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山皕：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管见



2015年11月16日
    
    来源：共识网 作者：徐山皕 
       
                       陈先生所面对的，是远比王国维当时更深刻巨大的社会变动，他却没有选择王先生那条自沉的路，而是在政治上、生活上低调应对，专心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除此以外，他还要维护一个原则，即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陈寅恪先生是我所景仰的前辈大师。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因病休学在家，不愿让时间空过，便大量阅读书籍。当时对历史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唐代的历史。一位在大学工作的朋友为我提供了许多读物，其中就有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过去读白居易《琵琶行》，一句“幽咽泉流水下滩”，怎么讲都难以讲通。后读到陈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指出“水下滩”实为“冰下难”，一下子就把我多年的疑难解决了，使我对陈先生不胜钦佩。后来又读了陈先生其他的作品，以及有关陈先生的资料，使我对先生的学养和品格，还有他治学的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前不久，与几个朋友谈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为了与朋友辩难，乃重翻旧书，再读陈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及有关资料。随着读书的深入，我渐渐失去了辩难的兴趣，沉浸于另一种思考之中。陈寅恪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个问题，注家蜂起，有各种不同的答案，有辩诬说，有女权说，有自娱说，有治史说，有载道说······见仁见智，各有道理。窃以为，陈先生穷十年功力，成此巨著，必有深意，绝非无所事事、为打发岁月的消闲之作。从陈先生两篇重要文字《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和《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看，研读陈先生著作，还是应该从先生一生守护的中华文化，和一生致力的历史研究着眼。陈先生和王国维先生一样，生逢乱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沉沦有着巨大的痛苦，而对中华文化的守护、开拓，又有责无旁贷的担当。这样设想也许对陈先生的心路略得一二。不揣浅陋，写出自己的一点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一、明代士大夫重气节，影响及于青楼
    　　
    自宋以来，由于程朱理学的深入发展，士大夫都很注重名节，讲究操守。有宋一代，出现了不少有气节的名臣，特别在末世。如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等。理学流风所及，社会也深受影响，儒家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形成中华文化的特色。在名节中最重要的莫过忠孝二字。特别在末世亡国之际，以身殉国成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出现众多的气节名臣并不奇怪。不光朝廷重臣，就是地方官员，如扬州的姜才，李庭芝，都能孤军坚守危城，拒不投降，为国尽忠。《宋史》未能为姜、李立传，为后人所诟病，认为是一大缺失，不能看作信史。
    　　
    宋亡以后，抗元的斗争并未止息，值得一提的是谢枋得和他的母亲。谢和文天祥为同榜进士，又都是江西人(朱熹的同乡)，大号都有个山字(文号文山，谢号叠山)，真是两座巍峨的高山。谢枋得抗元失败，逃亡深山，元兵搜捕到谢家，逼谢母说出其子的下落。谢母从容淡定地说，你们要抓我的儿子，不如把我抓去，因为千错万错都是我老婆子的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教儿子读书，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不然也不会有今天。一个上年纪的家庭妇女，却有如此高尚的情怀，这段直白的话和文天祥《衣带铭》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真可谓异曲同工，光昭日月。有这样的母亲，才有这样的儿子。也由此可见理学影响的深入社会。说到这里，真忍不住要说几句题外的话了。中国从古以来就重视伦理道德的修养，要求人们“明礼义，知廉耻”，所以才有“礼义之邦”的称谓。不知怎么搞的，“礼义之邦”现在却变成了“礼仪之邦”，央视上还把这个错误的称谓大肆宣扬，好像中国就会讲排场，装样子。这真是笑话了。
    　　
    到了明朝，宋儒的理学教育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这还应该归功于“代圣贤立言”的八股取士，儿童开蒙就受的这种教育，长大了要参加科举考试，走仕途，求出身，安身立命，都离不开理学。在这样的熏陶之下，有明一代从开国到亡国，真出了不少有气节的名臣。如国初的方孝孺、景清、铁铉，后来的于谦、王守仁，还有鼎鼎大名的海瑞、杨继盛。末世就更多了，杨琏、左光斗、袁崇焕、吕维祺，还有顾宪成等东林党诸君子，直到扬州死节的史可法。可以说个个都是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真汉子。
    　　
