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退守孤岛70年 国民党的台湾之路走向

谢幕？(高清组图)

2016年1月16日，台湾地区将进行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二者谁会赢得大选还是个未知数。国民党自从1949年败退台湾以来，已经在台湾经营近70年。近70年来，国民党在台湾走过了怎样的路？

1949年10月，蒋介石败走台湾。此前，他已将心腹陈诚派往台湾。1949年5月19日，陈诚颁布《台湾省戒严令》，这本是一个临时措施，却实施了38年又56天。这38年在台湾历史上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图为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任“中华民国总统”。

国民党入台后实施“戒严”最主要是为有朝一日能“反攻大陆”。台湾军方曾秘密拟定“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最终被美国否定。自1949年到1953年，国民党在台湾也进行了土改，非常成功；1953后，国民党在台湾开始发展私营经济。图为在台湾进行军事训练的女兵。

尽管实施“戒严”，但从1950年起，国民党就公布了地方自治法规，规定县议员、市长、乡镇议员等经直选产生。台湾地方自治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地方分权思想，蒋介石予以支持。第一任台北市长和台中市长都不是国民党人。图为1950年，台北选举“议员”，选民在投票。

1950年，台湾首届县市长选举举行。在选举期间，蒋介石眼见无党籍候选人即将赢得选举，便干涉选举；但他觉得不妥，旋即收手，认为“即使国民党候选人失败‘亦无愧色’”。图为1951年，台北市民选举“市长”开票场景。最后胜出的吴三连是非国民党人。

50年代初，国民党元老雷震与胡适、王世杰等人共同发起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宣扬西式民主。1960年，雷震与胡适欲筹建反对党，国民政府难容此举。国民党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为由，判处雷震10年徒刑。图为胡适和雷震在创刊3周年茶会上。

1969年6月，蒋介石提名长子蒋经国为“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为改革派之首，他认为有控制地扩大政治参与，能以一种民主自由的形象，重新塑造国民党在台湾的“势”。这一年的县市选举反对派掌控了台湾4大都市中的3个。图为蒋经国陪同蒋介石参观美国勇往号航空母舰。

1969年12月，台湾举行“立法院”增额选举。蒋经国允许各候选人史无前例地抨击政府，党外候选人“郭大炮”郭国基和黄信介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统治。郭国基和黄信介都当选“立法委员”，“立法院”里首次出现两位真正的反对党人士。图为郭国基的竞选广告。

雷震的《自由中国》曾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结果不久入狱。1972年，第五届“国民大会”召开，蒋介石当选为第五届“总统”。此后，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继续推行改革，以刚柔并济的方法对付党外在野势力。图为1972年，台湾“总统”选举现场。

1975年4月6日，蒋介石逝世，蒋经国被推举为党主席。1977年11月，台湾地区举办中央及地方五项公职人员选举。中坜某投票所的国民党选务人员看了两位老人的选票后说是废票，党外候选人的支持者冲进警察局院内烧毁警车表达不满。图为中坜事件现场。

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当选“总统”，“总统府”照会新闻界，不要称“领袖”和“万岁”。1978年底的选举，党外候选人组成一个联谊会，发表12项政治主张，包括呼吁停止戒严、大赦政治犯、直接民选省、市长等。图为1978年7月，蒋经国拜访南投县国姓乡北山村。

1979年，《美丽岛》杂志诞生，走对抗性路线。12月10日晚，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诉求民主与自由。但有暴徒攻击警察，形成暴乱。蒋经国决定大举镇压，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图为美丽岛事件现场。

1980年3月18日，美丽岛事件8名被告到军事法庭接受史无前例的公开大审。接受公开审理的七名被告（左起）张俊宏、黄信介、陈菊、姚嘉文、施明德、吕秀莲、林弘宣。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历史事件，事件主要当事人和辩护律师都成为台湾政坛的中坚力量。

台湾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经济改革。70年代，蒋经国推出十大建设计划。1979年，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图为1970年代的台北。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发生了“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和“江南事件”。后者成为促使国民党解严的最后一根稻草。1984年10月，居住美国的作家江南因写了对蒋家有冒犯的《蒋经国传》，被台湾情治机关联手黑社会杀害。图为1980年代中，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前的抗议活动。

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士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成立“民主进步党”。“美丽岛事件”主要人物和辩护律师大多成为民进党成员。1986年10月，蒋经国会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时宣布：政府预备“提议”解除戒严。图为蒋经国会见葛兰姆夫人，马英九为翻译。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告自同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在台湾本岛、澎湖与其他附属岛屿实施的戒严令，在台湾实施达38年的戒严令自此走入历史。图为解严当天的台湾各大报纸头版。

1988年，报禁和发禁解除。是年1月13日，蒋经国与世长辞，副总统李登辉宣誓就职。1996年3月的“大选”，是第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直接民选，李登辉击败民进党候选人，当选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图为1996年3月，李登辉和夫人曾文惠在选区投入选票。

2000年大选，国民党高层出现分化，本来李登辉意图让连宋搭档，但不料宋楚瑜退出国民党，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竞选，削弱了国民党实力，结果宋楚瑜落选，国民党候选人为连战也败给民进党的陈水扁。图为2000年，宋楚瑜和妻女在大选前的最后一个竞选集会上。

2008年，陈水扁下台，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当选新任“总统”，顺利完成二次政党轮替。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台湾人民投下了改变台湾未来的一票。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庆祝政党或个人的胜利，而是一起见证，台湾的民主已经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图为马英九在竞选活动中。

2008年，与马英九对阵的是另一位“美丽岛”案件的辩护律师、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结果谢长廷大败。图为民进党“大选”失利后，集体向选民鞠躬。后面大牌上的汉字清晰可见：珍惜民主、守护台湾。2016年的台湾大选，孰胜孰负，我们拭目以待。

傳習近平對軍委高層秘密講話全文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最近有消息人士向明鏡提供一份題為《習近平對軍委高層的講話全文》的長文，强調來源可信。
查明鏡新聞網在2014年5月即刊登過此篇長文，並轉載在當年5月出版的《明鏡月刊》52期，當時並配發了編者按。現將全文與編者按重新刊載，供網友辨認真假。文內部分小標題為當時《明鏡月刊》編者所加。
 

習近平主席對軍委領導幹部的講話

（201X年X月XX日）
 
編者按：日前本刊從接近中共高層的消息來源獲得一份《軍委主席就戰爭問題對軍委領導幹部的講話》，並立即向其他關注中共高層動態的知情人士及熟悉中共高層政情的專家求證。有分析人士認爲，這份“講話”，第一與習近平的思維能力、知識結構和語言習慣不吻合，第二與他最近數年表露出來的價值觀念不相符，第三將這樣具有根本顛覆性內容，對軍委領導幹部和盤托出、袒露心跡，也不像一個軍委主席剛上台沒多久的應有之舉，顯得政治上非常不成熟，勢必在這樣的範圍，並進而在全軍、全黨和全國範圍造成強烈的衝擊，引起巨大的思想混亂。根據這些理由，他們判斷，此文應屬僞托習近平的名義發出。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判斷，這篇“講話”是真實的，過去人們對習近平的瞭解和理解具有很大片面性，而這篇“講話”才展示了真實的習近平。
 

