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应该是全世界一年一度的最激动、最期盼，最瞩目的音乐盛会了。 每年1月1日这一天上午11点15分，从维也纳金色大厅里响起的明亮、欢乐之声， 立刻通过电台和电视台飘向地球上各个角落，召呼90多个国家，6千多万人：迎接新的一年吧。 音乐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只有那优美的旋律才能由衷的唤起人们的喜悦、希望和勇气。 在除夕之夜举办音乐会，送旧迎新，可以追朔到1847年12月31日夜间。 在维也纳郊外一个露天舞台上，老施特劳斯正在指挥他自己的乐队，台下人们不仅是听， 还随着节奏翩翩起舞。音乐会变成了盛大的舞会，整个场地就是舞场。 时间跨越了1847年到1848年，多么的激动人心呀！当时莱比锡一家报纸描述道： “指挥是一个卷发，肤色黝黑的人。他的嘴唇微向上翘，给人一种富有天才的印象。 他举起小提琴，随着琴头的摇动，明快流畅的音乐便从一个规模虽小 但素质很高的乐队中飘荡出来。”当时乐队演奏了海顿的一首作品， 为对新年的庆祝，以及施科泽的一首歌曲后(这首歌曲后来几乎成为维也纳民谣： “跳吧，唱吧，无论我们是富裕还是贫穷……”)， 接着就是活泼的圆舞曲、波尔卡、连德勒……狂欢一直持续到天明。 当时在维也纳还有另一支规模更为庞大的乐队，成立于1842年，称为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 它以演奏正统的古典音乐为主，当时圆舞曲尚未进入大雅之堂。但两支乐队关系不错。 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得益于许多著名音乐家、指挥家的支持，慢慢的发展成为世界 顶尖级的乐团，以纯正的德奥风格以及细腻美妙的音色闻名于世。 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的总部设在维也纳音乐厅内，因其内部金碧辉煌，又被称为维也纳金色大厅。 它​建​于​1​8​70​年，属​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屋​顶​上​竖​立​着​许​多女​神​雕​像​，​古​雅​别​致​。 历史上，1939年除夕，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金色大厅举办了第一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但不光彩的是，当时奥地利已并入纳粹德国，乐团中的犹太人被清洗，鲜血开始染红欧洲。 尤其是当时乐团中纳粹倾向的内幕后来被人淡化。不过还算说的过去的是，那一次是维也纳爱乐乐团 第一次专场演奏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作品。从1941年开始，音乐会改在元旦上午举行。 到1946年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的新年演出才被正式命名为“新年音乐会”，但除夕之夜在金色大厅 仍有一场辞旧迎新的晚会。该乐团的指挥是客座指挥，邀请全世界最棒的指挥来担当， 如彪罗、李希特、马勒、勃拉姆斯、理查·施特劳斯、富特万格勒、克劳斯、波斯科夫斯基、 马泽尔、卡拉扬、伯恩斯坦、梅塔、阿巴多、穆蒂等等。从1987年开始，新年音乐会”的指挥 每年轮换，指挥人选一般由交响乐队的成员投票决定，这成了一项传统。 2016年“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将是杨松斯，这是他第三次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节目以施特劳斯父子四人的圆舞曲、波尔卡、加洛普、进行曲等作品为主， 加入少量的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比如2016年的节目单里有罗伯特·施托尔茨的《联合国进行曲》、 卡尔·齐莱尔的《维也纳少女圆舞曲》、埃米尔·瓦尔德退费尔的《西班牙圆舞曲》 以及老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维也纳的舞会场景》。在新年音乐会的圆舞曲中最常见的是： 《美酒、女人和歌曲》、《春之声》、《艺术家的生涯》、《加速》、《奥地利村燕》、 《天体乐声》、《蓝色的多瑙河》及轻歌剧《蝙蝠》序曲。 最常见的波尔卡是：《安娜》、《电闪雷鸣》、《无穷动》、《闲聊》。 在2016年的21首曲目中，波尔卡占了9个，再加上1个加洛普和2个进行曲， 是不是杨松斯要掀翻金色大厅的屋顶呢！ 《蓝色的多瑙河》圆舞曲及《拉德茨基》进行曲是音乐会的最后两首曲子。 1989年当《蓝色的多瑙河》刚刚响起时，听众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时，指挥家克莱伯中断指挥转过身来，向现场听众(同时也是向全球收看直播的听众)说： “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我敬祝大家：新年快乐！”从此致词成了新年音乐会的传统。 1996年，马泽尔用了几十种语言来表达新年祝辞，倒数第二句是他略显生硬的汉语“新年好!”。 2002年，小泽征尔请乐队众多乐手以不同语言向观众致意，自己则只用中文向全世界说： “新年好”三个字。另外一个传统是：在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时， 指挥转过身来示意观众随着音乐的强弱和节奏来鼓掌，将全场热烈的气氛带至高潮。 电视转播中，维也纳歌剧院芭蕾舞团还为新年音乐会配上了古典的维也纳舞蹈， 这一传统也一直保留至今。随着音乐的强弱和节奏来鼓掌，将全场热烈的气氛带至高潮。 电视转播中，维也纳歌剧院芭蕾舞团还为新年音乐会配上了古典的维也纳舞蹈， 这一传统也一直保留至今。 如果不能亲临现场，那就坐在电视机旁欣赏飞天的舞蹈和辉煌的音乐吧。 在排山倒海的声浪之后必然是平平安安的一年，这也是本人衷心的祝愿。 好了，明天晚上洛杉矶时间晚上7：30，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音乐的盛会吧。 请欣赏2014年蓝色多瑙河 Vienna New Year's Concert 2014:  >> More Videos   2014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由以色列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执棒。  这是巴伦博伊姆继200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后，第二次亮相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台。

