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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传奇

晚清刑场目击记：英国人目睹死囚受

刑（图）

　　晚清处斩死囚的场景。这可能是西方好事者雇人做出的“摆拍”之作，仔细看两边的“观众”，可知他们许多人并没有看行刑，而是在看镜头，若真是在砍头，应不会如此。现场没有监刑官员，也令人生疑。但即便是“摆拍”，还是能反映出清代实行斩刑时的大致情形。

　　作者：董建中

　　很多年前，曾上映过一部电影《谭嗣同》，影片末尾，谭嗣同引颈于木墩之上，从容就戮，还不忘吹去木墩上的小虫。这个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印象。

　　当然，更多表现旧时代斩刑的场合，是犯人跪着，彪悍且常常面带凶相的刽子手，高高地举起长长的、宽大的鬼头刀，向下力劈……

　　1851年（咸丰元年），在广州英国驻华领事馆任翻译的英国人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年）目睹并记录了当地死囚受刑的过程。

　　那又是怎样一种场面呢？

　　不速之客“赴”刑场

　　广州的杀人刑场，位于人口稠密的南郊闹市中。那是一块窄狭之地，南北向，长约四十五六米，北端宽七米多，向南渐窄，最南端宽不过四米五左右。顶头是一扇极厚实的门，行刑的时候关闭并派人把守。

　　刑场的东侧是一堵封死的砖墙，约有三米半高，是一些民居和小货栈的后墙。靠着此墙，离刑场两头差不多同样距离的地方，竖着一个架子，上面总挂着一些腐烂程度不一的人头。架子北边，沿着砖墙搭了一个棚子，那是刽子手等候犯人到来的地方。行刑时，监刑官就坐在此棚下。

　　这一块比普通船甲板大不了多少的地方，1851年的前八个月里，已有四百人被处死。

　　“正在腐烂的人头的腐臭，与浸着人血的土地遭太阳烧烤生成的水汽发出的恶臭，混杂在一起。”密迪乐这样描述他最初的感受。他看到：

　　有四具尸体，以他们倒地的姿势横躺着，他们身首分离，两头猪在中间拱来拱去，忙着吃从尸体淌出的滩滩血水。约7码（6.4米——引者注）远的地方，在一家陶器作坊倚门而坐的一位妇女，眼瞅着这一场景，同时呵护着膝上的一个一两岁的小孩。两人都瞪圆眼睛，这不是因为瞧见了猪的吓人举动——这对她们来说司空见惯，而是看着我们这些整束奇异的外国人。

　　1851年7月29日晚，密迪乐听说有34名叛乱分子或是匪徒将在第二天8点到10点被行刑处死，30日早上约8点半钟时，他和两位在广州居住、此前从未见到处死人犯的英国人，来到了刑场：

　　我们看见现场仅有一些最低品级的侍从。地上有一个洞，旁边一个粗糙的十字形木架子斜靠着墙，这表明有人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处置：活着被剐，这称为凌迟（一种羞辱且缓慢痛苦的死法）。北端棚子前几步远，有官员坐于其下，地上烧着一堆带香味的木头。

　　密迪乐他们意识到，站得过于靠前的人可能会被赶开，就很明智地站在通道南端角落的一堆干垃圾上，这里略微高出地面，视野甚佳。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们往手帕和衣领上喷洒了不少花露水，大队官员终于到来了。十字形木架立起，插入事先挖好的洞中，衙役们开始用藤条鞭赶乱哄哄的人群。有一个人挥手示意让我们离开，但我平静地用中文告诉他，除非官员特别要求，否则我们不会走。后来，就再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

　　“眉目清秀”刽子手

　　刑场南端的门现在关上了，一个卫兵站在门内，随后罪犯们很快带到。大部分步行，但有些是蜷缩在大筐里，每个大筐由两人抬着。罪犯们无一丝生气，可能是过于害怕，或是囚禁、审讯期间受到了毒打所致。

