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将遭遇一场输不起的“战役”(1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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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2016年，中国将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经济下行趋势将继续，产能过剩，高杠杆，房地产高库存和潜在的金融风险。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在商业见地网发文指出面对现实无论是化解过剩产能还是帮助房地产去库存，过去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绝非短期可以解决。只有在制度上层面上拿出一整套的设计，才能在清理僵尸企业和化解过剩产能方面有所作为，否则中国经济将遭遇一场输不起的“战役”。

“2016年中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但很显然，这一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经济下行的趋势因为难以找到新的增长点而继续，过剩产能，高杠杆，房地产的高库存和各种金融风险却又扑面而来，中国经济真正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如何突围，如何求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的答案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能救中国经济吗？”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马龙闪
       
                       综合俄罗斯学术界、舆论界关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上述9种理论或9种观点，而其最大的概括、最精的提炼、最高的升华，具有最大覆盖面的结论，是“体制模式说”。
    　　
    苏联解体2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对这个问题，学界争论激烈，社会上众说纷纭，那么，俄罗斯学术界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人家作为当事国，作为身历事件的当事人，对自己国家的这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又是怎样评说的，我们应该仔细加以倾听和研究。从人家当事者那里得到的信息、史实和评说，应该说是最全面的，最有权威、也最有说服力的。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来自俄罗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和观点，大概是不无兴趣的。
    　　
    其实，我国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吸收了俄罗斯学界有关具体问题的不少资料和成果，但多是呈碎片状的，支离破碎而非系统性的，且由我们自己做了“思想加工”。有些人甚至采取“我注六经”的态度，在关键问题上依据一些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甚至于子虚乌有或捕风捉影的说法，来注解自己的观点；更多的人，不是抱着冷静的科学理性，而是以高度情绪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来解说、“宣传”这个问题。至于俄罗斯学界和舆论界从整体上怎么看待、解释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原因这个问题的，我国学术界则很少做过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和系统的研究。
    　　
    俄罗斯学术界20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其实像我国学术界一样，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深入而细密的探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文章和著作，可以说同样是汗牛充栋。但是，对于俄罗斯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综述文章，见诸我国报章杂志的却比较少。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我们国家设置的有关课题，都操之过急，没有人下足功夫去专注于此。国家规划的、有资金保障的、人力充足的课题，不研究这个题目，作为学者个人或某几个人，是不可能从事这类皓首穷经的项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来说，毕竟身处异域他邦，对人家在这类问题上的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的文本资料，了解起来相对是比较困难的，若不倾注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是难以胜任的。对于某些有点权、有点钱，又有相应物质资源的人来说，说实在的，他们也没有多少可资利用的专深人才来致力于此，况且俄罗斯学界的解说与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他们对此避之而唯恐不及，哪还会去研究此类问题。
    　　
    所幸，最近为研究俄罗斯当代史学史，笔者集全力翻检了不少俄文报刊，看到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堪称是俄罗斯国家史学权威刊物的《俄罗斯史》，刊载了由其主编А.Н.梅杜舍夫斯基教授撰写的《从分析史学观点，看改革和苏联崩溃的原因》一文。该文简括而又精辟地概述了近些年俄罗斯史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我们可以借助这篇文章，结合其他资料加以综合，向我国学界介绍一下俄罗斯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总体研究情况。
    　　
    一
    　　
    梅杜舍夫斯基是在2010—2011年期间，为纪念苏联改革开启25周年、苏联解体20周年，撰写此文的。他说，过去“就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论”，“与其说触及的是事件过程的实质和对它的学术解说，毋宁说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在苏联开启改革四分之一世纪、苏联解体也已过去20多年之后，对这一问题进行完全学术研究的时机已经来临，因为这已为这一问题的理性分析提供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他就是抱着这一态度，从分析史学的视角，采取信息认知论的方法，来冷静、理性地研究苏联灭亡原因问题的。
    　　
    按照梅杜舍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对苏联崩溃原因的概括，俄罗斯史学界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七种理论，或者说七种观点。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这七种看法，他从分析史学出发，用信息认知论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实际上可称为俄学术界就此提出的第八种看法；加上我们中国学者都很熟悉的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提出的苏共瓦解的“三垄断说”，实际上俄罗斯舆论界和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九种理论或者九种观点。
    　　
    下面让我们看看，解释、评说苏联败亡解体原因的这九种理论、九种观点，究竟都包含了些什么内容。
    　　
    先看看梅杜舍夫斯基依据现代俄罗斯文献，对俄罗斯学术界解释苏联崩溃原因的七种理论、七种观点所做的概括。
    　　
