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二战是人类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吗？（视频）
2015年12月15日
王康说，“二战是人类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吗？我不知道。”这是著名作家和政治评论员王康在纽约法拉盛华侨文教中心的演讲中的一段话。他是应邀前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演讲。
王康，生于1949年，是中国文化学者、民间著名思想家。他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此次前来演讲，王康还是那副行头打扮，美髯依旧，土色便服不改，他习惯于站立发表演讲，他的声音浑厚，演讲抑扬顿挫，数据资料丝毫不乱，博得在场听众的阵阵掌声。
王康高度赞美中国的抗日战争伟大壮举，同时感到遗憾的是，在中华民国在取得历史性胜利后被列强出卖，进而导致苏联入侵东北，随后又扶持中共蹂躏了整个中华大地，将二战胜利者蒋中正以及国民政府逼退到台湾岛。
王康谈到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他指出世界媒体没有像样的文章来分析二战的得与失，同时也没有对新的世纪中，全球面临的新的挑战和危险缺乏前瞻分析和警醒。王康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二大破坏世界和平的势力，一是共产主义中国日益帝国化趋势，二是穆斯林极端主义的抬头。这两大祸害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继续给世界造成不安定，甚至会爆发严重的生化武器和核武器战争，进步的人类在这些毁灭性武器面前除了反击以外没有抵御能力，世界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而王康对如何抵御和防范这些危险的答案就是三个字“不知道。”
有关王康先生的演讲详情，请观看博讯视频。
博讯记者西诺，纽约报道
伊凡·克里玛：极权主义始末
博讯2015年12月15日
作者：伊凡·克里玛 译者： 崔卫平
对极权的思考，是很多作家都会触碰的主题，但对于同时经历过极权时代和民主时代的大多数东欧作家来说，这一思考尤为迫切。在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的《极权主义始末》这篇文章里，他从捷克自身的历史谈起，简明但却深刻地阐释了极权主义怎么兴起，人们为什么会放弃民主转而拥抱极权，极权又是怎样走向终结。
本文选自《布拉格精神》一书，一部思考威权与民主的代表性作品。文章的结尾显得意味深长。极权主义已经过去了吗？伊凡·克里玛说：“在不远的过去，尤其在危机时刻，极权主义政府代表了似乎对许多社会层面来说具有意义的一种选择。在今天的悲观无望的经验被忘却一半时，或当社会发现它自己正处于深深的危机当中时，作为一个危险的富有吸引力的抉择，它们将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1989年导致捷克斯洛伐克重建民主制度的事件发生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与1948年导致极权主义制度建立的政变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在两种情况中都没有流血冲突。国家的命运在首都的公共广场上被决定，在那里，1948年的巨大游行是要求结束民主，而四十年后，则要求结束极权主义。在两种情况中，天地翻转的决定性时刻是媒体的作用。1948年，排字工人拒绝为民主的报纸排字（电视在那时还不存在），结果是，只有某些人能够在关键时刻影响公众意见。1989年，当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宣布，如果他们不被允许真实地报道事件的过程，他们将停止播音，这是一个转折点，日报的排字工人甚至以罢工相威胁，如果他们的报纸不是真正地报道正在进行的事件真相的话。在两种情况下，现存政府都在不久之内垮台。
左派和右派的极权主义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死亡，也许使我们得出错误的和乐观的结论，这些制度在什么地方和人们行为及思想的真正本性相违背，它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历史的某些失误。而实际上，许多人无意识地向往那种他们所允诺的有秩序的和铁腕的政府。
