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恐怖组织排行榜“带头大哥”竟不是IS
2015年11月23日
《经济学人》报道了这么一组数据：
11月12日，黎巴嫩贝鲁特恐怖袭击案发当天，谷歌上可以搜到5190篇与之关的文章；
11月14日，巴黎恐袭案第二天，相关文章数有250万（包括被重复发表及转载的）；
11月18日，贝鲁特爆炸案的文章数达到15000篇，其中《纽约时报》一篇比较两座城市遇袭后公众不同反应的文章被转载了400多次。
贝鲁特事件显然没有巴黎事件那么大的“新闻价值”，而上周IS在自己地盘杀了166位平民，知道的人更加寥寥无几。
11月20日，发生在西非马里的事件，如果不是因为中国考察团遇袭，国内关注的人可能也不会太多。
关于恐怖袭击，我们知道的远远没有真实发生的多。
11月17日，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以下简称IEP）在网上发布了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15）。在这份报告中，杀人如麻的IS并不是恐怖排行榜上的老大。
报告列举了全球五大恐怖组织，其中头号杀手，是一个叫“BOKO HARAM”（博科圣地）的组织。它在2014年让6644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而IS是6073人。
与IS相同的是，BOKO HARAM也是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于2009年兴起于尼日利亚，意欲在尼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在尼日利亚的36个州里，BOKO HARAM已完全控制9个州，部分控制3个州。
2014年，BOKO HARAM首次把恐怖袭击带到尼日利亚的周边国家，在喀麦隆，该组织实施了46次恐袭，杀死了520人；另一邻国查德，也遭受了一次恐袭，6人为此身亡，2015年，BOKO HARAM又在查德首都制造了一系列自杀式炸弹袭击，杀死了53人。
比IS更令人发指的是，BOKO HARAM杀死的人中，77%都是平民。
过去的15年，在发生的有记录在案的61000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中，超过14万人丧生。相比2000年，2014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九倍。
在这组死难人数中，西方国家比例少于3%。
巴黎的死难者获得了最多的关注，黎巴嫩贝鲁特袭击事件后，谷歌上可以找到15000篇相关的文章；而巴黎暴恐案发生的次日，相关文章数，达到了250万（包括被重复发表及转载的）。
但是，勿庸置疑的事，所有恐怖事件最大的受难者，主要还是在中东。
IEP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去年，死于暴恐事件最多的是伊朗人，其次是尼日利亚、叙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些人加起来占到总人数的3/4。
IEP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在恐怖组织发起的袭击中，被袭击对象正在呈现平民化趋势。2014年，由于恐袭而丧生的平民增加了172%，相对应的是，带有明显宗教目的恐袭事件降低了11%。
另外一个趋势是，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来恐怖分子正在增加。从2011年起，有25000至30000人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参战，2015年上半年有7000人。
不算土耳其，有21%的外来参战者来自欧洲。
在整个世界版图内，根据IEP的这份报告，最危险的城市是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在2014年，巴格达有510人死于恐怖袭击，另外，乌克兰的奥德萨、阿富汗的喀布尔等城市也榜上有名。
全球五大恐怖组织在2014年的活动一览表：（数据均不包括战争伤亡）
五大恐怖组织致死人数：
在这五大恐怖组织中，虽然Boko Haram去年的“战绩”更胜一筹，但风头最劲的，无疑还是IS。
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资深研究员Christina Schori Liang撰文分析，IS的富有与现代化，让其他恐怖组织黯然失色。
今年的4月18日，《明镜周刊》曾刊登了一篇长文，揭露IS的架构。这篇文章称，《明镜周刊》获得了长达31页的资料，当中包括手绘图、名单及各种日程安排，这相当于IS在叙利亚发展的“蓝图”。
这份“蓝图”出自艾哈利法威(Samir Abd Muhammad al-Khlifawi)之手，他曾是萨达姆的防空部队情报机构的一名上校。
