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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诏帖/刘亚洲: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西方世界郁闷的2015/是谁在围困习李?
發佈時間: 12/20/2015 10:30:45 PM 被閲覽數: 25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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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一见的行书:柳公权《蒙诏帖》

林中观易,溪上鸥闲。
 

 
 

难得一见的行书:柳公权《蒙诏帖》 

帖文如下:

公权蒙诏,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

《蒙诏帖》作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时公权年四十四,年富力强,正是他书法创作的颠峰期,所以字如惊鸿击空,游龙独弋,后人曾疑其伪,但明詹景凤《玄览编》说:“柳诚悬墨迹帖一卷是真。笔法劲爽而纵横悉如意也,盖自文皇、大令而自成家,奇妙竟日玩之不倦。”且帖后钤有“绍兴”、“韩世能印”、“冯氏鹿庵珍藏图书籍印”、“安岐之印”等鉴藏印,说明曾经宋内府、明韩世能、清冯铨、安岐收藏,以后又入清内府,曾刻入《三希堂法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帖气势磅礴,痛快酣畅,浑莽淋漓,意象恢宏,极具虎啸龙吟、吞吐大荒的气派,其结体不像柳体楷书那样取纵势,而是因形而变,依势而化,或长或短,或大或小;也不像柳体楷书那样取正势,而是欹侧多姿,险绝有致,不拘常规,放浪形骸,极少唐朝森严法度的束缚。其用笔也不像柳体楷书那样铁骨铮铮,耿介特立,而是有刚有柔,有骨有肉,或方或圆,或露或藏,粗不臃肿,细不纤软,线条以中锋为主,饱满圆厚,笔墨控制得恰如其分。诚如周必大说:“沉着痛快,而气象雍容,欧虞褚薛,不足道焉。”其章法大小肥瘦,参差错落,虚实疏密,相映成趣,前后照应,一气贯注,擒纵收放,随势幻化,“枯润纤浓,掩映相发,非复世能仿佛。”

是径寸大的字,意态雄豪,气势遒迈,不仅为柳书的杰构,也为唐代法书中的典范风格。字形长短宽窄不一,或断或连,构成章法上的变化;笔墨浓淡轻重有致,形成层次上的变化。风格豪放雄逸,遒劲流丽,枯润秾,掩映相发。《蒙诏》—帖,具有顿挫郁勃,开阔跌宕的艺术特点。

此帖气势磅礴,痛快酣畅,浑莽淋漓,意象恢宏,极具虎啸龙吟、吞吐大荒的气派,其结体不像柳体楷书那样取纵势,而是因形而变,依势而化,或长或短,或大或小;也不像柳体楷书那样取正势,而是欹侧多姿,险绝有致,不拘常规,放浪形骸,极少唐朝森严法度的束缚。其用笔也不像柳体楷书那样铁骨铮铮,耿介特立,而是有刚有柔,有骨有肉,或方或圆,或露或藏,粗不臃肿,细不纤软,线条以中锋为主,饱满圆厚,笔墨控制得恰如其分。诚如周必大说:“沉着痛快,而气象雍容,欧虞褚薛,不足道焉。”其章法大小肥瘦,参差错落,虚实疏密,相映成趣,前后照应,一气贯注,擒纵收放,随势幻化,“枯润纤浓,掩映相发,非复世能仿佛。”

柳公权(公元778~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少师、中书舍人,书法初学王羲之,后学颜真卿,取精用宏,加以遒劲丰润,自成一家,米芾曾评其书:“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相传穆宗皇帝曾问他笔法,他回答说:“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弄得皇帝立即“改容,悟其以笔谏也。”他所写的碑版极多,以致当时公卿大臣家的碑志,如果求不到他的字,就会被人们骂为不孝子孙,但行书流传极少,因此,就越发显示《蒙诏帖》的弥足珍贵了。



刘亚洲: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图)

 
来源: 2015-12-19 wenxuecity


 作者:刘亚洲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曾经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只有那么几个。现代革命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消灭特权,实现社会平等。领导这些革命的领袖,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因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恣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

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自己变成“伟大领袖”。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伟大领袖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肯定要倒大霉了。

一旦成为伟大领袖,他就至死不需要交出权力,他的话就是真理,像圣旨一样,所有人都得对他忠心不二,他看谁不服气,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让你下地狱。“伟大领袖”就是现代帝王的代名词。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就被尊为伟人,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乘军舰往福建视察。舰泊马尾,这时孙中山发现,聚集在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标语,称他“万岁”。