    宋明之重气节，不仅在读书人士大夫之中，在市井中也不乏其人。有以颜佩韦为首的苏州五义士，为保护被阉党迫害的正直官员，苏州市民爆发了一场“民运”“风波”，打死了阉党官员。当朝廷严厉镇压时，五义士挺身而出，担当责任，英勇就义。还有在秦淮卖艺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为抗清军不惜千里奔波于扬州武昌之间，冒险犯难传递军情。甚至在青楼中也出过一些侠妓烈女。李香君是大家都熟悉的。最壮烈的则应数葛嫩(蕊芳)，她随夫孙克咸参加抗清，随军转战到福建，兵败后与夫同被俘。清军统帅知其为秦淮名妓，欲犯之，葛嫩不屈服，嚼舌含血啐清帅，结果当场被清帅手刃。明亡以后，诸多秦淮名妓都先后离开了青楼，有的从良了，如柳如是；有的出家了，如卞赛赛(玉京)，顾眉，还有陈圆圆。这些出家的多少都有点不甘亡国之痛，并非都是出于个人感情问题。当然，还有不幸被杀的，如王月(微波)被张献忠掳去，因小事忤张被杀。还有董白(小宛)，一说被清军掳去，献给了顺治帝，很得宠爱，董却郁郁以终。(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即持此说，不是在他的小说中，而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纵观以上各名妓，与陈朝“不知亡国恨”的商女是大不相同的。中国的妓女好像颇不乏“救国”的传统，这流风直到清末民初还有赛金花、小凤仙这样的传奇人物。男子爱不了国，便把希望寄托在妇女，甚至妓女身上，也真够没出息的。
    　　
    二、柳如是是众多秦淮佳丽中很独特的一个
    　　
    清初以来，柳如是的名字就常为文人学士道及，直到民国，甚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虽然褒贬不一，仍历久不衰，没有淡出历史舞台。作为秦淮名妓，美丽是不消说的，何况她还富有才情，能与诸多名士唱和，名妓之号并非浪得虚名。最后的归宿是嫁与大名士、大文豪，当然也是大官僚的钱谦益作妾。在当时人们看来也算是才子佳人的完美结合了——一个青楼女子有如此结局，真是几世修来的好福气。可是，这位柳女士有个要命的怪脾气，除了才貌，她还要讲气节。当明朝亡国之际，她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来，居然劝丈夫钱谦益自杀殉节，自己甘愿与钱同死。这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而作出的草率决定，只消想一想傅雷夫人朱馥梅女士与丈夫同殉的事，就可以想象她作出这个选择是多么难能，得有多大的勇气与决心。住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有民族气节的并不罕见，只不过她们不及柳氏勇敢坚决到不惜一死的地步。(葛嫩除外)。
    　　
    结果并不如她所愿，钱谦益拒绝所请，没有自杀殉国，而是降清仍然做他的高官。对于钱谦益的降清，我们不能简单地看问题，目之为“汉奸”，“软骨头”，“变节”，其中还有很复杂的原因。总之结果很糟糕，钱谦益虽然保住了富贵荣华，但却失去了名节，赢得了千古骂名。特别是新主子满清皇帝，虽然也予以重用，却从内心里看不起他。新主子的鄙夷他未必感觉不到，事实上降清后钱谦益精神上也十分痛苦。到了乾隆修明史时，将他归入“贰臣传”中，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真是上辱没祖先，下祸延子孙了，幸亏他们本身已经看不到这耻辱的一幕，不然真是将何以堪？柳如是在这个大关节上是彻底失败了，说不定当时许多人还把钱谦益的变节投降归咎于她。在咒骂嘲讽下被人戳脊梁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加之家庭的纠纷，终于使这一代才女投缳自尽，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
    　　
    陈寅恪先生为什么给柳如是作传，无疑是赞赏柳的民族气节。陈先生虽学贯中西，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是情有独钟，一生执着守护，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维护发扬，贯彻始终。忠孝自古是大节，青楼中有如此女子，陈先生自然在思想上认同，为之立传，予以表彰。《别传》中陈先生对柳是深怀同情的，考据她的经历，交游，诗文，并为之辩诬。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对柳如是的基本态度。
    　　
    三、怎么看待钱谦益降清变节
    　　
    陈寅恪先生为柳如是立传，与其说是为柳，不如说是为钱谦益。柳如是不过一青楼女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但钱谦益就不同了，不仅是高官显宦，还是一代文宗，诗坛祭酒，无论从文化角度或历史角度看，都是影响巨大的人物。通过陈先生的考据，对浩如烟海的有关史料文字的爬梳整理，耗十年心血，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生态，编织成一部巨大的历史画卷，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柳如是别传》。
    　　
    世人对钱谦益的“变节”降清大都是交口指责，心怀鄙夷，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清初的范文程、洪承畴、钱谦益“汉奸”的罪名已是铁案，尽管他们对当时的“统一”，“和谐”，“维稳”，“求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也难以洗刷其恶名。陈先生能跳出世俗的偏见，在《别传》中对钱柳都持正面的看法，对他们寄予同情，为他们开脱辩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先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的人格的治学风格，不媚俗，不从众。
    　　
    我们读《柳如是别传》后，不能不思考几个问题，钱谦益为什么要降清？他的降清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吗？陈寅恪先生又是怎样看待钱谦益降清的？为什么他能谅解钱谦益的行为？可惜我们不能起钱、陈二位先生于地下，请他们自己回答问题。但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予以推测。
    　　
    宋自程朱以来，理学逐渐成了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到明清而达高峰。理学特别注重名节，甚至推演到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荒唐地步。吕维祺被李自成军俘获，在押赴刑场准备处死时，路遇福王朱常洵。吕还告诫福王，“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但名节至重，殿下切不可有损名节。”可见名节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分量。钱谦益的行为自然是大节有亏，为士林所不齿。
    　　
