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缶：贫困的传递已非偶然




2015年10月20日

     赵缶 媒体人
    
     贫二代的路越来越难走，并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有就业市场中更为「拼爹」的所在，能够留给他们的资源所剩无几。  
                       
     据报道，位于贵州省最北部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在道真，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读书，在道真人看来，是摆脱贫穷的最好通道。但事实上，在道真县，很多靠读书走出大山的年轻人又回来了，没能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相对应的是，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
    
    他们之间的关联性一目了然。贫困学子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家庭命运，摆脱贫困，但这条路却并非想像中那么容易。那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则数据，根据有关专家的统计，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在不断降低，以北大为例，2000-2010年间农村新生仅10%，到2013年依靠国家贫困地区每年30000重点大学照顾名额，北大农村新生比例升至14.2%。而 80-90年代这一比例是30%。
    
    「寒门难出贵子」和「农村学生失业率高」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它无比冷酷地指出家境的重要性，「拼爹」所具有的战斗力，也让无数身处寒门的子弟开始怀疑，个人的努力向上和拼搏是否有用？进而将会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性产生质疑。
    
    贫二代如何才能摆脱贫困的代际传递？毫无疑问，公平与机会。然而，经济发展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使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在一开始就不可能处于同一起跑线。在农村，家庭贫困的老百姓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是因为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鲤鱼跳龙门，靠的也只有读书。但同时，在农村，导致家庭赤贫的两大因素一个是疾病，另一个就是教育支出。
    
    如此一来，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家庭付出巨大的代价让孩子读书，但他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又严重不足，农村孩子如果不是需要付出比城市孩子多几倍的努力，难以和他们并肩跨入重点大学。这也决定了能够成功的孩子只有少数，而大部分孩子要么不能进入重点大学，要么肩负着沉重的家庭重担继续奋斗。如果就业再不顺利，那么面对这些农村孩子的则是无比坎坷荆棘的人生路。而对于那些早就放弃通过读书来拼前途的农村孩子来说，通过劳力改变贫困更是艰难。
    
    这也是学者们所忧虑的贫富差距的稳定化和制度化，社会阶层流动通道的堵塞。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的巨大挑战。无疑，教育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4年，教育部出台政策，高校招生适度向农村学生倾斜，然而，一部分数据的上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贫二代的路越来越难走，并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有就业市场中更为「拼爹」的所在，能够留给他们的资源所剩无几。
    
    贫困的代际传递背后是整个社会已经呈现的阶层分化，贫困学子难获同等的公平和机会，他们中的少数人或许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阶层的进化，但大部分人只能困于天井之中，仰望那一片难以触及的天空。 [博讯综合报道]

    来源：南方周末
    
     政策可以要改就改，但观念却不易变，根本希望恐怕正维系于观念的改变。  
                       
     有报道说，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到2020年，过剩的男性光棍人数会高达3000万，可能会爆发“光棍危机”。那么，“光棍危机”的后果是什么呢？仅仅是人们所忧虑的高彩礼、早婚、婚姻买卖、骗婚、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以及同性恋、性疾病、性犯罪等等的增加吗？
    
    青年男性过剩除了会带来上述问题，恐怕还会引起社会暴力的上升，而这是有必要提前预警的。心理学者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指出，女性主义是现代社会暴力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女性主义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而是“一种指向和平的发展”。这首先是因为，有利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和性生活安排，可以消减男性间竞争产生的暴力。婚姻是一种有利于减少男性竞争和增进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在婚姻中，男子承担对自己子女的义务，放弃为争夺其他性交机会而与其他男子的竞争。正如平克所说，“结婚能够减少男性的睾丸素和犯罪的可能性，我们从统计数据中看到，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当人们幸福地成家结婚时，凶杀率直线下降，而到60年代和70年代，结婚年龄后移，凶杀率上升，在婚姻率特别低的美国非裔社区，凶杀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在光棍过剩危机中，过剩的不是男子，而是年轻男子，他们是社会中最不稳定的人群，也是社会暴力的主要因素。在《自由的未来》一书里，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谈到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变化时指出，年轻人口大量膨胀对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好消息。阿拉伯人口的一半还不到25岁，75%的沙特阿拉伯人在30岁以下。扎卡里亚对这样的人口结构表示担忧，正是从年轻男子的暴力趋势着眼的。他写道，“每一个社会中，犯罪几乎都是由15岁到25岁的男子犯下的。一位社会科学家指出，把所有的年轻男子关起来，社会暴力会降低95%”。从一些历史经验来看，年轻人的膨胀与社会动荡之间有着某种联系，“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之前，正在经历年轻人的膨胀时期，一如伊朗1979年公民一样。1968年美国的年轻人膨胀达到高峰，即使在美国，也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强烈的社会动荡。”
    
