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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2015/西部论/前苏联的三重信仰危机/两亿五千万农民工撞上制度歧视铁板
發佈時間: 1/1/2016 3:42:40 PM 被閲覽數: 22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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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2016》浙江卫视跨年演唱会









鲍彤:告别2015



2016年1月02日

    
    
     201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不争的事实。新常态者,风光不再依旧也。  
                       
     旧常态是开足马力崛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展是硬道理。为什么挖煤?为了炼钢烧水泥。为什么炼钢烧水泥?为了盖高楼大厦。为什么盖高楼大厦?为了把GDP和垄断利润搞上去。
    
    至于为什么非把GDP搞上去不可?那是为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以证明一种合法性。为什么非把垄断利润搞上去不可?那是为了达到让打江山坐江山的革命者的子子孙孙先富起来的目的。探讨到这里,至矣尽矣,已经到达根部和底部了。
    
    所以,高楼大厦卖不出去,也必须如醉似痴地拼命盖,而且必须保证高昂的垄断价格不跌落。
    
    楼房之所以卖不出去,倒不是老百姓不需要住房,而是他们买不起。为什么老百姓口袋里没钱?因为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优势,这优势千万不能丢!所以,中国劳工只要在党的安排下,就必须安分守己甘当廉价劳动力,不得讨价还价,不得抱怨发声,不得自行组织工会,不得示威游行,永远服从党的摆布。至于马克思主张维护的劳工权益,无异于境外敌对势力所设的陷阱,中共领导下的劳工必须提高觉悟,擦亮眼睛,免得上马克思的当。
    
    由于顶层设计所专注的是千方百计确保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大众的贫困化就成了中国的不治之症。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即经济危机的预言,不幸而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土上应验了。新常态者,由无产者贫困化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另一种说法也。至少在中国,马克思对榨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观察和分析仍然有效。
    
    所以,楼房之类就卖不出去了,变成“库存”了。年复一年,积累起来的新房库存数,国家统计局应该了如指掌,不过那是机密,属于党国专有。从一些报刊透露出来的零星信息看,全国城镇的待售住宅,有说4亿平米,有说40亿平米,也有说是90亿平米,反正超出人们的常识和想象。
    
    本来至晚从2009年起,中国就应主动转入“新常态”了。不过当时心犹未甘,所以又挣扎了这些年。于是到了2015,“新常态”一词终于启用,接着,“脱贫”也被提上议程,这应该意味着一种觉悟和警醒。觉悟和警醒是好事,也就是觉今是而昨非。
    
    回头是岸。不回头也不可能。不仅要告别“发展是硬道理”,而且必须改变确保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全部相关设计。我认为,这是告别2015的意义所在。
    
    告别过去,在于“脱贫”。扶贫办主任认为,贫民在十三亿人中只有七千万。我不作如是观。这位主任想必尚未看到北京大学的报告:占总户数25%的中国人,只得到全国总财产的1%。只要这三亿人所得财产总额没有重大的变化,中国的“脱贫”就无从谈起。脱贫脱贫,任重而道远啊!
    
    至于脱贫从何起步,现在占主流地位的主张是由党政机关立下军令状,派遣浩浩荡荡的扶贫大军,进行精准的工作,帮助贫困村精准地增加收入。我当然希望这种美好的设计如愿以偿。但是我不放心。我认为中国的贫民是被党领导和安排出来的。只要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丧失了自主的可能和权利,只要他们不能脱离被支配的处境,只要他们连做什么梦也得听从安排,他们就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可能脱离困境。因此我主张,脱贫应该从落实公民权建设公民社会起步。
    
    落实宪法,特别是落实宪法第二章,应该是脱贫的关键所在。记得有人在2012年说过,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落实。旨哉斯言!我没有忘记,大概许多没有得健忘症的人都不会忘记。唯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实耳!不过我想,2016年总不该再拖了吧。
    
    一旦全体公民都能够正常地拥有并且没有恐惧地行使法定的权利之后,中共的领导还存在不存在呢?我认为,不仅可以存在,而且能够行使得比一党专政更好,好得不可以道里计。
    
    此时此刻,我油然想起了高人的真知灼见:“所谓(党的)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淩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以上嘉言,属于如假包换的毛泽东思想,摘自毛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布于1940年3月6日,刊载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遥想毛氏当年,尚未因利欲熏心而头脑昏愦,他把党的领导权问题界定得明明白白。领导的责任,在于政策正确,不正确是不行的;在于模范工作,不模范也是不行的;在于说服和教育,盛气凌人是不行的,打压更是不行的,以剥夺公民权作为推行党的领导的手段是犯法的。
    
    所以我认为,有宪法在,有毛清醒时的言论在,根本用不着“革命”,只需对现行的不良社会制度加以改良,使全体国民成为公民,而不再是被党支配的对象,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富断裂的危机,并且使经济一劳永逸转上依靠内需的良性循环的康庄大道。
    
    来源:RFA




刘亚洲《西部论》



作者:刘亚洲 201085凤凰周刊第22


编按〉刘亚洲上将的「西部论」,写作时间很早,盛传在外。军中有人主张「把西部看作是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例如写「c型包围」的戴旭大校。这几年中国军界频频出好书,或被数种国外语言翻译出版,这在亚洲军人是罕见。

根據201317日凤凰卫视《时事亮亮点》报道指出,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的《刘亚洲国家思考录》,最近在香港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八章,分别是大战略观、新军事变革、政治改革、西部论、台湾问题、突围地缘政治、文化与历史观,以及信念与道德。刘亚洲非常重视战略在国家发展与安全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指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什么都可以失败,战略不能失败,战略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

今年1月,Brookings Institution把北大院长王辑思主张中国西进的文章,视为「这两三年最重要的政策文章」;引起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关注,即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如何重构(a reset of U.S.-China relations),或是否可以清晰界定为「中国西进,系回应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此时,无独有偶,「奥巴马政府准备放弃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不径而传。消息的真假,无法辨识。但,当众多愈演愈烈的东海、钓鱼台冲突紧张之时,有一个地缘战略思考已经悄然展开了。重读旧文,可以细读出来,刘亚洲这位受到中外瞩目的中国军事战略家的一些早熟的战略思维。全文如下:

     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内发生了一场大争沦:要海防还是要塞防?当时的形势是:两方列强屡屡从海上打击天国。俄国占伊犁,窥新疆。阿古柏起事,在喀什成立了独立的汗国。新疆一时汹汹。李鸿章等人建议放弃新疆,全力经营海上长城。六十四岁的左宗棠愤而抗争。他说: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目西北。弃两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慈禧太后支持左宗棠。左宗棠遂抬着棺材出玉门天。湖湘子弟定天山。两部无虞,祖国大安。


    再往上溯,自汉武帝始,汉族人就大规模挺进天山。霍去病、陈汤、班超,黄沙百战。窦宪勒石燕然。匈奴自新疆西窜,引起了世界性的多米诺骨牌民族大迁徙。凡是强盛的中原王朝,无不向西用兵。中原板荡时自做别论。小时候读历史,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历代统治者要反复争夺那块当时被人们看作的不毛之地?后来我想通了,那里是中国的命¨所在。
   
