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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许纪霖 李明洁 严锋    
    
    摘要：罗振宇能够有5300万铁杆粉丝，他简直已经成为一个罗教主。这个影响力你是很难想象的。我不是说罗振宇不好，他有他的影响力，他能够影响那些三教九流阶层，我想说的是，互联网缺少另外一些层次的“罗振宇”，虽然不及罗振宇的粉丝这么多，但依然有自己的市场。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微信、知乎、微博、公众号、自频道等各种社交网络与自媒体，已经成为公众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新的技术革命催生新的交往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同时也在塑造新的语言、新的文化与新的社会亚群体。人类正处于一场比印刷革命、电视革命、网络革命更为重要的巨变进行时中。
    　　
    “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第6期邀请了对这一正在发生中的移动互联网革命有思考、有研究，同时也有深切实践体验的三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许纪霖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严锋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李明洁教授，请他们漫谈移动互联网所建构的交往网络与信息传播方式是如何塑造了人类的新语言、新文化与各种社会亚群体，这场让我们身临其境、却又所知有限的革命是否将改变人类的历史与文明？
    　　
    语言的暴动与平民的狂欢
    　　
    许纪霖：各位朋友，“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2016年的第1期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革命”。我们先了解一下，今天没带手机或者没有手机的举一下手，有没有？1位，而且年龄已经在70以上了。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没带手机或者没有手机的人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了，如果有一天出门没带手机，就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好像与世界断绝了关系。
    　　
    我在微博上发了本次活动的预告之后，自由撰稿人杜君立评论说：“仅仅数年时间，人类已经变成一种低头动物。对现代人来说，没有手机的手简直是一双不完整的手。”人类从猿进化而来，一开始像其他动物一样四脚着地、低着头的，后来慢慢站起来、头抬起来，现在有了手机之后，又开始成为低头动物了！这究竟是进化，还是倒退？
    　　
    手机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交往习惯，它是不是一场我们正在身临其境的革命呢？一场革命的来临，你是意识不到的，特别是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革命，你不知道这是一场正在缓慢发生的、改变我们生活、文化，乃至于未来文明的革命，而这样的革命，历史上发生过，远的不说。古腾堡开始的近代印刷革命，给欧洲带来了近代的启蒙，没有印刷术，就没有现代的报纸、杂志和印刷读物，就没有启蒙。接下来是电视的革命，大家通过图像获得资讯，获得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到1980年代就是互联网，那时候还是PC机的时代。20多年后，一场新的革命又开始了，那就是手机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整个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交往方式和语言方式。说到新的语言，先让李明洁教授来说吧。
    　　
    李明洁：如果我们要讲互联网带来的革命，我们可能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的介入，就是在人机交往的过程中间，互联网它站在中间了，它是技术的介入。技术的介入，它会改变人和人说话的心理预设及其我们交谈的整个话语方式。技术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媒介，所以是需要提醒大家的。
    　　
    互联网的交往它始终有一个真实的参照对象，就是我们的日常对话。如果我们拿互联网交际和我们真实的面对面比较的时候，这个差别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时刻要意识到的是媒体在中间。我们06年开始就有硕士生开始写互联网带来的话语的变革，到2013年，比如说今年我们也有研究生在做关于双11电商广告由于电商带来的区别。我们可以看这个问题两个层面，从许先生和严兄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文化和社会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讲它背后都有和这个心理变化后面更广阔的一个社会背景。我的观点就是，我们不要忽略掉和日常会话的比较所呈现出来的。我们都要想这个媒介它带来了什么？它影响了什么？它改变了什么？
    　　
    严锋：对，我一直觉得语言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而且到了新媒体的时候，好像我们有很多新的语言现象出现了一种爆发的情况。我自己因为也是一个比较重度的互联网用户，所以对这个也是感受蛮深的。
    　　
    刚才李老师讲到技术对我们的心理、行为、语言的塑造，这个我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比如说刚才讲到屌丝之类的话，以前我们都难以启齿的，怎么我们现在在一个公共空间就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说出来。那个字我很久一直不好意思说，我甚至会用把它读成第四声，跟原来的读音会有一些距离，但现在无所谓了。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我发现这其实真的跟新媒体有关。为什么呢？为什么新媒体能够让过去很多粗俗俚语，不登大雅之堂，或者不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一些用语登堂入室，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前几天看了《老炮儿》，它里面也是有各种骂人的粗俗的话。有人说《老炮儿》里面的语言是老北京的，但其实老北京人一般不曝粗口的，就是骂人也要骂得优雅，就是这个姿态要好，不用脏字眼。你看老舍的作品当中，哪怕是底层的那种拉人力车的，做各种低下的职业的人，他们说话其实也是不带脏字眼的。当然也有带脏字眼的人，那都是坏人。今天，好像你要做好人，也得带脏字眼，因为脏字眼好像代表你是一个性情中人。反而说话像我们以前这么文雅的，感觉有点假，人家就觉得你做作，可能是伪君子。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为了跟整个社会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慢慢的，很多人的语言发生改变。这就是语言的社会历史和心理的历史，甚至是社会风俗文化传统的历史。
    　　
    那么技术和新媒体在这个当中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呢？是给人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它通过一种虚拟化和匿名化来推动语言的粗俗话。你在网络上面用的是ID，是一个面具之下。当你戴上面具之后，当你的身份不能被人直接明确的感知的时候，很多本能性的东西、情绪性的东西，就更容易爆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上面有那么多粗俗的语言，还有那么多的争吵、辱骂，包括组队的团骂，蔚为壮观。你仔细看这些骂的人，大部分是匿名的，就是躲在这样一个无名的身份下，然后又是网络提供了这样一个庞大的虚拟空间。有一点像过去的广场，在这样一种广场当中，当你齐心协力的，共同的去辱骂同一个对象的时候，过去的那个羞怯、胆小的个体消失了，仿佛你的力量通过彼此之间的一种相连，通过一种彼此共同斗争的对象，得到了一种增强，包括各种自信。
    　　
    其实不一定在网络空间，过去在“文革”当中，也有这种广场性的狂欢，一种群体性。就是说，如果我的斗争是合法的、合理的，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目的，那么我用的语言可以非常的激烈。比如说砸烂谁谁谁的狗头，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这里面有一种历史和技术、和社会心理的连接点。