    第一，是帝国论。这种理论把苏联看作是同其他大帝国相类似的国家，其解体也与这些帝国瓦解有着相似的各种原因，主要是在现代化条件下发生的政治不稳定和民族冲突。按照这种观点，帝国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它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帝国必须靠维持世界政治格局中各种力量的平衡，一旦失去这种平衡，就会导致“帝国走向极端”并引致解体和灭亡。这一类型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国家规模巨大；二是，国家在民族构成上具有非单一性，就是说，它包括相当数量的民族，具有国家管理的超民族结构；三是，帝国的所有部分都是靠强力来支撑。维系国家的基础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从经济到军事制度，从宗教到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相应的就是，一旦失去构成制度标志的其中之一，国家的解体就是不可避免的。提出这种观点的西方和俄国学者为数不少，笔者作为中国学者，第一次听到这一观点是在1996年，那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科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Н.萨哈罗夫应邀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时介绍的。
    　　
    对这一理论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帝国”是包含各种类型的国家，“帝国”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所以，很难划清“帝国”与“非帝国”的界限。在他们看来，在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构成都有相似的特点，无非是表现得弹性大小而已。这些持异议者还有一个论据，认为苏联与传统殖民帝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其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同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相比拟，恰恰相反，它们之间不完全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出于这方面的原因，А.Н.梅杜舍夫斯基本人也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
    　　
    第二，是民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把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看作是没有形成具有明确价值观和公民身份的民族，或者相反，认为是“主体民族没能掌控国家局面”。而“就苏联的情况而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造成民族结构标志物的不稳定性，而形成民族精英之后，他们要求建立对本地区政权和资产所有权的监督和控制，并力图把资产私有化”。同样，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压倒苏联的弥赛亚思想而占据上风，成为主要的破坏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为数众多，一度在俄罗斯学界曾风行一时，并曾在一段时期内影响我国。
    　　
    不过一些俄国学者认为，这一理论虽然有其表面上的说服力，但实际上偷换了因果关系，是用国家解体的结果来解释它的原因。就苏联的情况而论，倒是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现象产生了民族，并导致民族的分裂，而不是相反。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存在了那么长时期，而它瓦解后却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这些学者拿出的论据是，有相当数量的多民族国家，如西班牙、大不列颠、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它们都是按民族区域分配权力和财富的，至今这些国家也没有解体。即便包括当今的俄罗斯联邦和后苏联地区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
    　　
    梅杜舍夫斯基大体认同这一观点，并不同意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
    　　
    第三，是民族—人口理论。该理论把危机的原因“看作是对帝制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民族，遭到侵蚀而发生的民族关系的变化”，即，主体民族由占国家族群的多数转变为少数，因此，国家“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
    　　
    包括梅杜舍夫斯基在内的一些俄罗斯学者，也不认同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虽然如实地描绘了崩溃前夕苏联民族—人口形势的变化，但没能对其他一些帝国崩溃的逻辑做出解释，因为那些国家的民族人口，并未发生上述数量上的变化。
    　　
    第四，社会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苏联衰落的原因，看作是制度造成的缺乏经济效力，而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而是以计划经济和强制劳动为基础的。其后果是，社会发展停滞，政治制度断裂、革命危机爆发和苏联解体。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苏联这种类型的国家，在这方面像停滞不前的具有东方专制制度或专制皇权制度的国家一样，处于现代世界进程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一当企图摆脱计划经济的困境，就会导致解体和垮台。按照这种理论，世界石油价格的暴跌就成了苏联不稳定的起爆器。这一观点是经济学家、叶利钦时期的总理盖达尔在《帝国的灭亡——现代俄罗斯的教训》(莫斯科2006年版)一书中提出的。
    　　
    持异议的学者，对这种理论提出了三点驳论：一是，该理论没能对这种制度这样长期存在的原因做出解释，因为该制度先前他也曾遇到过这些经济困难，但却能够通过镇压的手段加以克服；二是，这种理论对下述问题也没能做出回答：为什么这种制度不垮台(这种例子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就不能使之适应新的经济条件；三是，该理论没能揭示出在国家激烈动荡后，传统的政权精英为什么能在事实上保存下来，因为其保存下来是造成他们接踵而来的专断复辟倾向的原因。
    　　
    第五，是现代化危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苏联在有效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后，却没能力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及时改革社会经济制度。”苏联在这时虽然还保持着对外扩张的势头，但无力改革却导致国家在技术和军事上的落后。这样，就在冷战中表现出了失败，也遭遇了意识形态的崩溃。于是，这种现代化的危机便转化为帝国的危机。这种观点，是由曾被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的俄科学院院士、西伯利亚分院院长В.В.阿列克谢耶夫等人表述的。
    　　
    梅杜舍夫斯基对这种观点的说服力表示质疑，指出：这样说，“未必能解释得通苏联现象的本质特点，因为技术落后早已存在(惟其为克服技术落后这一任务，才使共产主义制度在其整个存在期间合法化)，而意识形态瓦解和国家解体则发生在苏联军事强大的巅峰”。这就是说，用现代化危机理论来解释苏联的崩溃，不完全符合苏联的实际情况。
    　　
    第六，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之为“阴谋论”。这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和瓦解，是“一种全然预谋策划的行为”。这就是说，“是外部压力和内部阴谋，或者是二者里应外合把苏联搞垮的”。这种说法，主要是在戈尔巴乔夫后期被撤职的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其《改革：背叛的历史》和《大国的悲剧》这两本书中提出来的。这两本书多年前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其观点为一些中国学者广为传播，所以，这一观点不仅为我国学界，而且为社会大众十分熟悉。
    　　