現將這篇“講話”全文刊載如下。
 
2014年5月出版的《明鏡月刊》52期封面要目上即指出：“祕密講話習總換了一個人”。
 
各位：晚上好！
 
今天就戰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與各位交換意見。在座的，都是軍旅出身，有的還有著豐富的戰爭經驗。我不是。就軍事問題、戰爭問題，你們是老師，我是學生。但作為軍委主席，是不能不考慮戰爭問題的。當然，我更多的，是考慮戰爭問題中的戰略問題、政治問題、價值觀問題，而不是戰役指揮問題。我很贊同毛主席的一句話：“言必及義”。戰爭問題中的義，還不僅是戰略問題，更要涉及到世界大國政治、人道主義、人類文明走向。言不及義的政治家，不是政治家。言不及義的軍事家，也不是真正的軍事家。今天，我想就戰爭問題中的義，跟大家作一個意見交換。必須聲明，我所講的，除了歷史上已有定論外，都不是結論，只是提出問題，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我堅決反對凡一把手講話就是結論的做法。
 我今天與大家交換的意見主要有五個問題：
 
一、我們黨與20世紀的幾場戰爭；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太平洋戰爭對中國的特殊意義；
 三、澄清對美國的認識；處理好中美關係是對外戰略的支撐點；
 四、今天現代國家武裝力量的根本使命；
 五、現代戰爭與人類現代文明。
 
一、我們黨與20世紀的幾場戰爭
 
這既是歷史的回顧，也是一種總結；總結中有肯定、也應該有反思。可以說 ，我們黨基本上就是一路伴隨著戰爭成長壯大、贏得戰爭、奪取政權、守衛疆土的。從1924年到1949年，我們黨參加了三次國內戰爭、抗日戰爭。第一次國內戰爭，也叫北伐戰爭（1924年到1927年），我們是配角，國民黨是主角。抗日戰爭（1937年到1945年），我們黨還是唱配角，國民黨還是主角，這一點應該承認。第二次（1927年到1937年）、第三次（1945年到1949年）國內戰爭，國共兩黨唱對手戲，而且戰爭主動權逐漸從國民黨手中轉移到共產黨手中，直到我們取得徹底勝利。
 但是1949年後，戰爭並沒有遠離我們。新中國建立剛八個月，朝鮮戰爭爆發，隨後我們先後派出了數百萬志願軍，在朝鮮跟聯合國軍打了三年。朝鮮戰爭剛停戰，我們又悄悄地參加了越南戰爭，雖然沒有調用大量的兵力，但付出的物資、裝備、技術卻是巨大的。累計到1975年，投入到越南戰爭的物資總量，比投入到朝鮮戰爭的多得多。
 
黨陷於國內和國際戰爭中
 
這期間，1962年，我們跟印度又打了起來。規模不大，但影響不小。此後，1969年，我們在北部邊境跟蘇聯打了幾場小規模的戰鬥；1979年至1989年，在南部邊境跟越南打了一場規模較大、耗時十年的戰爭。事實上，我們跟國民黨的內戰並沒有結束。至少在毛澤東時代，內戰還延續著。金門炮戰，就是證明。
 如此看來，1989年之前的60多年裡，我們黨幾乎始終都處在戰爭的氛圍中。這些大大小小的戰爭，大體可以分成兩類：國內戰爭和國際戰爭。國內戰爭比較單純，就是國共內戰。國際戰爭比較複雜，有基於共產主義國際義務的“抗美援朝”戰爭、援越戰爭，有基於邊界領土爭議的中印戰爭，也有基於……毛澤東說過，戰爭好比一所學校，好比一座熔爐。戰爭讓我們黨學到了許多東西，錘煉了我們黨的肌體，鍛煉了我們黨的意志。世界上幾十個共產黨，可以說沒有哪一個共產黨，像我們黨那樣有著無比強壯的體魄和無比堅強的意志。這是戰爭帶給我們黨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戰爭也使我們黨擁有了在常規陸戰方面的最為嫻熟、無與倫比的戰役指揮能力。一位以色列的軍事專家得出結論，我們的戰役指揮能力僅次於二戰時的德國，排名世界第二。雖不足為訓，但我認為還是靠譜的。我們黨在國共內戰時期，幾乎是同時醞釀、組織、指揮了遼瀋、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殲滅國民黨主力150萬之眾，這在世界軍事史上是為數不多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戰爭尤其是新中國建立以後的戰爭，也帶給我們黨的一些負面影響。
 我們黨的最寶貴精神財富即毛澤東著作，幾乎全部是有關戰爭的，這不免給我們黨帶來一定局限性。我們黨似乎更習慣於戰爭的環境，而不適應和平的環境。事實上，我們冷靜地看一看，從1950年到1979年，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我們打了六七場大大小小的戰爭，這在二戰後相對和平的環境裡，對於一個新生的國家政權來說，是不是有點過於頻繁了？過於頻繁的戰爭，消耗了我們國家寶貴的資源，更嚴重的是，這些戰爭讓我們黨，背上了沈重的精神包袱，並導致國家體制的失衡、給民眾利益造成巨大損失。
 
毛的歷史教訓對黨極其深刻
 
戰爭的負面影響我歸納了幾點：
 第一、滋長了我們黨絕對正義的思維習慣。我們黨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二戰之後的國內戰爭中，取得了巨大勝利。蔣介石國民黨敗逃台灣，而大陸則由我們黨完全、徹底掌控。這一結果，當然可以證明我們黨占據著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正義制高點，但如果將其絕對化，就有可能成為我們黨的包袱，事實上，我們黨在建國後二三十年裡的一些折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背上了這個包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們黨還沒有擺脫成王敗寇、這一陳舊歷史觀的束縛。在人類普遍覺醒的20世紀，堅持正義的一方，最終能夠在戰爭中獲勝，這可以說是定律；但是，逆定理卻是不存在的。別說短暫的勝利——如納粹德國1940年在歐洲大陸的勝利、軍國主義日本1941至1942年在太平洋的勝利，根本不能證明正義在他們一邊，即使獲得了持久勝利的一方，如美、英、蘇、中（國民黨統治）等國家，也不能證明，他們就能持久地代表正義。國民黨在二戰期間代表了正義，但戰後不到四年，即走向了反面，最後被代表正義的共產黨打垮。蘇聯這個龐大的“紅色帝國”，戰後雖然還輝煌了40年，但也最終走向了反面，最終導致徹底崩潰。我們黨在國內戰爭中，雖然代表了正義的一方，但在取得了戰爭勝利後，如果不能堅持原先的政治理念，而總認為正義一方做任何事、無論怎麼做，都能體現正義的話，那麼也是要走向反面的。毛澤東的歷史教訓，對我們黨來說，是極其深刻的，我們不能忘記。
 
第二、自覺不自覺地誇大了我們黨的危機感。在二戰後的很長一個時期裡，我們黨的主要領導人，危機感過重，機遇感全無。我們黨在改革時期，對世界局勢的一個重要判斷，就是“和平、發展是主題”。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將發展經濟作為全黨的工作中心。這是鄧小平同志為我們黨作出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貢獻。但是，世界和平發展的局勢，是上世紀70年代末期才出現的嗎？顯然不是。當我們摒棄了陳腐觀念回過頭去看，便很容易發現，其實二戰結束之後，世界就已經出現了和平發展的大格局。即使在冷戰的情況下，和平發展的機遇，還是存在的。
 