    　　
    许纪霖：严锋刚才谈的网络语言的粗鄙化，我是深有同感的。你说你对“屌丝”说不出口，我对另外一个词我也一直说不出口，就是如今非常流行的“装逼”。像这些过去不要说君子，连一般人都比较忌讳的语言，现在网络上面比比皆是，你如果不说两句，你还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网的。对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与生殖器相关的词汇，已经脱敏了，去敏感化了。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严锋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野，说与匿名有关。我想补充另外一个观察的视野：网络提供了一个彻底的平民主义的时代。在过去任何时代里面，印刷文化、电视文化，一般平民能够露面吗？报纸杂志上面发文章的，在电视上露脸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有身份的，被认为是某种社会精英。精英有精英的语言，要用一种比较文雅或者专业的方式对公众表达自己的看法。虽然印刷文化、电视文化也进入了平民时代，因为它面向平民。但是不要忘记，主宰屏幕、主宰报纸和杂志的，依然是精英。
    　　
    但是自从有了网络以后，实现了彻底的平等，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手机的出现，可以打破任何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在你想发声的时候就发声，哪怕你正在上厕所！
    　　
    在平民狂欢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过去主宰媒体的精英语言被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网络语言，它来自网络大众，采自民间，又有网络语言的创新，一个不期而然的热点，突然会以爆发的方式，一夜之间在网络上面传播弥漫，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你不随这个大流，似乎就是被out了。
    　　
    另一方面，活在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压抑，被老板欺负了，与家人不高兴了，与路人发生摩擦了，感觉不公平了，无人倾诉，也不敢反抗，内心充满了戾气，就到网络上面去发泄，这个发泄的成本极低，甚至无成本。发泄完了之后，感觉精神一爽，吐了一口恶气。所以许多人上网发言，就追求一个字：爽。骂完之后，突然有了那种阿Q式的“精神战胜法”，感觉好爽。
    　　
    李明洁：网络的粗鄙化，其实我并不愿意这样说。之所以两位先生可能会感觉到粗鄙化，是因为你们特别受刺激，就是在您的那个年代，在您的那个身份和文化地位来讲，这些词您听了特别受刺激。但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问卷的调查，而且还是在高校女生里面做的，很多女生并不知道“格”前面那个字是指生殖器的。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网络的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代，和两位先生代表的时代，这里面有很多代的代沟。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能够勉强要求前辈跳跃好几个沟到网络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面前，或者要求我们的孩子们，把他们拔苗助长一下子拉到你们那样一个高雅和高贵的，甚至伟大的年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年代。所以我们还不能那么快的说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退步。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观察、描写、解释。这是我的态度。
    　　
    那我就说“某丝”这个词，我们做过一个15万微博用户的调查——5万娱乐用户、5万IT用户和5万随机用户，我们来做一个比对。我们就发现在随机用户里面，它的使用率其实不高的，它比较高的是在一些特殊的，有诉求的，或者有特殊诉求的群体里面比较高。比如说我们做出来，娱乐用户、IT用户，大大高过随机用户，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我们又发现娱乐用户高于IT用户，这和我们不做调查得的结果可能会相反。在这个里面最喜欢用“某丝”这个词的是娱乐女用户，这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在我们对这个现象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两个原因，我们试图拿出来解释它。一个，我们想说的是，这里面有一个经济原理，我们在这个15万的用户里面，我们看微博发出来，到底是谁发出来的？发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发现大量的内容都是推介，比如说《春娇与志明》的广告，《泰坦克号》电影的广告，它非要把这个电影说成是一个“某丝”逆袭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你看到是一个广告，学美术吧。所以大量的是这种广告，包括99元的什么护肤霜。所以你看到在我们这个里面超过1/3的博客贴出来的东西都是广告。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的是“某丝”到底是民众自发的行为还是一个资本暴力的结果？“某丝”是民众自发使用的？还是被建构和被洗脑的？这个洗脑不是政治洗脑，在今天的时代，经济成为最大的力量，不再是政治了。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做出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这是一。
    　　
    第二，当然我非常认可两位先生的担忧，在我们社会语言学里面，我们把这样的现象，就是把一些以前不说的，比较粗鄙的语言进入到日常词汇，甚至进入到主流词汇里面去，我们知道“某丝”是上过《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十八大特刊里面就有出现“某丝”，“某丝”的网游广告还上过美国的时代广场的大屏幕。我们把它叫做语言上浮的现象。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间，漫长的语言演变的过程中间，语言下沉很自然，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是语言下沉的，比如说以前比较贵族用的词汇或者学术用的词汇到老百姓中间来，让日常词汇优雅化。比如我们讲谷歌，这个是一个数学词汇，十的一百次立方。我们讲Awesome，这个词其实原来是形容上帝的，不能用在别人身上的。但是我们现在我完全可以说这个小伙子好帅啊，帅爆了，完全可以说他，我用Awesome。
    　　
    所以说，当这个语言，这样一种上浮，底层民众的语言上浮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一个语言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的暴动？当然这个社会的暴动，我前面也讲了，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它启动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许纪霖：1789年巴黎的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时候，消息传到凡尔赛宫，路易十六一头雾水，不知所措，问：这是怎么回事？一位大臣告诉他：陛下，这是革命！李明洁老师刚才告诉我们的语言上浮现象，可以将它理解为一场来自网络时代语言暴动，精英垄断的语言巴士底狱被亿万网民攻占了，陛下，这也是一场革命，一场语言的民粹革命。
    　　
    不过，我们要公正地讲一句，在这场语言暴动之中，大部分网络语言未必是带黄的，而是带有滑稽、幽默、嘲讽和暧昧的意味。李明洁老师曾经指导过一位硕士生，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呵呵”，这个事情媒体曾经有过广泛的报道，让我们的李老师大大出名，呵呵！以我个人的网络实践，觉得这个词非常好用。有时候不太好表明白自己的观点，“呵呵”两字就解决了，这有点像英文里面的well，well有好多意思，意味非常暧昧，有保留，有质疑，但又很含蓄，意味深长，你自己去体会吧。“呵呵”，这就是一个创造，假如你不用“呵呵”，代之以相似的书面语，一时还真想不起来。
    　　