    在传统上，凡解释革命和政变，往往都会提出类乎这种“阴谋论”的说辞。梅杜舍夫斯基认为，这种说法无法回答下述这个主要问题，即为什么像罗马帝国这样的国家，不能防范这类阴谋的发生，而同时，其他一些国家为什么又能成功地加以防范？在这位学者看来，每当一个国家被倾覆瓦解，与之有重大利害关联的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往往“诉诸带有浓重情绪色彩的论据，诸如‘背叛民族利益’等等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言外之意是，情绪终归是情绪，代替不了理性的分析。梅杜舍夫斯基认同西方学者的下述观点：尽管苏联解体瓦解的“外部因素无疑是存在的，但没有理由将其绝对化”。这位俄国学者认为，这种“阴谋论”近乎个人决定论，事实上，这是把苏联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因素”或者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领袖人物的虚荣和冲突”。
    　　
    这样看来，这种“阴谋论”，是我国的一些学者，大多是半学者和半政治人物，从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等人那里原封不动搬过来的。
    　　
    第七，综合论。这种理论以Р.Г.皮霍亚教授为代表，此人曾任叶利钦时期的国家档案局局长，现任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一个教研部的主任，他不同意用一种主要原因来解释苏联的瓦解，认为“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瓦解苏联的唯一主要原因”。因为“苏联解体不是历史地决定着的，这就不是某一历史规律的体现”。持这种理论的学者，还包括这一类观点，认为国家垮台的原因是文明冲突论的结果，也是上述所有一系列因素，特别是民族种族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交相结合的结果。
    　　
    梅杜舍夫斯基认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缺乏明确性，这使人们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运用这一理论，所以在他看来，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同时他也认为，列举各种原因来解说苏联瓦解，意味着人们无法找到其中某一主要原因来准确诊断苏联的病症和死因。
    　　
    从上述可以看出，梅杜舍夫斯基对上面提到的这七种理论，或者说七种观点，都一一提出了驳论。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集中论述了不认同上述一系列理论观点的理由，他认为：“所有这些理论，只是说明了现象的个别方面，无法作为包罗所有方面的因素令人信服。这些用单一因素和多因素的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其原因在于，它们无法揭示出危机各种变化情况的体制性关联；它们没有考量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因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可划分为整体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这些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原因还在于，它们通常具有宿命论的特点，因为它们是从国家崩溃的预设性出发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混淆了因果关系，没有分析在各个阶段存在的各个过程的变化，或者相反，它们也陷入了历史唯意志论的对立的极端，把事态归结为领袖人物的感情用事和失误。这些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与其他解释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最后，这些解释也显得很不具体：假若苏联注定要解体，那为什么存在了这么长时间，而又为什么这解体又恰恰发生在20世纪末，而不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或20世纪60年代？须知，那时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这些理论总的缺陷是，它们实质上重复着人们在解释过去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崩溃时所提出的论据，从好的方面说，它们是企图依据19世纪出现的理论，来解释现代史上的现象，从坏的方面说，它们是为此利用了当年那个时代本身的术语，而同时又依靠从苏联意识形态中因袭来的思想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不能认为这些解释是完备的。”
    　　
    梅杜舍夫斯基关于上述七种苏联解体瓦解原因论的这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他虽然不认同对苏联解体瓦解的这七种解释，但他没有把这些解释同他的看法完全对立起来。他说：“这些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与其他解释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就是说，“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其他因素都是从这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因素派生的，“它们几乎都可归结为”这个体制。
    　　
    我国读者中，可能会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这怎么说得通，难道能把认为“戈尔巴乔夫因素”是苏联瓦解主要原因的观点，同认为体制模式是苏联瓦解根本原因的看法协调起来吗？其实在我国，早有学者讲过，“戈尔巴乔夫现象”实质上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更确切些说，它是对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的产物”：惟其曾有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才引发戈氏提出的“民主化”；惟其有斯大林惨无人道的“大镇压”，才会有戈氏要求的“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和“人道”，是针对斯大林的“非人道”和“专制独裁”而提出的；他提出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正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逆反效应的产物”。所以说，“体制模式”是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并不排除其中这个“戈尔巴乔夫因素”；非但不排除“戈尔巴乔夫因素”，也不排除“叶利钦因素”、“赫鲁晓夫因素”、勃列日涅夫因素、苏斯洛夫因素、日丹诺夫因素，等等，因为所有这些人物及其活动，都无一不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无一不是苏联瓦解的或大或小的因素之一。
    　　
    在我国学术界，有人太过强调戈尔巴乔夫个人因素对苏联解体作用的观点，有“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嫌疑而遭到人们否定以后，最近两年，这种观点又演变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腐化变质说”，其实，“苏共腐化变质”，或早一些变或晚一些变，不管在张三手里变，还是在李四手里变，这也无不与“体制模式”相关联；因为苏共本身就是这种体制模式的产物。
    　　
    至于上述对苏联瓦解原因的其他种种解释，也几乎无不同苏联这个具有“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因为它们都是由后者决定并派生出来的。
    　　
