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美国人卢百可：圣徒，奇迹，希望



2015年11月06日 
     
     

    2015年10月金秋时节，卢百可与另外三名获奖人站在公和基金会颁奖台上接受全场致意（耿潇男拍摄）
    
    编者按：这是来自四川、旅居美国的学者王康为美国之音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稿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他与中国结缘，自愿躬身成为中美友谊的一座民间桥梁：寻访中美共同抗战老兵，抢救历史；收养中国孤女，成为四个中美女儿的美国父亲；拣选并感受中国普通人的友情，实践一种仁义道德人生。
    
     ——北明：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故事（2005年）
    
    一
    
    2015年10月18日下午四时，北京五塔寺内船山书院举行活动，美国人卢百可（Patrick Lucas）获得中国民间“公和基金”2014年度人物奖。这名身高1.90公尺的美国人用中文致获奖辞，题目是：记住历史（Remembering History）。他说：
    
    非常感谢公和基金会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也感谢把我向基金会推荐的与投我的票的人。感谢那么多支持我的朋友、家人以及那些我尚未没亲自见面过的但同样支持我的人。真很感动。
    
    我们项目叫做“共享光荣”，是想去记录中美合作的口述史的一项目。“共享”这词大家都明白，但对于“光荣”，我想先解释一下。实际，对不起，打仗并不光荣，没有光荣。打仗是相当糟糕的事。打和平、打友谊、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才是“光荣”的事。尤其，不同方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是尤为光荣的一事。
    
    2002年时，为了能够找到中美之间可以沟通的另种共同话题与语言，思考了很久，就选择了中美二战的合作史，然后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跑了中国许多曾经发生过这场历史的地点，拜访了当时的历史目击者与参与者并录下了他们的口述回忆，也跑遍了几次美国，非常荣幸地认识了许多老兵与在中缅印战场牺牲的美军的亲属，也把他们的宝贵口述都纪录下来了、老照片扫描了、老信件也读了、很感人的人情故事听到了，让人痛心的和让人产生希望的，由于接触多了，最终好像统统都进入我骨头去了，都进了我想象去了。对我，这一切印像非常深，非常感动。工作中，我经常会得到别人的协助，或有他人暂时加入这工作一段时间，也有部分较为固定的人参加了工作。同时，由于我每学期在中国都带一帮美国大学生，经常会有他们参加整理资料、开小会议，甚至与我在中国一起到田野体会此历史的机会。这些年太特别，我忘不了这工作中认识的这些各种人与各种丰富的体会。都是我一生中的一大福气。
    
    

    卢百可荣获中国民间组织《公和基金会》2014年度公和人物奖。这是他在北京颁将会上发言（卢百可提供）
    
    我们这项目中所强调的是个体故事，关系到个人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大历史。关于二战的大历史的数据已经很完整。那么，抢救这些个体故事有什么价值呢？个体历史经常更有情节性与感情，而个体故事能提醒我们：打仗的是人，受苦的、牺牲的、面临灾难的（绝对包含军人在内）也都是人。这对于那些没有体会过战争而对于打仗比较不反对的年轻人，说不定会有一定的启发。或这么说吧，在有部分人把对方妖魔化时，能记得对方也是人，甚至可能会引发潜在的新的结果。
    
    历史好重要。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民族，它对于自己以及对他者的许多理解是来自于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和诠释。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窗口：历史是我们去观察与判断我们世界的标准。尤其，在我们想解读他者的行为时，对于历史的某种理解会导出某种结论，对于历史的另种认识会导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历史实在太重要了。
    
    这么多年来，在大学里做中美年轻学者的桥梁已经做了快20年了，另外做中美二战合作的口述史做了快13年了，这都起源于什么呢？这与历史有关。我1985年第一次来中国读书时，我就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是我第一次有中国朋友了。在那时的大气候下，与一个外国人交朋友是有风险的，所以不是像今天那么简单的事。但幸亏，有些勇敢的中国人决定去冒险，愿意在友谊上投入，并对于一个不懂事的美国青年积极地去理解与宽容。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的那时的行动与投入，以后就结了这一切果子。假如我的这些年的工作真的对社会有价值、有贡献的话，那么都是起源于他们那时先种的种子。我上面说的当然是我的个体历史，但实际民族之间也一样，民族之间的友谊是需要先投入的，是需要用积极并开放的眼光去理解与宽容对方的，甚至有时是需要先去冒险的。这种勇敢的友谊真光荣。
    
