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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曆文革，曆數其十大罪狀

    
     楊建平
   
   
    1 無限上綱
   
    經曆過文革的人，可能都記得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和稍後對“三家村”的批判。曆史劇海瑞罷官，是爲彭德懷翻案，鳴冤叫屈，矛頭直指偉大領袖毛主席；三家村是利用雜文含沙射影地攻擊諷刺三面紅旗和大躍進。彭德懷的問題也涉及到三面紅旗和大躍進。本來，在正常社會，批評與諷刺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何況還是如此隱諱和謙虛的批評與諷刺。當時，《文彙報》也登載了一些表達不同觀點的文章，文章認爲這是學術之爭，不要把學術之爭搞成路線之爭。然而，他們的立場有問題。他們暴露了自己，很快也自身難保。這恰恰是路線之爭，不是學術之爭。調子早就定好了，盡量往階級鬥爭的紅線上靠。屬于正常爭論與批評範疇的問題，卻被無限上綱，《海瑞罷官》被打成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毒草；鄧拓、吳晗、廖沫沙被打成反黨集團，成了階級敵人。這是後來一系列文字獄和冤假錯案的開端，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開端。
   
    2 任意羅織罪名
  
    第一波沖擊的是資産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其後才是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們都在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有的還在領導崗位上。他們推行一套資産階級反動教育路線，與無産階級教育路線相對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他們有反動言論，有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和攻擊，或崇洋迷外，推崇西方資産階級的價值觀人生觀，他們有的甚至墮落爲特務、走狗。等等。他們被批鬥，戴高帽，遭毒打，被侮辱，有的教授甚至被關在籠子裏展出。這是什麽？這就是任意羅織罪名。動辄就是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這些罪名都是完全無中生有的。後來的平反昭雪就充分說明了這點。
    走資派的情況大同小異。百分之五屬于走資派，百分之九十五屬于無産階級革命派。看一個官員是不是無産階級革命派，就看他是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一邊。試問，有哪個官員敢不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一邊呢。因此，說他們是走資派實屬誣陷之詞，以後的平反昭雪又說明了這點。現在一些未經曆過文革的人認爲文革主要就是揪鬥走資派，批鬥單位頭頭，這真痛快，真解恨。其實這是誤解。文革中批鬥走資派的時間並不長，後來在成立革委會時絕大多數都進了三結合的領導班子。他們受到的沖擊並不比反動學術權威和一些中學教師和一般的地富反壞右更甚。因此，當你想到倒黴的走資派時，你也應該想到教授專家、普通的老師和五類人。
    給反黨集團羅織罪名，給叛徒集團羅織罪名，給反革命黑幫羅織罪名，給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織罪名，給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羅織罪名。
    任意羅織罪名甚至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比如，把國家主席說成叛徒、內奸、工賊。請想想，一個國家主席竟然是叛徒、內奸、工賊，這是怎樣大膽的謊言啊！說實話，我當時就不相信，盡管我還是一名中學生。我依據的不是證據，而是常識。常識告訴我，他們一起幹革命，是長期相處的戰友，底細互相了解，他們絕不會把一個叛徒、內奸、工賊推舉爲國家主席；另外，政治審查之嚴厲人所共知，一個叛徒、內奸、工賊不要說混上國家主席了，恐怕連一個普通的黨員或黨支書也混不上。可是謊言還是堂而皇之地炮制出來了，不顧常識與理性，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全國人民公布。對待自己以前的戰友怎麽可以這麽做呢？動機高尚怎麽會采用如此手段？
   
     3 反文化
   
    一開始，就從文藝界開刀，揪出了以周揚爲首的四條漢子，他們霸占了文藝界的領導權，從三十年代起就和魯迅作對，執行的是資産階級的文藝路線，而不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他們的領導下文藝界成了重災區。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受到了清算，除魯迅外，都無一例外地被潑了汙水。革命文學作品和電影受到了批判，被打成毒草。那些革命文學作品和電影本來就很革命了，現在卻受到更加革命的批判。當時盛行一種清教的禁欲主義，影片中女運動員露出大腿也被認爲是黃色的，資産階級的。好像無産階級女運動員就應該身穿長衣長褲比賽。有男女戀愛內容的電影被批爲資産階級的愛情至上。描述戰爭的影片被批爲宣揚戰爭恐怖論。電影《舞台姐妹》受到批判，規規矩矩做人，認認真真唱戲，被認爲是不講階級鬥爭，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受到批判的還有《北國江南》《早春二月》，宣揚資産階級人性論、人道主義，抹殺和歪曲階級鬥爭。《鐵道遊擊隊》，未體現出毛主席關于遊擊戰的戰略、戰術原則。《冰山上的來客》，作者是僞滿人員，沒有黨的領導，個人英雄主義。《我們村裏的年輕人》，三角戀，沒有英雄人物，只有中間人物，醜化革命幹部。《洪湖赤衛隊》，其中有歌詞“賀龍領導鬧革命”犯了忌，被打爲毒草。古裝戲《桃花扇》作爲一部陰謀影片受到最嚴厲的批判，其中的台詞“我生爲大明朝的人，死爲大明朝的鬼”翻譯過來就是“我生爲蔣家王朝的人，死爲蔣家王朝的鬼”真不知道是怎樣翻譯的。
    古典名著遭到批判，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圍城》《邊城》等遭到批判。瞿秋白的《多余的話》遭到批判。不知爲什麽，好像所有十七年的革命文學作品都是資産階級的、小資産階級的或修正主義的，它們受到批判，被打成毒草；無産階級似乎只有一本叫《豔陽天》的書，它沒受批判，並被擺在新華書店的空架子上出售。
    小說《紅岩》被認爲爲叛徒歌功頌德，結果作者被批鬥，被迫害自殺。有不少作家、藝術家被迫害自殺，可以例舉一份長長的名單，其中最著名的當推老舍。
    批判了國內的，又批判國外的。批判作家也批判哲學家、思想家、音樂家。肖洛霍夫受到批判，一個修正主義作家，在《靜靜的頓河》中歌頌哥薩克白軍，汙蔑蘇聯紅軍，《靜靜的頓河》是部反革命的作品，因此西方資産階級頒發給他諾貝爾文學獎。在《一個人的遭遇》中宣揚戰爭恐怖論，活命哲學，誣蔑納粹集中營裏的共産黨員貪生怕死，出賣自己的同志。宣揚頹廢、沒落、感傷的資産階級思想。當戰後蘇聯人民在重建家園時，主人公卻守在廢墟旁哀歎：命運啊，爲什麽這樣捉弄我？爲什麽這樣殘酷地懲罰我？
    狄更斯受到了批判。狄更斯對勞動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但是他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不是革命者，不贊成以革命手段推翻資産階級。而我們知道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資産階級才能開創出一個無産階級的新天地。他筆下的主人公都從窮苦中奮鬥最終成爲小資産階級者。大衛科波菲爾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狄更斯是一個具有極大局限性的小資産階級作家。
    莎士比亞也受到批判。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受到批判的還有巴爾紮克，盧梭、福樓拜，還有哲學家柏拉圖、康德、尼采，還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摩根的遺傳學，貝多芬和莫紮特的資産階級靡靡之音，等等。今天看來這一切十分荒唐。他們似乎要和整個人類文明作對。在這裏，我們看不到智慧和理性，只看到勇氣可嘉。是的，他們不怕鬧笑話，他們只對無産階級負責，是拿筆杆子的年紀已不算太小的紅衛兵。
    書籍被焚燒，或運去造紙廠造紙。掀起了反宗教的狂熱。教堂被砸，神父被批鬥，被驅逐。也砸碎了孔家店，砸碎了廟宇和佛像。毀壞了大量文物。
   
    4 個人崇拜
   
    人手一冊紅寶書，紅像章，天安門廣場上的接見，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最高指示，語錄，語錄歌。語錄、標語、畫像無處不在。教室裏有，校園裏有，機關單位有，居民住家有，你哪怕遞份申請或給單位一封信函，擡頭也必須有語錄，沒有語錄對方不會受理。語錄用在辯論中，用在批鬥會上，用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中。應用得最多的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還有“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小學課本裏也出現語錄，還出現他的畫像。頭頂一個光環，像聖像一樣發光，好像他就是個發光體。
    被清空的新華書店幾乎只賣他的選集、語錄、石膏像、畫像。以前還有其他領導人的畫像，十大元帥的畫像。文革開始後就只有他一個人的畫像了。有身著軍裝檢閱紅衛兵的畫像，有和親密戰友林彪副統帥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有普通的畫像，有和藹或威嚴的畫像、高瞻遠矚的畫像，有井岡山會師的油畫翻版，有去安源的油畫畫像。詩人爲他寫詩，作曲家爲他作曲。以前有首《東方紅》，而文革開始後，歌頌他的歌曲卻鋪天蓋地而來，就是在歌曲中，他被稱爲紅太陽，金太陽。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他的詩詞普成了歌曲，他的語錄普成了歌曲。比如這段語錄：“我們共産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經曆過文革的朋友們也許能想起它的旋律吧。
    最高指示，我的印象中，好像都在晚上或夜半三更發布。最高指示不過夜，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半夜三更在電台裏一播送，你就得參加遊行慶祝它的下達。事前作了通知，半夜兩點下達，你就必須提前一小時在單位或居委會集合。不管起風下雨你都得去。禁止攜帶雨具，有時你會淋得像落湯雞，但你心裏高興，最高指示下達了。我有時想，爲什麽總是晚上下達呢？他的大腦只在晚上工作？他睡不著覺？可是爲什麽要在晚上在半夜三更公布呢？不可以記下來，第二天公布嗎？又不是什麽要緊的事。比如，有則最高指示是，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沖突，在無産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有什麽理由半夜三更把他們叫起來，告訴他們之間其實沒有根本的厲害沖突呢？還有一則是講要給革命隊伍輸送新鮮血液，又是夜半三更，難道第二天輸送新鮮血液就遲了嗎？遊戲隊伍敲鑼打鼓，隊列前都舉著他的畫像牌。單位小的幾個十幾個，單位大的幾十上百個甚至更多。你站在街沿上看著它們過來，整整齊齊，全都一個模樣。你會看花眼。
    有誰會不記得迎接芒果呢？可以說那是最精彩、也最荒唐的一幕。爲了迎接一個水果。據說，某外國元首送給他一藍芒果，他又轉贈給工人階級、工宣隊。水果不易保存，送出的都是蠟制的複制品。我所在的那座小城，由革委會主任，也就是一把手，親自到省會去接迎。革委會所有成員，有點頭面的人物都跟了去，車隊由解放牌汽車、大客車組成。芒果擱在一個鋪了層绛紅色的金絲絨的托盤裏，革委會主任雙手端在胸前，站立車頭，兩旁有持槍的解放軍戰士守衛。他們的表情都很嚴肅。全城出動，歡迎的隊伍在城外一公裏就鋪開，敲鑼打鼓，放鞭炮，載歌載舞。唱的是《芒果頌》，跳的是忠字舞、秧歌舞。車隊遊完幾大街，把金芒果放在行署大禮堂的台子上，由兩名持槍的解放軍戰士守衛著，通宵達旦供群衆瞻仰。

