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如墨菲定律所言，凡是可能出错的地方都会出错。
中国A股开年交易刚4天，就出现四次熔断两次提前关闭，1月7日更出现了全天交易总时长14分钟即告终市，创下A股历史记录。中国证监会在一片愤怒指责之中，熔断机制在1月7日晚上暂停使用。
在美剧《生活大爆炸》中，主角莱纳德要做一个手术，另一位主角，一贯令人头疼的谢尔顿觉得手术危险而有害，他赶在莱纳德手术之后第一时间见他，只是为了说一句“我早就告诉你了”（I told you so）。现实中，扮演谢尔顿的这样角色压力重大，我也讨厌以事后诸葛的姿态批判熔断机制，但是在熔断机制推出时刻，身边不少市场人士对于这一新规评价负面，但是因为中国股市在股灾救市之后已经变成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其中多数人选择沉默。而所谓中国式征求专家意见，不少情况下不外乎主管部门征求与自身意见一致的专家而已，走过程的意味浓烈。除了熔断机制本身，我们或许更应该反思，涉及公众利益的政策法规制定，如何得到有效讨论以及透明监督？更进一步，官方问责制如何落实？
开年第一周的交易不能直接说人祸，但是庸人自扰的因素强烈，经济走低之下，A股今年胜算不大，但是多数市场机构此前预测是“慢牛”，在熔断机制添乱之后，这趋势有变为短期“疯熊”的趋势。
资本市场最担心什么？市场情绪时常波动，买盘可能突然消失，最可怕是二者的叠加，闪崩之下交易消失，即整个市场失去了流动性，没有了对家与盘口，这是金融危机中不时出现的情况，这种时候往往需要中央银行等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同理，救市主要是救流动性，严厉打击做空以及随意终止交易，虽然符合简单思维中的正邪对立套路，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有效，甚至反而推动情况向相反方向发展。
这一过程的戏剧性或许超过预期，但是逻辑并不出人意外。资本市场上是一个羊群效应最为明显的地方，在恐慌之下，多数投资者会选择出逃，如果这个时候再面临可能被停止交易的威胁，潜在卖家会更加恐慌，而潜在买家则会踌躇等待更低价格，一正一负之下，流动性消失，价格闪电崩溃，如是反复。
每年年初，FT的传统之一就是请各位专栏作家写出年度展望。在2015年初，我也给出五个中国可能的风险，我当时指出平安第一的原则在生活或投资都适用，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风险，国际、政府、企业、机构等四大风险最终会传导到居民端。在经历了2015股市暴涨以及暴跌，再加上救市等连串戏码之后，刚刚松口气的人们又遇到2016年开年交易不利，如何看待这一局面？
链条总是最脆弱的一节破裂，股市的风险只是引线，目前最大风险在于汇率。日前离岸人民币已经比起高点跌去10%有余，长远来看人民币兑美元回到7时代并非不可想象。汇率下跌带来的出口利好是长期因素，见效缓慢，但是汇率下跌带来资本外逃压力则是短期因素，即刻显现。2015年12月中国外汇储备下降1080亿美元，创出历史极值，外汇总储备从2014年最高接近4万亿美元下降到目前的3.33万亿美元。
人民币贬值为什么值得关注？如果你不出国买买买，汇率暂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水准，但是汇率贬值背后的资本外流，则不仅意味着资本市场价格（包括股市、房地产价格等）坚挺难以保持，而且意味着实体经济层面的去杠杆压力。如今央行或许还有子弹应对突发情况，无论卖出美元还是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但是如果汇率贬值预期不断自我实现，那么在某一天，央行或许不得不采取加息等策略来阻止资金外流的彻底恶化，而这无疑对实体经济起到雪上加霜作用。
二十一世纪是信贷经济的时代，这意味着金融波动也在加剧，金融危机频发才是经济的真正新常态。中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股市联动，这不仅提示全球市场联动加剧，更揭示中国风险可能是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2016即将进入中国传统的猴年，中国俗语中的“猴年马月”也会登场，这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将是很“妖”的一年。不少读者曾经问我2016投资什么增值，我一直很想告诉大家，在这一年，不亏钱就赚钱，不应该从赚得多角度考虑投资，更多应该是亏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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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议”与“民运”人士的心理剖
析
作者：kylelong 于 2011-1-6 贝壳村
所谓“异议人士”，就是与一个国家、政府或集团的潮流（或主流）思想有强烈不同政见（或见解）的人士；所谓“民运人士”，就是积极推进一个国家的贫民和大众的民主运动的人士；所谓“人权分子”，就是强烈要求自己人权至上的人士。这三个名词是具有不同使用范围的，但如果把这三者放在一起，就是特指当今世界上最热门、最火爆的人士了（这里用汉字表达，也就是特指某些具有中华血统的中国人）。虽说“异议”或“民运”人士是良莠不齐的，但本文不讨论那些“初级阶段”的“异议”或“民运”人士。
从某种意义上讲，孙中山和毛泽东，也算是“异议”或“民运”人士，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利益是与当时当地政府或统治阶级不一致的，是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所以才要“革命”或“政变”，以获取自己认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同样，我们也可以试着这样推测：当今世界上的“异议”或“民运”人士，他们的思想和利益也是与当时当地政府或统治阶级不一致的，是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暂且将这类人士与孙中山和毛泽东相提并论，虽然不合适，因为孙中山和毛泽东的伟绩是公认的）。不过，有人说他们没有“革命”或“政变”的雄心或野心，所以说，无论他们如何“异议”或“民运”，都不可能获取自己所要求的利益，以及自己认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有人认为，他们并不想推翻统治阶级，只是计划或谋划“革命”或“政变”而已，那就犯了大忌，也就是违反了宪法，当然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有人认为，他们进行“革命”或“政变”的能力不够、智慧不够、胆识不够，所以失败，这似乎是真理，但也怨不得他人。更有人认为，他们只是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并不想与统治阶级有利益冲突。但这还是犯了大忌，违反了宪法，实际上还是与统治阶级有利益冲突。不要说中国的宪法如何黑暗，西方的宪法如何光明。一个国家的宪法是与本国最高利益一致的；一个人要想在一个国家生存，必须遵守自己国家的宪法，否则，要么革自己的命，要么革他人的命。