    谢谢各位！
    
    这是一篇获奖感言，也是一篇个人宣言。据卢百可的一名中国朋友透露，卢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本文作者不是任何教徒，只能尝试从某种信仰去体验这篇表面看来“无甚高论”的文字。
    
    二
    
    卢百可是美国俄勒冈州农家子弟，父亲曾是二战军人。1985年，他的女友（即他后来的妻子）大学毕业后去了法国，他自己则选择了中国，“一个没有汉堡包的国度”，一住30年。其间除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读完文化人类学博士并留校任教外，他为自己做了三件事。
    
    一是用九年时间出版了《屯堡人：起源、记忆、生存在中国的边疆》。
    
    2000年，他坐车路过贵州安顺大西桥吉昌村时，见到田里干活的妇女的服饰很有民族特色。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卢百可走进那个村落。此后几年，他来往于北京—贵州，辗转到屯堡，与村民一起干活，吃饭，聊天，挤中巴车、三轮车，跋山涉水，拜访老人，修复族谱，探寻墓碑，参加不邀外人的家族祭祀，搜集历时600多年的屯堡人史诗。《屯堡人》刚刚出版，尚未上市，卢百可即飞到贵州，将书送到村民的手中，“我是屯堡人！”
    
    

    本世纪初卢百可深入中国偏远乡村，搜集整理六百年之久的屯堡历史并完成相应的文化人类学著述《屯堡人：起源、记忆、生存在中国的边疆》（选自网络）
    
    若非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上世纪初年来到敦煌，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1923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英国牧师董宜笃（1931年）在四川广汉月亮湾寻得几件玉石器并立即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几次考古发现不知将伊于胡底。卢百可的《屯堡人》不能与上述三次考古发现相提并论，但它显示了一种中国人欠缺的眼光：对文明的孩童般的陌生感、好奇心，对真理的单纯的追求精神。这种精神源于某种宗教情怀：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永远的奇迹，值得终身探求的恩典。急功近利的现代中国人，由于丧失某种终极意识，不仅不能洞悉宇宙奥秘和世界真谛，到头来也不能辩识自己，——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征服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
    
    终极真理有可能造成极端哲学和绝对意识，导致极权主义，20世纪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人们有理由警惕任何终极性乌托邦。但是，正如蒂里希所言，战胜乌托邦的，正是乌托邦精神。卢百可对偏远贵州小村落的难以遏制的“好奇心”，正是超逾功利成败的趋向真理的乌托邦精神，当千千万万普通人行在这种有益他人又实现个人理趣的真理之路时，那种极端性乌托邦就可能不断地被“微创”而销蚀。
    
    三
    
    卢百可做的第二件事，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大可能做到的：他先后收养了两名中国女婴。卢百可本是两个美国女孩的父亲。因为不忍中国被弃女婴的状况，尤其不忍见居家附近十公里处“福利院”的现状，先后收养两名女婴。他的理由很简单：“我有家，我要给她们一个家！”
    
    毛泽东和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世上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以己度人，用粗鄙的因果关系和功利算计衡量世人，以物化标准诸如“阶级”、“自己人”、“我国”判断人类。多年来一种令世界侧目的中国悲剧是，每年以三万人数增加的弃婴，——最悲惨的自然是女婴。“她们被关在简陋的砖瓦小平房里，屋梁上挂着一个闪来闪去的灯泡，顺着阴冷墙壁的四面搭成一大趟无间隔的通铺，上面挤满了裹得严严实实的只剩一双小眼睛的女婴。每个20平米的房间怎么也得有三四十个孩子，有的哇哇大哭，但大部分一动不动。房间里看不到阿姨，也没有热水、医药和玩具”（《南方人物周刊》：一对夫妇23年帮助11800个中国孤儿找到“美国父母”）收养弃婴费用大约3万美元，包括申请、材料整理、家庭调查、指纹鉴定、移民审批、收养前培训、收养后跟踪服务以及给福利院的3万人民币的“儿童养育费”。
    
    基督徒服事上帝，也是爱家之人，结婚成家是他们的幸福和责任。基督徒没有对“父权”和“夫权“的抗拒，相反，丈夫和父亲是家庭的船长，以爱心和智慧引领家人穿越俗世。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其“天然的教堂”、“永远的修道院”。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这样的训诫直接通向每一个人，亲人和外人。真正的基督徒本能地同情不幸者、弱小者、被抛弃者，——弃婴甚至有童年耶稣的形象。
    