他是紅太陽，大救星，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當代馬列主義的巅峰，熱愛他的廣大民衆匍匐在他腳下，高呼萬歲，敬祝萬壽無疆。反對他，說他壞話的人，都以“惡攻”罪論處，或槍斃或坐大牢，據說全國有七萬多起。
   
   
    5 階級歧視
   
   
     我說的自然是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歧視。這種歧視曆來就有，64年他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變得更加嚴厲。學校首當其沖，貫徹階級路線，大搞憶苦思甜，請老工人、老貧農到學校作報告，控訴地主資本家的罪行。學生被分爲工農子弟、普通勞動人民子弟和剝削階級子女。這後一種人也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們處處受歧視，被孤立，被劃入另冊，被迫在班級會上表態要站穩立場，和自己的父母、家庭劃清界限，重新回到勞動人民、無産階級這一邊來。在學校，他們入不了團，升不了學，從初中升高中的推薦名單上就沒有他們的名字，更不要說從高中考大學了。六三級一批出身不好的高中生甚至被清退出校，下放到艱苦的礦山勞動。從學校畢業後，居委會不安排他們工作，只能做下力的零工。一些 參加了工作的人也不能入黨、提幹。在婚姻上，他們也受影響，一些保密單位或機要部的工作人員配偶不能是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涉及到犯罪，出身也成了加刑或減刑的籌碼。同一案例出身不好的人會受到重判。布告上都要把出身公布出來，並作出階級分析，說明犯罪與出身的關系，而出身勞動人民家庭的就不公布他的出身。
     文革開始後，地富反壞右這五類人的子女被叫做黑五類，與紅五類相對立。血統論猖獗一時。有些學校組織甚至不准他們外出串聯，即使准許串聯也在串聯證上寫明家庭出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以高幹子弟譚力夫炮制的這則體現血統論觀點的對聯廣爲流傳。同樣廣爲流傳的也有《出身論》，它爲黑五類子女說話，揭示他們真實的處境和生存狀況，對血統論進行了無情的批判。這需要智慧、激情和一顆無畏的心。他就是遇羅克。當時卻署名“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許多人感動得流淚，互相傳閱，以爲代表中央，一些出身不好的子女以爲中央要改變政策了，自己的處境會改善，從此可以擡起頭來做人了。但它不代表中央。它是一個人思想的産物，一個走在時代前面的優秀青年心血哺就的醒世之作。他因此獲罪，被判處死刑槍決。
     中央的政策沒有變。文革開始後，黑五類經曆了抄家，被批鬥，遊街示衆。一些家庭確實也抄出了些過去富裕生活留下的財物，但大多數家庭已經很貧困，無疑抄了勞動人民的家。抄家不止抄一次，批鬥更是家常便飯，尤其是在居委會。他們也叫牛鬼蛇神。在學校，大多數出身不好的老師都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批鬥，遭羞辱、毒打。牛鬼蛇神再沒有安甯的日子好過了。他們的生命安全也開始受到威脅。
     在北京的紅八月，紅衛兵打死了一千七百多個黑五類，把五萬多個黑五類家庭驅逐出京，到農村去落戶。他們的暴行既帶有自發性也受到鼓勵。後者可能還是主要的。沒有當局的暗中支持和鼓勵，不可能演變得如此激烈。赤裸裸的暴力行動，他們要的就是一個紅色恐怖。
     大興也開始殺人，殺的都是黑五類及其子女，短短幾天就殺了三百二十四人，二十二戶殺絕，大到八十歲的老人，小到幾十天的嬰兒都遭到殺戮。
     六七年在湖南道縣，殺了一萬多黑五類及其子女，相鄰的幾個縣城也有殺了幾千或上萬的。
     在廣西的武宣、賓陽等地，殺了不少黑五類及其子女，並且搞人肉會餐，把死者分吃掉。
     在文革前，他們雖然受到歧視，低人一等，被劃入另冊，但還不至于被從肉體上消滅；而文革開始後，在一些地方，他們的生命安全已沒有基本保障。
     階級鬥爭和無産階級專政依據的是什麽呢？有這樣一種說法：被推翻的地主資産階級不甘心于他們的滅亡，千方百計地企圖推翻無産階級專政，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讓勞動人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可是，他們手裏沒有槍杆子，怎麽推翻呢？他們可以搞破壞，可是沒見他們炸毀橋梁、鐵路，破壞工廠啊……原來，他們根本沒有實際行動，只是在心裏想想，他們的圖謀不軌與變天陰謀僅僅存在于思想、頭腦中。
     沒有他們這樣的活靶子，階級鬥爭又怎麽搞得起來呢？
    
   6 敗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則
   
   
    還在學校時，這種關系就就開始敗壞。學生被分爲幾等，階級路線，思想改造，使學生之間互相疏離。學校提倡學生樹立無産階級人生觀，過一種高尚純潔的革命化的生活，與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思想作鬥爭。所謂的無産階級人生觀解釋很廣泛，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也包含其中。學生要想入團，要想升學，就得向團組織和班主任老師交思想彙報，對自己非無産階級的錯誤思想、言行作自我批評，也附帶檢舉別的同學的非無産階級的錯誤言行，思想彙報也就成了打小報告。都是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他或者她哪次說了什麽話，哪次在下鄉勞動中偷懶，對貧下中農不夠尊重，瞧不起普通勞動者，有成名成家的思想，等等。在他們眼裏這些就是資産階級或小資産階級思想的具體表現。學校也是這麽教育他們的，他們必須學會用階級觀點分析問題。
    學校要求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學生和父母、家庭劃清界限，站穩立場。如果某個學生認爲自己的地主或資本家的父親或母親是好人，是正直善良的人，而不是學校所說的那種仇恨新社會，仇恨黨和人民的壞人。他會怎麽做？他不會說真話，把自己真實的想法說出來。他照樣會在班級會上和思想彙報中和父母劃清界線，贊同學校對他父母這樣的人作的分析，表態站穩自己無産階級立場。這樣他就說了假話，說了口是心非的話。一些無産階級出身或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他們正值青春期，可能會有一些非無産階級的念頭和喜好。他們不會說出來，他們在思想彙報中說的都是些輕微的東西，比較嚴重的使他們困惑的東西他們不會說出來。他們會遮掩，會說假話，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實思想。他說過的某句話或做過的某件事如果被班主任知道了，他會回想當時都有些什麽人在場，他多半會猜到是誰檢舉了他。他從此不會再信任那個檢舉了他的同學。並且在有機會的時候對那人實施報複。
    單位上也大同小異。只消把入團換成入黨，把升學換成提幹，情況就大致相同。單位上的人還涉及到政治學習和大大小小的運動。你或許能保證你在運動中沒有揭發檢舉你的同事朋友，但你卻不能保證在你的同事朋友被揪出來後你沒和他劃清界線，沒有表態站穩立場，批判他的非無産階級的思想。越是好朋友，越是怕牽連自己，因此越是要態度堅決。你會起來揭發他，把一些他私下裏的言論揭發出來，洗清自己，增添他的罪狀。也許你內心並不情願，但你不得不落井下石。這樣你們多年的友誼也就毀于一旦。你保住了自己，但是你說了假話，你內心感覺自己或多或少出賣了朋友。
    還有一種個人的想法也讓你說假話。那些想法或者說思想，你是不會說出來的。比如，你經曆過困難年，如果你碰巧對當時的農村有所了解，你會認爲那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而是人爲的因素造成的。三年自然災害這種說法不科學。可是，這樣的想法你敢說出來嗎？又比如，你如果是個有點頭腦的人，認爲彭德懷是仗義執言，真理在他這一邊，他的萬言書是爲民請命，沒有錯。你會說出來嗎？你是不會說出來的，你在會上照樣會罵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你照樣說假話，說口是心非的話。如果你腦子裏有個想法，認爲三家村的雜文寫得不錯，《一個雞蛋的家當》《喝白開水的好處》尤其精彩，它們諷刺得好，切中要害了。你敢說出來嗎？或者，如果你幹脆覺得文化大革命搞錯了。你敢說出來嗎？你不敢說真話，因爲代價太高了。如果你偶爾說漏了嘴，你會整日價疑神疑鬼，提心吊膽，生怕別人檢舉你。你是個正派人，聽到別人的言論你不會檢舉揭發，但你能保證別人不檢舉揭發你嗎？
    檢舉揭發，打小報告，告密，相互失去信任，說假話，不說真話。這似乎成了常態。兒女與父母劃清界限，妻子與丈夫劃清界限，朋友同事之間劃清界限。等等。
    還有就是仇恨。群衆對走資派的仇恨，兩派群衆之間的仇恨。你可別小看了這種仇恨。在武鬥期間，我們這地方流傳著一則故事。說兩個在一起長大的的朋友，一起進工廠當學徒，一起出師，一起耍女朋友、安家。但文革開始後，兩人參加了不同的組織，從此分道揚镳。武鬥期間，他們在泸州一處戰場上相遇了。夜晚，雙方都呆在戰壕裏，相隔只有三四十米。造反派這邊的朋友聽出保皇派那邊朋友的說話聲，他把他喊答應了，用髒話辱罵他，提出兩人單挑。對方接受了他的挑戰。兩人端著步槍走出戰壕，相隔很近距離，同時扣動扳機，子彈分別射穿了對方的心髒。
    這故事可能出自虛構，可能不是真人真事，但卻道出了某種真實性，即雙方仇恨之深。仇恨是真實存在的。否則，怎麽可能兵戎相見，鬥個你死我活？
    文革散布了許多仇恨，許多謊言。敗壞了我們心中所珍視的東西。讓人迷失自我，回歸之路難尋。
   
