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革命的地方，中国人民是热衷于革命的人民。
1912年，辛亥革命过后，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于是，孙中山就发动“二次革命”，开始讨袁。在有的省份，如四川和湖南，不只是二次，而是三四次，在隔壁的湖北，则有七八次之多。对此，梁启超感叹道，有了一次革命，就有二次、三次、接连不断，“革命复产革命”，何时是个结束？
原来，革命是有瘾的。
中国有悠久的革命传统，深厚的革命文化，直至今日，在很多人心中，革命的思维方式和斗争的哲学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很多时候，革命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首选，斗争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中国人的革命之瘾，非常严重，而且时常发作。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一，革命的传统
说中国很有革命传统，因为中华民族就是以革命起家的。
杨师群发现，“中华文明一开场，就充斥着一股肃杀阴森之气”。
距今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出现了部落社会。这些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先是炎帝与蚩尤的战争。生活于黄河中下游的炎帝部落，与蚩尤为首的九黎族，长期冲突，最后，炎帝不敌，退至今天的河北一带。不久，炎帝又与黄帝部落发生阪泉之战，归顺黄帝，与之结盟。炎黄结盟后，归顺的部落越来越多，但是，蚩尤不服。蚩尤属东夷集团，由南方北上中原。于是，炎黄二族联合其他部落，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最后，蚩尤落败，为黄帝擒杀。
如果考虑到共工与颛顼之战，伐三苗之战，以及其他一些连绵不断的部落战争，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初始阶段，是遍地烽火，战争不断。获胜的一方取得战败者的土地和人民，然后封派自己的家族成员去治理。
在这一过程中，氏族部落从自然聚居的社会体，逐步向政治体过渡，进而形成了国家。其建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部战争征服史和宗法分封史，所以，国家政权又是族权的放大。
经过一系列的部族厮杀，经过漫长的革命，国家就形成了。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一直流传的许多政治神话，如尧舜禹之间禅让的故事，根本就不存在。三者之间，是通过你死我活的暴力争夺权位的。
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是从文化到政治再到经济这一路径，与西方国家初起时经济起重要作用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是先有了政治手段和政治权力，比如类似于国家机器的机构，开始对财富进行分配，进一步形成国家的雏形。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威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独裁和专断的。因为残酷的战争，再加上宗法和血缘关系，独裁和专断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出现在西周时期，也是以血腥的革命为开端的。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结果是“血流漂杵”。周人建国后，总结殷商被灭的原因，认为是他们失去了“天命”，德行败坏，才失去天下。于是，周人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认为“天命糜常”，应该“惟德是亲”。
严格来说，西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封建社会。立国不久，开始封土建国，在分封的71个领地中，53个给了姬姓宗室。
韦伯也发现，在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时候，血缘关系比经济关系重要的多。而这种血缘关系，又是通过权力和政治关系来体现的。
因国家而产生的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并没有导致血缘关系的解体，而是加强和转换了这种血缘关系。加强是说他们彼此利益相同，共同的利益将他们连在一起。转换是说他们之间不仅仅只是血缘关系，还有宗法关系，政治关系，和等级关系。
封建制度与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一起，构成了西周社会的基本框架。可是，平王东迁后，这个框架就慢慢解体了。封建制度解体的重要标志之一，用孔子的话说，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与此同时，宗法制度也失去了约束力，礼崩乐坏，周王室就名存实亡了。
东周国家进入分裂状态，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革命和连绵的战争，这就是“春期战国”时期。经过五百多年的厮杀和兼并，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从此，黄河流域就出现了统一的国家形态。
在很多方面，秦奠定了后世中国基本的制度架构和政治运作模式。毛泽东说，千年犹行秦政制，就是这个意思。
从秦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治乱相间，分分合合，像驴拉磨一样，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总也无法摆脱历史的磨道。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就会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一直循环下去。
在这个转圈的过程中，发生过不少的故事，却没有任何的进步。如果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到称帝仅83天就“驾崩”了的袁世凯，中国共有过400多位皇帝。平均下来，每5年多就换一个，和美国总统的任期差不多。
秦统一后不久，因“仁义不施”，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导致秦的灭亡。从那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以“民乱”为标志，由盛而衰，然后没落，进一步又发生改朝换代的事情：赤眉绿林、黄巾、黄巢、红巾军、李志成，直至太平天国，莫不如此。
