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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亿国人都是736年前行尸走肉的后代/如何击败伊斯兰国
發佈時間: 12/30/2015 9:03:32 PM 被閲覽數: 23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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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经的激进穆斯林写的:如何击

败伊斯兰国?

 

京港台:2015-12-31 06:27| 来源:华尔街日报 |


 


  如何战胜伊斯兰国

  要战胜伊斯兰圣战者,我们需要孤立他们、削弱他们对穆斯林的号召力, 并避免一场“文明的冲突”的发生。

  作者:Maajid Nawaz(英国)

  伊斯兰教(Islam)是一种宗教信仰,就像其他任何宗教信仰一样,它的内部也很多样化。与之相反,伊斯兰教主义(Islamism)则是把单一版本的伊斯兰教强加给全社会的欲望。伊斯兰教主义不是伊斯兰教,但它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它是穆斯林神权政治。

  与此相仿,圣战(jihad)是一种传统的寓意抗争的穆斯林观念,有时是个人精神信仰的挣扎,有时是抗击外敌的斗争。然而,圣战主义(jihadism)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借用武力强行传播伊斯兰教主义。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许多自由派思想的左翼评论家一直对于如何称呼伊斯兰思想体系谨小慎微。他们似乎担心穆斯林社群和宗教排异者们听到“伊斯兰”这个词,都会简单地把极少数圣战主义者的过激行为归罪到全体穆斯林头上。

  我把这种状况称为“伏地魔效应”,取自J?罗琳《哈利·波特》小说中的那个魔头。罗琳女士小说中许多善良的人物被伏地魔的邪恶吓坏了,以致于他们要么根本不敢直呼“伏地魔”的名字而是用“那个谁”指代,要么干脆直接阿Q般地否认他的存在。然而这种恐惧只是加剧了人们歇斯底里的恐慌,从而进一步放大了伏地魔的邪恶力量。

  同样的对于伊斯兰教歇斯底里的恐慌也正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如果连对伊斯兰教主义和圣战主义的暴力展示方式都不敢直接表述、单独提及和充分理解,那么,任何想要挫败伊斯兰教主义的战略都根本不会成功。我们当然不能把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简单等同起来,然而说两者毫无瓜葛也实在不太可信。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既不是处处相关,也不是毫不相干,而是的的确确有“一些”关联。这里的“一些”就是那些伊斯兰教主义者援引伊斯兰教经文捍卫他们的观点、并在穆斯林中招兵买马的内容。

  厘清上述提及的这些概念的紧迫性,对每个人来说都显而易见。我们已经看到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伊斯坦布尔、西奈半岛、贝鲁特、巴黎、圣贝纳迪诺、伦敦。这些伊斯兰国思维的暴力背后是什么的战略呢?所有圣战分子都在寻求制造事端。在西方,他们激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在东方,则是推动逊尼派穆斯林反对什叶派穆斯林。伊斯兰教主义神权政治意识形态着力渲染三个方面:分裂主义,极端对立和穆斯林的受害者地位。

  伊斯兰国的头目坚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挑起同整个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的全球战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然而,通过挑衅和一点点自圆其说的预言这两个手段相结合,伊斯兰国正在尽一切可能使之成为现实。这其中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不久前“把穆斯林彻底全面拒之于美国大门之外”的号召也助了一臂之力。伊斯兰国的目标是要让逊尼派穆斯林难民在欧洲、美国和中东地区再也无处藏身避难,而只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非法恐怖组织区域、也即他们自封的哈里发王国里生存。

  正如伊斯兰国在自己的官方杂志《Dabiq》中所描述的那样,它的目的是消除处在伊斯兰教主义神权政治和反穆斯林偏执狂之间的所谓中间“灰色地带”,从而让每个人都得被迫选边站队。伊斯兰国希望以这种方式将非穆斯林推向反穆斯林的境地,而这个过程一旦完成,也就是说,一旦大家都开始用狭隘的宗教视角看待彼此的时候,伊斯兰国就将掀起世界宗教战争。

  我本人也感觉到肩负个体责任,就是也要努力消除灰色地带、促使穆斯林在西方世界失去家园。作为一个年轻的在英国长大的穆斯林,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伊斯兰教组织的领导者之一,我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复兴哈里发王国。尽管并非通过恐怖主义途径,但我的这些工作最终导致了我在24岁的时候被关进了埃及专门关押政治犯的Mazra Tora监狱,并在那里蹲了5年。

  后来在“大赦国际”组织的努力帮助下,我在监狱里得以重新思考和评估我的所有思想。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一点点使得自己“去极端化”。最终,我意识到,我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正在被极权政治所利用,必须从神权政治的笼罩下重新解脱出来。在后来的八年时间里,这也正是我创立了一个反极端主义组织所致力于推动的唯一目标。