國家體制軍事優先特徵過強
 
亞洲所謂的“日本復甦”和“四小龍”，不就是在冷戰期間產生的嗎？也就在別的國家趁“恐怖和平”（大量核武器對峙下的和平）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的時候，我們卻是在危機重重的感覺下過日子。我們選擇了《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說明了我們對來自外部的危機感十分強烈。所謂“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也是這種危機感的一種表達。戰爭是戰爭，革命又何嘗不是戰爭？我們總認為如果沒有原子彈、氫彈、導彈，就無法獲得國家安全。我們黨的注意力幾乎全在戰爭上，哪還有“和平發展”的影子？而且，我們當時認為，大的危機還是來自外部。具體地講就是來自美、蘇。一般來說，一個執政黨有危機感並不是壞事，但問題在於，如果是因為自己局限於以往的經驗和感受、缺乏對世界大勢的正確判斷能力、發生認識上的偏差而形成的過重危機感，就會對我們黨的事業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損失是難以彌補的。我們應該看到，由於危機感過重，錯失發展機遇，我們黨在執政的前30年，發展狀況是很不理想的。
 
第三、國家體制的軍事優先特徵過強，產業布局違背經濟發展規律，造成資源利用的巨大浪費。在毛澤東時代，確實發生過民生優先，還是軍備優先的爭論和矛盾。早在1953年，就發生了梁漱溟跟毛澤東之間所謂“小仁政”、“大仁政”的爭論，毛澤東認為梁漱溟關於顧及農民利益的訴求，不過是“小仁政”，而“反帝才是大仁政”。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困難，根本的原因，也是為發展軍備服務的重工業和為民生服務的農輕產業發展比例失調。經濟部門幾乎就是中央軍委的總後勤部。到了“文革”期間，國家的基本職能，幾乎就剩下了“繼續革命”和“備戰、備荒、為人民”，備戰是首當其衝的。可有限的資源用於備戰之後，備荒、為人民也就只能被擠到一邊去了。到了毛澤東去世時，國家的經濟運行，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一判斷基本準確。
 
第四、將軍事指揮的高度集中原則，移植到國家管理體系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專制。這是長期的戰爭環境，給我們黨造成的一個弊端，過於追求國家領導核心的“純潔”、“路線鬥爭”，整肅“反黨集團”頻繁，造成治國人才大量損耗，政治局勢動蕩，外部的壓力巨大，而內部的權力又是高度集中，於是最高領導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強加於全黨、全國人民，上下必須絕對“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會引起最高領導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國際交往也被套上“裡通外國”的帽子，毛澤東時代，黨內高層鬥爭如此頻繁，跟毛澤東對外部世界重重威脅的感受是分不開的，不習慣於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見共存、通過民主決策機制，選擇最佳意見的體制。
 
有著危機感的中國反遭孤立
 
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跟領袖意見高度一致的結果就是，成績可以斐然，災禍也必然巨大。用戰爭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國際統一戰線”，非友即敵，造成國際孤立。我們黨在很長一個時期，沒有學會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係，而當年的冷戰格局、陣營對壘的形勢，似乎很對我們黨的胃口。因為我們有極強的陣營情結，於是，世界上幾十個最有實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成了我們的敵人。又因為我們有極強的馬列主義情結，又把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劃入必須打倒的修正主義陣營，這樣一來，我們就成孤家寡人了。用純粹意識形態的、虛幻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的正常利益，導致我們國家的正常利益長期受到損失。
 
我們反美反蘇，自以為能夠得到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結果卻是適得其反，使我們自己陷於極端的孤立……我們忽視了世界文明人類的主流認知，那就是反對形形色色的暴力（包括因宗教、種族、政治等因素引發的暴力）；反對造成大量人員死亡的戰爭；反對以種種理由實行極權體制。有人說，美國打東打西，為什麼不被孤立？仔細觀察一下，我們就會發現，被美國打的，多半是問題國家。這些國家的一些行為，早就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如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利比亞等，此其一。其二，美國並沒有通過戰爭直接獲得利益，至少在表面上是這樣。這就使得它的戰爭行為，像是警察在執法。美國也因此獲得“國際警察”的封號，這裡面有褒有貶。其三，才是美國所打的旗號，什麼反對“獨裁”、“大規模殺傷武器”、“恐怖主義”等，很是蠱惑人心。當然美國經濟、軍事力量的強大，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富強之國，便是正義之鄉，人們通常有這樣的思維。而我們中國，恰恰站在了美國的對立面。
 
我們黨執政後的幾十年裡，顯而易見，戰爭帶來的消極因素，要大於積極因素，這些消極因素，影響了我們的指導思想、國家制度、民眾利益和對外關係。為什麼我們總認為，世界上遠超我們的強國，“亡我之心不死”？為什麼我們總認為，只有在實力上超過這些強國，我們才有了安全保障？如果世界強國都有滅了弱國的想法，那些上百個中小國家，將如何生存發展？如果有人質問我們：強國總有滅弱國的想法，是否意味著中國強大後也要滅了別人，我們將何以應答？當我們幾十年來，喋喋不休地念叨“某某亡我之心不死”的時候，我們似乎並不理會世界的疑惑。但就是這些疑惑，慢慢變成了疏遠，使我們這個時時刻刻有著危機感的國家反而遭到了孤立。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太平洋戰爭對中國特殊意義
 
這是我要重點談一談的。數千年來戰爭無數。遠的不說了。
 近100年之內的戰爭，對我們有著深刻影響的，應該就是二戰、抗戰、內戰、冷戰和最近的反恐戰爭了。冷戰對於我們來說並不冷，我們參與了朝鮮戰爭，死傷百萬，耗財百億，比我們在內戰中的消耗還大。將這些戰爭聯繫起來思考，用一種客觀的思維方式思考，就是不帶黨派意識、只考慮一般意義的民眾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在戰前、戰中、戰後的得失，看看能給我們那哪些啟發。實事求是地說，我們黨在二戰、抗戰中，還處於弱小地位，影響力有限。對內、對外真正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是內戰。是長達22年的內戰，將我們推到了世界舞台上。所以，我們歷來研究戰爭，似乎也多著墨於內戰、尤其是三年解放戰爭、尤其是三大戰役。對席捲全球、歷時六年的二戰，和中國歷時14年的抗戰，研究不多，甚至好幾年是空白。
 
總結歷史教訓，向來我們的黨史觀念很強，世界史、民族史、國家史的觀念就要遜色得多。這不是好現象。我們黨離不開國家、離不開民族、離不開民眾，國家、民族、民眾離不開世界。毛主席說過“中國有那麼多省，一個省就抵得上一個小國家，合起來就是一個聯合國。”但那是一種調侃，當不得真。當我們真正意識到我們是離不開世界的時候，那麼對二戰歷史的研究，就不會有疏離感了。二戰有兩個戰場：歐洲、北非的反法西斯德國的戰場和太平洋、東部、東南部亞洲的反軍國主義日本的戰場。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還有一個特別的名稱，那就是太平洋戰爭。二戰的意義對世界來說具有普遍性。而太平洋戰爭對於中國（當然也包括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等）的意義，則具有特殊性。

先說說二戰意義的普遍性。包括列寧在內的關於“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斷，在一個歷史時期具有真理性。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的這一論斷正式對這場戰爭的理論總結。但是到了二戰，情況有了一些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規則，由原先的英、法、德歐洲列強主導世界，變成了由美國主導世界。英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基本規則就是通過占有殖民地擴大商業網絡，為本國資本增值拓展市場，一次拓展，終身享用，這種商業模式，就產生了世界上許多弱小國家淪為殖民地，而一些大而弱的國家，則劃出土地成為租界，殖民地和租界都是壟斷市場，別的國家要想占有，那就把艦炮開來吧。所謂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根子就在這裡。20世紀初，美國也看到了這個問題，美國原來就是英國的殖民地，知道裡面的苦衷，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國力不濟，暫時還不能跟英法德抗衡，所以就提出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規則。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市場的事情，用市場的辦法解決——搞自由競爭。
 
