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腐败一般不会导致国家速亡，怕的就是蔓延严重，导致并发症爆发，腐败分子就像在太阳山上拾金子因忘了下山而被蒸发掉的人。
“满军入关的时候，只有八万五千兵力，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驻军是三万五千人，合在一起就是十二万人。
汉族的兵力是多少呢，李自成的铁骑部队有一百多万，加起来汉族的武装力量在四百万人以上。
可是十二万人打四百万人，却如入无人之境。为什么?因为你腐败了，四百万人也就是一堆臭肉，不腐败，十二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
崇祯皇帝最后是什么样子呢?只能跑到景山自杀了。”
很多人认为腐败问题无法根除，古今中外概莫能除，这并非是悲观论调，而是因为腐败的产生根源就是人性的恶劣，只要人性的恶大于善，对财富有贪欲，那么就一定会有腐败滋生的土壤。
“腐败和意识形态无关，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要面临腐败问题。腐败是个社会病，不要把它和制度联系在一起。”
有很多贪官在监狱写忏悔书，写自己曾经是个放牛娃，当官后没有抵制住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诱惑，犯了拜金主义错误等等，“他们纯粹是胡说八道，黑社会老大也不允许会计贪污钱，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会让你腐败呢，无论在什么制度下，只要不管，或者只要放纵，腐败肯定要滋生、要繁衍。
腐败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人性中的劣根性，但一个优秀的民族、先进的政党可以用自己的先进性战胜劣根性。
当有人用公事满足私欲时，从认识上就应予以反省和杜绝。人类之所以进步，就是因为人性中光明的一面最终能战胜黑暗的一面。”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钥匙放在谁那儿呢?
以往朝代，腐败只在某个团伙发生，老百姓感觉似乎与自己无关，康熙、雍正、乾隆，他们也反腐，相比较而言，雍正反腐比较有条理。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过雍正的密折制度，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彼此之间还互相监督，这种方法对反腐很有效，雍正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依靠老百姓反腐，他自己因此劳累而死。没有广大老百姓的参与，雍正的反腐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于现在的反腐力度，一方面，现在的反腐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另一方面，腐败也是严重的，“见过杀鸡给猴看，猴子不怕，甚至杀猴子给猴子看，猴子也不怕。
我笑谈说腐败是中外两种文化的恶劣基因掺和到一起产生的杂交品种。
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大潮，还有各种思潮，鱼龙混杂，经济抓得紧，在思想道德方面、信仰方面抓得松，融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的社会现象。”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可是，笼子的钥匙放在谁那儿呢?“如果权力关在笼子里，钥匙还在官员手里，那等于没用，笼子的钥匙要放在舆论监督和人民的手中，让反腐败更为公开、更为透明。
要让官员对人民的事业有敬畏感，对自己的工作有担当。要让他们有一种意识，民生即是天心，如果民生搞不好，天怒人怨，那还做得下去吗?这样他就会格外小心。”
把升官与发财放一起如同把炸药和雷管放一起
官员腐败，是用公器满足私欲，而把升官与发财放一起，如同把炸药和雷管放一起，“我在接受中央纪委采访时就说过，要发财就做生意，不要做官，官就是为公的，是公器，官的意思就是公的意思，拿到的权利和管理的事业都是公器，发财不是不可以，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当然允许你发财，但不能把事业和职务放在一起，十分不伦不类，容易产生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
腐败在各个领域都有，学术有腐败，教育有腐败，商业有腐败，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己要修身，严于治党，“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了反腐教育史无前例的廉政风暴，实际上是雷霆风范，菩萨心肠，希望让干部们知道哪些是底线，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需要警惕的，如何在多样的文化氛围中、在这个迷魂阵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是每个党员都应该做到的，是每个党员面临的任务，尤其是官员，他们有切割社会蛋糕的权利，他们不能偏心，给自己、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多切，用公器达到私人目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说起当官，当官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的官，也是最高层次的官，达到这种境界以后，官职就与民族社稷联系在了一起。
在历史上，(关注“春秋沙场”，分享更多精彩)这个档次的人不多，像焦裕禄、文天祥。第二层次的官，只是把官职和光宗耀祖联系在一起。可别小看这种官，“这个境界也不低”。
他举例说，像海瑞等很多官员，能达到这个境界，把自己做官做出来的贡献，和家族、亲朋好友的光荣连在一起，为父母尽孝，这同样是高档次的。第三层次的官，只懂“爱惜自己的羽毛”，他们珍爱自己的荣誉、洁身自好，“能够对得起政府给他们发的工资。”
这种档次虽然比不上前两个档次，但起码不会“跌到负数去”。第四层次的官，是那些只会为自己捞利益的人，这种人最低等。
特权意识渗透到孩子身上，下一代还会出贪官
人性的高贵，需要父母对儿女的培养，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社会对公民的教化。