孙中山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标语,否则决不登岸。

至今世界上发展很好的国家,从来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最典型的对比就是韩国和朝鲜,从来没听说韩国有什么伟大领袖,而北朝鲜的伟大领袖已经伟大得没有边际了。发展的结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民族,天壤之别。北欧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小的地区,是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地区,从没听说北欧的哪个领导人是什么伟大领袖。

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和以平等为基础的价值观远远胜过伟大领袖的英明和各种雄伟壮丽美妙动人的主义或思想。

残酷的历史经验证明,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法制越无效。革命领袖一旦变成伟大领袖,他就不再是人民的救星,而会变成人民的灾星。

革命领袖居功自伟是可耻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限制公权,保护民权,这才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追求的美好制度,拒绝这种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受世人尊重的先进的民族,这个民族也不会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无可奈何花落去 — 西方世界郁闷的2015

 
来源: 2015-12-20
               

无可奈何花落去 — 西方世界郁闷的2015

 

夏天的草

 

 

 

本世纪最为震撼的三件事均发生在2015年,它们是:亚投行的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实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花篮中的人民币。之所以说它们震撼,因为这些事足以影响21世纪的政治板块与格局,足以决定今后世界经济总的走向,足以改变人类文明与国际舆论的大趋势。为什么这样说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绝对不愿看到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更不愿支持中国在国际事务的领导地位。价值观的差距是个重要原因,更深层次但却无法启齿的理由是对中国的恐惧和担忧。这种恐惧的历史根源在于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在欧洲搞的野蛮屠杀,给欧洲人留下了黄祸噩梦,而这口黑锅却被中国人背了,因为蒙古政权建都北京,顺承中国封建帝朝制度并尊孔和趋附中国文化。2001年中国入世以及随之而来中国工业品横扫全球,中国商人在各大洲的无孔不入,加剧了西方骨子深处的不安。我随后要谈,中国工业化的成熟正在无情地侵蚀西方世界的经济基础。

 

所以在2015年以前,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参与是排斥的,当然,如果纯粹是捐钱当冤大头的话那肯定是欢迎的。这方面的标志事件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长期拒绝中国的加入(只有到了201512月才批准中方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要求中国出钱但拒绝给中国资金投入相匹配的决策权力。这就是中国之前面临的有敌意的尴尬环境。只要是个人,就决不会心甘情愿被别人当冤大头。中国采取的策略是既然你不跟我玩,那我就自己玩;既然你不让我入伙,那我就自立帮派竖大旗。

 

于是,我们看到了上合组织的建立,看到了丝路银行的组建,看到了金砖银行的启动,看到了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其它地方的迅猛投资与贸易。martin Jacques报道在非洲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的投资额在2012年后已经超过了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投资。

 

中国资金投入带来的是发展理念的根本变革,中国人的观念简单、实用、明白:要想富,先修路。这就无情冲击了美国主导的世行发展理念:制度、管理、民主、透明等一系列漂亮的说辞。用一位非洲人的话来总结:中国人来实的,搞看得见的,有实效的;西方来虚的,谈道理、说教、培训、留学,实际东西很少;两方各有特点,如果你想要通过项目在实际生活改变点什么,最好找中国人;如果你想培训上课、出国进修,就找西方世行项目。

 

也许有人要问,难道西方世界就没有明白人吗?难道就不会搞花钱少、见效快的项目吗?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西方项目是由其制度本身决定。西方民主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吹牛、争吵、许愿、并且把这种吹牛程序化、制度化、法理化。一个项目把这些虚的钱抛开后,才剩下实体投资的部分。有在西方生活、观察或参加过他们决策流程的一定能理解我的说明,这些连西方上课老师也不否认。所有的对外项目至少60%的资金用于虚拟部分,余下的钱再在当地贪污等手段的截流下,真正用于项目的所剩无几,然后胡椒面一撒,不冒泡泡是常有的事。我们还必须注意虚拟项目的资金也是支撑投资方就业的一种曲线途径,很多欧美所谓专家就是靠这些资助养家糊口的。他们没有任何从事实际工作的技术技能,唯一擅长的就是软糊弄。而受援国经过长期的熏陶,也适应了这种套路,项目一来,当地精英趁机索要去发达国家深造、进修的机会,也算是一种人力资源发展吧,但当地社会几乎毫无变化!这种情况在中国有了根本改变,中国人喜欢实实在在的变化,对外来援助项目,中国当地政府要求尽可能多地投资实体,当然也忽悠,主要是通过虚报生产资料价格的方式让相关政府部门受益如买车等实际上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东西,只不过政府官员还受着毛泽东思想艰苦奋斗的约束,不得不搞小动作。即便如此,在中国开展的国际项目由于当地官员和群众扎实的工作,实际成效突出,在所有受援国中一枝独秀,因此几乎所有的外国专家都喜欢来中国搞项目,既有个人经济上的实惠,吃住要么全免费要么支付象征性的费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个成功项目,有事业成就感。