美國主導的新秩序比較好
 
在美國看來，英法德俄等老牌殖民主義搞領土擴展，扼殺民族自由、交往自由，無疑是一種罪惡；而蘇聯搞世界革命，搞共產主義國家集團，跟老牌殖民主義無異，同樣扼殺民族自由、交往自由，也是一種罪惡。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經具有了這樣的理念，只是無力付諸實施，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的國力已經躍居世界第一，可以說美國加入到二戰中來，就是抱著改變世界秩序、廢舊立新的理念的。從1941年8月的“大西洋憲章”一直到《聯合國宣言》，都是在美國的主導下產生的、反映了國際新秩序的極其重要的歷史文本，基本原則就是民族自由（包含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公民自由（包含尊重國民權利、保障人權）、交往自由（包含經濟交往、人員交流、信息流通）、和制止非法戰爭（以《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為依據）。從20世紀初開始，人類社會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實踐，今天是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了，那就是：將英法德俄的舊秩序、蘇聯的共產主義秩序和美國的新秩序這三種國際秩序相比較，美國主導的新秩序無疑是一個比較好的秩序。當然，今天看來，美國主導的新秩序也出現了問題，但這不會影響二戰時期的國際大格局。
 
對於二戰的認識，我們黨始終在列寧主義和自由主義兩者之間搖擺。初期，我們是堅信二戰與一戰一樣，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包括日本攻打中國蔣介石政權，我們黨也認為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革命戰爭，還是我們黨當時的基本戰略。但當納粹德國大舉進攻蘇聯後，我們才認為戰爭性質改變了，是世界進步人類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以後軍國主義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我們的看法也沒有改變。如果太平洋戰爭爆發在德國進攻蘇聯之前，我們也會把它看作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但事實上，二戰從一開始，其性質就不同於一戰了。這是因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已經不同於世紀初的世界了。
 有兩個因素，一個是蘇聯的產生，打破了世界的原有的格局，社會主義無論如何，也是對帝國主義的一種制約，它起到一種牽制在用。有人說，蘇聯當時也是按照帝國主義的邏輯行事的，如它跟德國一起瓜分波蘭，侵犯芬蘭等。但我要說，與其將當時蘇聯的這些動作看作是與帝國主義如出一轍，不如看作是蘇聯在德日意咄咄逼人的態勢下的一種自我保護行動。但是，蘇聯的出現，並不能有力地改變國際舊秩序，而且，從蘇聯在上世紀60至80年代的表現來看，其骨子裡依然流淌著沙俄血，毛澤東老一輩領導人，將蘇聯定性為社會帝國主義、新沙皇，是有道理的。所以，真正致力於改變國際舊秩序的，不是蘇聯，而是美國。正是美國的崛起和最終加入二戰、主導二戰，才使得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一種新秩序完全取代了舊秩序。這個脈絡很清晰，就是從威爾遜的14點建議——到羅斯福的大西洋憲章——到聯合國宣言。
 
超過俄比超越日意義更大
 
重點要說的是太平洋戰爭對於我們中國的特殊意義。幾乎可以說是從根本上解決了中日關係問題、中美（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關係問題和中蘇關係問題。截至二戰結束，50年來的中日關係史，就是日本下定決心滅亡中國、中國不懈努力救國的歷史。而且，十分遺憾的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中國首都南京被占三年，東北、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幾乎所有最為富饒的地區，全部被日本占領，可以說，如果沒有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支援，如果日本不是主要敗於太平洋戰場，單靠中國自己徹底趕走日本侵略者，在短時期內，是不可能的。太平洋戰爭的勝利，一個軍國主義加神道教的野蠻的日本不復存在，消除了中國百年大患。二戰奠定了中美盟友關係，由原先的日本主導亞洲，變成了有中美共同主導亞洲的局面。美國主導世界，同時協助中國主導亞洲，削弱了英國的影響，根本上消除了日本的影響，遏制了蘇聯的影響，這應該是對中國最為有利的格局。關於中美關係，我將在第三個問題中詳談。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中國跟蘇聯的關係，必須是務實的，所謂務實，就是以最大限度地、維護中華民族全體成員利益，為最終目的作為出發點，處理中國跟蘇聯的關係。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幌子，事實上掩蓋不了其帝國野心。蘇聯在二戰後期，就遠東對日作戰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帝國心態，應該是很明顯的，國民黨政府深感苦痛，為什麼我們黨卻不以為然呢？我們的媒體，應該多播放、登載些二戰紀實資料，讓我們的人民更多地瞭解二戰中的美國和蘇聯。蘇聯打納粹德國並非其主動行為，如果不是希特勒首先對蘇聯發起大規模閃電戰，蘇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也不會打德國。俄羅斯民族像是沒有進化好的人種，在高度文明的同時，卻又保留了許多野蠻遺跡。
 
我們今天的經濟實力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超過了原居第二的日本。我們好像很在乎經濟實力超過日本的意義。但我卻覺得，超過俄羅斯、且讓俄羅斯在很長一個時期遠落後於我們，意義要更大。20世紀，有兩件大事我們絕不能忽視：一件是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興起，一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從蘇聯“十月革命”起，到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國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一個可觀的陣營，一時影響巨大。但是，從60年代開始，這個陣營就慢慢顯露出鬆動跡象，大小齒輪咬不緊，一直到中蘇公開決裂，甚至在邊境屢屢發生戰事。到了上世紀90年代，蘇聯終於撐不下去了，解體了。整個東歐也轉型了，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興起和衰敗，觸目驚心，對我們的影響甚大，但對世界的影響卻是有限的。真正對世界影響深遠的，是二戰以及戰後的國際秩序安排。
 
二戰後有了新的國際秩序
 
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二戰後至今的六七十年來，世界大戰沒有發生。較大的戰爭，一個朝鮮戰爭，一個越南戰爭，是冷戰的直接產物，似乎有著國家集團之間角逐的背景，但最終也沒有發展成為世界大戰，而是在大國斡旋下雙方妥協了，或停戰，或一方撤退。有人說，數十年來世界大戰沒有發生，是因為大國核威懾在起作用。我覺得，核威懾有一定作用，但不會起決定性作用。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二戰後逐步建立並完善的國際社會新秩序，和人類現代文明的進步。這就涉及到我們對二戰歷史應該有怎樣的一個認識了。
 
事實上，毛澤東主席在二戰期間寫的一些文章中，也談到了二戰是怎樣從“帝國主義戰爭”演變為“進步人類的反法西斯戰爭”。他的理由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而進行的“衛國戰爭”，使得二戰的性質發生了改變。毛主席的這一結論應該沒有問題，但論據似乎有一些不足，全面地來看，二戰之所以不同於一戰，二戰的歷史進步作用之所以比一戰更為顯著，是因為有一股人類的進步力量，加入到戰爭進程中來了，這股進步力量，除了蘇聯，還有美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對戰爭性質演變的作用要大於蘇聯。
 1941年8月12日，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發動大規模閃電戰已經一個多月，而珍珠港事件尚未發生，美英首腦羅斯福、丘吉爾在紐芬蘭灣的威爾斯親王號戰列艦上秘密會晤，並共同發表了一則聲明，史稱“大西洋憲章”。此聲明很簡短，共列出八條內容，大家可以看看。正是這所謂的“大西洋憲章”，加上蘇聯的被迫參戰，徹底改變了二戰的性質和走向：一場新強盜反對老強盜的二戰，變成了世界文明進步人類反對野蠻、落後人類的二戰。
 