教养程度和文凭高低并非成正比，中国近年来高文凭的人大幅增多，但整个国民素养却在下降。而在他看来，反腐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而非制度，因为腐败的是人，反腐的也是人。
经济水平高也好，文化程度高也好，都不能代表强大。“宋代是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是世界历史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之一，但也是政治腐败、社会生活腐朽的朝代之一。
我认为，对经济实力不能迷信，对文化实力也不能迷信。对政治的腐败，不能拿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这些事去抵消。
一个政权如果不能维护国家完整，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下狠心治理腐败问题，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你有多高的GDP，多大的文化体量，如果腐败横行，都会轰然倒塌。”
自己有一次去马来西亚，当地首富的秘书告诉他，老板用人的第一条是看孝不孝顺，不孝顺不用。
“我们现在提拔官员考量过这些吗?学校老师在教育学生时不会提到这些，官员、企业家在教育部下时也不会讲这些。现在的大学教育都是讲怎样出人头地、一步步升迁，却没有最基本的人生教育，这会让人们不择手段地谋求权力。”
而腐败，就是去拿别人的钱，“我们小时候接受的多是吃亏教育，老话讲吃亏是福，不要欺负人，实际上腐败就是欺负人，不是你的钱就不要拿，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现在有几个家庭还这么教育?我感觉缺失了，都是和别人争，不能吃亏，这是很危险的教育。
现在的小学生都懂得竞选班干部的好处，可以管理别人，可以从老师那里享受不同待遇，于是他们小小年纪就知道贿选，买冰淇淋、买小玩具送给同学。更小一点的幼儿园孩子都会和阿姨说，‘我爸在某某公司工作，你需要什么和我讲’，都知道利益交换了。
这些现象非常危险。当特权意识渗透到孩子身上时，下一代、再下一代能不出贪官吗?”
很多非常了得的人，就是不懂“好好过日子”这五个字
以前给别人讲完课，人家请他题字，他就题了个“好好过日子”，“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好好过日子，不要出去乱搞女人，不要为非作歹，不要去欺负人，但是很多非常聪明、非常了得的人，就是不懂这五个字。他们各方面很能干，但是一些基础问题不懂，一旦有了权势，就不安分，忘乎所以。”
称中国学术为国学，这里的“国”即本国之义，“学”是学术之义，国学是本国学术之义。“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涵义经过近代学者的使用，已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国学的内容范围，前人多以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来列举。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是古代书籍的分类，但也反映了对书籍所承载的学术的一定分类。
近人章太炎1922年讲《国学概论》时，明确把国学的本体内容分为经学、哲学、史学、文学，这也是从四部借鉴而来，虽然子部并不都是哲学，集部也并不都是文学。可见他的国学讲法已把四部的书籍分类概念转换成学术分类的概念，而且使用了近代的学术概念来表达国学的主体内容。
另外，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讲演录》把国学的内容分为五大类：小学、经学、
史学、诸子、文学。这一分类也主要是参照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而来，但又不拘于四部。其实小学在传统分类中属经部，章太炎重视小学，认为音韵训诂的小学是治国学的基础，故独立为一类，不再从属于经学。其实，从体系上说，小学是治学的方法，和经史子集并不能并列。章太炎的分类是基于重视国学研究的角度。
我们今天讲国学，应先依照传统的书籍分类与体系加以介绍，而后可以做国学内容分类的说明。
一
古代中国典籍的分类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学术的分类，但书籍的分类也是根据书籍的内容进行分别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对知识、学术的分类。中国学问知识的传统分类有两个主要代表，一个是《汉书·艺文志》，一个是《隋书·经籍志》，前者是六分法，后者是四分法。
汉哀帝时刘歆写成《七略》，把当时的皇家藏书作了分类整理。班固作《汉书·艺文志》，采用了《七略》的分类体系及其说明。《七略》中的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绪论，班固未加采用；其馀六略三十八种是分类体系，这就是六分法：
一，六艺。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共九类。《六艺略》结语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可见这里所说的六艺即是六经。
二，诸子。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共十家。《诸子略》结语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其实子可以是家，但家不一定是子，而这里把“子”和“家”混同，如“小说家”列入诸子，可导致任何“家”皆可以入于“诸子”之类，为后来的子部内容脱离诸子，而收入许多杂家杂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诗赋。有赋三种，加上杂赋、歌诗，共五种。结语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四，兵书。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共四种。
五，数术。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共六种。
六，方技。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共四种。