用中国的眼光看中国,中国是一块大陆。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中国是一个半岛。美国历史学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说过,中国是东亚大半岛。半岛生存,需要纵深。古人没有海洋视角,尚代代耕耘西部。、今天人们的地理视角已从海洋升腾到空间。地球已是一村。我们更要垂青西部。

   
一、世界中心

   
地理即命运。 

   
伟大的战略家从来看重地理。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准统治了心脏地带准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整个世界。)是对历史上大战略家的行为和轨迹的归纳与总结。大战略冢们要么控制世界中心,要么创建一个世界中心,聚集财富和权力,并向周围辐射。今天世界没有大战略家,但有大国。注视大国就等于注视世界。

   
美国风骚已极。读美国二百年史,可触摸一条清晰的、明确辐射全球的战略脉络:首先建立清明公正的国内政治,清除一切自我抵消的因素,努力在北美创建一个世界中心;次后,将周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再而,一只脚踏进欧洲。美国两党执政,各有其纲领,但在国家战略方面一致得如同一人,并坚忍不拨地向前。美国利用了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机会,终于独步全球。这样的事实,让世界上每一个超过二百年历史的大国感觉羞愧。

   
二十世界中叶以后,美国的重大外交和军事活动基本都是围绕着中东和小亚细亚地区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太大注意。二十世界九十年代至今,美国在此地连打几仗。许多人以为它是为石油而战,但全部意义肯定不在于此。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利益还没有单纯到这一步。如果在美国打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只相信它为石油而战,你差不多没希望了;如果在美国打下阿富汗后还相信它为石油而战,你差不多就没救了。世界今天不缺石油。如果我们不惊慌失措,石油就够用。如果惶惶不可终日,石油就不够用。石油也不是一个国家兴衰的砝码。缺油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为何得以复兴?富油的苏联为何解体?况且,石油总有用尽的一日,人类还要生存。英国开拓世界时是商人,美国开拓世界时不只是商人。有人说:石油是中东之宝,也是中东之祸。我说它完全是宝=如果中东有祸,祸在别处。莫把表象当本质。

   
本质何在?美国现已步入它全球战略的关键一步:控制世界中心。哪里是世界中心?中国历代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其实中国从来不是世界中心。我们只要看一下世界地图就一目了然:世界中心正好在中东。地中海是世界的肚脐。这里的中东指的是大中东,是指西起埃及,东至阿富汗,北到巴尔干的广袤地区。这儿是八千年历史的靶心。这儿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伟大的征服者部把目光投向这里。亚历山大有实践没有理论。拿破仑有理论但来不及实践。拿破仑把此地看作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回顾古代。从这里瞻望未来。他若在欧洲大陆成功,下一步要做的事必然是通过中东把世界力量整合,以创造新的文明。拿破仑之前,彼得大帝为此地发狂。他写过的《向南方的最后冲刺》著作,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情书。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为实现被得大帝的遗愿奋斗过,失收过。甚至连希特勒和日本人也远远地向它投来一瞥。日本人陷在中国和太平洋不能自拔,却匆匆向印度进军.就是此理。规律是,这个星球卜凡有能力的霸权问鼎者,均爱此处。

   
帝国生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腹地,一是中心。今天,中国需要腹地,美国需要中心。美国的腹部已坚硬无比。美国是个有野心的国家。卡里金斯说:如果说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的目光始终面对着前方,遥望国力所及以外的远方,关注着在视野那一边的远景,而且敢于迈开脚步奔赴那未知的前程。尼采的话正是今天美国人的最好注脚:就我本性来说,我是好战的。攻击,这就是我的本能:可以不夸张地讲,以阿富汗战争为发端,美国已开始收拾世界河山。“9·l l”之后,美国可打的地区很多,可选的敌人更多,却一头扎进阿富汗。它确实老谋深算。从这个蒽义上讲,“9·11”对美国既是灾难,更是礼单。苏军撤出阿富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军进入阿富汗,则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伊拉克更是地缘政治中的龙头。伊拉克(IRAQ)一词就是古阿拉伯语血管的意思,可见其重要性。国际体系是订出来的。国际格局是打出来的。美国发动伊拉克之战,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格局。这一战也确实成了世界格局的转折点。美国人对这一场战争的重要性认识比我们深刻多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赛认为:世界经过了三次大战(第三次是冷战),现在进行的是第四次世界大战。布什说: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中东,是美国人的中东。还有一位美国将军说:为了中东,刘国人可以大量地流血。我们从这些言论中看到了美国的雄心和决心。既爿之,则留之。美国人正在做着一项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从彼得大帝到勃列日涅夫谁都没有实现的霸业。世界地缘政治的关键利益已转入美国手中。世界地缘政治的天平已完全倾向美国。所以布什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了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战争的胜利。

   
地缘政治是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动力。我在仔细审视这场战争之后发现它还有另一种动力:回归西方文明(今天也可以唤作美利坚文明)的源头。后一个动力依然与地缘有关。欧洲文明的源头在中近东,也就是距今天的伊拉克。不远的地方。偏偏阿拉伯文明也发源在此地。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前,阿拉伯文明强势崛起。穆斯林遮天蔽日。基督世界被压得透不过气。十字军一再东征,一再失收。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欧洲与亚洲的通道被阿拉伯人完全切断。欧洲人看到了地狱。在生存的压力下,欧洲人派出一批一批船队,原想打通去业洲的道路,却不料导致了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由欧洲文艺复兴和对阿拉伯文明恐惧所聚集起来的两股能量交织震荡,终于由地理大发现来进行了释放。美洲是基督世界的新天地。西方文明在次大陆站稳脚跟,反过来与阿拉伯文明算账。二百年来,美国人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这也正是美国人始终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的原因。这还是美国竭力扶持以色列,无论其对错一概偏袒的缘故。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宣传机器一再向世界表白此战与宗教无关,可我还是从中看到了两个文明的冲突以某种方式尖锐地存在着。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美国文明通过此战已对阿拉伯文明建立了压倒性的优势。

   
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是地缘法西斯主义国家(挪威葛尔通语)。它虽然在国内实行民主,但对世界来说是法西斯。如果认为在国内实行民主的国家就不会产生法西斯,这是错误的。从文明角度讲,美国则推行的是文明霸权,换句话说就是道德霸权”(道德优越权).令人惊诧的是,阿拉伯恐怖分子也同样拥有这样的道德霸权。后者的道德感比前者更厉害。

   
在文明竞争中,地理环境一直就是、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中国与美国本来在地理上没有冲突,但美国出击中亚之后,这种冲突就凸现出来了。中国西部,既与拿破仑、彼得大帝渴望染指的印度比邻,又与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圈子相衔。阿拉伯文明扩张时,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左冲右突。当它翻越那片亘古高原的时候,与强盛的大唐王朝迎头相撞。唐朝节度使高仙芝率大军与阿拉伯军在今哈萨克斯坦一带展开大战。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与阿拉伯民族进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战争。此战唐军大败。伊斯兰势力遂进入新疆,直到今天仍呆在那里。阿拉1日文明是在汉文明的拼死阻击下才在新疆止住脚步的,否则它的兵锋会抵何处,难说。

