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忆文革武斗：

谁也不知能活到哪一天 (11图)

我杀过鸡。杀鸡时，要左手抓牢鸡，右手扯去鸡脖子上的细毛，找准鸡的颈动脉，稳准狠地一刀下去。待鸡血喷涌时，将鸡头朝下，滴干净血，完事儿。问题是鸡会垂死挣扎，拼命扑腾；有时下手不准、不狠，事情就有点儿麻烦，一只鸡半天杀不死。

我也杀过人。40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国的武斗狂潮中，我们几个红卫兵造反派枪杀了一个对立派的“俘虏”。食指轻轻一扣，哒哒哒，对方就完蛋了。简单。
事后，我当众发表感慨：这年头儿，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40年了，很多事已经淡忘、淡化，但杀人的事我忘不了。为此，我已经受到过严厉惩罚。40年了，没人愿意让你提起，现在可以说了。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我向亡灵表示深深的、深深的忏悔。
1966年，我在四川西昌高中读高三，刚刚通过毕业考试，就遇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由于家庭出身是工人，怀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文革”一开始，我参加了保皇派红卫兵群众组织。很快，保皇派就被造反派彻底击溃，土崩瓦解。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蛊惑下，我随即参加了造反派。西昌地区成了造反派一统天下。但在如何对待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结廷的问题上，西昌地区的造反派分裂成两大阵营，互相攻击，内斗不止，上纲上线，日趋激烈。

对立派背后有西昌军分区暗中支持，我们这派背后有铁道兵部队暗中支持，双方相持不下，互不相让。从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石头、棍棒、钢千、藤帽，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真刀真枪从哪里来？到解放军那里去抢！抢枪那么容易？其实，有的是“明抢暗送”。
西昌地区1967、1969年爆发大规模武斗，事后统计，死伤2000多人。

就记忆所及，我知道的因武斗而死的人员，列举几例。
（1）张同学之死。张同学是烈士遗孤，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好像没有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就算运动初期参加派性组织，也不是活跃分子，后来也是一个“逍遥派”。1967年的一天他到学校去，据说是去问烈士家属抚恤金。结果被盘踞校内的武斗人员（全是初高中学生）抓住，不由分说，关押几天，拳脚相加，活活打死。死后无人追究，不了了之。
（2）秦同学之死。1969年我们到西昌地区所属一个县份去抢枪。在武斗激烈的混乱形势下，部队将枪支弹药埋入地下。我们有100多人，漫山遍野，盲目搜寻。后来在部队“内部人”暗中指点下，终于找到一些埋藏地点，抢到部分枪支弹药。枪是战士的生命，部队组织众多士兵包围我们，企图将被抢的枪夺回去。我们在汽车上，一边向士兵头顶上方开枪射击，一边加大油门，强行突围。慌忙之中，汽车开错方向，来到河边，熄了火。而解放军大队人马跟踪而至。情急之下，弃车而逃，徒步涉水，冒险渡河。悲壮之情，颇类“八女投江”。我们几个同学手牵手向河里走去，有的背着枪，有的扛着子弹箱。走到河中心，突然遇到一股湍流，将我们四五个人一下冲散了。我当时肩扛一箱子弹，斜挎一支半自动步枪，一下就沉入水底。只好扔掉子弹箱，拼命游向对岸。上岸之后，发现半自动步枪也不见了。秦同学沉入水中后，再也没露面。
（3）崔同学之死。1967年，在一次抢枪行动中，小崔同学被军火库守卫用棍棒（或枪托）击中头部，当即身亡。他是初中生，年仅十四五岁。