    手机的拇指族打字讲究要快、简略，于是各种新的缩略语在网上出现了：“不明觉厉”、“细思极恐”等等，另外一种是有趣好玩的，比如最近流行“吓死宝宝了”，昨天我与一个著名出版社老总微信聊天，他竟然也会用“吓死宝宝了”，一个厅局级干部竟然如此与时俱进，可见网络新语言威力之大。新的网络语言似乎有一种填平现实社会中等级的功能，用这样的方式与学生、部下聊天，马上给对方一种亲近感，气氛一下变得轻松、活泼。这是正式关系之外的非正式沟通，调节了在现实生活中固化的人际关系，就像日本人喜欢到居酒屋去喝酒，不管干部、部下，微醺之下乐乐呵呵打成一片一样，既是虚幻的，又是真实的。网络新语言同样起到了类似的功能。
    　　
    严锋：网络丰富了我们的表达，这是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网络也限制了我们的表达。一方面，新的用语，能够让老一代的用语也焕发青春。但是现在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一个词一旦走红以后，一下子就成为举国模仿的对象，结果大家说来说去又是这么几句话，像“呵呵”。其实这个词现在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禁忌，就是说“呵呵”这个词其实已经死了，被认为是一个很不友好的词。有很多人表示，你如果跟我在对话的时候用“呵呵”这个词，我一定把你拉黑，这个词要非常的小心。
    　　
    这也说明，在今天一个词的生命、一个表达的生命，哪怕它再有趣，它的生命可能是非常短的。但是在它流行的时候，它表现的这个广度和烈度是非常的强，一下子举国“吓死宝宝了”，但是我估计这个最长寿命也就是一年。你们注意看，网络上面最有力的，最红的表达，它的寿命不会超过一年。这是一个现象，就是说网络可以使举国一下子来模仿一个词，它也能够一下子把这个词玩死。这跟网络上面其他现象是非常同步的。网络上的生命绽放得非常的灿烂，但是它的生命也非常的短暂，我觉得这是网络文化现象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另外我还是要觉得，这其实也是网络的一种粗俗化的一个表现。
    　　
    我为什么对这个粗俗化特别的敏感呢？因为我遭受的攻击太多了，三天两头有人对我进行不堪入耳的辱骂。不过我后来对这个辱骂也有一点脱敏了，因为网络上的辱骂，除了情绪的发泄之外，后来我发现它还有另外的动机。比如说它可以是目的非常明确，经过算计的，理性的，冷静的一种策略，就是网络斗争的一种策略。这样的语言就是要激怒你。他甩你一句很难听的话，你一难受就要想怎么要回他一句。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跟他其实正在发生一个互动，如果接过来，你就中计了。
    　　
    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心理都是过去的心理，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是历史上面发生的文化现象，但是新媒体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让这些以往的文化现象在今天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说骂人这种行为，过去在马路上面你撞了人，两个人开骂，这个行为发生不可能延续很长，最多一个小时，你得回家吃饭，吃喝拉撒睡，有生理的、物理的限制。可是今天这个网络能突破传统限制，把这个过程无限的延长。网络上的骂战，可以骂几年。这是新媒体技术给过去骂人这个古老的文化现象赋予了一个无限延续的，超越一切界限的意义，这个的确令人胆寒，我是吃过很多苦头。他用手机，他可以在乘地铁的时候想起来骂你两句，他在开车等红灯的时候，骂两句，然后再开心的一脚油门过去，这个网络的确突破一切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许纪霖：严锋是微博的大V，所以被伤害的感受要比我这个微博小V强烈得多。这几年我慢慢淡出微博，去微信发展。以前微博有好多高手，三人行必有我师，但微博这几年外在环境越来越严峻，精英流失严重，无论是说你好的，还是骂你的，都越来越弱智化。看了之后，也只能苦笑一声，“呵呵”了。微信相对来说是熟人圈，中国人就是这样，陌生人里面什么脏话都骂得出口，但在熟人圈里面，就不一样，多少也要装成一个君子，也有装孙子的，但没有装大爷的。微信朋友圈是疗伤的桃花源，严锋，你要疗伤还是去微信朋友圈吧！
    　　
    微博的140个字限制太多，讲道理，用逻辑，140个字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表示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或者宣泄某种情绪。当然你可以用长微博，但我的微博实践，发现看微博的人是没有耐心的，下面拉了一个长微博，大部分粉丝根本不看长微，只是扫了一眼前面提炼出来的140个字，立马发表自己的看法，让我莫辩不能。
    　　
    如果要启蒙的话，还是去看书吧。微信有一个好，至少大家还愿意读一篇七、八千字以下的文字。但最好的还是读书，书提供的不仅是资讯和观点，而是一个有论证、有逻辑的完整知识，让你能够形成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所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假如要成为一个正常的知识人，还是不要忘了读书。
    
    网络语言的“礼崩乐坏”
    　　
    许纪霖：在这场移动互联网革命中，我们处于一个语言的暴动之中。本来语言是分等级的，把人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等级，但是在一次平民的语言暴动当中，用李明洁教授的话说叫“语言上浮”，下层语言上浮到社会各个阶层，甚至上流社会。
    　　
    前几年流行大学校长毕业典礼讲话，始作俑者之一是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教授，学生们都亲切地叫他根叔，他只所以出名，是因为在毕业典礼上用学生们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网络语言与学生沟通，网络语言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一个名校校长在毕业典礼上是否适合网络语言？在我看来，大学应该有自己的语言，特别是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如此庄重的场合，应该运用与大学校长身份相贴切的精英语言，这样的话，社会才会平衡，一旦大学被网络语言完全侵蚀，大学就不成为大学了。根叔红了以后，一大批校长也开始讨好学生，用学生喜欢的网络语言发表演讲。但我们很难想象，哈佛大学校长会在毕业典礼上如此讨好学生，因为大学有大学的文化，大学有大学的特色，大学有大学的尊严，大学校长的语言代表了一个大学的品格。
    　　
    李明洁：我觉得需要一个公民社会的培育，多元生长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现。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我们中下层的选择很多，我们上层文化的选择可能不够，这是我们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可能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上层社会的培育是需要“钱”和“闲”的，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钱”和“闲”的时代，所以我们愿意等待，我们愿意期待。我觉得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经历了大家为人民的币去奋斗的时期，我们能够看到那样一个高雅文化被培育、被完善的可能，因为我们的高雅文化是被破坏了的，不是说我们没有。但是要学习那个高雅文化，绝不是朝夕之功，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
    　　
    我觉得网络语言不仅仅是几个流行词语的问题，网络的语言，它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技术媒介。这个不可逾越的技术媒介，使我们日常面对面的会话发生变形。我们所有的互联网活动都存在技术的支离，其实技术把我们人和人分开，它又把我们人和人连接，所以所有的网络语言都是对我们日常面对面会话的保留、背离和延伸。
    　　
    比如说我们看“弹幕”文化，“弹幕”文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语言里面人有希望得到回应的需要，就是我说话您在点头，我很高兴。我在互联网上面我没办法看见您的反应，所以“弹幕”其实就起了这个作用。
    　　
    再比方我们说我们看到朋友圈，朋友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在真实的交际生活里面，人是有深关系、浅关系的，朋友圈其实设置了这样一个一个不同的深关系、浅关系交际的群体，它实际上是通过技术的手段在复原我们的日常交际。
