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向无敌的颜色革命似乎在叙利亚受挫。作为盟国，俄国在叙利亚有巨大利益，不肯放弃可以理解。不久前，普金似乎还在为叙利亚用强，出兵，洋洋得意。
但俄罗斯对IS大打出手令人费解。当然，至少根据土耳其的说法，俄国是在轰炸反对派。这的确是个问题:到底俄国在打反对派，还是IS？ 对俄国言，当然应该只打反对派。但显然，普金因为害怕西方叫骂，至少一部分是打击了IS。
在我看来，俄国应该放弃叙利亚，退出中东，让反对派或者随便什么人去折腾。退一步海阔天空。想当初，美军退出越南，狼狈万状，但中国和越南打起来了，证明美国的退出是聪明之举。苏联陷于阿富汗，导致苏联解体。而退出是明智之举，看看，拉登转向美国了。英国当年退出印度，看来也是明智的。
‘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俄国没有先见之明，在叙利亚不断下注，骑虎难下，成了一个烂尾楼，嚼之无味，弃之可惜，完全中计了。
显然，美国伙同土耳其，在关键时刻，抛出绊马索，普金人仰马翻。 至于美国赶紧声明与击落俄国战机无关，完全此地无银。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北约站土耳其一边。其实，打击IS对俄国没有任何意义，倒是像在给欧洲做炮灰。毕竟，是巴黎恐袭，不是莫斯科恐袭。难民也没有跑俄国。
叙利亚俄国应该尽早放弃，否则就是一个坑爹的无底洞。只要巴沙尔不垮台，只有法国和IS过不去，其他人都冲巴沙尔来，俄国负担大狠了。但关键是，俄国何必在这台绞肉机里做滚刀肉？IS自然美国暗中支持，但对欧洲哪里是什么好事？！即便是对俄国最不利，对欧美最有利的情况---反对派消灭了IS，那你俄国抽什么大头风越俎代苞，自作多情?反之，如果IS坐大，则欧洲和美国火并必然，北约只能瓦解，对俄国最最有利。巴沙尔垮台，随后的演变对美国和欧洲都是烫手的山芋，无论反对派和IS合流或者打成一团。俄国现在却去主动去做炮灰，还遭到绊马索。何苦呢？ 总之，消灭IS，轮得到任何人，也轮不到俄国。
傻瓜也能猜出来，IS里肯定有美国特务，炸俄国客机，杀中国人质肯定是这些朋友的高招。打IS对中国毫无好处，宁肯让欧洲(包括土耳其)和美国两个坏蛋自己去摆平，去消受。中国没有普金那么傻，会一跳三丈高，结果，中国的冷静让美国很失望，说中国’只对境内反恐感兴趣‘。不要说中国在南海都顾不过来，留点力气等着美国来单挑，就是顾的过来，也不会蠢到给西方火中取栗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普金够傻。
几个星期前，偶占了那么多卦，个个神到爆。其中那个最觉得不靠谱的，是指示俄国要做愚蠢的冒险，和用强，百思不解，因为当时俄国完全没有那个迹象。但没有想到，随后的事态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俄国的蠢举，对中国不利。因为俄国被中东困住，在南海帮助中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所以有助于鼓励美国的战争冒险。当然中国仍然可以支持巴沙尔，反正就是动嘴。而即便反对派眼看快要上台，中国讨好他们也没有用，就不必自作多情了。和俄国共进退，仍然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附录： 10-28 帖子关于俄罗斯：个个神到爆：一些重要的易经占卜和解卦
6）俄罗斯：62 （3，6）。小过卦：（既有原则，又要灵活）。但也是两个反，所以要看意：两个都是‘凶’！！当然不会是偶们和俄罗斯开战，而是俄罗斯对其他什么东西开战，但结果都不妙！！这样，作为盟友，中国必须特别警惕，也应该劝导老毛子尽可能放灵活一点，不要事事用强。
网上拷贝：諸事： 退守、以靜制動為宜。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陰盛陽，陽無法超過陰，君子無法超過小人，此時只能戒慎恐懼，嚴加防備小人，若不防備，反而順從於小人，則會被小人所加害，凶。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陰氣超越陽氣太過，無法與陽氣相遇，有小鳥高飛遠舉之象。凶，會有災難。
六五和上六都是過於陽之陰，也是真正的「小過」（陰勝於陽）之爻。六五與陽有遇，上六以六五則又過陽更遠，和陽爻無所遇，所以說「弗遇，過之」。《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俄罗斯看来是必须收敛了.