    7 普遍的貧困
   
   
    我不想引用數據，不必說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的邊緣。我只想說說自己親身的感受。經濟肯定好不到哪兒去。誰統計過大串聯有多少學生參加嗎？免費乘車，免費吃住，肯定花了一大筆錢。串聯學生多半想去北京接受接見，人數之多，鐵路運輸都幾乎弄得癱瘓了，北京的各接待站也窮于應付。運動開始後，各機關單位和廠礦職工就幾乎沒有正正經經地上班，他們忙于大字報，大辯論，忙于揪鬥走資派。到了武鬥期間，幹脆就停了工，不再幹工作，卻照拿工資。後來提出抓革命，促生産，也是革命在前，生産在後。經濟照樣沒有搞起來。
    我的印象中，文革十年就沒有漲過一次工資，當時的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資三十幾元，也有二十幾元或四十幾元的。在我們這座小城，十年沒修建一棟樓房，本市最高建築就是解放前修建的鍾鼓樓，和文革前修建的一棟六層樓的旅館。清一色的瓦房。我還記得串聯歸來時，火車駛過大橋，從車窗裏望去，只見城市一角盡現灰蒙蒙的瓦脊，上方飄著淡淡的柴煙。跟清朝的景象差不多。一家人擠在一間屋子裏，有的三代人同住。院子裏十幾家甚至二三十家人共用一個肮髒不堪的廁所，公用的水龍頭。街道上則是公用的自來水站。許多家庭沒有時鍾，手表只有工作人員並且經濟比較富裕的人才買得起。只有少數家庭才有自行車，孩子們學騎自行車都到廣場去租車來騎。人們穿青藍二色的服裝。男人穿中山服、軍幹服、青年裝，富裕點的穿華大呢、滌卡，一般人穿卡其、咔叽。女人穿一字領兩用衫，你見不到一個化妝的女人，見不到打口紅、塗脂抹粉、燙發的女人。年輕人不能穿褲腳小于六寸的褲子，有段時間街角上出現由居委會老大娘們組成的剪小管褲隊伍。看見有穿小管褲的就攔下來不由分說地剪掉。就是說，你在穿著上不能隨心所欲，你只能穿無産階級服裝，不能穿資産階級或小資産階級服裝。

城市居民享有糧票、布票、棉花票、肉票、油票，甚至豆腐票，以及各種購物卷。中學生每月32斤口糧，普通居民25斤；肉每月半斤，油4兩。一個五口之家每月有兩斤油，而現在的一個五口之家每月會吃掉多少油呢？半斤肉，可能一頓就吃光了，可接下來的二十九或三十天你就得頓頓吃素。而蔬菜也是有限的，有時由農民的菜擔子供應，有時由蔬菜公司供應。鋪子裏偶爾賣不要計劃的鹹魚或帶魚，立刻就排起了長隊。百貨公司賣不要布票的粘膠布，也立刻站起了長隊。
    我後來到了農村，才知道農民更貧困。有的生産隊一個勞動日才一角多錢。他們吃不飽飯，穿不暖衣。要不是有一分自留地和瞞産私分，好多生産隊的農民根本就活不下去。他們穿得破破爛爛，小孩打赤腳，靠懷裏的烘兒過冬，有的棉衣千巴萬補都看不出本色了，跟舊社會的窮人穿的差不多。
    沒有一部私人電話，只有機關單位和廠礦辦公室裏才有；沒有電視機，黑白電視機在文革結束後才問世；沒有摩托車，一般人買不起，也可能根本就沒有賣；沒有小轎車，只有首長坐的小轎車偶爾從街上開過。
    還有一種貧困叫精神貧困。沒有書讀，書籍都被燒毀了，所有的圖書館都關了門。沒有電影看，以前的電影都被打成毒草，是封資修的東西，無産階級只能提供八部樣板戲供群衆欣賞，有段時間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在新聞片裏面成了電影明星。群衆有自己的娛樂活動，以前是看大字報、大辯論，看揪鬥牛鬼蛇神和走資派，在武鬥中觀戰。還有種娛樂就是看槍斃犯人，這方面，他們有的是機會，尤其是在清隊和一打三反期間。刑場設在郊區河灘上或偏僻公路上，圍觀的群衆事前就等在那兒，或跟著刑車跑去。有老人小孩有男人女人。他們想看清楚，隔得這麽近，一次槍斃一個反革命組織頭頭，腦漿都濺到一個女孩的臉上了。
    你很難在街上看到幾張高興的臉。熱鬧過後，人們都顯得灰溜溜的，打不起精神，似乎也看不到希望。
   
    8 視人命如草芥
   
   
    我自然想說的是草管人命，濫殺無辜。文革害死了多少人呢？有人說二百多萬，也可能更多，總之死了不少人。我這裏主要說在屠殺中死去的人，在冤案中死去和被迫害致死的人。
    紅八月在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被棍棒、皮帶打死，或其他方法致死，甚至有被開水燙死的。實施暴行的是紅衛兵，他們由高幹子弟和紅五類子弟組成，受到暗中的鼓勵、教唆。他們在學校裏已樹立起了無産階級世界觀，頭腦已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了，首次亮相就幹出如此驚天動地的事。他們的組織叫聯動，用他們的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
    大興在短短的幾天內，殺了三百二十四人。在屠殺前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和本地當權派的指示。老人小孩一起殺，斬盡殺絕。沒有理由殺他們，如果非要找出個理由的話，那就是他們是黑五類及其子女。
    湖南道縣是更大規模的屠殺。它給出了一個理由。謠傳黑五類及其子女成立了一個叫黑殺隊的組織，目的是殺黨員、幹部和貧下中農。他們要翻天了，因此鎮壓和殺掉他們就順理成章。
    不是說他們一直想翻天、想複辟嗎？這一天終于等來了。他們終于暴露了自己的階級本性，對他們絕不饒恕。
    這當然是造謠。實際上，五類人及其子女已被整怕了，他們做夢也不敢想成立組織對現政權實施報複。他們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不敢亂說亂動，但還是難逃厄運。
    屠殺從67年8月13號至10月19號，曆時66天。在各處路口上派出了手持大刀、梭镖的戰鬥隊員站崗，五類人及其子女都被集中看管起來，以防他們逃跑。刑訊逼供，然後一批一批殺害。66天，時間夠充裕了，他們完全有時間想出各種花樣折磨受害者，使用的刑罰有上百種之多。完全有時間把所有的黑五類及其子女斬盡殺絕。據說，曾派部隊去制止，但卻沒有制止住。持槍的解放軍都制止不了，可見場面有多麽慘烈。
    有專門的督察人員，負責統計數字，把一個大隊的經驗傳授給別的大隊，鼓勵多殺人。他們把殺死的人丟進坑裏埋起來，丟進廢棄的石灰窖裏、深井裏，岩洞裏。有的丟進河裏，順水飄流。下遊縣城的人看到了從河裏漂流的屍體。它們有時一兩具，有時成片成片地漂流。有老人，孩子，男人，女人，有的半裸，有的全身赤裸，有的屍首分家，有的被鐵絲捆住雙手，有的已經腫脹……
    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事實上，右派分子也殺。一個也逃不掉。殺一個人，有的窮點的大隊給二、三元，或十斤谷子，富裕點的大隊給五元。有個貧農二流子一天就掙了55元。他一年在生産隊勞動還掙不了這麽多。
    他們殺的是黑五類，是階級敵人。好像你一旦被打成階級敵人，你就再也不完全是人了。
    文革後，有人去采訪了那些凶手，他們是普通的貧下中農。他們對自己的行爲並不表示後悔。他們說他們當時是在按上級的指示辦事，階級敵人想翻天，就應該殺掉他們，說就是現在，只要有上級命令他們也照殺不誤。
    廣西也發生了屠殺。在軍區和革委會的指使下，保皇派“聯指”對造反派“4.22”及同情造反派的群衆和黑五類及其子女展開屠殺，從67年秋冬到68年8月分，前前後後共殺害八萬四千余人，一說是十萬人。在武宣、賓陽等地他們殺人並把一部分受難者吃掉。桐嶺中學一夥學生竟然殺害了他們的校長，並割下肉來烤著吃掉，最後只剩下一副骨架。誰會想到這些樹立了無産階級世界觀、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青年一夜之間竟然變成了吃人生番。他們自己也沒想到，他們吃掉的只不過是個階級敵人。
    死人無數，人命如草芥。在雲南趙健民案中，抓了大量的人，刑訊逼供，打死一萬七千多人，打殘五萬多人。
    在內蒙，爲了清查“內人黨”，打死了一萬六千多人，打殘八萬多人。
    這兩個案例充分說明當權者對人的生命的漠視。受害者都是普通的人，不是走資派，不是黑五類，是普通的工人農民。爲什麽要牽連這麽多人？爲了一個宋健民——原雲南省委書記，被康生指控爲叛徒，特務，反黨黑幫。就爲了這個人——他自己倒沒死，關了八年，陪上一萬七千多無辜者的生命和五萬多殘疾的身體。而在內人黨案中，爲了一個早已不存在的組織，一個影子組織，卻付出一萬六千多條命和八萬多殘疾身體的代價。打死的死了，殘疾的卻還要活下去，那裏面的經曆會是他們終生的噩夢。
    清隊和一打三反殺了多少人？據說有二十多萬。真實數字恐怕永遠也無法弄清。有不少是思想犯、言論犯。遇羅克就是在一打三反中被殺害的。有時一張布告上滿頁都是紅叉，打紅叉的手不會顫抖。
   