    　　
    前面两位先生谈得，我几乎认为是2013年以前的事。所谓是广场式的舆论，那都是是2013年以前的事。2014年到2015年我觉得广场式的舆论已经结束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一个沙龙式的舆论场的时代。人重新回到了相互认识的朋友的沙龙里，你可以看，为什么朋友圈在中国如此发达？微博在中国前景不会看好的？为什么？这深植在我们的民俗里、这深植在我们的国民心理。朋友圈里面你还可以屏蔽掉一些人，我还自主。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是我们的国民性，技术只是一个让我们的国民性更为彰显的试剂。我们有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更知道人是怎样的，人性是怎样的，技术是这样一个试剂。
    　　
    严锋：有人讲资本去打造这样一种网络新语言的时尚，我觉得资本打造这个时尚不那么简单的。比如说马云不会想起一个词然后让下面的人帮他去推广。就是说这个词肯定是草根的一种自组织，是自发的、自创的。但是，资本会给自组织、自媒体的文化产品一个营销的空间，这是资本发挥杠杆作用的方式。资本不会直接的去发明创造这样一些词汇或者是某种语言的用法。但是它会把这种用法推到一种极致。
    　　
    那么我们怎么去对付它？当然说对付也许太激烈了。我希望的是一种稀释这个资本的力量，更为多元化的空间。因为资本它会造成社会的单一性，比如说语言的流行，可能全中国这几天就说这么一个词，这个很可怕，这对人的思维会产生局限，是在打造一种单向度的人，而那样的后果我们以前是见到过的。比如说“文革”的时候，我们就说万岁、万岁、万岁，就是好、就是好，那个时候万岁这些词就是今天的屌丝这个词。
    　　
    我们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语言的单向性，因为语言的单向性导致的就是思维的单向性。那怎么办呢？从我的本行来说，我们需要文学。文学的作用是什么？文学就是要创造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微妙的、细腻的、审美的、差异性的用法，陌生化的，小众的用法。
    　　
    刚才李老师有一个说法我特别有共鸣，她其实是反对我们用某种粗鄙或者高雅去固化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也要检讨。她有一个非常好的提法，语言的上升和下沉，我觉得这样一种运动是非常的需要的。我们要让那种加引号的“低”的语言浮起来的，要让那个加引号的“高”的语言让它下来，这样一种双向的互动对我们会非常有意义的。而这事实上，也是在历史上面一直在发生的，没有什么语言的禁忌是永恒的。
    　　
    很多以前在英语里面，很多人体的词汇，只能用拉丁语来表示，但是后来就开始用英语来表示。有一些东西只能用法语来表示，以前都有严格的规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打破禁忌，让语言能够充分的流动起来，语言穿越各个阶层的流动性，这个非常重要。民间的、知识分子的、庙堂的、朝廷的语言，我很希望看到一种大杂烩的格局。
    　　
    但是这种大杂烩也不是杂乱无章的。人不可能没有粗俗的表达，但要看场合，就是有的语言是跟朋友讲的，有的语言是跟陌生人讲的。学术会议上面的用语就是跟一个家庭聚会的用语、酒吧的用语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可以用很多种话语方式，但是要注意场合。但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难点，就是网络到底是不是一个公共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网络上面有这么多令人困惑的语言现象的根源之一。新媒体本身具有令人困惑的混沌的特点，很容易让人把私人空间误以为是公共空间，把公共空间误以为是私人空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自我身份也是模糊的，我是你的互粉好友，这算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还在一个测试的阶段。
    　　
    许纪霖：弗里德曼写过一本书叫《地球是平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也进入了扁平化的时代。过去的社会总是分等级的，在文化上有卓越与平庸之分、高雅与世俗之分，这之间是有界限的。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使得彻底的平等化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卓越与平庸、高雅与世俗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进入了一个扁平的时代。
    　　
    我现在要提出一个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的观点，网络文化需要“再等级化”。所谓“再等级化”，不是所要重新回到一元，让优雅的精英语言再次占据主宰性位置，不是，如今的精英文化早已经边缘化了，不要说回到中心，能够在这个偏平化时代占据一个与流行文化平起平坐的位置已经是奢望的了！在我看来，文化这个东西与社会身份、法律身份不一样，其内在品质是有等级之分的，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有卓越与平庸之分，不是说大学文化必定高级，网络文化必定低下，而是说即使在网络文化当中，也有这样的等级区别。
    　　
    今天这个社会的语言是礼崩乐坏。小孩对父母、学生对老师，不知道如何说话、写信，过去有各种各样的尊称，现在的90后，能够用您、而不用你，已经很不错了！我经常收到网友给我的留言，要求我为他做这个、做那个，但一不用尊称，二不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三也不介绍自己的身份与职业，感觉好像他是我必须为他服务的大爷，读了之后，真是啼笑皆非！我知道，在移动互联网当中，没有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多的尊称，但是一个社会还需不需要基本的礼，需不需要相互的尊重，至少是平等的尊重？
    　　
    语言偏平化的背后，反映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在文化上似乎大家都被拉平了，没有什么卓越和平庸之分。许多人看到有钱的和有权的人，立即变得低三下四，唯有权力和金钱值得尊重，而文化没有尊严。文化的尊严不仅被权力与金钱谋杀的，而且是文化人自我作践、自我矮化的结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文化有卓越与平庸之分，文化有内在价值的品质。
    　　
    文化不是个工具性的东西，语言也不是，今天的中国文化与语言都失去了其内在的价值。在语言内部包含着一种价值，你说什么样的语言，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用问你是谁，你说什么样的语言，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人。但是在今天这个扁平化时代，你都不知道谁是谁了。
    　　
    我说的文化“再等级化”，是希望这个社会的重新有一套文化之礼、语言之礼，有卓越与平庸之分。“再等级化”以尊重身份的平等为前提，但让各种文化、包括被边缘化的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生长空间，在平等的文化竞争当中区分何为卓越，何为平庸。只有卓越的文化、有尊严的文化才能与金钱和权力抗衡，而那些平庸的网络化语言，虽然有时候也会嘲笑和解构权力与金钱的虚妄，但因为自身是没有尊严的、缺乏卓越品格，因此只能提供破坏的、颠覆性的负能量，而不能像卓越文化那样拥有替代性、建设性的正能量，平庸文化反而成为权力与金钱的补充性存在，反过来更强化了后者的合法性。
        　　
    李明洁：许先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老炮儿” 。许先生讲的这个“再等级化”，这个词我还不敢就用，因为可能还要再推敲一下。但是我们看到许先生奋斗的决心，他有抗衡。我好像没有感觉到斗争这么激烈了，我也没有感觉好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实际上在我们观察互联网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很多新生的力量，还是看到很多所谓高贵文化的萌芽，甚至可以看到很多高贵文化的培育。也就是说我不太愿意用抗衡这样的词语，我也不想用卓越。我愿意用什么呢？我觉得当我们面对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判断、可以有选择，不是抗衡，是选择，是你有选择。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自媒体给我们提供着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自媒体，比如说你有“罗辑思维”，选“罗辑思维”的人你就是选择“罗辑思维”的价值观。你也可以选择“暴走大事件”，你还可以选择“胥渡吧”，你也可以选择“晓说”，你也可以选择“飞碟说”。当不同的人群去选择不同的自媒体的时候，每一个自媒体都有它的价值判断。听罗振宇讲话的是一种人，喜欢看陈丹青讲话的是另一种人。