    二、还应提请注意，梅杜舍夫斯基在这里把造成苏联危机的原因，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整体性原因”，一类是“短期性原因”。这种划分极为重要，过去在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中，还几乎没见人提出过这种划分：所谓“整体性原因”，就是对苏联历史发展全过程，几乎在各个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影响的原因；所谓“短期性原因”，顾名思义，是只在某一时期，某一时段，或只在某个局部方面发生短时间影响的原因。通过这种划分，就可以在影响苏联瓦解的诸因素中，区分出轻重缓急和主次分量来，不至于对各种因素进行一、二、三、四，不分主次轻重地平行罗列，这样，就能从造成危机的大量因素中，进行比较分析、过滤筛选，突出最权重者。把这位俄国学者的这种区分，放在中国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毛泽东关于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想。不过用梅杜舍夫斯基的概念，在这里便于更具体、深入地理解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为了更全面、更易懂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在梅杜舍夫斯基这两个概念和范畴的基础上，再加以扩展，进一步划分出下面一些范畴和概念，比如“全局性原因”和“局部性原因”；“长期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以及“全覆盖性原因”和“点线性原因”，等等。这样，就能把梅杜舍夫斯基提出的“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同经过信息筛选过滤，排除其信息杂质，吸取其合理成分之后的上述七种原因论，基本协调一致起来。所以，这位俄罗斯学者说，上述七种原因论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它们几乎都可“归结”，并统一于“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就是说，这种“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是属于“全局性原因”、“长期性原因”、“全覆盖性原因”和整体性原因，而上述七种原因论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只属于“局部性原因”、“短期性原因”、“点线性原因”和“个别方面原因”。总之，“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是可以覆盖和涵括上述所有原因的。
    　　
    梅杜舍夫斯基之所以对上述七种解释不加认同，就是因为它们之中任何一种原因论解释，都不能与“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相比拟，因为只有这种“体制模式性”原因可对苏联历史过程产生这么长久、这么深刻，这么多方面、这么全局性的影响，可以全面覆盖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方面，对其各个时期的危机做出解释；而其他七种解释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起这种长期性、全局性的作用。而且，这位学者通过在后面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这一体制模式性因素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又怎样造成了苏联更大、更严重的危机。
    　　
    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上述七种原因说之所以说服力不足，是因为它们大多因袭过往时代(19世纪)的旧说，来解释一个全新时代的现象；或者因袭苏联时期僵化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它自身的灭亡，这正像一个人自己来评价自己，用自己的话语来为自己辩解一样，是显得苍白无力，无以说服人的。况且，它们只能对历史过程做一个局部方面或某个时期、时段的说明，而不能进行全覆盖式的、全局性的、长时期的、总体上的说明。
    　　
    二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突破19世纪和苏联时期的思维框架及思维局限，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从历史分析的视角，用新的话语体系，对苏联瓦解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信息认知论是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解决信息认知方式的一种理论。在信息社会，通讯工具多样，计算机普遍应用，互联网发达，人们从各种渠道都能轻易获得或发布大量信息。这样，就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权和发布信息的自由权，以至于不限于书刊就能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然而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信息质量的问题，即所得信息是否经过了检验核实，是否确实可信可靠的问题。近些年在研究苏联解体瓦解原因问题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些人拿出子虚乌有或虚无缥缈的材料，就来论证重大严肃的历史政治问题，比如，用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话”来论证他的“背叛”：这个讲话，后来经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查证，该国根本就不存在一所叫“美国大学”的高校，何来戈氏在这里的讲话？！况且，经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核实，标明戈氏该讲话日期的那一段时间，戈氏就没到过土耳其。就是这样一件没经核实，只是在一个研讨会上被抛出的纯属子虚乌有的资料，就被我国某些学者到处引用。甚至在核实此材料为乌有的十年之后，不久前在我国被号称为最有权威的学术刊物上还在传播。近年，在谈论苏联解体问题时，一些学者运用类似这类乌龙性资料尤多，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正是根据信息社会中信息爆炸、出现信息质量问题这一现象，信息认知论才应运而生。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各种验证方式保障信息及其来源的可靠性，以确保信息的质量可信度。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依据这种理论和方法，对涉及有关苏联解体问题的信息及其来源，通过构建现实实在的认识动机，用信息可靠性标准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加以筛选，区分真实信息还是过手(虚假)信息，是学术创造型信息还是转播宣传型信息，是经过操控腐蚀而变形的信息，还是真实直接的学术信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对信息来源者的历史意向和行为动机加以分析，就能鉴别、确定信息资源的质量来。这位严肃的俄罗斯学者，依靠这种严格的信息分析法和信息筛选法得到的资料，进一步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结论认为：
    　　
    “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但与俄帝国不同，它是自然而平静地灭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倒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它竟然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其长命的基本原因在于核武器的遏制作用)，因为它既违背经济规律，又与人类理智的本性背道而驰。苏联不是被居心叵测的人搞垮的，而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官方也承认)它的结构模式的反常规性和无效能性而瓦解的；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就像一栋房屋，是匆忙草率搭建起来的，它的整体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任何支撑能力。可以说明这个论断的基本证据就是，在它垮塌之时，没有任何人起来对它进行维护。与此同时，也丧失了用全新性质形式构建政治体制的机遇，因为，精英们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恰恰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不懂得掌握制度性参数，不懂得如何稳步而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这样一来，由于离心倾向超过向心倾向，在20世纪末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体制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避免。”
    　　
    这段话言简而意赅，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重要论断尽含其中。笔者尽量严格按其原义并用易懂的语言翻译了出来。尽管如此，对于某些非专业读者恐怕仍显得不易理解，出于这一考虑，在此不妨再多费点笔墨，对其主要含义略作一些阐释。
