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文泉，定居美国的华人作家，著有《黑白美国》等。
说美国人开放，一般人都会接受；说美国人保守，一般人大都会摇头。不错，美国有一杆枪、一匹马打天下的西部牛仔，有五光十色的好莱坞，有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有世界上最大的艾滋病携带者群体。然而在这一切放荡不羁的表象后面，美国人还有其十分保守的一面。
照理说，既然美国艾滋病泛滥，少女怀孕举目可见，美国人对性应该说是很随便很宽容的，但实际上不然。在工作单位，男女同事一般都不相邀到外面吃午餐，除非这是一对夫妻或情人。我想其中的缘故极其简单，就是怕被别人认为关系暧昧。
同时，男女同事间都极注意分寸，从不开过分亲昵的玩笑。如果谁敢不拘一格，对异性同事开了性的玩笑，那就会被认为是性骚扰。美国对性骚扰的界定和处罚都有很详细明确的法律规定，每个单位都专门发有宣传小册子，禁止在工作环境中发生性骚扰。倘若性骚扰发生，则雇员就可以起诉，如果证据确凿，不仅当事人会被处罚，连其老板或者雇用单位也会因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而受牵连。正因为如此，男女同事之间的关系，即使用中国的传统道德去看，也非常守礼严谨。
金赛是世界性学史上一个划时代人物，他的《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1947年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生活》杂志因此把他誉为可以与达尔文比肩的人物。但也就在同时，他不仅遭到了美国社会里宗教势力的讨伐，而且还引来了当时正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的围剿。他居然被怀疑为是共产党，以破坏家庭为手段来颠覆政权。
金赛1956年六十二岁就溘然长逝，原因之一就是不堪当年社会上对他的精神折磨。现在晃眼半世纪过去，美国社会肯定对他是比以前宽容和接纳了，关于他的电影也在今年仲夏开机，而且由因《芝加哥》走红的比尔·康顿（Bill
Condon)和因《辛德勒名单》知名的李蒙·尼森（Liam
Neason)担纲。然而美国的宗教保守势力时至今日依旧强大，所以对金赛其人其事嗤之以鼻者依然甚众。美国院际研究协会（IntercollegiateStudiesInstitute，简称ISI，成立于1953年）属下的一家杂志《院际评论》（IntercollegiateReview，简称IR）去年秋天评选出本世纪“最糟”和“最佳”的书籍各五十本，在最糟五十本中居榜眼的竟然是金赛的《《人类男性性行为》。
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曾经搞得克林顿灰头土脸。在我看来，就克林顿在白宫与一个女人的风花雪月而对他大加挞伐如果不是无聊，至少也是小题大做。他又没有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利益来进行交换，莱温斯基要他帮助在五角大楼找份差事，他也是爱莫能助。如果有谁遭到了伤害，只能是克林顿夫人，但克林顿夫人在新近的书中披露，夫君做错了事，但她仍然爱他。既然如此，其他的人又何必狗咬耗子。法国密特朗总统有情妇是法国公众都见惯不惊的事，密特朗一命归西，他的情妇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去参加葬礼送行。要是在法国，克林顿不仅会安然无恙，而且会更倜傥风流。
人工流产在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但在美国，人工流产还仍然举步维艰。在有限的施行人工流产的诊所或医院显眼的大门前，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站在那里，表情肃穆，手中举着诸如“流产是谋杀！”“流产是犯罪”的标语牌，让人看了不觉惊心。不过这还只是文斗而已，更恐惧的还是流血要命的武斗也不免时有发生。就在前几年，在新泽西州的一个诊所里就传来了凄厉的枪声，枪声之后留下的是鲜红的血泊和惨不忍睹的尸体，反流产人士不惜以剥夺人的生命的方式去制止流产的发生，其用心之歹毒手段之血腥不能不让人嘘唏。
