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王明遠在蘇聯，只受到輿論批評，受衝擊的程度遠不如在國內的「走資派」。不過，他在國內的親屬，無一例外地受到牽連，有的慘遭鞭屍，有的慘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本文摘自《王明的這一生》，熊廷華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明在中共歷史上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在以毛澤東為主線的歷史敘述中，王明一直被作為對立面看待
進入人生暮年，王明客居他鄉。這期間，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出現分化和改組，局勢動蕩不安。中國社會偏離正常的軌道，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
王明抓住毛澤東的失誤大做文章，充滿了奇談怪論。他強撐病體，立下誓言，不鬥倒毛澤東，決不回故鄉，帶著遺憾走向人生的盡頭。王明的一生雖然過去，卻留給人們太多的思考。
中國社會主義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王明身居國外，兩眼關注國內。看到國內建設取得成就，熱情高歌，豪情萬丈；發現挫折和失誤，毫不含糊，提出尖銳批評。
王明身居國外，兩眼注視著國內。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之後，開始了全面建設的十年，經濟建設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遭受了嚴重的挫折。王明寫了不少詩歌，表情達意。看到成就，他熱情讚揚，抒發自己的興奮之情；發現挫折，他十分不滿，甚至提出尖銳批評。
淮河，橫跨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四省，是一條多災多難的河流。1938年，蔣介石為延緩日軍進逼武漢，炸毀黃河花園口大堤，黃河奪淮入海，淮河水系受損。從此，淮河更似一匹無羈之馬，左衝右突，兩岸人民深受其害。
1950年，淮河流域發生大水災，豫皖境內4000多萬畝農田被淹，1300萬農民無家可歸。當時華東軍政委員會向毛澤東彙報了皖北受災的詳細情況：
今年水勢之大，受災之慘，不僅重於去年，且為百年未有。淮北20個縣，淮南沿岸7個縣均受淹，被淹田畝總計3100萬畝，占皖北二分之一強，房屋被衝倒或淹塌已報告80餘萬間，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沒，耕牛、農具損失極重。由於水勢兇狠，群眾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或失足墜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的），或船小浪大，或船翻淹死……
毛澤東看到電文，淚流如雨，拍案而起：「不解救人民，還叫什麼共產黨！」他在重點句子下畫了橫線，要求水利部儘快拿出治理方案，年內動工。
當年11月下旬，規模巨大的治淮工程在中下遊相繼開工。修建水庫，開挖新河，建造船閘，工程量之大，舉世罕見。1951年，毛澤東派以邵力子為團長的中央慰問團，慰問全體治淮員工，把毛澤東題寫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錦旗授予各省治淮指揮部。
位於大別山腹地的梅山水庫，修建在王明的故鄉金寨縣史河上遊，是治理淮河的重點工程，由我國自行設計、自行施工，1956年4月建成。壩高88米，全長443米，集蓄水、防洪、灌溉於一體，氣勢雄偉，磅礴壯觀，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連拱型大壩。
梅山水庫形成的人工湖，眾多小島點綴其中。水繞山更青，山依水更秀。王明在《人民畫報》上看到梅山水庫的照片和消息，十分興奮，特作七絕一首——《史水流光》：
梅山水庫畫圖中，
史水流光鄉意濃；
舊地重遊春夢暖，
花香竹影笑東風。
王明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對故鄉的思念嚮往。隨著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他未能回到國內，將自己的思緒和激情傾訴於隻言片語之間。此後，他寫了不少懷念家鄉、親人和戰友的詩句。如《夢返金寨思親懷友》，《悲歡淚》，《憶金寨》等。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以「第一面紅旗」為題，報導了江西省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病的消息。血吸蟲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在我國流傳已久。余江縣蘭田畈方圓幾十公裏，過去由於血吸蟲危害，在近50年內，有3000多人因患此病死亡，有兩千多個村莊完全毀滅，1000多畝田地變成了荒野。
解放後，黨和政府對防治血吸蟲病十分重視，1956年成立專門機構，領導全國血防。余江縣是血吸蟲病重災區，他們創造新療法，迅速根除了為害多年的惡疾，創造了世界醫學史上的奇蹟。
7月1日，是黨的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讀到這條消息，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蘇聯的王明看到這條消息後，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也於7月7日寫下了一首七律詩：
人體寄生畜體窩，
中間宿主靠釘螺。
百年為患從無已，
萬眾蒙殃莫奈何。
既是江山歸共黨，
豈容水草染沈痾；
政民醫護齊鬥爭，
三載余江奏凱歌。
195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紀念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和一批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前來北京祝賀。王明在莫斯科郊區別墅，作了一首七律——《建國十年》：
創建新華也十年，
人民幹勁直衝天。
誓將弱土變強國，
決把窮鄉變樂園。
大計指揮憑共黨，
無私援助首蘇聯。
「帥旗」四面迷途引，
蕩產傾家億眾難。
這首詩，一方面歌頌了全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美好家園的雄心壯志，讚揚了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國際主義精神；同時也批評了國內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是1957年底開始發動的，1958年全面展開。黨力圖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勝利，使毛澤東頭腦開始發熱起來，他相信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短期內實現，於是開始有計劃地「向共產主義躍進」。
一時間，全國各地你追我趕，放「衛星」，造「奇蹟」，胃口越來越大。1月說15年超過英國；5月就說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趕上美國；到了9月，毛澤東乾脆說5年超過英國，7年超過美國。
在王明看來，蘇聯遠比中國發達得多。即使如此，赫魯曉夫1957年提出的目標是15年趕上美國，基本到達共產主義。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和 「大躍進」的錯誤明顯地暴露出來後，王明在詩句中提出尖銳批評，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對毛澤東大肆詆毀，多少帶有情緒化的私憤。
國慶十周年之際，因意識形態的分歧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視點不同，中蘇雙方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嚴重爭吵，根本上惡化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赫魯曉夫含沙射影地攻擊毛澤東是「好鬥的公雞」；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幼稚，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
此後，兩國關係每況愈下。1960年，蘇聯片面撕毀協議，撤走援華專家，中蘇關係走到破裂的邊緣。1963年，中國陸續發表針對蘇共中央的系列論戰文章，中蘇衝突達到白熱化程度。1969年，中蘇珍寶島之戰爆發，兩國關係走到十分危險的地步……
