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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哥伦比亚发现40亿美元沉船宝藏
2015年12月07日
(中时电子)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对外表示，日前在哥伦比亚北部城市卡塔赫纳（Cartagena）沿海寻获一艘300年前沉没的西班牙帆船圣荷西号（San Jose），里面载满价值连城的珠宝，外界预估有高达17-40亿美元（约台币600亿元）。
据了解，这艘西班牙帆船圣荷西号载运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所搜刮的黄金、白银、宝石和珠宝，不料才刚离开卡塔赫纳，在1708年6月被英国战舰击沉。
桑托斯指出，今次将是人类史上发现价值最高的宝藏，哥伦比亚更拟于数年内打捞，但拒绝透露沉船确实位置和宝藏数量。但他表示日后将为圣荷西号的宝藏及古文物建造博物馆收藏。
每字19万拍出天价，瞧瞧鲁迅罕见书法作品(图)
文章来源: 综合新闻 于
鲁迅《行书偈语》纸本立轴24×20cm
北京时间12月5日凌晨在北京匡时秋拍“澄道——中国书法夜场”中，一件罕见的鲁迅书法作品以75万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起拍，经激烈竞价，最终大幅溢价，成交价304.75万元人民币，远超此前的估值80万元人民币。
中国官媒中国新闻社报道称，这件书法拍品尺幅仅为20×24（厘米），上有鲁迅先生手书四句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平均算下来，一个字约19万元人民币。
鲁迅书法在民间极少流通，在收藏界可谓“凤毛麟角”。此前在2013年的嘉德秋拍中，鲁迅于1934年写给民国著名出版人、编辑家陶亢德的信函，拍出了655.5万元人民币天价。
据透露，本次书法拍品源自周氏兄弟（鲁迅本名周树人）故人、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的后人。作品被盛放在一方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侧有题识：“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又附一段小字：“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此外，曾收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的清宫内务府主管赫奕《烟树山亭》以2530万元人民币成交，位列“古代绘画夜场”最高价。昨晚的北京匡时秋拍的古代与近现代书画夜场总成交额达5.4亿元人民币。
陈杰人：网上正在被疯狂传播的一篇文章
2015年12月07日
央视今天早上刚刚发布消息说，今天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前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沈培平有期徒刑12年。法院认定，沈培平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1615万元。
这个判决结果，和昨天被刷屏的河南大学生闫啸天因为掏鸟窝捉小鸟被判刑10年半几近。根据河南辉县法院和新乡中院的两审认定，去年暑假期间，闫啸天在辉县邻居家门前树上两次掏鸟窝捉了16只小鸟，不知情的闫啸天觉得好玩，还把捉鸟的图片发在QQ空间里，未料很快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后来这些小鸟被认定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闫啸天遂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刑，和闫啸天一同捉鸟的王亚君亦以同样的罪名获刑10年。
看看两个案例的对比吧：一个是老谋深算的贪官，大肆权钱交易，贪贿额高达1600万元，一个是无知的学生，只是出于爱玩的天性掏个鸟窝，捉了16只不知名的小鸟，可两者居然被判几近相同的刑罚。这样的悲催对比，也只有奇葩之地才会产生。
其实，近年来贪官的贪贿数额逐年上升，屡创新高，但判刑却是逐年下降。不只是今天被轻判的沈培平，还有其他官员同样如此，比如前不久，前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涉案金额2900万元，只判了16年；而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贪贿1109万元，也只被判了12年。更搞笑的是，这些贪官们就算是领刑获罪，最后还会被送进条件优厚堪称星级宾馆的秦城监狱，不用劳动，即可继续享用纳税人的供养。
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国家对贪贿犯罪规定异常严厉，刑罚在前不久修改前，甚至明确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就可以判死刑，修改后，虽然取消了10万元的死刑硬性规定，但延长了有期徒刑的实质期限，甚至新设了终身监禁制度。可就算有这些规定，一个副省长，天天宣称要廉洁，可随便一查就是1600万的问题，这种犯罪，具有主观上的深刻故意和极大恶性，客观上的巨大危害和恶劣影响；
而河南那两个无知的年轻人，主观上不知所捉小鸟是保护动物，客观上也是偶尔为之且未造成严重恶果。两相对照，人们不难看出，这样的刑罚制度，这样的司法判决，到底是针对谁？
记得前不久常州有个新闻，说当地一个农民薛某在田间抓了114只青蛙，居然也被当地公安抓获，并以非法狩猎罪提起公诉。遥想当年，诸如捉青蛙、捕小蛇、掏鸟窝、摸鱼儿的趣事儿，很多小伙伴们也干过不少啊，甚至一些小学教科书和大量文学作品，都把这些当成农村最可爱的童真在弘扬，咋到了新时代，居然风云突变，被当成重罪并和巨贪同等领刑了呢？到底是这个世界变化快？还是我不明白？
对于庶民百姓偶尔率性而为、喜感般的鸟事，法院可以下狠手重判，可以往死里整；对于那些恶意弄权，大搞权钱交易的官员，法院则会努力地寻找轻判的理由。这样的司法现状，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这个社会“法律为谁而设”的重大问题答案。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指出，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要感受到公平正义。可反观这个被重判的鸟事和被轻放的贪官，公平正义在哪里？
中央还提出，要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可看看那个无知的孩子因为捉鸟就被重判，再想想贪官的1600万元被轻判，我不禁想问：这样的司法，到底是保障人权还是保障官权？