   
美国这个新型帝国与历史上所有的帝国不同,它对别的国家没有领土要求。对中国尤没有领土要求。它追求的是势力范围而不是领土范围。它希望世界按照它的意志行事。然而,文明是排他性的,所有的文明概莫能外。在美国人眼中,美利坚文明已成为全球文明种群生态圈中的主导文明.因此对其它文明缺少了宽容精神。有些美国人深信: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它的文明之河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可以预见,战胜伊斯兰文明之后,它会向中华文明也就是儒教文明动手。虽然习国是欧洲文明的延续,但它已渐渐与母体拉开了距离。欧洲像个落难的老人,完成了繁殖任务后,被性欲抛在一边: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可以用暴力,也可以用非暴力,但不管用什么手段.都会导致弱势文明的一种被动性融合。而我不能不沮丧地指出,儒家文明是一个善于同化也善于被同化的文日月。这样的前景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基督文明的标志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向外扩张的。中华文明的标志是太极图,一阴一阳紧紧相抱,一团和气,是向内相聚的。西方饮食用刀又,是向外用力;中华饮食用筷子,是向内用力。

   
美国人已到门前!

   
当我们全体用忧虑的目光凝视着东南方那个小岛的当口,美国人已从背后悄莫声儿地接近了我们。历史上的文明冲突——如果我们觉得亨廷顿教授的说法太刺耳,不妨把它改称为文明对垒”——始终在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中激烈进行。中华的儒教文明数千年来一直以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冷漠地注视着它们的生死搏斗。然而今天,这个搏斗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展开,至少在西部是这样。我们还要作壁上观?中国现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枢纽。如果说的最终摊牌的时间提前的话.那么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得手又使得中国卷入两种文明的冲突的时间提前了。地缘形势已使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美国的霸业是超地理、超文化的。在这种大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信任美国,反过来任何国家也不可能被美国所信任。我们从美国的一系列举动中看到了历史的精神。美国期望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帝国聪明。它正大踏步向这个目标迈进。如果其它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欧盟不采取疆积极稳妥的应对方式,最多三十年,美国极有可能获得成功。美国没有对手。不能说今天的世界是多极化的世界。法车、俄罗斯所说的多极化,实际上只是它们的一种政策,一种主张,甚至更多是一种愿望,但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当然,不是现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努力把它变成现实。现在的情形有点诡异:全世界都反对美国,又依赖美国。既恨美国,又爱美国。“9·l 1”之后各国都希望同美国保持关系,又都希望美国锁定的对手不是自己。

   
中国须冷静。我认为中国此刻应持两种心态:其一,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不如提前走入战争。巩固与扩大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行碰撞,是历史赋予中国的责任。否则.历史就会选择其它国家来承担这个责任,印度就是候选人。我认为历史选择了中国和美国作为文明竞争的主要对手,因为它相信,没有最『』十·只有更好。当然,中国重视西部,不是与美国争夺世界地理上的中心,而是以进攻的姿态,构筑对美国的第一道战略防线。二十一世纪,中国若想实现民族崛起,要看我们能不能越过今天美国人给我们设的坎。有可能越过去,也有可能越不过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措施和中国的应对方式上。稍有不慎,中国将陷入毁灭的境地。凶此,应对美囤施加于中国的每一项战略措施,中国都马虎不得。中国将来如何对待美国要根据美国将来如何对待中国来确定。而美国将来如何对待中国又需要根据中国将来如何应对美国的战略措施来确定,辟如台湾问题。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谈到。

   
其二,风暴越猛,越要有平和的心态。心态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试举一例:很多国家都有过受侵略受屈辱的历史,但人家回顾历史时,绝少有像我们这样自虐式的、哭哭啼啼的、委屈到家的一味控诉。你笑,世界跟着你笑;你哭,只有你一个人哭。并且,哭过就忘掉。展望将来,又很少有人像我们这般自我感觉棒极了。

   
结论:美国抢占世界中心,是在占领世界陆地的战略制高点。与此同时,美国已完成世界制空权、制海权的拥有.正在努力完成制太空权的确立。这是美国全球帝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否还在追求全球的制文化权?这便是我在下面要探讨的问题。

   
二、伊斯兰世界在衰落

   
这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结论。它不仅对美国重要,对中国也同样重要。

   
历史可以用正义书写,国际政治却是由实力来表达的。我们所讲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化。美国是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国家,、,美国化部分等于基督教化。甚至,美国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美国的宗教氛围浓于它的母体欧洲。每次内阁会议都是由祈祷开始的总统宣誓就职一定要手抚《圣经》“911”发生的当天,大量惊慌失措的美国人潮水般地涌进教堂,进行祈祷.前不久,布什坚决拒绝了有人提出l的同性恋合法化的要求,并立即进行了忏悔,说:我们都是罪人。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前,他一不留神说漏了嘴,称这场战争是十字军东征”(CRUSADE o我是在电视上看见他说此话的。那一刻,他脸上露出了一种救世主的微笑。尽管他后来改了口,可他的微笑深深嵌在我脑海里,成为我思索这场战争的符号。

   
触摸美国,你能够感到在那个国家里时刻涌动着一种宗教式的冲动。这种冲动有现实主义的成份,更有理想主义的成份。如果说科学与宗教有关系的话,那么美国的强大、制度的优越、物质的极大丰富、科技的先进,部分也来源于这种冲动。我判断美国在制定伊拉克战争的战略时第一目标是现实主义的: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中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征服伊拉克就意味着征服整个阿拉伯世界。而阿拉伯世界是东方的屏障。打掉这个屏障,东方再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挡西方的步伐。第二个目标就是理想主义的:千年来,西方在与阿拉伯世界的争斗中一直未占上风。十字军的梦魇一直压在西方人的心头。美国国防部最初就把对伊拉克作战的代号取名为无限正义。这个代号充满了宗教意味。有人认为,美国兵已不再是战士,而是传教士。他们的目标不仅是简单地击毙敌人,而是驱逐邪恶,消灭异教徒

   
我们务必理解美国人的感受。在很多美国人特别是思想家眼中,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不能只从常识的层面来理解,而必须要从宗教的层面来理解。美国这块土地是上帝赐予的,因而是神圣的。上帝创造了美国,并要通过美国来创造新世界。美国人民的宗教感特别浓烈.当美国强大到足以承担拯救世界的责任时,它会义无反顾的。不管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现在正是用圣战的手段布道。对美国某些领导者来讲,改变世界格局的冲动还不如征服异教徒的冲动来得猛烈。上个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者也有过类似的冲动。

   
美国干涉阿拉伯黑暗时代的第一步迈得扎扎实实。美国已经推出大中东计划。这实际是一个险恶的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计划。民主不能用枪杆子来强加,文明却可以通过战争来移植。美国胜利固然是因为自己的强大,同时也得力于伊斯兰世界的软弱。历史上,阿富汗每遭遇外侮,民族精神即抖擞而出。这一回,尽管塔利班仍以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战斗着,鲜有降者,战至最后一刻也不讨饶,可阿富汗还是史尢前例地陷落了。阿拉伯有谚:把敌人逼到死角,会造就最顽强的敌人。然而我们看到,伊拉克人早被逼到了绝境却毫不顽强。