原本親如兄弟的中蘇兩黨，反目成仇，劍拔弩張，確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對涉及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和彼此對國際問題的不同意見，王明總是以蘇聯劃線，不加分析區別，不管是非對錯，都要求別國共產黨真誠擁護，同唱一個調子，否則就是「反蘇狂」。王明仍然沒有擺脫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勢，總是跟在蘇聯後面亦步亦趨，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文化大革命」，王明逃過此劫，可在國內的親人無一例外地受到打擊。他強撐病體，對「文化大革命」評頭品足，得出的結論似是而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6年5月，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紅衛兵蜂擁而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這股狂潮的衝擊下，中國社會陷入空前混亂狀態。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蘇聯，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為攻擊的目標。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現了鋪天蓋地的大字標語： 「打倒蘇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幫、大叛徒王明！」王明經常被媒體作為批評和攻擊的對象，幾十萬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論集》，編印成冊，廣為流傳。
王明遠在國外，只受到輿論批評，受衝擊的程度遠不如在國內的「走資派」。不過，他在國內的親屬，無一例外地受到牽連，有的慘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陳聘之去世後，孟公府2號剩下三位老人。「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恩來總理派人將王明繼母黃蓮舫送回原籍。金寨縣接收黃蓮舫後，每月給她13元生活費，並撥給她一間房屋居住。1970年，黃蓮舫病逝，縣民政局撥款130元，安葬了這位老人。當時，「反動家屬」有的被攆到鄉下，無人過問；有的被打被抓，關進監獄。黃蓮舫這樣的結局，實屬幸運。
相比之下，王明的嶽父嶽母就慘淡得多。黃蓮舫離開北京不久，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將孟公府2號看管起來，派人將王明的手稿和藏書搬走，王明的嶽父嶽母搬出。1968年，王明嶽母病逝，嶽父孤身一人，生活艱辛，含冤死去。
王明的弟弟陳紹煒，在天津慘遭酷刑，險些喪命。王明的妹妹陳映民，這位紅軍女戰士，當年浴血沙場，何等堅強。可她後來談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未曾開口，淚流滿面。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慘無人道的批鬥，當場氣絕身亡。
紅衛兵同樣沒有放過王明死去了的父親，這位曾為黨做過有益工作的「亡魂」，也沒能躲避過這場浩劫。「文化大革命」開始，有文章稱王明出生「地主家庭」，紅衛兵不由分說，衝進八寶山革命公墓。他們見到陳聘之的墓碑，很為氣憤。在一片「砸爛王明狗父親」的怒吼聲中，這些「革命小將」毫無顧忌，將墓碑砸成三截……
此時的王明，進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歷史恩怨的糾葛，親朋好友的遭遇，國內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動不安。他用獨特的視覺評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寫作「高峰」。
王明久居國外，對國內政治運動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據有限的材料，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雖然發現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缺點和錯誤，但得出的結論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寫出《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給「文化大革命」定性為「武裝反革命」。
197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生100周年，他在蘇聯出版了《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一書，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反列寧主義的。
197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50周年，他寫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兩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開後不久，他又寫出《「孤僧」的命運和毛的十大》，把毛澤東說成是「一個帶著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
「文化大革命」的失誤，客觀上為王明攻擊毛澤東創造了條件。在這些文章中，王明極盡惡毒攻擊之能事，幾乎到了喪失理智的地步，充滿了奇談怪論。
在共產國際和延安時期，王明曾積極評價毛澤東，宣傳毛澤東，表示要跟著毛主席的路線走。這時，王明無所顧忌，對毛澤東破口大罵，造謠中傷，大肆誹謗，恣意攻擊，彷彿要把心中多年的積怨噴湧而出。他說毛澤東是「極端個人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叛徒」、「敵人」、「當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軍閥」……
對毛澤東思想的評論，王明有以下幾個主要觀點：
「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馬克思主義現在只能是，將來也永遠是國際主義的學說。」
王明說，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是封建主義，「天子」思想是毛澤東自我中心說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來源。他甚至說毛澤東的詩詞滲透著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園春·雪》，《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一些詩詞鼓吹神秘論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戀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澤東詩詞生動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有機結合的藝術典範。讀過毛澤東詩詞的人，除別有用心者外，恐怕沒有人這樣評價。當年在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將《沁園春·雪》抄送給友好人士，令其讚不絕口，視為珍品。倒是蔣介石組織一幫文人政客著文攻擊，最後不了了之，草草收場。
王明在《論中國事件》中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歷著空前的悲劇，中國革命的成果遭到徹底毀滅的威脅，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面臨徹底崩潰的危險。」「根據無可辯駁的事實，根據我幾十年來同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作鬥爭的切身經驗，我首先要說，把中國共產黨弄到目前這樣的絕壁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這是毛澤東苦心經營幾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結果。」
當年延安整風時，毛澤東一腔憤慨，說王明是教條宗派的罪魁禍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機，可謂以牙還牙。
王明還說，「今天，毛澤東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者眼裡，已成為災難和謊言的象徵，野蠻和殘暴的象徵，黑暗勢力和反革命勢力的象徵。」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極為緊張。王明竭力攻擊毛澤東，一方面是配合蘇聯對外宣傳的需要，一方面是為了恢復自己「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曾經犯有錯誤，認為所謂的錯誤都是毛澤東強加在他頭上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王明也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表面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本質和內涵截然不同。