　　他们从筐里被翻倒出来，置于将要行刑之处时，都瘫软在地。罪犯身后的人立刻将他们架为跪姿，接下来是执行斩刑：

　　罪犯没戴枷锁，只是跪着，脸与地面平行，如此一来，脖子就暴露出来，处于水平位置。他的双手在背后交叉捆绑着，被身后的人抓住，那人命令他们向上挺，达到合适角度。有时会出现——尽管极少见——罪犯始终向后仰脖的情形，这时候，会有另一个助手走到前面，手抓长辫（一般情况是在罪犯头上盘个结），将罪犯的头拉至水平位置。

　　33名罪犯跪成多排，头朝南，正对着密迪乐他们站立的方向。最前面的一个，离他们只有约4米半远。接下来是两人一排，再后来每排四五人不等。最后一个——即第34个——是首犯，他是匪帮头目，绑在十字形木架上。

　　刽子手使用的刀，仅约3英尺长（91.4厘米），包括6英寸（15厘米）的刀把，刀把处的刀刃不超过1.5英寸（3.8厘米），稍微弯曲，渐细直至刀尖。刀并不厚，而且很短，绝不是中国武职官员所佩戴的那种厚重军刀。刽子手都是从军队中抽调的，事实上他们的长官经常要求这些手下，让他们的新刀“见血”；这称为“开口”，据信会赋予这一武器以某种杀人的力量。

　　刽子手上衣袖子挽着，站在首犯旁边。他体格健壮，中等身材，看起来精力旺盛，外表没有一丝通常人们所想象的凶残或蛮横，反而是眉目清秀，透着聪明劲儿。他站在那里，眼睛盯着距离最近的那位监刑的低级武官，只要后者一声令下“办！”他就会猛然上前动手。

　　他两腿牢牢分开站立，握着刀，在跪着的罪犯脖子上方约1英尺（30厘米）的地方停留片刻，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接着，他向罪犯厉声喝道：“别动！”将刀向上举起，与自己的头同高，两臂全力急速向下——当刀接触罪犯脖子时，他的身体直着向下成蹲马步的姿势，以增加力量。可能由于紧张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刽子手未能成功将第一个罪犯的头彻底砍去，头与尸体一起倒地后，五官还动了一会儿，扭曲着，令人骇然。

　　再往后，他从不来第二刀，受刑者的头不会与脖子相连，甚至一块皮也没有，彻底断开了。

　　刽子手快速地进行他那可怖的工作。他显得有些兴奋了，在使用了两三下后，就扔掉一把刀，抓起助手已备好的一把新刀，接着冲到下一个刀下鬼的身旁。

　　据密迪乐的估计，刽子手一口气砍下那33个脑袋，总用时不超过3分钟。

　　“灯心草”与“杀千刀”

　　这33名罪犯斩首后，还是这个刽子手，用鬼头刀继续对十字形木架上的首犯动手。首犯赤裸上身，只穿了一件肥大的裤衩，他也是中等身材，体格强壮，四十来岁的样子，离密迪乐他们约30米远：

　　他的侧面朝向我们，前额上有两个刀口，他被切掉左乳房并割下了大腿前面的肉，但我们不能看到整个恐怖的行刑过程。从第一刀到尸体自十字形木架上卸下并被砍掉脑袋，总共约四五分钟。

　　凌迟犯人时，没有谁拦住密迪乐等人上前看个究竟， 但他们的好奇心，尚不足以战胜要“跨过一些死尸和蹚过一滩滩的人血”的恐惧，现场那些仍然上下起伏的胸脯和颤抖的四肢，还有残余的呻吟声，足以令他们望而却步。

　　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密迪乐还不无惊讶地注意到：

　　我们站着的地方，没有听到一声叫喊；我还可以补充一句，33人被处斩时，没有一人在刽子手走近时，挣扎或惊呼。……第一具尸体刚倒下，旁边就有一个人厚着脸皮，摆着马步姿势，用一束草在血中浸蘸。吸满血后，他小心地把草放在一堆陶器上，接下来开始浸蘸另一束。这种浸满血的灯心草，被中国人用作药材。