    　　
    第一，这里主要强调指出，“这种”苏联“模式”是其解体瓦解的根本性的、也是主要的因素。这位俄罗斯学者特别强调：“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是决定苏联解体瓦解的整体性因素，即起着全局性、长时期、全覆盖影响的因素：因为“这种模式”作为“苏联的基础”性因素，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一开国到其历史的终结，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影响；它对苏联的作用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孔不入，超过前述各种原因论因素的权重和分量；前述七种因素都是由这个整体性因素派生出来，并由它所决定的。
    　　
    前面曾经论及，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其他七种原因论解释与他的“体制模式说”，并不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前者可“归结于”后者，后者可涵括前者。这样看来，梅杜舍夫斯基实际上是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排除前者在学理和资料信息上的一些非理性成分、附加杂质和虚妄因素之后，在前七种原因论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对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提高、锤炼和升华。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也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解释。在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方面，梅杜舍夫斯基没有责难个人，而是归结为整个“精英集团”，归结为他们不懂得“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怎样进行政治改革，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如何一步步“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而且，这个“精英集团”在改革问题上纷争不断，曾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和对抗，这样就贻误时间，丧失了改革的最佳机遇，最后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解释与我国学界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把苏联解体灭亡的责任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在改革上的错误和失败，而是将责任归之于整个“精英集团”。这倒是别开生面，应该引以深入思考的。
    　　
    从梅杜舍夫斯基的结论看，他关于苏联瓦解的“体制模式说”，倒是同我国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多数主流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客观地说，他的论证更深刻一些，方法论显得更严谨。不过，我国学界就“体制模式说”提出的时间，要比这位俄罗斯学者早得多；我国学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就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这种观点，较之他在2010 - 2011年提出，要早了10多年时间。
    　　
    就世界学术界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学界，是对苏联瓦解原因问题研究最给力的国家，我们两国投入的力量最大，对问题开掘得最深，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最为显著。就目前我们对俄罗斯学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可以说我们两国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相当一致的。在两国学术界，分歧和激烈争论都存在，但这是表面现象。剔除一些学者在学理、动机上的非理性，以及在资料信息上的虚妄杂质外，总的来看，几乎把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所有因素都可以归拢、统一于“体制模式说”这一总的结论中来。
    　　
    为了说明整个问题，在这里笔者不妨举出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我国有一个学者，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上，他认为，是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造成的；在这三大原因中，每一原因的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在他看来基本是各占一半。说实在的，这种看法较之“王小石”的观点，更客观一些，但基本属于“王小石”观点的范畴。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他预先形成的定见，是“先入”的观点。但在论证问题的过程中，他通过对“三大主要原因”的阐述，在做结论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这里明显表现出了这位学者“先入论断”与其“下意识”“逻辑结论”的矛盾：在该学者那里，是历史逻辑的强大力量在一闪念之间占了上风，让他得出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是“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之上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正是同他在文章开头，甚至同这句话后半句得出的“先入论断”相矛盾的。从这个例子可以明显看出，属于王小石观点范畴的一类论说，实质上是可以归入“体制模式说”的，因为这一结论有强大的内在历史逻辑力量。
    　　
    我们从俄罗斯学界的研究联系到了中国学界的情况，从俄国学者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联系到了中国学者的“体制模式说”，这似乎扯得远了一些，但这样联系起来，会让中国读者感到更贴近我们自己，更容易理解一些。
    　　
    三
    　　
    上面我们集中谈到的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体制模式说”，也就是梅杜舍夫斯基从分析历史和信息认知理论出发，对苏联崩溃原因所做的解释。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八种理论解释。再加上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提出的“三垄断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也就是说，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灭亡。这是俄罗斯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九种理论解释。这第九种解释，实质上与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异曲而同工，只是更集中着眼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方面，并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
    　　
    这样看来，综合俄罗斯学术界、舆论界关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上述9种理论或9种观点，而其最大的概括、最精的提炼、最高的升华，具有最大覆盖面的结论，是“体制模式说”。因为正是这一原因论解说，不仅涵括了“帝国论”、“社会经济论”、“现代化危机论”，而且覆盖了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说”和“综合论”的各个因素，甚至在筛除其情绪因素、信息杂质和不实因素前提下，也包括了“阴谋论”中某些合理的“戈尔巴乔夫因素”等。可见“体制模式说”，是解说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各种理论观点的提高、深化和升华的集大成者。

