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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
孫經先先生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6期上發表了《關于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问題的研究》的長文，又發表了《人口统計學中的虛擬人口理論及其應用》，聲稱“用科學分析”和“严密的數學方法”。論證出“餓死三千萬是謠言”。我于2012年写了《脫離实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饑荒年代的人口问題與孫經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種“严密的數學方法”，按他所設定的條件，否定了他的結論。最近，他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連續發表文章，不僅说“三年困難时期餓死三千萬人”是重大謠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爲荒謬的數據”。本着對曆史真相負責的態度，我再次回應。
對孫經先各項指責的回答
孫經先说：“我們反复阅讀了《墓碑》，並對該書提供的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都逐一進行了查證和分析。”注1《墓碑》長達90萬字，写到死亡人數的地方有上千處，他們“反复阅讀”，對“每一個”重要之點“逐一查證”，可見工作量之大，投入之多。“我們”当然不是孫經先一個人。他們“反复阅讀”、“逐一查證”的“成果”是：“發現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極爲荒謬的數據”。爲了證明這個結論，他從《墓碑》全書的上千個數據中找出了十個證據。且不说這十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上千個數據“都是虛假的”，僅就這十個證據而言，孫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腳。下邊，我先引用孫先生這十條證據的原文，然後逐一回答。
一、《墓碑》说：“常熟縣本應‘常熟’，却餓死了11000多人”，並注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志》，經查證《常熟市志》没有這一記載。
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內容。《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數據的記載。《墓碑》391页已写明：“據《常熟市志》1030页數據計算，三年非正常死亡11000人。”孫先生是教數學的，根據《常熟市志》提供的數據，做四則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數。數據已經擺在那裏，具體的計算方法也不妨討論，怎能斷言無此記載？
二、《墓碑》说：“《溧水縣志》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經查證，《溧水縣志》没有這一記載。
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內容。《溧水縣志》有這個縣1949－1985年的人口變動统計數據。我在《墓碑》中已經指出，“據《溧水縣志》1990年版第94页數據推算，三年間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孫經先們在“反复阅讀”“逐一查證”中或許又没有查到，或者查到了不肯推算。如果孫先生愿意再次查證，建議多翻两页，在《墓碑》第10版第393页上，还引用了江蘇省委、鎮江地委溧水工作組1960年10月19日的調查報告，這個報告指出了溧水縣餓死人的严重情況，可以作爲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佐證。
三、《墓碑》说：“《高邮縣志》稱，高邮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經查證，《高邮縣志》没有這些記載。
這是《墓碑》第10版第391页的內容。《高邮縣志》1990年版第161、160、162页有這個縣曆年的人口數據，用這些數據可以算出1959、1960、1961年三年死亡6.28萬人，其中3.78萬人爲非正常死亡。《高邮縣志》第162页说：“1959年至1961年，死亡人口中72.5%爲成年人，27.5%爲兒童”，即1.727萬是兒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墓碑》第10版第391页至392页，引用江蘇省檔案館保存的調查報告，介紹了比上述三個例子更爲严重的死亡數字有十多處，孫先生却没有“逐一查證”，或者查證之後不肯“舉證”。孫先生舉證当然可以十裏挑一或百裏挑一，但是，即使真挑出了錯誤，也不能斷言“《墓碑》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那叫以偏概全。
四、《墓碑》说：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經查證，《江口縣志》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這是《墓碑》第10版第575页舉的一個例子，是引用著名作家鄭義的《大跃進时期農村的悲劇——江口事件梗概》，該文發表于《爭鳴》杂志1993年1月號。鄭先生的數據是否准确可靠，可以討論。说我伪造數據，這近乎誹謗，而不是學術討論。如果孫先生愿意做學術討論的话，我這裏可以補充一個證據：当年在貴州省公安廳工作的晏樂斌的文章注2中也提到1959－1961年貴州省餓死250萬人，江口縣餓死近一半人口。
五、《墓碑》说：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經查證，《臨夏市志》記載的該市這两年合計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數擴大了32倍以上。