王明說，毛澤東依靠受矇騙的軍隊和受欺騙的紅衛兵，在「文化革命」的旗幟下搞反共反人民的政變，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發動政變的是毛澤東本人及其集團，政變的工具是人民解放軍。
一般來說，政變是由少數人秘密策劃，依靠少數人的有限力量，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以實現政權或政府更叠。而反革命政變，在中國應該是指一部分人以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奪取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為目的。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領導發動的，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公開發動起來的，當時作為全黨全國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由此可見，王明的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王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看到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遭到迫害，而江青呼風喚雨，政治地位直線上升時，他下結論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為了建立「江青王朝」。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確實重用了江青，使她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錯誤，幹了許多壞事，毛澤東對此是有責任的。當發現江青的「女皇」野心之後，毛澤東採取斷然措施，阻止了她的組閣陰謀，為黨和人民粉碎江青集團，埋下了伏筆，只是王明沒能看到這一天。
在王明寫的這些文章中，「毛美親近」，「毛美合作」的字樣，隨處可見。王明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已感到孤立，等待「美國救援之手」，「同帝國主義合作是毛澤東反革命政變的組成部分」，並以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松訪華加以說明。
按照王明的邏輯，只要和蘇聯站在一起，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事實上，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正確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正是他的一大歷史功績。對於毛澤東的這一英明之舉，王明視為大逆不道，再一次證明「左」的思想，深深地根植於他的頭腦之中。
就在美國總統尼克松即將訪問北京的時候，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九月事件」。被宣揚為對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跟得最緊、學得最好、用得最活的「英明副統帥」林彪，政變未遂，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國外媒體議論紛紛，認為林彪與毛澤東決裂，與毛美親近有關。王明根據一些零碎的材料，作出了「毛澤東迫害林彪」的結論。
王明回顧歷史，說林彪在政治和軍事上往往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並不盲目服從毛澤東，但毛澤東又不能不依靠林彪。自從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毛澤東更加積極地利用林彪，大肆宣傳自己的思想，而毛澤東控制的宣傳機器，不分晝夜地叫嚷「林彪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忠誠的接班人」。
王明接著分析說，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主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受到「四人幫」的堅決反對。毛澤東口頭上擡舉林彪，表面上同意讓林彪作接班人，實際上是準備條件把權力讓給江青。
王明還說，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動反革命未遂政變，制定《571工程紀要》政變計劃，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都是偽造。
林彪與毛澤東決裂，是誰使用了陰謀手段？世人早已共知。王明為林彪辯護，只能說明在反對毛澤東這一點上，倆人各有千秋，殊途同歸罷了。
王明在病榻上立言，不鬥倒毛澤東，決不還故鄉，終於帶著遺恨走向人生盡頭。對於他的死，國內悄無聲息，蘇聯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其給予高度評價。
王明的晚年，大都是在輪椅和病榻上度過的。
進入20世紀70年代，王明已是病魔纏身，即使躺在病床上，仍然心緒不寧，沒有停止「戰鬥」。他表示，一定要盡一切力量，擠出一點一滴血汗，吐出一絲一毫的肝心，直到一息尚存。
1972年8月前後，王明心臟病時常發作，有時肝膽腸胃病同時並發，他抱病寫下《病豪》一首，自我慰之：
卅載受災毒未盡，
遍身皆病葯難良。
兩遺一飯強廉頗，
千盪尤持傲武王。
已見叛徒永遺臭，
彌彰真理更留芳。
還期華夏妖氣靖，
年近古稀還故鄉。
不幾天，王明又在《生活與生存》中寫道：「渾身全被病糾纏，飲食起居樣樣難。為什麼生存要延續？好多事兒未乾完，尤其還要參加鬥倒毛集團。這對矛盾真可笑，現在解決辦不到。湊合湊合活下去，存到幾時天知道。」
王明身體每況愈下，還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1973年7月29日，他寫道：「我而今只剩下個有翅難飛的多病之身；但還留有騰空奮鬥的戰士之心。不過，我只能在好長的時間裡，詠出若幹首述懷詩句；在好長的歲月裏，傾吐出幾篇反毛論文。而且這我還只能躺在床上口講，寫和譯還要全靠家人。知我者說，我確是在戰鬥到最後的呼吸。不知我者說，我真是個天下少見的懶人。」
儘管此時王明力不從心，他還是下定了鬥爭到底的決心，甚至不鬥倒毛澤東，誓不回故鄉。
王明強撐病體，將晚年撰寫的幾篇文章修改擴充，編輯成冊。該書主要圍繞「文化大革命」展開，貫穿了中國共產黨50年的歷史，其間不少個人之見。全書四篇12章29節，近20萬字，定名為《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徒行徑》。
1974年3月27日，王明編寫完此書後的第四天，病死於莫斯科，終年70歲。據孟慶樹說，王明曾準備從哲學角度寫一本批判毛澤東的書，終未能遂願。看來，王明是帶著深深的遺恨離開這個世界的。
王明去世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仍在進行。對於他的死，國內悄無聲息，僅《參考消息》上略有見聞。蘇聯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王明的這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3月28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刊載了王明去世的消息，並開設專欄，配發照片，登載悼念文章。蘇共中央《追悼王明同志》一文，稱讚王明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老戰士，中國共產黨著名活動家」，「是蘇聯的老朋友，蘇中兩國人民友好和合作的積極捍衛者」。
蘇聯《遠東問題》雜誌刊載長文，較為詳細地介紹了王明的一生，主要突出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歌頌王明的歷史功績。文章說，王明是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而進行英勇鬥爭的積極參加者；在中國共產黨處於地下狀態和國民黨殘酷鎮壓的條件下，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重大任務；他率先起來批評李立三的冒險主義綱領，表現出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堅強性；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家一起根據中國情況發展了列寧關於反帝統一戰線的思想，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具有重要意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出了特別重大的貢獻；他始終不渝地為馬列主義的純潔性、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在中國革命的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而鬥爭；他一直是具有原則性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傑出的革命家和為爭取本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堅決反對者。