我回忆得出我的国家四十年前极权主义制度建立时的群情激昂，我也记得德国向希特勒上台致敬的野蛮的兴奋。这个世纪前五十年表明，极权主义制度吸引了整个社会、全体民族。他们通过将乌托邦的景象和煽动性的允诺结合起来，并诉诸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秩序和一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理想，而成功地得到广泛欢迎。对于沉陷在灰色的日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观念，同样还提供了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他将人们从必须自己作出决定、承担责任和风险的重负中解救出来，把他们引向一个目标和赋予生活一种意义。
早期极权主义制度在许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它的果断坚决，它明确的纲领，它对付问题的能力。而如果是一种民主制度，出于自身本性，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新政权避免普通市民陷入混乱，采取令他们感动的措施。在其权力上升时期，这种制度还分配给每人一份没收或偷来的财产；它恐吓、关押或杀害那些和它不一致的人，创造了表面的统一。早先，这仿佛有着几乎是神奇的魔力，并用豪华和炫耀的庆祝活动、游行、检阅来强化这种印象。在最初，极权主义制度看上去的确是强大的，因为至少像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它是统一的并得到群众的支持。
在一代或两代人过去之后，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种制度的崩溃？为什么这种制度的孩子和孙子们希望回到他们的前辈如此坚决而兴高采烈地放弃的老的民主制度？
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必须不停地重建统一体，从根本上说，这是它的本质。在意识形态和公民意识双重意义上，其领袖人物—缔造者、奠基者、统一者—则成了这种统一体的象征。他不仅具体地代表了极权主义理想，而且还代表了将理想带入生活的立场。在第一阶段上，因为这位领袖和他的伙伴们（正是他们可以影响公民，有信心地，通常是怀着巨大的决心，将一种社会秩序贯彻到全民族中去）的个人魅力，极权主义制度显得很有活力，它已经颠覆了旧秩序、旧的法律、习俗和传统。但极权主义特殊的原则是要求每个人都服从，每个人都在其理想、领袖、中央集权的名义下统一起来。
每种极权主义制度的目标在于同时排除个性（除了领导人的个性，他是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或团体的化身）和提倡无个性，即对人们来说，不管他们是多么勤勉、勤奋和认真负责，都要故意将自己个性和原创性的萌芽压抑下去。这样，最初看起来是富有活力的制度，变成了高压的、笨拙的和停滞的。极权主义制度为了偏袒和宣传某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不惜以排斥所有其他人为代价，因此它必然会和许多个人的要求发生冲突，也和整体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现代社会中，最杰出的个人或最优秀的权力中心都不可能阻止问题的出现和堆积。
在最初取得成功的欢腾之后，每个极权主义社会都进入一个危机的时期，它几乎影响了生活的每个方面。这首先反映在精神领域，极权主义权力不允许不同的观点，因此不允许争论甚至有意义的对话。精神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每个个人，不管他内心如何，都必须仿效官方的样板。他个性的发展受到限制，人类头脑和精神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想要阻止这样的事实继续进行下去的人在增加，他们提出反对和要求改变。极权主义制度仅仅知道作出一种反应，它运用暴力反对那些不满者。这就是极权主义国家为什么非得需要政治警察、屈从的法庭、非法审判、集中营和判处死刑，以及残酷却又乔装打扮的刽子手的缘故。尽管在其开端许多人被这些行为吓住，他们被劝告这些方法无论如何是有效的。在其最终的演变中，极权主义制度以其遍布社会可以调遣的服从的奴隶而著称。然而，他们不同于早期那些支持者，因为他们服务于制度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不再为欢欣鼓舞所驱动，而是为恐惧所驱赶。
但是，被持续的恐惧所驱逐的人们失去了文化得以发展的一种品质：他失去了创造性，失去了观察力。他的行为只能类似于处在围困中的一个城市里的居民。他唯一的要求是能幸存下来。
当根据政权的爱好以压倒多数的选举结果出来时；当这些表面上忠诚、服从却缺乏创造性的奴隶人数达到顶峰，充满悖论地，政权本身也开始崩坍。因为它反应迟钝，这种危机很快从思想精神领域遍及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它涉及经济、人们之间的关系和道德，最终反映在水和空气的污染这些事情上面，没有人真正负责任。极权主义权力通常否认这是一种危机并试图把它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意味着它把每一件事情转变为一种特权，原本是正常的人性需要的东西，因为极权主义，就变成一个稀罕珍奇之物。它们被用来贿赂人民：享有栖身之所的权利变成一项特权，同样还有享受未被污染的食物的权利，医疗保健的权利，了解未受审查的消息的权利、被允许旅游、教育、取暖的权利，最终是生活本身的权利，统统变成特权的范围。