    9 無底線的殘忍
   
   
    如果可以不舉具體事例，就可以證明這條標題爲真，我甯可不舉。它們太殘忍，太血腥。我甯可不說在大興，當一個嬰孩從死人坑裏爬出來時，又被一鐵鍬拍死，重新丟進死人堆裏，一個貧協主席用鍘刀鍘下了十六顆頭顱，最後自己都累得癱倒了；甯可不說在武宣、賓陽，他們對活人剖腹掏心掏肝，把人綁起來，開膛剖腹，潑上一桶涼水，再掏出血淋林的心髒和肝髒，有個生産隊沒有黑五類或黑五類子女就到別的隊去借，借來的是個子女，批鬥後剖腹挖心挖肝，分食掉了；甯可不去談那些酷刑，不說在道縣，他們用大刀砍人，用鳴火槍射殺人，用殺豬的通條捅死人，把幾個人綁在一起中間塞進炸藥炸飛，活埋，把人推下岩窟窿再丟下柴草活活燒死，折磨侮辱女人，集體輪奸後再殺害，等等。
    但抽象來自具體。我說兩件我耳聞目睹的具體事例。
    武鬥期間，許多地方兩派都私設公堂，刑訊室。雙方殺紅了眼，抓住對方俘虜便施以酷刑，發泄仇恨，往死裏整。一個造反派戰士被酷刑折磨，活活地被剜掉了雙眼。被剜掉的雙眼後來找到了，用福爾馬林水泡在一個醫用玻璃瓶裏，由站在街口一張條桌上的一男一女輪換端在手裏向群衆展出，並訴說保皇派的罪行。另一個戰士被砍掉了四肢，剖腹掏心，去掉了內髒，割下了頭。這截殘剩的軀體放在架車上，由戰友們拉著遊街。血肉模糊的被掏空的半截軀體，不像是人的而像是某種動物的。見過各種場面的群衆也感覺慘不忍睹，駭人聽聞。
    還有一種殘忍是精神上的。我在凱迪上讀到過一則故事，真人真事，帖子名叫“慘慘慘，母子同車被槍決”我沒記錯的話，作者網名是愛國使者。講的是林舜英、李立榮母子倆的事。事情發生在南京。
    林舜英的丈夫，也就是李立榮的父親是國民黨一個普通的官員，解放前夕去了台灣。後來五十年代初本來也准許他們一家人移居香港，再經由香港去台灣的。但林舜英舎不得離開已在部隊上工作的大女兒和自家的小樓房，留下來了，沒有走。這一決定，將使她悔恨終生。
    李立榮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三個妹，是個相貌清秀，多才多藝的青年，中學畢業後，在一家集體食品店上班。他喜歡讀書，結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有作者愛國使者。文革開始後，他會拉小提琴，還參加過宣傳隊。但後來因受朋友牽連，被抓起來了。他的一些年輕的朋友也被抓了起來。批鬥，審訊。辦案人員已不滿足于一般的言論罪，他們要破獲一個反革命組織。這需要一個年紀大的人，教唆、組織這些年輕人的人。他們想到了林舜英。
    林舜英是個膽怯的謹小慎微的女人。一次她給大女兒寫信，投寄後才想到有處地方可能寫錯了，于是她淩晨四五點鍾便等候在郵筒旁，等到郵局工作人員來開了鎖，她拿回那封信才放了心。結果並沒有錯。可是她爲什麽沒有走呢？爲什麽已批准了她卻沒有走？放著香港、台灣不去，卻要留在大陸，這是爲什麽？潛伏下來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現在機會來了，便興風作浪。她被抓起來，在沒有任何證據和口供的情況下被認定爲反革命組織頭目。辦案人員要她承認，答應只要她承認了就放過她的兒子。她承認了，但仍然沒放過她兒子。當辦案人員在獄中向她宣讀判決，她聽到她兒子也同樣判處死刑時，這位母親、這位善良膽怯謹小慎微的婦女竟號叫著不顧一切地朝他撲去。
    但是，判決還是執行了。公審公判大會後，母子倆雙雙被押上囚車，押赴刑場槍決。
    李立榮的哥哥被判了十年，愛國使者被判了十年。李家的幾個妹妹在家裏相擁痛哭。
    這是我讀到過的最殘忍、最悲慘的故事。它再好不過地印證了本標題所指。
   
    10 言論和思想治罪
      
    這一條也是最根本的一條，我留到最後說。
    一些爲文革叫好的人說，在文革中群衆享有四大自由，也就是享有言論、思想自由。這純粹是誤解。所謂的四大自由，只是意味著你有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自由，有批判三家村和反動學術權威的自由，有批判牛鬼蛇神和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的自由；你絕無批判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自由，絕無批判文革的自由，絕無批判無産階級司令部的自由，你不可能寫江青同志的大字報，不可能寫林彪同志、姚文元同志、張春橋同志、陳伯達同志等無産階級路線上的人的大字報。你絕無反對三面紅旗和大躍進的自由，絕無爲彭德懷叫好的自由、爲三家村叫好的自由。你只能說允許說的東西不能說想說的東西。四大自由不是真自由，不存在我們所理解的言論和思想自由。

倒真真實實地存在言論和思想治罪。
    遇羅克是言論思想治罪，《出身論》和一本日記就是治罪的理由。日記中有一則寫道：誰掌握了媒體，誰就掌握了工農兵。非常睿智，不是嗎？林昭是言論思想治罪，她不贊成反右整知識分子，追求自由，譴責思想專制。張自新是言論思想治罪，她對文革有不同看法，對個人崇拜有不同看法。李九蓮是言論思想治罪，她說出自己真實的思想和看法，被在部隊上的未婚夫檢舉。還有……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舉不甚舉。三家村是言論思想治罪，許多作家、藝術家是言論思想治罪，許多反動學術權威是言論思想治罪，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是言論思想治罪。
    遇羅克、林昭、張自新、李九蓮……他們明知說真話會有什麽結果，可還是要說。啊，在中國還真有敢言的人。現在說到他們我們不能不表示敬佩。我們靠說謊話苟且偷生，他們才是真正的人，真的勇士。他們的存在使我們這個民族不致完全蒙羞。對他們的紀念是永恒的。
    言論和思想治罪才讓文革得以進行。試想，如果有憲法保障的權利，有言論和思想自由，劉少奇能爲自己辯護，會發生什麽？他的辯才肯定不會比誣陷者差。事實和道義在他這一邊，他會還自己一個清白。這樣就不再有頭號修正主義這個活靶子了。文革還搞得起來嗎？
    有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地方絕不可能發生文革。
   
   
    文革爆發過去五十年了，至今還罩在一團迷霧中。有些真相沒有公開，總是遮遮掩掩，連描寫文革的文學作品也不讓出版。網上一些人甚至爲文革叫好。經曆過的，懷念它；未經曆過的，向往它。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他們文革的真相——它遠不像他們想的那麽美妙。 
    
(親曆文革，曆數其十大罪狀——文革五十周年祭 全文完博

知青總有寫不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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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大約是當代中國最富爭議的話題之一了。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留在延安》是北京知青依夫對自己紮根延安的記錄，又爲這個話題增添了一則鮮活的案例。

　　作者依夫四十年前是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的學生，在聽了一場關于延安精神的演講後，他滿懷雄心，報名去延安當了知青。據調查，目前像他這樣戶口仍留在延安且仍在崗工作的知青，總計不超過十個人。

　　現在的年輕人，對于知青是怎麽回事，大多不太清楚。好在一批知青作家不斷有文學、影視作品問世，才讓知青及那段曆史沒有完全淡出人們的視野。早期的《蹉跎歲月》《孽債》《年輪》，近年的《北風那個吹》《知青》等等，都是頗具影響的作品。這些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以其爲底本的影視劇，往往情節跌宕，並伴隨著激烈爭論，有人說真，有人說假。

　　小說抑或影視，都屬虛構，不能要求它完全等同生活本身。而有過知青經曆的人，對那段歲月大相徑庭的評判，則是因爲這個群體人數太多，曆時太長，情況太複雜。不同的人，自信滿滿地根據親身經曆講故事，當然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本書的作者是1976年高中畢業後去陝西省吳起縣插的隊，應該算是“小插”了，早在他插隊的二十年前，即1955年，城市知青上山下鄉就開始了。中國政府在這一年號召城市中不能升學或失業的中小學畢業生到農村去，試圖把解決城市失業同改變農村落後狀況結合起來。

　　當時高中、大學教育並不普及，絕大多數青年在中學畢業後無法像今天一樣，自然地升入更高一級學府，就業壓力空前。于是，官方從1962年起在全國範圍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讓生長在城鎮的初、高中畢業生下鄉落戶務農，僅靠自覺、動員是遠遠不夠的。各級地方組織爲完成這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只能不擇手段。從1962年秋至1966年夏，全國共有約130萬城鎮知識青年奔赴農村和邊疆。

　　“文化大革命”爆發，打斷了上山下鄉運動的正常進程，初、高中學生都成了“紅衛兵”，停課鬧革命。全國大專院校招生中斷，工廠招工減少。到1968年底，全國積壓了三年的在校初、高中畢業生突破一千萬人。後來，人們習慣地把1966、1967、1968年這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合稱“老三屆”。今天人們了解的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正是從老三屆開始的。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刊出了毛澤東的批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于是老三屆畢業生除一些“天之驕子”能留城、參軍外，絕大部分都上山下鄉了。在老三屆學生的畢業證書上，赫然印著懾人心魄的“最高指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衆相結合。”以此爲起點，直至1979年，全國共有1700萬城鎮知識青年被送往農村去戰天鬥地了。