    一个民族，当亡失了国土，但如果她的文化保存下来，并得到延续和发展，那么这个民族是不会消亡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她的文化中断了，她的文化遗存变成了单纯的“文物”，这个民族才是真正的消亡了。前者如犹太民族，后者如古埃及人。犹太人亡失国土上千年，却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犹太民族今日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让人敬畏的民族，岂是偶然的。中国古代也有一种说法：史存，则国存；史亡，则国亡。这是中国特重历史的看法，我认为把“历史”换成“文化”就更为恰当。陈先生学贯中西，又专治史学，对中外古今历史的风云变化是有深刻的了解的，深深知道文化的传承对民族的存亡至关重要。王国维之死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刺激，在社会大变革之际，固有文化的沉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那些毕生致力于该文化的人，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因此王国维不惜以死相殉。陈先生所面对的，是远比王国维当时更深刻巨大的社会变动，他却没有选择王先生那条自沉的路，而是在政治上、生活上低调应对，专心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除此以外，他还要维护一个原则，即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那么，钱谦益的变节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他不能像顾炎武、屈大均、张煌言那样，参与反清的斗争；也不能像黄宗羲、王夫之，傅山那样不降清，不仕清。说他懦怯怕死，贪图富贵，谁也无法为他开脱。但是，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如果钱谦益当年真的选择了自杀殉节，难道就是正确的选择吗？恐怕也不尽然。首先，这对于明朝的覆亡已于事无补。再说一个腐败透顶、天怒民怨的政权土崩瓦解之时，为它殉节值得吗？古人讲愚忠，却早就有人指出，为一家一姓尽忠殉节是没有价值的。而况这时南明弘光小朝廷也已灰飞烟灭，他向谁去尽忠殉节？这里不是说钱谦益变节有理，而是说为明朝殉节的无谓。柳如是的建议他当然不能听从。
    　　
    钱谦益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在当时已是一代文宗，诗坛领袖，而且是在文学上有重大成就的人。今天凡研究杜甫的学人，都绕不过钱谦益这道坎儿。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地都认为自己肩上担负着维护民族文化的使命，特别在文化处于危急存亡之际，他是不会轻易言死的。当关外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女真人入主中原之时，中原的知识分子必然感到中华文化有沦丧的危险，因而保存中华文化对他们来说是“舍我其谁”责无旁贷的。钱谦益当年是怎么想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悬揣。说得好听一点，降清也许是忍辱负重吧。钱谦益的变节降清其实也不完全有悖儒家的伦理道德。春秋时齐国发生政变，君王被弑，一代贤相的晏婴闻知后，哭之，却不肯“死君难”，不去殉节。孔子对晏子的行为没有加以指责，而是给予赞扬。因为晏子还有更重大的责任、有比殉节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何况那死去的国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人拿周武王伐纣的事问孟子，这算不算是弑君？孟子回答：“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对于暴君被杀，孟子甚至不承认是弑君，更不会主张为之殉节了。
    　　
    四、陈寅恪为何选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故事作主题
    　　
    有人说，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是以小题目作大文章，确实是写文章的高手。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人们要写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社会问题，写风云激荡、社会巨变的时代，都会面临一个难题：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该从何处着手？写历史好办，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以帝王本纪为经，以志、传为纬，交织成宏伟的历史画卷。但所谓正史也有它的缺点，绝大多数的读者难以卒读，特别是本纪的后部，简直就是流水账，读来索然无味。小说家却能另辟蹊径，能写出生动精彩的文学作品来，其诀窍之一就在于设置了一个线索人物，贯穿始终。这个线索人物能把许多看似互不相干的人和事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读来条理清楚线索分明。《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小说的经典之作，可是就因为没有设置一个线索人物，许多人物、事件与人俱来，又随事俱去 ，虽精彩纷呈，却神龙无尾。《官场现形记》等步其后尘，在写作上也是不成功的。曾朴写《孽海花》就有了改进，书中以金雯卿和傅彩云(洪钧和曹梦兰，也就是赛金花)为线索人物，写晚清的政局，写了当时众多的历史人物，从上海写到北京，从中国写到外洋，再现了晚清的官场社会。《文汇报》前主笔徐铸成先生认为《孽海花》中设立的这两个线索人物不算成功，特别是傅彩云，她的社会涉及面不够广阔，书中许多场合主人公都不能不缺席。徐先生认为，要写民国史演义，写民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形态，要设线索人物就莫过于梅兰芳。无论政界，财界，文化界，梨园行，青洪帮，三教九流都与梅先生有所接触。甚至涉及美国，苏联，日本，真是无远弗届啊。
    　　
    因此，陈先生在选题上独具匠心：钱谦益和柳如是。一个是政治精英，文坛领袖；一个是秦淮佳丽，薄命才女。他二人同为南明主流社会的代表人物，既有时代特点，又具地理特色，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不二人选。陈先生正是用他独到的眼光，史家的大手笔，以小题目写出大文章，这就是誉满天下的《柳如是别传》。