也许法官们会解释说，对于非法猎捕珍贵野生动物的行为，刑法有明确的判刑标准，司法解释有明确的数额标准，所以那样的判罚，就算不合理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我想反问：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和主客观统一原则，那个大学生自己都不知道所捉小鸟是珍贵保护动物，既然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那就不构成犯罪，谈何重判！相反，一个贪官，基于贪渎的心理大搞权钱交易，且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很重的刑罚标准，为何法院却可以想尽一切办法替他开脱？给他轻判？
从更广的视野而言，无知学生捉几只小鸟和老辣贪官受贿数千万元的刑罚相当，其实还反映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整个刑法的立法体系严重失衡。“杰人观察”相信，哪怕是换上一个稍有常识的普通人，也会认为这两种行为的性质、后果、危害性完全不对等，可中国的立法居然就这么糊涂地设定了同等的刑罚。如此荒唐，岂不是验证了一句古话——“窃国者候，窃钩者诛”？
来源：陈杰人博客
胡耀邦反对动华国锋 赵紫阳：他怕接班
2015年10月23日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与汪东兴、叶剑英联手逮捕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后来提出“两个凡是”，欲延续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被逼下台。胡耀邦坐上了主席及总书记的位置，成为这一政治争斗中的既得利益者，但在其儿子胡德平的日记中，却有着与世人不同的的认知：“耀邦不愿动华国锋”。这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原因？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韩刚撰文《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披露这段文革后期中共秘史。
“耀邦不愿动华国锋”。这是杜导正记录赵紫阳说的一句话。我相信这句话不会有假，赵对胡态度的判断也是准确的，赵紫阳更为完整的话是这样说的：“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
但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呢？胡耀邦基于什么考虑而“怕自己来接”华的职务呢？人们对历史问题，总是希望能透过层层表象，看清问题的真相和本质。为此，历史学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只要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联系能趋于最大的一致。本文想对上述史料再做些补充和说明，从而进一步探讨胡耀邦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背后的思想活动是什么，揭示出这段真实史料蕴含的历史真实性。
赵紫阳当时说这句话的背景是：1980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认为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如宣扬个人迷信，坚持“两个凡是”，影响老干部的解放使用，要对“洋跃进”负责，甚至一些党内老同志还指责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有的同志对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毛主席遗体身边的八人合影竟一时糊涂定性为“八人帮”。总之党内外的舆论非常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则缺乏分析，一小部分则是极端的情绪之词。但形成的主流意见则是华国锋党中央主席的位置应该变动一下。如何处理这个尖锐问题，人们期待着党中央的决策。赵紫阳说，叶剑英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但赵也很遗憾，他对当时的情况已记忆不多，对此他说：“可零星回忆，主要是前几年没有留下东西，有些忘了。”
对华国锋功过的评论，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是想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对赵紫阳叙述过于简单而没有讲透的问题，作一注释，以防歧义。当然更多的也是想为胡耀邦当时的思想理念和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道德人品，也作一个注释，以备历史的查询。
人类的历史是客观的社会进程，历史不能复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科学。历史科学若不建立在真实的史料之上，不是用史论结合的方法，而是想用“以论代史”的方法说明历史，那就只能深陷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中，那么历史的挽歌就不能引起人们伤痛，而历史的颂扬也不能唤起人们的信心。
1980年年末，随着党内对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反对声音的高起，胡耀邦又成为接替他的主要人选，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1980年11月23日晚，父亲下班回家。那天，他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父亲问我听到这篇讲话没有？不知怎么，我突然联系到华的去职，很可能由他替任的问题，我当时很冲动，脱口而出：“你难道在当主席的问题上，也想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我不同意你任此职。现在是你最据有优势的时候。”（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我说的“此职”，即指党中央主席之职。我之所以说父亲现在是他“最据有优势的时候”，那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生产目的大讨论，平反党内外大量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摘帽之后，那时的政治局势，是上有老一辈领导人掌舵，下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父亲又是中央常委、党的总书记，这种条件正是他为党为民服务做事的大好时光，华国锋同志即便不做主席，也应由老一辈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担当才妥。