这个“蓝图”包括，如何建立情报机构、招募新兵、制定打击目标，如何拓展渠道增加收入，甚至还构想了2020年的愿景，设制14个指标，按地区每月考核。
除此之外，IS还制作年报，上至恐怖袭击的实施策略，下至自杀式袭击的成本预算，巨细无遗。
IS是最富有的恐怖组织，投靠它的外来参战者，除却宗教因素，有许多亦是被其许以的重财厚物所引诱。
一个叙利亚的普通士兵，一个月的收入约是60美元。而外来参战者在IS拿到的月薪在400至1200美元不等。
它的资金来源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石油。截至2015年9月，IS已经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10个油田，每天可以生产34000至40000桶原油，每桶在20至45美元，平均每天就可以带来150万美元的收入。
另外是暴力征税，每月可以有110万美元的收入。在IS统治区域，居民个人所得税是10%，商户营业税是10-15%，还有一种“离境税”，人们若想离开这里，需要缴纳高达1000美元的税费。
粮食作物也是IS的收入来源。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算，IS控制了伊拉克境内40%的耕地，农民必须交保护费给他们。
另外各种犯罪。比如去年占领伊拉克摩苏尔后，IS洗劫了摩苏尔的两家国有银行和90%的民营银行，价值在5到10亿。据估计，IS手上掌握的现金就有5亿。
IS公开支持奴隶制，在其占领区的雅兹迪人就几乎全部被掠为奴隶。奴隶可以进行贩卖，而如果想要从他们手中赎回一名奴隶，赎金高达3000美元。
去年一年，绑架为IS带来了4500万美元的收入。IS甚至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KFR，kidnapping for ransom。
来源：澎湃新闻
莫之许：大陆互联网开始「部落化」时代
2015年11月21日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在专政极权持续打压下，互联网公共空间已奄奄一息，代之而起是多个喧哗的部落。
法国巴黎发生恐怖袭击，这一事件在大陆也获得了很大反响。而就在不久前，围绕欧盟接纳叙利亚难民，在大陆网络上也曾引发一场争论，许多人以轻蔑的口吻称呼愿意接纳难民的欧洲人或支持接纳的大陆人为「圣母婊」，在这些人看来，如今，巴黎遭到恐怖袭击，难道不是「圣母婊」们的报应吗？此外，也有许多人开始反思恐怖主义的深层原因，一些大作纷纷问世，如一篇名为「政治正确与文明」的文章，严厉抨击虚伪的政治正确，并鼓吹在欧洲实施「强制世俗化」，也有不少公知段子手，提出咄咄逼人的反问，认为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与恐怖主义脱不了关系云云，甚至，还有什么「日本，一个没有穆斯林的国家」这样的神作，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转发无数。
本文并不打算反驳上述观点，不过，即使在经历多次恐怖袭击之后，接纳难民、尊重多元文化、区分极端分子和温和穆斯林等等，依旧为欧美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在欧美以外的地区，这些主张也依旧受到广泛的支持，这表明，讥笑「圣母婊」也好，动辄就将恐怖主义与「绿教」挂钩也好，并非不言自明的观点或立场，从而，在表达上述观点时，以一种充满心理优势、咄咄逼人的姿态出现，恐怕不是因为其背后有充足的事实，或者坚实的论证，而是因为其表达、传播和接受的回路中，存在某种正反馈机制：以更强势的方式出现，更可能赢得接受和支持，同时，这一接受和支持又反过来刺激了观点表达的强势······
一般认为，网络空间相对多元、开放，但在实际经验中，却常常发现相反的情况，谣言或极端化表达，常常在网络上畅行无阻，很难得到消除。这种现象，其实早就为人所注意到，2008年6月的时候，梁文道先生在其博客文章「网友——新部落时代的来临」一文中写道：「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一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什么两样。」这段话，如果用在当下养生、心灵鸡汤、文革怀旧之类大幸其道的微信朋友圈，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当时的我，对于互联网的未来要相对乐观一些，在回应文章「自由舰队的最终胜利——致非网友梁文道」一文中，我是如此反驳的：「在每一个论坛我都能结识一大批原本并不认识的同道，也能看见若干青年成为自己的同道，我们不愿意成为自我封闭的小教派，而更愿意在自由、开放、多元的气息中生存，十多年来，这只舰队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始终活跃在互联网上，近来更冲出互联网，走上了传统媒体，其所代表的自由、开放、多元的声音，也日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存在」。