        田制崩坏汉代迎来兼并
        汉初实行国家授田制度，按军功授田，创造了一大批大小地主和自耕农，并迅速安定了汉初的政治局面。
        国家授田制度是在地广人稀的背景下实施的，由于当时人地矛盾并不突出，再加上国家对小农经济的扶持，新立户者一般可以获得百亩左右的土地，即便存在不足，也不会相差太远。这个制度一直维持到吕后时代，还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的长期安逸，这些土地逐渐变成了私有制，到了“文景之治”时代，这种私有制变成了土地兼并，乡里兼并势力非常活跃。如果说授田制下的土地买卖还受到某种限制外，则这种限制在景帝之后就失去了效用。
        兼并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小农的土地日益集中在这部分人手中，导致小农不断陷入破产的境地。
        随着武帝以降，授田制的废止，再加上豪强势力对小农的兼并导致其破产流亡和大量奴婢化，国家在乡里的控制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而百姓一旦沦身为奴裨则意味着国家对其人身的、经济的控制权的丧失。国家无力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对国家在乡里人身、经济控制带来的冲击。所以面对小农破产，西汉中期后的君臣在对流民“招流”的同时，呼声最高的便是“限奴”，与之相伴的则是企图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小农破产之源的“限田”。由此掀起西汉中后期国家与豪强间围绕土地和奴牌问题的经济和人身控制权争夺。
        而能与国家争夺土地和奴婢的豪强的崛起，正是西汉基层治理崩坏的结果。
        豪强抬头架空乡贤控制基层
        秦和西汉前期，国家在乡三老、里父老等具有基层乡贤的选用中具有主导地位，当时国家对乡里强宗大家的抑制和垂直型乡里行政体系的存在，当时的乡里权力结构体现出极强的王权一元支配色彩。三老、父老体系充其量是国家在乡里一元支配的组成部分而已，至于孝悌和力田之属更是如此。对基层的控制实际是相当严密的。
        这个时期，国家对可能同自己争夺基层控制权的乡里大宗豪强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对其的预防大于依赖，对其武断乡曲及不法现象只要王权需要完全掌握纵横打击的主动权。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汉初“黄老之治”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实则外儒内法，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指导思想。
        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之后，新儒学成了汉帝国的正统思想，为了加大推行力度，鼓励基层士人攻读儒家经典，汉政权把学习《六经》和出任国家官吏结为一体。这无疑加速了儒学的普及。至平帝时全国自中央、郡（国）、县、乡至基层的里，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里部的学校“序”是幼童学习的专门场所，自此以后，所有里部幼童必须接受儒学教育。
        为了加大政治教育的普及力度，汉代政府使出治民杀手锏，把攻读五经和入仕做官对接，这把里部民众的思想控制水平在制度层面上推向其极限高度。
        在“以孝治天下”的温情面纱下，汉政府对于“通财共居”的现象采取默认甚至是鼓励的态度，产生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儒家“亲亲、尊尊”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样的局面下，通族合宗的宗法血缘聚落集团“聚”大量出现，改变着本由小农主导的基层社会结构。
        随着这种乡里百姓之间的宗族结合出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乡里豪族势力不断发展，主要表现为以豪族为主体的宗族、豪强力量的增强和在乡里影响的扩大。地主、官僚和商人三位一体的结合日益紧密，而原来在乡里有影响的诸强宗大家中的一部份也有机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进而凭借这种政治以及经济的优势，很容易以其家族为中心形成盘踞乡里的豪族势力。秦和汉初一直饱受打击的豪强势力开始抬头了。