张镇强：究竟谁应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严重受阻负责？




2015年12月30日

     张镇强：究竟谁应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严重受阻负责？——与公方彬教授商榷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孙中山在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继2015年12月1日在博克中国发表“中国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民主道路”一文以后，12月11日，中国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又在博克中国发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严重受阻的原因”一文。按笔者的理解，此文的核心思想是强调中国的民族人文基础抑制着中国的民主进程，更通俗说，就是中国的国民素质差，目前不具备搞民主的条件。因此，我还要对此文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
    
    文章首先强调，回避问题，对民族文化传统只是概略评价，不作理性、客观、公正梳理，其实不利于民族走向成熟，然后强调，正视乃至揭开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性格薄弱处，甚至是劣根一面，也是培养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可或缺的路径和方法······而正视弱点才能克服弱点，这是民族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必由之路······。
    
    文章然后引入主题说：“以民主这一当下社会焦点问题为例，没有人不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由于直接利益关系而导致不同态度。”文章承认，“越来越多的人对‘直选’、‘一票权’充满了憧憬，这当然合乎逻辑······”。
    
    文章说，人们认为越南、缅甸、印度比我们条件差，但他们都采取了西式民主模式，中国为什么不能？对此，作者说，依照惯常思维，“中华民族更优秀，中国经济更发达，中国共产党更伟大，更无私，因而中国较周边国家更适应西式民主，或更能创造出较世界更先进的民主制度，而现实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较自己的目标亦有很大差距，重要原因在于受制于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人文品格。”这就是说，中国周边国家比我们落后，我们比他们先进，为什么他们能搞西式民主，我们却不能？关键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人文品格有缺陷，阻碍了我们实行西式民主。
    
    然后，公先生对此进行了具体论证。
    
    首先声明，笔者对公先生上述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和应持的态度，没有异议，对他肯定民主是个好东西，认定中国人对“直选”和“一票权”的憧憬是合乎逻辑的，持赞赏态度。但他将中国民主进程严重受阻的原因主要归咎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人文品格不够格，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认同。
    
    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人文品格是产生或阻碍民主意识和要求，推动民主进程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要求民主自由、乃人的天性。公先生的文章也说，“越来越多的人对‘直选’和‘一票权’充满了憧憬，这当然合乎逻辑，谁不想做自己的主人，做社会的主人？”而一些国家之所以迟迟未实现民主，主要是受强大的统治阶级、特权阶级或特权政治势力的沉重压制及其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国民愚昧落后所致。因此，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阻碍国家民主化的根本原因。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现代民主乃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成熟的现代民主意识和要求。因此，仅靠传统的民族文化或民族人文品格更产生不了现代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或者说，在任何专制制度下，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或民族人文品格，都不可能自动产生民主制度。
    
    中国至今未能产生民主制度，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育和成长，无法使资产阶级成长壮大，以打破封建专制枷锁，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二是20世纪初期，俄国共产主义的传入，共产极权主义势力在中国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取代封建专制势力，成为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势力甚至唯一势力。因为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或终极目标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所谓大同世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而且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具体说，只能实行一党专政，一个主义，一个指导思想。而这一切，无论从形式和实质都是与现代民主要求根本对立的。
    
    而共产主义势力又远比一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统治势力对国民具有更大的迷惑性欺骗性，更有能力能量和技巧阻止国家的民主进程。从这一角度可以断言：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得势的共产极权主义势力。
    