    　　
    所以，如果我们有更多这样的自媒体提供更多的文化选择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以我们要的不是批判和抗衡，而是种植一些形态各异的花朵，有选择喜欢玫瑰的，也有选择狗尾巴草的。我觉得如果有一个社会，当我们不想选择狗尾巴草的时候，还有玫瑰可选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而互联网提供了这样丰沃的土壤，我觉得我已经看到曙光。
    　　
    许纪霖：我并不认为互联网语言都是下里巴人，而书面语言这才是高雅。实际上我真正希望的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能够去偏平化，在充分的、自由的竞争当中，生长出如今比较匮乏的卓越文化出来。
    　　
    李老师刚才提到的“罗辑思维”，我也很惊讶，罗振宇能够有5300万铁杆粉丝，他简直已经成为一个罗教主。这个影响力你是很难想象的。我不是说罗振宇不好，他有他的影响力，他能够影响那些三教九流阶层，我想说的是，互联网缺少另外一些层次的“罗振宇”，虽然不及罗振宇的粉丝这么多，但依然有自己的市场。这一年网络最热的是以视频为传播媒介的“自频道”，最近腾讯文化推出了视频文化系列短片，请清华的秦晖讲中国历史，请成都的老作家流沙河讲《诗经》，就是一种争取卓越文化的努力。
    　　
    雅与俗的区分是相对的，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化，其特点就是化雅为俗、化俗为雅，雅俗一体。一旦进入移动互联网领域，“罗辑思维”有许多值得精英文化借鉴的东西，要让卓越文化在手机族中有自己的领地和影响，不是故步自封，以学院为沟壑，将原来的精英文化强加在移动客户端，而是充分领会移动互联网与手机族的内在性质，让雅俗互融，让视觉大众也能体会到何为卓越、何为精致。由徐沪生创办的自媒体“一条”就继承了海派的雅俗共赏风格，慢生活、雅皮士、唯美主义，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卓越文化的典范之一。但这样的卓越文化在野蛮开发时代还处于缓慢生长的边缘化阶段。
    　　
    严锋：我们看到，如果再换一个角度的话，许老师说的“再等级化”，在某种意义上面今天已经在出现了，包括知识的传承上面也已经出现了一个“再等级化”的现象。比如说刚才讲的罗振宇和“逻辑思维”，刚才你还用了一个教主这样的表述，他和他的团体，这个关系肯定是一个等级化的关系，这个传播不是一个平等的传播。在过去的年代，其实知识的传播、启蒙也是这样的一种分层的垂直的传播。但在今天这种等级化也是由于新媒体的出现发生了不同。比如说你在鲁迅、郭沫若的时代，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它是阅读、消费的重点对象。而刚才讲的高晓松、罗振宇，他们也出书，但更主要是通过视频、讲座和新媒体的传播，进行一种形象的包装，通过商业的运作、炒作等各种全方位的方式使得原本单一的阅读行为变成一种更加仪式化的一种操作。
    　　
    所以今天阅读他们这些自媒体、自频道的这些人的书籍，已经是一个相当次要的行为，而且书本身并卖不了多少钱，但是通过线下的活动，通过会员费、讲座费和打赏等形式。一次的讲座费可能超过从前一位作家一辈子的稿费，这是一种全新的现象。
    　　
    这在某种意义上面又是回到了一种封建的、中世纪的格局，又出现了类似过去的大大小小的领主和各自的领地。我说的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领土概念，而是文化的领土在被切割、被瓜分，出现了一个一个高晓松、罗振宇、方舟子，他们每一个人领一块土地，这某种意义上面也是一种多元化。另外一方面，他手下有各种各样的信众、教徒、崇拜者，或者我们有一个最常用的词就是粉丝。这种文化现象我们也不是急于去评估，但在某种意义上面它确实是一种回归。其实文化现象很有意思，新的技术往往给你带来一种旧的文化结构的回归。
    　　
    实际上在历史，就是说从国际政治的角度也是有人提出一种“新中世纪主义”。比如说斯蒂芬•科布林，他就认为后现代的国际政治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又出现了类似中世纪的分裂图景。在今天跨国资本纵横全球，造成了对传统权力结构的瓦解，在这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新的离散和聚合。
    　　
    许纪霖：新年伊始，股市四次熔断，那是因为制度设计出了问题，互联网与股市一样，不需要有人为的熔断机制，重要的是让它能够自主地发展。但是互联网世界就像市场一样，资本和权力总是在里面上下其手，与它们对抗的力量，在我看来就是卓越文化。所谓卓越文化，不是因为其血统高贵，而是在充分的文化竞争中获得了卓越的品格，都说“主要看气质”，互联网看的也是气质，平等不是目的，目的正是为了在充分的竞争当中，分出卓越与平庸，一个好的互联网的市场，允许平庸的存在，甚至允许有低级趣味，但依然有卓越的一席之地，不被平庸所淹没，甚至对卓越的追求，主导了互联网市场，这就是我的理想。
    　　
    刚才李老师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想到马云的那句名言：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我们今天就在为这样一个梦想在努力，它实不实现不重要，我们努力的只是为了“万一”。
        　
    教主时代的降临
    　　
    李明洁：我很愿意和大家一起回顾15世纪的“古腾堡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品变得非常便宜，而且使得印刷量变得非常大，出现的古腾堡圣经直接导致了宗教的改革，直接导致了文化的启蒙，直接导致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我想提示大家的是，今天互联网在中国的价值不亚于“古腾堡革命”。为什么？就是在于互联网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人们从电脑上面打字转化成了在电脑上面看视频，我们要注意这个深刻的革命。在电脑上面打字和在电脑上面看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当你在电脑上面打字的时候，你还需要识字。当你在电脑上面看视频的时候，你已经不需要识字。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文化的普及又推开了一道墙。音像的介入到互联网，这是一个技术的培育，需要时间。这堵墙一旦拆开，大量的受到文字束缚的一些民众获得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堵墙一旦拆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到了最热爱文化的时代，我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我这么说？我今天坐地铁来的，我一路心情无限好，全国人民都在学习，而且连上电梯的时候都要学习，以至于地铁公司还要提醒说不要看手机。你想想，这个话原来是什么时候说的？我小时候爱读书，我妈就提醒我，“好勒，吃饭勒，不要看书勒”。然后我妈把这个事情拿给她的同事们去炫耀，说我女儿爱读书，每次我都提醒她，吃饭勒，不要看书勒。如果是这样的话，全国人民的妈要多高兴啊？全国人民到了无比热爱珍惜每一分钟都在学习的时代，不是吗？但这是什么造成的？如果都是汉字，我不相信有这么多人在看字。你不管他读什么，书有很多种定义，读比不读好，读碎片比不读好，看电视比不看好。所以，不要唯书神圣论，人生也是一本大书。
    　　
    许纪霖：不错，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在学习，不要说上电梯，穿马路都在学习。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学习，但是我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叫消费。学习有时候也是一种消费行为。学习是神圣的，按照学习的本意，是学习一种令他敬畏的知识，这叫学习，但是今天大部分的人在消费，他没有对他爱看的东西有多少的敬畏感，只是在消费他的阅读对象、聆听对象、视觉对象而已。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在消费对方，他同时也被对方在消费，也就是说，他无形当中就被他消费的对象洗脑了。他读什么样的文字、看什么样的视频，是看罗振宇的“罗辑思维”，还是徐沪生的“一条”，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网络时代，对现代人的洗脑不是50年代思想改造那种运动式的、显性的，而完全是隐性的。重要的不是你在学习，而是你学习什么、消费什么，这才是真正值得关心的问题。