二、讚揚王明和蘇聯的友好。文章大量引用王明稱頌蘇聯共產黨特別是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話，說王明始終是蘇聯人民的真誠朋友，一貫主張中蘇兩國人民和兩國間的密切合作，主張在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改善中蘇兩黨之間的關係。文章指出，王明這位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兒子，傑出的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將永遠銘記在偉大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蘇聯人民心中。
三、稱讚王明反對毛澤東。文章說，毛澤東是李立三路線形成和實施的積極參與者。王明關於統一戰線的文章，對克服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所堅持的擴大內戰的「左」 傾宗派主義路線，有著極端重要意義。由於王明的威信，很長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對王明不得不表示尊重，他千方百計地同王明套近乎，企圖把他拉到自己一邊。當沒有成功時，就採取各種手段打擊王明，培植個人崇拜，對共產國際和中共在30年代共同制定的總路線進行攻擊，並把兩者在制定和實施馬列主義戰略和策略方面的全部功勞據為己有。
王明去世後，蘇聯政府將其安葬在「新聖母公墓」。新聖母公墓位於莫斯科西南郊的列寧山下，從1923年起，這裡成為名人公墓，安息在此的都是蘇聯人熟知的面孔，顯赫的人物。有文學巨匠果戈裏、屠格涅夫，前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緊挨著王明墓地的，是蘇軍元帥裏昂諾夫。
王明的墓碑上用俄文寫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家。碑座上的雕像出自蘇聯一位著名雕刻家之手，其作品還有克裏姆林宮牆外墓地的勃列日涅夫雕像。王明去世後，雕塑家先在其臉上用石膏做了一個模子，再參考生前的照片，幾經修改而成。
1975年，王明的遺著——《中國共產黨五十年與叛徒毛澤東的行徑》，在蘇聯用中俄兩國文字出版。中文版印數極少，俄文版對原書的內容進行了修改。1980年，我國現代史料編刊社，將俄文版翻譯成中文，內部出版，改書名為《中共五十年》。
王明去世後，孟慶樹竭盡全力，著手搜集整理《王明詩歌選集》，全書收錄王明創作的詩歌399首，1979年莫斯科進步出版社用中俄兩種文字同時出版。孟慶樹終於了卻自己的一樁心願，1983年9月5日，撒手人寰。
王明和孟慶樹，生育二子一女。女兒王芳，20世紀30年代出生於莫斯科，外貌極似其母。她從未到過中國，也不會講漢語。1937年末，王明夫婦回延安時，將其過繼給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王明夫婦非常思念自己惟一的女兒，1947年寫過一首小詩：
一別十年久，時艱音問稀。
雙親常夢女，多半訴離苦。
王明夫婦定居蘇聯後，王芳時常看望父母。她生前學航空工程專業，後來當了一名飛行員。王芳身體一直虛弱，患低血壓，1985年1月27日早逝，與孟慶樹合葬於新聖母公墓。
王明的兩個兒子，至今仍留在莫斯科。他們沒有像父母那樣一直保留中國國籍，都加入了蘇聯國籍，現為俄羅斯國籍。
長子王丹芝，乳名明明，1939年生於延安。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後，在遠東研究所當了一名工程師，後與一名蘇聯姑娘結婚。蘇聯解體後，他下海經商，在一家俄國貿易公司工作。
次子王丹丁，乳名亮亮，後改名為王丹金，1945年生於延安。1975年從莫斯科大學中國文學專業畢業，曾在一家著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機構工作了11年。1986年，他從原單位辭職，從事中國傳統文化、氣功、武術、太極拳的研究和傳播，目前主辦一家中國文化中心。
王丹金孑然一人，一直沒有結婚。他住在莫斯科東北部一棟公寓裏。他的氣功、武術在當地很有名氣，不少人慕名拜師。人們知道他是典型的中國人，鮮有人知道他是王明之子。
王丹金曾兩次應邀去波蘭參加人體科學會議，並為人發功治病，引起轟動。王丹金是跟著王明開始學氣功的，他說，父親長期用西藥治療，效果一直不好。母親出身中醫世家，對中醫情有獨鍾。多虧母親的中醫、針灸，再加上後來開始練習氣功，父親才能活得那樣久。
王丹金熱中於中國文化，談起政治來有如其父，挺有見解。他說斯大林有嚴重的過錯，殺了那麼多知識分子。已經平反的布哈林也有嚴重錯誤，整知識分子是從他開始的，搞黨內鬥爭是行家裡手。
近幾年來，王丹金幾次回國。2004年夏，他回到金寨尋根問祖，受到父老鄉親的熱情迎接。他說，他的最大願望是能從事「王明研究」，將父母在俄羅斯居住的別墅，建成王明博物館。
王明的一生已經過去，王明的故事並沒有完結。
隨著前蘇聯和共產國際檔案的解密，隨著歷史真相越來越為人們所了解，隨著人們不再以神聖、盲從的眼光看待領袖，也隨著人們不再用定勢化、臉譜化的眼光對待歷史，王明越來越清晰地走到我們的面前。
十年內戰時期，王明在反對國民黨統治，開展土地革命和紅軍對敵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的觀點，同黨的綱領是一致的，只是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上，照搬國際指示。經中央政治局審查後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對王明在武漢時期的錯誤進行了新的概括：政治上，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影響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在軍事上，對黨領導的遊擊戰爭的作用認識不足，不重視開展敵後根據地的鬥爭；在組織上，不尊重、不服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新的表述比原來的 「右傾投降主義」，語氣更為舒緩，內涵也更為公正、客觀、科學。
早在延安整風時期，猛烈的炮火對準王明之時，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針對一些人的疑慮，明確指出，王明問題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內問題。正因為如此，他堅持主張將王明選為七屆中央委員。
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王明一直害病，這次大會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選舉他呢？還有李立三同志選不選？諒解李立三的人多一些，諒解王明的人就比較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他們搞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是明火執仗，敲鑼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來征服人家，不單是他們個人的問題，重要的是有他的社會原因。
毛澤東並沒有把王明和分裂黨的張國燾等人等量齊觀。
習仲勛痛斥未遂政變逼宮胡耀邦 鄧小平當面反擊（圖）
2015-11-21
作者：林牧
在胡耀邦下台的“生活會”上，習仲勛痛斥“逼宮”，“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你們開了這樣的頭，只會給將來黨和國家的安定團結埋下禍根。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幹法！”在場的鄧小平板著面孔對習仲勛進行反擊。本文選自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作者林牧曾任胡耀邦秘書。
1980年春習仲勛在廣州與葉劍英（右二）、胡耀邦（右一）交談
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東、郭洪濤在陝北進行極左的肅反鬥爭時，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陝北紅軍和陝甘蘇區的創建者就被逮捕，幾乎活埋了，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習仲勛又受了十五年沈重的打擊，1978年才解放出來，在廣東省委做了幾年第一書記。1981年到1986年習仲勛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一度還是常務書記。在這幾年中，習仲勛堅決支持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的路線，抵制了幾股逆風，保持了剛正不阿的高風亮節。這裡講幾件大事。