其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下，梁文道先生的观察都有其对应之物，但我之所以加以反驳，则是出于大陆互联网在彼时的状态、作用和影响，与居住于香港的梁文道先生不同，我所体察到的，是1998-2008年这短短十年时间内，大陆互联网空间公共性的成长，以及其对于大陆社会的巨大影响，以及存在着的巨大潜力。这场争论发生在2008年6月，正值奥运前夕，即使刚刚经历了314事件和奥运圣火事件所引发的狭隘民族主义爆发，拜奥运所赐，彼时的大陆互联网依旧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而我所历数的网络空间从无到有，网络群体从小到大，网络舆论从线上到线下的过程，正是那些年活生生的事实，为无数人所体验和认同，足以支撑我的论点。
这样一个鲜活的过程，也为许多论者所关注和总结，如吴强博士也认为，「中国互联网拥护从1998年的一百万道2010年超过五亿一个网络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并对中国的政治参与发生着深刻影响」：从BBS到博客，再到此后的微博客，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新的公共空间和网络结构越来越具有社会网络化的含义，并指向一个「虚拟共同体」；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唯一有效的公共舆论空间，形成中国当下几乎唯一的公开化的、主动的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进而，通过「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形成、从网上到往下的聚会（沙龙）和饭局、网络维权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方面，深刻地影响者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以上引文，来自吴强：「网络公民社会」
（2010）），换言之，从舆论到参与，网络都具备相当强的公共性和扩张性，并被广泛看做是促进中国走向进一步改变乃至转型的重要因素。也因此，当时的人们更多地对互联网的公共性抱有期待，而不大接受网络部落化或孤岛化的呼声。
不过，这一新兴的网络公共空间，不可能不遭遇到现有权力的反制，「网络公民社会集体行动的抗争与管制当局对体制外政治参与的管制并存，这大概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和政治最为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在奥运会过后，尤其是受到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刺激，当局日益主动作为，对大陆网络公民社会和网络参与都进行了持续的打压：2011年早期，北非茉莉花革命后，首先重创了以推特为基地的异见者群体，2013年8月，清网行动则开始了针对以微博为平台的网络大V的打压行动，并一直持续至今，与此同时，在2014年10月针对声援香港占中而对NGO群体、2015年7月针对维权律师群体，都有大规模的打压行动，且都指向了网络公民社会和网络参与，指向了正在成长的网络公共性。
受此影响，大陆互联网络的公共性被摧毁殆尽，基于互联网络的公共参与，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创新上，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大陆一度出现的虚拟公共空间的萎缩乃至消失，其影响还远不止此，市场化媒体衰落和微博的凋零，其实也都与互联网空间的凋敝息息相关，令人讽刺的是，尽管如此，网络应用的扩展势头并未停歇，以微信朋友圈为载体，各种信息的转发传播甚至更为热络，但是，在网络公共性日益失去的大背景下，各种信息、观点、价值之间缺乏有效的冲撞、交锋、互动，可以观察到的只是各种孤岛的浮现，梁文道先生的「新部落时代」的观点，如今以一种令人讽刺的形式得到了印证。
互联网这与既有的权力体制，究竟是前者改变后者，还是后者改变前者？其实，在最开始，笔者对此就有着深深的怀疑，在1998年的「网络神话」一文里，我曾这么写道：「对网络施加管制在技术上并非不可能，恐惧的运用之于网络与针对电话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在一个因长期专制统治而缺乏自由结社传统和自发交往积极性的社会里网络就将步个人计算机沦为游戏机的后尘，成为远距游戏机或是少数孤芳自赏者顾影自怜的孤岛或群岛」。在加入WTO和举办奥运的相对宽松氛围下，互联网公共空间的迅速发展，一度将我从悲观变为乐观，然而，最近几年的情况再一次将悲观的图景带回现场：在专政极权的持续打压下，一度出现的互联网公共空间已经奄奄一息，代之而起的是无数个众声喧哗的部落或封闭俱乐部，这样的转变，所影响到的不仅是所谓的社会转型，即使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也是艰难的挑战：如何保持对信息真伪的鉴别，如何作出理性的认知，如何保有价值观的健全，都将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以完成的任务，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博讯来稿]
