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英國保守黨的一次會議上，有人建議保守黨應放棄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改走不左不右的「中間路線」。黨魁戴卓爾夫人打斷了他，舉起一本書說：「這，才是我們相信的！」然後把那本書「砰」一聲砸在桌上——那就是奧地利學者海耶克（F. A. Hayek）的《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生於1899年的海耶克，是憑著經濟學研究而聲名鵲起的。身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學生（見《米塞斯——黑夜中的自由騎士》一文），海耶克進一步發展了奧地利學派的經濟週期理論（米塞斯和海耶克是少數預言了1929年華爾街超級股災的經濟學家）。此外，海耶克1941年出版的《純粹資本原理》（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更是登峰造極，深不可測。據估計，當今世上從頭到尾參透這本書的，不超過十個人。

但真正成就海耶克一生傳奇的，是他自不惑之年開始，在政治哲學方面的工作。20世紀上半葉那個「火紅的年代」，西方學界的思想全面左傾，英美兩國正急速走向計畫經濟。這時，海耶克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在1944年寫出《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警告英美兩國在對納粹德國抗戰的同時，國內的「有形之手」卻會誘使政府權力不斷擴張，最終走向跟納粹德國一樣的極權暴政，即使有民主選舉都沒有用！

《通往奴役之路》一出，有如平地一聲雷，被英美民眾買至斷貨，但也令海耶克在學術界的地位一下子跌至谷底：要知道，在當年左派稱霸的西方學術界，任何支持自由經濟的人都會被視為貪婪冷血的敗類。而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更進一步奠定海耶克在學術界「過街老鼠」的地位。海耶克有感一生的理想付諸東流，患上了抑鬱症，每天早上都再沒有起床工作的動力。

1974年是海耶克「起死回生」的一年。這年，他憑年輕時的經濟理論研究而獲頒諾貝爾獎，在學術界的地位隨即谷底反彈（“from goofball to guru”）。海耶克更鼓起餘勇，完成了卷帙浩繁的三冊鉅著《法、立法與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堪稱其一生政經思想的結晶。

海耶克認為現代的學者過分執迷於理性主義，覺得任何社會秩序都必須根據一個藍圖規劃而成，這是「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海耶克指出，每個人都最清楚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這些知識分散在所有人的腦中，任何當權者都不可能收集足夠資訊，作出有效的經濟規劃。市場經濟、私有產權就是人類經過多年進化演變而來，讓人們運用各自的知識和才能，互相協調的制度，不能輕言改變。

海耶克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是「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這些秩序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非人類設計的結果」（“the result of human actions, not of human design”）。例如語言的規則不是故意設計出來的（最初沒有一個人發明 “yes”、“no” 這些字，然後公告天下，叫所有人都用這些字），但在無數人摸索、協調的過程中，語言的慣例便慢慢發展出來了。市場經濟的道理亦然，並非人們可以濫用「理性」扭曲支配，所以海耶克認為法律只應界定一般的行為規則（例如定義私有產權），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應是賦予特殊權利或義務的個別指令（例如控制的士數量和車資）。

海耶克對「社會公義」和「民主」的概念也有深刻的見地。海耶克認為，只有一個行為才可以是「公義」或「不公義」的（視乎是否強迫別人而定），而爭論一個財富分配的結果是否「公義」是無意義的（undefined）。他曾慨嘆：「沒有什麼比『社會公義』的海市蜃樓對個人自由造成更大的破壞！」此外，在海耶克眼中，人類文明的另一大悲劇，就是混淆了「自由」和「民主」這兩個概念（或者從反面來看，則是混淆了「極權」和「獨裁」這兩個概念）。海耶克認為民主選舉很多時候都是最能保障個人自由的制度，但最關鍵的始終是實際政策是否符合自由的原則，而非政策是否民主地制訂。「寧要自由之獨裁，毋要極權之民主」，是海耶克的戒言。

然而，海耶克其實不是一個很純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反而跟左派的政策取向有不少妥協。例如他贊成政府提供社會安全網、資助學校、規管樓宇、執行專業認證、建造公園，甚至限制工時（！），等等等等。由於海耶克是最有名氣的右派學者之一，「左方的朋友」就可以說：「連海耶克都支持 XXX 政策啦！」由是觀之，海耶克為後世的自由意志主義運動埋下了不少計時炸彈。