另一方面，武帝算缗以前，豪强阶层主要活跃在流通领域，生产性投资也局限于开矿、冶铁、煮盐、铸钱等部门，兼并土地的问题尚不突出，故有“未有并兼之害”的说法，故这一时期流民问题并不突出。
        但武帝对工虞商贾不加分别的毁灭性打击政策，虽使豪强在一定时期销声匿迹，但这造成豪强资金大量回流农村，使得豪强势力在基层之间坐大。
        随着乡里宗族豪强势力的发展，乡官父老等乡里职能性控制人员逐渐为乡里豪强大族出身的豪民所占据。
        乡官大多有位无禄，有秩、啬夫等虽为郡县属吏出任，但却“职斯禄薄”，斗食而已。但乡官毕竟是广大农村的头面人物，众望所归，还有机会迁升为郡县属吏，乃至地方长吏，故也不失为豪民从政之一途。
        豪民拥有雄厚的财力，因在乡里气指颐使、偷税抗税、辜榷奸利、大放私债，间接地左右着汉代的乡里政权。
豪民尽管无权，但财势凌人，在社会上宗族势盛、财大气粗、奴仆宾客成群、坐享威福，其权势或可与乡里政权并重，或高高凌驾于乡里政权之上。乡官里吏自然“畏惮”，而不敢“笃责”。
        由此，豪民买通、权钱结合、对乡里政权的控制步入了新的阶段。
        乡里宗族豪强势力的强势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更加肆无忌惮的兼并。由于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的结构特征以及兼并的普遍发展，再采取直接打击的举措已经不可能。而乡里政权排解纠纷、组织生产、赈灾扶贫等行政职能丧失殆尽，农民破产流亡的势态一发而不可收。统治者转而企图通过“限田”、“限奴”的办法来抑制兼并，以解决农民大批失地流亡和沦身为奴脾的现实危机。
        但这时国家所能做的，只是将地方上危害极大、武断乡曲的豪强清除掉，而不能改变总体上基层势力壮大的格局。如此，矛盾的积累便会在总体上爆发，国家政权的瓦解与基层控制结构的解体只是同一种结果的两种体现罢了。
于是，随着乡里兼并之害的继续发展，乡里小农经济日趋脆弱，国家在乡里的统治基础开始发生动摇，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并最终导致了西汉王朝的灭亡。
        儒家学术普及为王莽上位打造条件
        同时，由于汉王朝实行独尊儒术和察举制度，明经是进入汉政权和迈向统治高层的必备条件，所以，一些地方豪强大族开始研读经学，以获得进入汉政权的机会和向更高的统治层迈进。在这种背景之下，地方豪强大族开启了向士大夫的演变。
士大夫儒生们在政治上逐渐得势，便要施展发挥他们所抱的政治理想，即要实现“内圣外王”的纯粹“王道”。
        汉朝统治者公然申明其治国原则是“霸王道杂之”，这是已然参政的汉儒所不能接受的，针对此，他们有一个强烈的矫之以“王道”的意向，以最终实现其“内圣外王”、“天下大同”的理想。但此种政治理想却与西汉末年统治集团内部日益荒淫腐朽，吏治极度腐败，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不均现象加剧的现实相去甚远，因此西汉儒生便提出了二点政论：一为变法和让贤论，二是礼乐和教化论，其主要观点是天人相应，政治教化应该因时变革；不存在万世一统的王朝，统治者荒淫腐败，王朝德衰，就要“禅国让贤”，让新圣人受命。
        西汉统治者既然一方面对于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奴隶问题、流民问题一筹莫展，另一方面又荒淫腐败，丧权败德，那么让西汉统治者“让贤”，让有道德有能力解决社会危机的新圣人人上台就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共识。这就为王莽的上台，受“汉禅”而变法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
而王莽完全符合儒家的要求和标准。一方面，他自幼以名儒为师，非常注重个人的内在修养。而且身为外戚，掌握朝廷权力。拥有通过社会实践，将自我内在的人格力量外化于世俗社会的价值创造之中，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使整个社会都变成泛道德主义的“王道”之世的条件。另一方面，对于具体的兼并、奴婢、流民等社会危机，王莽也提出了“王田私属”制等具体的解决方案。
        于是，王莽代汉，便一蹴而就。