同萬裏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變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政治報告，提出了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提出：從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時間的具體任務是：“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繼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認真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爭取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耀邦在這次代表大會及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由胡耀邦提出，經十二大通過的新時期的總任務和具體任務，同以前和以後的黨代表大會相比，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全面開創……新局面”。這裡所提的全面，就是，不僅要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而且要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僅要推進物質文明建設，而且要推進精神文明建設；而精神文明的具體內容就是：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同時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
為了實現“全面開創新局面”的目的，就要進行全面改革。為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報告提出：“要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耀邦批評了農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經濟部門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門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強調指出：“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
在這個報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這就是人們今天已經熟知的“三個有利於”的最初版本。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講到的“三個有利於”，具體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講話中已經定型了。
假如耀邦的上述講話能夠公開發表，並且付諸實行，不僅當時的城市體制改革能夠更加順利的進行，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文化教育體制改革也將不失時機的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後來畸形的經濟改革所造成的許多社會問題就可以避免或大大減少，中國社會的全面現代化就可以少走彎路，大大提前。可是，“左”傾保守主義分子深知耀邦這個講話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由胡喬木出面反對發表和下發耀邦的講話，耀邦遷就胡喬木，請他修改後再發表，他置之不理。習仲勛對胡喬木說：黨的總書記在有中直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有關同志二百餘人參加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如果不形成文件發下去，黨的歷史會形成一片空白，怎麼給後人交待呢？胡喬木仍然堅持不許發。不僅如此，2月16日，胡喬木還把人民日報主編秦川和主編王若水叫到他的家裡，狂妄地說：“耀邦同志在職工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與十二大精神沒有關係，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幾個月，還算不算數？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對大家施政治壓力，但耀邦同志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耀邦雖然沒有明說，但實際上是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這就是很大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問題。”
就在後來一兩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書記處開聯席會，陳雲一人發言，系統、異常尖銳地批評胡耀邦。批評的內容，一是盲目追求發展速度。當時耀邦主張工業產值增長7%，陳雲堅持4%，可是後來的實際增長率超過了7%，二是反對改革，陳雲不贊成城市改革，當然更不贊成“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陳雲憤慨地說：“連一五都要改？”可見，他認為“一五”期間的政策和做法是“撥亂反正”的極限。三是，批評耀邦不懂經濟工作，他明指胡啟立、暗指胡耀邦的說：“應該下放到財政部或國家計委去學習鍛煉”。陳雲發言以後，借故離開會場，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著出去了。後來胡喬木竟然對耀邦談話說：“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極。”鄧小平沒有講什麼意見，只是說：“到此為止。”
可是，“左”傾陰謀家並沒有“到此為止”，鄧力群先後在《紅旗》雜誌聯絡員會議和新華社全國分社會議上，把陳雲抨擊胡耀邦的講話傳達了。聽了鄧力群傳達的廣東省委副秘書長李？年，當晚就把講話紀錄整理出來送給習仲勛。上海等幾個省、市當晚給《人民日報》打電話詢問：“北京發生了什麼事？”第二天，接替胡績偉的人民日報新任總編輯秦川又把該報記者部主任林鋼聽取鄧力群講話的記錄原本送給習仲勛。
在那次批胡的會議上，胡喬木建議立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來解決胡耀邦的問題，其它政治局委員均未表態，會議當然沒有做出開會的決定。可是，胡喬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發出了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萬裏看到通知後找習仲勛詢問，習仲勛說，他不知道，習又找胡啟立來問，胡啟立也說不知道。在總書記、常務書記和中辦主任都不知道的情況下，竟然有人私自發出召開要總書記下台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這是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個政府的法紀都不能允許的。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是一次宮廷政變。習仲勛和萬裏認為黨內危機迫在眉睫，共同向鄧小平報告並做了工作，鄧小平表示：“胡趙格局不能變。”一場未遂政變流產了，但是，發動政變的人，絲毫沒有受到追查和批評。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黨史上是從來未有的。
抵制“清除精神汙染”
“清除精神汙染”的發明人是鄧力群。他在1983年6月4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中最早使用了這個霸權話語，用以指責那些探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接著，加上胡績偉的新聞工作人民性問題；8月，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帶領一批人為“清汙”準備文件時點名批評了徐遲、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話》、《在同一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等一批作品。後來，“精神汙染”的範圍不斷擴大，除了理論、新聞、文藝戰線以外，還涉及農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的問題，他們誣衊特區是“租界”。
