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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句话/真正的美国什么样/金日成为何要砸毛岸英的纪念碑/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發佈時間: 12/8/2015 8:16:19 PM 被閲覽數: 17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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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剧《为了一句话》辛柏青/李雪健/朱媛媛
 





真正的美国什么样 中国人的14大误解(2张图)




[移民美国] 因文化和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人对美国的各方面理解会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中国人总会以自己的思维习惯来衡量美国社会,从而造成巨大的认识偏见。看了以下的误解,也许你就知道真正的美国是怎么样的了!




奥巴马与习近平握手

1、美国总统等于中国国家主席

据侨报网介绍,其实,英语中总统PRESIDENT这个单词不仅有总统的意思,而且还有公司董事长、大学校长、协会主席的含意。

译成总统,容易让人误以为一切国家大事都由总统说了算,由他总,由他统似的。其实PRESIDENT更准确的中文翻译是“行政执政官”。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总统的职能,除了外交场合代表国家,战时担任三军统帅之外,在日常决策权力上,大概只相当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办公厅主任,甚至在许多时候其权限还要小一些。

要钱,要看财政预算,还需议会批准。总统完全没有地方人事权。竞选总统个人经济实力作用不大,美国并不会因为家庭贫穷,就无法参选总统,美国有一整套精细的制度能够保证竞选是公平合理的。很难用金钱影响竞选结果。克林顿,奥巴马都不是富人。

2、总统夫人就是国母

这是中国人习惯以自己的心思推测他国的结果。中国人习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夫人叫“国母”,其实在美国,总统夫人只是第一夫人。在这个国家,无人敢称国母。因为国家的主人,是自己的国民。如果总统夫人号称“国母”,那么所有政府官员都成父母官了。

3、美国枪支泛滥到处打砸抢

这一误解是媒体长期夸大报道的结果。美国21周岁以上成年公民确实拥有使用枪支弹药的权利。这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规定的。

当时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认为美国公民拥有枪支是公民应有的权利,还因为杰佛逊意识到,如果美国不幸遇到一个专制独裁政府,公民拥有枪支对这样的无良政府能起到制约震慑作用,这正是杰佛逊的伟大之处。

当然,这也造成一些不幸的校园枪杀案,可是美国虽然人均都有枪支,但是,治安却是良好的(当然个别地区例外,如纽约的某些黑人居住区),因为美国的枪支管理十分严格。

比如,你想拥有一支长枪或短枪的难度是大不一样的。你想在市场上买一支长枪,只需向警察局提出书面申请,警局会在24小时内给你答复,并且提出约见。

面谈之后认为没问题,立即会给你一张购买许可证,拿到这个证件你就可以到枪支市场购买你喜欢的长枪了。这些长枪包括AK47这类火力猛,可连发的自动步枪。

但是,如果你需要一支短枪,则需要提前三个月向警察局发出申请,这期间警局会约见你,问清你买枪的意图,查你以往有无犯罪史,还要你学习两个星期的枪支使用与保管的法律法规课程。

在美国枪支价格不高,一百美元左右可买一支袖珍手枪,AK47、M16八百左右即可。

经过考试成绩合格之后,警局才会发给你购买短枪的许可证。为什么在美国,购买短枪与长枪的要求不相同呢?

因为短枪便于携带,因此更具危险性。美国家庭拥有的枪支弹药,不能存放在未成年人能够轻易取到的地方,必须存放在保险柜里,并且枪支与弹药必须分开存放。外出持枪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

因此,即使在美国人均拥有一支以上的枪支,但是社会治安并不像我们人想像的那样乱。

4、美国黄、赌、毒泛滥成灾,性关系混乱

在美国贩卖吸食毒品都是法律严厉禁止的。但美国仍有不少吸毒者,这是事实。涉及黄与赌的问题却比较复杂。

美国绝大多数州都禁黄禁赌,但是,也有类似内华达州等少数深处内陆沙漠地带的几个小州,特别是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城市特许黄赌,而且黄赌成为他们的支柱产业。其中的原因与中国的澳门一样。