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以“民乱”开始，以革命结束。一治一乱，周而复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革命之瘾”不断发作，且日益强烈。
所谓的“农民起义”，或称“民变”，是最常见的一种革命形式。或因苛政，或因天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百姓揭竿而起，铤而走险。
大多数情况下，起义的领袖都不是农民，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如商人，官吏或军人。唐元鹏在调查历代民变领袖的职业后发现，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只有三人是农民出身。其余的都是余英时所谓的“边缘人”，如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等等。唐元鹏还发现，这些民变领袖不仅不是农民出身，他们造反的目的，也不是为农民谋利益，从一开始，他们就是谋求个人富贵的政治野心家，从黄巢到朱元璋，莫不如此。
慢慢地，动不动就造反，就革命，成了中国的传统。每次革命，除了一批梁山好汉式的莽汉鲁夫之外，更不乏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投机分子。
用刘仲敬的话说，每一次革命，都解放了投机分子，毁灭了正人君子，相对来说，信仰什么或者追求什么并不重要。
到了近代，东西方开始接触，中西文化开始碰撞。大大小小的革命更加频繁，革命的目的、口号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许多西方的或者说现代的内容。
太平天国就是一例。除了过去的“均贫富”，“均田免粮”等口号外，又多了基督教的成分，有了“上帝”和“天国”的内容。不过，这些宗教的内容都是落第秀才洪秀全在一知半解的基础上胡乱发挥出来的。在他的老师罗孝全这样的西方传教士看来，不仅可笑，而且全是“狂言”。
太平天国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过渡之际，东西文化开始碰撞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怪胎。可是，它却拖着一个长长的影子。一直到20世纪。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农民运动相结合，都有太平天国的影响。
鸦片战争暴露了中国的落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不只在军事和技术层面，从教育到文化到社会和政治制度，普遍落后。
辛亥革命就是一批热血青年对这种落后的反应之一。不过，就当时来说，辛亥革命所产生的效果，远不是我们后来想象的那样远大。傅国涌就发现，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不过是剪辫子、改旗子、变日历而已，没有带来任何深度的变革。
以孙中山为首的这批革命家，忽略了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偏离了中国应走的现代化之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扛起民族主义大旗，干起了革命事业。改变社会落后的建设问题变成了“驱逐鞑虏”的革命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变成了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成了少数人的革命事业。
革命再次成为中国的首选。辛亥革命过后，随之是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烽火四起，革命不断。
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开始不久，就被革命家劫持了。
梁启超发现了其中的缘由。梁在东京时，一度和孙中山走的很近，外出演讲，鼓动革命。一天晚上，梁演讲归来，对朋友说，只谈建设，不能吸引听众，要搞革命，要有革命口号，才能发动群众，才能募到捐款。
不过，很多的时候，革命一旦发动，就不以领导者的意志为转移了。
落后的中国也就摇摇摆摆地，不知所从。用梁启超的话说，“忽而立宪，忽而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一个制度，不足半年，就被另一新制度取而代之了。
所有的西方思潮，在中国都有追随者。革命的场景也就纷繁多样，如万花筒一般。
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几乎整整一个世纪，我们都在忙于革命，解放自己，解放别人，结果，就把现代化给忘了。等到这个世纪快要过去的时候，才开始搞经济建设。
中国的革命传统，加上涌入的各种西方思潮，注定了20世纪是动荡的世纪。
很多的时候，“革命”成了革命的唯一目的。
1949年后的中国依然如此。
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是中国三千年革命哲学的集大成者。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毛的个性和他的革命家本色。1917年，24岁的毛就认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毛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其次，毛所处的时代，是传统与现代的过渡时期。中国已脱离了朝代更迭的怪圈，就连袁世凯称帝那样的社会环境都没有了。可是，现代思想还没有形成，新的制度也没有成形。毛取得政权后，自称为“主席”。作为一个过渡人物，毛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很长一个时期，难以定位。这种历史的国度，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他的行动，不过，也同时给他很大的活动空间。
第三是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毛不得不依靠苏联，别无选择。不久，冷战的阴云开始笼罩世界。这两件事情，都强化了毛的革命思想。让他觉得，“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进一步发明了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认为，“文革”是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