美国最高法庭1973年裁决的《柔诉伟德案》（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认为德克萨斯州的反堕胎法是违宪的，从而掀开了堕胎合法化的崭新篇章。但自此以后，要求翻案的呼声难以平息，最近，更是日益高涨，似乎离翻案只是咫尺之远。当年的原告也是胜诉方柔女士经过30个春秋的洗刷，竟然演变成一个反堕胎人士，对当初扮演的角色追悔不已，在2003年6月17日向达拉斯联邦法院正式上诉要求推翻当初的判决。柔女士30年后的面目全非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变化，是柔女士面对虎视眈眈的宗教保守势力的低头曲膝。2003年6月20日，达拉斯联邦法院以追溯期太长为由正式驳回柔女士的复审要求。翻案是被驳回了，但堕胎非法化的诉求依然箭在弦上。
当年，布什总统一再敦促国会禁止一种叫做“部分娩出堕胎”的手术。众院竟也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决议，不久，获得反堕胎人士选票的布什总统即会签署，从而使得这一决议成为法律。布什总统说，这一法案将为美国生活建立一种文化。反堕胎团体“家庭研究协会”主席肯·康诺尔说，这个法案将是一块里程碑，是30年来首次把堕胎手术的某个特定环节定为犯罪，于是堕胎的最终非法化似乎也就呼之欲出。由此可见，美国在人工流产问题上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逆向而行。
谈到性和人工流产，就不能不提到宗教（更确切地说，是基督教）在美国的地位。这个世界上除了政教合一的国家笼罩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在非政教合一的国家中大概就要数美国的宗教色彩最厚重。所谓美国的价值观之一就是宣称信教的自由，其实在美国的生活实践中，信教，尤其是基督教，是绝对自由的，不信教倒显得有些另类。
宗教就是美国社会里的水和空气，从节日到总统的就职仪式，从教堂高耸的十字架到电视上煽情的布道，都可以感受到宗教在美利坚大地上的迷雾漫漫。所以金赛的遭遇和柔女士的变节仿佛在意料之外，其实都在情理之中。在宗教保守势力的眼中，把性行为从卧室之中拿到大庭广众之下来张扬是诲淫诲盗，否认生命是上帝赋予的权利罪该万死。
如果说金赛对人类性行为的坦然探讨和人工流产的选择是几世纪前文艺复兴时代的遥远回响、反映的是对人性的关怀、体现的是人道的力量的话，那么今天对金赛的诅咒和对人工流产的讨伐就只能说是对历史的反动了。罗素曾经在上世纪初慎重地说过一句话：“教会所组织的基督教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世界上道德进步的主要敌人。”很不幸，直到今天，这句话居然还继续在美国这个高举自由旗帜的国家得到证实。
英文当然是国际上最常使用的语言，但与此同时，还有好几种语言也有着较大的和更大的使用群体，比如汉语的使用群体就有十来亿，超过了英文。正因为如此，能使用除英文以外的其他语言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和激赏的事。在中国，从中学开始就要学英文或者其他外语了，读研究生时，则鼓励去学第二外语；平时校园里影响较大的活动中，英文竞赛可以算为其中一项；在大城市、大学校园里，英语角也搞得火火热热；连大字不识得一个而为了兜售自己商品的农妇也可以“哈罗”一番。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人更是把学习英语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疯狂英语”、“逆向法”、“互动法”之类的新学习方式也应运而生，老人、小孩、大妈、大嫂都一起牙牙学语攻英文了，一时间英文教育居然成为了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可观的产业。
相比中国人这种学外语的热情，美国人对学外语则是太冷漠了。即使是精英汇聚的大学里，会说、会写、会看第二外语的教授也是凤毛麟角，晋升时也根本不把外语能力作为一个考核因素。美国人很幸运，因为在他们之前有英国人的强大，现在又有他们自己的强大，英语于是就拥有了一种强势和霸态，其他国家的人不得不使用英语去与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这样，美国人每天所用的语言就是最常用到的国际语言，因此似乎不必去学外语。但是，既然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国民来自五大洲，美国就应该是一个对语言兼收并蓄的国度。同时，因为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咄咄逼人，会使用外语也是自己利益之所在。然而，美国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鼓励说外语也罢了，有时甚而是压制。前几年亚利桑那州就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政府雇员在上班的时候说外语。而当年正在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多尔也表示支持这个法案。由此可见，对外语的轻视甚而敌视是美国从上至下的一种普遍心态。