刘逸明：哲人其萎，浩气长存—深切哀悼缅怀于浩成
2015年11月22日
于浩成先生
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浩成先生，于11月14日凌晨3点50分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1岁。噩耗传来，在这个原本就寒气袭人的初冬让我顿感寒气彻骨，于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首先发布于先生逝世消息的是有着官方背景的中广网，虽然该网并未将相关消息置于显要位置，但是，仍然被数十家网络媒体转载。在微博上，不计其数的网络大V也纷纷转载了相关消息，并附上悼念之词。官方在刻意低调处理，而在民间却不胫而走。
于先生的大名，其实我早就知晓，在签署《零八宪章》的时候，于先生的名字位居首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他是核心发起人。在搜索和阅读了与他相关的资料后，我才知道，于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原本在体制内担任要职，就因为积极参与八九民运，结果被当局开除党籍，从此告别体制，成为了一位独立的民间学者。
很希望拜访于先生，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直到2011年，才与于先生巧遇。当时，我参加完由杨建立先生的公民力量机构举办的青年研习营活动，之后便匆匆乘机回国，正好路过北京，在民运前辈刘京生先生处借宿，而青年学者陈永苗先生也常住他处。看到我去了，陈先生非常热情。
当时于先生已经87岁高龄，我原本表示希望主动去见于先生，但陈先生看我舟车劳顿，说不要紧，我才在住处等候。不多时于先生便到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年龄很大，但却精神矍铄，生龙活虎，以他当时那种状态，我以为他再活十年都不成问题。于先生虽然在我们这个圈子当中德高望重，但是，他却没有丝毫的架子，对我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后生虚怀若谷，他亲笔签名送了一本他的著作《风雨鸡鸣》给我，上面的寄语非常谦卑，让我看过之后倍觉惭愧。
等回到家之后，我细读了《风雨鸡鸣》，熟悉了于先生的家庭背景，也了解了他的思想历程以及他独特的人生经历。至今我还记得他书中所引述的法国前总理克里蒙梭的一段话：“一个人在年轻时不追求共产主义是没有良知，在年老时还追求共产主义就是没有头脑”。于先生从体制内义无反顾地走向体制外，显然也跟他的思想转折有直接的关系。于先生的著作，笔力深厚、思想深邃、视野开阔，让我受益匪浅。
于先生一度客居异国，在美国居住长达十数年，但是，在其暮年，仍然对中国的宪政民主和法治事业牵肠挂肚，决定重归故土。于先生在美国的生活自由、安逸，回国之后，他被当局作为敏感人士长期监视，很长一段时间，他走到哪里，警方安排的小青年就跟到哪里，但是，即使处境如此艰难，他仍然经常为海外媒体撰文，为民主与法治鼓与呼，并接受外媒采访和出版独立的著作。
在2011年夏天见过一面之后，因为距离太远，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于先生。不过，仍然会关注他的消息。记得有一天，在看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时，还曾看到于先生的身影，当时，他接过话筒对话题发表看法，说起话来依然是铿锵有力，这种情景应该会让我以及很多关注他的朋友感到欣慰。我当时就想，下次再去北京，一定得去看看他。
在高瑜身陷囹圄过我，我就决定，在今年无论如何要去北京一趟，会一会他的家人，见一见于先生，以及其他对我给予过关心和教诲的前辈以及媒体朋友。因为考虑到北京大阅兵的时段比较敏感，所以我就选在7月底去北京，并在会见过高瑜的家人之后，打听到了于先生家的住址。
于先生的家住在丰台区一个比较破旧的小区，我拿着地址，问了几位路人才找到他所在的那栋楼。那栋楼虽然很高，但是，房子很旧。于先生所居住的楼层很低，楼道里的光线非常黯淡。我找准了他家的门牌号码，于是敲门。我敲了好几声，才听见里面有一位女性的老者在回应，她问我找谁，我说找于先生，她问我是谁，我说于老认识的，她没有开门，我于是说了告诉我地址的朋友名字，她才开门让我进去，进去才知道她是于先生的夫人。
