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胡耀邦诞辰官方纪念活动，会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推出更多的报道和回忆。其实，关于这位生虽逢辰、死却不逢辰的中共领导人，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也写得够多了。撇开官方党八股不谈——胡耀邦本人很讨厌党八股，所以我们尽量不要以此来烦扰他的英灵——民间和正直的体制内人士纪念胡的文章，最大的公约数是说他是一个“好人”。笔者当然也赞同这一评价。
然而，若是要更深入几层来总结他的遗产（其实是“遗憾”），笔者则愿意如此概括：在中共高层里面，胡耀邦是为数极少的“非典型领导人”之一。“非典型”在这里是社会学经验分析“不属于大多数、不属于主流类型”的意思，也就是说，胡耀邦与他的大多数经历类似、地位相当的同事们非常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有许多的人感谢和怀念他，有无数的人为他感叹和惋惜，也有不少的人挖苦和嘲笑他，更有少数人全盘否定他。（注：上图为胡耀邦与邓小平）
从“权力学”视角理解胡耀邦
胡耀邦作为一名中共领导人，他体现的“非典型”素质或特征可以列出好几条来。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讨论其中的一条，因为它是基础性的，那便是他与“权力学”的关系。
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共党员尤其是干部们来说，重视权力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从1920年年底开始，就不知疲倦地开导他的青年伙伴们说，革命的目的就是夺取权力：“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
[注：指当时的中国政府]
宇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0年12月1日“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件，《毛主席文选》，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编，1967年8月版第1集第18页）。
毛泽东做了党的最高领袖后，更是每日每时以“权力学”训导其下属，直至他政治斗争的终结阶段：“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人民日报》1967年8月13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致敬电》所引语录）。胡耀邦那一代的中共干部，人人都知道毛的这些教导。可是，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权力”意味着什么，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才有了百分之百的痛切体会——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就丧失了一切。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绝对真理。
不过，与官方宣传所讲的大不一样，这句名言的主语首先并不是指“我们党”，更不是指“我国人民”，而是指具体的干部“我本人”及其亲属。因为整个文革期间，中共并没有下台，依然是唯一的执政党。至于中国人民，本来就没有接近过权力的边沿，更谈不上丧失它。可是，文革中大多数干部却丧失了权力，于是他们及其家属就丧失了原先依附在权力上的一切有形无形的好处，许多人甚至丧失了至亲至爱。这个从有权到无权的过程实在太沉重、太痛苦了，一定要从中吸取充分的教训。
胡耀邦自文革后期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们一步步分道扬镳，是从这儿开始的——胡渐渐地成了领导层中的一个“非典型”者。
“权力”的主人——抽象的、遥远的、具体的
对于文革后复出政坛的大多数干部来说，他们吸取的诸多教训里面最核心的是：“人民的权力”绝对不能落实，文革中干部受尽折磨，就是让老百姓有权造反，人民一有权中国必乱套。“党的权力”是真的，但还是比较遥远，因为“党”是那么庞大，层次级别那么多，谁是“党”呀？文革中大辩论最常用的质问各级干部的话便是：“你算老几，你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为首的红司令部才代表党！”所以，对于各级干部来说，“党的权力”如果不落实到自己的手里，就没什么实际意义。本人的权力才是最实在的，不然，自己和家人啥好处也得不到。当今的中纪委巡视组所揭露的“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现象（中纪委网站2015年6月16-17日公布的巡视意见），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片片成长，尽管那时物质利益的规模相对很小。
文革后复出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不失时机地抓权抢权，借此把文革期间丧失的一切实惠捞回来，甚至要加倍偿还。这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是官之常情，越来越放纵，闹得民众贴大字报抨击、游行抗议，搞得连邓小平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1979年年底同意推出反特权反腐化的约束干部规定。邓还坦率承认：“看来，作出这个规定稍迟了些……。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吗？没有啊！”（《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87-192页）。
胡耀邦力图解构“权力学”
与他的大部分同事们不一样，胡耀邦在文革结束之际，痛苦地、系统地反思中国的“权力学”，得出的是另一种结论。作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一员，胡的反思虽然不能完整发表于中国的官方媒体，还是可以从他亲友和同事的很多文论和回忆录里找到一些片段，梳理出大致的脉络。