因为政权将每个东西转变成一项特权，每件东西也就成了腐蚀人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权摧垮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他们的自信。根据危机的深度和社会腐败的进度，那些特权阶层，即享有额外特权的人们，是广泛和普遍的。特权阶层的成员处于批评之外和法律之上。他们可以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甚至犯罪。这个特权阶级迅速变成道德败坏的，成为这个制度一个腐败的、饱食终日和不能胜任的阶层。但是因为政权给他们提供权力，给他们委以最重要的官位职务，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了为深化社会危机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甚至显然不能为极权主义政权做任何事情。
基本上，从特权阶层中无法产生出另外一个杰出的或具有魅力的个人。如果在其领袖或第一代领导人死后这个政权仍然存在的话，那么政府将落到无足轻重的人手中，他会迅速引导社会走向深深的衰落。我们看到在几乎全部东欧和中欧的国家中相同的现象：它们都由如此枯燥乏味的人所统治，这些人既不能拯救他们在其中拥有一切的制度，也不能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提供任何东西，因此除了纯粹的权力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影响。
极权主义制度通过允诺改善社会和人民生活来实现其权力统治。由于破坏了组织社会的途径，它失去了力量，因而也恶化了大多数人们的生活。极权主义政权的结束——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有时候是流血的，有时候令人惊讶地迅速和平静。有时候它们被愤怒的人群扫地出门，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们的终结是改革派工作的结果，这些人在政权显然失去了维持社会的能力甚至是一个基本水准的全部手段时，出现在体制内部。没有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不是靠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惩罚它的公民，这都比民主社会严酷得多。
通过让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他经常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是错乱的）来掌握的一个没有限制和无可动摇的政府，极权主义不仅对它所统治的人们，而且对全人类也都是一个灾难。在不远的过去，尤其在危机时刻，极权主义政府代表了似乎对许多社会层面来说具有意义的一种选择。在今天的悲观无望的经验被忘却一半时，或当社会发现它自己正处于深深的危机当中时，作为一个危险的富有吸引力的抉择，它们将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伊凡·克里玛，崔卫平译，理想国
来源: 《布拉格精神》
刘水：胡耀邦的政治遗产
2015年12月15日
11月20日 ，逢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官方罕见出版曾被废黜领导者《胡耀邦文选》，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座谈会，政治局七常委悉数出席；习近平讲话提及胡是中国“卓越领导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未提及遭受党内保守势力打压而提早免职。民间知识界在每年六四前都会提及胡，因他的早逝直接成为八九民运导火线，更多地将他执政的开明与1980年代相提并论，他的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被反复提及。但是，官方借祭胡利用政治资源，树立党的所谓清明形象；民间沿袭明君思维，几乎未见制度性反思，国人骨子里对专制迷恋不觉。
胡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延及的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虽然是对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罪孽的补救，也是收拾毛贼遗留的烂摊子，但也得罪了邓小平等党内保守势力，无能突破一党专政，跟现在反腐擦拭前几任惰政遗产在专制逻辑上是一致的，耗散的或是内部转型动力。没有制度宪政转型作为导引，终究是赌徒式短期行为。
