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

  

    在“宇宙循环论”这一自然循环论之下，产生了社会循环论，其中不仅有人类文明的循环，还有“经济周期循环论”。
    

    经济周期循环理论（又名商业周期循环论），是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依据提出的著名理论。他认为：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刺激了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创新行为出现──整个经济体系将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当商业周期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
    
    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
    
    他认为，就本质而言，经济发展在于对现有的劳力和土地的服务用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这一基本概念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组合的实施，是通过从原先的使用方式中把劳力和土地服务提取出来而实现的。作为首次成果，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企业家利润了。
    
    还有一种“超循环论”，由德国人艾根（Manfred Eigen）提出，研究自然界中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的自组织原理。它所研究的不是宏观个体的物种进化规律，而是分子水平上微观整体──“拟种”的进化规律。根据超循环理论，作为“拟种”的一个自复制单元（即一个催化剂）不仅能催化生成一个类似的循环，这些循环还会耦合成一个更大的循环，这更大的循环又能进一步成为新的更大循环的单元而催生出更高层次的循环。超循环即指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催化循环系统。如此类推，理论上可生成无穷层次自相嵌套的循环生长系统。
    
    简单说，循环论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思想，贯穿在各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上。与循环论相异的是直线论，末世论和进化论本质上都是一种直线论。
    
    而末世论和进化论的一个较新体现就是所谓“历史的终结”论。
    
    日本后裔的美国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基于1989──1991年的东欧剧变、苏联瓦解、社会主义崩溃的历史事实，提出了他的“历史的终结”论，引起了世界的反响。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曾连续登上各类畅销书排行榜，先后被译为二十余种文字。早在1989年夏，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第16期）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此论一出，在东西方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1992年，福山在吸收并研究各种反馈意见的基础上，把前文进一步整理和扩展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经典名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对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文明演进模式等产生的深刻影响。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出发，福山重提并阐释了“历史的终结”的社会科学概念，并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和“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是推动“世界普遍史”的出现和历史走向“终结”的两大动力，前者可以解释为何会有“现代化”和“全球化”，后者能够阐明“自由化”（或“平等化”）和“民主化”为何是全人类的必然选择。福山认为“专制主义”政权无法应对现代自然科学所要求的高度创新挑战，从而导致崩溃，“为获得平等认可的欲望”使之必然被“自由民主制度”取代。但福山深感忧虑的是，为获得平等认可的欲望无节制地泛滥下去，把“自由民主制度”推到顶峰后，会不会出现“人人相同、个个平等”却“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最后的人”？出现“最后的人”怎么办？另外，福山还忧虑经济自由且增长神速而政治上却具有“某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的东亚社会，会构成“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因为“人人不同、个个争先”的优越意识可能胜过“人人相同、个个平等”的平等意识。
    
    其实呢，福山很无知，因为“个个争先”、“望子成龙”，才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在我看来，福山虽然是在美国大学任职，其实延续的却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遗产，而这个遗产虽然标榜为无神的历史决定论，但还是从宗教的末世论那里延伸过来的。末世论不同于佛教的“大劫”观念，是因为“大劫”在本义上还是属于循环论的。共产主义天堂论这因为具有“终结”的本义，因此是一个典型的末世论。而进化论在其本质上，也是末世论的一个变种，是直线论的延伸。
    
    （摘自《万神说》） [博讯来稿]

    
    
     2016年新年伊始，中国政府对股市与汇市的管理引发了诸多批评。对于股市，中国证监会已经宣布停用“熔断机制“；但对汇市的管控不仅没有放松，反而逐步加强。究其原因，股市无非是影响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人民币汇率却事关中国经济生死（央行是否破产），因为那保的不是汇率，而是保外汇储备3万亿的底线。  
                       
     国际投资界难知中国汇市的痛脚
    
    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数据人尽皆知：从2014年6月最高峰值3.99万亿美元减少至2015年12月的3.33万亿，2015年净减少5000多亿美元。
    
    国际投资界对中国汇市的批评集中于两点，第一，认为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违反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篮子（SDR）时的承诺，会让IMF深感难堪。第二，认为政府对离岸市场干预过强，外管局近来密切审查一些帮助客户利用在岸和离岸汇率差异套利的银行，导致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价差越来越大，在岸汇率在开年第一周为1美元兑6.59元人民币；离岸汇率是1美元兑6.68元人民币。
    
    批评者是从自身利益来看待中国汇市，一个开放并允许货币汇率自由浮动并自由兑换的中国市场是个新的逐利之地。使用的理由似乎也没错。但是，从事实来看，IMF与中国政府都很清楚人民币入篮时究竟承诺了什么。
    
    首先需要回放一下中国政府对IMF的“承诺”内容。2015年11月，在IMF修改标准批准人民币加入SDR时，中国政府只承诺了将来会实行人民币“清洁浮动” （clean floating），即政府不干预下的自由浮动。但这个“将来”在多久，中国政府并没有具体说明。加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入篮前夕于《人民日报》公开放话，说为了应付来自外部的“金融攻击”，政府会对汇市保持干预，实行政府管理下的汇率浮动，这些公开表态，IMF驻京代表一清二楚。
    