這是《墓碑》第10版第146页中的一個數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歲月》。李磊是早年徒步到延安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她多年擔任甘肅省婦聯主任，大饑荒年代她任臨夏州委書記處書記。李磊在這本書中说，這個數字来自“中央派到臨夏的工作組1961年3月18日的報告”。
李磊可能把臨夏回族自治州誤写爲臨夏市。臨夏市是自治州人民政府駐地，是一個縣级市，以城鎮人口爲主。在《臨夏回族自治州志》第197页人口變動表裏，可以查到1959年、1960年全州總人口、死亡率。將1957年的12.36‰作爲正常死亡率，可算出1959年、1960年两年非正常死亡4.96萬人。我没有將李磊的數據和两個地方志核對，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孫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對。再版时將作改正。还有一個来源可靠的證據是：1961年3月，中共臨夏州委向甘肅省委的專題報告中说：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全州農村正常、非正常死亡65193人，占1958年初總人口的7.93%。
六、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報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爲“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計數是436882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不僅如此，楊繼繩2012年9月17日在“《紐约时報》中文網”發表的文章中又進一步把上述數據篡改爲“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
他说的是《墓碑》第10版61页第2行的數字。由于官员的隱瞞，隨着調查的深入，信陽死亡人數不斷增加。他在“逐一查證”时没有看到同一页第5行的死亡549171這個數字，也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1行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60年12月6日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讲的“整個死亡數字还在增加，800萬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樣子”，他还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5行“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100萬人，可能更多”，更没有看到《墓碑》第71页中央調查組李堅、李振海花了三個月調查得出的105萬的數據。
李堅还健在，住北京萬壽路，我曾經两次訪问過他，他当年的調查報告还存放在檔案館裏。徐子榮、李堅等当年的調查，是揭露大饑荒的严重後果，他说的“死亡數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總死亡人數”，這一點，李堅已向我当面说過，105萬就是餓死的，他还對我说，地方官员爲了減輕責任，總是把基層報上来的“餓死人數”说成是“死亡總數”。
我要肯定孫先生在總死亡人數與非正常死亡人數之間所做的區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樣的。但在当年記述大饑荒严重後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孫先生如果多讀几份這樣的調查報告，就會明白。
七、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亚1961年2月《關于鳳陽问題的報告》中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爲陳振亚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餓死60245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
他們说的在《墓碑》第10版第266页。陳振亚的《關于鳳陽问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是揭露鳳陽大饑荒的严重後果，在陳振亚讲话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並不包括正常死亡。正常死亡人口没有什么可檢討的。孫經先們在“反复阅讀”时不愿意看到，在《墓碑》第266页第1行：1990年，農业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说：“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縣的情況，当时餓死的人大约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注3即9.5萬人。孫經先們还不愿意看到，《墓碑》第266页第14行，在陳振亚的《關于鳳陽问題的報告》中有“全縣死絕8404戶，占總戶數的3.4%”的記載。
八、安徽省《無爲縣志》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爲86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爲“據縣公安局统計，1959年餓死86278人”。
這段內容在《墓碑》第10版第285页，這個數字引自楊金聲写的《我親曆的瓜菜代生活》，載《炎黃春秋》2002年第7期。按大饑荒时代的語境，在總結大饑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楊金聲不是伪造，我也没有篡改楊金聲的文章。根據《無爲縣志》記載的人口數據粗略計算，該縣1958年至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數爲10.97萬。谢貴平在《当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期上發表的《安徽省無爲縣的“大跃進”运動及其後果》一文中说，全縣餓死20萬人。