更根本地說，由於海耶克的理論中缺乏自然權利的基礎，所以他只可著眼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不能嚴謹地判斷法律的正當性。海耶克寫道，只要法律是同樣地適用於所有人的一般操守規則，而且一早說好，不會擾亂人們的計劃，便已符合「沒有強迫」的自由準則。那麼，如果法律規定所有人都不准吃西蘭花，或者所有人都不准批評政府，不也符合上述標準嗎？但這些例子顯然與海耶克或任何人對「自由」的理解相悖。

自然權利理論的基礎，是人的理智（由於人的本質是以理性行動，所以有不受武力逼迫之權）。海耶克則恰恰相反，他對自由的辯護是基於人們的愚蠢無知——由於人沒有足夠知識進行經濟幹預，也沒有足夠智慧理解私有產權制度的演變， 所以應「盲目接受傳統的社會制度」（這是海耶克的原話）。弔詭的是，隨著文明的發展，隨著人類愈來愈聰明，這個立論豈非變得愈來愈弱？例如現今「大數據」技術令一個人能掌握大量資訊，這點已對海耶克的理論響起警號。

但無論海耶克的學說有多少缺陷，他一生擇善固執地為自由奮鬥，捨身勸阻世人走向通往奴役之路，都值得我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有人說，20世紀可根據思想潮流而四等分：第一部分的主角是共產主義的列寧，第二部分的主角是納粹主義的希特拉，第三部分的主角是大政府主義的凱恩斯。在與集體主義搏鬥四分三世紀後，海耶克終於迎來了屬於他的時代。不僅英美兩國在80年代重拾古典自由主義的風采，而且沒有人比海耶克在冷戰後期的鐵幕以東更具影響力：他的禁書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在黑市廣泛流傳，深深撼動了共產主義國家的人心。在有生之年，海耶克得見柏林圍牆倒下、東歐變天、蘇聯解體、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此時，92歲的海耶克終可含笑而去了！

安然：「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极端主义




2015年12月20日


    虽然「伊斯兰恐惧症」的策源地在欧美，是一种地道的西方思想，中国人于此贡献无多（中国人在现代思想上一向建构无多，只扮演二级批发商的角色，也因此在世界上缺乏话语权），但这并不妨碍在中国有着伊斯兰恐惧症最忠实也最狂热的拥趸，他们会因网上的一语不合就喊出“砍死你全家”。这样的狂热令见多识广的西方主流媒体也不得不加以侧目。
    
    《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大嘴特朗普（Trump）反穆斯林言论在全世界引来一片骂声的文章里，特意提及中国网民的另类表现（《特朗普反穆斯林言论在中国引起共鸣》DAN BILEFSKY 2015年12月9日）。
    
    “特朗普的立场自有其崇拜者。在中国的Twitter式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他对穆斯林移民的言论吸引了数百个好评，中国的支持者把他的想法和自身对维吾尔人的恐惧结合了起来。”
    
    仅仅是对维吾尔人吗？这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中国穆斯林都在社交媒体上（微博、微信）有过受伤的经历，感受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压力。从反恐战争一开始，我就认为“回民”这一群不可能置身于暴风圈外，尽管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领土要求，但对我们并不缺乏另外的“罪名”：信仰！
    
    在反穆斯林分子的戈培尔式的重复宣传中，伊斯兰宗教已与恐怖主义划等号，穆斯林已与恐怖分子划等号，从穆斯林形而上的教义、教法乃至最底层的饮食禁忌，每一部分每一细节都遭到了大鸣大放式的谩骂批判。
    
    一位复旦的学者（为了敢于直言者免遭“五毛”的进一步伤害，此处隐去他的名姓）表示：“中国人可能是最能理解特朗普的人群。”
    
    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但我不能苟同他对此的进一步阐释：“特朗普确保‘最高安全性’的想法，在很多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共鸣，他们生活在高度保守的社会，比美国更加封闭。”
    
    莫说在当今信息化的地球村时代，人类高度同质化，实际上，在中国人的体内早就有一个内化的西方灵魂，这还要从1840年说起。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这个世界主要是指英法等欧洲列强所代表的那个西方世界。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简单模仿，再到五四学人提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反对旧宗教(孔教)、旧礼法、旧语言，以否弃一切的极端姿态将本民族固有之传统与西方启蒙思想对立起来，直接开启了半个世纪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先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如此“灵魂深处闹革命”，中国人拥有一个西化的灵魂就不足为奇。一些人是西方的民主“五毛”，另一些戴着左派和民族主义面具的人则急于捧西方反伊斯兰的臭脚，画面虽然分裂，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当今中国，时常能听到“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口号，其实，当权的意识形态何尝不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即使它因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在西方是一支遭围剿的“异端教派”。虽然马克思主义或曰科学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它在本质上仍源于「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发展与思潮演变的核心特质，马克思本人的论述立场无法摆脱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底色，比如那段反映他宗教观的著名论述。
    