因为,这些内陆沙漠地带,既难发展农业、牧业,也因交通不便,无法发展工业,因此,只好开拓人类社会禁区的黄业与赌业,以带动旅游与娱乐业。即使如此,在美国黄与赌业也有严格的管理要求。

比如性工作者需定期体检,要培训上岗,并有职业道德上的严格要求。一切都有法律可依,不像中国人想像那样皆由黑社会操控。

因此,在美国黄赌业反而不像在中国国内,面上禁止,地下泛滥。在美国性观念其实并没有定规,有性解放者,也有不少人非常保守。男女间的性行为,只要不触及法律禁区,一般都没问题,但官员除外。

性骚扰在美国倒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男人如果不注意,常常一不小心就被人以性骚扰罪名告上法庭。

不了解美国的中国人误以为美国是一个“性开放”国家。真实的美国社会景观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主流社会的性观念至少比当今中国保守10倍。

尤其是中部那些欧美白人占优势的城镇。象中国都市那种暴露过多的性挑逗广告画和风流广告词,在美国很多城镇是要被人告上法庭的,甚至会引起市民针对性的抗议大游行。中国流行的“二奶”在欧美更是不可思议的童话。

5、美国人不重视家庭

美国家庭成员之间消费常常AA制,孩子成年,经济上就与父母无关。父母老了孩子也无赡养义务(这是政府的责任)。这对讲究孝道的中国人来说,确实难以接受。因此造成了美国人家庭不重视家庭的误解。

其实美国人也是挺重视家庭的。美国人的重大节日与旅游休假活动大多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美国人“家”的观念与中国人大不相同。

美国人的“家”是 “Family”,而不是中国人的“House”,甚至也不是“Home”,美国的Family强调家庭成员的亲情关系,而中国人的家,不仅强调家庭成员间的亲情,也很强调住所即“房屋”。

这也是美国人习惯租房,把房子看得比较轻,把家庭成员看得比较重的原因。中国人即使背井离乡,老家的房子早已空无一人,但许多人仍然把那些老房子看成是自己永恒的家。

美国人则崇尚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相对来说,中国的父母在晚年能享受到更多的天伦之乐。而美国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都是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起来的,所以子女基本不用操心父母的晚年生活,双方见面自然也不多。

6、白宫是美国最高最神圣的宫殿

“白宫”这个单词,英文the White House,民国时,汉语常常将这个单词直译成“滑德豪斯”,并未译成“白宫”,因为英语中宫殿一词是palace,如果汉语一定要翻译成“白宫”,则这个单词就应该是the White Palace。

可见,当年美国人给这个建筑命名的时候就有意避开了palace,强调这不是帝王拥有的皇宫,而只是美国PRESIDENT的公办地。

这里的房产属国家,这里办公的人,只是暂时租住,是要付房租的,而且四年之后很可能要更换主人。这样的房子与palace毫无相干,但是,硬是被中国人硬生生地扯在一起,给中国人造成了极大的误解。

7、美国的“州”相当于中国的“省”

中美两国的国土面积大致相当,加上美国有50个州,略接近于中国的“省”。

其实美国的州state其实也是国家的意思,美国的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 即英语: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缩写为USA,或简称为United State,其实就是合众国的意思。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每一个州就好像一个小国家一样,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政府,只不过把外交权和宣战权交给联邦中央政府而已。因此,在一个州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在美国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比如,有人认为美国人不炒房的原因是他们的房产税每年都顺着房价涨,而且房产税要百分之五。