　　当所有的行刑结束后，罪犯们的尸体被放入未刨光的木板做的棺材中。然后，刑场南边的门打开了，密迪乐等人急忙离去。后来他写道：“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以上内容，出自密迪乐1851年8月22日写下的文字，收录在他于1856年伦敦出版的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附录里。这应该是在华外国人详细记录斩刑的最早文字了。

　　英国汉学家罗伯茨编写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见蒋重跃等的中译本）一书，注意到了密迪乐的描述，但所摘录的是关于凌迟处死首犯的内容。这当然不难理解，直到今天，包括中国人在内，何尝不是如此？人们更关注凌迟的场面，更关注着多少“刀”。

　　记得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已退休的人大韦庆远教授（1928~2009年）前来与会，他当时正创作历史小说《正德风云》，带来了两章初稿，其中就有肆意弄权的明朝大太监刘瑾被凌迟处死的详细描写，当时我有幸得到惠赠，印象特别深刻。对凌迟现象深入研究的专著，要属外国学者卜正民等著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见张光润等的中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绞刑、斩刑比凌迟更为常见，但到底如何行刑，反而不为人所知。也是在十多年前吧，有次闲聊时，南开大学柏桦教授对我说，明清时期的绞刑，是用绳索套在犯人脖子上，两端两个行刑者执绳不断拧紧，最后将犯人绞死。我当时听着就觉得很新奇。

　　鬼头刀“切”关节儿

　　读到前引密迪乐那段有人“用一束草在血中浸蘸”的文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中国历来看砍头人多是多矣，但似乎没有留下细致入微的记录，真是当热闹看了。晚清的薛福成，记述过肃顺（咸丰帝驾崩前“顾命八大臣”之一）在1861年“辛酉政变”后被斩的情形，已是极难得的史料，对于行刑细节却仍语焉不详：

　　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 “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以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今人的相关研究也极少。在我看来，从史实还原和学术求真的角度说，密迪乐对斩刑的记述才是最具价值的，特别是鬼头刀的大小与行刑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斩刑必以他的记述为准），因为即使有犯人处斩的现场照片摆在面前，不借助于文字说明，我们还是不知其所以然。

　　密迪乐的描述的确很“生动”了，但还是有可以追问的地方：举起鬼头刀，“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这“关节儿”究竟指什么地方呢？

　　汪曾祺先生（1920~1997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旧病杂忆》，说他很小的时候脖子后面长了恶疮，有“一个莲子盅大了”。他父亲说：“坏了，是对口！”汪先生写道：

　　“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杀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那成什么样子！

　　汪先生不仅深知“对口”的厉害， 而他后来的经历更增加了对此的认识。1948年夏天到1949年春天，汪先生在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午门忆旧》中提到了午门西雁翅楼里的几样展品：

　　西北角一间亭子里陈列的东西却有点特别，是多种刑具。有两把杀人用的鬼头刀，都只有一尺多长。我这才知道杀头不是用力把脑袋砍下来，而是用“巧劲”把脑袋“切”下来。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凌迟用的刀具，装在一个木匣里，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还有一把细长的锥子。据说受凌迟的人挨了很多刀，还不会死，最后要用这把锥子刺穿心脏，才会气绝。中国的剐刑搞得这样精细而科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汪先生还将他对“切”脑袋的认识，写进了小说《昙花、鹤和鬼火》，以及回忆文章《我的初中》中。前者写道：

　　东门外是刑场……对着东门不远，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现在还有一些浅浅的圆坑，据说当初杀人就是让犯人跪在坑里，由背后向第三个颈椎的接缝处切一刀。……

　　人们称誉汪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而我为将汪先生拉入这个血腥的话题，感到深深的歉意。但，汪先生的经历与文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确实值得征引。