（4）武同学之死。武是初中生，西昌军分区司令员之子。1967年某天晚上，坐在汽车上强行冲关时，被我方乱枪击中，当即死亡。
（5）王同学之死。王，女，我校本派同学，瘦小孱弱。被女友玩枪走火，面对面击中。临死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其父为本派“铁杆”，在亡女追悼会上说：“可惜她没有死在文攻武卫、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火线上！”
（6）王同学之死。王，男，本派初中生，派头头儿。被对方制造的大楼爆炸压死在底楼。
（7）卢同学之死。卢，本校同学，对立派头头儿。被他的初中生“警卫员”面对面擦枪走火击中，当场死亡。
（8）“小长生”之死。“小长生”，英俊少年，活泼可爱，面红齿白，人见人爱。他是我方某派头头儿的警卫员。在一次坐车经过我方关卡时，被我方守卫误会，中弹身亡。
（9）武氏兄弟之死。武，工人，我方武斗队员。浓眉大眼，气概不凡，敢作敢为，胆大包天，一看就是武松式的英雄人物。1967年某天晚上，护送我方某派头头儿返校时，被我方警卫误会，慌乱之中，开枪击中头部，掀去半边头盖骨。英雄气短，令人扼腕叹息。武死时年方20来岁。他有一个弟弟，年仅10岁。某日，武妈妈牵着他和我方众多群众到西昌军分区门口和平请愿，被隐藏在军分区内的对立派发射的迫击炮炮弹击中，可怜的小弟弟当场被炸死，武妈妈也被炸断右手。武斗结束后，我在街上看见武妈妈靠卖凉开水为生，一分钱一杯。

（10）张同学之死。张同学，我校对立派武斗头目。威武雄壮，声名远扬。1967年武斗初期，在一次游行示威时，被我方小口径步枪击中头部身亡。
（11）江浙同学之死。1966年，从江浙一带转学过来一个同学。同校时间太短，已记不清姓名和相貌。1967年武斗中被对方抓住，当场枪毙。大约从那时期起，双方仇恨升级，开始互相“枪毙俘虏’。谁先动手，已经分不清了。在“好人打坏人活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等说法儿影响下，双方都将对方当国民党，往死里打。
（12）“红背心”之死。1969年，在一次战斗中，我方将对方击溃。对方武斗人员藏匿于当地群众当中，一时无法分辨。但对方有一人身着红背心，十分显眼，被我方从人群中抓出来，当场枪毙。
（13）女卫生员之死。1969年，一场战斗中，我方击毙对方十余人，活捉一名女卫生员。我方武斗队员欢呼雀跃，围上去动手动脚。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调戏妇女，成何体统？我方头目（在校大学生）见状大怒：“给我拖出去毙了！”结果，不是把流氓毙了，而是将女卫生员毙了。

（14）尹排长之死。尹排长是“支左”解放军，在派性冲突中被杀，原因不明。我亲眼见过法医检验他的尸骨。
（15）芦大学生之死。芦是四川林学院我们这派的大学生。1967年武斗时，他率领十多个大学生组成的迫击炮班驻守在林学院内一栋小楼上。一天晚上，对方潜入楼下，设置炸药。一声巨响，炮班十余个年轻人全部死于睡梦中。此事终未破案。
（16）林大学生之死。林大学生是四川林学院大一学生，西昌人，高我一届。1969年一次武斗，他们那一派被我们击败。他和几个人在掩护撤退时被俘。当天晚上，他们即被枪杀于安宁河边。参与杀人的就有他的大学同学代某。
以上例子，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或者亲耳所闻的。也许个别细节有出入，大致情节不会错。因为在当时，在地区一级范围内，很多事情都是当即传开，大家都知道的。还有很多血泪故事，回想起来就令人恐惧、伤悲、惆怅、愤懑。那年头，我见过太多的血、太多的泪。泪干了，血消了，人民总是淡忘。“时间永是流逝，街市永是太平”。