胡首先不认可“文革动乱十年，根子是人民有权造反”这种似是而非论。恰恰相反，根子在于中国的权力金字塔顶层发生病变，恶化成以社会主义之名、行专制法西斯主义之实。“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中央党校教授沈宝详发言，《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座谈会纪要）。
整整三年之后，胡在中纪委会议上进一步抨击文革期间“农奴主、法西斯”现象的两大特征：“一是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党内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隶。……二是‘有权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权到处做坏事”（《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577页）。虽然这里没有点名，听者和读者都知道抨击的矛头指向谁。
胡耀邦在反思“权力学”时，还特别揭示了中国贫困化的根源：“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胡耀邦思想年谱》，香港：泰德时代公司，2007年版第845页）。对照这几年中国主流媒体时不时高调宣传的“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之类的政治伦理观，真令人有回到1911年之前的感觉。
胡耀邦解构“权力学”的思路，在他直接领导过的几个领域里都有实践，尽管效果有限，还是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比如推动对干部特殊化的约束规定、为历届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谅解北京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宽待京沪等城市高校区人民代表的自主竞选、党政分工、经济发展规划把“富民”置于“富国”之前、新闻工作中“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倡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的“民主、和谐、理解、信任”，等等。
胡耀邦并不是独自推动这些，幸亏他在书记处有一个得力的团队，他们都理解为什么要冒风险做这一切。每当胡遭遇忽明忽暗的阻抗和压力，他们都会设法为他分忧分压。这就部分地弥补了胡耀邦心直口快、缺乏心机、不善谋略、待友待敌几乎一视同仁的弱点。从当年参与这些大事件的对立派别的回忆录里，我们读到，这个团队里最能与胡耀邦风雨同舟的人，是习仲勋、万里、胡启立。胡耀邦的主要助手之一后来感叹：“好在有个习仲勋同志，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就靠他，我们才撑过了难关”（引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18、338-339页）。
从“以权为本”转型到“以民为本”
胡耀邦自文革结束到他被迫辞职的十多年里，所思考的绝大部分问题、所尝试做的绝大部分事情，均基于一个路子，那就是如何让中国的党政系统从“以权为本”转型至“以民为本”。
这个“以权为本”的体制自列宁奠定基础、尤其经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大力完善，发展到极端复杂精巧的程度。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它，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把“人民的权力”虚幻化，让其永远只存在于宣传品里；同时，强调要用尽一切办法最大化“党组织的权力”；最终，用尽一切办法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对此一简化的描述参阅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3-61）。
胡耀邦绝对不是像极左派所指责的那样，是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后台”（《邓力群自述》里充斥此类指责，包括对胡的经济发展要以富民为目标主张的声讨）。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他绝对没有试图取消“党的权力”，他只是力图改变“人民的权力虚幻化”的长期趋势，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换言之，胡耀邦试图使执政党的权力持续良性化，以“如何对待人民”来衡量执政党是好还是坏。对此，在他身边工作的多位人士回忆录里，记载得很细致（参阅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352页）。
胡耀邦的许多同事无法容忍他这么做下去，但他们也无法公然把胡的问题归罪于他力求以民为本，那显得太荒唐了，因为这是一个从政府到军队到警察到货币到医院都冠以“人民”称号的国家。他们更无法把胡的问题归罪于他试图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那也显得太丢人了。于是，他们就以“包庇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把胡赶下台；这个罪名在官方话语体系里暗示的是胡不尽力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太看重人民意愿。胡耀邦下台后不久低调造访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被民众认出，受到热诚的包围欢呼。他意外之余动情感叹：没想到下台以后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人民群众还对我这样！（参阅《怀念胡耀邦》，江西高安：永生画册，2008年版第80页。）