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于先生，我便问于夫人于老在哪，她告诉我说于老在床上。当时已经近11点，我便猜测于老可能是生病了。我走到他床边，让我大吃一惊，四年不见就恍如隔世。于先生已经是骨瘦如柴，原本比较圆的脸蛋已经瘦变了形。倘若不是亲自到他家，而是在外面相遇，我怎么都认不出来是他。
跟于先生交谈，才得知他已经卧病在床一年多了，我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说不出来，只是说身体不行了。他依然认识我，他说，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现在想做也是无能为力了。他向我谈及了对现在政治现状的看法，他对高瑜等等一大批良心犯遭抓捕感到痛心疾首，对当局不能对知识分子宽宏大量深感遗憾。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和平理性争取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行列，也希望当权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
宪政梦可以说是于先生最大的梦想，于先生在中国处于半封杀状态，官方色彩浓厚的媒体不会刊登他的文章，也不会对他进行采访。但是，在民间他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备受尊重。腾讯新闻网《大师访谈录》栏目曾对于先生进行专访，题为《法学家于浩成：风雨宪政梦》。这是一篇很长的访谈录，里面他谈到了自己的先前经历，并表达了自己的宪政理想，且对执政当局和民间都提出了期望。在他看来，只有宪政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于先生的一生可谓饱受磨难。“文革”期间，他被单位的所谓“革命群众”揪出，成为公安部内的重点人物之一，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文革”前，邓小平曾要警卫人员向于先生的出版社借阅《福尔摩斯探案集》，结果这成了他勾结第二号走资派的一大罪状。从此，他被迫参加批斗会，写检查材料，打扫厕所、楼道、庭院，游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子女被骂作“狗崽子”，年迈的母亲因受牵连不幸过早地离世。
于先生在担任群众出版社社长的时候，主持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广受欢迎的书籍，也出版了《古拉格群岛》、《我的前半生》等一系列在当时让人觉得比较敏感的书籍。由此可见，在很早的时候，于先生就对专制体制有深刻的认识，所，当八九民运爆发时，他才会毅然决然地走入抗议人群，反对专制、呼唤民主。他因此而被当局打入另册，但是，他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对民主、法治进行矢志不渝的追求。
最后一次见面时，于先生告诉，他不畏惧死亡，因为身体原因，虽然他已经不能继续为实现自己的宪政梦而发力，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多活几年，从新闻媒体上或从朋友的口中去了解时代的变化，最好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宪政民主的实现。不过，他又表示，从当前的政治形势看，短时间内要实现这一理想很难。他坚信，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壮大，中国终有实现民主、法治，让民众活得有尊严的那一天。
于先生逝世了，虽然活了91岁高龄，但是，他却是带着对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亿万民众的深深牵挂走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虽然于老的理想未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但是，在他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为了和他共同的理想而勇于奋斗，他的宪政梦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无法亲赴北京为于先生送别，在此借此文深切悼念和缅怀于先生。请于先生安息，于先生对推动思想大解放所作的杰出贡献，于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崇高风范将为后世所铭记，其著作也将世代相传。于先生的离去是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于先生永垂不朽！
2015年11月18日
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