一些人喜欢把政府、政党、宪法、人权等等一起来探讨，鉴于内容和篇幅所限，本文只是探讨“异议”与“民运”人士的“人权观”（有关政府、政党的关系，见文末的衔接）。“异议人士”、“民运人士”以及“人权分子”关注的焦点，不外乎是人权、自由、民主。其中，人权是主要的，自由和民主是附属的。因为他们认为当今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所统治的中国没有人权，而认为有人权的国家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这种思想的基础有两点：一点是美国所建立的“西方普世价值观（或人权观）”，另一点是联合国人权宪章。
这第一点不合逻辑。一个中国人要想统治中国，治理中国，必须立足于中华文化和中国民众。即使是孙中山或毛泽东，他们统治中国所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或西方“共产主义思想”，也是要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自己的理论，并不断修改和完善。直接搬用“西方普世价值观（或人权观）”肯定是走不通的。再说，孙中山成功了吗（虽然推翻帝制的伟业不可磨灭）？毛泽东成功了吗（虽然建国的伟绩不可磨灭）？当今中国的治国方略，是孙中山的？还是毛泽东的？还是西方的思想？虽然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并不是换一个政府或政党就可以立马解决的。新中国政府不过60多年，中国共产党也才90年。当今中国的成就，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可以相比呢？再看看那些在“西方普世价值观（或人权观）”治理下的亚洲或非洲国家，有几个是国富民强的？
这第二点也是个幌子。不要讲什么联合国人权宪章的条条框框，要一条一条列举的话，有哪个国家遵守了？美国政府推翻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就是人权？因为我恨你，就可以用我的人权剥夺你的人权？美国政府能够代表伊拉克或阿富汗平民的人权和利益？英国人从欧洲来到美洲，侵占印第安部落的领土几百年，并建立美国政府，这就是“人权”？美国航母和军舰在中国南海、黄海和台湾海峡游荡，就是“人权”？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无时不刻提醒着中国人：唯有中国强大了，西方国家才会低头！
从上述分析来看，这两个基础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再仔细分析“异议”与“民运”人士关注的“人权”，也就是一个“利益”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希望达到的某种过度的欲望或不当的利益没有得到，或者说因为违反宪法而被统治当局剥夺了，就要寻求一种新的途径“夺回”来。而这种途径，不外乎就是通过外力，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所谓的外力，也就是上述的两个思想基础。这种以自己的利益来确立自己奋斗目标的思想理念或精神寄托，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所奉行的“金钱教”是异曲同功的。不可否认，“异议”与“民运”人士的某些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实现这些积极思想的途径，仍旧不是可以通过“暴力”、“金钱”或其它凡俗手段可以达成的。从修身与律己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学会了放弃自身的利益之争，才能真正算是有高尚人格的人，才可能成为治国安邦的伟人。相比之下，那些“异议”与“民运”人士就连“民运”捐款也要贪污、鲸吞，或者想方设法也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何谈治国之道？
有人又问，为什么特权阶级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为这也是与国家宪法相违背的。没错！特权阶级在每个国家都存在，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平民百姓不可能参与国家治理，法律面前不可能人人平等；即使是可能会出现的“共产主义”，或者“大同世界”，也仍然存在特权阶级。如果看到与自己同根的民族有特权，自己就不能忍受，而看到与自己不同根的民族有特权，就可以忍受，这又是何种心态呢？从这个“忍”与“不忍”，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具有高尚人格。再者，暂且不说这是一种嫉妒心态，一种心理不平衡的心态，就算是一些“异议”或“民运”人士希望为广大民众利益着想，要废除这个特权阶级，也得有一个理论基础和实施方案，一种切合实际的治国方略；而不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从而“乱中取胜”的招术。更有甚者，那就是利用西方敌对势力的扶持，对中国民众做出不道德、不人道、没人性的勾当，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八国联军的兽行！极易激起广大民众的反对。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异议”或“民运”人士所选择的道路是不一样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即使是李自成、洪秀全、朱元璋这类“异议”或“民运”人士，做了皇帝，也还是失败的结局。当代“异议”或“民运”人士的结局，充其量也只是类似于谭嗣同之路。由此可见，没有广大民众支持的革新与变革，也就是没有把民众的利益做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任何在意识形态或国家治理方面的新思想、新观念，终究会流产或失败，即使可能有短暂的成功。这是首要的治国之道。除此之外，要做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异议”或“民运”人士，修身与律己也是成功的必要条件。然后才能走上“国家管理”与“人权民主自由”的探索之路。治国者，必须加强自己的人文素养，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塑造自己的完美人格，才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