    　　
    当然，陈先生写的是历史，不是创作小说，但也不妨借鉴这种手法。明末，1644年北京被李自成攻下，崇祯帝自杀。随即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败走，多尔衮进驻北京，明王朝已不复存在。早在明亡之前，中国北方战乱频仍，女真入侵，农民军攻掠，加之连年灾荒，北方国土残破，经济凋敝。中国的经济重心早就转移到江南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也流落到了江南。弘光小朝廷在南京建立时，南京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社会的矛盾也集中到了江南，这里成了明末历史大剧演出的大舞台。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一下子集中了这么多的社会精英和红粉佳丽，演出了多少惊心动魄、悲催惨烈的历史活剧；又演出了多少曼妙无比，凄婉绝伦的爱情故事。生逢乱世却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这一悲凉阶段大大的丰富了中华文化，不仅为其后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境界，也促进了新思想的诞生。没有这一场大的变故，就不会有孔尚任的《桃花扇》，也不会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深刻反思，就不会形成新的思想。自然，这场大变故也给历史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深刻检讨历史的经验教训。大动乱大凋敝换来了文化的繁荣。当然，那已经是痛定思痛之后的事了。
    　　
    五、文化的没落和文人的命运
    　　
    明末清初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是一个痛苦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有多少精彩的素材等待作家落墨。陈寅恪先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相比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也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兴替轮回。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一种外来的、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新文化，——共产主义的革命文化。他们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满腔热情地参与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这些人包括周扬、陆定一、郭沫若、冯雪峰、丁玲，甚至还包括胡风。都是一些追随中共的左翼革命的知识分子。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的不断发展壮大和胜利，这支革命的文化大军也在不断地扩大。尽管有伟大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统率和指引，教他们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的新文化”。他们就紧跟伟大领袖和导师，全身心地投入新文化的创造，辛勤耕作，无私忘我。可是，一个作家完全抛弃了自我，捐弃了灵魂，还能创造出什么呢？何况负有原罪的人，欲入天堂必先经历痛苦的炼狱磨炼。他们才发现，这条路却并不那么好走，上帝并没有在天堂摆上糖果等待作家来品尝。正如某位“革命家”所说的，要达到彼岸，还要翻过多少座大山，跨过多少条河流，死掉多少人。在历尽艰难险阻之后，终于撞到南墙，直碰得头破血流，许多人才逐渐醒悟过来，原来那是一条不归之路，一条无尽之路，一条不通之路。这样就有人开始反思了，周扬在反思，韦君宜在反思，许多人也都在反思。反思是痛苦的，那是灵魂在受拷打，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尽管如此，能作反思的人，也是幸运的，通过反思，一朝大彻大悟，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朝闻夕死的痛快。有的人却连反思忏悔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老了，痴了，死了，已经不可能得到解脱，只能带着伤残的灵魂抱恨终天。悲夫！
    　　
    回过头来再看看他们汲汲追求，努力创造的“共产主义的新文化”境况又如何呢？风靡一时的苏联文化，而今其遗存其影响还剩几许？那些经典著作，经典理论还有多少人记得和过问？尤其可笑的是，眼见苏联共产文化的没落，中国的怀旧之情却油然而生，巴巴地跑到乌克兰去拍电视剧《保尔·柯察金》，试图唤起人们当年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的激情。结果反应冷淡，没有激起预期的波澜。不仅是时间和距离拉大的问题，而是共产主义文化的思维方式，今天已无法让人接受。比如保尔和冬妮娅的决裂，对她的批判，都不是今天的年轻人所能接受的。再看看咱们中国。49年以来，大力投入创建“共产主义的新文化”，也可谓不遗余力，而数量如何，质量如何，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无待多言。仅举一例。在革命文艺路线指导下刻意打造的精品《艳阳天》《金光大道》，今天处境又如何呢？还有人问津吗？那种以假大空为依托的“高大全”，那语言情节，人物形象和思想情操，在今天还有市场吗？“高大全”只要更动一个字，把“高”字改为“假”字，就一文不值。虽然这样一改就比较符合实际。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某个杰出伟大的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哪怕是上帝。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假如文化是上帝所创造，那么祂(这是一个新造的字，见于教会的出版物上。造得很奇妙。这是第四种对第三者的称谓)为什么要造出许多异教文化？那么多无神论者？