“犯错误”是胡的最高荣誉
总书记胡耀邦是权力恐惧的产物。独裁者毛泽东发动文革摧毁一切、消灭党内高层人物，随着他的死亡，中国社会从一人例外、全民互害的疯癫凝固状态，突然进入一个精疲力竭的喘息释放时代，整个社会需要一个不太玩弄权术的人物撑起国家、中共的权力门面。权力者被强权迫害，在制度不能提供安全感的情形下，选择一个不玩弄权术的影子领导者，是实权人物迫切需要的。强势政治人物之后，必然是一个弱势的继承者——党内强势者已经被当权的强人拿去了头颅，刘少奇、彭德怀即如此。毛钦定的继承者华国锋，显然不合历次政治运动中苟存的党的元老胃口，于是发动宫廷政变剥夺了其所有权力。
胡耀邦首先是中共的忠臣，即使平反冤假错案，没有进一步追究罪案当事人罪责。如果说毛及其打手是“打一把”，胡耀邦是“摸摸头”，抚慰受害人别计较。其次才显露胡人性的一面。他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清廉、正直与良知，无法突破中共意识形态和高层特权；本身也被党内顽固势力抵制，也无能走出邓小平垂帘听政的专制怪圈。他是坏人政治人物当中不那么坏的一个。他的政治作用和个人品质显然被知识分子夸大了。儒家明君思想在民间根深蒂固，极权制度在1980年代短暂的“仁政”，让民间献上所有溢美之词。假如大陆社会在民间抗争下实现制度民主化，那个时候顺应潮流被迫改变的政治人物，还怎么享有良知、正直和清廉的赞词？民间病急乱投医，错将胡耀邦当做明君，于是网络评语“犯错误是胡的最高荣誉”被大量点赞就不足为奇。
胡被当做政治资源而利用
胡耀邦本有历史机遇驱动体制内转型能量。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1980年代已有转型准备，自由化运动风起云涌。而中国社会走出文革之后，整个社会在1980年代初中期积聚的能量，是自由化最好的动能，与苏东国家同步。官方先后在1984年发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因而引发中共建政后的首次全国大城市学潮运动。邓小平借口胡耀邦反“精神污染”和“自由化”不力，对他施加压力。胡不该顺应压力而主动提出辞职，而应以最高国家领导人身份反戈一击、背水一战。同样出生于农村、与胡耀邦几乎同期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全面改革苏联经济、政治和军事，最终促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人民获得自由，脱离苏共政治恐怖。后继者赵紫阳同样错失历史机遇。东方深厚的专制政治传统和个人教育知识背景，共同压抑和局限了他们的世界视野与执政能力。
当马恩社会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制度实践在全球遭遇全面失败之后，中国本身的专制政治传统显与当代文明社会背道而驰，加上官方公开抵制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作为执政者的中共，面临思想资源的枯竭和价值伦理的困境。于是，借胡耀邦在民间口碑相对清明的招牌，重树中共执政合法性，继续愚民祸国，几乎是唯一选择。专制制度是功利的——它从不清算本身的罪错，没有纠错功能，只善于将所有执政错误，推责在某个替罪羊身上，从而塑造自身的“伟光正”形象；当社会普遍溃败之时，历史上的民间造反完成该朝换代。胡耀邦在世时被权力者利用，而当他稍有不服从，利用价值随即被剥夺。胡耀邦作为一个从15岁就在中共党内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过来人，不会不知道他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他最终没能做出制度转型的尝试，从而造福国家、还人民自由，成为一个留名青史的伟大政治家。
悲剧性人物
胡耀邦所谓良知、人道的悲剧性遭际，一则在于他不能突破意识形态局限，二则是指他没能将人民获得自由作为政治追求。这因此也组成他的政治遗产。他辞职只是个人与权力的决裂，并非是与中共的决裂。当然，他在民间的良好口碑和不幸去世，1989年民主运动也算是对他做出的回报，同时也是对他任职局限的剧烈反弹和反讽。
制度转型常识告诉人们，专制威权政府之所以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宪政民主，首先在于民间的持续抗争与施压，从来没有一个专制政治首脑，自愿放弃权力，将自由和选票白白送给国民。其次，政治首脑掌控军权，顺应民意，和平而不流血实现民主化，这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清晰可见。
胡耀邦的悲剧，还在于他扮演的只是中共的清洁工，以维护一党专制运转，他跟传统清明政治家一样，太看重个人政治清誉而没能走出更远。回头看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一个毫无新闻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示威权等公民权利被在宪法虚置，讨论真理就是一个笑话；平反冤假错案，掩盖了历次政治运动和三年大饥荒死亡的数千万无辜百姓。其实，89民运对1980年代做出了惨烈的回答；对胡的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做出了绝望地回报。