   
穆斯林衰矣

   
穆斯林兴起时,何其雄哉。今日何其颓也。伊斯兰文明是世界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做出过无限贡献。从当今穆斯林国家的分布就可以看到它过去的辉煌。伊斯兰帝国的完成速度极怏,仅用了五十年时间就从一个小信徒集团变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科学、艺术、文化均曾抢占人类巅峰。当欧洲笼罩于基督教黑暗之时,阿拉伯文明光芒四射。如果没有地理大发现,今天我们的第一外语肯定是阿拉伯语。如果千年前有诺贝尔奖,那些奖项几乎全部要归穆斯林所得。阿拉伯人和蒙古人都曾横扫世界,但比较二者的征服,大有不同。蒙古人像潮水一般涌来,又像潮水一般退去。什么也没有带来,什么也没有带走。而阿拉伯人足迹所至,当地民族纷纷改信伊斯兰教.思想的改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又带来命运的改变。

   
回顾历史,一个现象显而易见:文明越发达,衰亡越彻底。这适用于埃及文明,适用于伊斯兰文明,是否也适用于今天的美利坚文明?伊斯兰的衰落和它的兴旺一样神速。有趣的是,它虽然比蒙古文明优越,可它的衰落也正是首先由蒙古人造成的。蒙古风暴对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世界的摧残特别严重。许多国家被蒙古铁骑踏平,变成了大牧场。当游牧文明退出历史舞台时,伊斯兰教世界已残破,幸运的倒是欧洲逃过一劫。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从另一个意义上挽救了欧洲。欧洲人反而称游牧文明为黄祸,有点反讽的意味。

   
伊斯兰的衰亡史是一部启示录。它既启示了西方,又启示了东方。霍梅尼曾说过: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正好从另一面变成了一个神秘的解读。伊斯兰教义与儒教有部分相似之处。解剖别人也正是解剖自己。敢于说明的人很多,善于说明的人却很少。在西方,伊斯兰儿乎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在东方,儒教还被反复称颂着。今天竞有一个大学教授要在全国青少年中推广读经运动。有人把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掠夺,看作是造成伊斯兰国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愚蠢的。完全相信这一点的人则尤其愚蠢。美国印第安酋长上尉杰克曾说过一句沉痛的话:我们不是谈你们白种人打败的,我们是被自己同胞打败的此话用于伊斯兰文明完全合适。我认为伊兰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

   
专制。世界上目前有六十个穆斯林国家,但没有一个强国,这是因为伊斯兰世界错过了现代化的缘故。伊斯兰文化从本意上强调服从,服从真主及使者.但同时,服从压制了个性。对神的崇拜限制了对个人能力的重视和开发,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根据时下流行的一些西方学说,许多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尚未进入现代生物阶段。人和个体生命是用来为宗教目的服务的。生命仅是生理的,凭借本能在喘息、挣扎。阿拉伯联盟共有二十二个成员国,现在没有一个实行民主选举。有选举的也是伪选举。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实行冢族专制统治的萨达姆竟敢于向全世界宣示自己能够获得民众百分之一百的支持,这极大嘲弄了西方民主,从某种蒽义上讲甚至刺激了美国提早发动战争的欲望。全票通过?我从不相信,那玩思罪小住。凡是专制的国家必定落后,耽像凡是崇尚新教的国家,经济都比较发达一样。宗教不仅与科学技术有联系,与经济也有联系。从直布罗陀到波斯湾的广大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属于现代化前社会。阿拉伯国家的文盲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九,甚至高于非洲,在全世界倒数第一。

   
由于专制的魔力,阿拉伯各国都形成了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和单一信仰仇恨、排外、拒绝现代文明。对异己不宽容,思想封闭,是这种社会的基本形态。真正的思想总会催生更有活力的思想。单一思想必然使生命变得贫乏。而没有鲜艳的生命,思想又在哪里扎根呢?在专制的追杀下,思想无处藏身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只记得历史上的辉煌,却肯定忘记了这种辉煌形成的原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宽容和多元化,思想必然失踪。与先秦中国那种思想茂盛的情形相比,今天思想成了奢侈品。先秦时,中国有思想,有哲学.先秦后,中国没有思想,只有注释.哲学还有,不过是反动哲学。

   
伊拉克军事上的失败实则是专制的失败。专制社会有点像今天的某些网络论坛,人人都掩饰着自己的真面目,但又在掩饰中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甘。顺从不等于拥护。民心向背具有重要意义。民心本身也是一种战略资源,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战略制高点。无事时专制国家铁板一块。一旦有事则千疮百孔。伊拉克外不能御敌,内不能压众,一泻千里,出现了典型的晚清症状。专制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叛徒层出不穷。对这一点我们比任何民族都熟悉。萨达姆父子部是被叛徒出卖的。专制客观上是鼓励叛徒的。强权如果代表真理,叛徒就代表正义。暴力如果以法律的名义出现,卑鄙就以道德的名义出现。一切没有是非观的文化总是比脏水更脏。

   
不团结。穆斯林帝国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大崩溃,一次是古代阿拉伯帝国的崩溃,一次是近代奥斯曼帝国
的崩溃。后一次崩溃对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影响尤大。本·拉登在“9·l l”事件后曾充满仇恨地说:伊斯兰世界决不会忘记他们八十年来遭受西方的羞耻和屈辱。为什么是八十年?因为八十年前正是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年代。当今世界穆斯林共有十亿人,接近中国,却支离破碎得不成模样。他们的今天正是中国明天要绝对避免的。弱者的天然口号是团结。越喊得响亮却越不团结。既仇恨敌人,也仇恨自己人。我没有的,你也没有。共同都有的,我一定要比你多。这有点像某些国人,看起来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实际上每个人追求的是比别人更幸福。

   
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最说明问题。中东冲突的过程,就是伊斯兰世界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两大宗教在圣地问题上没有可以沟通的余地.俱拼死相争。阿拉伯国家像乌云一样压迫着小小的以色列,却居然没有赢得哪怕是一次战争的胜利。以色列与阿拉伯的战争史肯定鼓舞了美国人,所以它该出手时就毫无犹豫地出手。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个世纪内,伊斯兰世界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整体,因为他们中间的裂痕仍在扩大。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一句近乎谶语的活:基督教有七十二支,而伊斯兰有七十三派。就是在中国的穆斯林中,也是教派林立。有位记者曾经到西北某县寻访清真寺,向穆斯林询问,而穆斯林的回答令记者惊愕不已:你要找哪』、派的寺?”记者说:大地上的清真寺都是真主的,哪一个都行。这下反过来让穆斯林惊愕不已了。就在那个县里,两个清真寺分属不同教派,在门口竞然写着“××教派禁止入内。两个清真寺还各自架起高音喇叭,向对方论战,看谁的调门高。有个阿訇向那位记者炫耀:我在本寺呆了七年,七年来每逢礼拜,我都通过大喇叭和他们舌战!”汉人的文革早已结束,穆斯林的文革如火如荼。这样的伊斯兰教已与穆罕默德创教时的初衷相差万里。那位记者感慨道:穆斯林把烤羊肉串和葡萄干带到了全国各地,却把伊斯兰留在自己家里。