记得有一次，我和妻子开车在印第安那大学校园附近的路上经过时，时逢红灯，妻子开车，我得悠闲，所以我乘着停车等待通行的那一刻，摊开刚刚在朋友家里拿到的一份中文报纸顺便翻看。这时，前面车上下来一个白人男青年，他走向我们的车，妻子摇下车窗，以为他需要帮忙。不想，他怒气冲冲地对我吼到：“你看的它妈的那国的报纸！”我看我的中文报纸，没招你惹你，怎麽就竟然前来挑衅侮辱？！曾几何时，美国NBA的明星球员湖人队的奥尼尔在接受采访时，怪声怪气地模仿说中文，嘲弄姚明。凡此种种，足可窥见美国人蔑视外语之一斑。
美国是体育头号强国，然而不可理喻的是，让世界其他地方如痴如醉、发疯发狂的足球在美国始终热不起来。早在80年代初，美国一些为足球在美国的冷落而鸣不平的先锋球迷就邀集了一些足球高手到美国来组建足球队，以推动美国足球运动的开展，连贝利也加盟了这个号为“宇宙”的球队。不料没几年，宇宙队就作鸟兽散了。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是在美国举行的，也许这是世界杯足球赛历史上秩序最好的一次，因为美国人没有对足球的一腔热情和一丝疯狂。
那时，其他国家的球迷们因为时差的关系，不得不半夜三更坐在电视前观看比赛，为自己钟爱的球队而喝彩，与他们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一旦自己那方球队输了，那种挫折感、气馁劲，直可以与失恋相比。然而在美国，几乎听不到人们在议论足球赛。在我读书的学校，学生有一万余之众，然而在学生活动室的电视前，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个外国学生在默默观看声名赫赫、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会。那种气氛，真是让一个个置身美国这块土地上的足球迷悲哀和寂寞。世界杯足球赛之所以在美国举行，动机之一就是想激发起美国人对足球的热情，但现在，足球在美国的惨淡命运依然如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世界杯足球赛选择在美国举行犯了对牛弹琴的错误。
比起前面几个现象，度量衡制度更能反映美国这个国家如何地故步自封、保守怕变。现在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国际通用的十进位的度量衡制度，连英美制的始作俑者英国也放弃了英美制。不知道当初英国人是如何发明这种极不规则、极为杂乱的度量衡制度的。同是容量，要分为干量和液量，在干量和液量里，又各是一套不同的换算层次单位。在重量里，要分常量、金衡和药衡，三者又各是一套互不相关的换算层次和单位。最难受的是，这种制度不是十进位，一会儿是一加仑等于四夸脱，一会儿又是一夸脱等于二品脱了。连美国人也经常在这种换算中被弄得一头雾水。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美国却坚守这种制度而不与国际接轨。不接纳国际通用的度量衡制度给美国的出口加工也带来了极大麻烦。在美国生产时用英美制，一旦启运出港，又必须换成公制，弄来弄去，让对方常常弄不明白那件产品的长度究竟是多少。据说美国国内曾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过废除现有的度量衡制度而使用国际公制的动议，但最终没有被国会通过。原因是怕一旦更换，光换高速公路上的标志就是一笔昂贵的费用，更不用说其他花费了。但是，这些人同时却忘记了去度量继续沿用这套愚蠢的度量衡制度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花费。
对性、人工流产、语言、足球以及度量衡的态度可以看成是当今社会是否开明的几个重要标志，因为它们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实在太密不可分。也许因为美国自上世纪以来一直强盛，使得它渐渐失去了接纳新东西新事物的心胸，不再欣赏其他国度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和独到，对自己的东西不分良莠一律敝帚自珍，于是固步自封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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