来源：香港《动向》月刊 2015年12月号
谢选骏：胡耀邦放牛郎误入狼群
王康：世俗化时代的圣者
2015年12月15日
即使到了月球背面，在环形山巨大阴影里，有人也会把四川泡菜、水煮鱼和燕京啤酒的混合味道挥发四溢，互不相识的红男绿女也会在熔岩砌成的条桌旁次第入座。直到夜阑人去，这人才戴上新近装配的老光眼镜，躺在峋嶙砂砾间，以肘为枕，打开最近一期电影画报。直到第一道阳光切过地球赤道，以每秒30万公里的永恒速度映射狼籍杯盘，这人才揉揉眼，翻身酣眠。这人就是黄珂。
黄珂生于1957年的重庆。写下《饥饿的女儿》的女作家和拍摄《饥饿的石头》的先锋导演都把饥饿的桂冠赠给那座山城。黄珂的哲学体系漫漶飘逸，从来不为任何本质或定性徒费脑力，他是天生的现象学信徒，一切都是表象，泡沫，流转，形态，一切都是瞬间，永不再复······黄珂把饥饿之城的记忆抖落，只把美味的极限和宴乐的一览无余只身带入京畿。
上世纪六十年代，天府之国曾饿殍遍野，上千万人死于饥馑。“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偏偏出在巴蜀，如同“深淘滩，低作堰······”出自同样一片膏腴之地一样。既然两千年来总在存亡生死间徘徊，那么最高的智慧就是吃饭的艺术。“民以食为天”成为世代循环必得遵循的天宪式箴言。黄珂是50年前中国历史的真正守夜人，就像但丁是中世纪欧洲最后一位诗人一样。
按李慎之先生，中国现代最黑暗最苦难最贫穷的时期，大致从20世纪初到毛泽东去世八十年间，内忧外患、革命、战争、入侵、内战、工业化、造反、浩劫轮番折腾，几乎所有苦头和悲剧都让其间三代人承受殆尽。适逢冷战终结，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时代同时来临，中国正好实行开放，伴随贫困仇恨的血色乌托邦和政治狂热如同舞台布景倏然消失，一个拒斥“崇高”、告别“革命”的全盘世俗化时代君临中国。世界上最激进最精神化最蔑视财富最仇视享乐的政党像脱衣舞者一样，渐次亮出“富起来”、“小康”、“和谐”旗幡，偌大中国真地变了颜色。食色性情，轻而易举地为数以亿计的人众虔信、笃行，“黄门宴”的社会学意义一目了然，中国三十年财富超常膨胀需要各式橱窗，“黄门宴”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更符合中国现象学本质。
古代罗马贵族精英们经过600余年扩张，征服了环地中海、伊比利亚半岛、两河流域，订立了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发明了人类最早的共和民主制，无处发泄的精力总需一个去处，于是从恺撒到奥古斯都到尼禄，罗马演绎了从伟大征服者到暴君，从雄心勃勃到腐败堕落的帝国兴亡史。伊璧鸠鲁耽于享乐的官能哲学最后与北方蛮族一道，软硬兼施地征服了全体罗马统治集团和被统治人民。后期罗马国家法定假日竟达180余天，全体贵族和一半庶民都在游乐宴饮猎奇角斗中坐享帝国浮华财富。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的根基，是在浴池和宴饮中泡软销蚀掉的。近两千年后，孟德斯鸠和尼采还在思索帝国兴衰与人性本乐之间的关系。同时，罗马毕竟为世界贡献了欧洲哲学风格独具的斯多葛学派、欧洲古代智慧最后一名守望人普罗提诺，李维、普鲁塔克、昔修底德斯几位堪与司马迁遥相呼应的史学大家，以及不朽的盲诗人荷马。最令人惊异的是，君士坦丁大帝国为西罗马帝国和此后两千年西方见证了基督教的力量，耶酥与十字架使罗马帝国的荣耀与耻辱成为永恒。
中国还不是一个新的大帝国。大帝国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中国天然俱备，幅圆辽阔的土地，天文数字般的人口，庞大的官僚系统以及强大的中央政权。但大帝国并不只是体积和数量的简单叠加，它对精神力量的需求远在物质之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元首、独裁者、战争狂人，征服世界的意志，一套世界理论和历史哲学，一群富于进取扩张不惮牺牲的国民，一支能征善战的高度职业化的军队，一次千年难遇的天赐良机呈现时，其他列强都处于衰败之中，最要紧的是，斯巴达式的性格加上鞑靼一哥萨克的骁勇凶猛。
黄门宴，当然不是罗马贵族遗风在东方的继承发扬。事实上，中国有更悠久的宴乐传统。三代之间即有“酒林肉池”之谓，战国四君子都深谙养士与天下之间的奥妙关系。食客络绎于途，门铃不绝于耳，千里逢迎，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此场面、豪性、陶醉、倾泄，相互托付，中国曾是一个多么富于人情多么专擅即时行乐放逸不羁的民族！
