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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闻老友于浩成逝世，悲痛万分。震惊惋惜之余，也想写点文字纪念他。
    
    　　数月前，读到李洪林和于浩成在北京同庆90大寿的消息，见照片上于老比原先消瘦许多，气色大不如前，脑海曾掠过一丝不详预感，但没料到老人家走得这么快。下次去北京，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了。
    
    　　海外曾有议论，说许多知名流亡人士都回不了国，唯独于浩成和苏绍智等人，不但能顺利回去，而且长期定居？是否向官方写过什么“悔过书”之类？或经过高层特批？也有文章提到，于老回国的主因，是在美国生活艰难，不能解决他的养老福利等等。这些说法，跟我所知的内情差距很大，似有澄清的必要。
    
    　　我跟于浩成相识于二十多年前，记得是在纽约的一个研讨会上，听他讲中国大陆法治困境。会间闲聊，才知道他是我社科院老同学于军女士的父亲，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的前任社长，从此来往较多。他定居洛杉矶之后，经常跟我电话聊天。九十年代我去华府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多次采访他，也编过他的特邀评论稿。他每次来华府开会或做节目，也来我家做客。
    
    　　2000年世纪之交，我去澳门大学任教。临行前曾跟于老电话长谈。那时他已搬进老年公寓，也办了医疗卡，老两口都享受免费医疗和社保补助金（SSI）,对洛杉矶的养老条件十分满意，赞不绝口，戏称“没想到，在中国没享受到的社会主义，在美国享受到了”。
    
    　　他还告诉我，今后不会再去电台做节目了。因为电台给的那点酬劳，跟政府社保补贴数目相差无几。如果继续拿电台的钱，社保金就会停发。所以，今后无报酬的电话采访没问题，“继续打义工可以”，有报酬的节目就免了。可是网上有文章提到，于老申请美国的身份未成功，只好选择回国定居。但据我所知，起码九十年代末，于老的身份已经解决，绿卡也有，否则的话，上面说的那些福利待遇都不可能，甚至连老年公寓申请（特别有政府补贴的老年公寓），也不会被批准。我最近刚刚搬进老年公寓，比较熟悉它的申请程序和审批标准。
    
    　　刚去澳大的头几年，我跟于老联系较少。一来工作忙，二来中美时差比较大，打电话不方便。大约2005年前后，突然听说于浩成回北京定居，我赶紧打电话给洛杉矶的于军，打听于老北京家中的电话号码，问给他家打电话是否方便。于军说没问题，随时可以打。于是，我又恢复了跟于老的通话。于老说，回国的物质生活倒是方便，“洋饭再怎么说也不如家乡饭”。只不过，新闻自由没了“对国内外大事两眼一抹黑啦”。至于回国详情，电话不便深谈。他说，“等你放假来北京，咱们见面细聊”。
    
    　　第二年暑假，我正好带澳门学生去清华大学参加暑期班，住在近春园宾馆。学生们大部分时间学习普通话，我则在北京拜访亲戚朋友，位于芳城园小区的于浩成家，是我最常去的地方之一。
    
    　　于老夫妇一如既往谈笑风生，热情好客，见面免不了要去喝两杯。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位于小区附近的一座购物商场内，从他们住宅楼出来拐个弯，穿过立交桥下一个过街通道便是。我们的话题自然从他们回国定居谈起。于老口无遮拦，爽朗地解答了我（及其他朋友）关心的五个主要疑问。下面根据记忆所及，把于老向我解释的重点情况复述一遍：
    
    　　疑问之一，为什么突然放弃在美国已经获得的自由和养老福利，毅然回国定居，尽管国内仍不自由？
    
    　　于老说，定居洛杉矶拿到绿卡之后，我也考虑过长期流亡，在美国养老，为此还打算学开车，因为自由最为可贵。自己奋斗多半辈子，多次遭受迫害，两次牢狱之灾，还不就是因为碶而不舍，执著追求民主自由吗？现在好不容易在美国获得自由，当然不想轻易放弃。
    
    　　如果单讲物质条件，或许在北京过得比在美国舒服些。我虽然被撤职，但资历尚在，级别待遇还保留司局级，高干医疗卡也有。不过，与自由相比，这些东西都无所谓。再说，洛杉矶的老人福利，特别是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比国内司局长的待遇也不差。
    
    　　那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选择了不自由呢？说心里话，回国的最大吸引力，还是想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干点实事，起码想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流亡海外十来年，最后觉得，从自己的年龄和专业条件看，在海外能干的事情极为有限。特别经历了几次小圈子的分裂内斗之后，对海外民运极度失望，越来越失望，这才是我下决心回来的主要原因。对于外界的那些主观猜测，我只能一笑了之。
    
    　　疑问之二，回国过程是否顺利？有没有外界传说的“悔过书”，或者“高层特批”的事情？
    
    　　于老表示，这种传言是根据别人经验往我头上胡乱套用。凡了解我的人都应该知道，我是“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主儿。乞求别人放我一马的事情从来不干。
    
    　　我的情况确实特殊，跟多数人不同，我属于公安部资格比较老的一代。许多目前在位的领导，都曾是我部下或晚辈，也许念及旧情，也许有论资排辈观念，反正他们都对我都以礼相待。另外，我虽然有美国绿卡，但一直没放弃中国护照。在美国期间，两次延长过中国护照，头一次二话没说就办了。第二次来个通知，让我去领馆面谈。我估计，这一次可能要“训话”，比方警告我少参与民运活动什么的。我也准备好据理力争，最多你不给我延护照。没想到接待的领事很客气，提醒我每年一月份要来办理“健在证明”，按时给公安部寄回去，否则国内家属领取我的退休金会有困难。我估计，也许是公安部的头儿给他们打过电话。除此之外，领事没说什么别的废话。
    
