国的出口企业?于是谁投资了不想办法撤资?大家都知道未来没有市场了，今天谁还安心去做企业?于是新的布局就提前开始了，外资开始出逃、李嘉诚跑了、国内投资客们跟着跑、权贵们不用说，于是，于是大家都拿着人民币换回美元，于是根据市场规律，大家集中卖出的东西应该贬值，于是人民币应该贬值，但是一贬值大家不更要抢着卖吗?所以政府撑着不贬，而且还打肿脸跟着美元升值。于是出口成本就增加了，于是本来就大势已去的出口企业更加艰难了，倒闭潮就出现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楚天　　　　　　　　　来源：天涯社区

习近平不敢相信任何人 除了他自己



2015年10月04日
    
    
     　　习近平主席访美对中美紧张关系有化解作用，他积极释放合作共赢信号，努力向美国“增信释疑”，却未消除中美之间存在的战略互疑，缓解紧张关系并没有重大突破。外媒认为，是华府看不懂习近平，习的个性与行事风格，是美中关系紧张和中国战略模糊的关键因素。所以，认清习近平这个人，和弄清美国为何看不懂习近平，被视为解读中美关系的重要进程。  
                       
     　　这次习近平访美，美中达成49项共识，美国同意对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SDR)表达支持、不再杯葛亚投行，但关键领域和议题，美中仍没有重大实质进展。例如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无结果；南海问题，欧巴马和习近平唇枪舌剑；美国事后对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的可行性存疑，国会议员公开要求反击中国的网络攻击，并担忧美中签署空中相遇规则，不会得到中国军方履行。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美国看不懂习近平”文章，指习近平不善于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美国官员最初认为，他“比胡锦涛更平易近人”和“更有活力”，也“更具民族主义意识”，“他从来就不像一个天生的政治改革者”，但最后华府智库和官员承认，看懂习近平有点难度。
    
    　　“纽约时报”也刊文指出，美国官员往往忽视习近平“冒险者”的一面，他比华府想像中“更愿意采取对抗姿态”。习近平领导班子是共产党统治66年来最不外露的一群人，他与同事和顾问、国家部委技术官僚们保持着更远距离，作决策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和直觉。习近平还严格坚持其权威地位，不愿放弃任何权力，他只信任极少数核心圈内的人。
    　　习近平掌权快三年了，中外评论一般认为他思想深藏不露、倔强和强硬、作风专制和对人缺乏信任等，与他成长过程特别是文革期间的经历有关。习近平眼中，政治就是监狱或看守所，即残酷的权力斗争。他青少年时期的严酷经历，使他性格坚毅，不敢相信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习近平政治和处事哲学不同于他父亲习仲勋，却更接近他的母亲，即能随机应变，善于平衡，不死扛。
    
    　　为了保护自己，习近平不让别人看清自己真实想法和意图，学会少言寡语和谨慎交友，与人保持距离，仅与小圈子或同道人如“太子党”等打交道。习对毛泽东的态度，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嫌，他对毛的崇拜多于怨恨，有强烈的“红二代”使命感，尽管他和家人曾在文革期间遭受毛泽东整肃。
    
    　　欧巴马与华府官员难以看懂习近平，除了习的个性与行事作风外，还因为：一、政治上，华府起初对习抱幻想，相信开明改革理念坚持者习仲勋之子，一定也是政治改革者；二、由此而无视习式“红卫兵内阁”对中共信念和毛泽东主义的浓厚情结，奢望他会推动民主转型或宪政改革；三、习表现的活力，遮掩对红二代巩固和加强中共政权的决心，美国却缺乏认识，直到“中国通”白邦瑞出版“百年马拉松”新书，蓝普顿认为美中关系已到临界点，才发现美国被战略忽悠了。
    
    　　另外，习近平的政治设计和决策，一如他所有前任，都是中共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囚徒，无法跳出既有框限。习虽无意对世界输出中国的制度模式，但却想逼迫美国，接受和认可一个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世界，和一个不只由美国主导，且有中国分享的全球秩序，这是多极或无极的多元竞争国际社会。这些都让美方如大梦初醒。
    
    　　中美关系紧张，不仅与习近平个性与行事作风有关，也是两国价值与利益定位不同的必然产物。中美战略互疑的关键点，在美国要中国改制，美国资本要在中国扩张，而中国则想美国承认中国的制度，改变现行或维持二战后形成的多元多极国际秩序。美国不清楚习近平的打算，难以为此精确做出应对计画；中国则对美国改变中共制度的态度不放心，认为是要颠覆中共，搞乱中国，从中渔利。
    
    　　由此看来，中美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要看习近平态度与中国的战略模糊能否转变，减少美国的猜忌和误判；二要看美国能否习惯中国的声索，保证不搞颜色革命或遏制中国，让中国放心。但这对美中来说都是难于上青天的事，双方显然不愿轻易亮出自己底牌，和放弃自己核心价值与利益诉求。因此美中关系紧张，短期内仍很难拨云见日。
    
    来源：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