　　最后我还是禁不住好奇，想问的是：汪先生所见的两把鬼头刀和凌迟用的刀具，今天还在吗，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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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默许美国对中国开战的信号？

今天普京亲自宣称了俄罗斯绝对不会攻击北约，说俄罗斯要攻击北约的是精 神错乱，做梦。还有“俄罗斯独立报的分析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将访问美国，中美能达成妥协。因此，俄罗斯不值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同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国联合起来。而俄罗斯与越南的关系却至关重要。因为俄越关系不但经受过时间检验，俄罗斯通过越南可进入东南亚地区，可借助越南与东盟国家发展关系。”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信号。美国北约放出这样的舆论，意在试探俄罗斯的底线，会不会在美国对中国开战时出手攻击美国。而俄罗斯这样的表态可以解读为一种对美国打中国的默许，即你打中国跟我无关我绝不插手。这对美国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如果同时与中俄作战将难以取胜，即使升级为核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队中国的战争到现在才准备就绪。很多国人很天真地以为，如果美国打得赢中国早打了哪会等到现在。要知道，打伊拉克美国都准备了两年。打中国，光是千里迢迢调兵遣将把60%的兵力布置到中国周边，在中国周边布置好反导系统，打舆论战从人权道德上把中国树造成世界公敌为战争做好舆论准备，这些起码7，8年，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后顾之忧 – 有没有俄罗斯到时候出来搅局趁机攻击美国。为了解除这个后顾之忧，美国在俄罗斯周边竖起了反导系统，包围了俄罗斯，然后通过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确保中俄不结盟，尽量使中俄反目，相互反感相互拆台。到现在俄罗斯表态，美国基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怎样在南海挑起战事了。

前两天我还在这里跟你们说了，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现在信了吧？中国在俄罗斯面临西方围剿迫切希望与同样被西方围剿的中国结盟至少得到援助的时候“保持中立”，不仅如此，还乘人之危，在天然气协议上敲了俄罗斯一大笔，还煞有介事地跟美国时不时商讨搞G2，那个时候中国怎么就不觉得唇亡齿寒了呢？怎么到了中国危难之时就想起来中俄是唇亡齿寒了呢？我要是俄罗斯我这个时候也肯定会“保持中立”，而且如果不得不选择的话选择越南。世界上哪里有自己一毛不拔，天下便宜占尽的好事？不结盟，你就不需为他人承担任何义务责任，可反之亦然，他人凭什么就需要为你付出？以为去别人那里看看阅兵，搞搞军演，说两句“战略伙伴”“唇齿相依”, 别人就要为你抛头颅洒热血了？真以为天下有不要钱的午餐？这就是投机取巧的下场。

中国民间老百姓尚且知道“甘蔗没有两头甜”这个朴质的基本为人道理，中国精英阶层却自以为聪明，非要妄想出一根甘蔗两头都甜的，要脚踏两条船，既不得罪美国，又跟俄罗斯拉拉关系，中间道路，骑墙投机，就跟个滑头的小生意人一样。结果呢，两条船都站不住脚，两头塌。美国你要攀攀不上，还是敌人，俄罗斯你平时怕被沾着便宜，现在临时抱佛脚都来不及了。本来俄罗斯是上帝送给中国的礼物，唯一强大并且可以依靠而取胜西方的盟友，这已经被抗美援朝的历史证明。而这个礼物却被中国精英阶层卖给西方了。中国精英阶层是小聪明大笨蛋。更不用说无德无义。更有可能有美国的战略间谍。这一切都证明，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人自己。是中国人最终葬送中华民族的。

英国皇家学会摄影大赛获奖作品：透过镜头看生命(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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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1月25日消息，英国皇家学会公布首届出版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一张从水下拍摄蝌蚪游过蓝天背景图片赢得冠军。获奖者、两栖动物学家兼环境顾问伯特·威拉尔特说“只有少数人能接触水下的世界，为了保护自然世界，关注我们周围这些平常的美丽瞬间非常重要”