黄珂那里云集星散的人们，谱系十分紊乱。各类艺术家，诗人、画家、舞美设计师、平面设计人、音乐制作人、摇滚乐手、歌剧演员、翻译、教师兼掮客、导演、电视主持、记者、海龟土鳖、炒股高手······前总书记夫人、中央党校高官、佛徒、社会学家、大亨、破产老板、失意人、汉学家、外交官、“说不”和“不高兴”的矫情书商、伪民族主义者、异端、中国的奥勃罗摩夫和罗亭，形迹可疑的江湖浪人······。但是没有一个马基雅维里分子，没有一个布朗基主义者和涅卡耶夫式的革命党、权力狂和密谋家，也没有一个青年毛泽东、戈培尔式的哲学博士或只身进入密林的格瓦拉。
“黄门宴”的准入条件是齐是非，等善恶，泯恩仇。一切主义、学说、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激情血性之争，都被消融，——本来就早已被收购。“黑猫白猫”和“不争论”的市侩哲学已经由黄珂的老乡邓小平以最高权威身份钦定如仪多年。“黄门宴”不曾、也不想扮演罗马帝国掘墓人的角色。这里没有任何乌托邦，也没有任何形而上学，最大的乌托邦和最终极的形上学，就是生活本身。“黄门宴”提供的，正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来，劫尽变穷后幸存的残余人性底色。
难怪，这么多阅尽世界悲欢和历史沧桑的人物乐此不疲如朝圣般地接踵而至，这里有一种让他们把一切放下的烹饪迷魂术和人性复原法，他们甚至有复归婴儿般的新生之快。
一切都是因为黄珂本人。当今中国，吃喝拉撒，无处不在，偌大京城，笙歌达旦、怡然销魂处岂止万千。唯“黄门宴”主人以其不存任何偏见歧视的霭然目光、亲和温存、随缘引介与自由无碍的时空格局，让各色来者大有解下盔甲脱去面具归去来兮的轻松。黄珂生来不会成为任何帝国的臣民，中国成不了第四罗马，“黄门宴”已为地球上最裸露坦陈的世俗时代作了广告。
故作高深的人们总会露出小市民的痛风脚踝，藐视简单的黄珂却真正地深不可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几乎每位造访者都会问，他追求什么，目的何在？在功利主义统治的时代，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如此经年累月地送往迎来，仅仅是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在充满误解的世界上，黄珂让多少人百思不得其解。黄珂甚至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好客发明一种说辞，他因此一天比一天笨嘴笨舌，这主要该由媒体记者和好奇心重的人们那些愚蠢的问题负责。
我在二十年前失去职业漂泊不定时，幸与黄珂结缘。
那天，不像重庆人、甚至不像中国人的黄珂，从早到晚陪我在重庆南岸山上山下转了一整天，其目的是让我这无家可归的状态有所改观。傍晚夜幕降临时，我们分手。我向黄珂何往，“看老父亲，正住院”。以我待罪之身，萍水相逢而已，竟蒙受如此厚意。眼望黄珂消失于人海的背影，我没有“中国人民觉悟真高”的浩叹，心中只有几个字：此君够意思。
以后在北京，曾与黄珂三年同住。我的偏狭任性急激，曾开罪多少友朋，唯有黄珂，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总以其和平的目光，宽宥容忍我颓唐苛刻甚或暴戾的行状。在最黯澹的时间里，黄珂成为我多年后才悟到的一种映证和对照。
近年年事渐高，到京城时间更见少。每次去，都是黄珂派车接送，住进他的客房。每次坐在黄珂右首，但见黄珂鬓角露出白发，心中有莫名的惋惜。那年黄珂五十大寿，在燕山山脉某庄院庆贺，嘉宾贵客逾百。黄珂要我致词，我只有两句话：黄珂也有今天，半百之日！黄珂该觅一位知己红颜了。
单身汉是世界上最需提防最难逆料的人物，希特勒、斯大林都是弃绝了另一半世界而为祸不浅的显例。精神病院和愤世嫉俗的不幸行列中，独身孤处者的比例肯定远在为夫为妻为父为母者之上。黄珂颠覆了这个可悲的惯例。他比安享天伦之乐有家有室的幸运儿，更富人性、情趣、同情心，更葆有良善、健全心智。但我还是在那个时辰当众劝这位寿星，在第六个十年期间寻得佳偶，下半个百年将会有另一番美景。当然这样一来，黄门宴流水席就会收敛多了。对众食客多少是件憾事，对黄珂则意味着另一种人生的起始，对社会学家、记者，中国将失去一则不可摹仿复制的故事。
现代社会令人沮丧的是，从工业文明开始，包括人本身的所有社会产品都靠批量生产，按冰冷的供求关系为一个虚假的目的量身定做。古典主义那些完整、充实，因为永恒和无限原则而富于命运感的人格已寥如晨星。黄珂在外形上似乎属于天生的现代派，但“黄门宴”的主人却是贵族时代和绅士王国里的典范再世。我欣赏这位又熟悉又陌生又普泛又不同寻常的老友，他是我们这个无以名之时代真正有个性的人物。他以一种古老的豪侠之风塑造着这个口味贫乏的时代，他以一己之力，在有限时空里，消解历史的重轭和帝国幻景，以致我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宿命论者和糖尿病患者，也偶尔忝列于似乎将与世长存的宴席旁，大嚼傻笑，宠辱皆忘。
黄珂是我们时代一位不自封的隐修士。他用热闹、佳肴、美酒和精神铲平主义，抚熨那些或因饥饿或因孤独前来觅食并寻慰籍的心灵，却把寂寥、孤单、苦涩和信念珍藏于己，从不轻易示人。
我们全都从黄珂那里获益不浅，包括发现自己的好胃口和坏脾气，也包括在这位现代施粥人身上偶尔悟得的人间真谛。
我封黄珂为世俗化时代的圣者。
来源：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