    

    右：2014年公和人物、前中央民族学院美籍教师卢百可和他的女儿们。左：卢百可和小女儿，看这孩子的小鸟依人的动态神情，能知道这因祸得福的孩子有多幸福（卢百可提供）
    
    我们不知道卢百可夫妇如何决定收养两名中国女婴，只知他们做了十多年的调查和心理准备，取出结婚以来的所有家庭储蓄，先后两次呈交中国政府索取的高额领养金。“离我们家十公里远的福利院，那里的弃婴没有家，可我们有家！我们能力有限，只能收养一个。再储蓄一笔钱再收养一个，不能不做！很简单！”这就是他们的理由。曾经有过犹豫：你不是有钱人，你只是教师，永远不会发财。但是，一想起弃婴，痛苦就挥之不去。终于把“小姑娘”接回家，“所有过程，申请书，填表，签字、交费，一直激动，幸福！”卢百可夫妇由衷赞美自己的中国女儿：她们棒极了！一个一岁半，一个三岁，聪明、活泼，什么都吃。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怎么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
    
    卢百可亲生的大女儿叫卢天蓝（CielleAnnamarieLucas），他说，“Cielle本是sky或heaven的意思”；亲生的二女儿叫卢天歌（KyrieElisabethLucas），“Kyrie是基督教某古老歌曲的歌词的第一词”；老三是从孤儿院里收养的第一个中国孤女，叫卢天仪（AlaiaTianyiHelenLucas），他说，她“是‘天’送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或眷顾（仪），是我们本来没有资格获得的礼物”；他和妻子收养的第二个中国孤女是家中老四，叫卢天媛（SaretTianyuanIsabelleLucas），这位美国父亲说：“‘媛’代表‘圆’，意味着有了她，我们的家才是完整的”。这样解释自己女儿，卢百可充满着父亲的自豪和幸福：“四姊妹之间特别亲”。
    
    2300多年前孟子就呼吁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中国人几乎没有收养异族幼孤的事例，——我们没有真正履行“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高尚理想。基督教传教士走遍沙漠、荒原、丛林，到完全陌生、充满敌意、野蛮不开化的地方传播上帝福音，对于所有中国人——即使最高尚最卓越的中国人——都是不可思议和难以承受的负担。像武训那样，从己身际遇出发，推己及人，为穷孩子办义学，就是中国式圣徒。西方传教士，出身显贵望族、著名大学者不绝如缕。对于中国，如俄国十二月党人那种为“不幸的俄罗斯人民”而走向“伏拉基米尔大道”的圣徒，至今还是太稀罕的事像。
    
    四
    
    “2005年全美美国老兵协会统计显示，每36小时就有一名抗战老兵去世。卢百可为抢救被遮盖并正在被带进坟墓的历史，自2001年开始，走访太平洋两岸在华抗战的中美老兵至少150位。十年过去的今天，那一代人绝大多数变成了美国墓碑和中国天空的难魂。岁月已经证明：卢百可是中美两国唯一以一人之力，当国家之责，奋力留住了这段历史的人！”（北明《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故事》）。这是卢百可做的第三件事情，是他此次获奖的理由。
    
    2005年，北明主持的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节目，首次报导了卢百可。这个美国人足迹遍布山西、浙江、江苏、广西、贵州、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省，以及十余个美国州。中世纪的教士经过阿尔卑斯山时，并不欣赏如画风景，——他们沉浸在内心的上帝之国中，聆听神圣的福音。卢百可似乎没有陶醉于中国山水，——这使他把自己隔绝于数以亿计的中国旅游者之外。他的使命是寻访数百名中美老兵及其亲属，编写中美二战合作口述史，“再现刻意掩盖半个世纪的中美两国共享抗日光荣的真实，抢救即将被岁月带走的历史。倾倒家财，奉献时间，身患重症，艰难困苦，坚持不懈！眼看八旬老兵纷纷谢世，却常因资金短缺，采访无法成行，而扼腕叹息。”为了可能的捐款，北明还在节目中公布了卢百可的信箱。
    
