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蒋介石派遣二十一师登陆基隆港口。依监察院杨亮功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舰队才开到港口，便接获情报「岛内均乱民」。舰长于是下令「见人就扫荡。」一九四七的基隆港，没有太美丽的走道，时间也非夕阳西下。风有点大、雨飘得细细，不知情的民众在港湾散步着。机枪扫射初始，打出来的砲弹和太阳一样亮，穿着拖鞋，老台式短裤的男女老少，只听闻轰的一声，倒躺于地，死了。
着名的二二八事件，就此开始了最高潮的国家暴力镇压。没有人知道，乘着军舰开枪的士兵，如今在那裡？他还安在吗？他的后代还住在台湾？还是中国大陆的某个角落？那艘军舰，着着实实打出了台湾历史中最重要的第一枪，从此之后的台湾史，悲情且仇恨地发展了五十多年，至今未歇。
开枪的军队，没有名、没有姓，只有二十一师代号。凶手名字未知，本地人只能辨认他们是「外来省份的人」。半个世纪以来，「凶手」被连结一个等同的扩大数万倍的符号：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两年后，中国内战中全然败退的国民党政府，仓皇带着子弟兵渡海迁台。新一批的外省人，有的只十六岁，可能早起才走入田埂，就被强拉当兵。一辈子没出过洋，从没听过二二八，第一站就穿着草鞋来台湾。往后的日子裡，他们多半躲在台湾的竹篱笆世界，有人退伍了，才花尽毕生积蓄买个姑娘，守个家。
打从十六岁起，这群人就没有爸爸妈妈。国破山河，他们的世界只有蒋公，也只能跟着蒋公，竹篱笆外的世界，对他充满了强烈的敌意，他们是飘洋过海的外省人，和当年军舰上「相同」的外省人。
外省人绰号「老芋仔」，芋仔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那裡就长在那裡。长相不好，烤熟吃起来却甜甜鬆鬆，削皮时手摸着，有点发麻。满山遍野，只要挖个洞，就可找到几颗鬆软芋仔。芋仔命贱，「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
我台中老家对面就住着一位老芋仔，煮麵一流。没人关心他从中国大陆哪个省份来，妈妈住哪裡，好似他是石头蹦出来的怪物。对我们这些本省家庭，外省人不是溷蛋，就是可怜蛋。溷蛋在台北当官，欺负台湾人；可怜虫就在市井街道裡，摆摊卖阳春麵。老芋仔卖的阳春麵特别便宜好吃，夜市裡搭个违章建筑，就可以从早卖到晚。有天门口特别热闹，原来娶亲了，姑娘从梨山山上买来，清瘦娇小的女子，后来生了小孩，小姑娘也常背着小孩在摊前烫麵。
我喜欢买他们家的滷蛋，几次听到他在旁边教他太太，麵擀好，放下去的时候，得立刻捞起来，在搁回去；千万不能一次烫太久，否则汤煳了，麵也烂了。麵摊老芋仔有日不作生意了，哭嚎的声音，穿透薄薄的夹板，凡路经夜市的人都听到。隔壁杂货店老闆娘转告我们家长辈，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儿子也不要了，还把他长年积蓄、摆在床底下的现金全偷个精光。过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杀，孩子被送进孤儿院。上吊时，绳子挂在违章建筑樑上，脸就对着后牆的蒋介石遗照。死，也要跟着蒋公。
麵摊老芋仔死后四十年台湾盛行本土运动，家乡中国大陆危险扩军，飞弹部署天罗地网，对着另一个家－－台湾。四十年前的老芋仔上吊了，其他老芋仔活下来，眼看两个家对打。
于是台湾需要飞弹情报员。谁愿意在「承平时刻」仍为台湾死？没有名、没有姓、逮到被打毒针、可能接受酷刑、被剥皮，死了也进步了忠烈祠，谁卖命？薪水不过一月五万，到大陆路费四十万，买一条命，谁干？
还是那批老芋仔的儿子！还是那群当年飘洋过海的外省人！从老子到小子，一代传一代，人生就是要报国；没有国，那有家？中华民国也好，本土化也好，外来政权也好，李扁当家也好。竹篱笆内的子弟，活着，永远都要跟着「蒋公」！
被吸收的情报局人员，担任情报工作那一刻起，真名就消失了。人生从此只剩化名，除了军情局简单记录事蹟外，出了事，家人不敢闹、不能说。台湾人天天逍遥，十几年来，台海平静到人民完全感觉不了战争的威胁。只有这群傻外省人，老觉得国家危难，他们得前仆后继。老的上一辈牺生不够，小的还得赔上一条命。有情报员家属向我哭诉陈情，我很惭愧，也很感慨。惭愧的是，我们常觉得自己已帮国家社会做过多了，不値得；但站在你面前的这群人，他们怎么从不谈値不値得呢？
他们的傻，造就了我们人人自私的空间。但令人感慨，这些外省人无论累积多少英雄事蹟，他们的命运总陷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的那一枪，他们永远都是「飘洋过海」的外省人。五十几年下来，八二三砲弹死的是外省人；空军公墓前走一遭，战死的飞行员个个才二十出头，也是外省人；为台湾蒐集飞弹情报，保护台湾本土运动，死的也是外省人。我无法冲口说出的是，外省人为什么那么笨？国家多数人并不承认他们，怎么还愿意替国家去死？
外省人啊！外省人！原罪有多深？多少付出，才能偿还当年历史的错误？多少前仆后继，多少代，才能换取本省人终究的接纳？
台湾的外省人无法支撑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政治力量。随着台湾民族主义崛起，只占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外省人，政党如全然反映这群人对历史的认识、对故乡的乡愁，瀛不了。任何一场战役中，外省人都得当默默的牺牲者，从战争到选举，他们不能大声说出母亲的名字，不能哭嚎他们的乡愁。他们的一切都是错，生的时候错，死的时候也错；为国家错，不为国家也错！