    　　
    移动互联网时代，虽然你有了选择的自由，有自主的选择权。但是说实话，想说自主不容易。对许多人来说，他完全被时尚左右和主宰，很难有康德所说的的内心自由，意志自主。
    　　
    罗振宇的很多粉丝虽然有自主的选择权，是因为他们缺乏内心的思想自主能力，所以需要一个教主，这个教主可以帮他思考、帮他选择，在教主的光辉之下，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形成了一个文化亚群体。
    　　
    严锋刚才说“再中世纪化”，我也可以表述为“再封建化”。今天这个社会，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很独立，实际上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个特定的土围子里面，这个土围子是文化的土围子，形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再封建化”。平等的社会、原子化的个人时代反而最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文化土围子。
    　　
    罗振宇之前，还有另一位罗教主--罗永浩。有这么多的教主在网络上出现以后，我深深感到，知识分子时代真的已经out了，这个时代已经变成教主的时代了。网络提供了新教主诞生的技术空间和物理空间。加拿大有一个大师级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用他的学术术语，这就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过去是微博的大V们，如今是自媒体的教主们，以他们为核心，虽然粉丝之间彼此不认识，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主，共同的精神关怀、共同的文化趣味和共同的话题，于是就在线上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且这些共同体内在地具有从“想象”变为“实体”的冲动，罗振宇的各地粉丝们有经常性的线下活动。我常常感叹，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已经是昨日黄花，刘项原来不读书，一个教主的时代到来了。
    　　
    在微信群、朋友圈里面，即使没有教主，到处也是一个个文化土围子，到处是封建割据，各种各样的知识城堡、话语城堡、语言城堡。“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大部分人看了一圈之后，选择了一个土围子，以为土围子就是世界、就是民意，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看不到别的世界。
    　　
    严锋：我把两位老师的意见综合一下，我比较喜欢中庸之道，你们也可以说这个很庸俗，但我觉得我们中国还是需要有一些中间道路。
    　　
    一方面，李老师，我觉得她说得非常正确，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和可能，一个全民阅读的时代终于来到，我们热烈欢呼这个时代的来临。但另外一方面许老师说的也非常值得我们警醒和注意，当你有取用不完的学习材料和方式、途径，各种各样的名师、教主。这个时候，你读什么？你怎么读？这个其实也是同样关键的问题。
    　　
    我在高铁上面调查过旅客的消遣方式，大部分是在玩游戏。我不是说游戏不好，我本身就是一个资深的游戏玩家，游戏也是人类一种阅读的方式，一种学习的方式。一个学习的时代终于来到了，一个全民学习的时代，一个24小时年终无休的学习的时代。还有的旅客是在聊天，当然这个也很好，这是一种人际的互动。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又是一个新的人际时代的到来。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在读书呢？我查了一百个，当中有两个人是在读书。过去火车上面读书的人不会这么少，因为他没有其他东西干扰。那我们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是不是由于一种强势媒体？或者是某种强势的感官的刺激，抑制了我们原来能够更积极的获取知识的大脑？
    　　
    还有文字的意义，在视频、图像、声音时代，文字还有没有意义？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视频这个东西，一方面很方便，我们爸爸妈妈不识字的也可以看得非常开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会让人变得不用认字了。视频的快乐远远要大过看文字，那人类对文字，是不是会越来越冷漠？还有一点，视频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媒体。而文字是要你自己进去的，要发挥你大脑的主观能动性，吸引你的全部注意力。我看视频的时候，我根本不需要有太多注意力，有一搭没一搭地看都行，各种影像就会自己钻到我大脑里面，但是我阅读文字用这种方式肯定不行。人类大脑的塑造跟阅读是有密切关系的，正是因为有阅读，这样一种必须你全身心投入的行为，一种需要你发挥想象、逻辑、思考的媒体，塑造了我们大脑。阅读塑造了我们。
    　　
    视频图像最后会怎样的塑造我们？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不要警惕？要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思考文字的意义？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文字，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它是冷媒体，它是所谓的低分辨率。我们可以想象它就像中国画一样，有很多的空白。或者像漫画，它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它需要我们大量的思考的投入。视频图像是高分辨率的，所见即所得，其意义向你直扑过来，难以抗拒。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我们需要多点不同媒介，各具不同意义。
    　　
    微博，我觉得它更是一个公共平台，但是要知识分子去引领民众，这在当下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就是由于各种的原因，社会的限制，知识分子本身的素质也存在各种缺陷。
    　　
    知识分子有一种发挥作用的方式，可能更低调，却可以更持久，就是以自己的专业身份来发声。新媒体上面很多知识分子名声受损，就是因为越过自己的身份，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用心是好的，基于理想道义，但是他对很多事情并没有真正的专业的知识，很容易被人家抓住漏洞。我觉得以后知识分子更需要的是从自己本身专业的岗位出发。比如说你是一个医生，你就可以从医生的角度给大家在健康问题上的建议。你是雾霾的专家，你就可以对很多谣言进行辟谣。我是文学，我就谈谈我对文学的看法，包括我对语言的看法，包括对粗鄙语言的看法，这也是符合我专业的特色。
    　　
    我很高兴，我有很多非常好的粉丝，我从他们当中得到了很多的教益。我真的没有资格去引领他们，他们也都是我的老师。我们在今天这个互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不会再有从前那种一呼百应的启蒙者。知识可以有等级和中心，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一个有更多平等交流的基础上。
    　　
    我刚才讲到，我每次被人家攻击，骂了以后，我有时候会到微博上面哭诉一下，“我又被骂了，我好可怜”。然后就有粉丝来说，“严老师你千万要坚持住，你不要回骂”。我觉得当他们期待我这样子的时候，也就是在期待某种语言风格，期待某种职业的角色。那么我也就会按照他们所期待的样子坚持下去。我在微博上面的用语会非常的注意，对我自己的语言，因为我觉得我用这个东西来代表我的职业、我的岗位，为这个微博增加一种多样性。
        　　
    许纪霖：我还是想说，我不想当教主，我还是做老师好。老师和教主是不一样的。教主希望他的粉丝对他绝对地“信”，但是老师并不是要求学生信仰他，而是教会学生学会如何“思”，特别是批判性的思考。老师希望学生能够超过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教主希望自己永远像上帝一样高高在上，众生对他匍匐在地，如同众星拱月。
    　　
    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思”的能力很弱，所以他需要“信”，，信徒们总是需要一个人格化的知识之神来引导他，罗教主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启蒙知识分子作为导师，并不需要被学生崇拜，他只是教会学生有自我思考的能力，特别是批判性的思考，而这种批判性的思考，同样也针对老师自身。这就是老师与教主的区别。