一种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只能是自然的产物，这个“自然”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大自然”，而是历史、环境和人文的进化。人可以影响文化，却不能制造某种文化，正如人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却不能左右自然规律一样。可笑的是今天仍然有人以为文化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上面发出指示，指出方向，就可以被创造出来。在他们看来，所谓文化也不过是一种工具，可以造出来为我所用。所以，他可以作讲话，发指示，定规矩，下指标，所以他可以对文化指手画脚。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新的文化创造不出来，创造出来也站不住。勉强造出来也并不尽如人意。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人们都知道，即或是人参，家养的远不如野生的。这就是革命领袖和左翼文化人士悲剧之所在。
    　　
    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对传统文化有长久深入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之中有些人还曾留学国外，对西方思想文化有过亲密的接触，也有深入的了解。今天单一的国学大家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已经无处觅踪，而近代的大师都是对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大学问家。像梁启超、王国维、胡适之、傅斯年、林语堂等等，无不如此。当然还有陈寅恪。今天的国学也不再是单纯的正宗的儒学或道家，现代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杂糅交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对于左翼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思想偏于保守，却不能把他们视若迂腐的顽固派老八股，现在是把他们都归之于右翼文人之列。但他们却具有清醒的头脑。49年以后，他们绝大多数都流落到了海外或港台，都能够继续他们的文化事业，并取得相当的成就。而留在国内的大多处境不佳，甚至很悲惨。不仅不能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连人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甚至迫害致死。如梁漱溟、俞平伯、张东蓀、吴宓等。陈寅恪最终也在劫难逃。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非左翼，也非右翼，是中间派的好好先生。他们一生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努力工作，服从领导。巴金、老舍是典型的代表。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中小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他们心地善良，不愿整人。运动来了，却不得不紧跟领导，不得不违心的表态，因为在平时，人们没有讲话的自由，在运动中人们连不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他们运动中的表现是不能令领导满意的，因为他们不会斗争。他们的作品也总难使领导点头，他们的旧文化植根太深，对新文化理解太浅，尽管他们学习很努力。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圈子，有他们熟悉的人和事物，对新事物新理论总有些格格不入。一句话，“世界观没改造好”，所以也做不出领导中意的文章。他们活得很累很苦，还保不住哪天在哪件事上出事翻船，闹得家破人亡。
    　　
    1948年底，在胡适的劝说下，陈先生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离开了风雨飘摇中的北平。到了南京，他却又停了下来，最终止步于广州。作为深层高端的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似乎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一个幽灵已在中国上空徘徊，中华固有文化正面临沉沦的危险。当此之际，陈先生该何以自处？他没有选择去台湾，也没有像他的老友王国维那样，怀沙自沉。台湾当年处境与中国大陆一样，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纵然去了台湾，仍免不了再次逃亡。“义不再辱”，何况已经双目失明，再难经受颠沛奔波。当时陈先生心情极端凄惶，曾赋诗一首以自况，有句曰“只余未死一悲歌”。他还不能死，他还有事要做。留下来，对他一生守护并热爱的中华文化也许还能做一点事。还是拿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吧，“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所幸宽厚的中山大学收容了陈先生，并优礼相待，重要的是给与他一个安静的环境。陈先生一介文士，无权无势，不能登高一呼，天下风从，他只能低调行事，只能以写书度过馀生。因此，他拒绝了中科院历史所的征召，不近天颜，自流边远，为国学的传承，做兴亡继绝，开拓新境的工作。这就是陈先生自况诗句“只馀未死一悲歌”所浩叹的《柳如是别传》。
    　　
    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014年2月25日于破万书房 博讯

陈永苗：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有关系吗？




2015年11月17日
    
    
     极端行动，打着任何信仰旗帜，并不是信仰的错，就像父亲管儿子，儿子要干坏事，最后都是挡不住的。子不教父之过，不过是从源头上诛杀，也是把父亲当做替罪羊。父亲只要不放纵，就无罪。所谓的维护和平反对恐怖主义的舆论，也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道德非理性。  
                       