血型排行榜！(好准)

　　1.O型：急性子，一点小事就能惹火他，性格中有好斗的一面，会以“我想发泄一下”为理由大发雷霆。

　　2.B型：看上去脾气很好，其实性情很直接，被愤怒冲昏头脑时，平日的理性立即消失不见，周围人通常不明白他为何发火。

　　3.AB型：以冷静著称的AB型人基本上不会生气，可一旦偶尔发起脾气来将十分恐怖，由于他们会控制情绪，一般怒火很快会平息。

　　4.A型：善于忍耐的A型，往往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会爆发。所以一旦生气，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最不会察言观色的人是：

　　1.B型：B型人活得自在，我行我素，周围怎样都与自己无关，想说的话随口而出，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

　　2.O型：当O型人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时，就会忘记还要顾及周围的事情。

　　3.A型：最在乎他人对自己看法A型，决不能忍受来自对方的批评，所以他们会拼命洞察周围的情况，避免出错。

　　4.AB型：思维敏锐，具有瞬间分析和适应环境的才能，能迅速地了解周围的情景，并做出得体的应对。

　　

　　善于收拾整理的人是：

　　1.A型：超爱干净，房间内的大扫除，整理整顿已经成为习惯，用过什么东西后，会下意识地把它归回原位。

　　2.AB型：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有质量，连家具的款式都十分在意，喜欢过简单、朴素的日子，所以不用的东西会马上扔掉，毫不感到可惜。

　　3.O型：认为扫除和整理应该定期进行，一次完成，会把各种琐碎的小物都塞进抽屉里，不能让人打开抽屉看到它们挤成一团的样子。

　　4.B型：一句话形容他们就是“不善打理”，生活自由的B型觉得“不打扫，生活也照样继续”，从来不会在这方面努力。

　　

　　能大胆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是：

　　1.O型：有了不一样的意见时，他们基本上不会保持沉默，不管多么无聊的建议，不管对方地位多高，他们也会直言不讳。

　　2.B型：他们并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所以对任何人他们都能坦率地表达，但是B型人不善于在很多人面前阐述观点。

　　3.AB型：最在乎人际关系的和谐，在直白自己的意见之前往往会考虑一下“如果我说了，会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A型：谨慎小心，做事多虑的A型人，即使有很多想法，也无法将其顺利表达出来，因为他们怕被人反对。

　　连1元钱也要AA制的人是：

　　1.A型：A型人再有钱也要存入银行，在金钱方面既不想浪费一分钱，也不愿欠别人人情，哪怕1元钱也要和朋友平摊。

　　2.AB型：习惯被人请客的AB型，觉得自己的钱要用在买自己想买的东西上，而不是饭局。

　　3.B型：对金钱一点也不执着的B型，在付账方面比较随大流，而且他们也讨厌拘泥于小节。

　　4.O型：喜欢请客，哪怕和朋友一起也会稍微多出一点钱，他们觉得为一点小钱在那里纠结实在很无聊。

　　

　　喜欢存钱的人是：

　　1.A型：A型人的口袋如果没有钱就会感到不安，哪怕是很少的积蓄，如果能存起来也是令人开心的事情。

　　2.O型：对存取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是十分积极，但如果他们有想要购买的东西，有了动力就会为实现目标而存取。

　　3.AB型：虽然他们很想存取，但同时也喜欢花钱的毛病，如果不利于买保险、投资债券等无法随时取现的形式，恐怕很难存得下来。

　　4.B型：他们认为不存钱人生也不会有多大障碍，而且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拼命积蓄。

　　容易乱花钱的人是：

　　1.B型：B型人是标准的浪费专家，不考虑将来，只认定自己“现在想要的”，导致经常性冲动购物。

　　2.O型：具有领导天分，致使请客次数过多，总是第一个冲到款台结账的话，有再多钱也不够花。

　　3.AB型：难以抵抗精神压力的AB型，比起食欲来说，更希望先满足物欲，所以超爱购物。

　　4.A型：稳重，节约型的性格，基本不会乱花钱，如果某天因为冲动购买了不该买的东西，哪怕钱再少他们也会深深地后悔。

　　