    年轻人既然会如此影响社会暴力，可以想象，如果年轻男子远多于女子，那么暴力和不稳定因素又会有怎样的增长。政治学者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Hudson）和安德烈亚·丹波尔（Andrea den Boer）有一篇文章，叫《男子剩余，和平赤字》（A Surplus of Men, a Deficit of Peace），光这个题目就够吓人的了。他们认为，一些地方杀女婴的传统导致大量男子找不到配偶。这不只是破坏了男女的均衡，让许多男子讨不到老婆，而且更是增加了社会暴力的隐患。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对此写道：这些男子都是穷人，因为富人占据了稀缺的女性资源。这些被叫作“光棍”的男人们，结成帮会，自己打架斗殴之外，还抢劫和骚扰其他居民，甚至威胁地方或中央政府的管治。
    
    怎么才能安置这些年轻光棍呢？这会让任何一个地方的管理者头疼。以往最有利的安排就是让他们当兵，平克认为，可以以武力压制他们，“也可以收编他们”。但是，“最好的做法是，可以输出这些破坏性力量，将这些多余的男子作为民工、殖民者、士兵送往他人的疆土。当其他国家的领袖也开始试图输出剩余男子的时候，结果就是一场漫长的消耗型战争。赫德森和丹波尔这样表示：‘在这样的冲突中，每一个社会都有足够的光棍可以消耗——而他们的政府会很高兴能够消耗掉他们。’”
    
    今天，这种安置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对光棍过剩的危机是否还有别的解决之道呢？人口专家指出，出生性别比失调是三个因素（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一胎化的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的共同作用后果，改变需要消除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然而，这三个因素中，第一个是观念，后两个是政策。政策可以要改就改，但观念却不易变，因此也就成为三个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光棍危机要得到缓解，根本希望恐怕正维系于观念的改变。

中国人口危机已现 招工娶妻养老难题或5年后爆发



2015年10月20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当前我国人口形势严峻，危机初露端倪。笔者预计，2020年之后将爆发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这将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笔者建议立即实施倡导“两孩”并走向鼓励生育。  
                       
     2020年后危机将爆发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40多年来，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目前人口增长过快趋势已得到根本扭转。同时我们应充分注意到，少子化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提速和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并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笔者预计2020年后将出现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问题。
    
    首先是招工难。
    
    目前我国少儿人口大幅下降，0~14岁人口所占的比重，1982年为33.6％，到2014年只有16.5％，大大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0%，比美国的20%还低，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少儿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4年只有2.2亿人。
    
    2021年之后，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的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我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时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21年后，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将呈悬崖式下降，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降幅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减少，将遇到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超过8000万人。
    
    届时招工难将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着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此外，青年人口急剧减少，还将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消费能力，造成社会总储蓄下降。
    
    二是娶妻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的现象(正常值是103~107)，2014年仍高达115.9。2010年，我国0~19岁人口中男孩有1.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10万，因此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娶妻难将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重大难题。
    
    到2020年，“娶妻难”将拉开序幕：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20年，24~28岁男性有49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3900万人，男比女多了1000万人，只能向低年龄女性中去择偶。由于低年龄段男女失衡持续产生、一直处于高位态势，因此这一问题将非常棘手。或会造成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
    
    如果成年男性分化成了有配偶阶层和无配偶的“剩男”阶层，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后，却有一大群“剩男”无法成家、当婚未能婚，这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会大大降低这个特殊人群对社会的认同感，甚至将成为他们中少部分人反社会的诱因。
    
    三是养老难。
    
    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14年已达1.37亿，占全国人口的10.1%。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将超过30%。面对老龄化提前来临，整个社会从物质到心理等方面都没做好准备，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水平低，养老资金缺口较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育严重滞后，社会保障面临相当压力。
    
    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在目前这种“四二一”家庭结构中，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
    
    因此，笔者认为，2020年后人口“三难”的全面爆发，将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将造成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过早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目前，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如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及时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促进人口结构向正常水平回升，那么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将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将面临巨大挑战。
    
    人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未来我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笔者认为，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整到18.5%，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3300多万少儿。“单独二孩”政策带来的增量人口上限为400万人，其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到0.3%。显然，靠“单独二孩”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当前，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由于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70年代出生妇女，以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的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因而，补偿性生育主力军是70年代出生妇女，然而她们中最小的也已超过35周岁，属于高龄产妇。随着时间推移，其怀孕概率下降很多、畸形儿概率增加很多、生育风险也提升了很多。
    
    随着时间流逝，现在每年都有好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因而，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当前及“十三五”是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关键期，修复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危机正与时间赛跑。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根本原因是人口进入了新常态，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由于人口的剧变造成劳动力供求发生逆转，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基本丧失，传统依靠劳动力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还在2020年之后。
    
    我们都知道，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当前应抓住许多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启动全面放开“二孩”。现在应该担心的是补偿性生育量太小的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
    
    从国际上看，韩国少子化水平与我国相当，其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0%，仅比我国低0.5个百分点，然而韩国于1996年在生育率降到1.65后就取消了从1962年开始实施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控制人口政策，并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如果错过了当前放开二孩的最后“窗口期”，即使以后鼓励生育，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恐怕也将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