如前所述，孫先生一再强調總死亡人數和餓死人數的區別，這並不錯。我也再次强調，在我引用的史料未做區分之處，我只能照录原文。更何況所引史料又得到了其他證據的支持。這種態度是否屬于孫先生一再斷言的“篡改”，敬請讀者评判。
九、福建省《甯德縣志》記載，該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爲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爲“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
這段出自《墓碑》第10版第591页。首先應該指出，孫經先先生说“《甯德縣志》記載”是錯的，因爲記載該內容《甯德縣志》，我在國家图書館想找到孫先生所说的《甯德縣志》，但没有找到，找到的是《甯德市志》（中華書局1995年出版），裏面有孫先生所说的情況：“1960年－1961年，由于經濟困難，使人口自然增長率急劇下降，两年間，因患浮腫病等疾病死亡人口高達12090人（男7401人，女4689人），其中1960年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達3.95%，人口自然增長率爲負2.69%。
其次，孫先生说我篡改，這是不实指控。我在《墓碑》第十三章的“福建省的災難”一節的開头部分，已經说明該節的內容是引用林强先生發表在《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上面的文章：《天災乎？人禍乎？——福建“大跃進”运動再認识》。該文中说到：“第四，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龍岩地區，1960年1－11月，全區9個縣185萬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8644人，占全區總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縣，非正常死亡占全縣總人口的5.96%。閩東的甯德縣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達3.95%。”這段话後面的注解表明，其依據是《中國共産党甯德曆史大事記》（甯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3月版）。
我当时是引用林强先生的文章，没有找《中國共産党甯德曆史大事記》核對，因爲《福建党史月刊》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辦，文章又是严肅的論文，想必不會有差錯。這是我的疏忽。現找来《中國共産党甯德曆史大事記》進行核對，發現原文是：“是年，因患浮腫等疾病，全縣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達39.5‰······”這一記載與《甯德市志》所載相符。
十、《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飯桌上的话说：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經查證，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时期共有10個縣，這10個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數爲423萬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如果涪陵專區真的“死了350萬”，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多少人口出生的，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區就只剩下100萬左右的人口。然而僅僅两年以後，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專區的人口總數竟然由100萬人猛增到372萬人。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這一说法是多么荒謬。
“死了350萬人”，出自《墓碑》第10版第250页。孫先生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我不是在飯桌上聽他说的，而是引用他的文章《曆史長河裏的一個旋渦——回憶四川“肖李廖事件”》中的內容。廖伯康当年是重慶市团市委書記兼重慶市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七千人大會期間，他們向楊尚昆彙報了三個多小时，反映四川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他的文章介紹了向楊尚昆彙報的情況：“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區組織工作座谈會，會後路過重慶时，提到涪陵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350萬人；雅安地區荥經縣委書記说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
孫經先否定廖伯康的根據是：“經查證，涪陵專區在三年困難时期有10個縣，這10個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數爲423萬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所以不可能餓死350萬人。孫先生搞錯了：1953年涪陵地區不是10個縣，而是11個縣（包括1959年4月並入重慶的、有54.5萬人口的長壽縣），1953年人口普查的總人口是477萬，不是孫經先说的423萬。（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统計资料彙編1949-1985》，國家统計局人口统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廖伯康的這個例子中死亡比例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孫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進一步的證據，我也愿意更改書上的這個例子。我是引用廖伯康文章中的一段话，這段话包含七八條信息，涪陵餓死350萬只是其中的一個信息。既然是全段引用，我不能擅自將廖先生的這條信息删掉。從整體上看，我對四川省總的死亡人口數字的估計比廖伯康保守。我用四川官方的人口數據，計算出四川非正常死亡800萬人。考慮四川官方大量隱瞞人口死亡，廖伯康和四川一些老幹部認爲餓死1200萬人，所以《墓碑》中認爲四川非正常死亡在1000萬到1200萬之間。