自此，一直到二戰結束、聯合國成立、發布《聯合國憲章》，基本上就是沿著“大西洋憲章”的思路走來的。西方世界，因為美國取代英法發揮了主導作用，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遊戲規則變了，過去數百年來，憑藉武力，通過掠奪殖民地資源，謀求經濟、政治霸主地位的舊遊戲規則，被自由主義的在各國獨立自主基礎上，通過自由貿易增長財富的新遊戲規則所取代。美國是這一新遊戲規則的倡導者和捍衛者。60多年來，不僅世界大戰沒有發生，而且還造成了20世紀後50年的經濟、科技、文化大發展。事實證明，這一遊戲規則是符合歷史進步潮流的。
 
我們黨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決定改革開放，實質上就是默認這一遊戲規則，根據中國國情，實行這一遊戲規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遊戲規則的正確。所以，二戰的偉大意義，不僅僅在於消滅了幾個法西斯戰爭機器，更在於戰後有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也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戰爭勝利的一方是否秉持正義，不看他宣揚的如何，而是看戰後他是否能給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帶來進步、文明和發展。在二戰中以及二戰後，美國是秉持正義的國家，這是沒有異議的。我們的宣傳部門，在製作節目回顧二戰歷史時，不應該迴避這一事實。
 
三、澄清對美國的認識
 
處理好中美關係是對外戰略的支撐點；重新認識二戰、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的意義，實質上就是重新認識美國。我們黨在二戰期間對美國的認識，還是實事求是的。但戰後、特別是我們黨執政後一個很長時期，我們對美國的認識發生了偏差。未能處理好我們跟美國的關係，是我們黨遇到諸多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對美國有一個準確的瞭解，對我們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反美是因美國反共
 
如何認識美國在二戰前後的變化？有相同，有不同，相同的是，美國一如既往地維護著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不同的是，美國對蘇聯的態度有了變化。美國認識到蘇聯的戰略意圖，允許蘇聯在歐洲和遠東獲得一定程度的“勢力範圍”，這等於說，美國對戰前的舊秩序，在蘇聯身上，有妥協，“大西洋憲章”公布時，蘇聯正遭受法西斯德國的瘋狂進攻，所以，此時的蘇聯是歡迎“大西洋憲章”的。我們為什麼要反美？是美國要侵略我們？不是。是因為美國反共，是的。美國不贊同共產主義學說，更是竭力反對共產主義者在各國的“社會革命”實踐。這是顯而易見的：美國在它自己國內，就是在政治上極力壓制共產黨的。但是，我們是不是清楚，反對共產主義，不僅僅是西方國家執政者的訴求，也是那裡的多數學者和普通民眾的訴求，這種訴求在二戰前和二戰中，也並不怎麼強烈，但在冷戰期間，尤其是蘇聯徹底崩潰之後，共產主義幾乎就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共產主義在一些國家的糟糕實踐，為反對者提供了有利且有力的證據。我們通常將冷戰的雙方，稱作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我們主動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並不惜巨大犧牲地擴大這一陣營、保衛這一陣營。但是，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是不是就一定要跟美國對抗？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二戰之後，緊接著就是冷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說得再直接一點，就是蘇聯跟美國的對抗。蘇聯挾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聲勢，在上世紀50年代，確實是咄咄逼人，四處出擊，大有橫掃全球的架勢。但是，人們忘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反對美國，反對的是什麼？反對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新遊戲規則。反對這一新遊戲規則，實行另一套遊戲規則——共產體制，這就是冷戰的實質。一開始，社會主義陣營相信所謂“物理性”（借用朝鮮當局的話）的對抗更容易見效，於是就有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用“民族解放戰爭”的邏輯解釋這輛場戰爭是很勉強的，北方打南方是“民族解放戰爭”，南方打北方不也同樣可以打著“民族解放戰爭”旗號嗎？所以，在解讀二戰、冷戰歷史時，最好把“階級論”暫時放在一邊）。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區別
 
現在看來，對中華民族來說，這兩場戰爭意義不大。尤其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歷了30多年之後，我們已經認可了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社會遊戲規則，而且獲得了很大成績，回過頭來在審視那兩場戰爭，真的意義不大。有人喜歡用所謂的地緣戰略解釋朝鮮戰爭，什麼“戰略屏障”、“唇亡齒寒”。但那是以反美、反西方為戰略前提的，問題是，我們真的一定要反美反西方嗎？不錯，我們信奉社會主義，並且要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信奉社會主義就一定要反美嗎？堅持社會主義就一定要跟美國、跟西方勢不兩立嗎？很長一個時期，我們把社會主義當作了區別敵我的政治標準，當作瞭解放全人類的終極目標，當作了一種戰鬥武器，上世紀50至70年代就是這樣的。這是對社會主義的一種曲解。
 
說到這裡，我覺得有必要探究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當我們說起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時，事實上是在對如何實現資本和勞動的利益平衡作出一種選擇而已。資本主義是一種選擇，社會主義也是一種選擇。當然這裡的前提是，承認資本存在的合法性。以前我們是不承認的，認為社會主義就必須跟資本“作最徹底的決裂”，但歷史已經證明，人類社會不能沒有資本，資本為勞動創造條件和機會，沒有資本，現代意義的勞動也不存在。當然，也因為有了勞動，資本有了增值的可能。資本為勞動創造條件和機會，勞動為資本增值提供可能，這都必須通過市場來實現。
 
好，現在我們來看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究竟在哪裡。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是：以資本為出發點，通過為勞動創造機會，生產出各種社會消費品出售，最大限度地賺取利潤以實現資本增值，最後的落腳點還是資本。從資本到資本，大眾消費市場不過是資本賺取利潤的一個中間環節。但有趣的是，資本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必須讓更多的民眾加入到消費市場中來，也就是說，必須要讓民眾買得起各色消費品，大到房子、汽車，小到毛巾、肥皂，還有各種文化產品，如電影、電視劇、文學、繪畫等等。所以聰明的資本家願意從高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作為勞動的報酬給了勞動群體，時刻誘導勞動群體購買各種消費品，把給勞動群體的錢又賺了回去。資本在追逐利潤的同時，客觀上——請注意，僅僅是客觀上，而不是主觀上——為大眾消費提供了豐富的商品。於是就有人認為，這樣的經濟模式已經很好地解決了資本與勞動的利益矛盾。這就是資本主義。那麼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是把勞動群體當作出發點，有意識地鼓勵資本為民眾多創造就業機會，有意識地——是主觀上，而不僅僅是客觀上——增加勞動群體的報酬，有意識地讓更多民眾能夠加入到消費市場中，有意識地為民眾擁有更多的財富創造政治、法律和社會的條件，最終的落腳點還是勞動群體的福祉。
 
社會主義只是對內政治訴求
 
從勞動到勞動，中間環節，如投資、開廠、生產、銷售、消費……幾乎跟資本主義的邏輯一樣。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也需要市場經濟。所以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區別，只是在出發點和落腳點上的不同。事實上，當資本主義發展順利時，僅從過程來看，跟社會主義沒有什麼兩樣。只有到了危機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兩者的區別就比較明顯了。今天發生在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就是保護資本，犧牲勞動。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就不應該是那樣的了。因為人類社會既需要勞動，也需要資本，勞動跟資本並不是勢不兩立的，所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兩種邏輯也不是勢不兩立的。
 
事實上，今天在世界各國，資本主義邏輯中也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邏輯中也含有資本主義因素。我們堅持社會主義，但並不排斥資本主義因素。我們不會強求別國也按照社會主義邏輯行事。社會主義是對內的一種政治訴求，而不是對外的一種政治訴求。當我們將社會主義作這樣的一種新詮釋時，中國威脅論就可以消除得差不多了吧！總之，社會主義只是一種對內的政治訴求，不能將它作為對外的政治訴求。
 