　　關于知青的去向，亦有很大區別。大部分知青是到農村“插隊落戶”，還有一部分則是去了各地組建的“生産建設兵團”，雖然也是務農，但他們屯墾與備戰兼顧，過的是准軍事化生活。到1970年，全國共組建了新疆、黑龍江、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雲南、浙江、山東、湖北共12個“生産建設兵團”以及西藏、江西、廣西的3個農墾師。據解放軍總參謀部統計，至1972年人員基本飽和爲止，全國生産建設兵團共接收知青近110萬人。其中，1968年6月組建的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截至1975年底，共接收下鄉知青39萬余人，爲規模最大者，其余各兵團接收知青數萬至十數萬不等。

　　生産建設兵團屬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管理嚴格，政治活動多，勞動強度大，但通常能拿到固定工資（每月30元左右）、有較先進的農用機械，吃飯在食堂，住宿在集體宿舍，每年（或每兩年）有探親假（報銷路費），所以生活相對穩定。而插隊知青，口糧僅由國家供應一年，以後就只能自己掙工分，一個工分幾分錢，而且很難掙到最高的每日10分，所有花費都是自己支付，通常不到10人在一個生産隊中，住宿很差，自己做飯，在很多地方，苦幹一年的收入，還不夠支付回家的路費，所以大多數插隊知青要靠父母貼補，而且自1969年就開始各找門路，力爭早日離開農村。

　　插隊知青的日子本來就苦，如果再趕上個素質低劣、品行不端的當地幹部，那就苦到家了。因爲他們的戶口及糧油關系都被固定在當地，沒有相關組織的證明信，幾乎寸步難行。這種情況直到“李慶霖事件”後才有所改觀。

　　李慶霖是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的教師。1972年12月20日，他公然上書毛澤東，痛陳其子插隊落戶之苦。毛讀過信後，大爲感觸，1973年4月25日親自給李複信：“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此信被中共中央印發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級黨委，並傳達到下鄉知青和廣大群衆，對知青的補貼及保護政策隨之恢複。比如，知青大多被安排爲農村學校教師、生産隊記工員、赤腳醫生、大隊與公社宣傳隊隊員等。這些工作的勞動強度相對較低，還有一定工分補貼。

　　由于以上種種，決定了知青命運和感受的複雜。本書作者插隊時，知青的待遇已經大爲提高。書中說，當地一戶農民都准備舉家去要飯了，知青卻依然有吃有穿。作者本人最終留在了延安。據稱，當年像他這樣最終留在當地的知識青年，全國有數十萬人。

　　依夫的這部書，具體地反映了這數十萬人的生活和思想變化軌迹。這部書完全不同于那些返城知青寫的青春記憶，也不像某些發達人物寫的對艱難歲月的追思回望，當然更不是對陳年往事流水賬式的記錄。作者是在給讀者講述一個個親身經曆的、看似平凡卻能給他深刻啓迪的人物和故事，雖不是小說、劇本，卻更加鮮活動人。

　　在他的書中，讀者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生活在底層的勞動者，卻有著能打動人、塑造人靈魂的言行和境界。作者在精神上，與他們融爲一體了。這也許就是依夫最終選擇留在延安，並幾十年不願離開的原因。

馮瑤，《中華讀書報》

《留在延安——一位北京知青的心靈隨筆》，依夫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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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必讀！中共初期的財源竟是這麼來的？(圖)

列寧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創始人。（網絡圖片）

中共建黨到大革命失敗這段初生期，幾乎全部費用都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中共對此迄今嚴格保密。本文根據蘇共解密檔案和學者的研究成果，揭開令人吃驚的一角。

任何軍政活動都需要龐大財力支撐。沒有錢，職業革命者無法生存，大革命的場面無從形成，這是常識。中共初興之時全仰蘇聯財援，但中共對“用盧布”一向諱莫如深。

一九六○年代以前，蘇聯要避“輸出革命”、中共要避“赤俄雇傭”；此後中蘇鬧翻，中共又得避諱“依靠盧布喂大”——既顯缺乏獨立自主，又涉嫌“忘恩負義”。一九九○年代蘇聯檔案解密，不斷飄出塵封資料。但大陸學人餘悸猶在，很少敢沾碰這一專題。近年有人開始整理這方面史料，論文發表於較冷僻的學術刊物。絕大多數學者(遑論老幹部)對中共依賴盧布起家尚不知情，揭開一角，難免驚叫。

維金斯基帶十萬美元鑽石到上海

一九二○年七月，李大釗在北大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月捐八十銀圓為小組經費。十二月陳獨秀赴穗就任教育委員長，李漢俊代理中共上海支部書記，他抱怨：“人都走了，經費沒有，沒辦法幹了。”李漢俊要包惠僧去廣州請回陳獨秀，或將黨的機構遷穗。包同意赴穗，但沒有路費。由某青年團員資助十五元，包才赴穗。(注1)《共產黨》也因缺經費，只出了六期。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馬林向共產國際彙報一九二一年六月初至十二月十日期間中國共運：“中國共產主義者已在陳獨秀——他主編《新青年》雜誌多年——的領導下形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七、八個城市有小組……，但自維金斯基(即吳廷康)離華後，經費無着，不得不停止。”(注2)經費問題十分明顯。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在報告中：“我們感到最遺憾的是缺少錢。《勞動界》停刊了，兩個工人工會也得停辦。因為：第一，經費困難；……我們的機關報是《社會主義者》日報，該報每月需要七百元，(注3)很難繼續下去。”

陳公博是黨的活躍份子。經費問題一直是早期中共的日常性難題。撮選幾則史料：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鄂西特委負責人在上海向中央要經費：“我們最低限度的預算每月三百元(交通費公辦費一百五十元，生活費房租在內一百五十元)，宜昌機關四個、沙市兩個，共七個機關，如少了則萬萬辦不到，而省委只允許二百元……二百元實在辦不到，也是無法啊。”(注4)

一九三四年中共地下黨在上海連遭嚴重破壞，經濟一時陷於絕境，史沫特萊捐出四萬美金，才助中共度過難關。一九三五年河北省委與中央失去聯繫，經費無着，一邊緊縮機關，一邊下鄉鬥地主搞糧食，一邊再搞募捐，日子仍過不下去。省委書記高文華與負責經費的其妻賈璉，只得賣孩子以維持。“我們共有四個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頭，男孩比女孩多賣錢呀，於是就把僅僅四個月的兒子賣了五十元大洋。這錢分給王洋十元，李大章十元，解決吃飯問題。這五十元大洋，整整維持了北方局三個月的生活。”(注5)

一九三五年底的“價廉物美”(張申府語)的“一二九”學運，散發傳單仍需經費墊襯，北平學聯的成本為一百大洋。(注6)

為避免孤立無援，赤俄政權稍一穩定，便急着“輸出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列寧成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規劃世界革命。一九二○年四月中旬，維金斯基赴滬，俄共派遣特使將價值十萬美元鑽石到上海變賣，不止一次託人帶錢或匯款給維金斯基，給他的任務是克服中國革命的分散狀況，將中國激進的知識份子集中起來，成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

初期經費完全靠蘇俄資助

一九二○年秋，《新青年》雜誌開始接受共產國際資助，逐步轉變為共產主義刊物，引發著名的“胡陳分流”。一九二一年一至二月，廣州無政府主義激進青年領到俄國人給的生活津貼(每月二十港元)(注7)

然維金斯基未能完成在中國組建赤黨的任務。一九二一年四月，共產國際再派出馬林來華助建中共，最實質的支持當然是金錢。據《包惠僧回憶錄》，馬林抵滬後立即與李漢俊、張國燾等人籌備中共一大，向六個外地支部寄送通知，邀請每一支部派兩名代表赴滬與會，每位代表匯路費一百元。(注8)據說回程時再領五十元川資，毛澤東就是靠這筆錢，會後遊歷杭州南京。毛此時在長沙師範附小主事，年薪僅百餘銀圓，他不斷給報社投稿以賺稿費，很辛苦。包惠僧說：……如果不是他(馬林)來，我們黨的“一大”會議可能要推遲一兩年，或更多一點的醞釀時間。如果不是他四處奔走，國共聯合戰線可能推遲，或者搞不成。(注9)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陳獨秀政治報告中：“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特別提醒莫斯科：

首先應該強調一下中共的財政困難情況……這對中國共產黨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共三大一結束，馬林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

黨現有黨員四百二十名，其中工人一百六十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一、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二、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三、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4、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

黨是個早產兒(……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黨早產並過多依靠外國的資金維持。(注10)

一九二六年俄共政治局決議“想方設法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資金援助”。(注11)俄共不僅僅向中國輸出革命，還向日本、蒙古、朝鮮等東方各國共產黨提供經費。

俄援貫穿上海、江西至延安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剛結束，張國燾草擬工作計畫，上海總部及京漢穗湘等分部，各地出版工人刊物，約三十人每月領取津貼二千零三十五元，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為每月一千零數十元。馬林表示均由共產國際補助。(注12)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陳獨秀打收條認領共產國際寄來的四、五月經費一千墨西哥元。後再認領二千九百四十港幣(摺合三千國幣)。七月十日莫斯科匯款一千八百四十墨西哥元，專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者。馬林檔案詳盡記錄了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財援。

一九二四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約三千元；一九二五年預算月領二千二百五十元，四月起增至三千六百五十元；一九二七年月均收到三萬元以上；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每月預算五萬元左右。一九二七年後每年僅用於“特別費”一項，中共就得到幾十萬元上下。如一九二七年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俄款約三萬元，開辦黨校得五萬元，七月到八月湖南農運得款近五萬元，九月準備秋收起義得款一萬元，十二月為廣州起義及善後得援款近十萬元。一九二八年底中共向莫斯科提出百萬特別費。(注13)毛澤東搞秋收起義，章士釗也為他籌了兩萬元，這即毛後來厚待章的出處之一。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春，僅李大釗經手的經費就達數萬，款子均由穗漢國民政府處匯來。一九二六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達每月六千元；一九二七年再增經費預算每月一點二萬元。二七年七月五日，共產國際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三點九五萬元。二七年八月九日，鑒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須單獨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捕一帶二。共產國際代表為此撥款千元。二七年八月國共徹底破裂後，共產國際撥給中共的經費增加到每月兩萬。(注14)