    如果人民币贬值压力不是太大，中国金融系统不存在巨额坏帐、债务过多等系统性风险，在北京看来，放开汇率也许风险不大。但从2015年6月以来，上述风险因素日益凸显，在履行对IMF的承诺与保护中国的金融安全之间，中国政府当然视金融安全为第一。
    
    接下来分析中国政府为何要干预汇市尤其是离岸汇率。原因之一是人民币对内面临极大的通胀压力。2015年以前，人民币一直处在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双重压力夹击之下。对内贬值的原因清晰，缘于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钞机，这么多钞票投放市场，必然带来通胀压力，人民币贬值其实是其回归真实价值的过程。原因之二是中国面临极大的资本外流压力。2012年之后，中国政府反腐力度加大、国内政治风险增强，每倒下一位高官就连带倒下几位富商。不少富人纷纷携资避居海外，导致外汇储备骤减。
    
    中国3万亿外汇储备究竟还剩下多少？
    
    从2015年8月开始，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出售美国国债以兑付美元，12月份一个月内，中国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其美国国债，清算了约10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努力去应付国内外汇市场的需要。这一点让国际投资界看到：中国数万亿外汇储备可能只是名义资产，早就被中国政府花往各处了。1月8日，彭博新闻社发布头条新闻，“中国发现其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强劲有力了” （China Finds $3 Trillion Just Doesn't Pack the Punch It Used To）。
    
    彭博新闻只要将主语改成“国际投资界”就行了，中国的外汇管理部门当然知道外汇储备花往何处。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早就用于以下几个用途：
    
    一是美国国债。中国央行照看的数万亿美元早就投向了美国国债等安全且流动性高的证券。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美国测算的中国所持美国国债在2015年10月份约为1.25万亿美元。但美国财政部还附加说明，称这个数据可能没有真实体现第三国账户代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二是海外投资。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未正式公布，但路透社在2015年中期预估，认为将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这1万亿当中，大部分是政府投资与国企海外投资。比如，丝路基金是中央政府竭力推进的对外投资项目，由外储对国开行、进出口行注资共达9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6000亿元。这些投资在投资项目评估时，已经算过“政治账”和“经济账”，认为政策性利益与经济利益往往是一对矛盾，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中，收获的只是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就在所不计了。
    
    三是对外援助。中国援助海外非常大方，经常在免除发展中国家到期债务的同时，又定宣布开展新的援助。这些钱当然也需要从外汇储备当中支出。
    
    外汇储备是央行负债，资不抵债意味破产
    
    最后，回到一个中国政府与国人经常犯的常识错误上来，这个错误是：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人民）的财产。正确的答案是：外汇储备确实是中国央行拥有的资产，但这资产每一分都对应着相应的债务。因为外汇储备是这么形成的：涉外企业通过对外贸易赚了美元汇回国内，按央行的外汇管理政策，必须通过银行结汇，把美元交给央行，央行收到美元后付给企业等值的人民币，留下美元。留下来的这部分美元（欧元或者日元）就形成了央行的外汇储备。这个过程中，央行多了一项资产，即外汇储备；同时，也增加了一项负债——新发行的人民币。
    
    简短概括，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央行利用外汇管理制度，从外贸出口企业结汇、在华外资机构、持有美元资产的个人手中“借”来的，其中每一分钱都对应着相应的债务。如今中国政府将这些外储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海外投资、对外援助，等于将借来的钱当自己的钱先花了。卖美国国债支付国内汇市上需要的美元，说明央行手中美元现钞不足；政府如果不出手对国内实行外汇限购，任由人们自由兑换，央行就可能破产。
    
    中国政府输不起的汇市之战
    
    尽管不少专家分析说，汇率下跌会带来出口利好，但出口利好见效缓慢，而汇率下跌带来的资本外逃压力则迫在眉睫。对当局来说，3万亿美元预先花出去这一致命弱点（阿基琉斯之踵），无论如何不能图穷匕首现。
    
    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逐步收紧售汇政策，据1月8日路透社消息，中国国家外管局部分分局近日窗口指导辖内银行，要求加强银行代客售付汇业务监管，控制1月售汇总量，以加强企业和机构等蚂蚁搬家式购汇管理。大量查处地下钱庄。并且在京沪深等地，规定提取2000美元以上者，必须提前三天预约。部分银行甚至将提取额限定为超过1000美元即需要预约。1月14日外管局官员否定此说，称外管局从未出台过类似政策，“不排除个别银行由于自身美元现钞不足而进行一些管理”。这种澄清只让人想到，在必要时，全国各地银行都可以“自行其是”管理。
    
    概言之，在国际投资界看来，中国外汇市场是个新的逐利之地，因此总在埋怨限制太多，要求达到IMF规定的开放标准；但在中国政府眼中，汇市却事关金融安全。汇率贬值对中国的真正威胁是资本外流，这不仅影响中国股市、房市上资本品的价格，让政府力挺股市房市的政策目标难以达成，还意味着实体经济层面的巨大去杠杆压力。
    