 

可惜,中国发展太快了,进入21世纪后,几乎所有的援助机构被迫停止对中国的援助项目,而中国也华丽转身从受援国变成了援助国。中国人从过去的受援项目发现,那些所谓的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实际上我们早就在毛泽东时代就有,只不过被改革中的形式主义所代替罢了,而且毛泽东留下的管理经验要比所谓的外国经验更加高明,在激励制度建立后,中国缺的只是先进的设备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技术规程而已。事实上,在许多援助项目中,任凭鬼佬吹嘘、讲课,当地工作人员还是按照自己熟悉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来把一个又一个项目从成功推向成功。在中国对外援助中,中国自然摒弃外国项目那些华而不实的成分,而是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推进受援国的发展。

 

这就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因为中国项目的示范效应可能会改变现有国际项目今后的发展理念与规程,这样它可能会砸了许多西方人吃援助的饭碗。于是,我们看到很多专家、学者们找中国项目的茬,当然中国项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不少毛病,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东西,完美只属于上帝。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采访者用诱导的语气询问中国是不是把非洲当作了殖民地,被采访者坚决地摇头,中国人不是殖民者,他们是生意人,只是来做生意。更可笑的是,尽管有部分非洲学者团体迎合西方人的观点,但大多数的非洲人还是明白的而且坚决站出来驳斥许多西方学者、记者的胡言乱语。

 

无独有偶,西方民主模式的推广在本世纪遭到了空前挫败,我曾就此写过多篇文章,就不重复了。西方民主模式的崩溃意味着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摆脱了孤立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国初步走出了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围剿并且能够进行局部反击,事实上中国模式的实际成就也间接鼓励更多国家大胆摸索自己的治理方式。这也意味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在逐渐丧失道德上的至高点,其速度正随中国经济的迅猛扩张而加快。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美国反对亚投行,更多的是捍卫它主导经济秩序,捍卫美式民主的道德高度,当然也是巩固美国的经济优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经济正无情地摧毁美国的道德基础。长时间以来,美国和西方之所以能有如此优越的生活方式,在于他们能在工业领域占据绝对的至高点,能建立起对自己无比优势的价格体系。但这一切正在消失,我们看到,中国每攻克一个工业体系,那么这个体系的产品就会象大白菜一样让全世界的人受益,当然也让中国人受益,然后是西方发达国家该工业体系的出局。

 

在亚投行博弈中,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娴熟的纵横手法迅速瓦解了美国的种种努力,英、德、法倒向亚投行使得奥巴马成为2015年度最可爱的猴子。亚投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中国的时代已经成为了21世纪的星星之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实施则为亚投行提供了坚实的支柱,我曾就此前面专门讨论,指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已经让人民币入蓝国际货币组织成为对中国的一个鸡肋。

 

对美国就更为郁闷,同意人民币入蓝吧,心里不愿意、不甘心;不同意吧,万一中国再搞一个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平行的机构,那就彻底失去掌控了。只有同意人民币进入,才有机会以后趁机刮油。所以,我们就看到了20151130IMF宣布将人民币收入菜篮子。说明了,中国今后需要十分谨慎,随时都有可能阴沟翻船。





是谁在围困习李?中纪委自揭幕后黑

手(图)


京港台:2015-12-21 05:17| 来源:多维新闻 |


 


  北京时间12月20日,中纪委的机关报《中国纪律监察报》,在头版发表文章称官员一旦获得重任就难以听到真话,并直言“掌握的情况是二手的,看到的信息是过滤的”。文章评论称,重要官员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不仅不利于出台正确的决策,甚至连对自身的认知也可能出现错误。

  分析认为,中国官场中早就有“瞒上不瞒下”的传统,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甚至是最高层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某种程度上都难以接触到全面的真实的民间舆情。中国官僚体制中信息流通的不畅,各级官员为免责或其他原因“报喜不报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是谁将习李围困在“信息孤岛”之上

  围困高层的“信息孤岛”