    中国民主进程受阻的具体过程大致是：第一，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守旧派用强力扼杀了维新派的变法和变革行动。第二，孙中山等人以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统治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反动的军阀们进行夺权混战，破坏了民主进程。第三，孙中山在穷途末路中错误地引入苏俄共产势力，实行联俄联共政策，使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得以发展起来。第四，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为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提供了迅速扩张壮大，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铁一般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绝好机会。
    
    这个政权神通广大到可以任意消灭一切传统文化和人文品格，强行建立它所需要的所谓新文化和新人文品格。所以，说中国民主进程主要受阻于民族传统文化或民族人文品格而非共产极权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是荒谬的。公先生的文章拿中国同印度、缅甸、越南等邻国比，说中国不具备生长民主的土壤。他强调“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留下了很多的西方价值理念，保证推行西式民主时获得更多认同”，而中国则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社会，拥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和小家庭意识，丧失了民主生长的土壤。但我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在西方经济入侵的同时，实际上也带入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包括民主意识。满清政要不断出国考察，派遣大量学者出国学习研究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同样大量引入了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否则，怎么会有辛亥革命的出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所以，公的这一论点是不能服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更成了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民主土壤不仅形成了，而且肥沃宽广起来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民党召开了包括最大反对党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准备举行全国立法院和国民代表大会的普选，成立新的民族团结联合政府，启动宪政民主进程。怎么能说中国还没有生长民主的土壤呢？
    
    而这次联合政府之未能实现，主要是国共两党争夺对政府的控制权。当时的力量对比，必然是蒋介石当总统，共产党代表当总理。国民党坚持实行总统负责制，以便控制政府，共产党坚持实行内阁总理负责制，架空总统，以控制政府。从逻辑和道理上，当然应实行总统制，因为抗战胜利的主要功绩在国民党政府，力量优势也在国民党方面。但共产党坚持不让步，一心要尽快夺取全国政权，导致联合政府最终未能组成。
    
    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共产党让一步，联合政府就成立了，中国的宪政民主就可能逐步成熟起来，后来的国共三年内战就可能避免，中国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了。这将是中国国民之大幸！当然，从国共两党一心要掌控全国政权来说，可能终究避免不了一场内战，但推迟它则仍有可能。
    
    从这一事件，人们也可看出，究竟谁在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不错，1946年的宪政纲领因为国共两党的分裂最终未能实施，但国民政府仍然在共产党等退出后，坚持举行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的选举。笔者当年15岁，正在家乡湖南湘乡县（现双峰县）的永丰镇读初中，亲自听了竞选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曾宝荪女士（曾国藩的孙女）和毛炳文先生的竞选演讲，观看了选民投票，秩序井然，文明有礼，毫无乱象。这能说中国还没有生长出民主的土壤吗？
    
    公先生拿中国与缅甸比，说缅甸即使有太多的落后，至少有一点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就是宗教信仰造就的心态平和，纯朴善良、讲公德。不久前公布的世界慈善排名，缅甸超越美国排名第一，中国由倒数第八下降到第四。这不是能否搞民选的核心指标，但一定是生长民主精神的人文基础。显然，这是说中国人不如缅甸人讲慈善、讲公德，所以缅甸能搞民主，中国不能搞民主。
    
    不错，缅甸人的绝大多数信仰佛教，所以纯朴善良、讲公德。从最近这次缅甸大选中也看出缅甸人既勇跃参加投票，更文明有礼，井然有序。这当然有利于民主的成长。但由此断言，中国人的慈善心态和行为不好，就不能搞民主实难令人信服。我在1946年亲眼看到的那次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举也很文明有礼，足以否定公先生的这一结论。
    
    问题还在于中国人的慈善排名为何落后？在我看来，主要是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来所实行的阶级斗争和大屠杀造成了阶级、阶层、个人、政府之间的仇恨和分裂，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强调GDP挂帅，人人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的大爆发所导致的大恶果。正是这两大行为破坏或毁灭了中国社会一贯的与人为善，乐于施人的传统美德。笔者1931年生于湖南农村，1949年参加新政权工作，亲眼看到1949年以前的中国很多传统美德在1949年后遭到了毁灭性破坏。那时我作为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恐惧感不安全感，经济生活上，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蔚然成风，更看不到像现在这样，老人死了六年，已成枯髅，才被人发现。而且这不是个案。这种现象，究竟谁应对此负责，不值得深思吗？
    
    更令我无法同意的是，公先生拿中国人和越南人比，说越南人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受法国殖民影响，所以，其独立表达意志方面，其实比我们高得多，比如，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事时，敢于和善于提出不同意见，就是我们很多人做不到的，而这又是民主的重要条件或表现形式，等等。”这就是说，独立表达意志是民主的重要条件，中国人的独立表达意志远远不如越南人，所以越南可以搞西式民主，中国不能。这简直是天大的谎言，对许多中国人又是天大的冤枉！
    