     对于能在其中安身立命的共同体成员，或者准共同体成员而言，确实只要谴责或者寻找替罪羊，例如把极端行动说成是主义或者信仰的错误，已经是其公共参与的方便法门，他们的智商或者智力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能按照他们的诊断和渴望抓药，否则就中了极端主义者试图裹挟和捆绑整体旗帜的奸计，如果把责任棒子打在穆斯林教的头上，反而激化了宗教冲突，也坐实和强化了极端主义的捆绑裹挟诡计。
    
    所以在不摧毁和否定共同体伦理和假装为很理性的替罪羊心理的基础上，需要有个政治技艺的行动，例如吸纳和法律审判。法律审判，实行信仰与行为，人格与行为的分离原则，不审判信仰与人格，只审判行为之违法性，也就是不问动机和意图，只问行为之危害结果。
    
    就像伊斯兰世界之极端行为，本来就是为了加入普世文化不得而怨恨激进起来，如果能吸纳，自然由恨转化为拥护效忠，所谓激进的意识形态主张，只要给予利益进行吸纳，就立即土崩瓦解。也就是法治国和福利国家主张是根本解决。以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论，如果国民党真正土改，加上收买，共党之祸就消灭于水土，用利益收买之水泼之，用法治国审判其非法行为。没有法治国和福利国家，只有共同体伦理的强迫，只会加剧恐怖主义。
    
    温饱足而知礼节，温饱足就效忠，没有温饱给人，只强迫激进之人要保守，纯粹火烧加油。要保守，先吃饱。冲突双方都要区分出来普通成员和首脑首要分子，代表普世文明的一方，要区分出来道德伦理批判的普通人，和执行政治技艺行动的首脑行动者，二者之间需要调和，以对极端集团的战争和审判行动来安抚缓普通人伦理道德激进。对于极端集团来说，对首犯首脑必须干掉，因为他们是利用了普通成员在犯罪，并没有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真诚，不为他们谋福祉，对于普通成员来说，就应该吸纳给予生存温饱。只有当文明共同体的道德伦理伦理，把责任的对象指定为双方首脑时，才能走出困境，不能指向弱者。促成己方首脑采取行动，促成对方首脑被屠杀法办。极端集团的普通成员是没有能力承担文明价值的伦理责任的，没法摆脱首脑的恐怖控制。
    
    可悲的是，当文明共同体的伦理道德批判，往往把责任转嫁到普通成员和弱者身上，弱者只能欺负更弱者，成为普遍规律。而道德伦理的批判，无助于解决这一点。例如拿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没法约束统治者，就不断污蔑被统治者。这是敌宪政的。而美国式的政治精神，不管谁的责任，首先找的是政府的麻烦，精英的麻烦，不管是谁的错，首先是政府的错，不管三七二十一，板子先打政府一顿。 [博讯来稿]

	任何宗教的极端派都是邪教	2015-11-16 05:50:00

所谓宗教极端，就是说信我者得活，不信我的都该死。这个癌瘤的萌芽期，除了佛教徒讲普度众生之外，其他各大宗教都曾经经历过。经过文明进化、历史沿革，如今基督教徒大部分已经能够尊重和包容不信本教的人。好伊斯兰教徒谅必也应如此。     说“好伊斯兰教徒”，并无歧视或试图分化伊斯兰教的意思。信耶稣基督的人常会很自然地说“好基督徒”。中国大多数人虽然说是无神论者，但归根到底相信“天地良心”，也并非毫无信念、以为头顶上没有更高的约束力的狂徒之辈。所以，同为信士，承认本宗内有好有坏，应无例外。     除了邪教，任何信教者不会认为自己有随便取人性命的权利。邪教之所以为邪教，正是因为它破了这个界限。同为伊斯兰者而各派互相残杀，用信仰去解释，总是说不过去。这一点是不得不提的。     不单说伊斯兰，任何在宗教名义下行杀戮和统治的，都是世界和人类的敌人。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病根在哪里？ 刘学伟    Creaders 我这篇文章的前半部，被我常投稿的两处正规媒体拒发。看来他们认为我的建议还是太超前。我也观察了两天，西方各大国至少至今真还没有将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的任何动向。看来，巴黎恐袭还没有让西方痛澈心脾，他们还没有到把最后一张底牌都拿出来的地步。不过这样，IS这个毒瘤就会依然健在，西方就必然还会发生类似的恐袭，直到有一天西方忍无可忍，才会真正决一死战。  请大家关注本文后半部提供的黑科技！ 13号星期五，真如西方的传言，是个不吉利的时间组合。巴黎连串恐袭，死者已有一百二十九，为法国二战以来之最。伊斯兰国已经承责。大家不会忘记，一个月前的俄国飞机在西奈半岛坠毁，机上二百二十四人无一生还也极可能是伊斯兰国所为。不过可能不少人没有注意到，也就在12号，黎巴嫩的贝鲁特也有伊斯兰国承责的恐袭案发生，死伤人数也在二百以上。那些人可都是他们的阿拉伯同胞！前些天还有消息报道，他们处决了数以百计的儿童（有视频为证）！那个组织已经疯狂，现在是世界采取更有效措施马上把它扑灭的时候了。 这个伊斯兰国如何在几年之内就在世人的眼皮底下崛起，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错误中东政策难辞其咎。但现在并不是来反省这些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在全世界凝聚共识，用最快的速度，把那个完全超出文明人类底线的伊斯兰国灭掉。 刻下正在召开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国际会议还在慢条斯理地协调各反对派与政府的立场，要先成立取代阿萨德的临时政府，然后组织选举等。这些设想要等成为事实，伊斯兰国不知道又在世界上成功策划了多少趟上列三起甚至更恐怖的屠杀案。你们有没有听见，伊斯兰国的声明中说，在食品、饮水中下毒都在他们的策划之中？ 一切都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分秒必争，把伊斯兰国以最快的速度干掉。 笔者的看法，作为当事国、苦主，法国绝对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先与盟友协调，然后自己出面或和欧盟一起、或和美国一起，或联合更多的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授权组织国际联军，在当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国家政府的同意下，以数万陆军和配套海空力量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从海上和周边各国一起挥军入境歼灭那个疯狂的恐怖组织没商量。笔者相信，只要有这样的决心，伊斯兰国的寿命，从联军入境之日算起，绝不会超过30天。那里到处都是一马平川，无处躲藏，和当年伊拉克的情况一样，伊斯兰国那点虾兵蟹将，要与世界联军对垒，那也真是不够塞牙缝的。 西方人之所以一直不敢派陆军入境，不是害怕军事上不能取胜，而是害怕战后脱不了身。