    更有人预测，汇市将成为中国金融危机的触发点，将导致政权崩盘。这种想法过于幼稚，中国政府比外部人更懂得自己的弱点所在，正在采用各种措施防范风险。因此，这一预测的前提建立在中央政权一夜之间失灵这一基础上，如果相信北京政权一夜之间失灵，就可以相信这一预测。
    
    卡夫卡写了一本《中国长城建造时》，试图解释中国古代建造长城的目的和原因，但他始终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建长城。对于中国人来说，长城的意义很简单，御敌，将一切危险的外来因素排斥于城墙之外。用长城意识来理解中国的汇市管理法则，就明白中国政府为何要控管汇市。
    
    来源：美国之音 

北京大学发布民生报告：中国1%家庭占1/3社会财富


2016年1月14日
    
    北京大学日前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状况日趋严重。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被顶端1%的家庭占有，而社会底层25%的家庭却仅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1%左右。有学者呼吁，中国政府应立即实施公开透明的财政机制，开启有效的制度改革。
       
                       这份《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中国大陆25个省市160个区县的14960个家庭作为基线样本，涵盖了教育、医疗保障、社会性别差距以及城乡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
    
    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近30年来，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的0.3左右，已上升到目前的0.45以上。而根据北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2的资料估算，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012年就已达到约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财产不平等的程度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了社会财富的约三分之一，而底层25%的家庭却只拥有1%左右。
    
    这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首次以社会深度调研的方式，呈现当前社会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
    
    在武汉的中国民间权益组织“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认为，北大最新的民生报告凸显当前中国权贵阶层独占“经济改革开放”成果的社会现实：
    
    “北京大学的这份报告应该是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很典型地就能够说明，所谓的改革红利没有做到相对公平的分配，绝大部分的红利尤其是被权贵阶层和与他们想勾结的商人占去了。还是需要一个公平合理的政治体制、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这才是社会公平的根本保障。”
    
    长期关注中国民生状况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则认为，中国经历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日趋加剧，这一状况反映出官方现行的调节政策明显失衡：
    
    “在过去三十年，经济的发展状况很不平衡。非常少的人占有大量财富，而大量的低收入家庭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所谓的二次分配没有起到贫富调节的作用。”
    
    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还指出，目前中国除了收入和财产上的不平等外，不同人群在教育机会、健康保障等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以教育为例，涉及城乡、地域以及性别等不平等差距尤其在公共教育服务领域更加突出。报告显示，中国6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教育不平等程度最低，但此后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80年代出生的人群其教育不平等程度达到历史最高。以户口、父母教育水平、党员身份、出生所在省份等先天条件获得的优先教育资源的比例，在过去三十年远比通过个体努力寻求正常受教育的机会要高。
    
    在医疗保障方面，官方本应起到减小收入差距作用的社保体系反而在发挥着逆向调节的负面作用。报告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李建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中，健康状况差的个体往往更缺乏医疗保障资源，而高收入人群却享有更多医疗补贴。不成比例的补贴机制大多给了富裕人群而不是穷人。
    
    在性别方面，中国的女性受教育水平更低，工作和收入也更差。女性相应的健康水平不但比男性要差，也更容易出现抑郁倾向，自报慢性病的比例也更高。目前，中国女性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远低于男性，看病时女性需要负担比男性更高的医疗费用。
    
    报告还指出，中国城乡居民目前存在巨大的健康和医疗不平等状况。落后的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服务，导致农村居民的抑郁水平更高。虽然农村居民的农合医保覆盖率高于城市，但这一机制的保障力度明显不足，农村居民在看病时需要自付的医药费用远高于城市居民。
    
    刘开明就此表示，中国贫富差距严重不公的状况必须引起政府的重视，在公共财政支出需要增加透明性之外，政府也应着重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缓解广大低收入家庭的生存负担：
    
    “我们能做到的一个最重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增加政府公共财政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目前，大多数城乡居民是靠自己承担医疗费用。比如说，建立一个辅助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保障体系；第二个就是教育，现在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免费的，但在幼儿教育、高中教育阶段是不免费的，大学教育更不免费；目前有近三亿人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能否为他们提供廉价的住房？所以，如果医疗、教育和住房问题得到解决，就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
    
    “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则认为，能否解决中国社会的不公平机制仍有赖于改革，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只会导致目前的民生困境日趋严重：
    
    “这就是目前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北京大学的报告正是这个体制的反映。虽然（北京大学）研究这个事情，但又回避、不敢谈、忌讳这个事情。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种裹脚改革，做不到社会公平。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并不复杂，只是当局不愿面对。”
    
    北京大学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也指出，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无论从社会结构、社会阶层，还是跨城乡、跨地区的视角去度量，都显现出扩大的趋势。这些问题亟需得到有效解决，否则很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进而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瓶颈。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