　　喜欢花钱买名牌的人是：

　　1.AB型：注重外表胜于生命，如果资金上允许的话，他们甚至希望从头到脚被奢侈品武装起来。

　　2.A型：并不讨厌名牌，希望突出气质，不过他们严格把握自己的经济状态，不会购买超出预算的物品。

　　3.O型：O型人喜欢显摆自己，所以名牌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也未尝不可，不过，买自己欣赏的牌子就可以了，不一定每家都要逛。

　　4.B型：B型人并不是不喜欢名牌，只不过没有丝毫沉溺其中的征兆而已，穿不穿名牌全看自己的心情，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A型人的性格和行为的其他方面：

　　1.重视平等;

　　2.吃东西的时候会注意咀嚼的次数，有一点点强迫症，还有一点点挑食，对于确定好晚饭吃什么就一定要达成心愿;

　　3.钱夹里的钞票和零币总是很齐全，还单独有一个零钱包;

　　4.对于确定的东西，就再也不怀疑了;

　　5.谨小慎微，有时因为太谨慎会耽误事;

　　6.绝对的慢性子;

　　7.不管情况多紧急，也总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

　　8.意识到失败后，情绪会一落千丈;

　　9.很看重输赢，如果失败了，会非常沮丧，甚至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

　　10.不太想做独创性的工作，因为被大家反对的话，那打击实在太大了;

　　B型人的性格和行为的其他方面：

　　1.如果选择了A套餐，其实是想点B套餐;

　　2.总是保持一种纯洁的状态;

　　3.为什么受伤害的永远是自己;

　　4.总是觉得事在人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5.思想永远在行动前，是个没有行动力的家伙;

　　6.讨厌过重的责任;

　　7.有困惑的时候必须和别人商量;

　　8.比较容易被蚊子叮(这点超认同，怨念~~);

　　9.对黄金和珠宝的价值完全没有概念;

　　10.认为奇怪的东西有价值;

　　AB型人的性格和行为的其他方面：

　　1.不知道为什么，周围朋友也多是AB型;

　　2.头衔、职称这些东西形同虚设;

　　3.世界第一的浪漫空想主义者;

　　4.沉浸在自己构建的虚幻世界里;

　　5.喜欢与人相处;

　　6.能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相知，简直太有意识了，任何时候都想要认识更多的人;

　　7.性格能变身为其他血型的人，前一秒还是AB型，下一秒什么血型都有可能;

　　8.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9.看优秀的电视剧或电影时，完全置身于故事的情境中不能自拔;

　　10.即使知道自己是爱做梦的人，也不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O型人的性格和行为的其他方面：

　　1.每次和别人说“我是O型血”后，对方的反映都是“我猜到了”，“很符合”;

　　2.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透明人，可以完全被别人看透;

　　3.每天上闹钟，但从没有闹过1次就起床的时候;

　　4.去买东西，可回家却发现忘了买最需要的那件东西;

　　5.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是标准的“月光族”;

　　6.忍耐力超级强，但似乎属于神经大条的那种人;

　　7.觉得自己是一个可爱的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

　　8.有很多兴趣爱好;

　　9.每次看到感人的电视剧或电影时，总是忍住情绪不哭出来;

　　10.特别喜欢小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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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v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
　　 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第一次大屠杀
　　 1970年3 月18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45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正在“文革”的中国一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一些人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沉默而低调。他就是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做“沙罗绍特”。
　　 这是他第N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1969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B52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
　　 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了5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谁料到这却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竞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 MR．CHUM 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涛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号大哥’”
　　 这个本名沙罗绍特、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一个拥有20公顷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6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9岁出家当和尚，12岁还俗，直到15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1950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国立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当年他第一次秘密潜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绐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
　　 1955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
　　 1957 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1个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 1962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 1963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1965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
　　 1965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尤其是1965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
　　 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进”、 “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深感茅塞顿开。1970年3月政变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沙罗绍特同志就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要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变成“革命伟人”了。
　　 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年的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 (《BrotherNumherOne》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样的字字滴血，句旬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
　　 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火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钟屋杀人场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
　　 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
　　 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l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省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 (Mr．HIM HuY口述，见影片《Behind th wall 0f S21》)。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华侨的命运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
　　 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
　　 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方，“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
　　 1975年4 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S21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人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结束语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颠峰。
　　 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
　　 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
　　 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
　　 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
　　 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
　　 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法道济 发表于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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