    
    2005年全美《中缅印战场老兵协会》最后一度年会在华盛顿召开。卢百可专程从北京飞抵，日以继夜在宾馆房间和会场采访了那些正在离去的美国援华抗战老兵。左图：卢百可在会场实况录像；右图：卢百可在在一名老兵客房架机访谈其抗战经历。（RFA北明拍摄）
    
    近年，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收集抗战史料，做成影视、雕像、公园、博物馆，几乎没有人不在显要地方留下自己的尊姓大名。一部表现国军抗战的100集电视片，每集20来分钟，竟在末尾用近5分钟时间缓慢地显示摄制人员名单，另一部影视“集资”过亿，干脆叫《我的抗战》。卢百可买不起摄像机，靠借来的老式机器拍摄的镜头，被中央电视台取用。“他们都用上了，而且不止一个电视台。但是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没关系！承认不承认我们，那是小事情。承认我们，对我们将来继续做这个事情有好处。但是关键，把这些故事宣传！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费用······”他的中国助手：“有时候，睡觉都梦见老兵的嘱托，梦见他们的面孔。四天了，我们每天只能吃一餐。只有一餐的费用······”中国亿万富翁已居世界首位，北明曾在节目里留下卢百可的邮箱，但是几乎没有人慷慨解囊。“没关系！”
    
    尤金·蓝斯（EugeneLance）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机场输油管道工程兵，收养过一个当地男孩。60年后，他旧地重游，与他的“小男孩”重逢。“牵线人”就是卢百可。华盛顿—北京—昆明—腾冲，承担所有费用的也是他。“中央电视台”报导这段“佳话”，照例没有提及卢百可。湖南某地为抗战阵亡将士祭祀，组织起出殡队伍，当地媒体报导，没有出力出钱的美国人卢百可，“没关系！”。贵州某县发现美军机残骸，卢百可闻讯前往，跟村民走进山野河谷，从不言官僚刁难，只道“老百姓，太棒了！”一个景颇族老人出示一枚戒指[JZ1] ，索价不菲。卢百可认出上面的英文（UniversityofOregon）竟是他的母校缩写，于是返回故乡，找到戒指主人卢米斯的父母的墓地，上面刻有“我们的儿子在中国打仗失踪”字样。卢百可继续寻访，终于把死者的侄子带到腾冲那架飞机坠毁处，——没有谁把戒指归还亡者亲属。没关系！
    
    基督教一开始就超越了种族、地域和国家。它源自人类心灵，它唤醒沉睡在重重迭迭的世俗皮囊中的善意和爱。无论仇恨和战争如何毒害人类，但虔诚的基督徒始终渴慕着和平，希望人类通过宽容和自由涌进圣殿。卢百可从来不言“上帝”，但他始终在践行某种只有在信仰世界才成立的真理：梦想一个消除一切分歧、没有争战的世界。
    
    
    2005年全美《中缅印战场老兵协会》最后一度年会在华盛顿召开（左图），前去采访的旅美作家、记者北明（右图中）与前去采访的美国人卢百可相遇。北明遂以《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故事》为题，以连续四集的篇幅报导了卢百可数年来坚持不懈，抢救中美合作抗战历史的故事。右图右一为卢百可的助手、中国广西摄影记者黄希翎（左图北明拍摄，右图美国记者拍摄）
    
    中国与世界刚刚纪念抗战、二战结束70周年。莫斯科和北京竟然举行盛大阅兵，向世界炫耀武力。除了民间零星声音，整个中国一片沉寂。卢百可在北京颁奖仪式上关于战争的发言，可谓空谷足音：
    
    打仗并不光荣，没有光荣。打仗是相当糟糕的事。打和平、打友谊、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才是“光荣”的事。尤其，不同方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是尤为光荣的事。
    
    无疑，卢百可是反战人士，但他不止于抽象反战，他有十分明确的反战目的：中美共享合作作战，更应共享和平。中共正整军经武，其鹰派叫嚣战争，已全然不顾国际视听。时下，中美在南海剑拔弩张，卢百可近20年坚持不懈地推进其“共享光荣”项目，显然不能阻止战争狂人，但他在“公和基金”颁奖仪式上公开发表反对中美之间开战的言论，则使异常沉闷诡谲的深秋北京，平添一股光芒。卢百可呼吁双方记住：把对方妖魔化时，能记得对方也是人！不必引用康德（人是目的），卢百可有更深的企盼：
    