耀邦同志之所以不赞成动华国锋主席的职务，还有他一些更深的想法，他认为动华而引起的人事变动，不是一件小事，甚至还是一步险棋。他说：“新的考虑，我认为是步险棋，我、赵、胡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1980年10月12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和赵（注：是赵紫阳无疑）、胡（注：应是胡乔木）想法不完全一致，那么胡耀邦有些什么具体想法呢？他说：“我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认为我在主席团中也不合格，······在这样的位置上多做工作。”（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这一设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过，但未被接受。六年后，未曾想到赵紫阳也向胡提出过这类建议：“在谈话中，还向胡提出个设想，可以考虑今后不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担任主席，譬如说每人半年，主持全党工作。”
所以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议决是否向党的六中全会建议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时，胡耀邦并未参加投票，而是提前出京到湖南，名义上是解释几次中央有关会议对华国锋问题的讨论意见。
当月27日晚，父亲和军队干部谭友林谈话完后，又找我谈话，提醒我和德国一名历史学者交往的言谈举止要多加注意。借此机会，我又问他“有关党的领导还有无更改的希望，······我不希望它成为现实”。父亲似乎又高兴了些，他的谈话，我是这样记录的：
他说还有希望，没有最后定，还可以再做工作。他认为最后（注：“后”字应为“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记）
说到他本人，胡耀邦接着说：
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同上）
大家知道，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个人是谁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构想中，非华国锋莫属。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我知道他找了很多党内同志讨论此事，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他都为此构想努力。这些史料既印证和补充了赵紫阳的回忆，又能较好地解释为何他对华国锋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思想根源，他对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也坦诚表明了他“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的心愿。
当时，胡耀邦对华国锋之所以有这种态度，还有一段宝贵的历史原因可供参考。即1962年年底至1964年上半年，胡耀邦和华国锋共同在湖南湘潭地委工作，共同领导了那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俩人不论职务的高低，合作得很好。他们都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一次教育运动。评论运动合格不合格的标准，主要是看紧张的干群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农业生产能否有一更大发展，农村社会能否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俩人还都以毛泽东的学生互相勉励，1964年春，俩人和湘潭地委的部分同志还集体上了一次井冈山，到了黄洋界和“朱毛”当年生活过的居处。这一期间毛泽东还亲临长沙两次，找他二人座谈“四清”问题，并牢牢记下华国锋的名字。
因此，对华国锋在党中央主席位置上的去留问题，胡对华也有批评，但他不赞成说华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赞成说华是“坐飞机”上来的。他说：
“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
胡耀邦对华以上的评述并不是全部内容，现在历史也要对胡的评述再做评述，但胡对华历史的介绍我认为还是公正的，因为对华认识的这一底线，有很多人并不认同，否定这些，我认为对党的事业非常不利，对华更不能丑化！
这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选的变动距今已有30年了。我愿根据我所知所记的材料，将赵紫阳回忆的这一史料补充得更丰富些，把史料背后胡耀邦的思想活动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当时，胡耀邦不愿把人事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能够一分为二看待华国锋同志，在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他希望华能继续留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并提出改中共的主席制为主席团制。这都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表现出的眼光和品德。如果要说他还有什么做得不足不够之处，或有什么缺点？那我认为，就是他已经看到这种人事变动是步险棋，但没有更多强调这步险棋如不加警惕，也有酿成更大损失的可能性。再有，他既然提出了党中央的主席团制度，为何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公开讨论一下这一制度呢？
历史，我说的是当代史，往往二、三十年就会有一次史料信息的大爆炸。我当时的态度、意见，现在仍然健在的邓力群同志也清楚，如他愿意，也可为我作证。我认为，史料的真伪及取舍一直是历史学中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激烈斗争的一个领域，一个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科学就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知其然又能必须知其所以然的一门社会科学。
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