  这种抗争可能胜利,但绝不会容易。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系列的调查发现,英国人的态度反映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根据二月份ComRes为BBC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民显示,25%的英国穆斯林同情巴黎查理周刊枪击案的作案者。2008年的一项YouGov的调查发现,穆斯林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相信,为了宗教而动手杀人是合理的,而40%的人希望英国接纳伊斯兰教法(Shariah)作为法律。另一份在2007年由Populus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年轻穆斯林中36%认为叛教者应该受到“处死的惩罚”。

  那接下来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有多达1000名英国穆斯林加入了伊斯兰国,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参加英国陆军预备役的人数。

  伊斯兰国武装的真正实力可能介于中央情报局估计的3万2000人与库尔德族人估计的20万人之间。依据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私人情报公司Soufan公司的数据,涌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和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外国人数量在过去18个月中翻了一番,可能高达3万1000人。

  最新的一项针对11个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的调查显示了公众对于伊斯兰国的广泛反感,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令人担忧的不少支持。只有28%的巴基斯坦人不拥护伊斯兰国,而62%表示没感觉。在尼日利亚,14%的受访者对伊斯兰国有好感;在马来西亚和塞内加尔,好感率是11%;在土耳其,8%;在巴勒斯坦,6%。综上所述,尽管全球16亿穆斯林并没表现出大多数的支持,但这些数字仍足以令人担忧。

  巴黎袭击后,罗马教皇表示我们正处于微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更准确的说,我们面对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来自圣战主义者的暴动。伊斯兰国正是这一暴动的最新化身。穆斯林国家的政府有诸多的不足之处,由此便为伊斯兰教主义者们的社会运动留下了空白。伊斯兰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酝酿了几十年而横空出世的。把伊斯兰国定性为暴乱活动至关重要,越南战争的教训表明击败暴乱和赢得一场常规战争完全不同。

  要平定暴乱必须明确,敌人在其招兵买马的社群里拥有极大的民意支持。反暴乱的战略目的应该是挫败能够帮助敌人进一步招募新人的宣传成果。必须把暴乱分子从他们的目标招募社群之中隔离孤立出来。这需要心理战、实体战和经济战的综合运用,目的在于瓦解暴乱分子的意识形态、组织运营和收入来源。

  这一战略最为至关重要的部分是信息发布。抗击伊斯兰国,我们必须避免使用那些宣传它世界观的语言,同时提供更具震撼力的另一套替代语言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御伊斯兰教主义者和圣战主义者们吸引煽动穆斯林听众的能力。

  在这一努力进程中,拒绝承认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一现实问题的存在的穆斯林们,其实和特朗普先生以及其制造贩售恐慌论调的民粹主义支持者们同样具有适得其反的作用。双方都起到了加剧宗教撕裂分化和不信任的作用,而极端分子对此甘之如饴。伊斯兰国就是以挑起“文明的冲突”为己任的,我们当然不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

  这些失语和缺位会带来什么代价?如果没有一套语言能够准确分辨伊斯兰教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广大非伊斯兰教主义的普通穆斯林之间的差异,西方那些充满焦虑担忧的非穆斯林人群就可能轻易地被夸张的媒体报道和渴望吸引眼球的的政客所误导。于是有些人就会简单粗暴地认为,所有问题都怪伊斯兰教本身和全体穆斯林。这就是为什么仇外政治近来在欧洲和美国得以崛起的原因所在。

  至于穆斯林社群本身,如果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主义和伊斯兰教压根儿无关,那也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因为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这样的彻底否认的立场妨害了那些勇敢的伊斯兰教改革的宗教研究家们的努力,比如英国的乌萨马·本·哈桑、巴基斯坦贾韦德·艾哈迈德·???m???和美国的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安??'?m,他们都在迫切尝试建构反伊斯兰教主义、促进改善言论自由、性别平等等基础人权的宗教理论基础,由此抵御和对抗那些极端暴乱分子们所发布的理论和信息。

  彻底否定的立场同时也背离了许多被围攻的前穆斯林的声音,如巴基斯坦裔的加拿大作家阿里?.里兹维,他为了那些平等基本人权能够在自己所在的穆斯林社群中得到承认而抗争。这些改革者们都需要一套语言体系,让人们能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极端分子圣战分子们所兜售的扭曲政治状况严格区分开。

  正如一个人并不一定非得是黑人才能反对种族主义,不一定是同性恋者才能关心同性恋平权,人们也不必非得是穆斯林才能公开反对穆斯林神权政治。考虑到美国的建国历史,美国人最具有优势来解释为什么神权政治对人类文明从来没有好处。他们也可以帮助欧洲人应对后移民时期建立身份认同的挑战。

  我的许多穆斯林同胞反对兜头直击批判极端伊斯兰教主义。他们的想法是“为什么我们要为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事情道歉”。但是,正如我们穆斯林期待其他族群的人们能够团结一致批驳诸如特朗普先生这样常出奇谈怪论的反伊斯兰的偏执傲慢者一样,我们也有责任团结起来公开反对极端伊斯兰教主义。