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书面联系过某著名作家和某著名学者，请他们根据我的口述，写写“文革”中的武斗。后来都没有下文。如果有心的作家潜心研究“文革”，收集资料，默默耕耘，定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文革”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千载难逢的，匪夷所思的，波诡云谲的。它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趁现在当事人还在，抓紧时间吧！
希望“文革”亲历者，都能写下对“文革”的回忆。总结教训，共赴明天。“我经过昨天，我知道明天。”（埃及法老图坦卡蒙语）
1969年，双方势同水火，都想打垮对方。当然是武力打垮。讲理、辩论都失去意义。当时，每个单位几乎都分成两派。哪派势力大就把对方排挤出去。西昌城中，双方犬牙交错，互相攻战，狼烟四起。
城中心的大礼堂为对方武装盘踞。地处要冲，对我方威胁很大。“总部”决定武力拔除。

战斗在上午打响。我们几个中学生在火力掩护下，翻越围墙，进入对方阵地。对方从楼上扔下一颗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只觉得有东西进入我的小腿，并不感到疼痛。顿时鲜血淋漓，我被送往医院。幸好，最大的一颗弹片－－葡萄干大小，打穿烟盒，打断指甲刀，打穿军用皮带，进入肚皮表层。指甲刀救了我一命。
医生手忙脚乱，不知何故没有打麻药就给我扩创，剜去烂肉，取出5、6个弹片。后来　2003年，我出车祸后照片时发现，身上还有两个弹片。它们至今还在我体内。
在此之前，我还受过轻伤。一颗菜籽儿大小的手榴弹弹片，打入我的右眼角膜。医生在角膜上划了一刀，用吸铁石吸出来。当时角膜上有一道白雾，像白内障。后来自然消散。年轻人，受伤恢复快。只不过，视力变为1.0。
1969年，在省革委和西昌军分区支持下，对方将我方全部赶出城外。我们四处流窜，抢枪，杀人放火。西昌地区10个县，我们打遍８个。武斗结束后，四川省革委给我方的调查结论是：“走一路、杀一路、烧一路、抢一路。”其实哪派都这样。

我方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后，兵分两路，杀向西昌（城），口号是“血洗西昌（城）”。进军路上，我们偶遇对方四个武斗人员。当场打死三个，活捉一个。这俘虏叫田德强，中学生，武斗小头目。当场审讯，我做记录。田已负伤，坐在我们面前，非常镇静，令人敬佩。
田德强见四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便缓缓地主动说他家里还有一支56式冲锋枪，他可以叫人带来缴给我们。言外之意，让我们饶他一命。谁知我们头头儿嘴角一歪，他身边的警卫员立即扣动扳机，“叭”，一颗子弹正中田的脑门心。弹孔正圆，像海豚的呼吸孔。正面没有血迹，脑后没有创口。田一声不吭，身体一歪，慢慢向左侧倒下去，一动不动了。没有挣扎，没有扑腾，没有慷慨激昂，没有任何预兆，一个年轻的鲜活生命，就在我们面前消失。
可是，大家默默无语，没有议论，没有叹息。这才是最大的残忍。
武斗中，如同战争一样，谁也不知能活到哪一天。我想，德国纳粹残杀犹太人，苏联红军枪杀波兰军官，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无产阶级专政”杀害张志新、林昭，其具体执行人，可能也跟我们那时一样，没什么感觉。