摒弃共产主义 胡耀邦曾解释四个原因
2015年11月26日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摒弃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为什么摒弃？胡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本文摘自2010年第17期《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徐庆全，原题为《朱厚泽：“三宽部长”走了》。
贵州改革的大胆举措和理论思考，以及中宣部任上“三宽政策”的提出，使得朱厚泽这位中共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长给历史留下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5月9日晨，手机短信送来朱厚泽家属发出的讣告：“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随讣告还有一幅挽联：“国运民瘼终生相伴 仁心厚泽永留人间。”斯时，也只有拟挽联才能表达对逝者的敬仰、哀悼之意了：“灵心圆映三江月 笔阵横扫千人军。”
此联，为李白、杜甫联句，为一书法家作品，一直印在我脑海。此时突然涌出，想来是激活了我对这位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部长的老人长久的印象。
因感念而记住朱厚泽这个名字
对朱厚泽这个名字有印象，要追溯到1986年10月。
此时，朱厚泽已就任中宣部部长一年有余，而如我这样在当年充满“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热情的学子，却不知道他。说来惭愧，但也不怪我们。自1976年以来，朱厚泽的前任们，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在现当代历史上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朱厚泽有什么？即使报上宣布过对他的任命，也难以立时让学子们记住。到1986年10月，我是通过查找报纸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特意查找报纸找中宣部部长的名字，是因为心中怀着一份感念之情。那一年，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10月中旬，研究生考试信息公布，考试科目居然少了“政治”科目。这可是我们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儿头一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遭”。
查找报纸，多少让我对这位没有“故事”的中宣部部长有所了解：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就学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任教的达德学院，他本人也是该校学生，后又就读于贵阳清华中学。1949年3月加入中共。后长期在贵州工作，从基层做起，一路向上，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此后，我一直关注着朱厚泽的行踪。知道他只当了一年多的中宣部部长——中共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后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9年至2000年，他的名字在报端几近消失了。
仿佛是天意，2001年，我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个会议室。而此时，历史专业出身的我，随着对他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对他也从感念变为敬仰。但冲口而出的依然是当年的谜：“1986年，研究生入学为何免考政治科目？”
他对我当年的感念多少有些惊讶。他不解谜底却讲起了当年的大势：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变换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
胡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又是另外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
朱厚泽说到此处，我恍然大悟：当年政治科目的核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然这个“核心”已经调整，政治科目考试题如何出？免考势所必然。
荣任中宣部部长
当然，相对于朱厚泽在中宣部部长任上的作为，免考政治科目只是一个极小的问题。此后，只要有机会，我总问他在中宣部那一段的情况。久而久之，与自己所了解的那段历史相结合，他在中宣部的作为也慢慢清晰起来。
1985年7月，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胡锦涛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8月，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
当年，朱厚泽在思想理论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何以会荣任中宣部长的职位？这是他在贵州思想解放、大胆改革所致。
1982年，朱厚泽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时，用了半年时间，到市属一百多个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主持制订了《贵阳市经济调整提纲》。该《提纲》实施第一年，使贵阳市当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40%，财政收入增长了16%。第二年，任副省长，当年贵州省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财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长。
这年年底，朱厚泽进入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在题为《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毕业论文中，他提出三个观点：1.逐步培养年轻干部取代年迈干部；2.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3.新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懂得经济。在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届哲学年会上，朱厚泽作为特邀代表作关于培养新一代领导干部的讲话，新华社的内参转载了讲话的主要观点，《理论动态》全文刊登。
1984年，《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消息：春节期间，朱厚泽到贵阳市郊走访农民。当时农民害怕政策变，养鸡专业户谭国均表露出忧虑。朱听后马上把谭国均夫妇和在场的贵阳市长、区长、村长拉在一起，合影留念：“立此存照，来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谭把此照作为“定心丸”高挂在墙上。
大胆改革有政绩，对改革未来有理论思考，朱厚泽走进中央高层，已无悬念。
“三宽部长”的“三宽”方针
到中宣部半年多，在思想理论界，朱厚泽一直没有大的举措。包括既往一年一度的全国宣传会议，他也无意召开。胡耀邦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
当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胡乔木；而在中央书记处则是邓力群。“两个分管”下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有他的一套工作方式。首先，他力求敞开中宣部的大门，与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人交朋友。上任之初，发生了“刘晓庆风波”。刘晓庆未经通报跑到他的办公室，投诉她主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被扣压不能公映。朱厚泽第二天安排看片，提出处理意见。这事当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
其次是到地方各种会议上“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朱厚泽的举动，当年有两种解读：有人认为他在了解情况；有人认为他是以渗透的办法讲自己的观点——在下面讲什么不用向上报告。
翻翻朱厚泽当年的讲话，他轻描淡写的“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既涉及到理论问题的思考，又涉及到他的施政方针。
就理论问题而言，他对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自己的认识。1986年1月3日，他在上海电影创作会议即席讲话中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
他在参加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作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和衡量科学文艺的具体尺度。
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这样的看法，在思想文化的具体施政方针上，朱厚泽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
朱厚泽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
“三宽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7月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
“三宽论”也是朱厚泽处理当年思想理论界争论的尺度。处理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时，替马丁（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宋龙祥）解围；对于被视为有政治暗喻而打入冷宫的电影《黑炮事件》，他批准公映。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离开中宣部，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接任。1月28日，邓力群到中宣部主持新老交接。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
如今，23年过去。2005年中共中央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朱厚泽西归路上，自然更不必挂怀了！
来源：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