这个事情，本人也有一个重大建议，就是在联合国决议中已经可以写明，也要得到现在的叙利亚政府正式认可，就是在战后，要由联合国主持（至少是严密监督）进行一次公平公正的选举，由胜选之人或党派或联合起来的党派联合执政。阿萨德的命运完全可以也必须不置一词。他若能胜选，当然可以继续执政。反之，自然理当下台。而那些反对派组织的武装，在战争结束以后，或新政府成立以后，必须全部收缴。这些设想和要求，都完全符合西方的正统民主理论。 在这个选举完成之前，实在不应当再忙着把阿萨德的现政府搞垮。凭本人直觉，现在叙利亚这个局面，离了阿萨德还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反对派没有任何人物或组织有阿萨德那样的力量有可能在战后维持叙利亚的秩序。那样就会连选举也无法组织，即使靠国际力量打垮了伊斯兰国，叙利亚也难逃利比亚式的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命运，至少是这种风险无可比拟地大。 说起来西方人那么聪明，我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就不明白现在已经不是讲阿萨德政府民主不民主的时候，而是讲叙利亚人民能不能安然活下去，欧洲人民能不能不为那遥远的地方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纠纷继续牺牲无辜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笔者相信这件事五大常任理事国都会支持，其它国家也应当不会反对。没准能创造一个安理会少见的一致通过的先例。如此中国政府会面临一个极为罕见的以某种方式和程度参加国际联军诛除暴政的机会。这件事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与西方的融洽度可是有太大的好处。相反如果中国继续置身事外则会非常难看。中国已经是一个准超级大国，也理当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了。像这种一群大汉围殴一个人人喊打的该死小流氓的局面，自己不去参一脚，是不是也太可惜了机会？ 现在笔者想说的第二件事是，这种国际联合武装干涉特定国家内政的事，实在是只能在类似今次的局势下万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最好应当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当然如果将来真有类似情势，这样做也应当是不良后果最少。 西方对中东政局的一再武装干预，后果之严重，大家都看见。西方的政要，比如英国的布莱尔，美国的希拉里，老布什，都已经在反省后悔。他们的错误的根本原因实在就是迷信他们自己的制度真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的觉得他们自己可以包打天下，且不说他们还很可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私心私利小算盘。但结果又总是事与愿违。现在他们可是被吓怕了。连出手去解决自己给世界惹下来的麻烦的勇气都没有了。这真是有些像一个始乱终弃的坏男人。不过如果他们这回和全世界（尤其是周边的伊斯兰国家一起）连手解决了伊斯兰国，那就数十年罕见地，可以做一回举世公认的好男人了。 现在来说第三件事，就是巴黎恐袭可能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战略影响。大家想必还记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已经开始凝聚共识，似乎要全力阻挡中国的崛起。但是2001年的9.11改变了一切。在那之后，西方不得不全力应付以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打了两场让美国大伤元气的没有结果的战争。而中国华丽转身为西方的反恐战略盟友。十几年过去，西方的反恐战争似乎稍可松口气，就又打主意要重新开始围堵中国。 这次的巴黎恐袭恐怕又会使西方的战略中心重新放到中东，很可能又要在那里打一场地面战争。而中国和俄国都会又一次成为西方的战略盟友。这样，中国和俄国两方肩扛的西方压力都会大为减轻。真不知道老天爷是怎么安排的，伊斯兰国接替基地组织再一次为中国火中取栗。而这事显然西方无法怪罪中国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任何牵连。毕竟中国的疆独也在那里接受训练，伊斯兰国自诞生以来，就是西方、俄国和中国的共同敌人。伊斯兰国与全世界的强权为敌，处于不间断的西方加上俄国的空袭下已经超过一年，还能有能力四面出击，这真是奇迹。 本人最后的期待有两个：第一、文明世界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把那个疯掉的伊斯兰国马上干掉。第二、西方不要再去支持任何地方的内战。除了类似现今的万不得已的局势，不要再去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和平的价值高于“民主”。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斯兰国的五条覆辙，不要再被重蹈。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扩展部分。原来没有的。 现在我要来深挖一下这场冲突的根源了。 咱们还得从亨廷顿说起。早在1993年，前苏联集团崩溃后还不久，亨氏就发表了一篇闻名遐迩的论文叫做《文明的冲突》，精确预言到，冷战结束以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会成为国际政治的新主线。并且进一步明确说，这个文明冲突的两个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东方的经济崛起和西方既有的经济霸权地位的冲突。第二、伊斯兰国家的人口急剧增长和他们的经济始终增长乏力所必然带来的向外输出人口的动向会让西方文明内部产生人口结构危机。当时知识界的主要反映就是觉得亨氏是在危言耸听。 2001年9.11发生后，人们才恍然发现，亨氏的预言还真有一些准头。到得今天，西方人应当更加明确地体认到，亨氏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他的上述两个预言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一步步兑现，真的成了西方文明面临的心腹大患，真的可能让西方文明走投无路呢。 亨氏还早早地预言了西式民主根本不能普世，反而有绝种的危机。亨氏还猛烈地抨击了西方左派知识界鼓吹的多元文化主义之愚不可及，认定这些美丽言论会让西方走入绝路。 可惜亨氏已于2008年过世，没有看见他今天名满天下的现实。