顺便指出的是，孫經先说四川1957年總人口7215.7萬，1960年6854萬，1960年比1957年減少人口爲361.7萬，指責“《墓碑》將361.7萬擴大到1000萬到1200萬。”孫經先在這裏向讀者隱瞞了一個重要情況：四川省1960年以後还在繼續餓死人，1961年總人口減少到6467.3萬人，比1957年減少了748.4萬人。孫先生不用748.4萬人，却用361.7萬人，顯然不夠客觀公正。
除了上述十個指責以外，孫先生还指責：“《墓碑》一書提出並使用了一個荒謬的計算餓死人口的數學公式”，“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按照這個邏輯，“非正常死亡”就是“餓死”，“餓死人數”＝“總死亡人數”－“正常死亡人數”。作爲一個專业的數學工作者，我們必須严肅地指出，從學術的角度讲，這個公式完全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问題时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學術依據的，是完全錯誤的。
孫經先说我“荒謬”可能是指我把“非正常死亡人口”当作餓死的人口。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和正常年景相比多死的人口。当然，非正常死亡並不全是餓死的。还有車禍、雷擊、溺水、地震、瘟疫、战爭等造成的死亡，那几年没有大地震，没有瘟疫，也没有战爭，餓死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數量级以十萬計。孫先生是搞數學的，一定熟悉“誤差分析”，熟悉“有效數字”的概念，在千萬數量级中，十萬级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说，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的人口。
至于下面這個公式我覺得一點也不“荒謬”，這是簡單的算術问題，不需要“專业的數學工作者”高深的數學知识：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這個公式还有不同的表達方式，無非是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几個變量如何換算问題，小學五六年级的孩子都知道怎么做，谈不上什么“現代數學處理的基本原則”。
研究大饑荒這段曆史是一個浩繁的工程，僅凭我一人之力難免出錯。看到有人對我的書“反复阅讀”、“逐一查證”，指出其中錯誤，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能指出錯誤，我一定改正而且表示感谢。孫先生雖然没有指出什么真正可稱爲錯誤的地方，如果他出于學者的严謹態度，對他的质疑我也表示贊賞。認真而有道理的质疑可以推進進一步研究，認真却站不住腳的质疑證明《墓碑》經得起“反复阅讀”和“逐一查證”。当然我也要指出他文章中的種種錯誤，更要拒絕他强加給我的“造謠”、“伪造”、“篡改”的罪名。
遷移不是人口損失的原因
大饑荒年代餓死人本来是一個現实问題，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大都有深刻的記憶。但作爲一個個體，不可能知道全國餓死多少人，只能從國家公布的人口數據中寻找答案。恰好，1984年的《中國统計年鑒》公布了1949年到1983年曆年的人口數據（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這些數據明顯地表示：1959年到1961年全國總人口減少，死亡率上升。特別是1960年的總人口比1959年減少了1000萬。按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如果將1982年的人口數據，按年齡、性別制成塔状图，22歲左右這一段有一個可怕的大缺口！這個缺口和大饑荒那几年相對應。從國家统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中，可以确認大饑荒年代有大量的人口損失（非正常死亡＋出生減少）。
然而，孫經先不承認实際上存在的人口損失。他認爲，人口统計數據顯示的人口損失是城鄉人口遷移戶口重報、虛報和以後的注銷造成的。他写道：“‘大跃進’运動的發動，我國出現了從農村到市鎮的人口大遷移，至少有3000萬以上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在這一過程中産生了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62萬人，即這些人雖然已經遷移到市鎮並辦理了戶籍登記手續，但是他們並没有在原籍農村注銷戶籍（他們在市鎮和農村同时拥有戶籍）”，“在1960年到1963年間開展了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运動，3000萬以上的市鎮人口被精簡返回農村。在這一過程中産生漏報戶籍人口數1482萬人，即這些人從市鎮被精簡並注銷戶籍，但他們没有及时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成爲没有戶籍的人（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間重新登記了戶籍）。”
孫經先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據，没有舉出哪些地區的人口遷移中不帶戶口的事例，没有舉出其中哪些人在“市鎮和農村同时拥有戶籍”。上述論斷只是他自設了一些脫離实際的人口概念（“实際人口”、“戶籍人口”、“虛擬人口”）以後，用貌似科學的數學計算，绕来绕去绕出来的結論。對他的這種計算，我在《脫離实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饑荒年代的人口问題與孫經先商榷》一文中，已經用他的計算方法和他預設的條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這裏不再重复。我只讲一些衆所周知的事实。
