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之中你会遇到许多人。有这么九种人，擦肩即可，深交不得。 
1
轻诺寡信的人
把许诺当做玩笑，信口开河、随口说说，背后却从不行动不作为。言而无信何以深交？
2
奉承谄媚的人
与人相交别有用心，话不真心，言不真意。需要你时热情积极，不需要时则狠心抛弃。阿谀之人，不可信
3
唯利是图的人
看人看背景，交人交条件。一切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让自己获利。这种人不仅不可信，还要小心提防，因为也许某一天他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你
4
嫌贫爱富的人
只交权贵而没有善心和同情心。把人分为三六五等，区别对待。这种人往往善巴结、爱讨好，但如果你平庸又贫穷，他则根本不屑与你打交道加薇信：vopshou5 ，健康减肥-1周瘦10斤，一月变美人。
5
城府太深的人
这种人或许无害，但却也难辨真心。心思太多，往往也精于算计。对于城府太深的人，有时话只能听三分，信三分，让自己保持一点怀疑才能避免不被利用算计。
6
八卦多事的人
这种人也许无心，但却十分热衷于处处打探，刨根问底。这种人往往容易造成间隙隔阂，破坏你世界的和谐和安静，所以适当保持一些距离，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7
不孝顺的人
孝顺是一个人不可缺的基本品德。如若对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存有孝心和感恩之心，又何谈期待他能对你心怀感激呢？不孝的人，不值得交心。
8
游手好闲的人
游手好闲之人往往缺乏责任感和人生方向，懒散又不愿吃苦。这种人容易传递负能量，也容易变成他人的负担和麻烦。与这种人，也应适当保持距离。
9
毫无原则的人
毫无原则之人往往不懂自控、不会自重，太过圆滑玲珑，让人难以信赖。不交这种朋友，才能守住自己为人处世的立场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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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56年评抗美援朝:帮朝鲜打这场仗错了 60年前的朝鲜战争，严格地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朝鲜发动的南下“统一祖国”的战争。第二阶段才是中国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现在先从朝鲜战争的发动谈起。
金日成（左）
按理说，发动朝鲜战争应该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决定的事，但按当时还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规矩，则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而斯大林在二战后所极力避免的一件事，正是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引发苏美大战。在朝鲜问题上，他也担心美国直接干涉，所以对金日成多次提出武装统一的要求，都一直没有同意。然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的态度却发生根本变化，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他误以为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决定拉上中国，万一美国插手，可以把中国推到第一线。
金日成按斯大林的意见来找毛泽东，得到了支持。毛泽东除了和斯大林一样，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误判外，还由于他始终坚守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并且有争当东方革命领导者的念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把延安当作指挥东方革命的“总部”。因处于秘密状态而不能回国的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就有不少滞留延安。如时任日共领导人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就以公开的身份出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由被俘的侵华日军人员组成）校长，并代表日共在中共七大上公开致词。单是我所在的延安俄文学校，教员中就有越南、朝鲜、印尼等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他们都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从苏联撤到延安的，日本投降后均已回国出任重要职务。
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所以中国革命刚一胜利就积极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金日成是从中国东北起家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有大量朝鲜人居住，成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人民的抗日复国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蔓延到了中国东北。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怒潮，东北更出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组成了遍布东北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后改编为统一的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朝鲜人的抗日复国力量多汇入各地的抗联。金日成就是从他的生长地吉林参加抗联的周保中部，最后升任为营长的。1938年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关内占领区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北抗日力量的清剿，致使公开活动的抗日武装无法立足，不得不分批退入苏联境内。后来，抗联经过整编，苏联把其中的朝鲜人独立出来，编成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部队。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并根据同美国的协议占领了北朝鲜。金日成也就率部回到北朝鲜，此后又在苏联策划下，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组成“内阁”，金日成出任“内阁首相”。同时也组建了朝鲜人民军。人民军虽然得到迅速扩充，但训练不足，更没有经过战争锻炼。所以他的骨干和主力就主要靠中国拨给的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三个师外加两个团。
后来，中国还在辽宁为朝鲜设有训练基地，战争期间曾成十万人地帮他们训练新兵和俘虏兵。至于物资方面的援助，更是不可胜数，而且都是白送，事后分文不收。
还应指出的是，斯大林把批准金日成南下武力统一朝鲜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毛泽东；而苏、朝酝酿和决定发动战争，却有意对中国保密。什么原因，至今学界还是看法不一，只有一点无可争议，即表现了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还缺乏充分信任（怀疑他是东方的铁托），金日成则是看不起中国和对中国怀有疑虑。
朝鲜战争的对打双方，一方是南韩和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国及其追随者16国，参战军力120多万（包括韩59万余，美48万，其余为英、加、法、澳等），一方是毛泽东所说的“三驾马车”苏、中、朝，参战兵力朝鲜26万、中国78万（一说135万）、苏联2.6万（主要为空军）。
在苏、中、朝这边，首先是金日成急于以武力统一南朝鲜，一再要求斯大林批准，斯大林先是犹豫，后来才同意，但实际上还是以中国参战和苏联不参战为条件。中国的态度则是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后来更直接参战。所以，对朝鲜战争起关键作用的始终是中国。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金日成南下进攻，或者坚持先做解放台湾的准备而不进行积极援朝的部署（如在鸭绿江边派驻大批军队准备进朝参战），也许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但是毛泽东由于坚持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以在亚洲推进革命为己任，决心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美国，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进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也给毛泽东提供了大力整肃国内被他认定的敌对势力和扫清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的大好机会。他认为，这是巩固革命政权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朝鲜战争又成为内政外交相互为用的毛泽东外交指导思想的一次大实践。