可是,在加州,房产税是不可以随着市场跟市场价挂钩来涨的,而且也不会百分之五那么多,最多只有百分之一点多。

有的人去过旧金山湾区,以为全美国都像旧金山地区那样到处是亚裔面孔的人,结果一到中西部,才发现想见个亚洲面孔的人是多么困难。

美国50个州,不如说是50个国家。只是这些国家在同一部宪法之下,各自管理自己。这些国家交出了自己的外交权与对外宣战权,其他权力都各自保留。因此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宪法与法律,也有独立的警察,各州收税的税率也是不同的。

美国州长的选举与去留与总统毫无关系。总统到各州视察,州长、市长们无陪同接待义务,因为他们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不必给总统特别热烈的欢迎与豪华盛大的招待。

这是中国人常常误解的,总以为州官在总统面前一定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总统也一定可以高高在上决定州官们的政治命运。其实他们之间绝不是上下级关系。

8、美国种族歧视严重,是一个充满歧视的国家




美国纪念马丁路德金

美国确实有过贩卖黑奴及种族歧视的不光彩历史,这是美国历史上的耻辱。但是,这也是美国人的荣耀所在,因为美国人通过自己百年奋斗已经解决了不人道的黑奴问题,而且也基本上解决了种族以及其他各类歧视。

当然思想上存在歧视黑人者肯定还有,但他绝对不可以在言行上表露出来,在政府和法律层面并不存在歧视问题。在美国各种歧视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在美国求职招聘,不能过问性别、不能过问年龄、不能过问籍贯、不过问家庭情况(包括是否已婚,是否有孩子)更不可把肤色、种族、民族作为招聘的条件。否则,就有歧视嫌疑,除非你能够说明这份工作非某类人做不可,否则就要被告上法庭,以涉嫌歧视罪被起诉。

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是种族与民族最多的国家,也是各种族、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最和谐的国家。一个白人占70%的美国,黑人可以当总统,而且能连任,这样的国家还存在种族歧视?

9、美国教育收费高,穷人的孩子读不起书

对美国教育,中国人的误解也很深。其实在美国教育是较公平的。美国严格执行12年义务教育制度,即从小学到高中,美国均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学生不用交学费和其他费用。无论什么孩子,只要在美国,都可以以就近入学的方式上学。

大学虽然收费,但并不会造成有才能而无经济能力的学子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因为,美国有四万多个基金会,还有许多大型企业,他们会提前到各大学物色有才能而家庭贫穷的学生给予资助。学生毕业后去他们公司工作作为回报。因此,美国凡是被录取的大学生,基本都能完成学业。

10、美国不允许择校,只能在社区所在地入学

其实,美国是允许择校的,只不过你在择校之前,先要择居。你住哪里,孩子就在哪里读书。因此又常常造成中国人误解。以为必须在那里购买住房,像中国那样拿着房产证才能去那个学校读书,事实并不是这样。

美国并不要求一定要在那个区购房才有资格读书,租房也可以。而且不租房,把孩子寄宿在亲友家里也行。关键是孩子要真正住在哪里。

相反,如果你在那里购买了房子,而孩子并不真正住那里,也是不可以在那里就读的。那么,学校怎么会知道孩子真正住在哪里呢?

很简单,给孩子报名那天,你必须在递交的申请上写明住址。美国人是信人的。你写哪里,就是哪里。

不过,他们会派人上门抽查。如果查到这个地址并没有你的孩子,那么,这就是非常严重的诚信事件了,除了罚款,而且还会有诚信不良纪录,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与不便。

旅游大巴司机孙先生家住洛杉矶一个比较富裕的社区,他有不少朋友的孩子住地登记登记在他家里,因此,孩子就在他所在的那个区的学校读书。

但是,他担心的是,有的孩子的住地登记地点在他家,但是,孩子并不在他家住,如果有一天查到了,会连累他出现诚信问题。因此,他希望亲友们真正把孩子寄宿在他家里。

但是,这样一来家里就必需有专职的成年人照看这些孩子,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凡是未满12周岁的孩子,不能单独居住,必须24小时有成年人监护。这会给他家带来不小的负担,而这些经济上的负担理应由寄宿的朋友们自己支付了。