   
当今世界上,伊斯兰世界的声音很弱。如果说还未彻底沉默的话,那是因为石油之故。阿拉伯国家把石油当武器,实际是糟蹋了石油。石油告罄,民族如何维生?阿拉伯人短视得厉害。明宣宗朱瞻基讲:回回善营利。今天的回回拥有优势自然资源,却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分而治之下,把这种优势丧失了个干净。美国支援阿富汗的伊斯兰势力消耗了老对手苏联。又利用以色列牵制整个阿拉伯世界。鼓动伊拉克进攻伊朗。明知伊拉克要吃科威特而袖手。杯盘已残又出来重整江山。美国攻打阿富汗。最先帮助美国的竞也是伊斯兰国家。兄弟阋于墙。与此同时,一艘又一艘满载原油的巨轮喜气洋洋地驶出了波斯湾。目的地:北美大陆。

   
偏激与极端。得不到的总是美好的。逝去的总是辉煌的。阿拉伯世界在近几百年中,替代往日打败和征服别人的业绩的,是被别人打败和征服。越是处于悲剧性的境地,越是留恋往昔的时光。伊斯兰宗教愈来愈呈现一种极端性,大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在西方的攻打下,伊斯兰世界失去的不仅是领土,更重要的是信心和勇气。他们成了当然的弱者。仇恨在弱者心里积累,发酵。强者因为强,有仇就报,所以不会积累。强者的心理总是健康的。恐怖主义是弱者的行为:因为伊斯兰世界弱,弱者才选择了恐怖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国家的,也不是一个地区的而是全世界的。除了中亚地区以外,在俄罗斯,在中国新疆,在印尼,在巴尔干半岛,在巴基斯坦,一小撮恐怖分子正试图绑架一个伟大的宗教。中国人曾发明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刑法,但今天这个荣誉属于伊斯兰极端教派和组织。国家法律尚有斩首之刑,恐怖分子砍人质的头又何妨?

   
造成伊斯兰世界偏激的另一个原因是把信仰推向极端。虽说千年的时间足以证明一个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不能不指出,伊斯兰文明史上始终没有出现过理性运动。穆斯林相信自己的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是使人类摆脱一切苦难走向天国的唯一正确道路。这几乎成了一种幻觉。如果这种幻觉仅停留在个人体验的层面上,大抵无害,但如果用自己的信念去要求别人,强迫别人和自己保持一致,这个世界就要遭殃了。任何一种宗教文明都不能取代其它的宗教文明。伊斯兰如此。基督教也如此。文明的多元化就包括着宗教的多元化。

   
极端主义往往走向狭隘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壮大了极端主义。越是集权的国度越容易产生民族主义。越是腐败的国家越容易产生民族主义。中国也不乏极端主义。伊斯兰的极端主义是信仰极致造成的。中国的极端主义是信仰真空造成的。世界哲学的前沿部已发展到生命哲学阶段,我们的哲学停留在生存哲学阶段。文化大革就是以文化的名义制造的历史性动乱,是极端主义的顶峰。恶传染给恶,善传染给善。今天的愤青们即使不比父辈们走得更远,也落得不远。看上去,现在中国民间议论之风日趋强烈,但浮躁和偏激有余,宽容与理性不足。很多人认为自己在思考,其实只是在重新安排自己的偏见。两千年来,相当多中国人一直是情绪的奴隶。

   
还想补充一点:伊斯兰的乐土在中国。我指的是中国内地:当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之光渐渐黯淡之际,中华文明的回族和回教之光却分外明亮。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内地要比进入新疆地区早很多,因而也幸运得多。伊斯兰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本土化,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在明、清之际诞生的罕见的民族一回族。这个民族是伊斯兰与中华文化交媾后生出来的混血儿。回民有宗教,但没有语言,他们使用汉语。他们的宗教自浸濡了汉文化之后也变得面目全非。辟如中国穆斯林推崇男女平等,这在阿拉伯世界是犯罪。回族没有共同的地域宁夏也是回汉杂居。回族和汉族居住地一样遍布全国。中国绝大多数县、市都有回民居住,但绝大多数县、市都没有清真寺。穆罕默德曾经告诫他的弟子他们说: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往求夕、,,他不愧是真正的先知。汉民族对任何外来民族都是宽容的,只对本民族苛刻。汉文化对任何外来文化部不排斥.只改造他们。回族为中华民族的延续有不俗的贡献。明太祖朱元璋就崛起于皖西穆斯林地区。他的部分将领包括他的妻子都是穆斯林。汉族人口在增加。穆斯林人口在减少。因为穆斯林在汉文化的感召下变成了非穆斯林。印度有本著作《中国为什么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印度》中居然这样写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摧毁了穆斯林力量,而印度拒绝这样做。1936年,中国有四千八百万伊斯兰人口,现在却不超过一千万。1947年,Elj度有三千六百万伊斯兰人口,现在总数为一点五亿……印度只有铲除伊斯兰才能进步。这个作者既无知,又无耻。

   
三、争夺上党

   
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上党东扼太行山,西控河东,南俯中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战国时期,赵、韩、魏等国的战略思想始终是围绕着上党来构想的。秦国为吞并关东六国,与六国反复争夺上党,在那里发生了无数惨烈的战役,长平之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六国争上党以攻秦,秦夺上党以灭六国。最后秦胜。可以把上党看作是秦国霸业的地理基础。在秦以后两千多年里,中国共发生了七百余起战役,大部分围绕着河南也就是中原展开。上党仍是战略要地。自古就有上党天下脊之说。毛泽东说起上党,也形象地将其比作一个盆子,说这盆里有鱼有肉。解放战争的第一枪——上党战役也是在这里打响的。古语还云:得上党者得中原。

   
我把西部比作上党。

   
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优异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腹地,肚子啊。还有什么能比它重要?

   
感谢祖先,为我们挣下了这样一块特殊的土地。当我凝视中国地图的时候,总是久久地把目光粘在西部。有人说中国地图像公鸡,我却看它像雄鹰。它展开翅膀的时候,向东应该覆盖太平洋,向西应该覆盖中东。当它飞翔时应当叼起整个地球:如果说东部是它的头,西部则应当是它的重心。没有重心它是飞不起来的:这块重心的地理位置极出色:广袤辽阔。天山。阿尔泰山和阿尔金山猛烈隆起。塔里木、准噶尔款款躺下。这就是著名的三山夹两盆:这里远离海洋,像一把铁矛刺入亚洲腹地。这个环境绝佳的特殊地理单元本身就是中亚的一部分。美国和当年的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控制的中亚走廊有相当一段就在这里。

   
此地的文化魅力更大。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泛、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再也没有第五个了。季羡林认为,这四个文化的交汇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西部(新疆和敦煌)。我觉得从文化角度还有另一个意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出现过三个黄金时代.一、汉朝刘彻时,武皇开边意未己.中国疆土扩大一倍;二、唐朝贞观之治;三、清朝康熙和乾隆时,疆土再翻一番。这三个朝代都有一个特征:对西部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一如左宗棠所言: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发于南,兴于西,而决胜于东北。看来西部是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气,东部才能拼得起。