很長一個時期，我們黨是將它作為對外政治訴求的，不僅用來對付“美帝”，而且還用來對付“蘇修”。 我們習慣於將社會主義的政治訴求，直接延伸為對外戰略構思，延伸為軍事部署，延伸為戰爭。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思維方式，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這一歷史教訓我們應該記取。因為我們熱衷於將政治訴求延伸為戰略構思，延伸為軍事部署，乃至延伸為戰爭，我們義無反顧地參與了冷戰中的兩場熱戰，一場是朝鮮戰爭，另一場是越南戰爭。這兩場戰爭的對手都是美國。對這兩場戰爭做認真的反思，這是我想著重談一談的。如果將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改造舊世界”的目標，那麼熱戰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社會主義陣營打著“改造舊世界”的旗號進行的，至少我們中國黨是這樣認為的。那時叫“盡國際主義義務”，寧願犧牲自己，也要幫助社會主義陣營實現“改造舊世界”的偉大使命。但實際情況卻遠不是這樣。二戰後，在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都出現了一個國家南北分割的局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蘇聯通過二戰所形成的巨大影響力。南北分割是有協議的。條件成熟了，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統一不是沒有可能。但蘇聯卻等不及了。這裡存在兩個因素。一個是蘇聯自身的直接的戰略利益需要。另一個則是蘇聯對剛成立的新中國，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它需要有一種戰略態勢，就是讓中國跟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世界隔絕，最好是處於一種敵對狀態，以此牽制中國。
 

朝鮮和越南戰爭弊大於利
 
緊挨著中國的朝鮮和越南，恰好可以被蘇聯所利用。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站在正常國家的立場，這兩場戰爭毫無必要。而且實事求是地說，戰爭的結果，弊大於利。
 
戰爭將中國不僅置於美國的對立面，而且還置於聯合國的對立面，那時的新中國，幾乎在跟整個世界對抗。對抗就必然遭到封鎖、禁運，而且時間竟然長達數十年之久。對一個有著五六億人口、近千萬平方公裏國土的大國，這是一種極其罕見的外交境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讓中國白白損耗了2000億美元的社會財富，就是這兩場戰爭，讓中國成為真正的一窮二白！更嚴重的是，這兩場戰爭，惡化了中國周邊的態勢。因為跟美國對抗，跟聯合國對抗，使中國失去了二戰同盟國地位，失去了享有二戰勝利成果的機會。今天釣魚島問題的形成，固然有日本渾水摸魚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自己沒有把握住機會。如果我們很好地繼承、並珍視民國政府的二戰遺產，不要徹底破壞跟美國的同盟關係，與美蘇冷戰保持距離，那麼今天的東亞戰略態勢，將一定是另一種局面。沒有朝鮮戰爭，朝、韓的關係也不會像今天這樣糟糕；美、中、俄、韓、朝五國聯手，維持對戰敗國日本的遏制，這顯然對中華民族最為有利。中國即使不能將琉球收為己有，也可以設法恢復琉球國，如此，哪還會有什麼釣魚島問題？今天，除了釣魚島問題，朝鮮問題也是很棘手。坦白地說，朝鮮已經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任何國家，通過正常途徑、正常方式跟朝鮮打交道，都行不通。我們不主張用武力去解決朝鮮問題。但是如果國際社會不作為，朝鮮的不經意崩潰，必將殃及鄰國。我們要做好準備，要使用必要的武力，防止朝鮮危機外溢。後的世界局勢，顯示一個跡象，是美國在代表世界的主流，而蘇聯以及現在的俄羅斯並不代表……所以，中美關係和中（蘇）俄關係有著根本的不同，中美關係是世界級關係，而中俄關係只是地區級關係；中美關係能夠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而中俄關係卻無法產生這樣的影響……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被大多數國家所接收……而俄羅斯（前蘇聯）卻無法推出能夠被世界大多數國家接收的國際秩序……我們黨在處理國與國關係和處理意識形態問題兩者之間，思想上是有過迷茫的，走過很大的彎路。我們不及美國，也不及俄羅斯（前蘇聯）……，在很長一個時期，我們黨是就將處理意識形態問題，置於處理國與國關係之上的……在領土、領海問題上，有過將民族、國家利益，服從於所謂的“反美大局”、“國際主義義務”的做法……現在看來，問題就產生了……造成極大的被動……美國也有意識形態的考慮，但它能做到維護國家利益與維護自由理念的統一……世界上多數國家，相信美國維護自由是真誠的，同時也相信美國維護國家利益是堅決的……蘇聯不一樣，它是借維護共產主義理念之名，行維護國家利益之實……而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卻是只要維護理念，不顧國家利益、不顧民眾利益……
 
“抗美援朝”歪曲歷史典型
 
我們黨長期的一個應對美國的精神狀態，就是寧願自己日子不好過，也不讓美國日子好過……這是中國傳統農民、街痞的思維方式……要不得。是我們自己將大西洋憲章的精神遺忘了……民主自由、公民自由、交往自由……我們也是很需要的。我們黨內有不少同志，總認為搞好跟美國的關係，是對美國的屈從，是右傾機會主義，是投降主義，是賣國，這是站在狹隘的小集團立場上形成的思維。毛澤東時代這樣的思維很普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到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這樣的思維就行不通了。鄧小平顯然是主張跟美國改善關係的，而且，也正是在鄧小平時代，中美正式建交。改革開放的幾十年，幾乎可以說就是跟美國關係改善的幾十年。看看這幾十年我們取得的成績，應該是很有說服力的吧。顯而易見，改善跟美國的關係，事實上就是改善跟世界的關係，就是改善我們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國際環境，就是為中華民族、廣大人民創造獲取巨大利益的機會。何來屈從、右傾、投降、賣國？！
 
我有一點感到很是擔憂：為了實現主義，為了顧全大局，我們常常需要一些正面的宣傳，這不免造成對歷史的歪曲……“抗美援朝”就是這麼一個因正面宣傳需要而造成的歪曲歷史的典型……我們在大肆宣揚抗美援朝的時候，並同時對其他渠道的信息進行嚴密封鎖……這使得我們的人民根本無法知道朝鮮戰爭的全貌，只是相信我們的說法，以至於數億人被蒙蔽了數十年之久……這讓我們的糾正工作進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以至於一旦真相被揭示，民眾不免要受到巨大傷害。
 

四、今天現代國家武裝力量的根本使命
 
現代國家，無疑應該是民主國家，是實行民權體制的的國家，也就是民權時代的國家……現代國家的武裝力量，它的體制和使命，自然有著不同於以往的地方。先說說體制。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其不同的體制，體現了不同的性質。關於軍隊國家化的說法和要求，應該有很長一個時期了。我們黨對此的基本做法，就是不予理睬。早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們黨的任務就是要推翻它。鑒於中國政治的特殊情況，迫使我們黨不得不建立並保持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
 
中國政治的特殊情況是什麼？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來詮釋它的，這也是我們黨堅持階級鬥爭理論的內在需要。因此，在國內戰爭期間，搞所謂“聯合政府”，搞所謂“軍隊國家化”，都是不現實的。這一點，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心裡完全清楚。事實上，蔣介石國民黨心裡也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內戰不可避免。
 