11、美国人都买很多奢侈品

中国人对美国的误解,是既然美国的工资比中国人高,物价又比中国便宜,美国人肯定人人都买很多奢侈品了。

其实,正因为美国人的购买力是正常的,因此,不会像中国人那样需要靠一些叫“奢侈品”的东西来获得幸福感或者表示自己比别人厉害。

美国人不需要拥有在自己阶层以外的物品来表达什么。所以,我们会看见美国人都比较实在,两万美元的车能用,绝对不会买四万美元的,即使买得起。

我们反而会看到美国人为了自己真正的爱好而购物。比如爱好跑车的人会花十万美元买一台好跑车,不是为了显摆,而是真喜欢。

12、美国人全都对流行文化很了解

中国人对美国的误解,是以为美国人全都对流行文化很了解。

这个误解,是基于中国人自己的经验,因为在中国,热播的电视节目比如《中国好声音》,或者《爸爸去哪儿》之类,火爆全国,几乎人人都知道。于是,觉得美国人也应该知道“美剧”,“美歌星”。

谁知道,美国有好多人从来不看NBA,从来不看美剧,知道的明星还不如中国人知道得多,那些以为所有美国人都知道LadyGaga的,可以失望了。真正的美国主流社会,欣赏的是传统文化而不是流行文化。

13、美国孩子读书轻松,全跟玩似的

中国人对美国的误解,是以为美国有“素质教育”,孩子读书轻松,全跟玩似的,就轻而易举进入那些世界名牌大学了。其实,美国连“素质教育”这个词都没有,完全是中国人强加给美国人的。

进入世界名校的那些孩子,假如不是靠拼爹进去的,没有一个不是经常通宵开夜车读书,没有一个不是从小就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各种艺术活动,天天下午要家长开车送去这里那里参加联赛,没有一个不是去这里当义工,那里当研究员,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又要准备测验了(因为美国的大学不止看一次的考试成绩,要看学生四年的成绩的)。

只不过美国的蓝领工人收入跟白领相差不会太远,搬砖油漆扫地的人,也能买得起奔驰宝马,也能过得不错就是了。

14、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全是有钱人

中国人对美国最大的误解,是以为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全是有钱人:要么是“贪官”或者家属,要么是无良商人,赚足了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跑到美国去。

其实,在1990年代以前,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全是因为在美国有亲属关系申请到美国的,有资格投资移民的中国人极少。

即使是现在,每年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中,也有差不多一半是依靠亲属关系的移民,还有百分之二十多是职业移民,投资移民的不到一成,连通过“政治庇护”拿到绿卡的中国人都比拿钱投资到美国的中国人要多。

很多中国人传说中的“有钱就移民到美国去”,其实并不正确。

在美国的华人中,占绝大部分是通过亲属关系移民过去的,或者在美国出生的。而且,“美国公民”不等于“美国绿卡”: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人,仍然是中国公民。




金日成为何要砸毛岸英的纪念碑?或因文革波及朝鲜



2015年10月18日


    
    来源:新浪历史
         
                       说到中朝关系,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和朝鲜是生死兄弟,是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友好邻邦,其实不然,中国和朝鲜的恩恩怨怨说来话长,近几届政府把中朝之间的争斗引向危险的边缘,这个危险并不是对两国之间。而是中国对日本和美国之间。怎么说呢?中朝的恩怨的开始自然要从中朝都是前苏联的小兄弟的时候说起了,金日成本是东北抗联战士,是杨靖宇的手下,后来到苏联学习,被派向朝鲜从事‘赤色革命’这和当时的王明等人的经历一样,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中共被蒋介石围剿不得不进行‘长征’到达东北和陕西,金日成对当时的红军给予了一些军事物质上的支持,这就是中朝关系上第一次的‘恩’.
      