武斗工事中使用的工具
后来知道，田德强的同伙中，有一个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马。他是负伤后举手投降，再被我方当场打死的。我那天正拉肚子，浑身无力，没有冲在前头。否则，我可能能救他一命。在“文革”中，我有三次被对方抓住，其中有两次是被对立派同学看在同学情分上释放的。当然，那时双方对立情绪还没有发展到互相枪毙俘虏的地步。否则，我这种武斗积极分子，被对方俘虏，肯定毙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武斗队占据了工厂。工厂是战略要地。对方曾动用大部队，企图武装夺回，被我们击退，激烈的战斗逐渐平静下来。有天晚上，我感到口渴，到工厂食堂找水喝，看见４个武斗队员在悄悄商议什么。
工厂食堂里关押着一个成都知青，对立派的。他是被当地农民捉住后交给我们的。不知道他参加过武斗没有，据说对当地农民很凶悍。我历来对打、杀俘虏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对他的审讯。只记得他20出头，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但送来时已被暴打过，奄奄一息了。
我方武斗队员欺骗他说，我们准备释放他。他便强打精神，随着我们蹒跚而行。在漆黑的夜里，周围都是齐腰深的野草，我们一行人向工厂旁的河边走去。他逐渐发觉情况不妙，便开始哀求我们饶他一命，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非常可怜。说着说着就停下不走了。我们威胁他说，不走就当场打死他。
事已至此，插翅难逃。他绝望地抬头仰望星空，一声长叹：“难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吗？”说完后就再也不说话，默默随着我们来到河边。
他一个人站在河岸边，身后是４名武斗队员。我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当时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突然，“砰、砰、砰”，几声手枪声划破夜空，成都知青身中数弹，应声落水。沉入水中后，身体又冒出水面，没有任何动静，慢慢向下游飘去。
这时，我突然冲动，抬手扣动扳机。“哒、哒、哒”！我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4个人吓了一大跳。
杀完人后，我们5个人默默回去，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我说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地区武斗结束后，当地公检法对武斗情况进行了多次清理。我们偏远地区的人都很老实，只要被传讯，一般都是老实交代。事情很快真相大白。我是“下乡插队落户”后1970年被传讯的。关押了10天，问题交代清楚，就被释放了。当时对“革命小将犯错误”还比较客气。公安人员说：“回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再犯错误。”
枪杀成都知青一案涉案5人，除我之外：本地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被判无期徒刑，可能他们还有其他更严重的“武斗杀人罪行”。一个“军工”，被军法审判，不知结果，好像被清退回家了。一个成都知青，因他的父亲与公安局长有关系，平安无事。
当年，我积极投入“文革”洪流，是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满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革命激情，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朝气，渴望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967年，武斗刚开始时，我是怀疑、厌恶、反对的。一度准备逃离是非之地。可是对立派包围了西昌地区，控制了交通要道，我们走到一个县被抓住了。幸好对立派中有一位我的同班同学，悄悄将我们放了。我们只好原路返回。逃离已不可能，被对方抓住必死无疑，最后不由自主地陷入武斗漩涡，被暴力裹挟，不能自拔。
1969年底，我下乡当了知青。开始还是打算安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们偏远地区的中学生，从小学、中学就经常到农村劳动锻炼，对艰苦生活习以为常，在农村生活也无所谓。我们下乡地点就在当地农村，和北京、上海知青到黑龙江、云南不一样，他们反差太大，距离太远，比我们困难得多。
但是，知识青年在农村看不到任何希望。农民从来都把知青看作城里人而不是农村人。恰逢西昌地区大招工，我们西昌地区的知青绝大多数当了工人。当工人就应该做个好工人。我刚刚想实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梦想，就被迎头痛击，打入“地狱”。后来，一不小心，居然当了技术干部。从“阶下囚”到“人民公仆”，不啻从“地狱”到“天堂”。
风雨苍黄60年，我一直喜欢看书、学习、思考、争论，始终保持年轻幼稚心态。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我挨过饿，我知道人权；我杀过人，我知道人权；我当过工人农民，受过剥削压迫，我知道人权；我当过“罪犯”，我知道人权；我当过干部，我搞过腐败，我知道人权；我通过国内书报了解国外信息，我上网，我知道人权。集60多年人生经验，我早就认为，只有民主法制才能救中国。
这就是我的心路转换历程。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个思考的过程，一个比较研究的过程，一个痛苦的过程。只要不被洗/脑，接受现代教育的人，自然会接受现代民主。希望大家都敞开心扉、坦诚相待、畅所欲言、言论自由，世界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明天。
来源：《传奇人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