其实他早就应该想到这点。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民被善待的时候实在太稀少了，只要大权在握的人对他们真好一些，他们就永远不会忘记他。中国民众可不像中国权贵，对权力崇拜得那么五体投地。这几天里中国内地无数被组织起来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活动的干部、党员尤其是年轻人，你们了解胡的这些“非典型”的言行吗？若不了解，你们可太看低了他。
何清涟：中国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为何“猫鼠一家亲”
2015年11月20日
何清涟：2015年金融反腐(2)：权力与资本的关系能否重构？
中国警车停在中国证监会门口（2015年7月9日）
话说习总救A股市场，结果是市没救成，但救市三军连同两主帅及钦命救市首席券商全都进了天牢，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也于近日黯然退休。剩下的问题是：中国股市的腐败与内幕交易是否就此消声匿迹？中国证券行业是个高度依赖资本与人脉的系统，习王反腐是否能重构这个系统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为何“猫鼠一家亲”
要想了解中国股市，必须从了解中国证券金融利益集团的构成开始。这个利益集团围绕中国股市而形成，其有五类角色：1、行使市场监管职能的证监会；2、为上市公司服务及从事证券交易的中介机构，比如交易所、证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3、上市公司；4、各类投资者（基金公司、各类机构投资者与股民）；5、各类专业媒体及股评人士。
上述五类角色当中，除了第四类当中的股民之外，其余都是猫鼠一家亲。从根子上说，这种“一家亲”的关系是中国制度公然允许的。
中国证监会、券商与基金之间的近亲繁殖，必然产生利益共生关系，让中国股市堕变为证券利益集团上下其手的内幕交易市。这一点，国内多家媒体持续不断指出。以下列举数项：
从1996年至2011年3月间，共有58名原证监会官员出任券商和基金公司副总级高管。其中，15名任职券商，43名任职基金公司。（《资本市场证监谱系》，财经国家新闻网，5/16/2011）
2014年5月19日，《投资时报》在《40位下海基金公司的证监官员们：多任职总经理》一文，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有40名基金公司高管曾为中国证监会官员，他们的下海，催生了两位董事长、两位副董事长、15位总经理、6位副总经理和17位督察长。《资本市场证监谱系》一文指出：在证券行业中，与证监会相关部门的沟通能力在项目成功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已成为业内一个尽人皆知但秘而不宣的秘密。”熟知业务运作的投行人士认为，发行市盈率由证监会确定，这直接决定了企业募集资金数量的多少。经验证明，股票承销量与公司高管来源于证监会的人数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上市公司选择券商的标准除了有实力、有经验之外，主要是要有与证监会良好的沟通关系。2010年，主承销商排行前10名中，除了中信、光大证券等比较特殊外，其他几家券商集中了近年离职的证监会官员。近年稳居主承销商前3名的国信证券，高管人员有4位来自证监会系统。
因证监会官员在股票承销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成为证券公司及投行业争抢的香饽饽。也因为这种猫鼠一家亲的关系，导致中国股市完全成了各路基金依靠内幕消息翻江倒海之地，媒体不断提醒中国社会关注这一现象。今年以来就有《证监会离职潮 官员都去哪儿了》、《监管机构、券商、基金公司主要人员近亲繁殖问题》等文问世。这些文章都明确指出一点：证监会是猫，券商是鼠，但证监会官员到券商中就职，模糊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界限，让猫鼠成了一家亲。
法律的模糊地带：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身份互换
一些券商将证监系统官员下海称为“神仙下凡”。这个说法可能借鉴了日本描述此类现象的说法，日本将官员到与原任职部门相关的企业去工作，称之为“下凡”。中国证监官员的“下凡”，乃是一种制度缺失。
证监官员下凡到证券公司，这种关系很容易获得寻租便利，产生内幕交易。尽管媒体对这种危险关系早有批评，但由于中国政府立法常由利益相关的部门参与甚至主导，因此相关立法缝隙甚多。2000年，中国证监会出台的《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就没有明确规定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角色转化的限制条件。这种疏漏并不是立法水平低所导致，因为该法规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做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两种任职之间“巨大的反差颇让人玩味”。2009年发布的《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对监管机构官员到被监管企业任职的回避期，仍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
因为法律有意模糊，证监会系统的官员常在工作数年后，纷纷下凡至券商、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企业去工作，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处级官员，这种毫不回避的交叉任职，事实上是融合证监部门与券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证监会对券商、基金的监管完全成了左手管右手。