    　　
    严锋：我补充一下教主这个说法，也可能稍微过分一点，但是它也是带一点修辞的意义。因为教主和教主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到一个宗教的教主，那是它原初意义上的。但我们刚才用的那个教主可能更弱一些，确实如果用在罗振宇身上，这个词可能太强了一点。
    　　
    但是“逻辑思维”它的运作模式和它的受众，它的一种凝聚的方式，有一些跟传统意义上宗教的相似性，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准教主吧。刚才许老师讲得非常好。今天有些人，由于对文字的一种抗拒、弱化或者其他的原因，还有视频图像的狂轰滥炸，出现了理性思维的退场，但是人们非常渴望知识，这是永恒的。他这时候就需要某个知识的传承者。在某种意义上面，在今天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比过去更需要一个知识的代言人。
    　　
    以往知识传承，最早的时候通过祭司，后来通过教会、学者、科学家等，逐渐演变下来。在今天，我觉得知识的代言人在某种意义上面变形为像罗振宇、高晓松、方舟子这样的，因为他们有公信力，他们口才非常好，他们知识储备非常充分。他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物，绝对不是偶然的。受众对他们形成了强烈的依赖。在网络时代，大家都很忙，也没有精力和兴趣去搞懂很多复杂的问题，那么就会把知识的来源，托付给某些他们信赖的“信托者”。
    　　
    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是罗振宇的粉丝，我这时候会有一种优越感，我属于一个小群体，我们这个群体智商是高于某个水准。这个当然不讲出来，但是在心理上面，人是需要某种归属、认同、群体、身份，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一下子去除，无论你怎样去解构，无论怎样的后现代，这种心态一定会找到某种载体，某种形式。在过去，这可以体现为最强烈形式，整个国家只粉一个人，那现在打碎了，各粉各的，我觉得比过去这是一种进步。而且像高晓松、罗振宇这些人，确实还是非常有水平，口才了得，个人魅力真的难以抵挡。
    　　
    我们为什么要用“教主”这样有点刺激的词呢？首先“教主”现象我认为是很难消除的，在不同的时代一定有不同的表现，无论是宗教还是非宗教，无神论也能成为一个教，某种意义上面是需要这种东西的，很难一下把它完全消除，我甚至认为如果把这个东西完全消除的话，包括宗教完全消除的话，人类社会很可能会出现难以预计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怎样看待它，怎么去接受它，怎样跟它保持距离和保持警惕，也许这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我并非要否定这种“教主”模式，而是可以指出罗振宇哪个地方错了，或者他这种商业模式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样就可以让人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迷信的状态，不断弱化这种教主的身份或者状态。
    　　
    李明洁：我首先讲，没有人，哪怕是上帝，都没有资格和能力规范语言。语言是一个生命体，它有自己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索绪尔在一百年前就说过这个话。当然我们目前看到的可能有某些不雅的词汇出现在公共领域，我们要知道，就像福柯讲的一样，它后面是真理、权力和话语，它不是语言本身来的，是造成这个语言的社会文化和人群来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整个中国社会正处在青春的粗口期。年轻的时候你没说几个“CAO”吗？所以当这个社会处在一个压抑、困顿、纠结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允许他发出一些这样的声音呢？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和共同的度过并努力地争取改良这个时期呢？我想我们在一个所谓崛起的呼号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努力和勇气。这是我先要想讲的。
    　　
    我也非常同意这位先生的讲法，太阳底下无新事。互联网，也就是像我们从竹简改成羊皮纸，从羊皮纸改成草纸，再从纸转成电脑一样，本质上是同样性质的变革。因为任何一种技术它都极大的拓展了我们的可能。我们要既不把技术神圣化，也不要轻视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它是带给我们改变了，但用什么改变呢？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多的选择和有如此多的观察。比如很多东西你原来是没有办法观察的，比如说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很难观察同性恋，但是现在我可以，我就上“淡蓝、飞赞”，我可以了解。只有你更多地观察他者，你才能更好地确立自我。你的自我身份是如何稳定的？有人为什么会信教主？因为他看到的他者太少了，我们原来受一个声音的指挥，我们没有办法在对不同的他者进行比对的过程当中树立我们真实的自我。所以互联网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可能，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技术拓展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因为人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归属，这是一个根本的人性。
    　　
    我很反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讲法。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甚至只是某个行业的专业人士，没有公共。我在我的专业之外，有资格讲什么吗？没有。因为你一旦公共了，你就要回应公共事件，群体有这个要求，我回应不了，我讲不了那么多东西的，我只能在我的社会语言学的领域里面回答我的问题。
    　　
    许纪霖：结束之前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美国举行竞选议员的集会，上去一个老头说，民主党是流氓！下面共和党人鼓掌。老头接着说：共和党也是流氓！民主党人也给他鼓掌。老头最后说：美国民主好就好在不是只有一个流氓，而是有两个流氓，他们相互竞争，相互打架，我们人民就有了选择权。
    　　
    李明洁老师热情欢呼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民众终于有了充分选择的空间。这是我很赞成的。我也不反对教主，不能因为知识分子只能做老师当不了教主，而反对教主，只是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教主，而不是只有一个教主，如果有很多教主都在竞争，让下面的人有自己选择教主的空间，那就很好了。即使在教主的时代，依然需要老师，教主只能让人“信”，但对于具有更高品质追求的人来说，更需要一种自主思考的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假如没有批判性思考，就没有科学、人文和进步。老师与教主比翼齐飞，一个多么美好的互联网愿景！

    注释
    
    ①黄季陆，《蒋孟邻先生与国父的关系》，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另可见：蒋梦麟，《追忆中山先生》。②《作事必须有恒心》，《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P159-160。③《孙先生牖民之作》，《民国日报》1917年3月5日。④孙中山，《民权初步》。⑤可参见：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⑥《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P54-55。⑦李启成，《议事之学与中国近代的民权演进》，《法学家》2013年第3期。⑧1952年，台湾“内政部”部长黄季陆，曾领导“民权初步研究小组”，依据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制定会议规范，于次年5月定稿，以部令颁布施行于全岛。参见：刘竟涛，《黄季陆先生在台湾》。