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是：志愿军虽然蒙受重大损失，最后仍只能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南北间的界线还得按停战生效时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划分。结果，南方（韩国）在东边北进最远达50公里，北方（朝鲜）在西边只南进最多10公里，朝鲜反而丧失近3000平方公里领土。朝鲜也就是大体上保住了1950年底1951年初头两次战役取得的战果，在联合国内则和中国一起，成为专指的被谴责对象。
抗美援朝最大的“得”，就是以志愿军的近百万伤亡的代价保留下了北朝鲜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个国家政权大概只能消失了，与我国隔江相望的近邻则可能是大韩民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过去一直有个“唇亡齿寒”的说法。其实仔细想来，当时（上世纪50年代下半期）与韩国相邻，并不能说我们一定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发生什么“齿寒”的问题。事后中韩关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点。
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
9月23日，他对也是来参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1957年7月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又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
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斯大林去世后在发泄一下他对斯大林的不满时，朝鲜战争也成为问题之一。但赫鲁晓夫认为，该负责的应是毛泽东。1960年彭真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就此同赫鲁晓夫吵了起来。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打朝鲜战争的积极，还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消极，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先谈朝鲜战争带给中朝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并从中国谈起。
中国遭到惨重伤亡。由于我方采取的是被称之为“人海战术”的办法，就使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近百万人的伤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面，谈到我们先后出动的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的减员人数达到97.8万。另按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再加上负伤的38万多和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阵亡人数（名字被镌刻在华盛顿一面纪念墙上）为54246人。
严重损害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抗美援朝战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原来局限于欧洲地区的冷战，一下子扩大到了亚洲，且激化为相当规模的地区性热战。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离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好斗的大国，先后站到了反对世界头号和二号大国的第一线，这就是反对“美帝”和“苏修”，后来还加上反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所谓“反动派”（以印度尼赫鲁为代表），毛泽东也就担任了全世界反对“帝修反”的革命领袖。但这却使我国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同发达国家和不少新兴国家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抗美援朝对于我国对外关系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我们傲慢地拒绝了联合国的停战建议。美国得以煽动并联合大多数国家通过谴责我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我国为敌。为防止产生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同我国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军事条约。这些又迫使我国不能不进一步强化对苏联的“一边倒”和对西方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被排除在大半个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之外，没能跟上世界发展步伐。
抗美援朝也耽误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连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过，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攻打台湾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这是不能挽回的错误，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虽然没有说这是抗美援朝带来的一个后果，但人们心里都是明白的，将来的历史书也会讲清楚，决策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当然，攻打台湾并取得胜利给那里的民众带去的是福还是祸，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抗美援朝只有在军事建设上使我国收获巨大，人民解放军基本改装了。中国有上百个师都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改装的。按彭德怀的说法就是，原来我们是非正规的，现在正规化，变成正规军了。因抗美援朝，苏联在军事工业上对我国的帮助也很大。原来人民解放军用的多是二战结束前后的旧式武器，特别是缴获日本的武器。
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能够自己制造的武器，最高标准也就是迫击炮。斯大林虽然只秘密派出空军参战，但却拿出大量现代化军事装备廉价（按半价计算）卖给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在苏联帮助下，基本上解决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问题。我们连个子弹都生产不了，后来全军首次实现了枪械型号的统一，还开始生产坦克、大炮、飞机、导弹了。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作者：何方
来源：水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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砗磲大爷
发表于 2016-1-29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
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
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
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
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于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
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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