幹部嚴重腐敗是黨的問題
 
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期間，就準備打一場內戰了。實事求是地說，內戰不是一家能夠發動的了的。國民黨即使一時不打我們，我們也會設法打它的。抗戰以後的東北地區爭奪，就是我們黨先發動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有了東北根據地，即使其他根據地全部喪失，中國革命一樣能夠成功。”所以，內戰期間，軍隊國家化根本不可能。毛澤東時代這個問題難以解決……鄧小平時代，不是沒有考慮，但事實上也還是時機不成熟……到了胡錦濤擔任總書記時期，提出來和諧主題詞，是有很深的含義的……，表明我們黨今後不再用階級鬥爭理論指導國家事務，而是用和諧思想取代階級鬥爭理論。
 
我們黨不會公開表明放棄階級鬥爭理論，但是實踐中，會更多地用和諧思想取代它。和諧，體現在政治上，就是表明不同的政治派別，沒有階級差別，只有利益訴求不同。不同的政治派別，只是代表社會不同的利益群體，而社會中每一個利益群體，都享有自由表達自己合法或合理利益訴求的權利。不同的利益群體，自然會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利益訴求的矛盾，不是階級矛盾，只是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不是靠階級鬥爭，而是靠制定公正的法律。公正的法律如何產生？靠全體國民共同參與討論。國民參與討論也有法可依。這樣，國家除了那些嚴重觸犯法律的罪犯外，沒有階級敵人，沒有所謂“反革命集團”。
 
國家機器對內，只是維護國家依法對一些罪犯執行制裁，而不再是所謂“階級鬥爭的工具”、“鎮壓的機器”了。顯而易見，這樣的和諧思想，要比動輒掀起“三大”、“五大”政治鬥爭的做法得人心，沒有人會因為各種政治鬥爭，而感到壓抑，當然也就有利於發展經濟，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和諧的政府，本質上就是一個聯合政府，即使這個政府只是由一個政黨領導。當和諧思想成為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的共識、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付諸實施時，所謂“軍隊國家化”的條件也就成熟了。
 
我們黨自信在一個社會和諧的中國，即使軍隊國家化實現後，其執政地位依然不可動搖。我們黨執政，不再靠“階級優勢”，而是靠“能力優勢”。今天的中國，沒有哪一個政治派別的能力能夠超過我們黨。我們黨的這一優勢，至少還可以保持50年。領導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不是能力最強的政黨當然不行。一個最有能力的政黨，領導一個為全體國民服務的政府，營造一個和諧的社會，這就是我們要的中國。我們黨不是沒有問題，一些幹部的嚴重腐敗就是問題之一。腐敗就是觸犯法律，反腐敗就是依法制裁犯罪分子。我特別要強調的是，我們黨今後絕不再搞什麼“打倒某某反革命集團”之類的所謂“路線鬥爭”。黨內幹部，從最高層次到最低層次，誰違反法律就制裁誰。

中國夢想成為真正海洋大國
 
國家軍隊的使命，執行的應該是全體國民的意志。這是毫無疑問的，否則，就不成其為人民軍隊。那麼，今天中國全體國民的意志是什麼呢？一是全面發展，二是社會公平。全面發展，就是不僅經濟要發展，政治要發展、文化要發展，社會各方面都要發展。社會公平就是國家的總體利益分配，在勞動、資本和政府三者之間，應該有一個合適的比例。今天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公和環境汙染。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意識到經濟發展的遲緩，是國家全面發展遲緩的病根。因此將經濟發展放在了首位。為了經濟發展，必須搞好跟世界的關係，尤其是要搞好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關係。這是當初全體國民的意志。應該說，我們的軍隊很好地服從了這一意志。那麼今天改革到了全面發展和社會公平的階段，我們國家的全體國民意志是不是改變了？沒有。今天，我們不僅要改善跟文明世界的關係，而且要融入整個文明世界，讓我們中國成為整個文明世界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改善跟文明世界的關係，給我們國家和全體國民帶來巨大的利益，融入文明世界。必將使我們的國家，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進而成為文明世界的極其重要的一員。
 
我們國家的軍隊理所當然地要服從這樣的國民意志。融入文明世界，我們就必須走向海洋。中國的長期與世隔絕和落後，是歷朝統治者拒絕海洋的結果。這種局面，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徹底打破。紀實政論片《河殤》，表達的正是這一思想。這應該肯定。今天我們國家的海運量，已經占到世界海運總量的近20%。到21世紀末，中國的海運量，將會達到占世界的40%。超過美國。文明世界就是靠海洋連結的。各國海軍，就是文明世界最強大的的保護神。無論當年的英國、日本，還是今天的美國，都無不依靠強大的海軍，維繫著與世界的聯繫。
 
長期以來，中國海軍的發展極度遲緩。一般國家軍隊實力的順序是海陸空，美國是海空陸，而中國則是陸空海。現在，是應該將這一順序倒過來的時候了。我們發展海軍，不是要像100多年前的日本那樣去與英國、美國爭奪海洋霸權。我們的宗旨只是：在遵守國際海洋現有秩序的前提下，首先是維護自己國家、其次是參與維護世界各國的海運安全。文明世界各國的海軍力量聯合起來，只是將挑戰國際社會的海洋航運秩序的海洋力量——包括個別國家的海軍以及海盜及其他恐怖分子——當做敵人。
 
我們要成為海洋大國，一直是我們的夢想，以前為什麼無法實現，一是我們的力量弱，根本問題在於我們跟美國對立多年，美國是今天世界最為強大的海洋大國，又是國際規則的主導國家，發展前沿國家……上一節已經說了，反美戰略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把國家的發展前途，建立在這樣一個錯誤的戰略前提上，是極端不明智的。中國要想成為真正的海洋大國，就必須搞好跟美國的關係。
 

國家大戰略可讓周邊更安全
 
經濟全球化，是不是意味著地緣戰略就不重要了？未必。誠然，在經濟互惠的作用下，地緣戰略對經濟發展的限制作用會小一些，但是，隨著科技的大幅度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源被發現後，地緣戰略跟國家資源利用、保護密切相關，地緣戰略反而會更加被重視……這突出表現在海洋資源跟地緣戰略的關係上……公海資源的爭奪愈演愈烈……甚至領海內資源的爭奪也時有發生……海洋戰略的重要意義凸顯……在海洋問題上採取守勢，不可取……當然我們也不是要去攻擊誰……就是要儘可能利用我們的大國優勢和正確的戰略規劃，使海洋利益最大化……我們完全應該在國際大戰略上，採取跟美國合作的姿態……具體說，就是在國際反恐問題上，我們應該積極配合美國和西方各國……不要游離於國際反恐戰略之外，甚至抱著看美國笑話的態度看待反恐，這要不得。
 
關於周邊國家戰略問題，這是軍事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始終沒有獲得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毛澤東時代處於冷戰時期，基本上是用戰爭思維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把我國當作“根據地”，把要爭奪的國家當作“前線”、“戰場”……這極不正常……我們與周邊國家關係，既是一般國家關係，又具有一種特殊關係……這種特殊關係，多半是歷史因素造成的……我們當然要考慮到這些特殊關係，但我們不能把這種特殊關係放大，甚至超越一般國與國關係準則，比如我們跟朝鮮的關係，很長一個時期，就是處於這樣一種不正常的關係，前領導曾提出中朝要“正常國家關係化”，指的就是要改變這種不正常的國家關係……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趨勢越來越確定，越來越不可逆轉；隨著偵測、通訊、投送等技術的突飛猛進；而且，國際社會確認的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準則也逐漸強化，周邊國家的戰略意義已經逐漸弱化，地緣戰略也已經變得不怎麼可靠了。
 