    能记得对方也是人，······在我们想解读他者的行为时，对于历史的某种解读会导出某种结论，对于历史的另种认识会导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五
    
    虔敬的基督徒直接对上帝倾诉，他们甘于做世界的“光”与“盐”，——他们不怕孤独。救赎的对象从来不是抽象的“人民群众”而是个人，每个人。基督徒忧心世道的败坏，更省视自己的缺欠、软弱，寻求弥久常新的启示，以承担神示的负荷。奉行“简单”信条的卢百可身上似乎有一层神秘面纱，——不仅因为他生性腼腆，不善言辞。在中国人看来不足为训的凭证，却成为这个美国人的“大福气”：
    
    假如我的这些年的工作真的对社会有价值、有贡献的话，那么都是起源于他们那时先种的种子。我上面说的当然是我的个体历史，但实际民族之间也一样。民族之间的友谊是需要先投入的，是需要用积极并开放的眼光去理解与宽容对方的，甚至有时是需要先去冒险的。这种勇敢的友谊真光荣！
    
    如果这段话出自中美两国元首、尤其出自习近平之口，世界将刮目相看。“种子”当然是基督教的重要概念，卢百可所称颂的“友谊”、“勇敢”、“冒险”，指的是他初来中国时的遭遇所引发的中国人性。上世纪80年代，囿于多年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敌意宣传，中国人多少需要点勇气跟卢百可这样的美国人接触。事实上，跟他接触者有的受到警告，有的被扣押了工资，是否有牢狱之灾，我们不得而知。
    
    卢百可很少提到西方游客喜欢的中国相声、太极拳、烹饪、山水，他爱的竟然是“中国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友谊和勇气。是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信任、友善，渴望自由的“种子”，在卢百可心里生根了，令他如此痴迷中国，并心存感念。
    
    “公”、“和”两字是中国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的高级概念，与基督教的信条有深度的契合。鬼使神差，“公和基金”撞上了卢百可，一名现代美国君子，一名只看外貌没有什么异常禀赋的圣徒，——无论按照基督教还是中国先哲的准绳，都可视为圣徒的人。
    
    这是无数偶然奇迹般碰撞的结晶。没有北明十年前对卢百可的发现和介绍，没有耿潇男坚持不懈的举荐和游说，没有“公和基金”理事们的慧眼和良知，没有四面八方的支持关注，没有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这个奇迹不会发生。
    
    

    2015年10月金秋时节，卢百可与另外三名获奖人站在公和基金会颁奖台上接受全场致意（耿潇男拍摄）
    
    六
    
    “卢百可的人生行动的坐标是信仰、希望和爱。他俯身成舟，奋力行驶在中美友谊的断流上，与此同时，他用人在异乡的个人行动，展示了人类之爱超越种族和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伟大力量，实现了这种爱超越国家和制度、个人和金钱的深在价值。”
    
    这是卢百可行为的终极价值所在，也是荐举他为“公和人物”的理由。
    
    年近九秩的张思之先生愉快地担任了卢百可的颁奖人。张思之是中国年高德劭的法律界泰斗，他近日中风卧床，谢绝所有邀请。70年前，张思之曾作为远征军一员，跟美国飞虎队结缘。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把他从卧榻上接引到现场。老人颤颤巍巍，用微弱声音靠拢麦克风念完颁奖词，最后提高音量：
    
    “我认为，这次颁奖并不是颁给卢百可个人的，而是颁给卢百可代表的美国人民！”
    
    

    左图：重病康复中的“中国法律界良知”张思之致颁奖辞。右图：2014年度公和人物颁奖典礼会主持人耿潇男女士（左一）与她称为“圣徒”而鼎力推荐的卢百可先生，与张思之先生（左二）共同为卢百可颁奖。（左三）卢百可带他的四个女儿与颁奖人在颁奖台合影，手持木刻画像由独立学人毛喻源雕刻（耿潇男拍摄）
    