西元一八九四年，一位猷太裔的法国陆军军官德雷福（Dreyfus），被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军事祕密法庭裁判国罪，德雷福遭流放外岛。这是法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德雷福事件。整个事件后来被証实是假的、捏造的；它可以成立只有一个前提；这位陆军上尉德雷福是猷太人，不是正统法国人，他是法国的「外省人」。再当时举国面临共同敌人德国情况下，法国德雷福身上的猷太血统成了祭品，目的是抚慰普法战争中严重受创的法国人心。其后法国社会分成两个政营，双方在报刊上相互攻击，在议会中进行政治斗争，在街头上发起群众运动。
事件在小说家左拉发表的着名文章【我控诉】后，达到高潮。
「最后我控诉第一军事法庭，他违反法律…….，我控诉第二军事法庭，他奉命掩饰……..不法行为，判一个无罪的人有罪…….，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举行！我在等待。」－－左拉，【我控诉】
一百多年来，德雷福事件在每个社会上演着，这是左拉在【我控诉】文章中最后的预言。
民族主义者并不关心案件的法律细节、人身生命权，他们只关心事件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德雷福」的影子，如今被流放到台湾。我的朋友周玉寇，曾经对我说「你可以大声讲话，因为你是本省人，不是外省人。」
左拉死后一百年，二二八那一枪后五十年，我们本省人，该轻轻自问一句了：外省人，该不该是有权利活下去的人？
出处: 啊！外省人(作者:陈文茜)
在“宇宙循环论”这一自然循环论之下，产生了社会循环论，其中不仅有人类文明的循环，还有“经济周期循环论”。
经济周期循环理论（又名商业周期循环论），是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依据提出的著名理论。他认为：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刺激了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创新行为出现──整个经济体系将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当商业周期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
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
他认为，就本质而言，经济发展在于对现有的劳力和土地的服务用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这一基本概念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组合的实施，是通过从原先的使用方式中把劳力和土地服务提取出来而实现的。作为首次成果，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企业家利润了。
还有一种“超循环论”，由德国人艾根（Manfred Eigen）提出，研究自然界中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的自组织原理。它所研究的不是宏观个体的物种进化规律，而是分子水平上微观整体──“拟种”的进化规律。根据超循环理论，作为“拟种”的一个自复制单元（即一个催化剂）不仅能催化生成一个类似的循环，这些循环还会耦合成一个更大的循环，这更大的循环又能进一步成为新的更大循环的单元而催生出更高层次的循环。超循环即指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催化循环系统。如此类推，理论上可生成无穷层次自相嵌套的循环生长系统。
简单说，循环论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思想，贯穿在各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上。与循环论相异的是直线论，末世论和进化论本质上都是一种直线论。
而末世论和进化论的一个较新体现就是所谓“历史的终结”论。
日本后裔的美国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基于1989──1991年的东欧剧变、苏联瓦解、社会主义崩溃的历史事实，提出了他的“历史的终结”论，引起了世界的反响。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曾连续登上各类畅销书排行榜，先后被译为二十余种文字。早在1989年夏，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第16期）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此论一出，在东西方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1992年，福山在吸收并研究各种反馈意见的基础上，把前文进一步整理和扩展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经典名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对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文明演进模式等产生的深刻影响。