別說在我們跟國際社會和睦相處的條件下，戰略緩衝地帶毫無意義，即使我們跟某大國處於敵對狀態，依靠戰略緩衝地帶確保自己利益的想法也是很幼稚的。……事實上，我們固守的地緣戰略，恰恰招來了不安全——因為我們的地緣戰略是建立在與國際社會敵對的大戰略基礎之上的，一些大國在我們的地緣戰略地帶製造麻煩，根本原因是他們對我們的大戰略有戒心。……我們是不是有這樣的大戰略，並不是我們說說就算數的……就像朝鮮也多次釋放和緩的善意，但在它的體制依然如故的情況下，國際社會幾乎沒有人相信它的善意。我們也是有這樣的教訓的。
 
要讓我們的周邊更安全，僅靠所謂的地緣戰略是不行的，要設法確立我們新的國家大戰略……這個大戰略的基本點是：承認迄今為止仍然有效的上世紀40年代確立的聯合國精神，包括從“大西洋憲章”到聯合國一系列準則性文獻所體現的人類現代文明精神；承認人類普世價值和普世規則；接受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一體發展的格局；發展並鞏固國與國正常關係，接受國家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民眾的富裕、安逸、文明。
 
五、戰爭和維護人權的關係
 
我比較讚賞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經常播放一戰、二戰、朝鮮戰爭等戰爭題材紀錄影視作品的安排。這一方面將歷史真相緩緩地釋放出來，同時也將戰爭的不人道面目展示在民眾眼前。有利於培育民眾的理性戰爭觀。
 
讓平民死於戰爭被視為罪行
 
我在很長一個時期，對於世界各地民眾的反戰理念，是持不同意見的。這是因為我們長期受到階級鬥爭理論熏陶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們不再沿用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問題，而是站在維護人權的立場，本著維護人的基本需求看待戰爭問題，就自然會發現，戰爭中的不人道現象，今天的人們已經難以接受了。當然，今天人們對於戰爭中不人道現象普遍不接受的認識，是基於一個重要歷史前提的，那就是，自從二戰結束後，戰爭作為攫取一國、一派自私利益的重要手段，已經不再被視為正當，而且難以實現。戰爭對於一般民眾的故意傷害，已經被普遍被認為是一種罪行。人類文明的進步、國際社會新秩序的確立，也使得人類的戰爭觀發生了巨大變化。所以，就我本人來說，談戰爭中人道主義問題，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了。
 戰爭要死人，讓平民為戰爭死去，已經成為一種戰爭罪行。極少有人會公然這麼做。毛澤東當年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次會議上戲言，中國為在全世界取得共產主義全面勝利不惜犧牲3億國民，立即引起與會者一片譁然。這說明讓國民為主義戰爭犧牲的想法在當時就已經不為人們所接受。但戰爭中軍事人員的死亡，是不是就可以無所顧忌呢？也不是。最近一部名叫《集結號》的電影，似乎在反思這一問題。在傳統的觀念裡，從最高統帥部的全局性戰爭行動，到班一級的戰術行動，似乎都會有犧牲局部、以贏得全局性勝利的部署。這在軍事行動中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軍人不是一般的人。某種意義上說，戰爭中的軍人，本質上就是跟兵器裝備一樣的一種物質力量。在兵不厭詐的軍事行動中，指揮員為取得作戰勝利，不僅有靈活使用這一力量的權力，也有這樣的權利。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畢竟軍人也是人，在傳統戰爭中，因為指揮員的指揮失誤而造成眾多士兵的無謂死亡，也是不被認可的。所以，即使在傳統的戰爭中，儘可能提高指揮藝術，減少無謂犧牲，也是統帥和各級指揮員所追求的目標。所以就有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最高軍事原則。但如何區分無謂犧牲和必要犧牲的界限？這始終是傳統戰爭中最讓指揮員傷神的一件事。人類文明的進步往往會自動消解文明落後時代存在的許多惱人問題。今天，隨著人們戰爭觀的根本性改變，這個傷神的問題可以說基本不存在了。
 
今日戰爭被限制不傷及民眾
 
類似一戰、二戰那樣造成千千萬萬人死亡的世界大戰，人類已經下了決心再也不會讓它重演。即使是正常國家之間為了領土、資源、主權等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而發動戰爭，也被制止，代之以在國際社會監督下的和平談判。那種因維護意識形態、統治者臉面而發動戰爭，更是被嚴格禁止。今天，戰爭被嚴格限制為：必須得到國際社會認可、以一定的程序確認後由指定的軍事單位實行、且只是針對國際社會公認的犯罪個人和組織，絕不涉及無辜民眾、並受到相關國際公約和國際組織監督的軍事行為。這類似於一種純法治的警察執法行為。儘管這種戰爭的理想模式在現實中還時常被破壞，但這不妨礙我們竭盡全力去維護這樣的戰爭觀念，並儘可能消除對她的破壞因素。
 
軍事行動中如何對待死人的問題，恰恰能夠體現一個國家一個政治集團的文明程度。都說美國人怕死，的確如此。戰爭中的大量傷亡，往往是美國所忌憚的，因為傷亡的是民眾子弟，這是對民眾利益的極大損害。民眾因為戰爭傷亡超過一定的限度而反對戰爭……國會就會根據民眾的意願立法終止戰爭（不為戰爭撥款就是最好的終止辦法）。
 
戰爭作為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就意味著通過大規模毀滅人的生命、財產來實現某種政治目的，是否還具有正義性？已經引起人類社會的廣泛質疑。……在以往的戰爭中，雙方統帥都要估算……一場戰役可能的死傷人數……少則數百人，多則數萬人……美國……在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時，以硫磺、沖繩等島嶼戰役的傷亡為依據，估算攻占日本本土有可能還要付出傷亡百萬美軍將士代價……這是美國民眾和政治家都無法接受的結局……所以動用了原子彈……以期徹底擊毀日本統治者對人員死傷能夠承受的心理底線……顯然，現代戰爭中的大規模的殺傷，甚至連素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都忌憚了，更何況西方人。
 二戰成為人類大規模戰爭歷史的終結，也是人類理性發展的一個結果。世界上就有一些國家、政治集團就認為，在跟美國對抗的時候，只要儘可能多地殺傷美軍的人員，就有可能戰勝它……而今天的國際恐怖組織，也是這樣認為，只要儘可能多地殺傷美國、以色列以及西方其他國家的無辜平民，就可以獲得成功……於是，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鼓勵不怕死的國家或政治集團在跟類似美國這樣的國家作戰時，常常不惜以十條命換其一條命……為了殺傷5萬美軍，不惜付出自己傷亡50萬人的代價。這種思維顯然已經不能為文明人類所接受。從尊重生命的現代理念出發，軍事行動中的一方人員在抵抗毫無意義的情況下被俘，不能無條件地視為政治變節行為。
 
軍事投降跟政治變節不同
 
在現代執法性戰爭中，執法人員被犯罪分子俘獲或綁架，也是常有的事情。他們通常成為犯罪分子的人質。解決這一類時間跟通常解救人質的警察行動沒有本質區別。據說崔永元到韓國參觀“韓戰紀念館”，看到一張成千志願軍向聯合國軍投降的照片，不禁驚呆了。我想，他不僅是因為照片從未見過的新鮮而感到訝異，更是因為這張照片徹底顛覆了志願軍“最可愛的人”的光輝形象而感到沮喪。這說明我們的觀念真的需要來一個大轉換：軍事行動中一般的投降跟政治變節是不一樣的。再說，現代文明的和諧社會，政治開放，所謂的政治變節也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今天我所談到幾個問題，不是什麼結論性的，只是提出來請大家共同思考。我們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進一步加以討論，目的是在國家的領導層面，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大家都能夠致力於中華民族的復興和億萬民眾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