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拿毛泽东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相比，断言毛在中共最高地位之形成绝非偶然。本文摘自2009年12月《开放》，作者金钟，原题为《唐德刚和他的三峡史观》。
毛泽东终身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图为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留影
唐德刚教授二〇〇一年初患中风时，闭门谢客，曾致电问候，后来听说病情好转。不料前年再度中风，举家迁往加州，终于十月三十日不治，享年八十九岁。唐教授是当代海外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给予《开放》杂志的教诲令我难以忘怀。
初识唐教授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一九九二年七月，赴台北出席《传记文学》三十周年盛会，社长刘绍唐先生请唐德刚教授来演讲，并引荐我去拜访他。在台北车站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廉价房间里，我和这位心仪已久的学者谈了约两个钟头。我是有备而来，录音机、相机随身带，他爽快地接受事先没有约定的采访。我向他请教有关办中文杂志的问题。当时本刊还在草创期，压力大，每期的人物专访不可少，有些访问是即兴式的。没想到这篇题为要珍惜方块字的访问刊出后，台湾、东南亚、美国都有媒体转载。唐教授说古论今，谈重要文章也可写得有趣。引证生动，坦诚说他的中文与英文能力。强调中国文明是方块字传存下来，拼音文字不能代替……我根据录音整理，只有两千字，现在看来还是精采可读。
为《开放》写长篇评毛文章
想必唐教授也很满意。因此，接下来，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号，他应邀为我们写长篇的《毛泽东成败浅说》，连载到十二月号《批毛》大专题。这对我们这本刊物是很大的荣幸。他写道：“试评毛公，虽百万言，岂能尽其一面。今承金钟主编不弃，越洋索稿，急如星火，谨以抽象文字与读者摆摆龙门。方家乞毋笑我。”
文章从毛何以能打平天下写起，拿毛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相比（说他有张国焘评“刘有妇人之仁”的录音访问），断言毛在中共最高地位之形成绝非偶然，他说：“作开国之君者要雄才大略、文武兼资。更重要的还须泼皮大胆、心狠手辣；行为上要带数分流氓，几成无赖，才能打得江山，坐得第一把交椅。古人说“自古帝王多无赖”，至理名言也。”他说“毛反右、引蛇出洞、脸不红、皮不皱，这就叫耍赖皮了，就是无赖了。”
他将毛之霸业，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起分为前后两个二十年。说中共八大之后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血淋淋、人头滚滚”，“无一不是毛一手搞出来的”。“最后，能免于亡党亡国者，也真是个历史上的奇迹”。他写道：
“朋友，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所有暴君所杀的人加在一起，都抵不上毛泽东一个人所干的啊，他自说“比秦始皇要厉害十倍百倍”，其实他已打破世界纪录啊！”
唐德刚的历史分期说
他解释为甚么中共会把时针倒拨六百年，堕落成封建帝王如朱元璋那样最反动的政治集团呢？原因是“毛的个人性格只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他可以做皇帝不能做总统，毛公以七分传统流寇，三分二百五的现代革命党的混合体”，权力无限，又没有一个合法的接班制度，独裁之下，就无不滥权、无限制的腐败。他设想，“毛在建国之初，若有华盛顿的胸襟，按宪法由毛刘周林邓顺序轮流坐庄，我相信，麻将不到八圈，一个新的政经制度，便会在中国慢慢成型，历史三峡，便不会再延长了。”
近日，大陆作家傅国涌先生纪念唐德刚的文章送别唐德刚先生，重点推介唐教授的三峡历史观，受到各方重视。在唐教授生前，我也就此向他讨教过。而一九九三年他为《开放》写的那篇评毛文章，正是以此史观作为评毛的理论归结，比他一九九六年九月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提出二百年出三峡说，要早三年。
基于早年在大陆接受的唯物史观教育，唐教授深感我辈的困惑。马列哲学将人类历史画分为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并以此作为共产党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理论基础，即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因此，官定历史分期便已不是一个学术研究范畴，而成为国家政治与法律的前提，成为从宪法到教科书到文艺、传媒的天经地义，不容挑战，不容争议。“反社会主义”便是天大的罪名。来到自由世界后，我的思想探索之一，便是对此历史分期论的好奇。
原来，从欧美到港台，这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有各种观点，而且绝不成为一个影响公众生活的话题。就史界的看法而论，中西历史分期又大有区别，比较多的倾向于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三阶段论。对马克思的五段论，咸认为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共将一八四〇年以后的百年中国社会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更是诸多非议。但是秦朝和鸦片战争作为两个历史的分水岭，有相当的共识。有一种三段论，即秦以前为氏族封建社会、秦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为皇权专制社会、辛亥以后为共和时代。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即以此三段论为基础。他于一九九〇年首次提出三大阶段，两次转型之说。他认为，中国历史第一段是先秦的封建社会，第二段是皇权农业帝国，第三段是民权开放的工商社会。第一至第二段的转型，从战国到秦帝国，大约三百年。第二到第三阶段，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打开天朝大门开始，约需二百年时间，即到二十一世纪四、五十年代，才能完成中华帝国到一个真正现代共和国的转型。他将这二百年比喻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三峡”。两次转型说，是他的独创。
