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亡了,就娘希匹全亡了!读完泪流满面!
2015年9月18日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是从北京走着路去昆明的。我一直想着有朝一日重走西南联大的路。一是可以纪念抗战,二是想减肥,希望人没过郑州就减成一只干猴子。
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他们是从长沙走到昆明的,而且只是300多个男生加十几个教授,所有步行者都经过严格体检,由国军的黄师岳中将率兵护卫。其余同学和老师是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经广西绕道越南海防到达昆明的。所有的费用都由教育部出。要知道,那时的国军一个排才有一条毛巾,每人一顶钢盔是不可能的。国家能拿出那么多钱来转移三校实在不易。老蒋说了:“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娘西皮全亡了”,老蒋放血了。他那时下达了一系列文件,大概意思就是学校不能停课,老师不能减薪,后方学校必须无条件接收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真没想到老蒋还有点家长情结,国破家亡,耽误啥都不能耽误娃的功课。其实,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有过详细的描述,方鸿渐等一干人马去三榈大学任教,从上海乘轮船出发坐的是头等舱,后来途中陷入困境那是因为他们的汇款没到,他们在整个抗战时期就没缺过钱。
再说那300多个走路的学生,在黄中将的护卫下,每走一小时要喝一次茶,每四十里要休息一次。据说有几个教授脾气特别大,护卫的官兵丝毫不敢怠慢,只有好生伺候的份儿。沿途过湖南境内的土匪区,政府“照会”土匪,请他们放过学生,土匪不知书但还是识理的。进入云南,咱龙云龙主席电令沿途军政好生护卫,不得有半点差池。学生到达昆明并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在大板桥休整一夜。次日举行隆重的入城式,精神抖擞,展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昆明万人空巷迎接学生进城。黄中将在圆通山门口向北大校长蒋梦麟移交了300名学生,一路山高路险,学生们毫发未损。
历史把中国的精英托付给了昆明,昆明顷其所有支持联大。孔祥熙曾拨十万大洋给西南联大建澡堂和改善伙食,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西南联大在昆明期间除正常教学外,还组织了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在西南联大的帮助下,昆明电台用十九种外语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从未间断,甚至在抗日后期联大开始了原子弹的研究。
联大还建了教育学院,教育学院的学生需要实习,又建了附小和附中,也就是现在的云南师大附小和附中。在抗日的烽火岁月,那可算得上是“极尽奢侈”,什么都不耽误。
西南联大曾掀起四次从军热,头三次都被政府“打压”下去了,因为那时的政府认为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学生的作用是普通士兵无法代替的。第四次从军热是抗战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驼峰航线、滇缅公路、缅甸大反攻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联大先后有1000多名学生投笔从戎,找到名字的有800多,史称“800壮士从军”。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参加了孙立人的新一军,在缅甸重创日本第十八师团,一洗南京之耻。当然,也有很多人捐躯异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外语系的缪弘,他本是美军的翻译官,但他提着冲锋枪和中国士兵一起冲锋,不幸中弹牺牲。正像他在诗中写到的:“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西南联大是一所光荣的学校,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真正的再苦不能苦教育,谁说中国不重视教育?!(转发的是首师大魏教授的微信。)
转载自:凯迪社区
英国发现U型幸福曲线:四十出头最不快乐
生命时报字
你感觉幸福吗?这个答案会随着年龄不同而产生变化。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感会从成年开始逐渐下降,并在40~42岁时达到最低值,接着又会开始上升,直到70岁达到又一峰值。
研究人员对5万名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的人进行幸福测试,时间跨度从成年开始一直到生命结束,是迄今针对人类幸福度时间跨度最长的研究。参与者在不同年龄段填写生活满意度问卷,0分表示最不满意,10分代表最满意。该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特伦斯•程,尼克•波多撒韦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在综合考察了各国数据后得出结论:幸福度在多个国家的国民身上均呈U型变化。经济学家还对以往的类似研究进行分析,发现U型幸福曲线并不只局限在几个国家,而是具有全球普遍性。
英国西伦敦咨询中心的心理治疗师菲利普•霍德森分析称,人在幼年和老年的时候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孩童时,有父母的呵护;年迈时,要么有人养,要么自己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并且,这两个年龄段处在人生两段,承担的责任较少。相比之下,生活的重担和压力全都在中年人身上。
中年人要照顾孩子、父母和自己,还要努力工作,因为年龄越大,工作机会就越少,此时,反而比年轻时更卖力。中年人还要随时待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但同时,专家也提醒,这更需中年人懂得自我保养,适时放松,才能更快乐。
清季文字狱与知识分子的犬儒性格 二
第三章 禁书