    让我们更全面的引用他的原话吧——
    
    “宗教的苦难是对现实中苦难的表现，同时也是对现实中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当中的有情，正如它是没有精神的景况中的精神一样。它是人民大众的鸦片。废除作为人们幻想当中幸福的宗教，就是实现他们真正的幸福。要扬弃与这处境相关的幻想，就是要扬弃产生这种幻想的处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在此，作为富有文采的政论家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铲除宗教，相反，他将宗教称为被压迫者的叹息、抗议，是无情世界的有情。作为出身于正统犹太拉比家族的马克思而言，他真正反对的是现实中的不公正所导致的苦难，包括作为欧洲少数民族的犹太人的苦难。
    
    真正反对宗教的是大斯拉夫民族的列宁，是他断言“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将所有宗教通通视作了“反动”——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在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上理论的总根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有的现代宗教及其教会和各种宗教组织都无一例外地是资本家进行反动活动的工具，用于掩饰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对他们进行麻痹。”（《关于工人对宗教的态度》）
    
    列宁的理论已经在历史中得到了论证，我不想多言。我只想正本清源地向人们复原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真正的马克思是温情的，而不是粗暴的。
    
    即便如此，作为一位西方思想家，马克思仍然是西方启蒙思想的继承者，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在与罗马教廷的教权与神权的斗争中建构起来的对政教合一甚至是对宗教的否定，使他作为一个有局限性的「人」（而不是所谓“马教”的神或先知）无法超越其时代。
    
    当后现代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性」不仅导致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化，也导致了殖民化、世界大战、大屠杀、核战争和日益危重的地球环境灾难时，仍旧以基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传统／现代」、「西方／东方」「民主／封建」、「进步／反动」、「文明／野蛮」、「理性／迷信」二元对立的观点，将人类文明、历史分为不同时段、不同区域，认为前者按照一套演化论的模式对后者的征服与消除是一种历史必然，显然就是一种执迷不悟的西方话语霸权，这种对「现代性」近于迷信般的崇拜已遭到后现代理论家们的批判与解构。
    
    由于伊斯兰世界紧邻西方世界，那里也成为了西方殖民侵略的重灾区，那里的现代化所具有的殖民外加特征也更为明显，因此也遭到了现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更多的怀疑、批判及反制。
    
    “伊斯兰恐惧症”一定程度上讲，就是这种现代性斗争的延续和新版本，是西方保守派学者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宰制而进行的学术生产，是典型的知识霸权。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巨著《东方主义》一书中对西方学界这种对东方的研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分析与批判。他也是唱响 “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的不可逾越的对立面。
    
    伊斯兰教是西方社会最熟悉的非西方宗教，与西方基督教世界有着长期的矛盾冲突，被西方保守派学界列入反现代性的负面指涉，使得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有着伊斯兰东方的「他者」来提供反向的认同，为其全球统治提供依据，有其利益所在。而同为西方中心主义论述对象的「中国」，有必要加入这一阵营（西方也不会接纳中国，如同在反恐战争中一样），将「伊斯兰」当作预想中的仇敌，为其话语霸权进行摇唇鼓舌吗？
    
    勿忘一句中国的古语，唇亡齿寒。
    
    伊斯兰恐惧症传播仇恨，直接导致族群间的对立，加大各种既存的矛盾量，并将最终从网络上进入现实中引发冲突，因此，说“伊斯兰恐惧症”是恐怖主义的一环，是一种非穆斯林的极端主义，毫不为过。这些年，在伊斯兰恐惧症的欧美老家，越来越紧张的族群关系和越反越恐的反恐战争都说明了这一切。
    
    在某些战略家的潜意识里，也许会认为放任伊斯兰恐惧症会是一种反恐的“以毒攻毒”战法，可谁又能预料这也极可能在起到“火上浇油”的不测后果。
    
    中国在物质上崛起了，而要想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必须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灵魂，这就需要沉下心来进行自己的话语建构，而不是西方人一感冒，这边就打喷嚏。
    
    
    
    转载 http://www.ismaelan.com/2015/12/blog-post.html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