鄧力群等人的陰謀得到鄧小平支持，他於9月7日找鄧力群等極左分子談話，提出理論戰線和文藝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在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結束後，鄧小平、陳雲在全會外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不搞精神汙染”的講話。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鄧、陳的講話“何時發表，由中央決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勢擅自發表。”但是，10月下旬，鄧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卻把鄧、陳的講話和胡喬木、鄧力群關於“清汙”的發言，下發到縣級以上黨委和幹部。同時，北京和各省、市的報刊和電視台，有組織地發表知名人士擁護“清汙”的報道和文章。這種“清汙”已經超出理論和文藝的範圍。在農村，發家致富、長途販運受到攻擊。在軍隊，把退伍戰士申請補助，幹部戰士在城市找對象，戰士收藏美術攝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說成是“精神汙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燙髮、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體舞，養花、養鳥都受到幹涉。喧囂一時的“清汙”鬧劇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領導人的抵制：萬裏表示“農村不搞清汙”；趙表示：“經濟工作領域不搞清汙”；方毅表示：“科技戰線不搞清汙”；習仲勛找賀敬之談話，批評“你們在文藝界搞了一場小文革？”11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了所謂“清除精神汙染”問題，胡耀邦、趙都講了話，對所謂“精神汙染”劃出了嚴格的界限。一場“清汙運動”才中途夭折。特別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見共青團代表時講的：“有人用封建主義的眼光看待現代文明，要把我們的社會拉回到幾千年前去。”一針見血，非常深刻。
抵制反對“自由化”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胡耀邦支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會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進一步制定整黨方案時，胡喬木提出：“這次整黨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化。”胡耀邦打斷胡喬木的話說：“你說的不對，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喬木說：“我是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講的。”接著，他就舉出方勵之的觀點，並說：“整黨不整這樣的人，還有什麼意義呢？”
鄧力群同胡喬木密切配合，大罵方勵之，並說：“像方勵之這樣的人，不是一個少數，而是有一批人。”“像這樣的人，我也主張作為整黨的對象。”耀邦說：“首先我申明一點，我絕不贊成方勵之的觀點。但是，我想強調的是，不能強迫人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如果連方勵之這樣的知識分子都容不下，還談得上實現共產主義嗎？”習仲勛緊接著說：“我贊成耀邦同志的觀點。幹什麼工作也得有個重點，不能東一鎚子西一棒子的。這次整黨的重點是清理三種人，通過清理他們達到從組織上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啟立、萬裏、陳丕顯都表示贊成耀邦、仲勛的意見。
正當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抓住大案、要案整頓黨風，清理“三種人”的時候，“左”傾保守分子欲利用“文革餘孽”王力出來攪局。從秦城監獄出來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通過鄧力群致書中共中央，建議取消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鄧小平看信後指派鄧力群徵求王力的意見。王力說：“八四年初從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汙染’的風。我覺得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的一些負責人（顯然，王力指責的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主任胡耀邦）對鄧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視不夠，對‘清除精神汙染’抓得不夠狠，應當注意糾正。”王力還說：“整黨的提法也不科學，應該叫整風。今天我們通過整風應該樹立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內團結，提高馬克思主義水平，這樣，一切任務都可以迎刃而解。”請注意“樹立小平同志為核心”這個話語的發明人是“文革餘孽”王力，對於“文革餘孽”，陳雲比鄧小平立場堅定，他看到材料馬上給胡耀邦打電話說：“王力是什麼東西？竟允許他對我們黨的各種大事指手劃腳？他的目的不純，是想搞政治投機，我希望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不要上他的當！”萬裏也說：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幹盡了壞事。建議中央兩案辦公室對王力問題進行審查，拿出結論性的意見來，報中央書記處審查。
1984年2月9日，書記處開會討論王力問題。習仲勛憤慨地的說：“王力要不是‘三種人’，那我們黨內就沒有‘三種人’了。我認為清理‘三種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礙是，有些領導人對於保過自己和支持過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種人’多方保護，而對於反對過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種人’卻總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隱蔽下來的‘三種人’，他們偽裝自己，似乎‘表現很好’、‘很聽話’，騙得了某些領導人的歡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這樣。這一回，如果讓王力漏了網，那我們中央機關的整黨不能不說是一大損失。”習仲勛的發言，對鄧小平和鄧力群是誅心之論，他們利用王力之流，就像蔣介石在抗戰勝利以後利用崗村寧次等日本戰犯一樣。書記處異口同聲，都主張將王力開除出黨，鄧力群看到眾怒難犯，也不敢堅持，他只是說：“小平同志認為王力同志還是能夠為黨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樣處理他，還是由大家定吧。”
在一次討論幹部工作的會議上，鄧力群突然離開議題，介紹首鋼和第二汽車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驗，並且說“這是小平同志近幾年來反覆強調的”。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習仲勛憂慮而又憤慨地對耀邦說：“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誰要是提出不同意見，或者他們看不順眼，想整某個人了，就給他扣上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簡直是豈有此理！”耀邦對他的親密戰友也流露出真情實感。他嘆了一口氣說：“為什麼我們一些很受尊敬的領導人也常常吃飽了飯沒事幹要節外生枝？對那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世界上本來沒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象真有鬼了。其實，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製造出來的。難道中國真的形成‘輿論一律’才叫社會主義？我看不見得。”
1985年9月18日，正當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北京一批高等學校學生衝上街頭，發動了一場爭取民主改革的學生運動。北大校園貼出的標語和大字報是：“中國要向何處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們不要一黨專制，我們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榮的中國”，“鄧小平的大家長封建制該休矣，結束那拉氏垂簾聽政的時代，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到來！”“胡耀邦是當代的光緒，傀儡政權必須垮台”。學生在遊行示威中呼喊口號：“打倒鄧小平，打倒胡耀邦！”“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鄧、趙、李、陳（這是中共法定的排名次序）五位常委開會討論如何對待這次學生運動。