六大类共三十八种。在《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中，兵学、医学、占卜与经学、子学、文学并立，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知识体系与书籍数量分布的状况。
《七略》的六分法中，六艺相当于后来的经部，诸子相当于后来的子部，诗赋相当于后来的集部，只是当时还没有史部，也说明这个时期的文化中，史学书籍还没有兵书、术数、方技的书籍来得多而重要。可见，书籍的分类是以一定时代书籍的数量分布为基本依据，盖汉代史学书籍还不够多，故不以立为一类。所以书籍的分类和知识的分类在出发点上就不是同一的。当然，不同时代的知识生产状况不同，也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
二
再说四分法。魏晋以后，历史、佛经、文学的文献增多，而古代科技发展较为缓慢，汉代《七略》的六分法已不能适应书籍分类需要。魏晋的郑默、荀勖进一步收集文献图书，郑著《魏中经簿》、荀著《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为六艺等、乙为诸子等、丙为史记等、丁为诗赋等，次序为经、子、史、集，初步形成了后来四部分类的体系。李充以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对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与汉代的《七略》相比，此种分类把《七略》六分法的后三部分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表明这部分书籍当时已不占重要地位；而把“史记”独立出来为单独的一部，突出了史学书籍的重要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中，虽然在具体类别上沿袭《七略》，但在总的部别划分上，以经、史、子、集四者命名分部，正式确立了四分法在古代书籍分类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了史部的地位。此种做法虽有其合理性，但较大的问题则是把在《七略》中独立的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使诸子类变得很繁杂，很多并入其中的科技类书籍与诸子并无关系。最后，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时，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表明经、史、子、集分类法自隋唐以来居于主流地位。
《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如下：
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共十类。
史：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十三类。
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共十四类。
集：楚辞、别集、总集，共三类。
以上共四部四十类，子部最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亦早指出此点。
此外又有：
道经（附）：经戒、饵服、房中、符箓（均不列书目）。
佛经（附）：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道、佛书共十五类，加上四部的四十类，共五十五类。
清代的《四库全书》，沿用了《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而略有变化：
经部，即经学，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四书列为经部，显示了宋以后的经典变化，是很有意义的。
史部，即历史，史部之下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
子部，包括政治、哲学、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书画）、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十四类。《隋书·经籍志》把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已经使得诸子类变得繁杂，《四库全书》更把佛、道典籍并入了子部，使子部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始于《四库全书》的。
集部，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共四十四类。
《四库全书》类别广泛，书籍浩如烟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全
部。但在四部分类上，子部的两大问题（科技类、宗教类的并入）已十分明显。
为了便于学习，近代梁启超曾提出“国学入门书要目”，便于学习者确立国学的根柢。他的最基本书目也是依据四部的思路：
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
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
《白香山集》。
这些便是他认为最基本的国学典籍（书目前的经史子集部名是我们所加）。他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三
以上是依中国传统书籍的四部分类及其呈现的中国学术的范围。不过，近代国学大师已经不完全按照传统书籍分类的四部说明中国学术的范围。如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不再执着于四类的分法，认为国学内容分五类：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不仅在四部外增加了小学，也把集部直接提炼为“文学”。他在《国学概论》中则表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内容是以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大类为主，这是把子学直接提炼为“哲学”、集部直接提炼为“文学”。这些都对传统的四部观念从国学内容的角度作了近代学术化的诠释和改进。