    资本主义是在保障私人财产权基础上、用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社会经济制度，建立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国家政治制度，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和民主多种形式。资本主义是发展经济的必有之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造就的『资本主义』，特别是江胡时代的资本主义，是『老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中所有坏东西的『三结合』。中国的十个贪官污吏，往往比不上一个金融权贵。中国许多人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回到『解放前』，实际上，『权贵资本主义』、『老资本主义』和金融掠夺的三结合，使中国的两极分化更严重，贪官污吏遍及全国，农民工和城乡贫民的生活状况，比所谓『解放前』还要差。这种状况，正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产生和传播的土壤。中国全国遍地的、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是官方践踏法治、『社会不公正』严重恶化的产物，有马克思主义作『后盾』，他们坚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暴力镇压只能使维权运动更加强大。
    今天中国的现实是，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全世界走向衰亡时，马克思主义在『老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金融掠夺』相结合的中国找到了生存的土壤。二十世纪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在揭露『老资本主义』弊端中起了重要作用，使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的资本主义得到了改善，苏联和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也证明，马克思建设公有制社会的理想是实现不了的。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发展、金融过度扩张和金融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金融危机以多种形式产生。现在的趋势是，雇主支撑的社会福利体系正在瓦解，过去一百年减少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办法——社会福利国家正在消退。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许多弊端，尤其需要从制定金融的全球规制来解决。这种情况，当欧美现代金融资本主义中金融欺诈、金融掠夺还没有找到全球性的办法加以抑制时，中国要在金融体制逐步健全和加强法治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开放资本市场，不能急急忙忙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否则将进一步加重背负在老大中国肩上的沉重负担。       

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两大问题需要同时解决好，一是『民主』问题，二是『社会公正』问题。中国邓小平以来的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老资本主义』阶段。一九八九年前，中国的重要问题是经济发展和『民主』问题，一九八九年後，就像十九世纪路易·波拿巴的法国一样，当时处在工业革命和经济大发展阶段，『社会公正』问题凸显出来了。
    当中国愈来愈卷入全球经济中时，中国政府愈来愈没有能力控制资本的流动。不论中国如何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都无法阻挡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
    在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上，能不能通过提倡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呢？这条道路，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公有化的道路。现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不可能回到改革开放前，不发展对外贸易，中国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铲除改革开放以来的、尽管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不可能实行的。就是限制民间私人工商企业的发展，也难于稍长时间实行。对今天中国来说，不利于市场经济和私人经济发展的措施，必将减缓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造成经济萎缩和大萧条。
    那么，中国能不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仍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呢？胡锦涛『和谐社会』虽然不成『理论』，但没有法治的『和谐社会』有助于『权贵资本主义』的生存，有助于贪污腐败，有助于掩盖两极分化和阶级斗争。现在中国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把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薄熙来和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清除了出来，夺取了他们的权力。反腐败受到民众赞同，但也使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重新回到了过去，『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如果说，近几年的反腐败，是一场从上而下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政变或革命，实际上摧毁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江胡时代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那么，可以想见，

在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中国官方提倡马克思主义和推崇毛泽东，就是当权者自己挑起社会冲突，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就会死灰复燃，成为动摇、颠覆中共政权的力量，这将最终导致共产党的分裂。当然，中国今天已不是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的时代，中国交通通讯联系的紧密，使中国也不可能产生军阀割据，不可能造成长期大乱。当社会剧烈动荡时，共产党的分裂，将把军方推上历史舞台。即使军队在大清洗後，高级将领没有什么『野心』，但在假借『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革命或『人民力量』的推动下，当军人介入政治後，政变和改朝换代仍将发生。

『非程序更迭』就是政变

    毛泽东时期和以後，中国与最高权力更迭有关的重大事件，如『九·一三事件』、逮捕『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下台，都是『非程序更迭』，实际上就是政变。面对社会动荡和以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主义的革命，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几乎没有选择，革命不能镇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镇压革命，只能为政变开辟道路。革命和政变可以避免，完善市场经济、厉行法治、推行宪政民主，这是一条康庄大道，这就是要在用宪法和法律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上，用社会福利制度、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促进中产阶级的成长、缓和两极分化，同时，使掌握国家权力各级官员的人，无法通过权力攫取财富。当然，还会产生贪官污吏，但厉行法治，实行民主就能减少贪官污吏的产生。走这条康庄大道，就可以避免革命、避免政变。
    （写于2015-10-28， Washington DC近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