據中共歷史檔案財務統計，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秘密撥付中共各項款額接近百萬銀圓，這一數額相對於蘇聯這一時期援助國民黨與西北軍馮玉祥累計五千萬銀圓雖微不足道，但對尚處嬰幼期的中共來說，年助百萬已是天文數字了。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為支持國民黨北伐，赤俄援助國民革命軍五架飛機、五萬餘枝槍及其它軍火。(注15)蘇聯顧問對廣州政府之所以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背後可是站立着強大的經援，包括資助赴俄學生的各種費用。

一九二八年六到七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由蘇聯提供約十萬盧布經費。聯共(布)政治局根據斯大林的建議，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再撥九萬盧布給中共應急。共產國際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撥款十二點五萬盧布，聯共(布)政治局決定下半年增至三十四萬盧布。摺合中國貨幣，一九二八年月均超過六萬元。(注16)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供詞：“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相當)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裡……”(注17)直至一九三二年，中共機關全部遷入江西赤區，來自蘇聯的固定經援才中止。但被停發的相當一部分經費，共產國際建立“中共基金”，仍謀求以某種方式支援中共，只因苦求人員往來中斷無法交遞。

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團中央局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均被捕，此前被捕並叛變的黨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入獄勸降：“……現在黨中央局、團中央局都幾乎全部破壞了，連最微薄的活動經費因同國際方面的聯繫斷了，也難以維持了……”中共總書記、黨中央局書記親口承認接受共產國際經費，成為國民黨捏有中共接受赤俄資助的確鑿證據。

紅軍長征抵陝後，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架起大功率電台，中共向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康生拍發的第一封電報：“請你們訊問國際能否每月幫助我們三百萬元”，並要求給飛機、重炮、高射機槍、步槍、子彈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張聞天再向王明、康生告急：“因為沒有現金，糧食也買不到了。請即刻經過天津付款處送一筆款子來，以救燃眉之急。我們的交通正在那裡等候。”張聞天再馳電：“你們答應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我們派人於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並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注1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向蘇聯財政人民委員會發電報：(向中共)“在撥出二百萬盧布之外，再提供：五十萬美元……”，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帶了三十萬美元。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季米特洛夫電告毛澤東：“援款一百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注19)俄援直到抗戰結束後仍在繼續，蘇聯將東北日軍遺留的大批軍械轉撥中共，林彪的東北野戰軍迅速膘壯，成為中共逐鹿中原最雄厚的資本。

陳獨秀向共產國際報賬要錢

向共產國際報賬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主要工作之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人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他約二千餘元。”(注1)十分明確，經費主要來源“國際協款”，自募黨費僅千元(月均不足百元)，不足百分之六。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的結尾提到：

按此前批准的二千二百五十元預算，我們在一至三月應收到六千七百五十元，而你們給我們寄來三千四百二十三美元，僅相當於五千八百八十七元中國幣，因此還差八百六十三元。這個數字我們還要求補上，以後請給我們寄金盧布或有追加的美元。(注20)一九二五年四月九日，陳獨秀向共產國際遞交了十分詳盡的年度收支報告。

陳獨秀為經費與國際鬧矛盾

經費問題一直是中蘇兩黨的摩擦點。中共“一大”前後圍繞是否接受經援，爭論激烈；此後則為款額多少與撥款拖滯不斷“摩擦”。

“一大”之前，李漢俊向馬林表示：中國共運當由中共自己負責，共產國際只能從旁協助；中共只接受共產國際的理論指導並採取一致行動，但不希望依靠共產國際的津貼展開工作，只能在感到需要時接受共產國際的補助；共產國際代表只能是中共的顧問，卻不應居領導地位。馬林碰釘子後，急盼能與更有影響力的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見面。

一九二一年八月，陳獨秀在上海首晤馬林，基調仍是“鬧獨立性”：中共尚在幼年，一切工作尚未展開，似無必要戴上共產國際的帽子；中國革命有自己的國情，目前不必要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共產國際援助，以免引起中國無政府主義黨及其它方面的流言蜚語，會對產生中共無中生有的攻擊。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十分緊張。此時，張太雷到滬，奔走陳獨秀、馬林之間進行調停。李漢俊、陳獨秀這一最初的“鬧獨立”，成了中俄赤黨關係的一大基調。(注21)

陳獨秀在黨內會議上曾怒曰：“何必國際支持才能革命！”馬林大惶，遜謝不已。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陳獨秀與馬林之間的爭執，致使會議無法繼續。陳獨秀對李達等人說：每月只拿他們二千多元，事事要受支配，受制於人十分難堪，中國一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陳獨秀連接幾周不出來與馬林會面，不願每周向馬林彙報工作。(注22)陳獨秀認為：中共黨員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革命要靠本國自己的力量，不能接受第三國際的資助，接受人家的錢就得跟隨人家走，而且一時也沒什麼工作可幹，要錢也沒用處。陳獨秀還認為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可能需要一百年，要革命青年重視學習，不要想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現實。(注23)

一九二七年七月寧漢合流，國共關係徹底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艱危，中共對俄援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掌握撥款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衝突。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嚴厲批評中共不斷要錢。

中共依靠蘇聯經援，乃中共必須聽命“遠方”(共產國際代號)之底牌。至此，蘇聯對中共之所以具有強大操控權(如兩度撮合爭議盈天的國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對確立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導有重要一票、毛澤東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顧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註釋。

看中國

註：

(1)8、《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頁366；頁368、427─428;357。

(2)9、《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頁12;106;100─101。

(3)廣東省委黨史辦、省檔案館編：《“一大”前後的廣東黨組織》，1981年版，頁2。

(4)《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頁57。

(5)《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頁174─175。

(6)《姚依林百夕談》，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年版，頁28。

(7─9)《“一大”前後──中共一大前後資料選編》(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121。

(10)《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頁243、245。

(1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三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頁267。

(12)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一冊，頁152─153。

(13)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頁209。

(14)16《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8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頁35；頁492─493、521。

(15)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產黨員〉，參見《中共創始人訪談錄》，明鏡出版社(香港)2008年版，第23頁。

(16)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中文圖書供應社(香港)1974─75年版，頁163。

(17)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續)》，載《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二期，頁25─27。

(18)《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大出版社2002年版，頁48、64;147。

(19)《中共中央檔選集(1921─1925)》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1989年版，頁47。

(20、21)《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頁593。

(22、23)《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7─8。

沒有元朝，只有蒙古殖民的一百年，世界史學界嘲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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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把蒙古史說成中國史，把成吉思汗列為中國的民族英雄，現在已經鬧成了國際史學界的笑柄。英國《泰晤士報》以及各大著名歷史學術網站發布文章《Outrage as China lays claim to Genghis Khan》，以批駁中國史學界的惡搞。

 歷史學家克羅齊曾經說過，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他的意思是說，一切的歷史學家，在編撰歷史的時候，都會自覺不自覺的以今天的眼光，都會自覺不自覺的站在今天的現實去考慮歷史的事件，以選擇對今天有用的東西.。 .但並非是我們可以站在今天，就可以妄顧歷史事實，以今天的利益為準繩，任意的取捨，甚至是惡意的歪曲事實，以迎合今天的政治需要。
  
 事實上，滿清立國定滿語為國語，也就是滿語才是大清國的官方語言，初葉至中葉乃至19世紀末的官方文件有相當一部分以滿文（清字）書寫，比如尼布楚條約的正式條約僅有滿、俄、拉丁三種文本，而中國的漢文版本僅在刻製的界碑中使用（碑文共有滿、蒙、漢、俄、拉丁五種文本）。 19世紀以來才兩者並用書寫。直到今天，EVEN,EVENKI（ 鄂溫克語）,NANAI（赫哲語）,NEGIDAL,OROCH,OROK,UDIHE(UDEGE),ULCH，這些通古斯語仍在被蒙古國和俄羅斯聯邦的滿人所使用,說滿人被中國同化實在是自欺欺人。而且恰恰相反的是，現在中國的國語(普通話) 就是當年滿清通過武力手段強制推廣的語言。章太炎就曾經批判過普通話，稱其為「金韃虜語」。
 而且，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按照語言劃分國家的規矩。不少非洲國家都說英語，但它們和英國是一個國家嗎？中國人和新加坡人都說漢語，但新加坡是中國的一部分嗎？阿拉伯國家都說阿拉伯語，但它們是一個國家嗎？日本、中國、韓國同為儒家文化國家，但能說中日韓是一個國家嗎？能說抗日戰爭是中國的內戰嗎？法、德同為基督教文明，但它們是一個國家嗎？典型的思維混亂。
 
但是到此中國人還認為清朝是中國的朝代，他們又會說：「今天的滿人是中國公民，所以當時的滿人也應算作中國人。」這種邏輯就等於在說：「今天美國黑人是美國人，所以他們的祖宗十八代都是美國人。」況且滿人僅僅是中國公民嗎？不是，滿人原先是居住在西伯利亞的通古斯民族，現在仍然有滿人居住在那裡。現在的滿洲北部還在俄羅斯境內。滿族，俄羅斯有，朝鮮也有，滿族也是他們的公民，那俄羅斯人和朝鮮人是否都可以說：「我們的少數民族曾經征服並統治中國300年。」？
 
而且按照國際慣例，判斷一個已去世的人的國籍，依據的是此人生前的國籍，而不是在他死後他的出生地屬於哪個國家。李白出生在寓碎葉，此地在現在的吉爾吉斯坦境內。按照他們的說法李白應該是吉爾吉斯坦人了？
 