在那個年代，每一個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證供應。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最爲緊要的是趕緊辦理“粮油關系”的轉移，而“戶口關系”的轉移是“粮油關系”的轉移的前提。不辦戶口就没有飯吃。孫先生斷定当年數以千萬計的人在遷移後不上戶口，這些人吃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是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员會第91次會議通過、並于当天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公布施行的。当时，城市居民一家一個戶口本（機關、學校住集體宿舍的爲集體戶口），農村一個生産大隊一個花名冊戶口本。粮食统購统銷是1953年開始的。实行统購统銷以後，特別是实行严格的戶籍制度以後，城鎮人口按戶口供應粮食，農村人口按生産大隊的總人口留粮食。農民從生産隊到城市当工人，必做從農村的公安部門辦戶口“遷移證”同时遷出“粮油關系”，到城市以後，凭“遷移證”上戶口，同时接上粮食關系。1958年進城的人，没有戶口就無法得到粮食供應；1961年至1962年城鎮人口精簡下放到農村，如果不帶“粮油關系”，他就要侵占別人生活资料的供應指標，生産隊是不會接收的。
当时不帶戶籍、没有粮食關系的人口流動是極少的，從農村逃荒出来的饑民，被稱爲“盲流”。“盲流”要被强制收容。在信陽，把外流農民一律稱作“流竄犯”，强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员19萬人，被强制收容後不給飯吃，饑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所以，孫經先说的不帶戶口的遷移是很少的。據当时任公安部部長的谢富治提供的數字：1960年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省內流動人口爲600萬人，省際流動远远小于這個數。注6
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远
研究大饑荒年代的人口情況，本来是人口學家的事。隔行如隔山，對自己專业以外的學科我總是怀着敬畏之心。所以在《墓碑》中我只是引用中外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們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我的看法，認爲大饑荒年餓死3600萬人（這是各位研究者提出的餓死人數的中間數）。作爲數學工作者的孫經先，当然可以涉足人口學領域。但進入非自己的專业領域，必須向專业人士學习。孫經先不了解中國人口數據的采集、整理、調整、核銷、彙總的实際過程，却牛氣沖天，一路砍杀而来，也不怕鬧出笑话。
2012年我將孫經先的《關于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问題的研究》一文送給了当年在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统計、至今健在的王維志和张慶五。這两位老人是终生從事中國人口统計和研究的專家。王維志说：“這篇文章跟中國的人口统計工作根本不沾邊！他的結論與中國的实際差得太远！”张慶五也斷然否定了孫經先的結論。這不僅僅是孫經先的學術無知，更主要的是他在開始研究之前就怀有偏見，並且費盡心機地論證他的偏見。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远，孫經先就是一個典型。
請看他對1960年人口的分析。1960年的總人口比1959年減少了1000萬。這是國家统計局公布的數字。中共党史第二卷在介紹大饑荒时采用了這個數據。注7在正常情況下，每年的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所以人口有自然增長。1960年人口的死亡多于出生，人口自然增長率是負值（－4.57‰）。孫經先却認爲，和1959年相比，1960年的總人口不僅没有減少，反而多了620萬！他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呢？他對1960年的死亡率進行了“修正”。國家统計局公布的1960年的死亡率爲25.43‰（學界認爲這個數字偏低。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修訂爲44.60‰，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员會主席科爾修訂爲38.8‰，中國全國人大原副委员長蔣正華修訂爲32.40‰），孫經先“修正”爲17.85‰。他對死亡率“修正”以後認定：“我國1958年－1961年期間的人口死亡情況大致與1950年－1953年相当”。
衆所周知，1950年－1953年正是土改剛結束、统購统銷还没有实行、農业还没有集體化的时候，是中國農村情況最好的时候。孫經先却認爲大饑荒年代和這個最好的时期相当！從農村出来的人知道，就中國農村經濟状況而言，1958-1961年和1950-1953年這两個时間段有着天壤之別！他说，1960年统計人口大量減少，“严重的出生漏報現象”是重要原因。在生活资料凭證供應的年代，生了孩子不報戶口，怎能分到生活资料？
爲了否定大量餓死人這個曆史事实，孫先生还生造了“營養性死亡”的概念。他说：“三年困難时期，我國一些地區确实出現了‘營養性死亡’現象”，“我們利用几種不同的方法對三年困難时期我國的‘營養性死亡’人數進行了估算，估計出這一时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在上述‘營養性死亡’的數字中，‘餓死’（完全性饑餓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注9什么叫“營養性死亡”？什么叫“完全性饑餓死亡”？喜欢玩弄概念的孫經先，没有給他的新創造做出科學界定。爲了搞清人在餓死過程中的生理機制，我多次請教天津医科大學王梅松教授，並在他的指導下，我阅讀了几本医學著作注10。中國農民所從事的勞動多是重體力勞動和極重體力勞動，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在3400-4000千卡之間。按当时全國粮食平均供應量換算，当时中國農民平均每天吸收的能量只有600多千卡。