不仅如此，毛还认为，自己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属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范围，而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他不仅要在中国搞革命，还要向亚非拉输出革命。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注定了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的一生。
当革命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的时候，革命者自己也不清楚想要什么，只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了。
二，革命的文化
造反，或者说革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分。
为什么中国人热衷于革命呢？可以举一个小区改造的例子来说。
在西方国家，比如英国，住宅建筑的平均寿命是132年，美国是74年，在中国，居民楼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左右。其实，有些小区，改建一下，还是可以继续居住的。可是，改建与改造不同，改建的工程量小，受益的人不多。只有推倒重来，彻底改造，才会多方受益，不仅居民的住房条件会改善，从开发商到地方政府，从地方经济到国家的GDP，普遍受益。
革命也是如此。《水浒传》中的李逵说，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然后，“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在那里快活，却不好？”
李逵的这番话，虽然受到戴宗的呵斥，却说出了宋江的心思，也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重新洗牌，是很多人闹革命的动机。革命提供了改变境遇的机会，至少提供了一种盼望。
就连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的阿Q，也这样认为。革命以后，“要什么就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小秦始皇”，从革命和改天换地这点来说，是有道理的。
这便是革命的文化。
梁启超发现，中国人的江湖盗贼思想，来自于小说，来自《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样的文学作品。
事实上，是中国的革命文化催生了这些文学作品，而这些文学作品，又反过来对中国人的造反精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翻一翻历次“农民起义”的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就能发现，其中有《水浒传》的影子。
中国人在意见不一致时，往往不是坐下来谈，达成妥协，求得共存，而是要压服对方，甚至消灭对方。
处于天平另一端的人，则要革命，要造反，乐于重新洗牌。
而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于匪气，对于造反，常常是赞许的态度。
唐德刚所说的，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小秦始皇”，还有这层意思：缺乏妥协精神，动不动就造反，就革命。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动乱不断，革命不断的原因所在。
革命的文化有许多特点。其一就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1925年3月13日，孙中山去世的第二天，梁启超在北京的《晨报》发表了“孙中山的价值”一文，认为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虽然受到不少人的攻击，此文却说出了真相。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者，在指责大清朝廷出卖国家利益的同时，为获得日本对其革命事业的支持，主动出让满蒙利益。大清王朝是打不过人家，割地赔款，是一种耻辱；孙中山为了革命，主动地出让领土主权，又何尝不是？如果考虑到行为的结果和行为的动机，或许，孙中山更应受到谴责？
翻翻历史，任何一次革命，都是如此。为了达到目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的国民性和国民素质，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退步。
革命往往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因为革命的成功与否，决定于人们的追随，而人们的追随，又决定于革命的煽动性和号召力。
革命总是与暴力密切联系。革命一旦发动，有时就不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了，有时，革命的方向和目的就都改变了。
革命造成恶性循环。孙中山在遗嘱中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实际上，每次革命过后，都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革命为一些人带来利益，让另一些人有所损失。即使同是获益者，获益的多少也会不同。结果是，失去的想赢回来，获益少的想多一些。在旧秩序已经打破，新秩序尚未稳固之际，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继续革命。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革命的其他许多特点。
革命的文化，已经渗透进我们的血液。过去一个世纪，接续不断的革命和政治运动，又强化了我们的革命意识。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会不自觉地说出革命的语言，做出革命的行动。
遇到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以革命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是计划生育、房地产开发、甚至反腐，也莫不如此。
因为这种革命的文化，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时，提出“不折腾”的思想，这是在总结了沉痛的历史教训后提出的。
可是，让中国人“不折腾”，让中国人摆脱革命的思维方式，放弃革命的思想和斗争的哲学，却不是易事。
而事实又是，什么时候，中国人戒掉了革命之瘾，告别了革命思维，抛弃了斗争哲学，人性才会开始回归，中华文明才会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的现代化才会真正开始。
□ 读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