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业：从台湾大选看两岸文明冲突
2016年1月19日
（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苏伟业）
■台湾艺人周子瑜被迫道歉一事在选前一夜爆发，将台湾人反中共情绪推上高峰。资料图片
台湾总统、立委大选落幕，民进党大胜。蔡英文不仅以过半选票支持赢取总统宝座，民进党更赢得立法院六成议席，全面执政。在投票前夕的周子瑜道歉事件，被视为压垮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说是始料所不及。
一位不懂政治、初出道、旅韩发展演艺事业的小女生周子瑜，因在去年12月一个节目中被安排挥舞中华民国国旗，然后被一位到大陆发展多年的过气台湾艺人黄安指控其为台独分子，在他推波助澜下触动大陆网民的民族情绪，对周子瑜大加挞伐，连官方网站也删除其所属组合TWICE的讯息。最后，逼于市场压力下，15日即台湾大选前夕，周子瑜以影片方式公开致歉，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并感到骄傲。周子瑜「被中国」触动了台湾民众的神经，大选前夕影片在网络爆红扩散。舆论开始出现「一中各表」原来是假象的批评，连挥舞中华民国国旗也是台独，不被中国大陆接受，直指马英九两岸政策之失败。这令国民党已经低迷的选战氛围进一步受挫。
香港疏离因内地价值入侵
虽然事发时机敏感，但现在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是事前精心安排的选举操作。这种偶发性事件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凸显了两岸政治再不是全由官方主导。两岸交流经官方启动后，民间来往接触越频繁，社会经济磨擦发生的机会也增加，最终这些磨擦会反弹到政治场域。两岸交流的确强化两岸民众的互相了解，民众不再以官方的宣传管道片面了解对方，看到对方更真实的一面，但真实一面并非等同「更正面」。中共的如意算盘是透过两岸交流来强化民族认同，但现实却是越接触，认同感越低。香港回归十八年就是最好的范例，其与内地的疏离不仅是因为没有普选，更是因为内地价值行为的「入侵」。
现实是两岸三地在四九年后，循着不同的发展轨道前进，就算语言文化接近，但三地是在不同的文明脉络下成长。大陆是在中共赤色斗争文明下成长；香港是在西方文明融合解放前的华南文明下发展；台湾文明则融合本土、日本殖民及随国民党偏安的大陆文明，同时又不断受美国文明的薰陶。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崛起是伴随着中共六十多年来统治所产生的文明一起演化，中共的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仍然是「成功」、有效的，特别在民族主义议题上，只是现在多了网络工具做社会动员，扩散性更快。相对地，国民党的政治社会化效果在「去党国」体系二十多年后，仍遗留在很多台湾人的DNA中。
连在大陆有大量投资的郭台铭也在投票日插一句，国旗就好像他们血液中的基因一样，「这不是随便可以更改的，也不是随便可以打压的」。
台湾人对国旗的认同是一般在殖民地下成长的香港人所难以体会的，但这不仅反映政治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反映文明的冲突。中国大陆在经济崛起后只靠经济强权压服弱者，道德文明欠缺同步发展。这文明的冲突不会局限在传统官方政治上，也不太受官方控制，但最后会投射到两岸政治关系上。
来源：苹果日报
毕康：近代史之反思
2016年1月18日
近代史出现这样几个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光绪、慈禧、袁世凯、孙文、宋教仁、蒋介石、陈诚及毛泽东。
从最新挖掘出来的史料来看，慈禧并不是一个极端保守派，而是一个具有见识、具有胆识的女人；袁世凯自不待言，他原本就是晚清推动改革的重臣；而孙文是一个激进的崇尚美式宪政民主的革命家；蒋介石及陈诚在大陆均知道改革之重要，而圄于既得利益利益之羁绊和国共内战，而没能在大陆遂愿；毛泽东则是崇尚苏联模式的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激进革命家。
赵紫阳先生在他自述中曾言及：如何推动改革及规避清末民初之“权力真空”的政治、社会格局的出现？这无疑是本人撰写此文，抛砖引玉的目的。
以制度变迁的历史透视着眼：<在政策策略方面，政治妥协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至关重要。美国政治学家达尔认为民主依赖于妥协，这已成为人们公认的常识。亨廷顿也强调妥协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之一，因为“民主国家是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产生的”。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从政治妥协的类型来看，1912年的南北议和，仅是一种实质性妥协。考虑到当时内忧外困的政治现实，革命党人才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但这只是一个政治谋略，对袁世凯只是暂时性的使用。待危机过后，革命党还是准备重新执掌民国正式政府的大权。
但是仅有实质性是远远不够的，制度性妥协其实更加重要。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体现制度性妥协功能的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制宪。只有通过制宪活动，才能将各主要政治力量的利益目标在宪法条文中体现出来。最后制定的宪法可能在理论上并不完美，但是却能够基本上体现各主要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只有这样的宪法才有可能被多数政治精英们接受、执行，并存在下去。那种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才能够尽力避免。制宪政治中制度性妥协方式是普遍存在的。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以及20世纪后期世界第三波民主化，都是制度性妥协成功运作的典范。