   
我不认为美国在围堵中国,但中国现在确被结结实实地包围着。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提到:中国是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着。俄罗斯和蒙古都变成了这个圈子里的成员。这才是中国安全战略地位发生变化的最要紧的原由。不断有人说战略突围问题,如果真存在突围问题的话,那还是只能选择西部。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七个被称作斯坦的国家都放弃了社会主义但又没有全盘西化。弱国需要强国。美国现在是做正餐的大厨,俄罗斯是刷盘子的。中国介乎二者之问。美国已经对斯坦们动手了。甚至在其中一个斯坦境内还部署了战机,十几分钟就可以飞临新疆上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斯坦与我们有血缘关系。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一个国家如果在自己国境线外没有一点战略纵深,就只有被动挨打。

   
世事如棋。世界就是一个大棋盘现在最有资格落子的就是美国。我心中草绘了一幅未来的蓝图:应当有四个棋手——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也就是说,天下四分。一个大国,是站在世界的立场看地域。一个小国,是站在地域的立场看世界。这就是大国和小国的区别。大国必须具备的素质有三:有胆量去容忍那不能改变的事,有勇气去改变那可以改变的事有智慧去区别上述两类事。新疆套用布什对中东的描述,我说:中原,是中华民族的中原;新疆,是中华民族的新疆。新疆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占了鳌头外,还是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界持续发展的资源替补地。一是人们常说的黑白两道。黑是指石油,白是指棉花,俱是新疆的强项。还有水资源。本世纪,对水资源的激烈争夺可能成为冲突和战争的根源。这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近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我曾经提出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在将来最可能会因为雅鲁藏布江的水资源分配而加剧。文明总是在水边崛起。几乎没有一个城市不依水而建。中国最不缺人。越不缺人就越缺水。水的问题有一天可能迫使中国迁都。穷亦水。富亦水。生亦水。死亦水。有识之士已经疾呼:明天我们还有水喝吗?”西部那片高地上是不缺水的。中国的两条母亲河都发越源自那片高地上。新疆亦富水。新疆的水只是没有利用好而已。林则徐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新疆还有可能成中国人口的终极出路。西藏环境太险恶,不适于人类生存。而新疆太适合人类生存。十几亿汉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是很难生存的?新疆的事情办好了,中国的事情就办好了一小半。开发西部首先要开发新疆。我看最要紧的有两条:第一、西部大开发应当反向进行。先开发新疆,或与东部同日蚜发,而后在中部会师。左宗棠认为回疆不保,蒙疆就不保;蒙疆不保,西藏三面环敌也难保回、蒙疆不保,京师亦不保。中国就有可能回到传统的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朝廷中去。左大帅是从政治上讲新疆的重要性,我认为完全适用于其它方面,包括生存与自然。对中国而言,西部太大.太荒凉:搞好了,它会为中国增加无穷的活力;搞不好,它一定拖中国的后腿。第二,给政策。当年深圳从不毛之地上崛起,依托的就是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没有政策就没有深圳。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政策就没有西部大开发。

   
今天新疆看上去有点问题,但我相当乐观。西藏看上去比较平静,但问题大于新疆。

   
我党民族政策在新疆深入人心。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是一种鱼水与唇齿的关系。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像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那样恰当地处理民族事务。不管是什么仕会福利,都要优先考虑少数民族的利益。由于政策得当,在新疆反对民族分裂最有力的恰恰是少数民族。南疆几次平乱,都是民族干部和由少数民族为主体的部队打先锋。许多维吾尔族同胞说:我的上半截身子是维族,下半身身子已是汉族了。举一个小例于,在乌鲁木齐市,受过教育的维族人讲普通话比许多汉族人都地道。新疆是全国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之一。美国马罗兰州大学专门研究维吾尔族的教授陆德生说:绝大部分维吾尔人对汉族友好。从事暴力活动的激进人士少而又少,整个新疆只有二三十人:对这个数字我持疑问,但他确是这么说的。“91 l”之后,东突独分子改变了策略,变恐怖手段为和平手段,这种倾向更值得注意。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说:对搞恐怖活动的分裂分子要打击,对用和平方式从事分裂活动更要打击,后者是会下蛋的鸡,比前者更厉害。

   
2)有人说新疆有可能会变成第二个车臣,这是梦呓。谈及独立的可能性,西藏甚至比新疆都大。西藏是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和信仰、单一文化。地域封闭,历史完整。历史不能像黑板一擦而净。西藏并入中国版图的时间要大大晚于新疆。新疆则是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地域交错。与新疆毗邻的哈萨克斯坦,国家不大,竞有一百三十一个民族。新疆的问题只聚焦在南疆。南疆是新疆的重中之重。地理位置也特别要紧。南疆不出事,全疆无事。

   
3)维吾尔民族性格具有两面性,有时非常懒惰,有时又非常勤奋;有时非常讲理,有时又非常不讲理。热情时阳光灿烂,冷淡时冰封雪盖。可以做朋友,也可以做敌人。有维吾尔干部在平定叛乱时牺牲,也有维吾尔干部白天挂出国旗,晚上取下来用脚踩一遍。在汉族眼中他们是弟弟,在其它少数民族眼中他们又是哥哥。大部分很纯朴,一但学习了汉人的狡黠则变得分外恶劣。我认为这样的民族像股洪水。治水不能用堵的办法,而应当是疏导。疏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但必须大胆。

   
新疆有一个伟大的生产建设兵团。一代代汉人已在新疆生根。新疆已经成为他们的家乡。生产建设兵团遍布全疆,所辖土地达七万余平方公里超过两个台湾。退一万步说,假如新疆自成一,生产建设兵团也必然是国中之国”——汉人自治区。其实仅依靠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力,就能阻止新疆独立势力。

   
我在《大国策》中曾建议,将来如有可能,重新划分新疆及西藏的区域使疆独藏独分子失去动辄赖以利用的地域条件。此议如不可行我还有一想法:是否可考虑让新疆和西藏的宗教进一步丰富多彩。伏尔泰曾说过,只有一种宗教的国家就会有压迫;有两种宗教的国家就会有内战;而有一百种宗教就会有和平。江泽民主席高瞻沅瞩,早就提出要同梵蒂冈建立正常关系。让另一些成熟的宗教渐进式地进入西部,使新疆的多元化宗教更加多元化,使西藏的单一宗教变成多元化。这对上述地区的人民来讲,也许是一次精神革命。