这些证监会官员下凡后是否成功，完全系于其证监会的靠山是否过硬。比如有“神仙”之称的胡关金，早年在国信证券和华西证券早期都获得很大成功，就在于他当时从证监会离职不久，得到当地政府特别是证监系统的大力支持，他在华西证券后期以及银河证券的失败，原因是失去靠山，也不再受当地政府青睐。原银河总裁肖时庆因受贿和内幕交易被判死缓，则是因其后台证监会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倒台。
这种“猫鼠一家亲”的关系，使得内幕交易成为中国股市的常态，极少受到惩罚。中国《法治蓝皮书（2014）》提到：从行政责任看，证券法有48项法律责任条文，其中有40多项条文具体规定了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但形同虚设。有人研究后发现，从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至《法治蓝皮书》发布日，共查处31起内幕交易案件，其中被处以行政处罚的内幕交易案件居多，为25件；被移交司法或追究刑事责任的仅为6件；提起民事诉讼的有两宗，且均以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或撤诉方式结案。而相关法律完备得多的美国，仅2009-2010 财年提起证券刑事诉讼就高达139起。
健全证券市场监管难在何处？
2015年A股救市，是权力与市场对决，行动开始那天就已经注定其失败的命运。但这次救市过程中，中国股市利益集团的结构性弊病也暴露无遗。当局归之于“与境外势力合谋做空中国”，只是一个说辞。
对于证监会官员“下凡”的弊端，中国政府已考虑革除。2014年中国证监会已出台规定：从2015年开始，离职后到被监管对象任职的将严格执行三年规避期，这一新规导致不少官员提前离职下海。据路透社11月18日消息，中国政府认为，今年夏季股市崩跌的部分原因在于监管机构在政策回应方面协调不力，正在考虑将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超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实施规避期是向美国学习。针对政商通道，美国政府不断建立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早在1969年，美国就开始制定法律，监督前政府官员的行为。比如规定五角大楼官员在离职两年内，需要自行上报与国防承包企业的工作关系，相关企业每年也需要报告雇用前政府官员的情况。1978年还制定了《政治道德法》，其中对公职人员离职或退休后从事与其职务或工作有关的商业活动规定了1-2年的“冷却限制期”或终身“禁止期”，违反者要受刑事处分，用以防止官员在离职后利用以往的工作关系，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公共工程项目的合同而索贿受贿。
但是，中国就算照搬美国的法律条文，也很难解决腐败问题。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相互制约。中国是中共一党兼掌立法、司法、行政大权，这种状况注定了“猫鼠一家亲”不可避免。我的判断是：只要一党垄断权力的制度不改变，滋生腐败的土壤就会依旧，从这块土壤上长出的树木也会依旧。在现有制度下，重构证券行业中的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几乎没有可能，2015年的金融反腐，虽然会打中几十只鸟，还会惊飞林鸟一片，但这些鸟儿再飞回来时，仍然会栖息于旧枝之上。
来源：美国之音
习近平向奥巴马交底 并未掌控军权
法道济
9月下旬习近平访美期间，奥巴马为习近平举行了私人晚宴。港媒争鸣杂志披露，在二人这次私下谈话中，习近平表示，“他需要两年的稳定期以便实现对军队的全面控制”，以及为“高级权力重组赢得时间”。习近平访美后两天，美国军舰日进入南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水域巡航。有报道显示，但在其穿越期间避免了任何军事操作。
9月24日晚间，奥巴马为习近平在布莱尔宫举行私人晚宴（网络图片）
港媒：习需要两年稳定期完成对军队全面控制
据《争鸣》2015年11期报导援引美国一家智库的研究报告披露，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私谈中表示，“他需要两年的稳定期以便实现对军队的全面控制”，以及为“高级权力重组赢得时间”。放在当局语境里，也就是说这两年不能打仗。
9月下旬，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当地时间9月24日晚间，奥巴马为习近平在布莱尔宫举行私人晚宴并讨论了3个多小时。第二天，习近平称这场3个多小时的对话令他“非常感动”，奥巴马则在另一场合罕见使用“extremely
productive”（极具成果）来评价此次对话。
美舰巡视南海习奥双赢
在习近平访美结束后两天，9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USS
Lassen)27日进入南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水域巡航。一时间，海内外媒体纷纷发文分析、揣测、评论这一事件。阿波罗网曾发表习近平软硬不吃把美军招来了结果习奥反而都赢了！？，认为这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双赢的举动。
据路透社11月7日独家报道，美国官员披露说，美国海军上周在南中国海中国修建的人工岛屿巡航时，特意停止了军事演练和其它可能进一步加剧与北京之间紧张局势的行动。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我们希望按照国际法维护我们的权利，但是并不想到戳中国眼睛，或者不必要地加剧紧张局势的地步。”
这名官员透露说，美国拉森号驱逐舰上周在渚碧礁周围12海里以内穿越通过的时候，关闭了火控雷达，并且穿越期间避免包括直升机起降或者其它军事演练在内的任何军事操作。
学者何清涟曾表示，美舰巡视南海，结果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双赢：美国军舰进入了中国人造礁岛12海里，宣示了不承认中国人造礁岛的立场，让几位亚洲盟友感到腰杆硬了；中国尾随美国军舰之后不断宣示主权，表明中国不害怕美帝的威慑。谁能说这场博弈不是Win-w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