对“历史三峡”的精采描述
唐教授在本刊九三年八月这样描述：
“这两个转型世纪在我们的中华五千年史上，实在是一条充满惊涛骇浪、深滩险崖的历史三峡。我们这条“中华文明号”大帆船，于一八四二年自夔门进入三峡，顺流而下，千里江陵一漩涡，其是惊险莫名。沿途且修且补，并改造加装新式马达，实在艰苦不堪。计从巴峡穿巫峡，一路上我们从一般乘客中临时培训的传统梢公和西式舵手，又逢滩必换，遇峡即改。而顽固的梢公、幼稚的舵手，才能不同，个性回异；把舵争权，又各不相上下。以致逢崖触礁，遇滩搁浅。而乘客之中，又各私其党，嘈嘈杂杂，莫衷一是，弄得船翻船漏，溺尸如麻……朋友，我们通过这条历时二百年的历史三峡，真是惨痛不堪！你我都是这条破船上的乘客。大难不死，算是命大，沉尸江底的同胞难友，也只好说是在劫难逃，向谁抱怨呢？”
文章说，西太后、孙、袁、蒋、毛、邓便是这条破船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梢公和舵手。毛在毛派眼中也不是好舵手。毛晚年患白内障，完全失明，还要口授最高指示“瞎指挥”，这种怪现象，不独非洲最落后的部落小邦未尝有，我国历史上四百多个皇帝中亦未曾一见。
唐教授的历史三峡观，虽不是宏篇钜制构成的大理论，但以国人喜闻乐见形式道出，自有他的匠心独具之处。撇开马列教条，将中国历史分为“先秦、皇权、共和”三段，是有眼光的概括，而提出“近代中国需二百年转入共和民主”，更是显出对中国近代史深刻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今日中国虽不是慈禧太后半个月花掉买“吉野号”战舰的钱而大败于日本的时代，但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又何曾弱于毛皇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何曾在神州大地结出民权之果？中国还在转型的痛苦中。
通古今之变的大视野之见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来访，北京接待这位准备委屈求全的贵宾，竟是有如防贼一般，封杀他与中国民众接触的任何机会，一个拥有全球第一外汇金库的大国，其自立风度，又比一个非洲小邦好在哪里？
唐德刚提出二百年转型的估计，和时下海外的一派预测也相去不远，有苏联共产帝国老大哥转型的殷监在前，哪怕你高楼起得遍地是，哪怕你宴宾客如奥运、世博，该来的迟早会来。唐德刚的结论是：“三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取向，也是中国近代政治社会转型的主要目标，便是由无限制的极权，转向有制衡的民权。要达此目标，中国老百姓虽然还有三、五十年的苦日子好过，但守得云开见月明，黑猫白猫搞久了，黎明总归是会出现的。”
这是唐德刚自称“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所得”留下的一份遗产，他希望国族的命运经过这样一番痛苦的转型，变五千年的“帝王专制史”为今后五千年的“民主政治史”。纵观今日海外卓有地位的人文学者对“中国崛起”的一片井蛙阿谀之声，便倍感历史三峡论乃是唐德刚通古今之变、苦心孤诣的大视野之见。
优美文风温柔敦厚令人向往
唐教授留下的为更多人赞赏的，是他的文风。他曾告诉我，二十七岁来美国，在写《胡适杂忆》前二十年不写中文（他是二战后留美潮的一员）。但现在已是海内外中文写作的一名大家，文学史家夏志清称唐德刚是“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说他的文章气势极盛又妙趣横生。现在被誉为“唐派散文”的文字风格已传遍包括大陆的中文世界。这种文风最大的特色就是质朴，不炫耀，带有幽默感，斯文而温厚。非常令人向往。学贯中西而没有架子派头，今有几人？他自道：“写了就是写了，最多只可说是一个流浪海外的中国知识份子，对他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而已。偶逢岁暮周末，孤灯默坐，拿起笔来，东写写，西写写，也可聊遣长夜，甚或享受一点他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的乐趣。”
他初到美国十年时，一首《金陵怀古》的情怀可谓终老未改：
孺子沿街赤足，青山为雪白头，
金风如剪月如鈎，记取秦淮别后。
临去且行且止，回头难拾难收，
错从苦海觅温柔，曾把鲛绡湿透。
一九八〇年，唐德刚回安徽家乡探亲，获悉大饥荒真相，幼时玩伴全部饿死，一堂兄全家死绝，顿时为之战栗不已，伏案大哭。他说读史“大饥，人相食”没想到竟发生在自己家族中，且隐瞒二十年才让人知道。安徽一省饿死数百万人，还说是“三年自然灾害”！这对一位去国怀乡的史学家，真是情何以堪。
和唐教授最后一面，大约是十年前，香港回归后一、二年，我来纽约，友人保华夫妇请我与唐德刚教授饮茶于中国城。那天他一身蓝色绸棉袄，询问九七后香港报界状态，我引刘绍唐之语几分无奈地说：“出一期，算一期。”他笑道，你不要小看了，一本杂志就是一只军队，你就是总司令呀，不能轻言战败。我有幸相识的纽约三老（唐德刚、董鼎山、夏志清），他们都是那样古道肠热，看尽天下炎凉，却永怀一片赤子之心。眼看世道变迁，哲人凋零，我们只有以景仰感恩的心情铭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