    颁将典礼主持人是北京图书出版人、公和基金会执行理事、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耿潇男。她不知何故离开了演艺圈，结识不少思想界人士，参加过很多抗战纪念活动，策划了2013年北京雍和艺术馆抗战巨卷国画《浩气长流》图集发布会，抚恤过若干抗战老兵，还到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凭吊过陈纳德将军。卢百可打动她的，是“为中美老兵招魂”。在耿潇男眼里，颁奖给卢百可，简直是奇迹。“我的一个群，七嘴八舌为‘公和年度人物’评选推荐，最后聚焦在一个陌生的美国人卢百可身上。于是开始长达几个月的寻找，提名，复选，等待，拉票，祈祷······直到卢百可挽妻携女走上领奖台。”耿潇男的抗战，是反抗奴役追求自由，“9月初那场阅兵式，不是我的表达。卢百可的故事，是真实的美国梦；他的当选，又成了中国梦。这是何等美妙的故事，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中国梦，最完美的个人表达！一群人说说说的，居然就成了！”
    
    胸有万言艰一字，世存千秘共一念。美国、中国、战争、和平、博爱、圣徒······中国每天有无数会议、论坛，也许只有2015年秋在北京佛教圣地五塔寺船山书院举行的简短仪式，表达了如此不寻常的意义：一群中国人把一项寄托了古代东方理想的奖项，颁给了一名美国基督教圣徒。世界的正念如此奇妙地遇合在2015年的北京，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变异日亟、吉凶未卜的历史关头，获得来自中国民间的认同与敬意，犹如退潮浊浪中闪烁起一颗彩虹似的水珠，引起当事人和知情者一片欢呼。
    
    10月27日，卢百可知会朋友：“我计划用这笔奖金继续做口述历史”。
    
    

    2014公和人物：卢百可走进中国的第30年，用自己“无缘无故的爱”和行动赢得了中国民间的认可和支持（选自网络）
    
    20世纪是好人、君子、圣徒受难的世纪，21世纪还看不出终止这种悲剧的力量。卢百可在中国30余年的经历和他这份意外的奖励，不可能使悲剧改观。但我们毕竟目睹了一次几乎转瞬即逝的奇迹，也就有了些许希望······
    
    谨仿杜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贺卢百可先生获2014年度公和基金人物奖：
    
    海内忽传卢百可，美国圣徒临公和。
    
    俯身沉舟补断流，人孤己怜共天乐。
    
    却幸北明钓忘水，便付潇男举木铎。
    
    五塔千秋藏剎那，船山栖伏终有托。
    
    来源：美国之音

齐奥之死震惊中共 元老夫人吓得一病不起




2015年11月06日

    1989年，罗马尼亚领导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因为向平民开枪被枪决。中国媒体对齐奥塞斯库的向平民开枪未作任何报道；当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下方简短地发布了一句话：“罗马尼亚电视台12月25日宣布，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死刑，这一判决已经得到执行。”毛泽东弟媳朱旦华披露，齐奥塞斯库夫妇之死震动中南海，朱德遗孀康克清听说后，都惊呆了，从此一病不起。本文摘自《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有删节。
    
     笔者：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您和方志纯（1949年6月，朱旦华和方志纯结婚——编者注）当年就受到冲击？

    
    朱旦华：1966年底，我和方志纯开始受到群众批判。回想起来，这和江西、全国“文化大革命”整个进程有关。1966年6月，《江西日报》还在紧跟《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谷霁光，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7月，江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黄知真为组长。8月8日，江西省委根据毛泽东“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谈话精神，撤销工作组。8月28日，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方志纯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到了1966年冬，刘少奇被北京群众组织点名批判。1967年1月，方志纯作为“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主要依据是，邵式平省长去世后，方志纯作为代省长、省长，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方志纯曾陪同刘少奇到1927年他隐居的东林寺故地重游，被上纲上线。1967年2月8日，在八一广场（当时的人民广场）召开方志纯万人批斗会。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领导被陪斗。
    
    我没有方志纯的职位高，“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江西省妇联的一把手，也被群众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快“靠边站”做检查。主要“罪状”两条：一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给全国妇联的那份“工作报告”；二是培养丁长华（江西省50年代树立起的农业模范——编者注）这个“假典型”。但那时被揪的“走资派”太多，只要是当权派，无论是工作错误、认识错误、路线错误，都被上纲上线为“走资派”，群众运动的“过火”，我还是能够理解的，作为我个人来讲，并没有与群众组织在对“文革”认识上有严重的对立情绪。我同意揪“走资派”，不过觉得揪得太多了一点，当时局面有点混乱。
    
    但1967年冬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
    
    笔者：这个变化的标志是什么？
    
    朱旦华：1967年冬，方志纯因1935年与组织失去一段时间的联系，以及“新疆事件”等问题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隔离审查的命运也落在我的头上。到了1968年秋，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帽子扣了下来。
    