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二講中說過：「中國幾千年以來，受到政治上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今天中國人一廂情願地稱清朝是中國王朝，可惜人家清朝統治者們根本就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慈喜道：「清非中國，辮子不能去，辮子去中國不亡則大清亡。」，「保大清不保中華」，「 量中華物之力，結與國之歡心。」 雍正說「 朕以外國之君主中國之事」。乾隆更直白：「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國之人。」出身滿洲貴族的清宮女作家德齡在其《清宮兩年記》一書中提到，她的父親告訴她，他們不是中國人，但卻是中國人的主人。滿洲統治者，完全是一幅外族殖民者的姿態。我國現在用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全名叫《反滿抗日義勇軍進行曲》。
 
 自13世紀蒙古統治滿洲以後，通古斯人開始蒙古化，做蒙古士官，用蒙古語起名字，史見不絕。努爾哈赤和皇太極也非常親近蒙古文化。努爾哈赤的尊號Sure Beile(淑勒貝勒)和Kundulen Han(昆都崙汗)均為蒙古語。努爾哈赤弟舒爾哈齊，賜號為「達爾汗巴圖魯」 (蒙古語「榮譽的勇士」)，異母弟巴雅喇，賜號為卓裡克圖(蒙古語「果敢」 )，另一異母弟穆爾哈齊，賜號為「青巴圖魯」 (蒙古語「忠誠的勇士」 )。努爾哈赤還用蒙古語給兒子、外孫起名。皇太極及其兄代善、莽古爾泰等人之名就是蒙古語。後金之時，努爾哈赤、舒爾哈齊與蒙古通婚。自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後蒙古科爾沁部與努爾哈赤結盟。皇太極時繼續加強滿蒙軍事聯姻，不但皇太極娶蒙古女子為妻室，其兄弟子侄等王公貝勒也多納蒙古女子為王妃，另外還有大量的滿洲格格嫁給蒙古王公。滿蒙聯姻制度就這樣一直持續到清末，整個大清國皇族都是滿蒙混血兒。就連「大清」國號也是源自蒙古語「Daiin」( 意為「卓越」、「善戰」，漢譯為「代青」或「大清」)。因此，蒙古人都沒說「我們建立大清統治中國」,我們有什麼資格說？

  
 清軍入關屠殺了數千萬人中國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嘉定三屠」和「揚州十日」等大屠殺，就是征服者對負隅頑抗者的懲罰和鎮壓。但是，清軍殺人，雖然數字上少於蒙古人，但比蒙古人的刀法更「精準」，他們不僅是用恐怖來征服和支配中國，導致大量中國人死亡的，是恐怖的「剃髮令」，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通古斯人用這種手段徹底征服中國人，改變了中國人的習俗。中國人就這樣按照通古斯人的傳統留起了辮子。直到今天還有人幼稚地認為滿洲人最終被中國人同化了，但殘酷的事實卻是中國人被滿洲人同化了。今天所謂的中國國語(普通話)，也是來自滿人的語言；國粹京劇是滿人的藝術；相聲和小品，就是兩個清朝奴才在主人面前一唱一合的生活再現。今天還被奉為至寶的所謂的「國服唐裝」，實際就是滿人的旗袍馬褂。通古斯滿洲人也效仿蒙古人的做法，把人分為四等，滿洲人和蒙古人高高在上。而我們祖先的真實姓名，叫「奴才」。
 
 
 現在有許多中國人不知羞恥地說當年俄羅斯霸占中國領土。但俄羅斯佔領的根本不是中國的領土，而是清帝國的領土。當時中國人已經亡國了，哪還有什麼領土？慈禧道："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也就是說滿洲人寧願把土地白送給鄰國，也不願留給家奴(中國人)。滿人將自己的勢力範圍：外興安嶺、黑龍江以東和庫頁島讓給俄羅斯，也是滿人的無奈之舉，滿人領土的喪失與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現在的中國人又有什麼資格替自己當年的主人索要土地呢？
 

 宋朝末年,戰亂四起,北方的蒙古金帳汗國勢力不斷擴大,疆域東起朝鮮半島,西至多瑙河畔,南抵南海,北括西伯利亞,華夏民族也在蒙古人的鐵蹄下亡國了,對於強悍的侵略者-蒙古,我國人民無力抵抗,淪為亡國奴。
 
有人說了： 「今天中國有個蒙古族，所以蒙古歷史就是中國歷史。」蒙古人的鐵蹄曾經踏遍歐亞大陸，許多國家都有蒙古後裔。蒙古族，俄羅斯有，烏克蘭有，芬蘭有，伊朗有，土耳其有，匈牙利有，印度有，其他很多國家都有，並非只是中國有。如果中國人要拿蒙古帝國吹牛的話，那麼波蘭人甚至匈牙利人都能這麼說。中國56個民族還包括俄羅斯族，哈薩克族和朝鮮族，這又怎麼解釋？難道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朝鮮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又有人說了：「今天內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歷史就是中國的歷史。」我只能說，這種說法非常無知。今天在俄羅斯聯邦中，有布裡亞特共和國，卡爾梅克共和國,韃靼斯坦共和國和圖瓦共和國，這些共和國都是蒙古人建立的,中國才一個蒙古自治區，俄羅斯人是否比我們更有資格說蒙古屬於俄羅斯？而且，蒙古民族的發源地中亞和西伯利亞大草原，歷史上也從不屬於中國。成吉思汗的出生地斡難河(Онон гол)位於今天蒙古國和俄羅斯的交界處。
 
   說到這又有人要反駁了，他們會說：「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56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不單單是漢族的國家。」那我請問世界上有幾個國家不是多民族國家？俄羅斯170多個民族，俄羅斯被蒙古統治的時候，蒙古征服中國，算不算俄羅斯人的榮耀？算不算俄羅斯統治中國？中國56個民族還有俄羅斯族，按中國人的邏輯，蘇聯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朝代?其實所謂的「中華民族」只是一個政治詞彙罷了，實際根本不存在這個民族，美國幾乎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假如「中華民族」都能成立的話，那麼「美利堅民族」也能成立。那麼按中國的邏輯，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歷史都是美國歷史的一部分。美國的少數民族中的阿拉伯人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人也佔了一定的比例，所以本拉登是美國人，薩達姆也是美國人。呵呵，千萬別笑，這就是現在中國官方和大部分人的歷史邏輯。
 
到此，我相信仍然有很多中國人不肯罷休，甚至有人會說：「蒙古是從中國獨立出去的，蒙古自古是中國的領土，所以蒙古歷史就是中國歷史。」以至於很多人都嚷著要「收復蒙古」。說「蒙古在歷史上屬於中國"純粹是對歷史的無知，歷史上根本就沒有蒙古屬於中國領土的說法， 恰恰相反，蒙古曾經徹底征服並統治中國97年（1271-1368），歷經十二代皇帝，直到明朝中國才從蒙古獨立出去。如果加上清帝國296年（滿蒙共治），那麼歷史上蒙古總共統治中國近400年。所以按中國的邏輯，應該是「中國自古是蒙古的一部分」。歷史上中國北邊都有一個國家, 各位應該記得昭君出塞和蘇武牧羊的故事吧. 顯然的中國歷代從未佔領過蒙古, 蒙古卻完全征服過中國. 明朝時兩國依然交戰。

在清國時代， 滿蒙共治中國，滿蒙貴族相互通婚，當時已沒有中國了，因此即使在清國時期也不是中國統治蒙古，而是蒙古統治中國。進入民國以後，雖然北洋軍閥徐樹錚曾短暫的佔領過庫倫（1919年11月-1920年10月，總共不到1年）， 但很快的被驅逐出去， 蒙古也趁機收復了一些失土（以國民政府的觀點那是失地）。二戰結束那年， 蒙古軍隊曾進入張家口， 直逼北京。新中國建立時中國曾出兵外蒙古（也就是出兵佔領西藏和新疆那會兒），去了20萬，回來3千。因此，近百年來蒙古雖積弱不振，但中國也處於下風。因此說蒙古是中國領土，即使以中國的觀點來看，也很牽強，還很帝國主義。簡單地說，蒙古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按中國的邏輯，那麼中國乃至歐亞大陸自古都是蒙古的一部分。如果連蒙古都算中國，那麼蒙古還佔領過歐亞大陸，那麼歐亞大陸自古都是中國的領土了，俄羅斯也是中國的領土，你們現在怎麼不去「收復」呢？
 
更有甚者說：「蒙古人今天已經被中國文化同化了，所以蒙古歷史就是中國歷史。」對於這個觀點我本來不想多作解釋，因為它實在是荒唐得有點可愛。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現在抱著這句話的人居然不在少數。說蒙古被中國文化同化的人，請問今天的蒙古人都說中文嗎？為什麼現在蒙古國和俄羅斯的蒙古人仍然說著蒙古語和俄羅斯語？為什麼中亞和西亞的蒙古人說波斯語？蒙古人在統治俄羅斯時期大規模興建東正教堂，然而他們對待中國文化從來都是持鄙視的態度。元帝國製度: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家人士比妓女低一等，比乞丐高一等。
 
引用袁騰飛的一段話：忽必烈有一點漢化，但也只是粗通漢語，自從蒙古入主中國之後，蒙古皇帝基本上連漢語都不會說，整個是外國人統治中國。蒙古派到各地去做鎮守的這些達魯花赤們也不會說漢語。蒙古的史書上一舉例子就是波斯怎麼著，亞歷山大大帝怎麼著，因為他在征服中國之前，已經接觸了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文明，所以就不會被儒家文明征服。因為蒙古人甚麼都見過，什麼教都信，蒙古很多皇帝都是基督徒，因此他們就抱著這樣一種態度，覺得你中國文化也不過如此。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亡國滅種，沒有什麼可值得紀念的，更不能把它當做驕傲。你被別人滅了，還說真好，這屬於恬不知恥。至於「大元」這個國號也是蒙古人弄出來忽悠中國人的。在蒙古佔領中國，中國成為蒙古的一部分之後，為了愚弄中國人的正統觀念，就取了一個「大元」的別名來忽悠中國人。但在蒙古人內部，依然稱其為「拖雷汗國」，正如其他的察合台汗國等。蒙古人真是英明，忽悠一群蠢人居然忽悠了700年....
  