  中纪委机关报称,高层官员“容易陷入社会联系和人际交往的围城”。实际上,手握实权的一方大员,甚至是中央的高层,掌握的情况大多是二手的,看到的信息也多经过过滤。官员们到基层调研,通常是提前人为设计,若不然就是“不近人情”“为官苛责”。高层听到真话、看到实情并不容易,因为难以掌握直接的真实的信息,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就难免发生谬误。

  有观点认为,因为时刻都要有人陪同,中共高层可能遭遇到了“信息孤岛”之困。事实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即便上网获取信息也需要有人陪同。今年9月习近平访美前夕,中共内部透露,习近平在女儿和亲信的陪同下亲自上网了解舆情,“陪同”与“亲自”两个词语语透露出不同寻常的内情。今年5月李克强访问智利,他对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Verónica Michelle Bachelet Jeria)说,“我昨天晚上在宾馆房间上网,感觉这里的网速挺快”。消息称,李克强上网时有中国政府的网络安全专家陪同。

  坊间传言,中共高层有许多未写在书面上的潜规则,其中之一即晚上9点左右是中共高层官员上网了解舆情的时间,但同时也是政府的审查机器开足了马力的时间。有的官员出于种种目的,不希望高层看到批评的声音。

  不仅是习、李等高层,就连掌握实权的地方官员,也经常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曾自比曹操,认为自己是“泽中蛟龙作波涛”,下属官员纷纷叫好。但当地人称之为“王坏种”,并作“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坏种”的民谣。官媒称,民谣流传近十年,王怀忠本人从未听闻过。

  外界认为,中共高官获取民情的途径可能有三:一是来自亲信下属的进言,二是内参或智囊的报告,三是亲自去基层调研。但官场之中盛行“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亲信下属为了避免上级的雷霆之怒,通常不会知无不言。内参的报道取决于记者,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冤案就是新华社记者汤计通过内参上呈中央高层。但体系内的记者囿于人情世故,往往是选择性的报道。基层调研更是有着提前打招呼的惯例,人为设计调研状况是中共通行的潜规则。

  下情难以上达,中共高层困于身边人制造的“信息孤岛”。上面的政策也难以彻底推行,“政令不出中南海”风传民间。中共可能正遭遇自上至下的系统性的信息阻塞,十多年前震动全球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事件中,在2002年就已出现了患病者,但广东省政府封锁疫情,并未在第一时间上报,最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谁是幕后黑手?

  政府中上下信息不通的情况早已有之,古代皇帝不知民间疾苦的例子数不胜数。即便是在传媒业发达的现在,政府上层与下层之间、政府与社会民间也各自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有观点认为,政府对信息发布权或者说是话语权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对民间的信息霸权,这是造成信息不畅的重要原因。

  分析认为,信息霸权的实质是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各级政府控制着各级媒体,媒体行政化的分级和归属,造成了信息的层层截留。信息获取与发布的碎片化,使得民间不知政府运作的内幕,政府不知民间的真实舆情。

  中纪委机关报的报道中称,“人贵有自知之明”,“领导干部的自我评价与客观实际相去甚远”,这是因为“闭目塞听”。但在中国的社会实际中,对上级官员的阿谀奉承早已是通行的规则,握有实权的干部许多都听不到批评的声音。中共官员对自身评价存在着一定的“认知障碍”,这可能是中共官僚体制中系统性的、普遍的现象。

  有观点认为,现在中国存在的信息流通不畅和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幕后黑手可能是权力的过度人格化。权力人格化,与权力职位化相对应,其极端表现是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政府的公权力被打上了个人的烙印,政务因人而兴因人而废。权力上有了太多的个人属性,这会造成官员的恋权、斗权,而权力相争则会造成信息资源的稀缺化。

  中国政府的“政治神秘主义”历来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也引起公民意识日益觉醒的中国社会的不满。公权力的人格化,官员把权力看成自己的,是导致外界所批判的“政治神秘主义”的重要原因。信息发布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对社会民众而言,有些信息可知,有些则不可知,这是典型的“政治神秘主义”的表现。

  在个人意识泯灭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神秘主义”被认为是维护统治安定的手段之一,并且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中国日益富强,中产阶级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国政府也逐渐发展成分工严密的复杂行政体。等级森严的中国政府中,身处最高层的习近平等人被各级官员们包围着,出于安全或其他的考虑难以无距离的接触民间社会。中国政府的严密分工和政治神秘主义存在着冲突,这也许是中共高层身陷“信息孤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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