“行为学”类别的亚军作品，由卢卡·安东尼奥·马里诺拍摄。“在巴西皮奥伊州的Fazenda Boa Vista，一只野生成年卷尾猴（Sapajus libidinosus）利用石头敲碎一颗十分坚硬的棕榈坚果。这种猴子习惯于在坚硬表面上，用石头作为敲击工具敲开坚果



“演化生物学”类别的亚军作品，由法比奥·普平（Fabio Pupin）拍摄。“侏咝蝰（Bitis peringueyi）是纳米布沙漠中一种独特的蝰蛇。它是一种伏击掠食者，十分擅长捕猎。许多蛇类都是伪装大师，但很少有蛇会把全身掩埋起来，眼睛长在头顶上就更少了”




《皇家学会会刊B辑》出版者特别推荐奖，由埃文·D·亚历桑德罗拍摄。“造礁石珊瑚具有众多深奥的谜题，直到现在才向现代科学显露一些秘密。这张图片展现巨大的博尔德脑珊瑚（Colpophyllia natans）的一小部分，体现了珊瑚具有发展成不同形态和外观的能力”




“生态和环境科学类别”亚军作品，由玛莎·M·罗宾斯（Martha M. Robbins）拍摄。“这张图片展现了大猩猩的力量，这是人类关系最近的现生亲戚，图中也表现了它们的脆弱，来源于栖息地受到的人类压力。”




这张假彩色扫描电镜显微图片获得了特别推荐奖，由史蒂夫·格施迈斯内尔拍摄。他说：“虱在晚白垩纪开始分化，变得多种多样，当时的恐龙、鸟类和早期哺乳动物可能都是这些顽强的寄生虫的食物来源。”



“行为学”类别冠军作品，由克劳迪娅拍摄。“一群热带鲱鱼展现出同步的行为，与一条年轻的黑鳍礁鲨保持安全距离，”克劳迪娅说，“鲨鱼会平静地游动数个小时，不怎么看这些小鱼，直到某个时刻，它们会突然袭击，吞下一大口鲱鱼。”




《生物学通讯》出版者特别推荐奖作品，由何塞·胡安·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拍摄。“在加那利群岛的富埃特文图拉岛和兰萨罗特岛，每一场冬季降雨后，雄性翎颌鸨就开始令人印象深刻的求偶表演。这些雄鸟就在最喜爱的地点开始表演，快速来回奔跑，骄傲地展现着自己的羽毛。”



“演化生物学”类别冠军作品，由Ulrike Bauer拍摄。“为了改善叶片的湿润性，植物已经演化出非常精致的表面结构。水生蕨类植物速生槐叶萍的叶子表面覆盖着扫帚一样的细毛。叶片表面的结构是极其防水的，即使被水浸没几个星期都能保持叶片的干燥。”



特别推荐奖，由Davide Gaglio拍摄。“这张图片拍摄于南非的好望角保护区。当时我在拍摄一群狒狒，试图捕捉一些有趣的动作。这些狒狒不太活跃，因为太阳正高，它们大多数都在休息。”

毕加索何以成功

作者：belgiumchina  于 2011-7-21--贝壳村

 

毕加索何以成功

(比利时    杨明)

 世界画坛久负盛名，而无堪其匹，毕加索也。

毕加索的画作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每以亿万美元计，说明了这位历史不衰的艺术巨匠所创作艺术品魅力的艺术永恒价值。

毕加索出生在西班牙，他的父亲是一位美术教师。从小生长在一个艺术家庭，每天见到的就是素描油画，雕塑，各式各样的绘画工具，还有大量的画册绘画书籍。耳濡目染，幼承庭训，毕加索在其父的循循善诱和启发下，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涂鸦，因为天资聪颖，毕加索在孩提时代，就画出造型准确的素描作品。除了人物之外，他还喜欢画鸽子，在他父亲的一些画作上，都留下他配合填补的笔触。在毕加索的少年时代，他不仅掌握了精确的绘画技巧，而且对造型艺术有了相当深刻独到的领悟见解。毕加索大量绘画习作，包括石膏素描和给其母亲画的肖像，都闪耀早熟天才驾驭艺术语言出众的一面。当毕加索的父亲看到儿子出自于蓝而胜于蓝，画出自叹不如的作品时，他从此放下画笔，把精力全部放到培养孩子身上。