能量入不敷出，只能“消化”自己的身體。體內儲存的“糖原”可以維持一天，然後分解脂肪，当體內存儲的脂肪消耗完畢时，便開始分解體內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體對自身的分解是一個殘酷的生理過程。例如，完全依靠分解脂肪産生熱量，會産生大量的酮酸，可能發生代谢性酸中毒。蛋白质被大量消耗以後，肌肉出現幹瘦，髒器出現萎縮。心肌萎縮就收縮無力，血排出量減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垂體、甲状腺、性腺等內分泌腺都萎縮和功能低下，會産生種種疾病。胃腸道黏膜萎縮，使營養消化吸收減少，進一步減少能量的吸收。
人體內的各種酶、各種激素、各種抗體和免疫蛋白都是蛋白质組成的，没有這些，各種疾病就會隨时發生。也就是说，人體在自我分解的過程中每一個环節，都可能誘發疾病而死亡。孫經先说的“營養性死亡”，是不是指這個過程？如果是的话，“營養性死亡”就是因饑餓而死亡，絕不是營養過剩、營養不当而死亡。孫經先如此用心良苦地回避“餓死”两字，让我領教了他學術研究的態度。
1958-1962年到底餓死多少人，不是坐在書齋裏能夠計算出来的。計算只能是一個參考。關鍵是实際調查。就餓死人的數量问題，当年對局部地區的調查做過一些，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当年的粮食部党組書記陳國栋、粮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國家统計局局長賈啓允三個人的調查。
上世紀80年代，作爲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的周伯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的一次報告中介紹了這次調查：1961年，他們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個有關粮食和人口變動的统計表，經彙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几千萬！周恩来看到後通知他們三人：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说的“几千萬”到底是多少？爲了确認這個事实，2003年9月25日，我到周伯萍家当面請教，但他不愿意说。2012年周老逝世，在八寶山向他遗體告別时，他兒子和女婿對我说：“我們老人家一直遵循周總理的指示，至死没有说出這個數字。”到底几千萬？按常识，两千萬不能说是几千萬，至少两千萬以上。
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大饑荒年代，全國有文字記載的人吃人事件達數千起之多。时任山東省長的赵健民在1960年12月山東省委擴大會上的讲话中说，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東有文字記录人吃人的事件有23起，没有文字材料但有口头彙報的十多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说，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青海省公安廳報告，西甯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事件300多起。試想一下，如果不是極度饑餓，怎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對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孫經先爲什么視而不見呢？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说：“餓死這么多人，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谈话时也讲到“曆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書上去的。”按照孫經先的“科學推導”，劉少奇這些说法算不算“重大謠言”呢？
楊繼繩，墙外樓
习新书提丹书铁券铁帽子王，敲打老老虎江泽民
2016年1月06日 
2015年9月3日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前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天安门城楼上。
中共于2016年元旦出版了新书《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其中再度高调提法治之下没有“丹书铁券”和“铁帽子王”。与此同时，有海外媒体报道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大秘贾廷安被控制。如果报道属实，这是否意味习近平2016年反腐将有大动作？
习近平：法治之下，没有丹书铁券和铁帽子王
这本书是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5年中国各会议上有关反腐的讲话进行汇总，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辑。中国各主流媒体，包括党媒、官媒及其微信公众号和各门户网站都转载了本书内容的节选。其中，习近平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所说的“法治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引入关注。