只是他如果在天堂里看见他的预言继续兑现，显然也只能是继续地难受的。 不过亨廷顿的理论到此为止，并没有进一步真正深挖出为什么东方能和西方在经济上争雄，也没有解释比如为什么伊斯兰国家就没有这个能耐。 我的扩展还没有完。西方又有一批学者接续亨廷顿的事业，朝着挖掘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更深层前进。先告诉大家，他们几乎都没有谈到现在西方的显学民主理论。实在地说，民主与否，与人口和经济问题比起来，对于一个文明的生存，那都不是一个等级的问题呀！ 这个学派的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人Herrnstein和Murray在1994年写了《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这本长达845页的震惊一时的书，深入地讨论了极为敏感的美国的种族差异问题。其中心思想是：智力的差异是美国多个种族之间的各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本书中，作者只认真地考察了欧裔、西裔和非裔这三个种族的长期数据。考察的内容除智商外，还有受教育成就、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用专业人士的比例来表达）、失业率、贫穷率、犯罪率、女性的未婚生育率等等。 这本书算得上是最严谨那一类的学术著作。正文前的插图目录就有5页。表格的目录有两页。书的正文有665页。其后的注解竟有112页之多，参考书目有58页之多，连索引都有12页。书中的数据表格既多且长，到让笔者觉得难以卒读的地步。这大概是为了让讨论如此敏感题目的该书有足够的说服力。 接着，英国人Richard·林恩在2008年出了一本名叫《全球钟形曲线》（The Global Bell Curve）的书，来扩展《钟形曲线》一书的结论到全世界的范围。他考察了全球存在种族混居的12个国家或地区，得出的结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钟形曲线》所论之种族差异一样广泛稳固存在。那些单一民族居住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他就没有考察。欧洲大陆和中国也没有，可能是因为受政策限制而得不到数据。（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完全禁止类似的研究，也因此找不到相关的数据。但在欧洲，并不因为不研究就不出现这方面的问题。） 他的考察非常详尽，每一个地区都有数十张表，数百项数据。书末的references有43页之多。和《钟形曲线》一样，也考察了十几项指标，而且是历史性的有时间跨度的考察。 他还有另一本2006年出的书叫做《智商和全球差异》（IQ and Global Inequality），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做类似考察。但这回是按种族分章，共分10章分别考察了欧洲人、非洲人、南亚和北非人、东南亚人、澳洲土著、太平洋岛民、东亚人、极地住民、印第安人、非洲的两个最落后的土著Boushmen和Pygmies。然后他还考察了环境和基因对智力的共同影响、智力的历史发展、气候的影响、不同种族的智力发展。书末的references也有42页之多。 这些书都没有中文译本。属于黑科技之列。懂英文的朋友可以到网上去找去看。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我还可以更详细地介绍。 好了，现在我回到今天的主题，这些论述与亨廷顿的理论或巴黎的恐怖袭击有什么关系？那些书里面仔细探讨的是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智力差距。倒是同时探讨了东方人绝不亚于西方人的智力底蕴。那好，这是不是为亨廷顿说的东方人会在经济上与西方争胜提供了更深层的心理学理论依据？ 在这些书里几乎没有提到穆斯林世界。大概主要是因为在美国的穆斯林太少，他们没有放在心上。但是那套理论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类族群的智力水平，分三个档次。第一档是欧洲人和东亚人（仅限中日韩三个民族）。第三档是撒南非洲人。其余的人种、民族，都属于第二档。 这里明白了吗？伊斯兰世界（除了土耳其人和伊朗人例外地高一些），都属于第二档，他们与第一档的种族在智力上有一个标准差（15%）的差距。第三档就再有一个标准差的差距。 智力差了整整一个档次的最主要后果，就是实现现代化工业化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而无法实现现代化工业化，那拜现代医学所赐的大量人口增长就无法供养，于是才有了那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个答案是不是有点黑科技的味道呀？ 这些移民大批进入欧洲可能导致的后果，已经有太多的人论述。笔者不再啰嗦。只是再加上一条，就是欧洲的人口素质会因此而明显下降，然后经济的发展就会平添更多的困难。 但是欧洲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又当如何解决呢？从林恩他们的理论中，不难看到出路，那就是向东亚借人口。这些人口，既聪明，又勤劳，又温顺，可以和欧洲文明很好地融合。可是当初欧洲人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呀？美国人倒是从1970年代新移民法出笼以来，就相当充分地用到了这一招，所以才有了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现代繁荣。不过在欧洲特洛伊木马已经进了城，笔者看欧洲人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就是法国的勒庞上台也没用。“法国人优先”?但那些人早就已经是法国人，在这里都已经繁衍到第三代，你如何把他们请得出去？ 那些第二档甚至第三档的人民又应当如何自处呢？或者可以看看拉美和东南亚的榜样，努力向第一档的民族学习、靠拢，大量引进第一档的移民，和他们通婚，那么，自己的文明大概就还可以有救。光靠向外移民，那是害人又害己。因为自己的有限的精英都跑掉了，那自己的民族/国家又如何可能哪怕是退而求其次地发展呢？ 好啦，最后再说说中国吧。千万不要中那个多元文化的毒，一定要死守住中国的文化与人种的纯洁，那么中国将来就大有希望后来居上。人口老龄化，也比让别人来喧宾夺主好得多。看看日本，他们没有种族问题，即使经济长期停滞，是不是比欧洲还好过得多呀？ 请大家试想想，如果一个移民国度，只有欧洲人，或只有东亚人，或只有欧洲人+东亚人，那会是一个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