西班牙从历史上就是出大画家的国度。委拉斯魁兹、戈雅还有其他无数艺术史上记载的大艺术家，让世人叹为观止。毕加索继承了西班牙绘画传统，并且在青年时代很早就去了法国巴黎，在那里典藏着全世界优秀艺术家的画作，尤其是法国近代现代大画家各种流派的杰作。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达芬奇，拉斐尔直到印象派大师们的巨作，都使有机会生活在巴黎的人们留恋忘返。

毕加索对法国画家塞尚情有独钟，从塞尚夸张变形的人物风景还有苹果之类的静物作品中，毕加索看出欧洲上千年造型艺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代社会开始醖酿着一场期待已久的巨变。毕加索成为独领风骚，因天时地利而站到巨人肩上承先启后，推动艺术巨变的关键人物。

这就是说，毕加索不仅是一个绘画行业的凡夫俗子，仅仅掌握绘画模仿的技巧，他更是一个艺术创作世纪之变的探学者和思想家，他所推动的是十五世纪未二十世纪初的轰轰烈烈的造型艺术革命。

毕加索的成功，在于他关于吸收前人和他们同时代人的优秀成果，借鉴所触及周围一切最新奇的事物，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心理和视觉的意外冲击。

毕加索深知艺术最忌千篇一律造成审美疲劳，因而他的画作由蓝色时期的悲伤忧郁进入粉红时期的浪漫，并且遂而和布拉克合作，创造出立体派，因此声名大噪。毕加索除了吸收同代画家的优点，而且也学习非洲原始吸术，学习非洲木雕的质朴简单的造型，应用到达维翁少女这样的匠心独具的大型油画之中，他把中世纪以来栩栩如生的立体人物表现，推向完全是平面的变化的美妙之中，从而形成极大的反差令人叹为观止。

毕加索的画室经常是朋友们聚会的场所，他习惯于早晨接待来访的朋友们，包括诗人、作家、美术理论家，当然还有各种画家朋友们。在与这些人的广泛交往中，毕加索深思熟虑的问题，会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新答案。毕加索交往的作家们，评论家在他年轻时代以至于中年和晚年时期，不断地写出大量评论和传记，还有各国翻译家，把这些主要文字以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

毕加索有与画商打交道的特殊本事，与之交往的画商和画廊老板还有大大小小博物馆的负责人，不管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没有一个不心甘情愿将大笔大笔画款支票奉上的。毕加索画作的行市从中年以后呈飚升态势，令画坛和商界瞪目结舌，甚至毕加索的名字也成为巨大高档和货币符号。毕加索的成功，在于他的精明，并且善于和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打交道，收藏毕加索绘画的收藏家们，开始就有大量的犹太人，犹太画商和学者捧红了毕加索。毕加索的成功，不仅在于与普通人打交道，并且他也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在反战和世界和平运动中，他声名显赫，得到了甚至像苏联东欧以至于东亚政界的青睐。毕加索是法国共产党员和诗人法共总书记阿拉贡一派人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尽管他画的斯大林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他画的朝鲜屠杀场面却赢得一片喝彩。这样，在毕加索生活的年代，就形成从东方到西方，都把他看作是世界重量级有影响力的人物。

毕加索是唯一一个在创作力如日中天的时代就被邀请在卢浮宫举办个人画展的大画家，他颇为自负地调侃说，因为他的作品与历代大师们平起平坐挂在卢浮宫大堂展出，他们会被不得安宁的。

毕加索以勤奋和天才，赢得任何艺术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成功。人们无法相像，直至二十一世纪依然光芒四射大名鼎鼎的毕加索，有哪一个人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