    1968年冷得比较早，9月份秋叶飘落。我被单独带进过去自己的办公室。三个从未谋面的人一字形坐在办公桌前，中间一个气势汹汹，逼我“坦白交代”“签署反共宣言”出狱的前前后后。
    
    我皱了皱眉头，耐心解释：“我们是党中央委托张治中将军营救，1946年7月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我们没有签署任何反共文字。”
    
    另一个振振有词：“不对！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在牢中为什么牺牲了？你们为什么安然无事？不要为自己的自首、叛变、投降行径脸上擦粉！”
    
    “青年人，你们应该尊重历史，1946年6月我们131人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张治中先生还派了刘亚哲少将护送我们回延安。7月11日，我们到达解放区，7月12日，毛主席还请我们吃饭看戏。我们在狱中的情况，马明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主席，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编者注）、张子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作为代表，当月就向党中央作了如实的汇报。方志纯同志1946年7月还专门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我们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中央早就做了结论。”
    
    “据我们了解，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都是叛徒！你不要为你的第二个丈夫作伪证！”
    
    对着这黑白颠倒的诬蔑，面对这渐渐不解的审查，那些日子里，我仰望长空，夜不能寐······
    
    笔者：毛泽民是1942年9月被盛世才抓起来的，1943年9月，牺牲在新疆监狱，那是盛世才和蒋介石联手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谁也想不到25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您和新疆监狱的幸存者竟然在共产党的天下，一时间一个个都被打入“另册”。当时您怎么想？
    
    朱旦华：当时我头脑里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认为这是党和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考验，领导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包括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另一个就是觉得党内出现问题了，有一股打倒大多数老干部的逆流。但无论怎么想，我都坚决服从组织的考验和审查安排。1968年10月20日接到通知，次日前往向阳农场，参加集训队。要求“每个集训队员自带铺板、生活用具，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其余的工资‘冻结’”。中央早有指示，不许随便冻结未定性干部的工资。参加集训队的当时都是属于未定性的人，是不应该冻结工资的，但那时候落实政策的通知多难以执行。
    
    “文革”期间，我因新疆监狱案被隔离审查，送进集训队，先到向阳农场，后到向塘，以后又到长头堎，最后搬到高安伍桥。但当时不告知地址，只说通讯处为高安二号信箱。
    
    结案和平反
    
    朱旦华：一直到1975年，“新疆叛徒集团案”才进入结案阶段。那年4月4日，江西省革委会陈昌奉等人到江西医院宣布解放方志纯。同年7月31日，中办10号文件对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平反。
    
    8月初，中央二办王槐旭同志前来江西医院，对方志纯和我，当面赔礼道歉。根据中办10号文件精神，1975年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政治部审干办公室对我作出审查结论。1975年9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批发了《关于朱旦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同时批发了《关于方志纯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强调方志纯和朱旦华不是叛徒，是立场坚定的同志。从迪化集体回延安的129人没有一个是叛徒。
    
    笔者：一场空前严酷的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终于尘埃落定，您怎么看“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新疆叛徒集团案”？
    
    朱旦华：从新疆回到延安的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索都是严酷的。随着思索的不断深入，必然联系到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大概有十几年时间，我对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以及“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否定的。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审查了8年，害死了24名党的好干部，结案没有一个是叛徒，整个案件全搞错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从中央到基层，整死了不少好干部、好党员。一些地方武斗，还死了一些群众。最后，中央宣布全党没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不是全盘搞错了？难道不该彻底否定吗？当时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但1991年苏联解体，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垮掉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崩溃了。毛主席在60年代初预言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变成现实。在那些日子里，我睡不着觉，想了很多。不要说我，就连康大姐（即康克清——编者注）听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都惊呆了，从此一病不起。其实，我和康大姐一些老同志震惊思考的都是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在哪里？认真想一想，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党出了走资派，彻底否定斯大林，信仰迷失，体制僵化，舆论大变，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我们党呢？怎么避免苏联的覆辙？
    
    毛主席早就说过，在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中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这回事呢？在苏联解体前，我一直认为毛主席这个分析，把党内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脱离了实际。
    