黃裳在《筆禍史談叢》中言:雪夜閉門讀禁書,是為人生一趣。這話雖不錯,可放在清朝,那是要冒殺頭風險的。乾隆修《四庫》,借此名義,寓禁于修,將民間的違礙書籍一網打盡。這便是弘曆打的如意算盤。乾隆朝先後銷毀圖書24次,焚書538 種,13862卷,其他經抽毀刪改過的書不計其數。修一部《四庫》,燬禁的書卻比《四庫》還要多,即使收進《四庫》的書,其中刪改的地方也比比皆是。清朝禁書範圍十分的廣,有基督教書籍這樣的外來事物,也有前朝一概禁止的書,更多的是所謂的違礙的書。這些所謂的違礙書籍,大多是入了不知避諱,心存怨望,狂侼不法,目無君上,心懷勝國(明)等名目。
例如對小說的圍剿:順治九年(西元1652年),詔曰:嚴禁瑣語淫詞,違者從重究治;康熙二年(西元1663年),詔曰:私刻瑣語、淫詞、乖風化者,查實議罪;二十六年,五十三年又重申禁小說政策。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責令地方政府再禁小說;十八年,下諭禁《西廂記》、《水滸傳》滿譯本;十九年,專禁《水滸傳》;四十五年,行劇本檢查政策。嘉慶七年(1802年)頒佈禁小說令;十五年、十八年(十月)重申禁令;十八年十月又添進了對野史的查禁政策。道光十四年(1834年),下令禁絕傳奇、演義書目,二十年再申此策。咸豐元年(1851年),號令禁《水滸傳》。同治七年(1868年),嚴禁邪說傳奇,十六年,所有小說全為禁書。光緒十一年(西元1885年),重申以前政策,嚴懲造刻淫詞小說者,十六年、二十二年再次重複。以淳化風尚禁絕有礙政治的小說、戲曲、野史是滿清高層的倫理藉口,康熙五十三年的聖諭說:"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士子未免游目而蠱心焉。所關於風俗者非細,應即通行嚴禁。"乾隆三年的禁令也如是說:蓋淫詞穢說,最為風俗人心之害,例禁綦嚴。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舊刻銷毀不盡,甚至收買各種,疊架盈箱,列諸市肆,租賃與人觀看。若不嚴行禁絕,不便舊板仍然刷印,且新板接踵刊行,實非拔本塞源之道。應再通行直省督撫,轉飭該地方官,凡民間一應淫詞小說,除造作刻印,"定例"已嚴,均照舊遵行外,其有收存舊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銷毀。如過期不行銷毀者,照"買看例"治罪。其有開鋪租賃者,照"市賣例"治罪。該管官員任其收存租賃,明知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 ⑴
這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究竟有多少書籍被銷燬,多少版片被毀,特別是藏書者由於恐懼,自行銷燬的部分,已經難以統計了。秦火一起,百家俱焚。而綿延整個清代的文字之獄,對於中國文化的傷害,又豈是短命的秦朝可比。不過,仍然有那麼多的書可以逃過浩劫,留存至今,無疑是對禁書者最有力的反擊。如果留心,你會發現,大量的清代古籍,都是打了“補丁”的,由於刪改挖補,黑色的長條或方塊經常出現。除去蟲蛀腐蝕,字跡漫漶,還有書賈故意篡改之外,絕大部分是犯了忌諱。有些書在處理時比較粗心,正文業已鏟去,序中卻還可以見到。這已經是幸運的了,許多禁書,我們現在都已經看不到了。光緒初,姚覲元得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館奏准《銷毀抽毀書目》 (又名《全毀書目》、《抽毀書目》,其中記全毀書146種,抽毀書181種)予以翻刻。後又得浙江布政使司刊《禁書總目》,內容附前目外,尚有軍機處奏准《銷毀書目》、《浙江省查辦奏繳應毀書目》等,連同其弟姚凱元所得河南布政使司刊《應繳違礙書籍各種名目暨續奉應禁書目》一併刻入《咫進齋叢書》。不料,這些禁書書目在民國一時風行,一旦列入禁書之列,立時鯉躍龍門,身價百倍。魯迅在《買小學大全記》中感歎:“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於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於清朝禁書,則民元革命後就是寶貝,即使並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我向來也走走舊書坊,但對於這類寶書,卻從不敢作非分之想。 ”
第四章 结论
甲申之難,鼎湖之變,神州陸沈,華夏淪胥,萬民塗炭。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北京,江陰,鎮江,這些屠殺,在御用文人的筆下就成了“高祖功業”,殺人者不僅無罪,而且有大大的光榮。對於清朝文人的處境與他們在封建統治者文化專制下的表現,我自然是十分理解的。歷史的同情之餘,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歷史總也逃不出治,亂,亂,治的怪圈,陷入暴力的不斷迴圈。比較國外先進文明,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缺陷昭然若揭。中國文人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更沒有啟蒙意識,有的只是建功立業的抱負,暨對權力的渴望。一個封建時代的知識份子,除了與權力合作,就是遠離權力,做一個隱士,並沒有第三條道路。而所謂的傳統文化,整個制度層面,完完全全是專制的文化,只為專制服務。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民主,自由,科學的精神。甚至健全的個人主義傳統也缺乏,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所謂政權交替,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張大帥打倒了李大帥而已。所以,中國人接受異族統治基本沒有心理障礙,只是換了主子而已。所以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從來不為找不到漢奸發愁。而清兵南下,打先鋒的都是原明降兵。降兵們一換了主子,立刻煥發青春,比較原先的戰力,超出十倍都不止。
文字獄促成犬儒,犬儒心理反過來穩固了文字獄。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這就是歷史的荒誕和可惡。犬儒基本上是清文人的普遍心態了。公共知識份子,清末的西方已經相當普遍了。而在清國,類似的人物直到清朝快玩完了才出現。其中差別,何止天淵。
清朝大開歷史倒車,大興文字獄,搞的國內一片死氣沉沉,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夜郎之國。如此王朝,卻是中國歷史上統治非常穩固的封建時代之一,其中關節,不得不令人深思。即使是作為三百年後的今人,也應該思考,我們逃出歷史的窠巢了嗎?
(2015/12/04 发表) 沉思录 Box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