百度百科将丹书铁券解释为古代帝王颁给功臣和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即民间所说的免死牌或免死金牌。铁帽子王则指的是世袭罔替的王爵，来自于清朝的封爵制度。清朝前后共有12位后代继承无需降等的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015年1月15日的头版评论文章首提“铁帽子王”。文章说，“腐败没有‘铁帽子王’，反腐绝不封顶设限”。此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月3日刊登了题为《不得罪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的书名文章，称“在贪腐问题上，没有人能当‘铁帽子王’。”3月2日，中国人大、政协“两会”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吕新华在回答记者提问上再次表示，在反腐斗争中“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2015年3月15日发文称，官方如此频繁使用一个非常态性的政治术语，“很大可能是高层领导人甚至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或讲话。”此次中共出版《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一书证实“铁帽子王”的说法的确来自习近平。
铁帽子王影射江泽民？
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2015年1月17日给美国之音中文网撰写的一篇博文称，“丹书铁券”是指坊间所流传的“入局不死，入常不罪”之说，但因为有了周永康，因此算是破了“入常不罪”这条规则。
何清涟在这篇文章中说，有资格被人民日报称为“铁帽子王”的应该只有江泽民、胡锦涛这两任中共前总书记，和李鹏、朱镕基、温家宝这三任前总理，再加上有“太子党大哥”之称的原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但考虑到“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则似乎只有江泽民、曾庆红够格。
中共在2016年新年之际出版新书，大小媒体再度大谈“铁帽子王”和“丹书铁券”似乎是剑有所指。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对美国之音表示，不清楚“铁帽子王”到底指谁，但习近平曾经表达过，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你只要腐败，我们就要“零容忍”，而且反腐永远在路上。他说：“那这个时候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比常委大半级的就是总书记，徐才厚、郭伯雄都是军委副主席，比他们俩再大半级的就是军委主席。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出这句话来，谁都知道这就指的是江泽民。”
江泽民大秘贾廷安出事？
2016年新年刚过，包括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在内的多家海外中文媒体援引香港《争鸣》杂志的报道称，江泽民的秘书、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已于2015年11月23日晚被控制，目前被带到北京妙峰山二炮（现已更名为火箭军）休养院接受调查。报道说，贾廷安涉嫌参与郭伯雄、徐才厚买官卖官，还涉嫌参与诬告刚刚年满退休的原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丑闻缠身。
《世界日报》的报道注意到，解放军报1月1日《四总部认真传达学习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报道中唯独没有贾廷安所在的总政治部参会人员名单。
贾廷安一直追随江泽民，是江最信赖的秘书。他从1982年起就在电子工业部担任江泽民的秘书，直到2004年。江泽民卸任后，贾廷安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2007年12月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2011年7月，贾廷安被中央军委（胡锦涛任内）授予上将军衔。自中共建政以来，除毛泽东火箭式提拔王洪文外，像贾廷安这样没当过一天兵就能在短短十多年就官拜上将者确属凤毛麟角。
分析：贾廷安出事不意味江泽民有事
有分析认为，如果贾廷安被停职调查的消息属实，那么按照中共打老虎传统则有可能是习王发出即将向江泽民下手的信号。
不过香港知名中国事务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立认为，港媒报道贾廷安被控制的消息可能是捕风捉影。“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他对美国之音说，“很明显，习近平是要清除江泽民的嫡系，尤其是江泽民在军队里的嫡系，因为他们对习近平构成严重的威胁。但假如说贾廷安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话，这也不代表习近平要向江泽民下手。”
人大教授周孝正也认为，中共不大可能会拿江泽民。他说：“我的判断是拿不下。为什么拿不下，因为江泽民不是一般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你把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都拿下来了，这个也不太好。”
借“丹书铁券”敲打曾庆红？
2015年2月25日，中纪委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的文章，引发外界舆论激烈反响和热议。海外媒体和中国政坛分析人士纷纷猜测文章中所说的庆亲王指的是谁。何清涟在给美国之音撰写的另外一篇博文中表示，“从庆亲王得宠与所掌权势的程度，只与曾庆红相符。”
但香港的中国事务评论员林和立认为，中共也不大可能对曾庆红下手。 “当然有关曾庆红的传闻也很多，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今年筹备十九大的工作马上要展开，所以目前有可能还是强调和谐和团结。在这个时候再揪出曾庆红出来在党内会引起一些震动。” 他说。
周永康后，外界一直猜测习近平和王岐山要打的下一只正国级的“大老虎”就是曾庆红。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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