  有一个反暴乱战略对外交政策的实际进行有什么意义?总统乔治·W·布什大概会轻率侵占伊拉克从而掉入圣战分子的泥潭,而奥巴马和国际社会则正在向叙利亚这另一悬崖绝壁上梦游靠近。诚然,干预叙利亚局势会被伊斯兰国借以当做进一步招兵买马的口实,然而我不干预则已被他们当作证据来表明,国际社会抛弃了叙利亚人,扔下他们孤独无依地面对巴沙尔·阿萨德的炸药桶。

  当初我自己加入激进组织的旅程并不是始于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的干预,反而是国际社会未能对波斯尼亚种族灭绝进行干预。我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不作为和正面入侵一样危险。只要伊斯兰教主义者依然控制对年轻的易怒的穆斯林们的宣传舆论,无论我们的行动还是我们的不作为都可以成为煽动他们极端化的理由。

  世界正面临全球范围内的圣战主义者暴乱,这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以伊斯兰教主义意识形态为精神支撑,始终对一些穆斯林极具号召力和诱惑力。经过巴黎和圣贝纳迪诺之后,奥巴马政府抗击伊斯兰国的政策正在瓦解失效。从去年一月把伊斯兰国形容成“散兵游勇”,到巴黎系列恐袭之前声称伊斯兰国已被遏制,奥巴马先生的步伐总是比伊斯兰国的发展慢上半拍。

  我们反暴乱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应不再让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只是敲边鼓。是的,这可能会使得我们的土耳其盟友感到不舒服,也会让伊拉克的统治者感觉棘手。然而别忘了,库尔德人已经一遍又一遍证明了在和伊斯兰国的对抗中他们是唯一卓有成效的战斗力量。

  如果这意味着将出现一个库尔德国家,那又如何!除了在北非的突尼斯正在进行的持续实验之外,一个新的库尔德国家可能会成为中东唯一的世俗穆斯林民主国家。它将可能成为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宗教的灯塔。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在忽略这种可能性,这是难以原谅的。

  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还必须有国际地面部队的配合支持,数量不必太多,几千人即可,应由逊尼派阿拉伯人充当前锋,特种部队和支持人员但应后应。所有军事力量齐心合力着力把伊斯兰国从其摩苏尔和拉卡的据点清除出去。至于阿萨德先生,作为与俄罗斯和伊朗保持关系的妥协,叙利亚政权应继续保持,但阿萨德先生必须下台。

  这样的行动一定会削弱伊斯兰国的日常运作能力,但不会挫败它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号召力。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最先“启蒙”了基地组织,现在又“启蒙”了伊斯兰国,将来还一定会继续“启蒙”其他人。伊斯兰国成功洗脑了大约6000名欧洲人加入他们行列,而能做到这种极端化的可不只有他们,说服灌输招募他人可不是空穴来风。伊斯兰国的洗脑很厉害,但还不至于厉害到没朋友。

  事实上,伊斯兰教主义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洗脑早已成功催芽这些欧洲年轻穆斯林对于神权政治的向往。我上面提到的youGov的调查发现,有33%的年轻英国穆斯林表示希望看到一个全球性的哈里发的复兴。在欧洲努力已久的其他伊斯兰主义者组织早已埋下种子,伊斯兰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摘了桃子。

  扭转这一局面将需要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几十年的共同努力,而要最终取胜则必须是能够使得极端伊斯兰教主义意识形态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无论认知层面还是社会层面。

  (作者纳瓦兹先生是总部位于伦敦的反极端主义组织Quilliam的主席,著有《激进:走出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之旅》。)







14亿国人都是736年前行尸走肉的后代


2015-12-28 23:25:17

1961年夏季有一天晚上,毛叫我去读英文。在谈到国内的状况时,

他说了一句使我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

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

    ——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篇 1957年--1965年


按照以下这篇具有千年价值(?)好文作者的立意和思路,在某种

程度和意义上,现在生存的14亿中国人就是毛爷1961年对于中共党

内高层领导状况评价的放大版:


1279年3月19日“崖山之后,已无中华”,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

打击,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民族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

量、有气节的人,736年前就被大面积地消灭,“剩下的都是些行尸

走肉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 ......"

             ( 1972 - )

张宏杰:从春秋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史

                              2015-02-20 19:47:30

  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

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张宏杰/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 by Lemuel Francis Abbott.jpg

      马戛尔尼伯爵画像

WDCM上传图片

                        英国第一个访华使团团长马嘎尔尼罕见亲笔信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

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

一个日本军人回忆,

日军第65联队将俘获的部分中国士兵集中在幕府山以待屠杀


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

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

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

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兵马俑的法度森严,说明了秦始皇编户齐民制度的作用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除了给武将戴上无形的枷锁,赵匡胤还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禁止武器的法令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宋徽宗赵佶所作的《听琴图》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元、明、清: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



“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

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水浒传》人物的卑污、暴戾是元明时代中国人性格的

真实写照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


 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




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怎么改造国民性


 西方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比如前两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中国以前的朝代,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是否证明中国这一百年的改造运动是有问题、有误区的?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这是胡适的思路,也是被历史证明的路径。但胡适被我们遗忘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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