    首先，独立表达意志能力是有助于民主的发展，但它不是民主的条件，更不是重要条件，这只是公先生强加到民主头上的。说中国人的独立表达意志能力远不如越南人，我根本不同意。当然，假如要求中国的几亿普通百姓有独立表达意志能力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但中国的知识阶层所具有的这种能力则绝不亚于亚洲的任何邻国包括越南。问题在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尤其是后来的共产专制政权对独立表达意志的打压非常强大、残忍和残酷。所以绝不是中国人没有独立表达意志的能力，而是反民主的政权根本不允许人们独立表达意志。66年的共产极权统治史就是一部打压和扼杀独立表达意志的历史，公先生真的毫不知情吗？只要看看1957年的反右斗争史就足以证明这一结论了。那是一段典型的极权主义者强力扼杀独立表达意志的历史。再看2008年“零八宪章”的出现，那是一篇最温和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宪政民主的和平宣言书，就这样的表达意志也不被容忍，竟以颠复国家政权罪，将执笔人判处11年徒刑，至今还把他关在牢里，连他的妻子也不放过，把她秘密拘押起来，不得自由。
    
    就连统治集团内部也不容许有对最高统治者表达意志的权利，彭德怀的下场是典型一例。请问公先生，即使按你所说的，中国人没有越南人那样的独立表达意志能力，这又是谁之过？中国人因此而不能搞民主，这又是谁之责？
    
    文章还说：“中国人有几大人文缺陷影响着民主进程：一是等级制度和仰视权威，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独立思考，因而也就不存在独立表达；二是缺乏公德意识和契约精神，遵循胜王败寇的逻辑，因而不可能把握民主的精髓，不会追求真正的民主；三是以我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就不会生成担当和自我牺牲，因而也就没有推动真正的民主的动力，更愿意借用民主的旗号达成自己的目的，一旦实现就会压制民主······。”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说法，问题又在于公先生如此泛泛而谈，令人捉摸不透。关于独立表达意志，笔者前已分析和批判。而缺乏公德和契约精神，遵循胜王败寇的逻辑，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共产极权主义者的本性的表现，他们为了争夺和巩固统治地位和权力，不可能讲公德，不可能遵守契约，不可能不遵循胜王败寇的逻辑。毛泽东就承认他就是无法无天，这不是典型例证吗？统治者如此行事，下必甚焉！何况中国的普罗大众远比统治者要讲公德守契约。
    
    以我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同样也主要体现在上层统治阶层中。说借用民主的旗号达成自己的目的，一旦实现就会压制民主，这恰恰又是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的典型行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曾经大唱民主赞歌，大骂蒋介石专制独裁不民主，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民主，而当他们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就立即实行比蒋介石更要专制独裁百倍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专政。而且至今不肯还政于民，对任何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言论无情封杀，甚至以莫须有罪名判处长期监禁。连80多数的老作家、71岁的知名女记者也被以莫须有的言论治罪，判处长达三至五年的徒刑。这足以表明，到底是谁在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公先生文章最后说，“共产党是打着民主的号召起家的，现有的宪法和核心价值观也都张扬民主，这里强调民族人文基础抑制民主进程，主要还是要提醒人们在要求民主的时候，要反问自己，我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我能够承担起民主进程中的哪些责任——这些应当更基础，更实在。”
    
    显然，这是向中国人宣示，中国共产党是要搞民主的，问题在普通百姓还不具备民主素质，不能承担起民主进程中的责任，所以他们应当先培育民主素质，再要求民主，而且还要想想所要求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西式民主还是中式民主？除非选择后者，前者则断断不可！
    
    由此可以看出，公先生连续发表文章谈中国民主问题，是用含糊其词，若隐若现的手法，抽象肯定民主，具体否定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行性。最主要的是他以中国的民族人文品格差为由而将中国未能实行民主的责任推到普通民众身上，把真正的阻挠者——中国现行执政党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的小骂大帮忙，掩人耳目的手法也确实起到了某种欺骗人迷惑人的作用。网上竟然有不少人支持他的观点，就是证明。
    
    但公先生毕竟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更多的人看了他的文章，一眼就看穿他是为反民主的权力当局作无理辨解，手法并不高明。虽然公先生在文章末尾声明他并不反对民主，希望以有效措施加快推进民主进程，但人们并未相信这套虚假言辞。一看他说“现有的宪法和核心价值观也都在张扬民主”，就知他在说假话。因为那只是中国极权主义者的一种骗人的统治手法而已。毛泽东就公开说过，宪法算什么东西？但因为外国都有宪法，我们也不得不搞一部宪法。
    
     2015年12月14日写完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