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出发，福山重提并阐释了“历史的终结”的社会科学概念，并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和“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是推动“世界普遍史”的出现和历史走向“终结”的两大动力，前者可以解释为何会有“现代化”和“全球化”，后者能够阐明“自由化”（或“平等化”）和“民主化”为何是全人类的必然选择。福山认为“专制主义”政权无法应对现代自然科学所要求的高度创新挑战，从而导致崩溃，“为获得平等认可的欲望”使之必然被“自由民主制度”取代。但福山深感忧虑的是，为获得平等认可的欲望无节制地泛滥下去，把“自由民主制度”推到顶峰后，会不会出现“人人相同、个个平等”却“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最后的人”？出现“最后的人”怎么办？另外，福山还忧虑经济自由且增长神速而政治上却具有“某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的东亚社会，会构成“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因为“人人不同、个个争先”的优越意识可能胜过“人人相同、个个平等”的平等意识。
其实呢，福山很无知，因为“个个争先”、“望子成龙”，才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在我看来，福山虽然是在美国大学任职，其实延续的却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遗产，而这个遗产虽然标榜为无神的历史决定论，但还是从宗教的末世论那里延伸过来的。末世论不同于佛教的“大劫”观念，是因为“大劫”在本义上还是属于循环论的。共产主义天堂论这因为具有“终结”的本义，因此是一个典型的末世论。而进化论在其本质上，也是末世论的一个变种，是直线论的延伸。
（摘自《万神说》） [博讯来稿]
2016年新年伊始，中国政府对股市与汇市的管理引发了诸多批评。对于股市，中国证监会已经宣布停用“熔断机制“；但对汇市的管控不仅没有放松，反而逐步加强。究其原因，股市无非是影响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人民币汇率却事关中国经济生死（央行是否破产），因为那保的不是汇率，而是保外汇储备3万亿的底线。
国际投资界难知中国汇市的痛脚
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数据人尽皆知：从2014年6月最高峰值3.99万亿美元减少至2015年12月的3.33万亿，2015年净减少5000多亿美元。
国际投资界对中国汇市的批评集中于两点，第一，认为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违反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篮子（SDR）时的承诺，会让IMF深感难堪。第二，认为政府对离岸市场干预过强，外管局近来密切审查一些帮助客户利用在岸和离岸汇率差异套利的银行，导致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价差越来越大，在岸汇率在开年第一周为1美元兑6.59元人民币；离岸汇率是1美元兑6.68元人民币。
批评者是从自身利益来看待中国汇市，一个开放并允许货币汇率自由浮动并自由兑换的中国市场是个新的逐利之地。使用的理由似乎也没错。但是，从事实来看，IMF与中国政府都很清楚人民币入篮时究竟承诺了什么。
首先需要回放一下中国政府对IMF的“承诺”内容。2015年11月，在IMF修改标准批准人民币加入SDR时，中国政府只承诺了将来会实行人民币“清洁浮动” （clean floating），即政府不干预下的自由浮动。但这个“将来”在多久，中国政府并没有具体说明。加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入篮前夕于《人民日报》公开放话，说为了应付来自外部的“金融攻击”，政府会对汇市保持干预，实行政府管理下的汇率浮动，这些公开表态，IMF驻京代表一清二楚。
如果人民币贬值压力不是太大，中国金融系统不存在巨额坏帐、债务过多等系统性风险，在北京看来，放开汇率也许风险不大。但从2015年6月以来，上述风险因素日益凸显，在履行对IMF的承诺与保护中国的金融安全之间，中国政府当然视金融安全为第一。
接下来分析中国政府为何要干预汇市尤其是离岸汇率。原因之一是人民币对内面临极大的通胀压力。2015年以前，人民币一直处在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双重压力夹击之下。对内贬值的原因清晰，缘于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钞机，这么多钞票投放市场，必然带来通胀压力，人民币贬值其实是其回归真实价值的过程。原因之二是中国面临极大的资本外流压力。2012年之后，中国政府反腐力度加大、国内政治风险增强，每倒下一位高官就连带倒下几位富商。不少富人纷纷携资避居海外，导致外汇储备骤减。
中国3万亿外汇储备究竟还剩下多少？