    彻底否定“文革”后，党内外有些同志把“文革”归结为毛主席与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个人恩怨；有的同志甚至归结为毛主席破坏党内民主、搞个人迷信、独裁专制；有的掺杂个人“文化大革命”遭遇，不断发泄不满。舆论从过去一片歌颂红太阳到不断“妖魔化”红太阳。是“妖魔化”这个词吗？我亲身经历“文革”磨难，和这些同志看法有所不同，我当时仅仅怀疑是毛主席对整个形势做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和判断，造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理由很简单，如果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由于与其他领导人的个人恩怨、搞个人独裁，他何苦在全国发动群众起来，造执政党的反，夺各级政府的权？这个执政党和政府，不都是在他领导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吗？对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归结为某某反对某某，无中生有制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除了大搞逼供信，人格糟践、人身伤害等野蛮手段，应该永远彻底否定外，或许还有一些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我党是世界第一大政党，正确认识和总结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它不仅关系到党的历史、党的宗旨，也关系到党的未来。
    
    苏联解体后，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不由自主重新思考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到底是毛主席对形势真的估计错了，还是他想到了看到了更深远的问题。
    
    笔者：您能深入谈一谈吗？
    
    朱旦华：你上次来，曾问到我1962年3月陪同朱老总、康大姐上井冈山的事。你走后，我想了很久。记得那天在茅坪八角楼开完座谈会出来，天气很冷，朱老总披着大衣，双手叉着腰，一动不动，久久凝视着前方。康大姐怕他着凉，要我上前请朱老总上车。我刚走近，朱老总就对我说：“我一直在想，当年井冈山会师才几千人，主席就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红军的任务不仅仅是作战，同时要作宣传队工作队，帮助建立地方政权；摸索出‘十六字’作战方针······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条都很深远呐。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时，开始我并不信服主席，他没有学过军事，我带兵打仗多年。但实践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远。得到这个‘证明’，我党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朱老总为什么在1962年对我讲那番话？最近我看到一些内部资料，三年困难时期，要不要搞“三自一包”，中央常委中有不同意见，而朱老总明确支持毛主席。为什么呢？他从心里信服主席。这种信服，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盲目的迷信和个人崇拜，而是由血的历史反复证明了，毛主席总是能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他比我们看得要深远一些。
    
    苏联解体后，我经常思考朱老总这些话。如果说，当年在井冈山巴掌大的地方，几千人的队伍，毛主席就考虑到为了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应该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样如此深远关键的问题，那么，1966年毛主席在大多数干部很不理解的情况下，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定也有他的战略思考，也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近期不能很好理解。苏联为什么解体复辟了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内，现在党内腐败分子为什么越来越多？两极分化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出现了问题，我党会不会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我很担心，非常担心。
    
    面对现实，再回顾当年毛主席提出的尖锐问题，我觉得自己对“新疆叛徒集团案”的认识与十几年前有所不同。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受到冲击，长远地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可以为我党群众监督干部制度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长期战略上，也可能是以一种短期的代价博弈一种新制度新尝试。从这一点出发，毛主席作为开国领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家，必须思考和探索执政党如何建设，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才不会走向人民群众的反面。你想想，如果今天还能鼓励群众起来监督我们党的干部，使各级干部夹着尾巴做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呢？当然，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不同程度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伤了一些不该伤害的同志，这正是我们党需要认真总结的教训，那种因为过去群众运动出过一些偏差，就把发动群众监督执政党的做法彻底否定，恐怕也是走了极端。任何极端都会损害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啊。
    
    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也可能是对抑制和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朱旦华一个字一个字咬定地说）如果“新疆叛徒集团案”受冤的战友，他们一个个都活到了今天，对毛主席希望从制度上根本上抑制党内腐败分子的产生，一定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新疆叛徒集团”冤案。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层次的。如果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难，就很难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总结教训方面，我们党有成功之鉴。回想当年王明路线给我们党造成的巨大损失，苏区丢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几十万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连党中央都差一点被敌人吃掉，对我党造成的损失，空前绝后，危害非常严重。但毛主席在延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对事不对人，强调弄清是非，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更不是对那段历史搞彻底否定。他一再讲，在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武装剿灭这个大方向上，我们还是共同一致的，在七大还动员大家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张国焘如果不是叛党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恐怕也还是要进中央的。大批跟着王明跟着张国焘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还得到了重用，结果是全党思想统一，团结一致，最终取得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应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绝对肯定一切或彻底否定一切，都是不科学的，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