    第二次的‘恩’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抗美援朝了,可是中朝之间的‘怨’很多人不了解,因为这个事件被历史隐瞒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并没有马上撤兵,这对金日成政权是个威胁,金一直强烈要求中国撤军。当时的朝鲜政府有两派,一派是亲苏联的苏派,这些人都是苏联训练的干部,以金日成为首,另一派是延安派,是当时中共培训的干部,战争结束没多久,延安派就发动政变,准备推翻金日成,结果政变失败,延安派遭到清洗,很多参加政变的干部跑到了中国来,金日成要求中国交出政变者,中国不答应;金日成就向苏联告状,经过苏联的调停,中国只好答应了金日成的要求:1,中国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军。2.作为对中国撤军的回报朝鲜不再逼迫中国交出参加政变的延安派。这件事情对中朝苏将来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是抗美援朝的一个很大的败笔,中国死了那么多人,最后没有培植一个亲中国的政府,匆忙撤军。给苏联拣了个大便宜。这好比现在的伊拉克,美军打了半天,扶植个新政府后撤军,新政权却是没有出兵的法国的傀儡政权,而不是亲美政权。美国人会答应吗?
     
    吃了这个哑巴亏,中国是不能说的,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依然是中朝友好,而朝鲜也在后来的苏中关系破裂之后的争斗中左右逢源,讹诈中国和苏联的援助。但是在大方向上,金日成始终站在当时的‘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
      
    随后,金日成请求中国归还长白山等地方领土的无理要求被中国驳回。
      
    文化大革命来临,中朝关系有个小插曲,一批中国在朝鲜的学生,戴上红卫兵的袖标,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平壤闹革命,高呼打倒‘朝修’漫骂金日成是苏修的狗腿子。朝鲜也是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啊!怎么会允许骂领袖的‘反革命分子’闹事?朝军队把学生全部抓了起来,向中国交涉,结果当时的‘文革办’强烈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强硬地要求朝鲜无条件放人!金日成一怒之下,砸了所有在朝鲜的中国烈士纪念碑,包括毛岸英的纪念碑,平掉了抗美援朝烈士的坟墓。将志愿军在朝鲜的事迹从教科书上删除!后来,金日成看到“文化大革命”完全在毛的一人掌握之下。‘毛政权’并没有象当时金日成的看法一样会‘乱’会‘倒台’金日成特意到了北京向毛道歉,毛没有深究。金回国后修复了毛岸英的坟墓和一部分纪念碑,但是中国在朝韩战争中的主要作用的历史此时已被改写。



鲁嘉宾: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2015年10月23日



     作者:鲁嘉宾(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 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年5月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55次运动

    1. “土地改革”运动(1947至1952)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至1951.10)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至1953.07)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至1951)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至1951)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至1952)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至1952.10)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至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至1954)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至1956)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至1953)

    12.“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至1952.10)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至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至1952.10)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至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至1952.10)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至1954)

    18.“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至1955)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至1955)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至1956)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至1957)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至1957)

    23.“整风”运动(1957.04至1957.06)

    24.“反右”运动(1957.06至1958.05)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至1958)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至1960)

    27.“大跃进”运动(1958.05至1960)

    28.“放卫星”运动(1958)

    29.“除四害”运动(1958)

    30.“拔白旗”运动(1958)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至1958.10)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至1960)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至1960)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

    35.“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1960.05至1961)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至1961)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至1966)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至1964)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至1976)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至1976)

    43.“红卫兵”运动(1966) 45.夺权风暴(1967)

    44.“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45.“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46.“上山下乡”运动(1968.12至1978.10)

    47.“学‘红宝书’”运动(1969)

    48.“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至1970)

    49.“一打三反”运动(1970.01至1971)

    50.“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至1971)

    51.“批陈整风”运动(1970.11至1971)

    52.“批林整风”运动(1971.12至1972)

    53.“批林批孔”运动(1974.01至1975)

    54.“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至1976)

    55.“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至1977)

    来源: 《领导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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