   
我们的儒教、道教,都被历史证明无法进入西部。中国没有成熟的宗教。痛苦的人民需要宗教。基督教鼓励人民对现世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它鼓励人民接受现实,漠视现世,把注意力放在来世上。这客观上有助于社会秩序与格局的稳定。中国的三个宗教基本上都是世俗文化,人们没有虔诚的信仰与敬畏意识。中国人的精神危机有两个:一是没有伦理底线,即没有罪恶感和羞耻感。一切腐朽的东西部由此而生。二是什么都不信。如果你什么都不信,凭什么让人家信你?信仰是一种高悬在天空中的伟大的东西。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从信仰的角度得到解释。有调查资料显示:全世界60人,不信教的有近13亿人中国有13亿人,不信教的有12亿多。因此,全世界绝大多数不信教的人在中国。人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就会变成消费之躯,或变成一个纯粹的排泄系统。人一定要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制定游戏规则时不只替自己着想。不能像一些政客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像一些政党那样,在野时要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基督教为什么比别的宗教影响力大?为什么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大都是发达国家?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估计在三十年之内中国哲学界和科学界会在一场大争沦。中国人尚未成为个体。严复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人只有成为个体,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具有真正的罪责意识。主体意识和罪责意识的缺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致命缺限。这种缺欠在二十世纪达到高峰,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毁灭了中国人那点残存的、可怜的良知和道德。只有对苦难的感受权,没有对苦难的知情权。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审判正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那么险恶,争斗那么凶猛,内战那么残酷,是因为我们不具有健全的人格。没有耻感和罪感,就无法造就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独立的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强权政治的形也与此有关。自己无罪,别人有非。只有压迫别人才能不为别人所压迫。只有杀人才能不被杀。在强权政治前面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我在成都任职时,陕西部分部队归成都战区管辖,我下部队时屡去关中,基督教在关中发展甚猛。为什么?曾经风调雨顺的三秦大地,近些年变得持续干旱。许多曾经是产粮的大县,居然出现了想收点麦草喂猪部没有的情况。资价格飞涨。粮价不断下泻。这让他们无所适从。再加上基层组织腐败,人民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生活异常艰辛。他们迫切需要精神上的支柱。而宗教在此时出现恰好给了他们一种画饼充饥的满足感。农民们探询的目光指向天穹。而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正好符合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要求是我们有罪,上帝在考验与惩罚我们。只有信上帝;苦修行,才能换取永生。与此相反,沿海富足地区,为什么又多信佛教?因为很多人钻政策的空子,靠走私一夜暴富。当他们面对自己也数不清的金钱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只能认为是前世修来的福,是佛祖保佑的缘故。

   
基督教进入中国已有几百年了。在儒教卫道士们强烈阻击下,基督教生存艰辛。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朝末期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基督教用武力进行扩张的非理性尝试,结果失败了。我不认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它只不过是打着上帝和天父名义的一种邪教罢了。但曾国藩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名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则也有一点两种宗教冲突的味道。这种冲突充满了血腥。曾国潘和他的师祖王阳明、朱熹等大儒一样,个个都是冷血杀手。

   
新疆历史上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冲撞的前沿,也是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碰撞的前沿,西方宗教文明尚未染指过它。新疆是有胸怀的,不妨把它作为试验田。西藏是否也有这种胸怀?自中世纪起,西方教界就传说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片乐土,那里有大片的羊群等着放牧。寻找这片乐土成为为许多传教士孜孜以求的梦想:近二百年,传教士们蜂拥至亚洲腹地,一次又一次地叩响西藏的大门。在他们看来,如果能让藏族人皈依他们的神,可能就是最为伟大的胜利了。





徐贲:前苏联的三重信仰危机



2016年1月01日

    
    摘要:苏联人无法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失落、流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造成信仰破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这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和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  
                       
       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讹,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人们还是会认真地互相欺骗、假装相信它依然是未来的希望。然而,大多数人能感觉到那种空洞和荒诞,足以让这个信仰在他们眼里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的“笑话”。笑话的实质是“乖讹”(incongruity),康德为乖讹的矛盾本质提供了清楚的说明——“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无法对它得到满意的理解)”。
    
      苏联人无法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领袖的罪行
    
      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
    
      苏联人对信仰发生动摇,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披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和黑暗秘密,对后代苏联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苏联人(苏联的“60后”)和东欧人有着长久的“唤醒”效应。
    
      正如一位过来人所说的,“犹如头部被榔头猛击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诗人和作家帕维尔·科胡特(Pavel Kohout﹐“77宪章”发起者之一)曾经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员,他28岁时知道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觉得“再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领袖,这简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让许多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恐慌,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此写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有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因赫鲁晓夫的讲话而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范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
    
      这是最初发生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幻灭,也是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三重信仰危机中的第一重。这三重危机会同时存在,它们各自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会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形成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的信仰危机特征。
    
      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领袖人物的专制暴虐、滥杀无辜、出尔反尔、阴险毒辣、淫乱、迫害狂、言而无信会让人们普遍感觉到错愕、惊慌和恐惧,也使他们陷入一种被出卖和背叛的痛苦绝望之中。
    
      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统治的领导人(如斯大林和贝利亚),他们的人格缺陷和道德败坏使得马克思主义事业失去了民心,毁掉了它的正当性。赫鲁晓夫对秘密报告破坏共产主义信仰的后果显然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记叙,匈牙利党的首脑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听说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对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着急。你们党代会里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它会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带来什么”。
    
      拉科西预感到的就是一场信仰危机的灾难。一旦领袖的丑事被披露,便犹如精灵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关进瓶子里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响”。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终究不可能消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长久影响。虽然赫鲁晓夫后来试图用允诺20年实现共产主义来补救共产主义信仰所受到的损害,但始终无效,苏联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过程,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民心,再也难以起死回生,而整个官僚体制也因为丧失信仰而陷入了金钱崇拜和拥权自肥的腐败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灭很难长久地停留在只是对少数领袖或领导人的失望层次上,因为它迟早会引起人们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苏联体制中会涌现这么多,这么自私贪婪、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虐待狂人物,不是个别,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创始人)就似乎已经察觉到,苏联秘密警察“契卡”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捷尔任斯基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前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的迪米特里·沃克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
    
      不仅是间谍或警察,其他人员的提拔也是一样,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烈日涅娃(Luba Brezhneva)写道,“官方不断强调要粉碎‘人民的敌人’,唤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们不仅经济上有好处,还能得到升迁。”
    
      高尚的理想与阴暗的现实
    
      造成马克思主义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视为理论与实践的极大脱节。
    
      斯大林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使得无数苏联人,包括苏维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为血腥镇压的对象和受害者。苦难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现实教育。高尚的信仰理想与阴暗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苏联制度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
    
      在苏联进行残酷统治的是一个暴力的制度,它是一部由那些特别暴戾、残忍、冷酷的人开动和维护的斗争绞肉机。那些特别崇尚暴力的人们一旦开创、建立和维持了一个他们想要的制度,这个制度便会自动挑选那些与其一致,会不择手段保证它不断维持统治的帮凶和投效者。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续机制。
    
      开创者与继承者的传承关系是在制度的同质延续中建立的,民众对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会成为对这个制度的失望。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Amy Knight)在《贝利亚:斯大林的第一副手》一书里指出,斯大林时期的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为贝利亚是苏联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本质了”。捷克作家和学者彼得·哈卢比(Peter Hruby)说,“每个国家的人口中都存在少量会成为罪犯的人。在极权专制国家,这样的人机会最好。他们不仅有机会得意发达,而且有机会为服务于伟大事业感到自豪。”
    