    　　既然中国护照有效，现在又想回国定居，还需要办理什么其他手续吗？我为此咨询过一些朋友，有人建议亲自问问中国领事馆，或者给高层写信，看官方是否许可回国。也有人说，你别自找麻烦，干脆就买机票回去试试，大不了挡在北京机场不让入境，还能把你怎么样？我跟家人商量再三，决定不找官方，就买机票回去，万一入不了境再说。
    
    　　疑问之三，入境时有无遇到刁难？或者其他有损个人尊严的情况？
    
    　　对这个问题，于老讲了些戏剧性细节。他说，虽然回国的决心已下，但心里还是没底，因为中共的行为没准稿子，即使所有旅行证件合法有效，不让你入境或者出境的情况都会发生，甚至秘密绑架到一个地方，数周数月不让外界知道。这种事以前有过，难保不发生在我身上。
    
    　　为安全稳妥，家人商量了预备方案：洛杉矶的住房先不退，搬家物品先打包好，但暂不办托运，等我们回北京安置好再说。另让老伴先走几天，我一个随后人，单独行动，万一有事，免得珠连家人。如果我被阻在机场无法入境，家人就立刻通知媒体，请记者去机场采访，争取把事情闹大。只有曝光度高，才能增加我的安全系数。
    
    　　为此，我们预先跟VOA，RFA，BBC等多家媒体联系，让他们在北京的记者做好准备，随时等候我孩子的电话通知。
    
    　　那天也巧，验证入关都没问题，只是问我为什么没填写“检疫单”，可能飞机上发单的时候我正打瞌睡。另外，就是有单，我也不清楚怎么填，还得请他们帮忙。边检让我去一个房间补填。那天也巧，小屋里排了好几个人，等我填好单子，交验通过之后，才发现我们那个航班的旅客早都走光，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走到出口处，才发现家人正急得团团转。儿子说，再等五分钟还不出来，我们就通知国际媒体“出事了”。
    
    　　总之，平平安安回到家中，什么事情也没有。我才通知洛杉矶的女儿，把我的搬家物品送到港口托运。大约一个月之后，三十多个箱子运抵天津港，再请转运公司报关提货，送到北京家中。奇怪的是，许多从美国来的搬家物品，都有被海关开箱抽检的经历，有些“违禁书刊”，还往往被海关扣留。但我的二十几箱中英文书刊（大部分属于禁书），完好无损。我估计，因为包装箱上写着“公安部”，大概跟海关是老关系，所以高抬贵手。
    
    　　日后，我自己托运书籍的经验证明，老于说的有道理。我2010年从澳大退休，20多箱书刊捐赠给河北一个学校的图书馆。虽然用一个内地学生的名义从澳门托运，仍然在天津港滞留一个多月，最后运到河北的时候，书箱已经被切割得面目全非。海关扣留的“违禁书刊”列了一个清单，共约两百多册，包括某些国内80年代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比如严家琪、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等书。
    
    　　疑问之四，回国定居之后，日子过得是否舒心？有没有遇到跟踪、盯梢、或类似限制行动自由的情况？
    
    　　谈到这个问题，于老话锋一转，语气低沉，显得十分无奈。他说，刚开始还好，公安部的领导也没找什么麻烦。只有一次，一位副部长找人捎话，希望我能参加老干部中心的活动，别老一个人窝在家里，也是一片好心吧。
    
    　　可是没过多久，大气候开始变冷，明显能感到电话被监听，行动受盯梢。逢年过节，有什么政治敏感期，楼下的保安室就会有派出所的公安上岗值班。我假装没看见，该干什么干什么。有次去北图借书，公安居然派辆警车尾随。我上公园遛弯，有时候也有公安近距离“保护”，大概怕我跟刘晓波等异议人士搞串联吧。有几次公安跟得太近，我就破口大骂“无耻”。
    
    　　那些小公安干警也很可怜，红着脸跟我赔礼道歉，嘴里不停说，“唉，老领导，您别生气，我们也没办法，不过混口饭吃而已。”他们左一个“老领导”，右一个“老领导”地称呼我，我也拿他们没办法。
    
    　　只有一次，忘了是个什么日子，上头压力很大。片警要请我们老两口离开北京，外出“旅游”几天，被我一口回绝。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只派辆面包车，在北京周边的八达岭和房山转了两天，算给上面交了差。
    
    　　公安国保的干扰对我个人倒也无所谓，可恨的是阻挡了朋友们的来访，我也主动通知朋友们尽量少来。这让我们变得更加孤独闭塞，形同软禁。我的电脑技术也不灵光，更不想学什么翻墙软件，因此对外界信息知道很少，心里憋闷得慌。久而久之，我看，没病也得闷出病，气出病来。
    
    　　原来，我对国内的情况改善还抱一线希望，现在看来，宽松度日渐减少，每况愈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这就是我们在北京生活的大致情况。
    
    　　疑问之五，假如国外有机构邀请，是否考虑再次出国？
    
    　　对于这个问题，于老摇摇头，给予否定。他说，关键是年龄不饶人啊。如果再年轻十几岁，我还有继续出国做研究的热情。现在八十岁了，不再适合云游天下了。还是守在家门口，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算了。我这个人的脾气你知道，只要还有口气，能写能说，就不会停止跟共产暴政的极力抗争。当初少年气盛，从北京跑到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为的是自由解放。现在干的事情，实质上还是争取自由解放，继续完成老一辈革命家未竟的事业。
    
    　　2015年11月25日
    
    来源：公民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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