鄧小平起先滿面笑容地說：“我看學生鬧事是好事，說明了我們這幾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時。”胡耀邦笑嘻嘻地說：“充其量不過是學生們遊行示威喊口號嘛，沒有什麼了不起。”鄧小平沈不住氣了。他指著耀邦說：“人們說我是西太後，你是光緒，這種語言是侮辱性的，是敵對分子的挑撥。”耀邦說：“對於流傳在社會上的各種無稽之談，我們大可不必太認真，關鍵是我們要把自身搞正確。”鄧小平說：“不採取斷然措施不行，對鬧事的首惡分子要抓，要處理！”李先念接著說：“我們憲法上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我們不能因為學生上街就給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據呀！”陳雲說：“有必要根據國內一些地域內的情況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規和制度，比如：憲法允許遊行示威，但對遊行示威要有必要的限制呀！”最後，鄧小平說：“陳雲同志的意見實際上提出了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法律化的問題……我建議由北京市人大就群眾遊行、示威通過一個地方性法規，條文還是由書記處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義搞。”
在書記處討論學潮問題時，鄧力群、胡喬木都是殺氣騰騰，他們主張“一定要對組織、策劃這起事件的後台老板或一小撮壞人實行專政。”習仲勛打斷胡喬木的話，作了一個水平遠遠高於鄧、陳和胡喬木的精彩的發言，他說：“不可這樣！我對大學生遊行的事情從心上不贊成，但他們的一部分要求的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呼聲，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歷史的回顧：匈牙利的卡達爾為何能贏得人民的擁護？原因是他總結了釀成事件的教訓，採取了疏導、教育的方法。卡達爾制約官僚主義，採用了人民選舉的方法，讓那些得不到基本群眾擁護的的官僚主義者自動淘汰。我們從建國以來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認封建的東西仍然遍佈於整個社會，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國社會問題中，法制問題十分突出。頒佈了那麼多法律，是否能真正執行？縣委書記、省委書記的一句話就可以代替國家的法律，更別提黨和國家領導人了。這種現象很不正常。因此，國家若要長治久安，必須依靠民主的發展和法制的完善。這次，我認為學潮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所要教育的，是應該讓他們懂得，民主並不是空洞的東西，民主是一個過程，一是需要整個文化素質的提高，二是必須有極豐富的物質基礎作保障。”
一個領導人面臨的最大考驗，是當民眾起來反對你的時候，你採取什麼態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學生運動中，胡耀邦、趙、習仲勛、萬裏、李先念都是經得起考驗的合格的領導人。
和胡耀邦一起，要求鄧退下來
鄧小平同胡耀邦之間主要分歧在於，是否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實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導致鄧小平廢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則是，胡耀邦希望鄧小平退出一線領導崗位。本來，這是胡、趙、萬、習的共同意見；但是，在最後關頭，支持胡耀邦最堅決的是習仲勛。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幹部談話時，提出了實現領導班子年輕化的大膽倡議。他說：“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們黨將要如期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我們必須下決心解決領導班子年輕化的問題。黨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將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將被選入新的中央委員會，這些同志中將有80%到90%是五十歲上下。另外，我們應該讓一些年齡在35歲到40歲的更年輕的同志進入中央委員會。……現在，我快70歲了，也到退休的年齡了，那些已超過80歲的老同志，更應該往下退了。有沒有全局觀念，就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體現出來了。”這個講話傳到各級黨組織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胡喬木認為他再一次倒胡樹鄧的時機已到，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他說：“我們黨內像小平同志這樣經驗豐富、資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們這些比他小十多歲的人，充其量只能稱之為黨的領導人，而小平可以說是我們黨的第二代領袖。我不反對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我認為在我們國家政治制度面臨轉折關頭，需要一個德高望重的政治領袖繼續領導我們完成這個轉變。這也是我堅決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繼續留在黨中央的立場。”
王震、楊尚昆、彭真、廖承志在發言中支持胡喬木的意見。接著，胡耀邦發表了一篇坦蕩、明快、無私、無畏的意見。他說：“我們在討論明年黨的十三大指導方針時，一定要順從潮流，順從民心。在本世紀初中國結束封建專制以後，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世界各國流行的理論和思潮都在提倡和實踐過。中國人民最後選擇了民主和科學作為最高社會價值和目標。這是在長期專制和落後壓抑困擾下的中國人民的最後選擇。四十年建設，十年動亂，又加上了一條法制。這些已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這和我們始終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是完全一致的。黨中央領導要不要年輕化，已不再是口頭上討論的問題，而是必須馬上著手實行了。如果說過去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的含糊，不太明確，容易使大家產生誤會的話，那麼今天我就十分具體和坦白的講，我贊成小平同志帶頭退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帶頭。只要小平同志退，別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總書記任期滿了，也下來，充分給年輕同志讓路。”
耀邦發言以後，鄧小平紋絲不動。聶榮臻說：“小平同志都要退下來，我還留在中央幹什麼？我也要求退下來。我們這些老同志應該在我國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項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們能推動這些成果早日實現，那實在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事情。”習仲勛發表了一篇充滿現代民主意識、毫無黨腔黨調的精闢見解的意見。他說：“法治是現代政府管理社會的最好方式，也是我們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選擇。實際上，今天這個會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間選擇。我們面前擺著兩條路，一是恢復和繼續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偉大領袖發號施令，用計劃經濟甚至專管的辦法去解決經濟領域層層盤剝的問題，靠學習領導人講話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決以權謀私、腐敗墮落的問題，用加強紀律去解決思想、理論、文化界的是非問題，如果還是這樣，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歲也解決不了我們的體制轉變。”
講到這裡，王震激動地說：“你們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還要不要權威！承認不承認小平同志是我們黨的最高權威？……”萬裏說：“王老啊，你不要激動啊！”“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沒有意見，我只想糾正一下，現在要樹立的權威不是個人，而是集體。民主才是我們最高的權威。”接著發言的，楊得志、烏蘭夫、倪志福贊成鄧退下來；彭真提出了上了年紀的都退，只留鄧小平一人當代表，陳雲、宋任窮贊成彭真的意見。鄧小平眼睛盯著趙指明要他表態，紫陽只好說了幾句違心的話，胡喬木又趁機起鬨。這時，習仲勛措詞尖銳地指責鄧小平：“防止封建專制披著革命的外衣頑固地盤踞在統治地位。……從現在起，我們應當堅持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為了革命，為了前進和發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實行退休制，就會給我們的子孫後代又立一次大功。”