图书的四部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主流学术的分类观念，但因四部本是书籍的分类，不仅从学术知识的分类角度来看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就其沿袭的分类概念本身也不尽合理。据前面所说看来，其中问题最突出的是“子部”。从概念来讲，“子”本是诸子学，但先秦以后，墨家、名家、法家等皆已断绝，汉代虽还保存不少诸子的书，实际仍在传承的子学唯剩儒道两家，所以“诸子”的概念已经不能贯通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汉书·艺文志》已经把“诸子”向“百家”转变，而魏晋以后的子部内容越来越繁杂，名实混乱，问题最多。
与子部相关的大问题有二：
一是如何安排宗教类的书籍。《四库全书》把佛道列入子部，并不合理，因为佛藏、道藏在唐宋以后已经成为独立浩大的典籍体系，成为专门的知识部类。而且佛教、道教也不是“诸子”。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魏晋时期佛教、道教书籍开始大量增加，在书籍分类中也产生影响，并占据了独立的地位。如梁阮孝绪编《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七录》在经、史、子、集四部外加了佛、道二录，反映了佛教、道教书籍急速增多的事实，也提示出国学内容分类需要有所变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在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大类外再加宗教类的合理需求。《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后面，又附加了道经、佛经，显然也是关注到佛、道经典书籍的规模数量和独立地位。《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小序注意到《七录》和《隋书·经籍志》的做法：“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于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末，用阮孝绪例；不用经典，用刘煦例也。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于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已释先于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四库全书总目》，1236页）其实《隋书》并不是把佛道书附于子部之末，而是把佛道书附于四部之外，故《七录》和《隋书》中佛、道书都有独立的地位。而《四库全书》不仅把佛道书录于子部之中，而且佛道之书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类目，比起《七录》和《隋书》来就更不合理了。
二是如何安排科学技术的知识。《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把人文社会知识与自然科学书籍混合在子部之中，显示出对科学技术的不重视，这是当时科技知识发展缓慢造成的限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科学技术的部分另为独立，不与诸子混杂，从知识内容分类的角度看，应是比较合理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医药学、农学等十分发达，应在分类中有自己独立的部类地位。
以上主要讲的是书籍的传统分类的问题。从书籍分类转回国学内容，考虑到以上所说，如果我们像章太炎一样，用现代的学术语言表达我们对国学内容的分类的理解，那么，参考《汉书·艺文志》《七录》以及《隋书·经籍志》的书籍分类做法，可界定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科技六部为国学内容的主体，庶几可以较合理地成为中国古代知识的主体分类。其中哲学主要是儒家和其他各家思想，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科技即包括兵学、农学、医家、天文、算法、术数等。就学术分类与书籍分类的对应关系来说，经学对应于经部书籍，史学对应于史部书籍，哲学对应于子部书籍一部分，文学对应于集部书籍一部分，宗教对应于佛经道经，科技对应于天文术数类书籍。至于主体内容之外的细节，就数不胜数了。
严格地说，国学知识体系包罗广大，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国学丛书序》）而今天我们向一般社会大众概括介绍的“国学”内容，则是关注其主要部分，并不是巨细无遗地介绍。当代的国学介绍，又是根据当代社会文化的需要，如主要是介绍其历史人文的部分，对科技、艺术的部分一般就不作介绍了。
同时，介绍国学主要内容时可以参照传统书籍的四部分类，但参考四部分类只是一种方便，不必全拘泥于传统四部的分法。如《四库全书》子部书籍中兼有儒、释、道，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不太合理的，改良的办法如上所说，是把释、道两家移出子部，另为独立之宗教类，子部中保留儒家等各家作为哲学类。于是，基于这个思路，如果不考虑科技的部分，则可以说国学的主要内容是经学、史学、哲学（思想）、文学和宗教五大部分，而不是章太炎所说的五个部分。这个办法的特点是既增加了宗教的独立部分，又包容了经、史、子、集的主体结构形式于其中。
当然，今天介绍国学内容可以有许多方式，如若着眼于学术文化，则也可以经学、史学、文学、儒学、道学、佛学六大部分来构成国学的内容主体。经学、史学、文学可对应于四部的经史集三部，儒学、佛学、道学则对应于四部的子部。在这里，四部的基本内容都仍保有，只是结构形式有所改变。儒、释、道本来即是子部的主体，占了子部思想类的绝大部分，而把儒、释、道独立出来，使得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三教（儒释道）的结构得以明确展开，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呈现。至于国学展馆的设馆，在注意保有国学内容主体的情况下，也不必与学术的分类完全相同，而需要根据展陈目标进行综合、具体的考量，加以安排。（文章来源：《文史知识》2015年11期；作者：陈来，国际儒联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back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