      恶棍贝利亚官运亨通是因为有斯大林赏识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才需要贝利亚这样的副手。艾米·奈特对此写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做决定都很少或根本不考虑苏联人民。让这些统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都极端鄙视个体的人,都毫不心软地残害人民”。一个制度与它的领导人和主要运作者的素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在这些人身上的邪恶和腐败一定会对这个体制的可信度和道德形象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造成马克思主义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视为理论与实践的极大脱节。苏联史专家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指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社会正义、造就群体意识、建立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把群众当作能够做抉择的负责成年人。”但是,苏联社会里充满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迫害政治异己的暴行,毫无正义可言。人们生活在害怕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惧之中,彼此或与领导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难有信任。政府更是对民众颐指气使,把他们当不懂事的儿童或弱智来对待。强权统治“背弃了所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理想,而代之以一个无处不在的、无以复加的谎言体制”。
    
      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曾是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 他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幻灭,就是因为痛恨共产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谎言,他说,“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饥饿,如果这些不是被谎称为自由、正义、幸福生活,会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坏事本来就够坏了,把坏事谎称为好事,那就更坏了,更让人怀疑和不相信谎言的宣传。苏联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伊高·康恩(Igor Kon)也指出,共产主义理想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不符是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
    
      他写道:“造成苏联帝国崩溃的原因包括苏联人的心理危机。这种危机从1970年代就已经缠上了苏联社会,1980年代终于将它拖跨。冷漠、犬儒主义、酗酒······都是苏联崩溃的(民心)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它的设计师低估了苏联社会愤怒的程度,自从苏联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后,这种愤怒便已经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
    
      信仰与伪信仰
    
      苏联制度的一个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由外来威胁所造成的。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逗乐的笑话。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第三重信仰危机是因为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有缺陷,并无法通过它自身来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指出,共产主义失败是“自我毁灭”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毁的。
    
      他写道,“共产主义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它后来崩溃的种子。这个结果早已在共产主义观念里等着发生了······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别人杀死的。它自己慢慢烂掉了······让人们看清不过是一个彻底平庸、极端简单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也许能激励我们去牺牲,有高尚的行为,但也是灵魂的鸦片,令人神智不清······随着这个理想所助长的丑恶现实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它也就干枯死亡了。”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产主义信仰被苏联人抛弃,要为之担负责任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或贝利亚的个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用彼得·哈卢比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纽带便是二者都“信奉无情残害的阶级斗争”。霍兰德对阶级斗争有类似的看法:“相信无处不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让(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道义的敏感,也为在无须运用暴力的社会体制中大肆滥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一位名叫弗拉迪米尔·法克斯(Vladimir Farkas)的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级领导反思道,苏联共产主义比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更邪乎,因为“它欺骗地利用了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而纳粹则毕竟还未如此”。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大卫·普赖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认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苏联,“其他国家没有像苏联这么自我伤害的,杀了这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推行的迫害和杀戮,它的对象不仅是“敌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战友,甚至连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
    
      乔治·奥威尔在讨论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时认为,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凯斯特勒对“革命”就经受了这样的幻灭,“革命本身就是个腐败的过程。······不光‘权力导致腐败’,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导致腐败。因此,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大清洗)的审讯室;列宁导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跟斯大林一样”。
    
      波兰哲学家和思想史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人们看清了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把它当作对现实生活有指导意义的信仰。他写道,“马克思似乎在想象,只要消灭了资本家,全世界就会变成一个雅典市集(Athenian agora)。只要取消机器和土地的私有制,人类就不再会自私自利,就会从此和谐地共同生活。”
    
      霍兰德则指出,一个政权靠着乌托邦式的理想来支撑,并以它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这样的制度要比既无须乌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稳定得多,它需要不断用暴力维持稳定,越使用暴力,实际上越不稳定。苏联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稳定,道理即在于此。这是苏联制度的一个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由外来威胁所造成的。
    
      以为政府权力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信仰,全都管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的观念。波兰裔美国籍学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认为,这种让人厌恶的管制方式最终成为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指出,这种管制式统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规范起来,营造一个取消道德选择和差别的社会环境,代之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彻底和谐”。这样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是本来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也都成为具有政治含义的反抗。
    
      苏联政治笑话许多都不是针对政府、政党、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对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谑戏回应,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所管制的,所以对它们的谑戏也就成为对这一权威的冒犯和不敬,成为政治性的笑话,其中也包括那个他们装作相信但实际上已经不相信的信仰。
    
      他们不会去攻击那个信仰,而是会拿它当一个仅供消遣逗乐的笑话。
    
    来源: 作者博客


法新社:中国两亿五千万农民工撞上制度歧视铁板



2016年1月01日


    
    法新社30号的一篇报道讲述了中国亿万农民工的不平等处境。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前会长尹尊声教授说:农民工问题事关中国社会的安宁、稳定大局。中山大学教授梁必骐表示,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也要创造让农民工在本乡发展的条件。
    
    法新社30号的一篇报道以带有诗意的笔触,讲述了当下中国两亿五千万农民工被歧视的处境: “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工厂里的机器操作手、办公大楼的清洁工--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是这些人以他们额头上的汗水充当了国家经济增长的润滑剂。这些人虽然有了找工作的自由,但是,在几十年来实行的户口制度的限制下,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却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进同样的学校、上同样的医院、住同样的房子。”
    
    法新社这篇报道的题目就是:“中国流动工人(指农民工)想在城里有个家是不可实现的梦想”。
    
    美国西东大学教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前会长尹尊声表示,农民工问题事关社会的安宁、稳定大局,一定要解决好: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要从制度上入手,取消户口。”
    
    法新社30号的报道一开始就讲到城里农民工买房难问题。尹教授说,中国政府可能在考虑将城里多余的房子买下来,再以政府补贴的方式帮助农民工解决购房问题:
    
    “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在城里就业方便,有工作做,有房子住......教育问题,必须取消对农民工孩子的歧视。”
    
    中山大学教授梁必骐表示,中国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放宽户口限制,着手解决农民工权益被忽视或被歧视的问题,但是农民工的福利待遇难以跟上也给城市造成了压力:
    
    “一些城市对农民工孩子上学安排等问题,逐步采取一些措施······ 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给城市的压力也很大。”
    
    梁教授说,由于农民一起涌进城里也会带来压力,不妨采取措施,让一些农民工在农村发展:
    
    “要让农民能够稳定地在家乡发展起来。”
    
    尹教授表示,政府应当为回乡发展的农民建立必要的支持系统:
    
    “农民工回到本乡发展的支持系统跟不上,那农民工就变成了游民,也会造成社会问题。”
    
    梁教授说,他不反对城市化,但是当下城市生态失衡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城里拼命建高楼,我是不太赞成。绿化(缺失)问题在城市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尹教授表示,在一定意义上,城乡人口的比例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
    
    “‘城市化’是经济学里面形成的一个概念。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占有的劳动力的比例越来越少。美国是百分之三不到的农民养活了这么多人。”
    
    法新社:中国两亿五千万农民工撞上制度歧视铁板


    资料图片:2009年1月8日,几位农民工在贵州省的一个火车站附近收拾行李。(法新社)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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