从2015年8月开始，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出售美国国债以兑付美元，12月份一个月内，中国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其美国国债，清算了约10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努力去应付国内外汇市场的需要。这一点让国际投资界看到：中国数万亿外汇储备可能只是名义资产，早就被中国政府花往各处了。1月8日，彭博新闻社发布头条新闻，“中国发现其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强劲有力了” （China Finds $3 Trillion Just Doesn't Pack the Punch It Used To）。
彭博新闻只要将主语改成“国际投资界”就行了，中国的外汇管理部门当然知道外汇储备花往何处。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早就用于以下几个用途：
一是美国国债。中国央行照看的数万亿美元早就投向了美国国债等安全且流动性高的证券。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美国测算的中国所持美国国债在2015年10月份约为1.25万亿美元。但美国财政部还附加说明，称这个数据可能没有真实体现第三国账户代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二是海外投资。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未正式公布，但路透社在2015年中期预估，认为将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这1万亿当中，大部分是政府投资与国企海外投资。比如，丝路基金是中央政府竭力推进的对外投资项目，由外储对国开行、进出口行注资共达9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6000亿元。这些投资在投资项目评估时，已经算过“政治账”和“经济账”，认为政策性利益与经济利益往往是一对矛盾，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中，收获的只是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就在所不计了。
三是对外援助。中国援助海外非常大方，经常在免除发展中国家到期债务的同时，又定宣布开展新的援助。这些钱当然也需要从外汇储备当中支出。
外汇储备是央行负债，资不抵债意味破产
最后，回到一个中国政府与国人经常犯的常识错误上来，这个错误是：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人民）的财产。正确的答案是：外汇储备确实是中国央行拥有的资产，但这资产每一分都对应着相应的债务。因为外汇储备是这么形成的：涉外企业通过对外贸易赚了美元汇回国内，按央行的外汇管理政策，必须通过银行结汇，把美元交给央行，央行收到美元后付给企业等值的人民币，留下美元。留下来的这部分美元（欧元或者日元）就形成了央行的外汇储备。这个过程中，央行多了一项资产，即外汇储备；同时，也增加了一项负债——新发行的人民币。
简短概括，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央行利用外汇管理制度，从外贸出口企业结汇、在华外资机构、持有美元资产的个人手中“借”来的，其中每一分钱都对应着相应的债务。如今中国政府将这些外储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海外投资、对外援助，等于将借来的钱当自己的钱先花了。卖美国国债支付国内汇市上需要的美元，说明央行手中美元现钞不足；政府如果不出手对国内实行外汇限购，任由人们自由兑换，央行就可能破产。
中国政府输不起的汇市之战
尽管不少专家分析说，汇率下跌会带来出口利好，但出口利好见效缓慢，而汇率下跌带来的资本外逃压力则迫在眉睫。对当局来说，3万亿美元预先花出去这一致命弱点（阿基琉斯之踵），无论如何不能图穷匕首现。
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逐步收紧售汇政策，据1月8日路透社消息，中国国家外管局部分分局近日窗口指导辖内银行，要求加强银行代客售付汇业务监管，控制1月售汇总量，以加强企业和机构等蚂蚁搬家式购汇管理。大量查处地下钱庄。并且在京沪深等地，规定提取2000美元以上者，必须提前三天预约。部分银行甚至将提取额限定为超过1000美元即需要预约。1月14日外管局官员否定此说，称外管局从未出台过类似政策，“不排除个别银行由于自身美元现钞不足而进行一些管理”。这种澄清只让人想到，在必要时，全国各地银行都可以“自行其是”管理。
概言之，在国际投资界看来，中国外汇市场是个新的逐利之地，因此总在埋怨限制太多，要求达到IMF规定的开放标准；但在中国政府眼中，汇市却事关金融安全。汇率贬值对中国的真正威胁是资本外流，这不仅影响中国股市、房市上资本品的价格，让政府力挺股市房市的政策目标难以达成，还意味着实体经济层面的巨大去杠杆压力。
更有人预测，汇市将成为中国金融危机的触发点，将导致政权崩盘。这种想法过于幼稚，中国政府比外部人更懂得自己的弱点所在，正在采用各种措施防范风险。因此，这一预测的前提建立在中央政权一夜之间失灵这一基础上，如果相信北京政权一夜之间失灵，就可以相信这一预测。
卡夫卡写了一本《中国长城建造时》，试图解释中国古代建造长城的目的和原因，但他始终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建长城。对于中国人来说，长城的意义很简单，御敌，将一切危险的外来因素排斥于城墙之外。用长城意识来理解中国的汇市管理法则，就明白中国政府为何要控管汇市。
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