蒙古人建立的是大蒙古帝國（THE GREAT MONGOL EMPIRE），這是全世界皆知的，當時的中國祇是在蒙古人鐵蹄下滅亡的無數國家之一，只是一塊殖民地，僅此而已。蒙古帝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就好像大英帝國和印度的關係，成吉思汗和中國人的關係，就好像維多利亞女王和印度人的關係，大英帝國曾經佔領過印度，印度成了它的殖民地。中國人把蒙古帝國說成是中國的一個朝代，把成吉思汗說成中國人，這種行為就好比印度人說大英帝國是印度歷史上的最強朝代，維多利亞女王是印度人一樣的荒唐。 。 。如果中國人要說成吉思汗是中國人，那麼蒙古四大汗國的所在地，俄羅斯(金帳汗國)要說成吉思汗是俄羅斯人？伊朗(伊兒汗國)要說成吉思汗是波斯人？中亞諸國(察合台汗國)要說成吉思汗是他們國家的人？
 
   那麼忽必烈算中國人嗎？忽必烈第一次在中國建立起蒙古人的政權，在成為中國的統治者之前，他不是中國人，也就是如果他是中國人，他便是在元朝建立的那一瞬間成了中國人的。因為成了中國的統治者，他就成了中國人。這個邏輯成不成立？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我們可以得出成吉思汗是蒙古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這成立嗎？顯然不成立，所以我們上面的邏輯也就不成立，所以即使忽必烈都算不上中國人。如果說忽必烈是中國人的話，拔都就是俄國人了，旭烈兀就成了波斯人了。成吉思汗更是​​不知道其實哪國人了。各位覺得這些想法荒謬嗎?為何用到自己身上就如何正確了?
 
 
  2004 年蒙古烏蘭巴託大學教授額日德雷根在訪問日本時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針對當年亞洲杯足球賽上中國球迷的抗議日本活動說到：「中國人把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偉大英雄，征服過他們的帖木貞當作他們的祖先和英雄，把我們對他們的殖民歷史當作他們最強大的歷史，這樣一群擁有白癡一樣邏輯的民族，又有什麼資格去抗議你們國家民族的歷史觀呢？又有什麼資格去抗議你們民族的英雄，當年侵略過他們的所謂'甲級戰犯'呢？我認為他們沒有那個資格。」
 
魯迅在《隨便翻翻》中說過： 「幼小時候，我知道中國在'盤古氏開闢天地'之後，有三皇五帝..... 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歲，又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到二十五歲，才知道所謂這'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直到今年（指1934年-引者）八月裡，因為要查一點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 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 」

 蒙古國和俄羅斯是蒙古帝國傳承者，中國不是

 蒙古統治俄羅斯250年，在之後長達400多年的時間裡，和俄羅斯人大量混血，歐洲國家至今還稱俄羅斯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孫」。歐洲有句俗語「Scratch a Russian and find a Tatar.」意思是剝開一個俄羅斯人，就會看見一個韃靼人(蒙古人)。俄羅斯人彪悍尚武的民風就是深受蒙古的影響，直到19世紀西方國家還畏懼的將俄羅斯稱為「白色蒙古」。莫斯科和克裡姆林都是蒙古人的傑作，韃靼蒙古統治之前的俄羅斯中心在基輔，當時的莫斯科只是一片田野和森林。在蒙古的統治下，莫斯科漸漸掌握了它在俄羅斯的地位及財力，成為俄羅斯的新興勢力，克裡姆林也隨之擴張，成為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中心。 「克裡姆林」的字源來自蒙古語，意為「要塞」。 「烏克蘭」一詞也是由蒙古語而來，意指「邊境」。
 
 卡爾馬克思說：「莫斯科的興盛是由於韃靼枷鎖，而現在的俄羅斯，就是莫斯科的延伸。」俄羅斯帝王，對西方稱為「沙皇」，對東方稱為「紮根汗」(蒙古語，意為「白色大汗」)，邊利用蒙古帝國的權勢，開拓中亞和西伯利亞的疆土。喀山汗國，阿斯特拉汗，西伯利亞汗，克裡米亞汗，諾蓋汗的蒙古韃靼貴族們後來都供職於俄羅斯公國，成為很多大公，王，貴族的姓氏起源。沙皇家族有蒙古血統，伊凡四世的母親椰列娜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一直到彼得大帝臉上還有明顯的蒙古特徵。列寧有四分之一卡爾梅克蒙古血統。蒙古韃靼人不僅把血統形式傳給了俄羅斯人，而且把政治制度，稅收制度，海關製度和軍事制度也傳給了俄羅斯人，蒙古人為俄羅斯貢獻了鮑裡斯和費德爾戈杜諾夫兩位沙皇。六位皇後：所羅門尼婭薩布洛娃；椰列娜格林斯卡娃；伊琳娜戈杜諾娃；納塔利婭納雷甚金娜馬爾法阿普拉克希娜；葉夫多基婭薩布羅娃。蒙古韃靼人還把驛站和軍事戰略戰術傳給了俄羅斯人。如著名的尤裡梅謝爾斯基汗將軍，安德烈謝爾基佐夫，葉爾莫洛夫，多赫圖洛夫，馬秋甚金，莫爾德維諾夫，葉潘欽，比裡列夫，日林斯基，謝爾巴切夫等將軍們以及科學巨匠們如門捷列夫，梅奇尼科夫，巴甫洛夫，季米裡亞澤夫，歷史學家坎捷米爾，卡拉姆津以及極地學家切柳斯金，奇裡科夫等人都有蒙古韃靼血統。俄羅斯諺語說，如果深究俄羅斯人，就會出現韃靼（蒙古）人。 」德邁斯特也說過：「抓傷一個俄羅斯人，就等於抓傷一個韃靼人。 」蒙古韃靼人對於俄羅斯民族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以至於形成了這樣的觀點：俄羅斯人是西方的東方人，是東方的西方人。此外蒙古韃靼人對於俄羅斯民族的文化和藝術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在俄羅斯文學方面三位最偉大的小說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就有蒙古血統，也只有蒙古血統的屠格涅夫才能寫下《白淨草原》這樣舉世無雙的對草原的深刻理解和體驗的小說。舞蹈家有烏蘭諾娃；安娜巴浦洛娃都擁有蒙古韃靼血統。 ------摘自《游牧文明史》

 元沒有統治歐洲，「我們」的大汗是俄羅斯蒙古金帳汗國大汗拔都的部下。元的2，3，4任皇帝都是拔都的部下。俄羅斯才有資格說蒙古，中國人連吹牛的資格都沒有。
 
   還歷史真相

 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不是中國人,他們與中國人確實也有血緣關係，因為他們和他們的後人，強姦，殺害，侮辱過我們的祖先，我們身上還流著他們的血。蒙古帝國在中國境內的種族滅絕，是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受害者的人數，被作為世界記錄，放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1985年版。綜觀中國歷史，就是屈辱史，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處於事實,但也是一種羞辱,不過不要為了​​逃避這樣的羞辱,就認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為祖宗,這樣更加可恥。不要因為歷史上中國長期被虐，心裡被打擊，看見書上寫著某人曾經出去打仗多麼的牛B,連對方是哪裡人都沒搞清楚，就跑過去往他大腿上抱。假若當年抗戰失敗，日本人在中國建立了"和朝"，那我們豈不是要拜東條英機為統一「中華民族」的大英雄？侵華戰爭是「中華民族」的內戰？抗戰軍隊是阻礙民族統一的漢奸？中國人整天說韓國人無恥，撰改歷史，但是韓國人撰改的僅僅只是一些小人物如孔子，屈原，孫中山等，這些人在國外幾乎都沒人知道，而中國人連國際級歷史都敢於撰改，這豈不是一百步笑五十步麼？認為元朝是中國的人們，你們整天喊著要日本向中國道歉謝罪，那你們怎麼不先為元朝侵略日本而向日本人民道歉謝罪呢？
 
 馬克思哲學告訴我們：意識能夠正確的反映事物。也就是說，儘管某些時期人類的意識是錯誤的，但最終，真理將被人類認識到，中國人終將認識到元清侵略者的事實，還歷史以客觀。
 

在蒙古四大汗國衰敗之後，前金帳汗國屬國的俄羅斯崛起並佔領了從前蒙古帝國中的相當一部分。俄國統治者曾經代表蒙古進行收稅，因為蒙古人很少視察他們佔有的土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俄羅斯的形成有明顯的當年蒙古的因素。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學生認為俄羅斯的統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勞。另一位歐亞主義哲學家特魯別茨科伊在他的經典著作〈論俄羅斯文化中的圖蘭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謝蒙古統治，俄羅斯在佔領喀山與阿斯特拉罕後才成為強國。在伊凡沙皇登基時，俄羅斯宮廷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蒙古血統，俄羅斯政府的製度也是蒙古式的。從本質上說，俄羅斯是一個東正教蒙古國家。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響，有大量蒙古語借字、郵政、稅收、服飾也受蒙古影響，軍制與法制是從蒙古學的。俄羅斯人也被圖蘭化。
 
蒙古帝國席捲歐亞大陸，元朝僅僅是其殖民地之一

 至於說元朝是中國的朝代就更加荒唐了，蒙古不是滿清，蒙古史是世界級的歷史，不像滿清歷史一樣容易纂改。中國人把蒙古史說成中國史，把成吉思汗說成中國人，已經鬧成了國際史學界的笑柄。
 

清是中國被征服和殖民的亡國時期，並非中國的朝代
 
 通古斯人(滿人)侵略中國，談及此事，恐怕人們都會問：「清朝不是中國的朝代嗎？不是！寥寥無幾的幾個人回答說，是！絕對是！立即有無數人反對說。為什麼是呢?說是的中國人認為：滿人說漢語，滿人最終在文化上被我們同化了，所以滿清是中國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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