鄧小平冷冷地說：“說穿了，你們是不希望我再過問中央的事，嫌我幹涉你們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幹，一退到底。”習仲勛馬上說：“不是這個意思，耀邦和我沒有嫌小平過多幹涉我們工作的意思。我只是從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出發來講這番話的，同時也考慮到小平的健康。周恩來同志由於工作太勞累，活了76歲，就過早地離開我們，毛澤東同志雖然活了82歲，但有幾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地行使領導職能，所以我們必須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啊！”
會議在沒有達成一致決議的情況下不歡而散。可是，鄧小平要把胡耀邦拉下馬的決心已經下了。據說：就在這次會後，王震對鄧小平說：“誰讓你下台，就讓他下台。”鄧小平點點頭說：“那些做夢都想讓我下台的人，矛頭必然要針對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我們必須堅持，即使流血也值得。”
在耀邦被拉下台時，痛斥“逼宮”
1986年11月中旬，設立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國科技大學掀起了“爭民主，要自由”的學生運動，12月下旬，這個運動擴展到上海、北京。12月30日，胡耀邦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準備討論書記處拿出的關於當前時局的意見。鄧小平發脾氣、摔電話，不許開常委會，並命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談話。鄧認為學運的發生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他質問胡耀邦：“你難道沒有責任？”耀邦表示“我保留我的意見。”鄧蠻橫地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越說火氣越大，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
就在鄧小平這次講話的兩天之後，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鄧小平家裡，彭真、陳雲、王震、薄一波已在緊鑼密鼓地策劃一場宮廷政變。胡耀邦還被蒙在鼓裡。
1986年9月已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離開了中共書記處的習仲勛憑他的政治敏感已經覺察到危機迫在眉睫，乘新年探問之機，提醒耀邦：“耀邦啊，我在為你擔心！”耀邦不在意地說：“我嘛，不會有什麼，黨畢竟已經成熟了。”
當天夜裡，耀邦辦公桌上的紅機子持續的、執著的響起來，是趙的聲音。趙問：“耀邦，你現在幹什麼？”耀邦說：“還在研究學潮問題，我試圖尋找一種更穩妥的解決當前危機的新路子。”趙急了：“我勸你先別忙著幹別的，還是馬上找小平同志談一談，向他承認錯誤，檢討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爭取主動為好。”耀邦說：“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你讓我檢討什麼？”趙更急了：“耀邦同志，現在黨內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眾望所歸的政治家、軍事家，我們應該盡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講，我們黨再也經不起窮折騰了，你難道願意看見我們黨再面臨一次分裂？”最後，趙提醒說：“再拖幾天就晚了，你還是儘快向小平同志認個錯，越快越好！”
外界有些人誇大耀邦和趙之間的矛盾。其實，他們兩人的不同只是考慮問題的側重點不同，一個著重從政治上考慮問題，一個著重從經濟上考慮問題，性格不同，一個執著一些，一個靈活一些。但是，在價值取向和治國方略上，他們是殊途同歸的；在災難臨頭時，他們是互相關心、互相提醒的。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趙的建議，主動求見鄧小平。鄧小平先為胡耀邦評功擺好大講成績；談到分歧，鄧小平擺擺手說：“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範圍，我們之間沒有必要再糾纏了。我打算開一次中央生活會，有什麼問題大家擺在桌面上來談，好好溝通一下思想嘛。”胡耀邦臨走時，同鄧小平長時間地緊緊地握手。這是兩位曾經相互支持又在最後八年中產生多次分歧、最後分道揚鑣的兩位政治家的最後一次握手。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通知，到中南海小會議廳開所謂生活會。並不是所有中顧委常委都接到通知，有一些政治局委員和中紀委、中央軍委的成員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開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檢討。耀邦只講了一兩分鐘，彭真就打斷了他的話，批判耀邦同自由化的幾個代表人物方勵之、劉冰雁、王若望打得火熱。接著，楊尚昆說：“如果你想亡黨王國的話，你不必待在這裡了。”薄一波說：“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二千多個縣你都快跑遍了。你是黨的歷史上幾位主席、副主席、總書記能跑的最高紀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遊山逛景，嘩眾取寵。”鄧小平說：“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讓辦公廳的人通知我參加，我偏不去！我在別人面前不敢擺架子，在你面前還是有資格的。”宋任窮說：“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對待小平同志的態度。”
第二次所謂生活會，在兩天以後召開。政治局又有幾個人被邀請參加會議，其中有習仲勛、喬石、李鵬、胡啟立，李鵬首先發言，他說：“我們堅決貫徹了小平同志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決不手軟’的指示，學潮漸漸平息下去了。許多上當受騙的學生表示，他們都是不自覺或半自覺的充當了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政權進行滲透的工具。由於耀邦同志放鬆思想領域裏的領導權，導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濫。”接著，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辭職，王震認為彭、薄的意見代表了大多數同志的想法。
首次被通知參加生活會的習仲勛忍無可忍的跳起來，指著薄一波、彭真、王震說：“天啊！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仲勛拍著桌子怒吼道：“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你們開了這樣的頭，只會給將來黨和國家的安定團結埋下禍根。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幹法！”耀邦急忙站起來勸說：“仲勛同志，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幹我就辭職。”仲勛暫時保持沈默。李鵬繼續批評耀邦，他說：他兼任國家教委主任以來，胡耀邦沒有給過他一條對高校學生要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做思想工作的指示，相反的向他推薦了大批自由化思想十分嚴重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有相當一批人，被他堅決的頂回來了，其中就有方勵之和王若望。
鄧小平板著面孔對習仲勛進行反擊。他說：“我當然不是說中央召開的高級幹部生活會上要討論耀邦同志總書記職務的去留問題，這個問題應該在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的。但是，難道不可以在生活會上發表一下個人的看法嗎？近些年來，耀邦，也包括仲勛同志大講特講民主和自由，為什麼今天在黨的生活會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沒有了呢？所以我歷來講，那些越是口頭上講民主的人，其實並不想真正給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許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這種‘自由化’只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就是這個道理。”但後來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不過是走走過場，起一個橡皮圖章的作用，而且，政治局也無權罷免總書記，因為總書記是由中央全會選出來的呀！
習仲勛義正詞嚴的強烈抗議雖然無力阻止鄧小平倒行逆施的淫威，但是，仲勛在群魔亂舞中如傲霜的玉樹挺身而出，代表了中國億萬人民和中共黨內有良知的廣大黨員的意志，代表了中華民族愛憎分明、大義凜然的浩然正氣。他的高風亮節將載入史冊，由後人加以評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