对当时的革命党人与北洋派来说，他们其实都明白，《临时约法》与临时政府毕竟都是临时性质的，正式宪法与正式政府的组建才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而且在民主转型时期，通过议会政治同样可以获得最高权力。宋教仁之所以对临时政府不感兴趣，而把工作重心放在极力拉拢各派势力，充实国民党的政治实力，其政治用意就是如此。对革命党人来说，在民主转型时期最大的失误并不在于谋求政治利益，而是忽略了当时的政治现实，追求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未能实现制度性妥协。这在1913年下半年的宪法草案制定过程中表明得尤为明显。当时以国民党议员为主体的民国国会，排斥袁世凯北洋派的制宪参与，采用封闭性的国会制宪模式，选择抗争性方式单独制宪，实际上是拒绝任何妥协的政治行为。“立法至上”的“超议会制”的出现，更是说明当时各主要政治力量没有进行宪政体制层面上的制度性妥协，北洋派的总统权力目标在新的宪政制度中完全没有实现。所以本书认为“宋教仁以合法的政党竞争获取政权的计划，被袁世凯破坏”的看法不尽全面，宋的政党竞争虽然合法，但是却不切实际，已危及袁的既得利益与权力目标。>----严泉：现代中国的第一次民主转型——读朱宗震《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5e201f0102uwy9.html）
由此看来，孙袁集团的两极对抗导致的民国初年“权力真空”及社会动荡并不肇始于史料上所谓的“二次革命”，而是肇始于北京政府孙袁集团仅仅达成表层的妥协，而未达成制度性的妥协，且危及袁世凯的既得利益与权力目标。最终中国的第一次宪政民主转型以“权力真空”及社会动荡之出现告终，而这种政治、社会格局的出现，使民间呼唤强人政治，希望以牺牲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为代价出现强有力的领导者引领民众过上统一、承平的年代。这无疑为毛泽东这样的极权政治强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国军前军官、后留美获得博士学位的黄仁宇先生这样论及毛、蒋的历史作用：
<从上述程序看来，蒋介石和国民党因借着北伐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立自主。毛泽东与中共则利用土地革命剔除了乡绅、地主、保甲在农村里的垄断，使社会上下层因素同有平均发轫之机会（台湾由“耕者有其田”法案及其他政策替代）。今日海峡两岸一体重商，亦即希望在商业条例中觅得上下之联系，使整个组织能依数字管理。即是香港的基本法，也仍着重地提出既有的普通法（原有农业社会里的习惯法）和衡平法（适应商业社会中之需要）除经立法程序修订者外，仍在1997年后有效，也仍是继续着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所获成果。>---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反思近代史，体制内的改革派比体制外的变革推动者或革命者更能体悟现体制的问题和弊端，懂得变革的方式、路径、政治技巧及策略；体制外的体制外的变革推动者或革命者作用自不待言，他们像潮水一般冲击旧体制：革命和危局所造就的动力多大，改革的动力也就多大。但遗憾的是：历史告诉国人，每当出现历史的重大转折的时候，往往也是激进革命登场的时候。而一贯坚持激进立场的革命家，最终不能与体制内的改革派殊途同归而分道扬镳。未能出现“社会上下层因素同有平均发轫之机会、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共同合作发韧”的有利于现代宪政民主转型格局地出现。
如此，历史最终以“权力真空”、社会动荡及新的专制收场。
2016-01-18 博讯
看山：习近平之后，要警惕大陆出现“李登辉”
2016年1月18日
正如毛泽东错看了华国锋，蒋经国对李登辉看走眼一点也不奇怪。盖因人性具有多面性，在不同的情境下，会表现出不同一面；而上位者能看到的，往往只是下属刻意对其展现的固定一面。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并不是下属有意隐瞒、欺骗，而只是生物为适应环境而作出的本能反应，就像变色龙对环境的适应一样。
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掩饰，被隐藏起来的，必定是自己固有的。就像种子被埋在地下，没有适宜的土壤、气候，不会发芽、生长，外界也看不出这下面埋的是什么；而一旦条件适宜，植株必然冒出头来。但是，如果地下本身就没有这样的种子，再适宜的生长环境，也不会有此种植株冒出来。这就是中共官方话语中喜欢叙述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显然，如果当初蒋经国选择的是连战或宋楚瑜，再怎么样的条件适宜（即可能性具备），他们也不会将台湾导向台独。
一个人有着什么样的内因，心中埋着什么样的种子，与其出身、成长的环境和经历有关，亦与其青少年时接受的观念熏染及其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有关。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就是受到赫鲁晓夫“斯大林报告”的震撼，才萌生“西是而东非”之理念的；林彪事件和改革开放，也改变和定塑了近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因此，以中共现在强调的“既不回文革老路，又不走西方邪路”作为衡量标准，在习近平以后的下一代大陆领导人中，要选择符合标准的人，将是一件很难的事。下一代多是1960年代后出生，他们身上深深铭刻着林彪事件以及改革开放的烙印；他们思想观念形成的时期，正好是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攻城略地、大行其道之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分子，心中埋着的同样是“西是而东非”的种子。进入官场后，成熟使人世故，让人惯于妥协，以适应外界环境；但内心的种子仍然在那儿，只要有适宜的土壤、气候，就会发芽、生长。所以说，习近平以后的大陆下一代领导人，选择“重回文革老路”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选择“导向西方邪路”的可能性却极大；反之，真正能够坚守现在立场的人上位只是小概率事件。
要避免上述客观上最大的可能性成为现实，中共就必须在接班人选拔时，注重辨识其内因、找出其内心埋藏的种子。不但要考察其进入官场后的表现，还应回溯其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和表现，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大陆的“李登辉”或“戈尔巴乔夫”。当然，衡量标准本身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西方道路并非不可以成为选项。当形势变化，使得西方道路成为致中国社会于良性的济世良方时，它就应该成为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应该是出于客观形势的必要性，而不是出于观念主导的可能性——政治抉择服从于必要性还是可能性，两种不同标准给中国未来造成的影响，可能就是“九天十地”的天壤之别。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